第十五章 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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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个人主义者
离开卡塔利娜山麓上泰勒的别墅时,我想:图森是快进中的美国历史。一个世纪之前,这儿除了沙漠和一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之外就少有别的东西了。现在,这儿有一个按收入区分的巨大的郊区舱,即将变成深入延伸到墨西哥的过渡性区域,虽然折磨着这个城市南部的无法无天的状态是由来自墨西哥的毒品所喂养的。当图森由于移民和网络变得越来越和外部世界紧密连接的时候,它的人民相互之间正越来越隔绝:房屋相距越来越远,公共空间变得空荡。
对我来说,这个城市的地形似乎在说:“让我自己待着。”
我想要取得真正的美国式孤独的样品,即个人主义的极端。所以我离开图森,回头向南,朝墨西哥边境线前进。
在沙漠的土径上驱车1英里(约1.6公里)之后,我从一段有车辙的陡峭山麓下行,然后到达了杰夫·史密斯的房子,并在那里受到了一只吠叫的狗的欢迎。史密斯坐着轮椅出来。“别担心,我会用我的皮卡把你的车拖上去,如果你没法重回那座山上。”
现在我离边境线只有15英里(约24.1公里),身处索诺伊塔镇和巴塔哥尼亚镇之间,和最近的柏油路都相距很远。史密斯家最近的邻居几乎在1英里以外,而因为一次摩托车事故导致腰部以下瘫痪的史密斯,甚至都没法和自己好好相处。史密斯带我进入了他的两层土坯房,里面配有一台专为他的轮椅设计的电梯,这是他在几个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帮助下建造的。史密斯50岁左右,穿着牛仔,一头灰发。“一个尖叫的自由派。”他的朋友埃米尔·弗朗泽告诉过我。
“很不幸,”史密斯说,“虽然我住在东岸和西岸的自由主义同伴们对第一和第四修正案——自由言论和崇拜,以及保护不受到‘不合理的搜查及没收’——很熟稔,自由主义者轻视那些他们不适用的权利和修正案,就像第二修正案,携带武器的权利。”史密斯刻意加重了对数字“第一”“第四”和“第二”的读音。宪法和《权利法案》对他来说,显然是有生命的、宗教性的文件,就像《旧约》对正统派犹太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一样。与其说是自由派,拥有30支枪的史密斯其实和我在西南部遇到的其他很多人一样:一个觉得政府没有权力禁止人流、半自动突击步枪或者甚至大麻的坚决的自由论者。正是在西南部的沙漠里,在这样的自由论者之间,我觉得那仍然统治着华盛顿政治的自由派—保守派二分法已经变得完全不相干。
在图森,史密斯的共和党朋友埃米尔·弗朗泽问过我:“你知道为什么大麻是非法的,但很多镇静剂和兴奋剂却不是吗?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建造了这包括法庭、公诉人、戒毒康复人员等等的庞大的社会服务机器,他们的工作现在部分地依赖于对大麻的定罪,与此同时,也有大量保护药品分配的药企政治游说,其中一些可能比大麻更有害。”史密斯的观点是:“墨西哥边境线是一张半透性的薄膜。当然,对毒品的战争是一个笑话。最终,美国西南部受到的墨西哥价值观的影响将会超过新英格兰价值观的影响。”
我把话题转到了枪支:“我们真的需要半自动突击步枪吗?”
史密斯回应道:“车臣证明了你需要半自动步枪来防止暴政,因为有一个武装的人群,暴虐的中央政府就会被迫进行挨家挨户的斗争。”
“但是美国政府并不像俄罗斯政府。”
“有一天,它可以变得一样暴虐。这可能会在暗中渐渐变化。不要说它不可能发生!你是想要自由或者仅仅是安全?那就是美国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比尔·克林顿(总统)和珍妮特·雷诺(司法部长)需要理解人类自由的自然状态。”
“但是你永远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我说,“就看看亚利桑那北部霍皮族人和纳瓦霍族人的土地纠纷吧。现在是联邦政府在维护很多印第安部落的和平。”
“如果联邦政府倒塌,”史密斯回应道,“纳瓦霍人也许就会杀死霍皮人。然后,在一段不稳定时期之后,纳瓦霍人就会同化进入这个总体社会。这个世界不会进入末日。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联邦政府,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吗?”
早晨慢慢地过去,史密斯煮了更多咖啡,讲到了会“让选举体系倒台”的“大规模、血腥的大灾难”,他讲到了“图森的南部可能会在卡塔利娜山麓开战——这主意可能由某个电视节日激发”。史密斯和很多民主党环保人士一样,与共和党商人类型不同,是反对进一步发展的。“我几乎希望来一次环境大灾难,从而人们将会开始离开图森、停止建造更多的房屋。如果一个地区的恢复需要30年,站在历史的视角上,这从长期来看能有什么危害呢?”
我喜欢史密斯。他的观点似乎和周围环境是相适的。史密斯和我坐在他的白墙土坯房所形成的数理性纯粹之中。从他的起居室窗户,我可以看到明亮的阳光和长满摩擦禾以及牧豆树(一个北非物种,其树苗通过西班牙征服者船上的奶牛粪便来到了西南部)的山坡的全景。史密斯在这沉思性的棱镜式美丽中独自居住。他的房子位于无线电传输有问题的山谷之中。和很多住得远离大城镇的农村美国人一样,他有自己的水井。他一周只去看两次邮箱,它在超过1英里远的柏油路上。我突然想到,史密斯对于像半自动步枪和联邦政府权力的绝对且抽象的政治观点,在不小的程度上,是被完全的肉体隔绝所驱动的。这个大陆的空旷,连同其压倒性的自然力量——在欧洲没有对应物的龙卷风、飓风、极端的冷热——赋予了一种先驱者的精神,而在高科技时代,这种精神很快失去了相关性。所以,像史密斯这样的最后的拓荒者,必然有些荒谬。
我想起了科奇斯郡的品特克治安官所说过的关于民兵的内容:“这些是不用脏话就几乎没法说话的人:比如,‘肏他妈的我该投票给谁?’除了没受过教育,他们常常还有小偷小摸的记录,这使他们无法获得体面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是靠福利或者失业保险生活,他们就在便利店做夜间店员,并且,就像他们会告诉你的那样,‘在周末保卫美国’。在如此激烈的社会变化之中,外面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败者。”(品特克让我想起了莱文沃斯堡的军官们,有天晚上,他们在一个关于民兵组织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严重超重的人穿着迷彩服行军时,因羞愧而低下了头。)
杰夫·史密斯当然不是民兵。对民兵来说,他受过太好的教育、太世界主义了。他靠给一份非主流周报写稿而谋生。但只要想象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个没受过教育或者所受教育极差的白人男子,一个充满了憎恨且没有社交涵养的人,“一个长着粉刺的大屁股胖子”——就像品特克治安官对我形容的——住在史密斯这样的隔绝之中。
就像史密斯的朋友弗朗泽在图森对我说的一样:“你看,我是一个第一修正案的维护者,也是一个枪痴。我是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成员,我在周末去枪展,但我并不认识任何这些民兵!他们在哪里?这些家伙肯定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不投票,他们完全在这个‘程序’之外。他们认为步枪协会太左翼了……在征兵的日子里,在携枪和穿制服没有被附加上神秘感的时候,这些家伙就是不存在的。”
埃米尔·弗朗泽主要是为共和党人运作州立法会和郡治安官层次的竞选活动。他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埃德·罗林斯(Ed Rollins),碰巧拥有60支枪和3000张歌剧唱片。弗朗泽对全国步枪协会和全国公共电台这两者都支持。他的座右铭也可以是杰夫·史密斯的:“政府能够实现的越少,就越好。谢天谢地有政治僵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花了一辈子来创造它。”
我初见弗朗泽,是在图森的一个调幅电台的狭小隔间里,那是1995年11月7日的选举夜。这个电台拥有遍及美国的地方电台的那种低租金、不可靠的质量:家具和设备看起来就像是前一天被搬家公司扔到这里的,而且可能第二天早上就又被收走了——如果收听率下降的话。弗朗泽的声音响亮、会心、友好,就像我们已经相知了一辈子一样。就像那些在高档餐厅里穿短裤和T恤的人一样,正式性在西南部是不必要的。因为很多到这里定居的人都没有朋友或者家人,并且住在分隔很远的房屋中,当人们真正相遇的时候,他们会很快建立关系。
“你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一些东西了吗,我指关于图森和亚利桑那?你已经到处看过了吗?”弗朗泽在我面前几英寸的地方大声喊道,他的声音现在减速成一种低沉、恼火的嘶嘶声:“这就是他妈的一片沙漠——被沙漠环绕的70多万人!而且他们仍然想要修建、修建。水将从哪里来?你告诉我!”
弗朗泽并没有夸张。任何年份降雨量均少于20英寸(508毫米)的地方——一个几乎包括了整个美国西部的范畴——只能困难地维持一定人口,而像西南部的图森、菲尼克斯或者埃尔帕索这些地方,有时年降雨量少于8英寸(约203毫米),也许根本就不是居住的地方。图森是美国最大的完全依靠地下水的城市,所以其地下蓄水层正在被持续地损耗。并非偶然,1995年11月的大选中,图森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水的。争议的中心围绕着如何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人造上坡河流,从加利福尼亚边界开始,越过索诺拉沙漠最荒凉的一片地,把科罗拉多河水运送过来。这就是会花费数十亿美元的成本,被称作亚利桑那中部项目(Central Arizona Project,CAP)的计划。但是在所有这些耗费之后,结果发现CAP的水是低于标准的。CPA的水是硬水,看起来发棕,并且据报道引发了疾病。很多人希望在图森禁止CAP水,继续只用地下蓄水层的水。但是,支持者提出,CAP水更容易负担,其水质可以通过化学处理而改善,并且它能够保证图森在下个世纪有足够的水。
“哪些人真的支持CAP水,哪些人反对?”我问弗朗泽。
“基本上,支持CAP水的投票,就是在说‘别他妈乱去干涉开发’的投票——因为如果我们被迫依靠地下蓄水层,就不会有足够的水让图森保持扩张。我,是一个不发展论者。我永远都不希望通往我房子的土路被铺好。我不想图森再多修一栋房子。我们已经太大了。我们是在沙漠里!”
在那个晚上,不发展论者赢了,CAP水失败了。但那并没有让弗朗泽满意。在工作室的电台直播中,他告诉脱口秀主持人约翰·C.斯科特“图森的选民是全国最蠢的”,因为他们击败了CAP水,却再次选择了同样的推进该项目的民主党政客。斯科特也同意。那天早些时候,斯科特告诉他的观众,他自己“彻头彻尾”地投票给了共和党。在那个大选之夜,图森最受欢迎的电台评论员们对选民和政客两者都加以痛斥。然而选民们打入电话并且也有他们的说法。坐在用泡沫衬里、布满灰尘的设备被堆到天花板的10英尺(约3米)见方的阴暗录音室里,聆听打电话的人对斯科特和弗朗泽拼命喊叫,也听到斯科特和弗朗泽的回应,我知道这样的地方已经成为美国民主高耸的祭坛。这就是地方政治,而手头的议题是水:是生与死的问题。
然而,每四个合格选民中,只有一人投了票:比之后一个月海地选举的投票率更低。在扬声器中噼啪作响的声音只代表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热衷政治的亚文化。(根据《华盛顿邮报》,除了投票之外,参与其他任何政治活动的美国成年人少于5%。)我走出了脉动着的黑暗工作室,进入露天走廊,远望图森孤独的夜晚轮廓,那是由停车场隔开的一层或两层的块状建筑。然后,我思考。
美国——除了华盛顿的政策和各类媒体、各州府和市政厅之外——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在第三世界以及巴尔干地区——它们由意识形态、民族狂热和夸耀所分隔,还有高投票率——的传统且高度政治化文化中度过了我生命里的很多时间之后,我觉得这样的冷漠让人耳目一新:最初,是这样的。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宣称,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正是大多数人的漠不关心,才得以有一个冷静、健康的政治气候,建国之父们限制选举权的企图刷新了这一观点。美国最不需要的东西,我想,就是更多对政治有激情的投票者——特别是受到不良教育,以及与社会疏远的人。毕竟,冷漠可以意味着事情还好,冷漠证明了在美国,基本问题(政治体系应该是什么?边境线应该在哪里?哪个种族群体,如果有的话,该控制哪个区域?)已经或多或少得到了认同的事实,因此常常被争论的东西——枪支管控、人流——都是次要的。(尽管与有些人所相信的不同,种族身份还没有打破美国政治的稳定,因为除了美国原住民,种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地域隔开的,与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同。)而且,因为被争论的常常是次要的,而不是要为之战斗或者死亡的东西,民主已经演化成一个由个体组成的国家最基础的实用智慧的公分母,而这些个体中大部分都更喜欢不受打扰地挣钱。美国——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举例来说,从来都不曾像1930年的西班牙一样,让乔治·奥威尔能在那儿撰写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们为了心灵、精神和权力而激烈斗争的内容。
而且,不仅政治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经是次要的,在大部分情况下,领导位置也是次要的。从19世纪以来,尽管有一长串平庸的总统,这个国家仍然繁荣了起来。像19世纪后半期那样大幅发展的时间段,常常是由平庸的政府所伴随的。只有在战争时期,谁做总统才真正是个问题。(的确,在和平时期,美联储主席现在能影响到的公民,也许比总统要多得多。)
但是这相对的政治真空——某种和平、高产的无政府状态——总是预设了包括足够的繁荣和资源在内的条件,所以不需要多少政府权威来组织对财富的争夺。南北战争之后的西部大规模定居,让这种自由抽了下筋。因为西经100度(一条穿过南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的假想线条)以西的土地,大部分都只有少于20英寸(508毫米)的年降水量,而在没有灌溉、政府协助和监管的情况下,20英寸是大自然规定的农业所需最低水量。土地必须被勘测、分成小块,并加以管理,然后就开始了大规模水利项目,这需要大型的官僚机构(填海工程服务、地质调查、林务局等等),它们和19世纪后期人口和经济的大幅增长一起,促成了联邦大政府的形成,而这就是像史密斯和弗朗泽这样的人现在所担忧的。的确,如果美国是从西到东殖民,而不是反过来,那么因稀缺水源而成为必要的大政府机构,就会在自由人传统——这种传统于18世纪在水源充足的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上扎根——之前出现,并且,被卡尔·马克思称作“东方专制主义”——高度中央集权化、独裁主义的政权,就像那些在印度和墨西哥建造了大型水利和土木工程的政权一样——的一种温和形态,可能就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尽管有民兵运动和其他自由主义的断言,政府干涉仍然是有限的。一旦土地和水被小块分好,人们就有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获得超出他们最野心勃勃的预期的成功,或者败得比最可怕的噩梦还惨。而且20世纪前半期对地下蓄水层(沙漠之下的水池)的发现、测绘和利用,已经进一步拖延了西部的人类和自然之争的最后审判日。但是那一天要到来了。1928年,亚利桑那的人口达到40万,那是13世纪霍霍卡姆印第安文化顶峰之后的最大值。现在,单单在大图森地区,就有接近80万人,亚利桑那则有400万,在70年间翻了10倍:而且还是在沙漠之中。提及亚利桑那中部项目时,一位西部的自然资源专家马克·赖斯纳(Marc Reisner)写道:“尽管这是有史以来最迷人且最昂贵的水利工程之一,但从现在开始,此后所有的亚利桑那人,都将会被迫做他们的霍霍卡姆先辈所做的事情:祈求雨水。”特别是因为亚利桑那人已经决定——至少在现在的图森——CAP水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够好,因此,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继续消耗地下蓄水层了。
选民投票率实际上显示出的,是大部分居民都不关心此项以及其他的公共议题。尽管在全球研究大脑化学的科学家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社区——就像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斯图尔特·哈梅洛夫的情况一样,在图森的两条相邻街道之间,这样的社区也许并不存在。并且,就像犯罪率和市中心清空所显示出的一样,社会和公共构造似乎正在被磨损掉,而迎面而来的水之战役,却正是西南部历史上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未来的跨国、混血—波利尼西亚的图森——21世纪世界上最有才赋的个体的北美经济连接点之一——将需要个人主义的反面。它将需要地方自治主义,只是为了存活下去。
获得了普利策奖的诗人和生态学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警告说:“这是一个有限制的时代。”但也许并没有限制。也许图森将会在沙漠中吃掉越来越多的空间,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孤独,因此有了更多对友情的需求。
也许西南部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也许,就像一些有远见的工程师们所认为的那样,西南部的拯救最终会来自北边那令人战栗的广阔的湿绿海绵:加拿大。在那种情境之下,一个新水坝、水库和隧道的网络将会从育空和卑诗省供水给墨西哥边境,一条巨大的运河会把淡化了的哈得孙湾之水从魁北克运到美国中西部,而载有冰山水的超级油轮会从卑诗省海岸来到加利福尼亚,这些都是为了支撑一个由后城市化多种族舱区所形成的网络,它随着经济活动而搏动。
这种规划的吸引力源自西部人迄今在殖民沙漠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然而,整个历史上任何数目的沙漠文化——亚述、迦太基、美索不达米亚、印加、阿兹特克、霍霍卡姆——都可以炫耀相似的成功记录,在他们崩塌之前。甚至霍霍卡姆文明都建造了200英里(约322公里)的灌溉运河,但是最终,这并没有帮助他们。
事实上,考虑到大卫·泰勒关于更大幅度的发展和更高的种族复杂性的远见,像菲尼克斯和图森这样的地方,是把刀锋横跨在了无畏的未来主义梦想和末日灾难之上。肾上腺素饱满的友情,与我遇到的极端冷漠以及反政府观点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了同样强烈的孤独感,这在强调对社区的需求的同时,也在威胁着社区的存在。
还有9200万墨西哥人的威胁,其边境线离图森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在1910年到1922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内战中,1300万墨西哥人口中的10%逃到了美国。现在,随着墨西哥人口攀升超过1亿,如果墨西哥的中央政府遭受一次难以控制的垮台、变成薄弱的部落国家体系的话,想象一下要控制一个与之相当的难民潮所需的军事化水平和华盛顿的主导力。
在图森,我怀疑美国会不会需要一个新的、更直白的神话,而不是已经在西部安居的坚实的个人主义。事实上,若没有大政府干涉和官僚机构——这些正是像杰夫·史密斯这样的坚实个人主义者们所憎恶的东西——的形成,西部从来就是不可能被成功驯服的区域。在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20世纪30年代的纪实小说《愤怒的葡萄》中,随着大平原变成被干旱和贫困所折磨的尘土飞扬的荒地,大西部的神话被作为一种欺骗暴露出来。斯坦贝克担心,俄克拉何马州人的命运也许会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象征性命运,如果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致命地削弱了政府去监管发展和定居的能力。
美国未来使我着迷的,在于其人口规模及其复杂性的渐进而持续的增长(到2050年,我们的人口很可能增长50%,达到3.9亿)将会需要监管的专政——管理从用水到信用卡欺诈的所有事物,否则的话,任何人都不会得到公正。但是,这样的发展必然会引发守旧个人主义者们更大幅度的反弹。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