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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逆流而行

　　在美国，因为国家总体上任由人们自己在这个矿产丰富的大陆上抢夺财富，社会和经济力量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塑造美国上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被选出的政府所施加的影响。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是被他们无法控制的盲目力量所驱动，因为这些力量同样也是被美国人自己、被数百万野心勃勃的个体——比如约翰和卡伦·布鲁瓦斯（John and Karen Bluvas）夫妇和乔·埃德蒙森（Joe Edmonson）——的日常努力所塑造出来的。

　　我追寻布鲁瓦斯夫妇和埃德蒙森，是因为他们与在我眼中似乎势不可当的趋势——老市中心社区的崩溃和无法逃往郊区的家庭的解体——对着干。

　　首先是布鲁瓦斯一家。

　　市中心正南边的达尔曼（Dahlman），是奥马哈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它的人口和它后院荒凉的破旧砖结构房屋一样老迈，他们是20世纪初创建了现代奥马哈的欧洲移民中的遗民。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寒冷午后，但当我走入一间托儿中心的前门时，一对声音里振荡着乐观主义的四五十岁的夫妇，约翰和卡伦·布鲁瓦斯迎接了我，让我的精神也受到振奋。约翰的捷克先辈在1908年从中欧移民到达尔曼。卡伦的家族在这个社区生活得更久，所以他们十多岁的女儿是住在这里的第七代。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约翰和卡伦目睹了他们的朋友们抛弃达尔曼、前往西边郊区，但是他们自己拒绝接受所在社区的衰退。约翰在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这家公司为中东地区制造输油管等产品——工作了25年之后退休，然后和卡伦一起作为全职社区志愿者工作。当两人开始他们复兴达尔曼的项目时，这里房屋均价是9500美元；20年后，到20世纪90年代，房屋均价是16万美元。这增长中只有一半是因为通货膨胀。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问道。

　　“这个，”约翰回答说，“我们尝试的一件事情，是把画上了伤心脸孔的房子图片邮寄给那些不保持房屋正面整洁的人。当他们清理之后，我们会寄去有着开心脸孔的房屋图片。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我了解到，是西西弗斯般的没有尽头的坚持，使其行动自身成为一种策略。约翰和卡伦驾车载我到了一座小山上，那儿可以眺望奥马哈市中心的新修镇屋为这小山增色添彩，这些镇屋的车道上满是新款的吉普和其他高档车辆。约翰把这座小山最近的历史讲给了我听：“八年之前，这座山是空置的，是倾倒被电池液体污染的土壤的垃圾场。我们和市政府以及一家开发商前前后后协商了一年时间，以更换这些土壤。然后，这家协助支付了环境清理费用的开发商建造了这些镇屋。那之后它们已经升值了三倍——看看这美景吧。”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知道，即使是单独一栋房屋后院的环境清理，其价格也会多么昂贵、法律问题可以多么复杂。当一个地下油缸泄漏时，必须要进行测验，被污染的土地必须经焚烧式处理，而且州府官僚机构也会参与进来。这个过程可以使得对居住地产的购买延期六个月甚至更久，并且耗费数万美元。为一大片地产组织清理，然后想办法在这个场地上建造起20多栋镇屋，在我看来像是不可能实现的。

　　“哦，”卡伦说，“我们只是不断地给市政和开发商重复，这个被抛弃的山头上可以有多么美丽的景色，以及人们会愿意花怎样的好价钱以在每个早上从起居室欣赏它，只要这个地方被清理干净、房屋被建造起来。约翰和我总是为某处有土壤污染问题的地产不断努力。最终我们把它们全部解决了。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为清理付钱的捐助者，那么这块地就被废弃了，而黑暗废置的空间会变成毒品售卖者的巢穴。所以即使是一处地产，我们也不退让。一块空地会摧毁一整个社区。”

　　我和布鲁瓦斯夫妇在达尔曼驾车越久，这片社区看上去就越没有那么萧条。随处都可见到一栋翻新的房屋、一间重修的学校，或者一家新餐厅。“是的，现在我们在达尔曼有法式越南饮食了，”约翰说，“小投资者愿意在我们这里碰碰运气。”

　　“控制你的社区的方式，”他继续说道，“就是和市政规划员工建立关系，这样你就不会对诸如恶劣的高速路工程茫然无知。还有，你要不断打扰，让对方烦死，”约翰载我们经过了葛瑞特雷克斯化学厂，“我们让葛瑞特雷克斯停止了有毒物质排放。”

　　“现在我们有了一项新的挑战，”卡伦解释道，“墨西哥人、洪都拉斯人和其他中美洲人搬到这里来，到食品加工厂工作。他们有一些社会问题。我们在敦促托儿所扩张、建立特殊学校项目等等。”

　　每当我提到迁往西边郊区的“历史运动”时，约翰和卡伦都以谈论“拯救这片空地”“挽救那个社区项目”或者“让那个房主把老电器从门廊搬走”来回应。最初我以为他们没有听我说话。但其实是我没有聆听他们所讲：约翰和卡伦是某种先驱者，是关注具体细节的行动者。“我们的目标是拯救和复兴我们的社区，从而让它稳固地挺过未来的破坏，”约翰告诉我，“但是我并不会独自一人晚上在这附近行走。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限度。”

　　我扫过这些平装书：查尔斯·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歌德的《亲和力》，《贝奥武甫》，以及相似的著作。我看到若干套百科全书，以及很多《如何做……》和《我能……》的手册。

　　“这些孩子们阅读这些东西吗？”我问道。

　　“不是全部，但是会读其中一些。至少它在这儿。他们每天都看到这些书名，然后会对它们感到好奇。”埃德蒙森青年拓展机构——一间奥马哈北部黑人区265名贫困家庭儿童的俱乐部——的执行主任乔·埃德蒙森说道。

　　我看到一张海报，向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宣传一种舞蹈。海报提醒，“不穿球服、不穿低腰露内裤的裤子、不戴棒球帽”者准予入内。这些话被喷漆在墙上：“勤奋和决心乃成功之匙，懈怠和懒惰是懦夫之始。”乔耸耸肩说：“这是我的话，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一句简单的话能帮你成功。”

　　乔继续用他的男中音说道：“这个中心在学年期间中从下午1点开到晚上9点。孩子们在这里做作业和玩耍。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家。在暑假，我们早上一大早就开门。我们供应午餐、频繁地组织教育性出游。”

　　20多岁的皮吉恩干净整洁，他语气柔和地解释了孩子们使用的电脑。当我对乔提及皮吉恩的语法无可挑剔时，乔回应说：“从任何角度来说，皮吉恩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的母亲吸食大麻成瘾，他的父亲是一个流浪汉。我让他在中心留宿。我在努力让皮吉恩进入一间电台的职业项目。你可以看到他有很棒的技巧天赋，并且给人们带来好印象。但是有着那样的童年，他会需要多年持续的关注。”

　　“我无法想象皮吉恩所背负的记忆。”我的话很无力。

　　“是的，你没法想象，”乔断然说道，“如果皮吉恩成功的话，可能他遇到的大多数人也都没法想象。所以他会埋葬自己的记忆，那就是所有他能做的。”他继续说道：“奥马哈北边人的心态是，如何成为废物堆上最顶端的垃圾。我这一代人是看《午夜舰长》动画长大的，他告诉我们怎么铺床。但巴尔特·辛普森诅咒他的爸爸，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允许中心的任何人看《辛普森一家》动画片。我也不允许戴棒球帽，还有，当一个女孩走过的时候，男孩被要求为她开门，或者为她提供座位。”

　　在我和乔谈话的时候，乔的妻子琼开着我们坐的小货车。乔有残疾，他靠轮椅得以行动。他和琼的婚姻时间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们的房屋位于奥马哈北边以中产和低中产黑人为主的区域。房子整洁朴素，充满了丰富的回忆。有一些灯具里没有灯泡，而琼用纸杯给我端来咖啡。但是植物和书籍都按顺序排好，随处都是家庭照片，包括一张乔和老布什总统的合照。那是在1991年，白宫把乔选为535位美国社区“闪光点”之一。

　　乔·埃德蒙森1947年出生在堪萨斯城。他是个未婚妈妈的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来到了奥马哈，由奥马哈北边黑人区的祖父母养大。乔的祖父做两份工，是食品加工厂工人和清洁员，他的祖母运营一家星期天学校。“我没法不惹麻烦。我偷汽车，很多孩子都那样做。我被初中开除。因为我喜欢受关注，我也表演莎士比亚戏剧。那听起来没有什么逻辑，不是吗——一个偷汽车并且背诵《裘力斯·恺撒》中的句子的黑人男孩？嗯，很多惹麻烦的孩子有着隐藏的天赋。每当我看见一个走过拓展中心那扇门的孩子时，我都看见了我自己。

　　“我最后到了少年法庭，在1962年年底被送到了卡尼的内布拉斯加男孩训练学校，”那学校在内布拉斯加中南部，“那时的教养学校和现在的不一样。当时，像我一样的男孩真的有可能得到改造的机会。

　　“是啊，”他继续用低沉的嗓音说着，并从起居室窗户往外看着裸露的树木和沥青屋顶，似乎在检视过去，“学校里有一位面目慈祥的老绅士，瑟蒙德先生。比尔·瑟蒙德抽一杆烟管，大腿上有一只哈巴狗。

　　“‘先生，’我对这位大腿上有一只狗的慈祥绅士说，‘我知道可以在3个月内离开这个地方？’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对我说：‘你在那些黑暗巷子里跑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想过这问题。孩子，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挑战你。’就这样，我和比尔先生——每个人都这样叫瑟蒙德先生——的关系开始了。

　　“比尔先生是个白人。学校里的435个男孩中，有90个黑人，剩下的很多是拉丁裔或者美国原住民。‘今天的报纸里有什么？’比尔先生总是会奚落我。那就是我开始阅读报纸的时候。比尔先生运营教养学校的方式，就是我运营埃德蒙森青年拓展中心的方式。他和他的职员从不放纵你。我们受到了最好的私立学校里的孩子们所享有的成人监督标准。15个月后我回到家，真正地改变了。

　　“那是在春天，我计划在秋天重返高中。我在教养学校参与过竞争性的摔跤，所以想要加入高中的摔跤队。我开始锻炼身体。我还创立了一个乐队，因为害怕自己会重新滑入老习惯，如果不立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起来的话。我那时17岁。一天早上锻炼的时候，我决定在蹦床上尝试翻双筋斗。我跳入空中，又摔向地面，然后我的整个生活都变了——我腰部以下都瘫痪了。”

　　在医院里，乔读了自助类的书籍。后来，他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奥马哈分校，从那儿他继续学习，最终获得了犯罪学的硕士学位。他成为童子军团长和摔跤教练。埃德蒙森青年拓展中心是从他的摔跤队发展而成的。“我相信时间长、人数少的导师项目，”乔解释道，“任何成人团队都没法在同一时间内应对两三百个孩子。除非一个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受到高程度的成年个体的关注，否则他或者她就会迷失掉。”

　　“你在试图重建一种文化。”我说。

　　“有点像是那样，”乔回答道，“但是很难。因为我的机构靠捐款生存，我只能帮助一小部分需要帮助的人。我住在一个没有电影院的区域。西边30英里（约48公里）以外，有一处有20间电影院的建筑综合体正在修建中。奥马哈的这个区域正在死亡中。奥马哈可能不像圣路易斯那么分崩离析，但是正在朝那发展。公立学校的校车接送仍然将社区联结在一起。但是你会看到，校车会消失，这只会是个经济问题。”

　　从奥马哈北边的黑人区，我开车来到了花园咖啡店，它位于奥马哈西边郊区及其众多企业园区的耀眼光芒之中。我在这里不仅没见到任何黑人面孔，而且所看到的白人也和在市中心看到的不一样。奥马哈的市中心，正如其天际线景观所显示的那样，正处于转变之中。尽管有老市场里的外国餐饮，我还是在市中心注意到很多行动缓慢、超重的人，他们衣装破旧，在有着镀锌柜台和塑料番茄酱芥末酱挤压容器的老式餐馆里吃饭，由穿着整形鞋、说着“溏心煎蛋，当然了亲”的超重女侍应们接待。但在奥马哈西边的花园咖啡店，健康饮食是首选：在这里，我回到了从华盛顿郊区和世界上几十个类似的繁荣区域所了解到的繁忙的手机全球文化中。女侍应们轻盈迷人，穿着合身的最新时尚服装。

　　在晚上，我很快会看到，奥马哈西边意味着绵延数公里、让人厌倦的跳动霓虹，以及挤满了人的购物中心和塞满了车的停车场。这个城市的两家伯德斯（Borders）书店都位于西边郊区。这是新奥马哈，就如圣路易斯西边是新的圣路易斯，堪萨斯的约翰森郡是新的堪萨斯城一样。奥马哈的市中心，即便它“复原”，可能也只会留作21世纪的助兴节目，因为这里没人会需要到那里去购物、看电影，或者找一家高级餐馆。而且，这儿的居民可以从自己家里和世界相连接。到1994年，每5个奥马哈居民中，已经有2个拥有电脑，其中三分之二拥有调制解调器。这些比例已在稳步上升。

　　住在奥马哈西边郊区这样的郊区舱——这些郊区的相似性，就如同沙漠里绿洲的相似性一样——里的人，正在创造一种国际文明，这种文明受到了他们为之工作的企业的非人格化、底线式的价值观的影响。乔·埃德蒙森和约翰及卡伦·布鲁瓦斯夫妇的社区，与我在奥马哈西边所见到的富裕状态相比，都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纪。随着我越走进这些郊区，像他们那样的英雄主义奋斗就越显得无关紧要。乔·埃德蒙森和约翰及卡伦·布鲁瓦斯夫妇是救灾工人，为那些被丢在后面的人提供帮助。

　　正如阿尔·克尔斯曾告诉我的一样，这些郊区舱中的一些可能会变得相当富裕和进取，足以支撑一个航天发射场。它们正变得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小镇，甚至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郊区。它们正慢慢地涌现成为一个由小堡垒形成的巨大聚合物，它们和空中卫星的连接程度，就如同和几个小时之外相似郊区舱的连接程度一样。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居住在这些巨大的城市化区域，不受中央市政管理的主导——甚至很大程度上也不被市政府所控制。不论东路易斯那样的经济边缘区域发生了什么，都不会影响美国的未来。在我看来，未来就在于这种新的城市现象，我才刚刚开始把握它的轮廓。

　　在花园咖啡店，我和另一位来自奥马哈分校的城市事务专家罗素·史密斯交谈。史密斯认同乔·埃德蒙森所言，校车正处于消失过程中，并且等到它消失之后，奥马哈会更加分裂，就和圣路易斯一样。“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像是世界主义的，”史密斯说着，目光掠过咖啡店里的人群，“但是这只是众多小镇人群形成的无序扩张的聚合体。历史上，郊区一直都是每个人自己版本的小镇，每小片草坪都代表了一片乡村田野，即便它更加拥挤。奥马哈、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的很多居民都在没有黑人的小镇里长大，他们只是对周围有黑人感到不舒服。它可能仅仅是那么简单。

　　“我的教会团体最近和一家黑人教会共同做了一次礼拜。两边的人都非常努力地表现得友好。但很明显，我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黑人牧师讲到了麦克·泰森和伊万德·霍利菲尔德之间的冠军赛。他说，霍利菲尔德能打赢，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上帝给了他力量。郊区白人几乎没有谁能与之产生共鸣，我们几乎没人还会关注拳击。这两个种族之间的话语参照系是不同的。”

　　“人们是冷漠的。”退休者和政治活动家艾德·贾克沙解释道。他组织着奥马哈西边郊区的请愿活动。我们在几公里外的另一间郊区餐厅。“当这里的人不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沉迷于网球、健康俱乐部和网络空间。但是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能持续地抓住他们的关注，那就是税务：政府吃掉了他们的薪水。每当我组织一场反对收税的请愿活动时，我就会获得可观的反响。这屡试不爽。”

　　如果贾克沙的经验很典型的话，那么认为奥马哈北边这种贫困社区的居民能从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里获得大量帮助的想法，本质上就是无稽之谈。

　　“那么校车呢？”我问道。

　　“它们会消失，肯定的。私立学校会增加。每个阶层和社区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想，美国的未来可能会像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喜欢住在一起，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共同存在。前任市长泰迪·寇勒（Teddy Kollek）曾说过，同一个城市里，可以是互相隔开的社区所组成的马赛克拼图，而不是一个熔炉。也许，随着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跨国混合体——当世界上的其他区域变得更像我们的时候，我们变得更像世界上的其他区域，在这个方面，我们将和一些旧世界社会相像：我们将会变成社会学家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所提出的，在同一片大陆上的“众多社区的社区”，而不是一个国家。

　　已退休的贾克沙有一头白发，穿一件红格子衬衣。他停了一下，然后变换了话题：“我是斯洛文尼亚后裔。如果我再年轻一回，我会回到斯洛文尼亚去——共产主义消亡之后，现在那是一个有未来的国家。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弗里蒙特做电话生意，离这里大约45分钟车程。20世纪50年代，我在那里养大了孩子。好家伙，那曾是另一个世界。”他说着，怅然地摇了摇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我在纽约城的一个郊区长大，但之后90年代又在一个华盛顿特区郊区的镇屋住了几年，在那儿，早晨我能从书房的窗户看到上班的母亲们快速跑到车里，手上拿满了公文包和咖啡杯，大喊着给孩子发出指令。在我们的开发区，很多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我社区里几乎所有有孩子的传统家庭都是亚洲移民。在1976年，美国有160万“挂钥匙”儿童——被单独留在家里、没有家长看管的孩子；而在1994年，则是1200万。

　　但是在贾克沙追忆起20世纪50年代，表达出对未来的深深的忧惧时，我从历史中获得慰藉。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动摇了美国的宗教和家庭生活根基。宗派涌现，种族民粹主义咆哮，单身女性像西奥多·德莱塞小说中的嘉莉妹妹那样在肮脏的工厂里做工。种族冲突随着吉姆·克劳体系在南边扩张而被强化。随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荒凉的物质主义高原”上对价值观的绝望追寻所替代，美国人面临着一个“全新又令人不安的改变了的世界”。电灯泡和机动车等“小玩意儿”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选择和压力。“城市现在如此巨大，人们于其中消失也不会被注意到。”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在《伟大的安伯逊》中悲叹道。100年前，百万富翁的宅第在蔓延的贫民窟的视野之内建造了起来。到1912年，全部美国人中的2%掌控了60%的个人财富，而与之同时，接近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或者是如此接近贫困，稍有疾病就能将他们推下贫穷的边缘。同时，美国也被百万计的新移民改变着。当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时，它很快就遇到了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包括摇摇欲坠的俄国——它将在1904年对日本的灾难性战争和1905年的革命剧变后有所动摇，就更不用说1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了。这场景如此熟悉：美国在外部世界愈加靠近并且变得愈加动荡的时候，经历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现在正以相似的方式发生变化，但是外部世界和我们的紧密性正在达到一个临界质量。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奔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规模的大灾难，但在其他很多方面，这个外部世界正越来越不稳定，而这正是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太过快速（还因为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比任何时候都多）。举例来说，很多以前贫穷、受压迫的地方现在正在形成自己的中产阶级。比如贾克沙所说的斯洛文尼亚：100年前，会有任何像贾克沙这样安居的人，谈论回到中欧东欧的“旧世界”吗？因此，我们此次转变的国际环境与之前是不同的。当外派记者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二战”之后回到美国，全职撰写一部全面的社会政治旅行记《美国之内》（Inside U.S.A.）时，他还能把美国隔离起来思考。现在我们不仅和墨西哥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也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区域越来越紧密。

　　也许，我所看到的中西部的崭新郊区实际上只是粗糙的起点，而不是顶峰，就像黑人贫民区粗粝的战区景象只是个粗糙的结尾，仅仅显露出一幅新兴世界文明大画卷中的一部分一样。因为我位于大陆内部，移民在这里最少被观察到，所以我只看到了一种典型的黑人和白人的分裂。此外，中西部的文化保守性意味着，比起我将在西岸和南部阳光地带所见，约翰森郡和奥马哈西边这样的郊区舱是不那么前卫大胆的版本。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