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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当下的未来

　　第七章 像德黑兰和圣保罗一样

　　堪萨斯州的约翰逊郡，以及圣路易斯和奥马哈西边的郊区，连同它们只能驾车到达的商场和办公园区网络，多少为我的洛杉矶之行打下了铺垫。但是德黑兰（Teheran）和圣保罗（São Paulo）——我曾作为外派记者到这两地旅行——让我有了更多的准备。即使道路畅通也需要90分钟才能贯穿的德黑兰和洛杉矶一样，其中心越来越模糊，被高墙遮蔽的粉笔色房屋数公里连绵不绝。在圣保罗，我站在一片农田上，每个方向所看到的天际线都不一样。圣保罗既是一个肆意蔓延的2500万人大都市，又是一个有着5000万人口的紧凑的城市化区域政府，它生产出巴西50%的工业制成品，而且越来越独立于巴西的中央政府。圣保罗中产阶级的公寓房就像外国领馆，有着高高的大门和私人保安。我想，那可能会是洛杉矶的未来。

　　另一方面，像纽约和波士顿这类我熟知的东岸城市，完全没有为我做好去认识洛杉矶的准备。纽约和波士顿在汽车发明之前就已经是大都市，它们从核心区域沿着固定的铁路线向外辐射，所以它们的郊区很容易通过大众交通运输连接起来。洛杉矶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与此不同，它们在汽车发明之后才经历发展，并没有中央核心区，而是一个密集的镇区网络，这让大众交通成为成本高得多的选择。纽约和波士顿，或者任何中西部城市在这个方面，都没有像圣保罗一样让我为洛杉矶的种族问题做好准备。若是休斯敦或者迈阿密，肯定能像圣保罗一样让我准备好。不过，我会晚些再涉及这个问题……

　　我1997年春天从马萨诸塞州的家乡坐飞机前往加州南部。当我驾车从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的圣塔芭芭拉机场驾车南行，进入洛杉矶郡的时候，砂岩悬崖、孔雀蓝的海洋，以及无边无际的乳色沙块为我提供了关于大洛杉矶区的最初景观。1万英尺（3048米）高的圣加百利山脉（San Gabriel Mountains）向下延伸到大海，洛杉矶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显得不那么真实。那严肃又乏味的战争商人尤利西斯·S. 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19世纪50年代爱上洛杉矶后，若不是南北战争“摧毁了我成为更西部地区公民的最后希望”，他将会安居于温暖的加州海岸。

　　难怪这片历史包袱相对很少的风景，会让其居民有一种人类不会面临任何精神或者经济之限制的幻觉。直到18世纪后半期，以墨西哥为基地的西班牙为了天主教传道而调查类似地点之前，加州都没有被认真地勘查过，1848年，在淘金热的前夕，加州仅有1.4万人口。今天，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住在这里，大约有3200万人。我看到高速路外由紫罗兰色墙板建造的脆弱的住宅，形成一条线。因为气候温暖有微风，南加州对暖气和冷气所需极少，所以建造一栋可居住的房屋并不需要太多成本。这里也并不常下雨。这样的气候吸引了无家可归者和那些勉强能维持头上一片屋檐的人。

　　从北到南，大洛杉矶地区跨越了将近100英里（约161公里）的海岸。我在圣塔莫妮卡（Santa Monica）停下来，这是一个法人化分治了的海滩郊区，就在洛杉矶城的北边，居民超过了10万。我入住了一家酒店，看着地图，发现离第三街（Third Street）步行区只有半英里远。走到那儿去的决定是一个错误，我没有再在洛杉矶重复这个错误。沥青路被阳光暴晒，而瘦弱的棕榈树没有提供任何帮助。除了一个流浪的女人、一个推着婴儿车的黑人妇女和一个踩着轮滑高速超过我的年轻刺青男子之外，那半英里的街道空空荡荡；这半英里路则让我走过了举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市政中心和大礼堂、艺术装饰风格的市政厅，以及兰德公司。我看到的只是汽车和巨大的停车场，而不是人。

　　第三街被圈给了步行者，汽车不能进入，街道上全是食物和珠宝推车，商店和餐厅也密密麻麻。其结果就是大群大群的人在这里漫步，但就在这条街对面直到我的酒店的那段路上，什么人都没有。人群很年轻，很大比例是东方人，而且极度中产阶级，穿着时尚的休闲和沙滩装，就像是我在巴西城市见到的人群一样。我在一间室外的泰式和中式餐厅里坐下，提前享用晚饭。餐厅经理是日本人，女侍应是伊朗人，其他帮工是墨西哥移民。那个戴着很多个戒指、涂着薄荷绿指甲油的伊朗女侍应给她的朋友讲，作为毕业礼物，她爸爸将带她驾车横跨全国去拜访猫王埃尔维斯位于优雅园（Graceland）的墓地。在我桌子旁的人行道上，一大群人在观看一个黑人青年随着巴西音乐跳踢踏舞。这里商店和办公室的临界墙面，和我在中西部看到的高档商场的国际性建筑相似。也是在第三街上，我看到的无家可归者比此前在纽约城或者华盛顿特区相同规模的街道上所看到的都要多。他们在玩填字游戏，互相聊天，或者试图进入昂贵餐厅的洗手间而不被侍应生拦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男性。我看到一个有灰色长发的男人穿着军队夹克、戴着羊毛帽子，尽管是在华氏80度的天气之下。他把头猛撞上一条长凳，断断续续地吼叫着。人们离开走远。穿着入时、30多岁为主的人群，反映出由圣塔莫妮卡迅速成长的多媒体和软件产业所创造出的繁荣全景，而无家可归者几乎不会对此形成什么威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驾车穿过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郊区，它紧靠着圣塔莫妮卡的东北部，同样繁荣兴旺。和圣塔莫妮卡不同，圣费尔南多谷是洛杉矶城的一部分。但现在，其商业和政治领导层想要脱离洛杉矶。有着130万居民的圣费尔南多谷将会成为全国第六大城市，以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这里不仅仅有逃来的白人，其人口中40%是拉丁裔和亚裔，而在白人人口中，犹太人是最大的族群。这些人想要复制出像洛杉矶北边伯班克（Burbank）——华特·迪士尼、华纳兄弟和NBC现在的基地——和格伦代尔（Glendale）那样法人化分治的后城市活力中心（incorporated posturban dynamos），这些地方的人口中，45%都是在国外出生的南美人、亚洲人和亚美尼亚人。洛杉矶的城市事务专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把这个已经将圣路易斯和类似地方隔成多个小区域的分离主义趋势称作“城市邦联运动”。他认为，和最初的分离主义不同，此次运动将会获得胜利，因为现在的城市太大，以至于难以运作，它们只能作为更小的法人化部件联盟来实现功能。

　　在五个郡县组成的大洛杉矶区域，三分之一的美国出生的拉丁裔和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出生的亚裔和其他族裔通婚。几乎十分之一的大洛杉矶地区黑人和别族通婚，未来若干年中，这个百分比足以让黑人种族身份出现显著的变化。大洛杉矶区域人口中，拉丁裔占38%，亚裔10%，黑人只有8%。把华盛顿特区那些地方割裂的种族两极化——白人郊区围绕着一个事实上的黑人“隔离住宅区”——在洛杉矶远没有那么明显。即使在洛杉矶城的范围之内，和纽约城的27.1%相比，黑人也只占人口的12%。10天来，我驾车穿过大洛杉矶区域，每15分钟左右就停下来走进一个不同的社区。洛杉矶暴乱和辛普森杀妻案的媒体形象让我做好了来到一个和华盛顿特区一样割裂的城市的准备。但是在洛杉矶这座使用81种语言的城市，那并不是我找到的东西。

　　拿27岁的扎黑尔·维尔季（Zaheer Virgi，化名）来举个例子：他是来自东非坦桑尼亚的印度裔移民。当我和扎黑尔及其妻子希瑟在圣塔莫妮卡的一间酒店见面的时候，他戴着一顶蓝丝绒棒球帽，穿着白T恤、牛仔裤和跑鞋。扎黑尔的家族从中国香港把货物进口到坦桑尼亚，是印度次大陆上一个商人社群的一部分，而这个社群形成了坦桑尼亚和其他几个非洲国家的中产阶层。扎黑尔记得前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警察暴徒们骚扰他的亲戚、逮捕他的父母。他告诉我，南加州的种族关系比非洲要“好太多”：在非洲，印度人和非洲人完全以刻板印象看待对方。“我来到这里，不仅仅是逃离非洲人，也是要逃离印度人。”他先去了英国，然后到了加拿大，那儿有很大的印度人社区。但他感觉不自由。“在那些地方，你过着社区的生活。而在美国这里，你过着自己的生活。这儿的制度更少，制约你的法律更少。”

　　扎黑尔六年前来到美国，现在还没有大学学位或者绿卡。在此前的六个月，他投资股票市场挣的钱比他妻子上班挣的钱还要多，这不仅反映出他的技巧，还反映出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上涨但工资没有上涨的经济状况。利用这些钱，以及来自他的坦桑尼亚家族的资金，扎黑尔正考虑开展一项生意：一间花店、一处加油站，任何他可以拿到好价格的东西。他雇用了中介。他告诉我，如果买一间加油站，他需要了解地下油箱和环境法规。他想和现在的店主合作三年来过渡，这样，即使生意并没有广告上宣传得那么好，他也能留下部分资金。他解释道，10年之后，他想要成为一个小生意的老板，雇用几个好员工，这样他就能把时间用在投资股市获取利润上。“每件事都有风险。几年前，为了挣点钱，我在坦桑尼亚买下155吨的大米，再卖到扎伊尔。我可以告诉你，那比在洛杉矶做买卖的风险更大。”

　　洛杉矶充满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就像100年前的欧洲移民们一样，他们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因为这些新移民们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并且比起以前的移民，他们是在更先进的技术条件之下融合进来的，所以他们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区别，尤其是像扎黑尔这样的移民，通过在美国维护一个战略基地，他们致力于为海外的家族网络增加财富，这在电脑网络和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包括扎黑尔在内的企业家国际文明，完美地契合了那些代替工业文明时代的肌肉劳力的办公园区和知识经济，因为这种文明越来越筑基于为创建生意、投资股市而做出复杂决定的能力，而不是从事强体力劳动的能力。

　　我从圣塔莫妮卡驾车向东，跨过了洛杉矶城的北线，来到法人化分治的蒙特雷帕克（Monterey Park）郊区。在路上，我看到一个处于转变中的四处蔓延的都市。其官方的、仪式性的市中心由会展中心、法院、政府办公室和《洛杉矶时报》大楼组成，看上去没有更西边韦斯特伍德（Westwood）和比佛利山庄（Beverly Hills）区充满行人的新建市中心那么生机勃勃——那里以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城市国民银行、西部汽油和其他企业的办公楼为主导，毗邻着一间韩国教堂、一家墨西哥—美国地产公司和这个国家最大的英语语言学校之一。几个地产经纪告诉我，1992年在黑人为主的洛杉矶中南区发生的暴乱让企业加速离开，前往这个城市更为富裕的西边区域。

　　从老市中心开车前往新市中心的路上，我经过了西好莱坞，那是同性恋、老年犹太人和俄罗斯移民们的区域；我经过了韩国城，以及中美洲移民们居住的一片社区——“香蕉共和国”。瓦茨（Watts）和中南区（South Central）是受到拉丁美洲移民们侵蚀的贫穷黑人单层宿营地，随着向上流动的黑人搬往莫雷诺谷（Moreno Valley）和大洛杉矶区域其他消费不高的郊区——“内陆帝国”——里去，拉丁美洲移民现在占到了瓦茨和中南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从民族人种的角度来看，瓦茨和中南区是墨西哥人为主的东洛杉矶的附属。人口统计学家称，在未来几年以相对值来看，拉丁美洲移民会减少洛杉矶黑人的比例，就像他们在迈阿密所做的那样。拉丁美裔现在构成了这个区域工业劳动力的大多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大洛杉矶区拉丁美洲移民和亚洲移民所拥有的生意数量已经从7万增长到了22万，而黑人拥有的生意数量静态地保持在2万。

　　我把车停在墨西哥东洛杉矶，走了大约1英里，经过了售卖家具和其他家用物品的小店。我注意到很多婚礼商店——这暗示着拉丁美洲人强大的家庭关系，还有很多步行者。我开始意识到，洛杉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活力的步行者城市。举个例子，它拥有北美最大的服饰区，其狭小的巷道——我另一天去过——挤满了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像是退回到了20世纪早期的纽约。这个巨大的后城市性联盟中充满了成功的公共会场，比如第三街步行广场和墨西哥东洛杉矶。但是你需要开车从一个前往另一个。

　　从“墨西哥”，我跨入蒙特雷帕克和圣加百利（San Gabriel），这里曾经灰暗破旧。现在它们蓬勃发展，附近的银行在香港华人和美国华人移民的资金支持下闪闪发光，很多新商场也一样，特别是那家中国大商场（Great Mall of China）。

　　荒野帝国：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第七章像德黑兰和圣保罗一样在这里，我进入了大华超级市场（99 Ranch Market），它是加州华人连锁超市的一部分，初看之下就像是其他任何有着40条食品货架通道、空调开得过足的大型美国超市一样。但是店里几乎每件产品都是亚洲特产，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在洛杉矶或者休斯敦区域栽种的。华人食品店在这个国家的各种唐人街里都很常见，所以像这样的超市越来越多。但我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间拥有40条货架通道、每一条都长达100码，专用于面条、猪肉、芋头、豆腐、豆芽、干虾、黄豆酱、辣白菜、干海带、米酒等食物的华人超市。我就像是在香港或者台湾。隔壁是一间中餐厅，里面有一层红色的舞厅、过多的侍应生以及推着食品车提供炖鸡脚的女人，没有西式餐具和白人消费者，除了我和朋友之外。南加州有着足够多的中产阶级华人以支撑一整个消费文化，包括巨大的超市和仅针对华人就餐者的餐厅，但是这个超市也出售泰国、韩国和日本商品。一个全新的亚洲—美国文明正在这里形成，并且也在繁荣兴盛。几个世纪以来对抗性的环太平洋文化在加州的市场里合作，特别是在这儿，在这个用西班牙柱廊装饰的商场里。传统上，国家崛起又崩塌，但是在大华超级市场，我再次想到，通过完全蜕去作为一个国家的表皮、在一个大洲上展现出一种国际性文明，美国是不是有可能逃脱那种命运。

　　当我在中国超市隔壁的一间用彩色大理石装饰的日本糕点店坐下，享用咖啡和甜点的时候，我也在怀疑，考虑到这个商场里的很多商店和我在大洛杉矶看到的无数家庭一样，都依靠私人保安机构，这样一个国际性社区对持续的政府保护还有多大程度的需求。正是这些很容易被忽视的寻常而渐进的变化，在塑造着未来。这里的未来，将会是一个嫁接在雇用私人警力——私人警力比公共警力更便宜，因为他们的成员不一定有工会——的企业文化之上的国际性文明吗？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公共警力比私人警力要多，但是20世纪90年代，私人警力是公共警力的三倍，而在加州则是四倍。这个增长的一部分是由公共空间——市中心、社区和游乐场——被那些向公众开放的私人空间——比如商场、封闭式社区和健康俱乐部——代替所触发的。空间的私有化和美国日益城市化的特性，驱动了监控产业的发展。的确，“警察”（police）这个词的词源是polis，希腊语中指“城市”。犯罪减少了，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受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巡查。你会想知道，官方政府不再垄断警力使用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

　　我前往了另一家泛亚洲超市，它在南边的喜瑞都（Cerritos）区，这里曾是一个奶牛牧场区，但现在是一个有规划的单独法人化社区，其居民的45%都是亚洲人。付款柜台有拉丁美洲人在岗，顾客主要是华人。在几个街区之外，我拜访了文森特·焦（Vincent Diau）；他是来自台湾的44岁华人移民，1981年到了这里。在洛杉矶，华人是比佛利·威尔希尔（Beverly Wilshire）和洛杉矶比尔摩（Biltmore）这样的顶级酒店的老板，同时洛杉矶郡每5个买房者中，就有一个是华裔，尽管他们在该郡的人口中仅占2.7%。戴着一副昂贵的眼镜、身穿休闲装、车道上展示着两部汽车的文森特·焦，就是一个这样的买房者。他家中的电器是新的。每件事物都井井有条，几乎就像没人住在里面一样，尽管文森特和他的华裔美籍妻子爱丽丝——一位学校老师——有两个孩子。孩子的学业奖状被加框放置在小提琴和钢琴旁边。音乐课以及其他课后活动的日程，连同英文和中文字母表图解，被贴在墙上。焦家拥有好几台电脑，正如72.1%的华裔美国人都拥有至少一台电脑。53%的美国华裔家庭都和因特网相连接，相比之下，在所有家庭中，这个比例是11%。40%的亚裔美国成年人有大学学位，这个比例是白人的两倍。接近40%的美国华人拥有家庭保安系统。“我搬到塞利托斯的原因，同很多华人以及韩国移民相同，”文森特告诉我，“因为惠特尼高中是州内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

　　文森特拥有台湾高校的法律学位和政治科学学位，以及杜兰大学的法学学位。他是休斯公司（Hughes Corporation）在亚洲方面的顾问。他告诉我，人们抱怨美国法律体系，但是和亚洲的相比，美国法律体系“是直白的。如果你有纪律、决心和战略目标，在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只有语言和字母是困难的”。他跟我说，因为美国人清晰直白又不拘礼节，你可以快速切入问题并且“完成计划”。“在台湾，每个人都想控制你，有太多的社会压力。在这里的非华人之间，我可以真正做我自己。”文森特告诉我，他和各种各样的人融合在一起：西班牙人、中东人、印度人，但不幸的是没有黑人。他提到，中国家庭更偏向于和白人通婚，而不是黑人，并说，“我希望那会改变”。

　　为什么，我问我自己，要担忧亚洲威胁呢？牵制亚洲经济活力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吸引并美国化如此多的亚洲移民来吸收它，这正好就是美国在做的事情。

　　在我驾车穿过大洛杉矶区域的时候，“城市国家”这个词在我头脑中占据了首位。这并不是因为洛杉矶代表了古代雅典或者斯巴达，而是由于这个城市联邦有着如此大的规模和令人瞠目的多样性，连同其腹地的炼油厂和农业谷地。圣塔莫妮卡有着沙滩胜地的氛围，但东洛杉矶像是墨西哥，而蒙特雷公园则像是亚洲。与此同时，塞利托斯是一个东方化了的20世纪90年代的莱维顿（Levittown）。市中心北边，道奇体育场（Dodger Stadium）附近蜿蜒的街道——要不是因为家庭保安体系的普遍存在，连带覆盖藤蔓的房屋和陡峭的山坡，几乎有一种南欧的乡村面貌。在洛杉矶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我常常感觉自己已经旅行了很远，这就是城市环境之下如此惊人的区别。高速公路体系让这距离的压缩成为可能，而高速公路的增长又部分地是由气候所促使的：因为洛杉矶少有降雨和冰霜，道路表面容易维护，成本也低。

　　“我是中产阶级，”研究员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Gregory Rodriguez）解释说，他住在体育场附近一条陡峭的山坡街道上，“但一个街区之外，也有工薪阶层和穷人，以及一些富裕的企业家：犹太人、北美白人、墨西哥人、中国人，凡是你能想到的。这是一个移民们的旧世界社区，就像曼哈顿那些地方一样。”我找到31岁的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国人罗德里格斯，以对南加州的种族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拉丁美洲人”（Latinos）。罗德里格斯更偏爱“拉丁美洲人”，而不是“西班牙语拉美人”（Hispanics），他称后者是“一个冷漠而宽泛的政府用语。‘Hispanics’是东岸人使用的，在这里没人会用”。要是我从未涉足南加州，仅靠我在东岸的印象，罗德里格斯的数据会让我大吃一惊。在美国东北，“Hispanics”常常是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人，他们还没有像墨西哥人一样成功地融合进来，不过，是墨西哥人构成了美国所有拉丁美洲人中的70.1%。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罗德里格斯告诉我，78.4%的拉美裔完全能说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更倾向于英语而不是西班牙语。在美国全国，中产阶级拉美裔的人数是贫困线下拉美裔的四倍。南加州所有中产家庭中，有四分之一是拉美裔，而大洛杉矶区域的美国出生的拉美裔在经济表现上，并没有比白人和亚裔差很多：这儿有一半的拉美裔是中产阶级，与之相比，白人和亚裔家庭则是58%。在这个区域的黑人家庭中，37.6%是中产阶层，比全国平均数——26%的黑人家庭——要高很多。在这个越来越企业性的经济中，也许拉美裔、亚裔和黑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公务员的百分比：大洛杉矶区域有27.73%的黑人为联邦、州或者市级政府工作，而亚裔和拉美裔中只有14%。

　　拉美裔常常异族通婚，并且乐于成为美国公民。不过，他们强烈地相信应该保留一定程度的双语能力，而不是融入美国。罗德里格斯把这称作“混血化”（mestizo-izing）。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社会学家戴维·E. 哈耶斯鲍蒂斯塔（David E. Hayes-Bautista）告诉我，拉美裔的经历显示出，“做一个美国人，仅仅意味着抵押贷款买一栋房子，然后往前走。不再有关于文化的一致性，只有经济的一致”。75年前，D. H. 劳伦斯就把美国称作“钱袋，而不是血脉”的家园。

　　移民的活力，和亚裔混血化相配合，是20世纪晚期洛杉矶的核心事实。随着印度裔买下阿蒂西亚区（位于塞利托斯旁边）、伊朗移民买下比佛利山庄的众多产业，实际情况还要更加丰富。“我认识犹太和菲律宾混血的孩子，他们有着和危地马拉人结婚的伊朗表兄弟姐妹。”墨西哥裔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观察到。“中南区不再是一个被毁掉的市中心，这部分要归功于拉美裔移民，”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解释道，“因为拉美裔从底层进入，所以当向上层移动的黑人需要卖出地产，逃离中南和瓦茨区、前往种族混合的中产阶级区域时，就存在着一个买房者后备池。左翼们说黑人被‘替代’，但那轻视了成功的黑人。自己找到路爬出贫民区，是一种‘被替代’吗？”

　　就像欧洲移民——伴随欧洲工业革命的动荡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给19、20世纪之交的纽约带来活力的重要原因一样，随着亚洲和拉丁美洲接近其自身工业革命的顶峰，洛杉矶在20世纪晚期的活力也主要是来自那些地方的移民。有着1500万人口的洛杉矶，是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都市区域。它距亚洲的距离，并不比西雅图和温哥华距亚洲的距离远多少，但是它和拉丁美洲的距离比那两个城市近了很多。

　　但就像我很快会在北美西南区域和太平洋西北区域了解到的那样，大洛杉矶区域的混血化进程牵涉着整个大陆。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另一个例子，即城市核心被更小的、法人化的镇区所稀释，集中的重制造业和肌肉劳力被服务业和高科技信息产业所替代，这些产业需要聪明且努力上进的员工，他们偏爱受保护的、工程化的环境。因为这个进程从南加州开始，比堪萨斯城、圣路易斯或者奥马哈早了几十年，像商场和高科技福音派教堂这些生活的面貌在这里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演化。所以我朝着后城市现象的顶峰——橙郡（Orange County）——进发，它构成了大洛杉矶区域的南部。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