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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历史的代理

　　第十章 历史向北而行

　　墨西哥社会和我们的社会相混合的话，会怎么样？

　　我先来到墨西哥城的拿撒勒的耶稣教堂，16世纪来自西班牙的墨西哥征服者赫南多·柯特兹（Hernando Cortez）就埋葬在圣坛一侧的墙里。星期天早上——我在墨西哥的第一天，我站在这里，身处一群礼拜者中间：每个人都贴着别人，被汗水浸湿，跟着三个管风琴演奏者奏出的呻吟般的“赐予平安”的调子，咏唱着一首基督教赞美诗。礼拜者们拍着手，用脚踏响石板，脸上充满笑容。孩子们疯狂地奔跑着。一些成年人在用手持摄像机拍摄家人，没注意到正在进行中的弥撒。这儿完全没有我所知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我曾在当地居住过——的教堂仪式的哀戚庄严；完全没有我后来贯穿美国长途旅行时，在福音派教堂里体验到的腼腆或者有着强烈的保守性和教育性的动态画面。这里有的，是自发性和如手指甲下尘土般的粗粝感。当我提到这是犹太教音乐时，旁边的礼拜者耸耸肩说道：“不管是什么，它听起来很好听。”

　　同一天早上，我去了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瓜达卢佩圣母是这个国家的守护圣徒。在这座1976年建成的墨西哥大教堂光滑的现代轮廓里，老人和年轻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有些人穿着时尚的休闲装，另外一些穿着脏兮兮、松垮垮的工人服——被电动人行道载着经过一个玻璃装裱的圣女画像，他们都在狂喜中哭叫着。他们擦拭着眼泪离开大教堂。很多人流入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吃午餐。

　　我遇到的是一个天真的、前现代的景观，充满了情绪化的戏剧效果，尽管有当代建筑和麦当劳大汉堡，立于其中的人仍对宇宙充满痴迷的敬畏，而西方世界认定自己很早以前就已经掌握这个宇宙了。

　　在墨西哥的第二个早晨，我看到了处于混乱中的这个前现代世界：墨西哥城以南15英里（约24公里），处于火山阴影下的霍奇米尔科是一个“生态脆弱”的地带，法律禁止人们在那儿居住。然而，我在这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擅建房、一群群咆哮的狗、堆成一座座小山的垃圾、各种花盆和卖液态酸巧克力——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马被柯特兹找到时，正在喝的东西——的摇摇晃晃的台子，听到了关于抢劫、吸胶毒、酗酒和可卡因上瘾的故事。每天都有上千移民从墨西哥乡村漂移到霍奇米尔科和类似的棚户区。

　　“从来没有哪个墨西哥人会去找警察帮忙。”一个来自墨西哥城西南的格雷罗州（Guerrero）的移民告诉我。另一个移民跟我说，他两次被警察抢劫。还有一个告诉我，在他的汽车被偷之后，警察想要带他的妻子回警局填写报告。“我不肯让他们这么做，他们会强奸她。”

　　一头黑发的格拉西亚·布兰卡·卡斯特罗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妆化得很有品位，身穿运动服和阿迪达斯鞋子，指挥着一群戴草帽的男人铺路。她属于当地一家委员会，这家委员会组织了工程、购买了材料。“成为委员会成员的条件之一，”她告诉我，“是从没有为中央政府工作过。”

　　我朝着另外数百间窝棚行进，它们是用纸板、黑色塑料和生锈的黑铁皮制作的，比下面的煤渣块小屋低了一级。爬过一座泥泞塌陷的山坡时，我闻到了番石榴甜得令人作呕的气味，感受到了丛林草木的潮湿。那儿的另一个女人告诉我：“除了对警察和官员的贿赂，以及上帝的恩典之外，我们在所有权和居住许可上没有任何保障。”一间房子里的一名中年男人证实了他有8个子女、8个孙辈，而且“还会有更多”，没有一个完成了学校教育。被搅起的泥土里满是黑曜石碎片，它们是阿兹特克器具和蒸煮罐的残留。

　　我熟悉这些贫民窟：喷漆、焦渣石、瓦楞铁皮、暴增的人口、对中央当局的不信任，以及腐蚀那古老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根基（更不用说权力塔尖）的犯罪。这儿有我在东半球贫穷拥挤的国家里——我在那些地方旅行了多年——找到过的所有事物。墨西哥和美国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尽管有不平等，在法律规则之下，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让公民们感到相当安全的文明社会，墨西哥却不是。

　　确实，我在整个墨西哥城所见到的很多面庞，都像是浮雕蚀刻，是被很多个世纪以来的寡头政治和专制主义所麻木的颓靡表情，很像我在中亚所见的面庞。满是皱纹的印第安女人，像中世纪的圣母玛丽亚一样披着猩红的袍子，坐在人行道上乞讨。黑色和红色火山石建造的大广场，貌似是天主教式巴洛克风格，却召唤出遥远的东方：仪式性的空间以高耸的多层大教堂为终结，又可以被称作金字塔，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超自然连接来施加恐吓。在精雕细刻的镀金鸟类和其他18世纪教堂动物旁边，阿兹特克石材工程那纪念碑式的宏伟性和令人如履薄冰的恐怖，让我想起了“埃及和印度斯坦”的古代艺术，就像它们曾让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所想起的那样。到处泥洼的多坑街道、被风雨侵蚀的未完工立交桥、沙土飘扬的空气、一群群的人，都让人回想起开罗或者曼谷，只是没有清真寺的尖塔或者佛教寺庙。尽管有棒球帽和笨重的美国汽车，这仍是一种旧世界的文化。

　　美国，那“庞大的、金属制成的野兽”，那东西方中产阶级机器和我调查的主要焦点，似乎在很远很远的北方。但它真的有那么远吗？墨西哥是否显示出比人口北漂和移民争论更加深刻的事物？它是否暗示着某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那最终会追上每个国家的命运；而美国传统上偏向于将其否认，相信历史只是在其他人身上发生的不幸？墨西哥的使命，是否就是揭露出某些关于美国的“最终”结果？或者，墨西哥是不是会作为底下那个长久的问题——和分裂——留存下来？

　　从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出发，我前往位于墨西哥城时尚的索娜罗莎（Zona Rosa）区的政府部长家中。他的错层书房的后墙是玻璃的，显露出一个用聚光灯照亮的悬挂式热带花园。在每个地方，我都看到放满了装订精良的西班牙语或英语历史著作的书架。这是通过图书馆的规模和质量——而不是汽车、昂贵玩意儿或者呆板的装饰——来彰显成就的老贵族。在这些书卷中，我注意到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16世纪后半期的伟大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那时地中海开始失去其首要地位，被欧洲北部和北美所取代。布罗代尔强调了地中海北南取向。他展示出历史动因是怎样被它们身处其中的经济和制度所塑造的，以及所有这些又是如何被气候和地理所塑造的：在首位的是山脉，而不是统治者。换句话说，把地形观察得够仔细，你就会看到其栖息者被铺展开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我向部长提及这些的时候，他点了点头，似乎很熟悉布罗代尔。然后他告诉我：“墨西哥正在退回到管理薄弱的印第安式封地，就像是阿兹特克时期四分五裂的附属国……历史是移民和定居的模式。边境线最终都无法控制。墨西哥北部将渐渐和美国西南部融合。蒙特雷和休斯敦的相互联系将达到的程度，是它们与自己国家中任何城市之间的联系都不可企及的。墨西哥南部有深厚的印第安根基。它和危地马拉之间的联结也许会变得比它和墨西哥城之间的联结更加发达。”

　　事实上，地理上的墨西哥就是大量把人口区隔开的山脉凹口，和巴尔干半岛并非迥异，特别是在南部。通航河流的缺乏进一步导致了分裂。在前西班牙时期的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今天的墨西哥城）的阿茲特克人（Aztecs）并没有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暴政：他们主导着由自己、泰克斯克人（Texoco）和塔古巴人（Tacuba）印第安群体组成的三方联盟。这个联盟管理着特诺奇蒂特兰周围一个松散的附属国系统，与此同时，在西北部大部分区域，则是塔拉斯卡印第安人（Talascan Indians）我行我素。靠近美国边境线的北部沙漠——一个几乎不可居住的区域，这些部落都曾从这里迁移出去——一直都是不稳定的。这位前部长暗示，随着500年的正式国家（从1519年柯特兹的西班牙殖民开始）时期逐渐结束，阿兹特克墨西哥可能会成为21世纪墨西哥的模型。

　　他又有些含糊其词地补充道，这个政权正在被“现代化”。他意指，腐败且毒品为患的僵硬等级制权力结构正遭受着围攻。就像我在霍奇米尔科遇到过的数百万农村移民正在重新创造着社区，在对抗不可信任的政府的搏斗中，他们从一个可信的上帝那里汲取力量。我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中产阶级，他们的需求越来越难以被满足。从霍奇米尔科开车前往前部长的家中时，我经过了数公里索然无味的区域，那儿充斥着沃尔玛、价格俱乐部（Price Clubs）、百视通碟片店（Blockbuster Videos）和ATM取款机。我很快了解到，这不是一种狭隘的小资产阶级，不是19世纪在中欧、20世纪50年代在希腊涌现出的国家主义的、会强化国家认同的那种类型。墨西哥的是一个后现代中产阶级，他们通过传真、手机和卫星电视接收器——我在到处都看到这些，即使是在像霍奇米尔科这样的穷地方——和外部世界相连接。

　　和很多面临社会转型和权力结构腐坏的社会一样，这里的犯罪率很高。前部长那书本环绕的房屋，是由高墙和电子安保系统所保护的。我接下来几天会见的其他人家也一样。“我们不得不修建铁丝栅栏，我们的墙太低了。”另一个前政府官员说道。这位前官员所在的富裕小区里，每一栋房子都有一只护卫犬——一只德国牧羊犬或者罗威纳犬。他告诉我下班后的警察们是如何在幕后操纵犯罪的，其中包括劫车案：受害者被迫开往一个计划好的ATM取款机，并且取出大量现金，然后还得放弃自己的汽车。还有另一个家境很好、在智库做分析师的墨西哥人告诉我：“我曾习惯说，‘我知道有犯罪。’后来到了让我说‘我知道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次罪案的受害者’的程度。现在，我有遭受过袭击的朋友。甚至我自己，最近就被劫车了。”他告诉我，在他给一个总统警卫队的朋友描述劫车者的枪支的时候，朋友建议他只报告被停好的汽车在晚上被偷——因为那些枪属于下班警察或者前任警察，指控的话也许会身陷险境。

　　墨西哥的警察不仅仅腐败，他们就是罪犯——所以他们也是墨西哥腐坏的政治体系的象征，无论他们宣称这是什么民主陷阱。由此导致的安全性匮乏，在视觉上展示了自身：墨西哥城兴建的新的粉色灰泥镇屋开发区里，入口处有着滑动的保安大门和持枪的私人警卫。我曾前往墨西哥城南部郊区的列昂·托洛茨基的别墅，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在流亡中时曾住在这高墙之后，那是为了躲开斯大林的特务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现在，这只是另一栋有着堡垒结构的房屋。

　　和苏联不一样，墨西哥的党派专制从来都不是由一种意识形态或其幌子来指导的。它是为了犯罪而存在的，不论是位于顶层的庇护和裙带关系，还是较下层的持械抢劫。接待我的一位主人说：“甚至连反对派的人物也是虚弱的，在他们的同级中有着众多无法控制的暴虐者。所以一个多党派体系并不一定能改变做事的方式。”也许随着文职权力结构的衰弱和分解，军队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考虑到毒品资金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拥有飞机和高科技通信设备的墨西哥军队，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毒枭。

　　与此同时，人口在以一种有利于中央权力瓦解的方式增长。尽管墨西哥的人口增长率已经在稳定下降，但接下来数年的人口年增长，将每年给现在的9200万人口增加近200万新的墨西哥人。40%的墨西哥人是如此之穷，以至于他们花在安全套上的钱比花在衣物上的钱都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极高的出生率，再加上未来的人口增长，意味着一直到2020年，在这个实际失业率已经是25%的国家里，每年都有数百万新墨西哥人将达到就业年龄——而退休者远少于这个数目。有着40%低于15岁的人口，墨西哥的经济必须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以创造出足够的低等职位。要为这些新的工作者创造好职位，并且推动这个国家进入“第一世界”，其经济必须在10年间每年增长9到10个百分点。那是不太可能的。要么墨西哥会逐渐变得比现在更穷更破败，要么更多的墨西哥人将会移民到美国。对于墨西哥人的移民限制，从长期来看，恐怕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我向北旅行，将会对这一点有更多的了解。

　　人口增长分布也并不均衡。在墨西哥南部像格雷罗（Guerrero）、瓦哈卡（Oaxaca）和恰帕斯（Chiapas）这些州的女人们一生会生4个或者更多的孩子，而那些在墨西哥北部的女人则仅生2到3个。墨西哥南部显示出一种第三世界、中美洲类型的增长模式，而北部则追随着一种第一世界、美国式的模式。中心处是墨西哥城，在那儿，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没人知道准确数字——是居住在棚户区的乡村移民。然而，墨西哥城正越来越呈现出一个中产阶级城邦的性格。即使中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穷人需要被安抚，中央政府还是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满足其公民。

　　墨西哥向准无政府主义的滑落，不应该让人感到惊奇。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由革命制度党主导的强大稳定的文治国家，在墨西哥动荡混乱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持续了11年（从1810年到1821年），付出了60万人的代价。独立后的前30年经历了50个政府的更迭。然后，就是印第安人、混血者和西班牙裔——在墨西哥定居的西班牙家庭——之间关于土地的战争，以及1846年到1848年和美国的战争。墨西哥革命的混乱，让北部由弗朗西斯科·“帽子”·维拉（Francisco “Pancho” Villa）、阿尔瓦罗·奥布雷冈（Álvaro Obregón）和帕布罗·冈萨雷斯（Pablo Gonzáles）领导的游击队，南部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领导的反叛军，以及墨西哥城中总统迪亚兹逐渐衰退的独裁统治之间的相互争斗持续了10年，直到1917年，都没有决定性的结果。1920年，反叛者暗杀了墨西哥东南部的总统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20世纪40年代中期，意料之外的通向稳定的路线打破了这种暴力模式。成功带来了发展，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今它们已到达了临界值。从1940年开始，墨西哥的人口已经增长了近5倍。在1970年和1995年之间，人口几乎翻番。从1985年直到20世纪末，它将增长超过三分之一。在墨西哥谷，曾经支撑了特诺奇第特兰（Tenochititlán）和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这两个阿兹特克之威尼斯的大湖，已经被吸干了。河流现在成了地下污水道，水要从越来越远的地方泵送。“这个由水筑基的城市，将会因为缺水而消亡。”诗人奥梅罗·阿里德吉斯（Homero Aridjis）告诉我。墨西哥到时候进入新一轮动荡翻腾数十年的历史了，连同其比美国的三分之一还多的人口，而不是20世纪40年代——那时制度革命党首次取得了政权、结束了早些时候的混乱——的15%而已。

　　此外，和美国的相比，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盆地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爆炸式增长。1995年，就在美国南部边境外的国家中，有1300万新的劳动适龄人口，与之相对的是美国900多万的新求职者。2020年，边境南边每年将有1400万的新求职者，但美国境内将只有50万新的求职者。在这两个国家中，家境好的人拥有仆佣、私人警卫和迈阿密银行账户，贫穷的大众只想有一个能够努力干活、挣得实实在在的钞票的地方，并且不因父辈的姓名而受到评判。在这样的地方，排在毒品和洗钱之后利润最高的非法勾当，就是伪造美国签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美国人口中的拉丁裔成分将会增加1倍还多，从10%上升到22%。拉丁美洲的历史正在向北移动。

　　弗里茨·蒙森（Fritz Monson）是一个推进这种文化合并的美国人。他欢迎它，而不是害怕它。弗里茨最初来自密歇根州中部，然后去了埃尔帕索和墨西哥城。他在两位墨西哥助理一左一右的陪护下，大踏步走入我在墨西哥城的酒店大厅，热诚地大声叫出：“你好，罗伯特——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罗伯特！”他从未见过我（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却从一群人中认出了我。弗里茨身穿一件格子运动外套。他宽阔、粉红、友好、像富乐刷公司直销员一般的脸庞，完全是属于大众的。弗里茨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3个电话号码和1个传真号码。他的摩托罗拉手机哔哔地响了，在我们做完自我介绍之前，我无意中听到他在谈论价值“2600万美元”的信用证明。

　　我听到弗里茨参与到了墨西哥北部风景优美的科波峡谷（Copper Canyon）区域的旅游开发中。“对。”他点着头用西班牙语回答道。像“对”和“没有”这样的西班牙词点缀着他的对话，但他轻松地承认，在墨西哥待了5年之后，他的西班牙语词汇只勉强超过了100个——就是他不断重复的那些。

　　“我想要帮助开发这个峡谷，并且保护那里的印第安人。如果富有的墨西哥人开发了这个峡谷，他们将会毁掉它。我对大酒店不感兴趣，只想要简单、干净、通过徒步径连接起来的寻常建筑。我想要那些欣赏这里环境的旅行者、高层次的背包客……”

　　摩托罗拉又哔哔地响了起来：一场关于收购一家银行的对话。

　　弗里茨的能量是生猛、草率的：超级油轮里充满了这种能量。他的两个墨西哥助理似乎为他所震惊。

　　弗里茨参与的事务包括：推动衣物捐助活动、设立一家录音公司（他给了我一些磁带）、资助一位赛车手、建立一间诊所、收购杜兰戈（Durango）一处800英亩（约3.24平方公里）的牧场、购买涡轮增压塞斯纳飞机、改善一个拥有卫星接收器和发射应答器的私人电信系统、帮助台湾投资者在墨西哥找到资金的安置之地……如果你觉得飞机和通信设备暗示出弗里茨的活动有什么不当之处，那是想错了。和弗里茨共进午餐（他付的钱）的两个小时让我相信他是坦率的，是一个诚实可靠、精明健谈的人。“我是一个适合填入裂缝之间，把东西胶合在一起的小人物。我参与到了1000件事情中。”这包括了众多长时间的午餐和若干次婚姻。他给我看了一张他穿着游猎衬衫在丛林覆盖的科波峡谷（Copper Canyon）底部穿过一座人行桥的照片：就像是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笔下的一个乐观主义者偶然走入了一部康拉德（Konrad）小说，把冷酷的情节抛离了故事线。

　　就像我告诉弗里茨的一样，在我看来，墨西哥的整个专制性权力结构正在消融，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了人口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重压，还在于跨国生意和像他一样的人——他们用手机和一种政府部门无法应对的能量绕过了这个体系。

　　“就是那样的。”他笑着说道。

　　“举个例子，”他说，“比如托波洛万波（Topolobampo）。它是一个挺小的港口，就在科特斯海（Sea of Cortez）上，从洛斯莫奇斯（Los Mochis）——科波峡谷铁路的终点站——穿过沙漠，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离美国边境线一天的车程。那儿的水很棒。你买点虾，坐下来和一些老家伙一起吃，它就是个天堂。你必须去看看！你会爱上它的！而且——这是最棒的地方，罗伯特——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可以开发这个地方，把它弄成一个美国家庭的旅游胜地，创造就业，将它清理干净。我可以在脑海中看到它几年后的样子……那里的人都将说英语。我们都将说西班牙语……”

　　我再也没有见到弗里茨，但是，因为被他对托波洛万波的描述激起了好奇心，我在往北的旅程中在那里做了停留，并且找到了一处灰绿色的海湾。它就像是一个盛水的浴缸，在我面前伸展开去，而沙漠就在我背后。多石的山坡像破裂的玻璃，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汗水从我的前额流进了眼睛里。我甚至都感到了手表带的沉闷热度。沙漠和海湾相交的地方是崎岖不平的主街道，它属于一个又小又破的镇子：托波洛万波。

　　我走了几步路，从阳光炫目的街道上看过去，来到一个看起来很深、凉爽又幽暗得诱人的商店。在里面，我看到魁实的男人们全身汗沫，马尾辫从他们的洛杉矶突击队棒球帽里垂下来，他们中一些人的手臂上有刺青，在台球桌周围安静地踱步，排队等着自己击球。我走回街上，正好来得及看到一辆宽轮皮卡隆隆地驶过，它的车体低到了地面，里面满是看上去像罪犯一样的墨西哥警察：他们穿着白色T恤，黑色棒球帽向后反套，戴着墨镜，身佩AK47突击步枪，有一个警察脖子上还戴着金项链。随着我在这38摄氏度的热气中走得更远，我注意到一些骨瘦如柴的狗，它们的牙龈外露，在生锈的车体下躲避着阳光。

　　房屋是由未上漆的水泥、波纹石棉、一些砖头、很多黑色塑料包装纸和腐烂的木头建造的。俯瞰这小港湾的山坡已经被侵蚀了，所以我能看到曾经在地下的生锈的水管网格。我买了一些炸虾，它们的香气和下水道、尿坑以及盐水的气味融合在一起。当我在一张金属餐椅上坐下来进食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人经过了我。她的表情很有戏剧性，她的姿势英勇，带着轻蔑。她光亮的黑发几乎到了腰间——那是弗里茨说对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他说：“墨西哥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即使是贫穷的女人，也很美丽！”

　　是的，她的行走中有着真正的艺术性。就像一个墨西哥朋友告诉过我的一样，在墨西哥，“过去重达千钧，而未来是不存在的”。所以外观就是一切：在死亡面前保留尊严的一种方式。看着几个年轻男人在外游荡——再想起台球厅里的男人们——我可以想象出他们越过仅一天车程的美国边境线后，剥掉由家族和文化所施加的禁忌，全部滑落入犯罪活动中：执法者在加州发现的室外大麻田中，五分之四都是由墨西哥人种植的。（墨西哥对美国的影响广大，既包含了洛杉矶的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所提到的中产阶级活力，也有不可否认的犯罪。）

　　扭曲的石灰岩露出地表，向着科特斯海展开的不温不火的海湾，连同挤在地表上的数十条小渔船，看起来像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商业、走私……托波洛万波是墨西哥锡那罗亚（Sinaloa）州的一个太平洋深水港。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在前往后来会成为美国西部的地方时经过了这里。以洛杉矶以及北部和东部地点为目的地的可卡因中，有70%都会从这里通过。

　　沿这些古老的贸易和迁移通道所进行的可卡因转运，收益比墨西哥石油产业年利润的两倍还多。据说，锡那罗亚是新北美洲一个正在兴起的半独立公国，是一个警察和毒品走私者相合作的“棕色区域”，而处于分解中的国家，就像阿兹特克时期时一样，几乎是不存在的。在这里，资本主义真真切切、无所约束：市场得到供应，有才干的人升到顶端，而无能者常常被死亡所惩罚。在这里，你会找到源自本能的、血与土一般的爱国主义。据毒品专家说，锡那罗亚人从没有允许哥伦比亚人、尼加拉瓜人，或者其他外来者挤入当地的毒品交易中。墨西哥城里拥有外国银行账户的富有政府官员们，一旦政治风向改变，就即刻抛弃他们的国家，但锡那罗亚的毒品贩子们仍然留在原处。

　　然而弗里茨来到这里，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事物，他的乐观主义却被巩固了。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过充满能量的生意人，但是，就像我在东欧偶遇的德国人一样，他们常常是一群阴沉的人，缺乏幽默和开放。他们显得无懈可击。而我怀疑，脆弱性——就是尽管有很多相反的迹象，仍愿意去相信、愿意受到欺骗——是弗里茨，以及当然的，美国的秘密力量。（“美国人非常喜欢被欺骗。”查尔斯·波德莱尔曾在1855年4月20日的巴黎期刊Le Pays里写道。）弗里茨的观念与那些认为美国仅仅关乎经济的观念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弗里茨暗示出，美国一直将关乎可能性，其爱国精神的基石就坐落在这里面，尽管一个新的城市文明威胁着传统的国家社区。虽然有其特殊性，但美国的确处于一个充满了悲剧性棘手问题的世界里，正如墨西哥和美国黑人迄今的历史所充分揭示的那样。

　　所以我朝北前行，去看看一个如此悲剧性的历史，是如何与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历史——至少对其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如此——相混合的。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