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三章 寻常的美国城市

　　“圣路易斯”这个词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关于失去之荣耀的怀旧画面。

　　让圣路易斯伟大的，是北美水道系统——它是西班牙、法国、英国和美国在这内陆上的野心之枢轴。从圣路易斯往北，密西西比河可以通航800英里（约1287公里），与其他河流相连，直至大湖区和加拿大。向南，它奔流1345英里（约2165公里），抵达墨西哥湾。与此同时，密苏里河越过圣路易斯，可通航2000英里（约3219公里）至达科他州西部；而在圣路易斯以南200英里（约322公里），伟大的俄亥俄河——它从匹兹堡开始可通航——在伊利诺伊的开罗全部倾泻进入了密西西比河。因此，圣路易斯成为圣塔菲贸易通道起点处的商业转口港，马车队从这里把制造业产品运到位于墨西哥的西班牙贸易站，以换回原材料。1867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长文预测，“圣路易斯集市”（fair St Louis）注定会成为“美国未来的首府”和“一个比罗马更伟大、更帝国性的城市”。

　　当铁路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里排挤掉蒸汽轮船和大篷马车时，芝加哥的商业社区明智地投资了支线铁路、调车场和有升降设备的粮仓，以利用其坐落于五大湖区并与农业区域邻近的优势。芝加哥成了中西部的主要城市，让圣路易斯黯然失色。然后在1904年，圣路易斯成为第一个主办现代奥运会的美国城市，这是其荣耀最后的昙花一现。同一年，路易斯安那采购博览会——庆祝刘易斯和克拉克旅程的世界性展览会——吸引了2000万参观者来到“地球上最国际化的城市”。博览会是“热狗”“冰激凌蛋卷”，以及《相见在圣路易斯》之歌——这首歌后来因朱迪·加兰（Judy Garland）而不朽——首次出现的地方。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中写到过这个博览会：

　　这个世界从未见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幻象。到晚上，当你漫步于长排长排、精致地用成千上万电子蜡烛所照亮的白色宫殿——阿拉伯赤砂反射出的光芒从未给人带来及其一半的惊讶。

　　在1927年5月21日，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一个人飞越了大西洋。他驾驶的单引擎“圣路易斯精神”（Spirit of St.Louis）号因圣路易斯的赞助者们而得名，他们花费了10580美元来建造这架飞机。在1926年和1934年，“圣路易斯红雀”棒球队赢了5次联盟冠军和3次世界大赛冠军。但在此之后，这个城市似乎失去了光泽。就如当地的一位公关执行官阿尔·克尔斯（Al Kerth）告诉我的一样：“我们用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怀念过去。”

　　和欧洲不一样，在北美，每一层新的文明和发展都把之前的文明和发展擦除一空，而不是在其基础上建造。因此，虽然圣路易斯的历史可以被讲述，却无法被目睹。

　　一千年以前，圣路易斯区域是“密西西比文化”的中心。4万密西西比人居住在与今天的圣路易斯隔河相望的一座城市，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伟大的公共工程，包括100英尺（约30.5米）高、1000英尺（约305米）长的纪念土丘。在这密西西比文化分崩离析之后，说苏族语（Sioux）的密苏里人（Missouri）和奥色治人（Osage）以及其他五大湖区域的部落，迁移到了这里。然后就来了法国探险者和设置陷阱以获得皮毛的捕猎人，他们在整个17世纪慢慢地下行到圣劳伦斯河，穿过五大湖，然后到了密西西比河谷下，并沿途建立起一连串的堡垒。1682年，罗伯特·加维利尔·拉萨勒先生（Robert Cavelier, Sieur de La Salle）驾帆船从密西西比河一路向下，一直到达今天的新奥尔良，并由此让法国人拥有了一片河边帝国：它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背后形成弧状，从魁北克冰冷的大西洋海岸，延伸至湿热的墨西哥湾湿地。1764年2月14日，30个法国人由年轻而顽强、充满人格魅力的奥古斯特·乔托（Auguste Chouteau）带领，在这个帝国的心脏位置，密西西比和密苏里河的接合处建起了一座商栈。为了向在位君主（路易十五）表达敬意，这个地方以路易九世命名，被称作圣路易斯。

　　在其他区域，新世界里的法兰西帝国正在衰退之中。魁北克在1759年被英国人拿下，而在1763年，圣路易斯创建的前一年，“七年战争”以法国失败而告终。很快，圣路易斯的克里奥尔（Creole）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的混合族群——开始受到西班牙的统治，同时，英国人在密西西比河东岸、今天的伊利诺伊州威胁着法国人。1800年，处于权力巅峰的拿破仑重新收回了北美西部的法兰西帝国，并将其叫作路易斯安那领地，以纪念路易十五。但是在1803年，部分由于圣多明各的大幅损失，拿破仑的全球性战略撤退加速进行，他把北美帝国卖给了美国。圣路易斯现在到了美国人手中，其法国文化的残余记忆，只留在被读错的街道和郊区乡镇的名字里。

　　在1830年到1844年，随着圣塔菲贸易通道的繁荣，圣路易斯的规模增至之前的三倍。1848年的欧洲政治动乱和1845年到1846年的爱尔兰土豆饥荒把很多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带到了这个城市（德国人内在的保守主义促使这个城市在南北战争期间留在北方联邦军一方），同时伴随着黑人——包括奴隶和自由人——的大量涌入。1870年，圣路易斯中心住着31万居民，比波士顿要多，仅次于纽约、费城和布鲁克林。1996年，在我到访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居民数已从“二战”之后的超过80万人下降到了仅仅35万人。到20世纪末，圣路易斯已经不再是美国前三十六大城市之一了，它的居民逃往郊区，其速度和数量都超过了其他大多数都市区域。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现在的人口都比圣路易斯多。

　　“啊，圣路易斯，”一个住在芝加哥的法国外交官曾告诉我，“就像乡村俱乐部里精致玻璃器皿的叮当声一样——我在圣路易斯找到了真正的精英：很有教养，静如处子，精致优雅。这些人几乎有着一些南方的气质，那是他们的草地和宅第中透出的一种慵懒，一直守候在这里，即便在其周遭，这个城市已解体。”

　　正是这段对话把我带到了圣路易斯，靠近这个国家在地理和统计意义上的中部的最大都会区。“圣路易斯往往是很寻常的，”一位当地城市经济学家唐·菲尔斯（Don Phares）告诉我，“不论是它的工业、失业率、人均增长速度，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处于美国大都市里的平均数。你无法以纽约、波士顿或者洛杉矶来判断美国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圣路易斯，除了其快速的郊区化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其他都是普通寻常的。”

　　但我所发现的是，圣路易斯已经不再存在。耗费数天的搜寻之后，我根本没有找到它。

　　首先，是我暂住的克莱顿区（Clayton）：以中上层阶级白人为主的金融和高科技中心，很具战略性地选址于一条州际公路旁，拥有边角尖锐的铬合金建筑，以及装修和菜肴都兼容并蓄得看不出地方性的餐厅——在一间餐厅里，我享用了希腊沙拉、“哥斯达黎加式”鱼和意大利面。尽管有着闪闪发光的办公大楼，克莱顿缺少一种连贯的天际线景观。就像一个缺失了很多棋子的巨大的棋盘，克莱顿是风中的一片寂寥空间，和堪萨斯州的欧弗兰公园区、马里兰州的贝赛斯达区（Bethesda）、弗吉尼亚州的泰森思角区（Tysons Corner），以及我熟悉的许多其他高科技郊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重复的广阔远景、没有树的街道、多层停车场和光鲜的购物广场。美国的新建办公楼中，三分之二都位于这样的城市中。我觉得自己好像并没有到达任何地方。

　　在我的酒店房间里，我查看了一些在过去几十年间绘制的圣路易斯区域地图。每一幅都像是一颗彗星，城市如彗头在密西西比河上燃烧，郊区则是向西延伸的彗尾轨迹，它越来越长，向西边的大草原靠近。从彗头到彗尾，我可以由东向西追寻这样的顺序：城市街道，然后是像克莱顿这样所谓的边缘城市，然后是老富人区，最后是新富人区。最近期的地图显示出极端的分化。这样看来，圣路易斯是一个不恰当的名称。事实上，在大圣路易斯有92个法人化分治的城市（在1876年有5个）——有些仅有十多个居民，它们的人口加在一起为230万。圣路易斯主城继续在流失居民，虽然它仍然是最大的。

　　从克莱顿出发，我驾车慢慢西行两个小时，穿过蜿蜒的居民区街道，直至到达了30英里（约48公里）外圣路易斯郊区的终点：那些重复的健身中心、购物商场、山地车店和绿色草坪终于结束了。在我开车时，每几分钟就会穿过一个边界线：

　　“欢迎来到拉杜市，请小心驾驶”“欢迎来到切斯特菲尔德市，人口4.2万”“欢迎来到弗兰特纳克”“你将进入埃利斯维尔市市界”……

　　由于这些标志中有一些是木质手刻的，并且用很有品位的陶土色调上色，让我错以为它们是古董店——这儿的古董店很多——的小招牌。当我看到“县郡市”的标记时，它白漆背景之上的时尚黑色字迹让我想到了J. Crew的产品目录。这种设计意识也延伸到了住房上。一个奢华的房屋社区入口处，像是用都铎风格的防御土墙和塔楼所护卫的。很多市镇都有自己的学校、警察和消防员，以及他们自己标示车道分隔线的方式。

　　这些市镇在土地分区方面，对每个单位的亩数和建筑材料也有严格的限制，使得没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就没法搬入。其中一个叫作乡村生活小镇（Country Life Acres）的法人化小镇，似乎只包含一条富丽的街道，仅住着几户人家。“如果你不法人化，就可能被一个更贫穷的郊区所兼并。所以有很多防御性的法人化。”一个该区居民告诉我。尽管这些郊区几乎都很富裕，仍然很容易通过房屋和标志的类型，在丰足的汪洋之中看出收入的渐变：这些边界线是实际存在的。

　　这样不加掩饰的郊区自治，在我看到的其他美国大都市区域中并不是很流行。几个居民告诉我，这部分是由于圣路易斯属于“南方”的一面。1867年的《大西洋月刊》，在描述一次从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前往圣路易斯的旅程时这样报道：

　　早上9点在亚伯拉罕·林肯的墓地看朝圣者们脱帽走近墓地，然后在12点发现自己被一群倾向于蔑视他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所包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事实上，从圣路易斯仅需两小时车程就可到达密苏里州的“靴跟”（该州的东南角，被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围住），或者被称作“小迪克西”（Little Dixie）的地方。一位当地历史学家告诉我，圣路易斯郊区“代表着一种鲁莽的、新近富起来的南方，从未遭受过南方腹地诸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废除种族隔离相关的耻辱和罪恶感”。比起去中心化，这里的郊区化更意味着富有白人的司法管辖主权，他们由此可以把自己与黑人为主的中心城市的问题隔离开来。

　　这是一段历史进程中的高潮点。19世纪，美国城市主要作为商业中心发展起来，而非如欧洲那样的宗教、军事以及文化中心。乡村居民对新到来的城市律师、银行家以及其他经纪人的疑虑很深，因为在村民们看来，城市只关乎金钱，所以和他们的价值观互不相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世纪末民粹主义和1919年的《禁酒法案》就是基于乡村的运动，它反对城市生活另一面：移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机械摘棉终结了他们在南方的农奴状况，500万黑人开始往北的大迁移时，一个新的因素加入了进来：种族。这导致了基于种族和阶层的郊区的出现，它们封锁了城市。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眼中，边界上的新机遇和对实际性的强调，阻挡了种族和阶层的区分。而这些郊区则显示出，至少在圣路易斯，边界线最终闭合起来了。

　　由单个开发者建立起来、被防御性边界所环绕的美国社区数目，从20世纪60年代的1000个，增加到了80年代中期的80000个，并且在90年代更进一步增长（我自己就看到，以白人为主的华盛顿特区的郊区，毗连着有大量黑人人口的中心城区）。“封闭的社区”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们是拉丁美洲的舶来品，在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等地，社会的深度分隔让它们在中产阶级中很普遍——事实上，它们是必需的。举例来说，有一次去圣保罗，我注意到几乎每一栋公寓都像是一个外交大楼，被高高的栅栏和监视装置所环绕。这样的堡垒式建筑最终会主宰美国吗？考虑到美国的流动性阶层区别与拉丁美洲迥异，它们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

　　然后，很自然地，有着自己的规则和保安力量的商场取代了公共街道，私人的健康俱乐部代替了公共游乐场，还有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些改变是如此渐进，我们已经选择了从公共场域退出并终止社会契约，以保护自己免受老中心城市的影响。

　　“认为美国人是个人主义者，这是无稽之谈，”一位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城市事务教授丹尼斯·贾德（Dennis Judd）告诉我，“在内心深处，我们是一个群集动物组成的国家：我们是像老鼠一样的循规蹈矩者，会把自己的权利丢在门口——只要你告诉我们可以不用担心犯罪，而且我们地产价值会受到保护。”他解释道，美国人会愿意忍受一个团体内部的限制，虽然他们绝不会在公共场域忍受它们。然后他补充道，未来，会越来越像是在某种团体内部的生活。“只要看看我们的郊区，”他说，“我们对公共场域的依赖会越来越少。”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和其他一些人曾警告过，美国的物质繁荣可能最终会衍生出人们的退避。随着物质财富和技术便利性在一个社会内积累，人们的个人生活在新的选择和压力之下变得更加复杂，让他们关心公共事务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在我驾车穿过圣路易斯郊区时，我对物质拥有以及生活便利同社会团结性之间的负相关感到震惊。我想，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成为一个由超负荷工作的孤单人群所组成的国家？这儿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深夜留在办公楼停车场的汽车数量之高。在《时间的束缚：当工作变成家庭，家庭变成工作》中，社会学家阿莉·罗素·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称，事实上，很多女人正在从无序而紧张的家庭生活，逃离到工作的“可靠的有序性”中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劳动者的工作年期增加了一个月——164个小时。超负荷工作和家庭衰退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1960年，每四场婚姻，大约会对应一场离婚；而在1994年，每四场婚姻会对应两场离婚；在1995年，仅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是夫妻带着孩子；现在，所有孩子中仅有一半生活在传统家庭中，而且这个数目每年都在减少。

　　从克莱顿出发，我接下来的冒险是前往大学城（University City）。虽然有这个名字，它的一些区域却是散布着修补店、有韩语标志的低层商铺、空地、中产和低中产阶层分区，以及丑陋黄砖花园公寓的地方。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美国中产阶级继续分裂成越来越稀少的中上产阶层和越来越被压迫的中低产阶层，位于中间的中产阶层慢慢地退入到这两者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郊区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增加了10%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另三分之一的居民——以较老的、离市中心较近的郊区为代表——的收入则陡然下降。大学城中的很小一部分（其他区域都前途光明）包括了一个后者这样的郊区。

　　在大学城一条拥堵着货车的嘈杂道路上，我看到一栋深色砖房建筑，门上的希伯来文字显示出这是个犹太教堂。圣路易斯的犹太教堂的发展路径，沿袭了从城市迁移到郊区的路线，而这路线又跟从着公路干线——它们曾是印第安人的小径。这个犹太教堂的门是锁上的。我留意到了一个警报系统，然后按响了门铃。一个电子信号让我进入其中。

　　在灰色胡须、表情伤感的亚伦·博罗拉比（Rabbi Aaron Borow）身后，是一座摩西的雕像，以及一墙黑色封面的书籍。“我已经在这个教堂待了30年了。我的第一个讲坛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从1959年到1964年。是的，我记得白人用棒球棒击打赞同融合的黑人。我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出于道德，发声支持融合。但是我处于一个窘境：如果我发声太大，可能会让我的会众遭受危险，而保护他们是我首要的责任……30年前，当我来到这里时，大学城是圣路易斯犹太人的中心。但是这些犹太人往西去了新郊区以离开黑人：就是那样的气氛。当黑人来到这里时，留下来的犹太人不想融合。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犹太人托儿所。但近来，更多的犹太人回到了这个社区，它又再次在很大程度上是犹太化的了。在这些新的到来者中，正统派的较多。他们住在这里，但是并不把孩子送往这里的学校。所以社会的统一性今非昔比。仍然，如果没有这些犹太人，大学城的白人会更少。”

　　“我在这里看到大量的运动和骚乱，”博罗拉比继续说道，“在美国，认为孩子会继承父母的宗教传统的想法，已不再是实情。在这个教堂，我们是中立正统派。但是我们很多成员的孩子们已经去了西边郊区更加自由派的教堂，而与此同时，那些父母属于犹太教中更自由派分支的孩子，却来到了我们这里。但是在圣路易斯增长最快速的犹太教分支是阿古达正统派，这是所有教派当中最为原教旨主义的。10年前，阿古达派没法聚集一个祈祷班（需要至少10个13岁以上的男子来进行犹太教公开崇拜）；现在，他们拥有上百个家庭。阿古达派有着很好的关系网络。”在说出这个新颖时尚的词语时，博罗拉比皱了下眉头，“恐惧把部分潮流导入这老式的宗教中。”关于恐惧，博罗拉比所指的是应对20世纪晚期生活——连同其技术和文化变化浪潮——的困难。此前，我曾在前往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旅程中看到过这个现象：技术创新和由其激起的文化动荡，似乎导致很多人在自己的信仰周围建起了堡垒，而不是稀释了宗教感情。一个互相联系、全球化的世界，似乎在鼓励正统派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极端形式的传播。

　　“现在更困难了，”他哀叹道，“问题在于，如今人们有着很多其他的关注和财务压力。妻子们上班工作。每个人留给社区的时间都更少。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本地电视名人到教堂来讲话，就会吸引一大群人。我试图给予我的会众一种对耶路撒冷的看法，关于它的景象和味道，关于耶路撒冷的意义。”窗外的卡车发出呜呜的响声。我感受到，对于博罗拉比来说，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个绿洲：它与大众文化的肤浅性隔离开来，而美国人整体上——不仅仅是犹太人——都依靠这种大众文化来保持平衡。但即便是博罗拉比，也知道若想要把人们吸引到他的教堂来，他需要以电视名人为形式的大众文化本身之载体。

　　圣路易斯市区本身，被划分成黑人的北半城，和以白人为主的南半城。

　　在过去，北圣路易斯有很多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德国南方人。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黑人占据了北边，爱尔兰人和其他白人开始逃往南半城的德国社区，留下一个叫作弗洛里森特（Florrisant）的爱尔兰据点在都市区域最北角，这是一个法人化分治的镇区，因此是“受到保护的”。我想亲眼看看这些爱尔兰人需要保护自己远离什么东西。因为不希望独自一人在这些不熟悉的街道上漫游，并且想要一个很了解这个社区的向导给我解说，我就和圣路易斯警察局的格雷戈瑞·霍金斯少校一起，探索属于黑人的北圣路易斯。

　　霍金斯带我看到的20平方英里（约52平方公里）的北圣路易斯区域，它包括了这个城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40岁的霍金斯是一个从2岁开始就住在这里的黑人，他身上的弹伤可以证明这一点。灰色短发、戴着飞行员墨镜的他，和很多圣路易斯人一样，有着轻微的南方口音。文凭、奖状和孩子们的毕业照片，装饰着他位于新三区警察局的办公室。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如果你做了像是打碎一扇窗户这样的事情，等你回到家，你的父母就已经知道了。现在，这里不再有屋主，他们全是租客，而且需要好几天才能找到一个少年罪犯的家长——如果你幸运的话。而当你的确找到了家长时，他们却不是真正的家长：他们只是生了孩子的孩子。‘父母技巧’这个词，”霍金斯说这个词的时候，带着厌恶感，“显示出在这样的地方，家庭的支离破碎。做家长这件事，不是什么都可以被教会：如果你是被正确地养育大的，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做！对于这个没有真正家长的区域，我们已经诉诸宵禁：对于16岁及以下的青少年，是工作日晚上11点和周末晚上12点……”不过，霍金斯所说的，绝没有贬斥黑人的意思。他只是一个深感忧虑的警官，以及一个有知觉力的分析者。他即兴而谈，毫无拘束。虽然印成文字时，他所说的东西也许会让人感到被刺伤，但他的语调一直都显示出他对自己社区的担当。他希望我知道，有多少事情需要完成：这么多年来，这个社区已经是多么的令人失望了。

　　“对于这些高层房屋项目，你唯一能做的事情，”霍金斯继续说，“就是把它们推倒，并且把居民分散开。在卡巴纳庭院（Cabanne Courts，一个位于霍金斯所在区域的房屋项目），即便在警车里面，我都戴着防护手套。你会引来开火。有一次监视中，我就在那附近被近距离击中。向我开枪的人进了监狱。出狱后没几天，他又残忍地强奸了一个女人。几年前，市府推倒了这处建筑……

　　“与毒品斗争是不现实的。一份在土耳其价值2500美元的毒品，在美国的街道上卖25万美元。在这么高的利润水平之下，激励是如此之大，没法不卖——当然，除非你能阻断需求。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们把处于安全稀释度的毒品合法化并加以监管，让它们离开有组织犯罪者的掌控，会发生什么？我无法不去思考这样的观点，因为从我在街上所见来看，现实是这所谓的斗争根本没有作用。来吧，让我们上车去到处转转。”

　　霍金斯驾驶着没有警察标志的汽车往南，由联合大道进入北圣路易斯的核心。有一种事物我没看到，那就是拥挤的城市贫民窟。我看到了更恶劣的：曾经坚实的居住区域——有着双重斜坡屋顶的庄严砖房和间隔的零售店——像是一个考古遗址，零星地居住着擅占空地者和其他捡破烂的人，地上散落着垃圾。从人行道的裂缝中，野草高长。没有一块割过的草坪。胶合板钉在被藤蔓覆盖的窗户上。没有被木板封住的商店都用沉重的铁架护住门窗。“我能记得当这一切都还很美好、被很好地维护的时候。”霍金斯说。我只看到一处被好好维护、没有铁架的建筑：一间殡仪馆。当这里高品质的黏土被用来建造宏伟的土木工程时，红砖成了其与密西西比纪的连接。因为看不到高层建筑或者廉价公寓，很难把这衰退归咎于城市规划师或者建筑师。

　　一个粗糙的手绘标志指示出“圣马可自由意志浸礼会教堂”，霍金斯告诉我，它曾经是一家电影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妈妈给我解释为什么不能去看电影。这家影院拒绝黑人进入。圣路易斯是南方的最北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是多么困惑和伤心。现在你不能在这附近行走，有很多暴力事件。”

　　在一条两侧都有砖房的街道上，霍金斯说：“那是我13岁之前住过的地方，枫树街5173号。我们是最早搬入这曾经的成熟优质街区的两户黑人家庭之一。白人家庭最终离开这里，前往了南圣路易斯和郊区。现在这附近很多人都吸毒。洗衣店、糖果店，都离开了。你看那栋建筑，”霍金斯指着一处被木板封住的四层砖房说，“那曾经是威尔·罗杰斯剧院。当时如果你是黑人，你就不能进到里面去。现在我将给你看一些你不会相信的东西。”

　　他把车右转，以平常速度开了大约45秒钟，穿过了一条难以形容的街道。然后，突然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乡村生活小镇，只是这里看到的是老式的富裕，就是法国外交官所说的那种宅邸。这是圣路易斯的正西角，全是白人。我看到了割过的草坪和光亮的石头别墅，带着房车、巴洛克雕像和喷泉、修整的树篱、剪了枝的树木、显示电子安保系统的小小六角形标志和路上的减速带。“这里的平均房价大约是50万美元。”霍金斯说，并补充道，这儿的居民除了电子系统之外，还拥有私人安保巡逻队。

　　霍金斯再次掉转车头，不到一分钟，我们又回到了贫穷的区域，那骨架一样的房顶让我想起了被战争损毁的波斯尼亚的场景，一群群无家可归的人蹲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背景是被清空的建筑的全景。然后是一家被黑色铁架和防弹玻璃遮盖的酒类商店，被一群拿着啤酒罐、毫无畏惧地瞪视着霍金斯少校的年轻黑人男子所围绕。一个没穿上衣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部移动电话。“那曾是一间真正的药店，前面有一个很好看的苏打喷泉。”霍金斯说。

　　西南角的核心区域，废弃之地与奢华豪宅毗邻：一侧是白人工人阶级逃离后所留下的毁弃的建筑和街道，与我看到的在其他任何饱受战火蹂躏的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样满布凶兆。而另一侧，富裕的白人在豪华住宅雇用私人保安服务来保护他们的资产。这让我对霍金斯喊出了“政策真空”这个短语。“好像政府从来都没到过这里，”我说，“你通过这车窗给我展示的，是残酷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们已经压过了城市政策。”植根于欧洲的文化已经迁离，一个在奴隶和佃农体制下变形了的文化搬了进来。这是一个规模太大的转变，以至于权力有限、施政不彻底的传统民主政府无法控制。前一天，经济学家唐·菲尔斯告诉过我，关于公共政策可以大幅改善绝大多数城市中心区这一点，历史验证太少：成功的故事往往是小规模的特例。

　　最终，很多内城可能会完全把自己耗尽，以终结这场离开城市核心的大规模运动。但那并不是任内城自生自灭的原因。虽然这些事实无可否认，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关心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市民，文明社会就是虚伪的。亚里士多德曾写道，民主制度和寡头政治之间真正的区别，是民主制度在乎总体民众的利益，而寡头政治在乎富裕者的利益。在整个现代史，启蒙后的保守派们已在为弱化大型社会和技术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冲击而工作，以减轻苦难，预防革命。内城的毁坏正是一种剧变，例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会一丝不苟地加以人道处理而不是残忍忽视的动荡。他会知道，仅仅政府对这个问题没有全面的解决办法，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多种方式去继续帮助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启蒙主义后继者，能够为任由内城自生自灭辩护。

　　霍金斯评论道：“我母亲一辈子都为（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工作，而我父亲为通用汽车工作。他们是退休金很少的老人，无法承担搬家的费用。政府要么该帮助我父母这样的人搬迁，要么就该建设这个社区。”他说，任何有办法离开北圣路易斯的人，都在离开了。

　　然而，黑人逃亡郊区，并没有加速融合。对圣路易斯和其他城市的研究显示，高收入层次种族隔离的严重程度，仅比贫穷的城市区域稍微好一点。圣路易斯的大部分社区中，要么非裔美国人比例少于2%，要么超过84%。关于圣路易斯隔离的数据，可参见John E. Farley, “Race Still Matters”。而且，这个区域三分之一的法人化镇区是由黑人控制的，并且关于把黑人主导的圣路易斯城与更富裕的、白人主导的圣路易斯郊区重新接合，很大程度受到了黑人的抵制（更不要说白人的抵制了），因为黑人们不愿意失去政治影响力，即使他们有可能在财政上获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很明确的是：在局部范围，黑人希望自治，就和白人一样，他们想要拥有自治所带来的权力和任免权。不论黑白，没有人在推动圣路易斯的融合。

　　游览在继续。

　　霍金斯指出一处被毁的联合服装店残骸。“它曾属于犹太人。这个商店曾是一个真正的社区支柱。它已经消失了，”霍金斯指着附近一间被抛弃的房屋，“1980年，我在那房顶上找到一个已死的23个月大的婴儿。那个男朋友嗑药嗑高了，然后猛打女朋友的婴儿，直至婴儿死去。然后他把这个婴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再将其放在房顶上。住在这里的人，完全不知道外部世界的行为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街道就是整个地球。所以，他们怎会有任何像抱负一样的东西呢？

　　“比如，在那条街上，我们执行过一次缉毒突袭。在警察们追逐嗑药者的混乱之中，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一栋房子里走出来，大冷天里没穿外套。一个老女人在追赶她。在那个时刻，我以为那女人是要扔一件外套到孩子身上。但并非如此——这个女人拍打这个孩子并且吼叫道：‘你他妈到里面去！’一个听着这样语言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成长起来、成为正常人，并且正确地养育她自己的孩子？……

　　“这曾是一个杰出的区域。当爱尔兰人住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在人行道上睡觉，人们会带给你柠檬水。”

　　霍金斯告诉我，在一处房屋中曾收缴了10把枪，而一间小学与其在同一个街区；他还告诉我在另一栋房屋中，12个人是如何因为毒品犯罪而被逮捕的。同时，粗糙模糊的战区式外貌并没有变化。我目睹了正离去的工业时代残忍的人类副产物。这里很多居民的父母、祖父母们所做的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工作已经不复存在了。特纳所描写过的边境线又在以另一种方式逝去：体力劳动的就业市场——新兴西部城镇所提供的原始机会在20世纪的替代品——不再提供能维持生活的工资。

　　霍金斯载我回到了警察局，我们在那里道别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把车停在了一栋高层建筑的地下车库里，乘坐电梯到了楼上，然后走进一个石英和钢铸的、由卤素灯照明、像个小天井一样的大堂。一系列的钟表显示出亚特兰大、贝尔法斯特、布鲁塞尔、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时间。一张桌子上是外国报纸。来自福莱国际传播——一家公关公司——的声音柔美的接待员在转接录音留言和接听电话的时候，把我忽略了几分钟。然后她道了歉，把我送到一间用灰色皮革和大理石装饰、可以全景观看大拱门——它离这里就一小段距离——的房间。1965年竣工、以纪念刘易斯和克拉克“开启西部”的大拱门，是圣路易斯的图腾。它是闪闪发光的60层楼高［从基座到顶端为632英尺（约193米）］的钢铁彩虹，在泥泞发红的密西西比河边升起。在这条河流的东侧，我看到水泥筒仓和有破损的棕色建筑，它们比草木高不了多少。自从18世纪晚期开始，那些低地就已经被称作“美国基底”。今天，伊利诺伊州的东圣路易斯位于那里，它部分地掩藏在一屏树叶之后，是美国最糟糕的内城贫民窟之一，比我刚刚和霍金斯上校去过的北圣路易斯更恶劣。但这座建筑旁的河水两岸，就是奢华酒店群。

　　“克尔斯（Kerth）先生马上就到，”一位秘书告诉我，“若想给任何地方打电话，都请随意。”

　　阿尔·克尔斯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然后立即坐进了一把皮质旋转椅，靠着椅背，双手支撑着后脑勺，并且大声地直呼我的名字，仿佛我俩是老朋友一样，而且可能是身在曼哈顿、巴黎或者米兰。克尔斯戴一条明黄色的宽领带，他的背带是编织皮革制成的，眼镜也用的时尚镜框。他代表着“圣路易斯2004”，一家标志着1904年世界博览会和奥林匹克的百年纪念，以及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和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的两百年纪念的非营利机构。克尔斯告诉我，他的机构想要引导“着眼未来的有远见的能量”。他递给我一个里面装着说明简报的高光纸文件夹，然后走到一块黑板前，在上面写道：

　　全区设想进程。这个设想中的进程将包含关键领域的区域性目标：工作、学习、健康、环境和管理。

　　“比如，维持收入的工作，”克尔斯说着走回到皮椅，降低了嗓音，“生物和纳米技术工作。我们怎样去吸引它们呢？那就是‘圣路易斯2004’必须回答的问题。”北圣路易斯，或者——对于这个问题来说东圣路易斯市里，有任何人能够胜任纳米技术工作吗？我怀疑。“当然，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公司们能在其中运作的积极环境，将会有所助益。那意味着好的住房、基础建设、整顿极贫区等等。”

　　克尔斯继续说道：“我们处于一场同世界其他城市的竞赛中。举个例子，每个城市可能都有机场，但是并不会有航天发射场。不过，我们计划拿下美国中部航天发射场。我们相信，在21世纪，私人企业将会定期用轨道和亚轨道航班送人前往太空。比如，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发射技术将会在45分钟内把人从圣路易斯送到北京。我们为主持美国中部航天发射场而进行的公关战已经打响了。林德伯格飞越了大西洋以赢得2.5万美元奖金。嗯，我们正在支持一项数百万美元的国际空间奖金系列，以推动航空技术。我们甚至有一个关于轨道酒店的想法：从圣路易斯航天发射场出发，在太空度过一个无重力的周末蜜月，收费5万美元。”

　　克尔斯的援助主义让我目瞪口呆。在我看来，他像是一种美国作风中的典型，这样的人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都能找到，他们既成功又天真。他是如此乐观，以至于所有的争论似乎都没有意义。所以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只是记笔记。但是这儿环境里的富裕和高效性——和克尔斯一样穿戴名贵的男男女女们在走廊间快速又安静地移动着——建议我别立即抛弃他的未来主义远景。事实上，可重复使用的发射技术已经在开发中，而且拥有自己的卫星和进行航天飞机商业运载的企业也已经在太空项目中担当起重要角色。考虑到地上已有的过度消费者，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一场太空中的无重力蜜月之旅看起来又能有多过分呢？

　　福莱国际（Fleishman Hillard）的办公室和旁边的其他企业办公室暗示出，我在圣路易斯北边注意到的政策真空，很可能会被企业及其需求——而不是政府——所填补。在和克尔斯的会见结束后，我穿过街道来到了大拱门之下、位于“历史的圣路易斯”核心的西部扩张博物馆，其礼品店里堆满了在亚洲生产的圣路易斯纪念品。我想，随着向上流动的白人和黑人持续地逃往他们自己的郊区飞地，他们对其小镇边界外的社区关注得越来越少，像福莱国际这样的企业也许会承接被掏空的城市之壳，这里仅有的可售卖资产会是这些城市自己的名字和伴随它们的历史联系，而这些公司就可以将其利用在自己的市场营销活动中。随着政治力量的碎片化——一个城市变成了92个自治区，市政决议越来越可能在企业董事会会议室关闭的大门背后达成。

　　在我们自己被私人企业所推动的边疆社会中，大公司常常决定了美国的未来，尽管也有间歇性发作的与之对抗的政府压力。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像约翰·D. 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和J. P. 摩根这样的镀金时代百万富翁发展出一种规模经济，以适应19世纪60年代亚伯拉罕·林肯通过统一全国而获得的规模性格局。这些百万富翁修建了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并且创建了交响管弦乐队和历史社团，以巩固他们自己正在形成中的文明，而这正好是美国特有的。然而，在比100年前要大得多的程度上，今天的财富正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被创造出来。其中，一个富有的全球文明在堪萨斯的约翰逊郡、圣路易斯西边的郊区，以及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地方升起，即便我们自己的社会阶层被抛在了后面、扎根在当地。

　　如果我们的城市区域以新加坡的形式重振，也许此后几十年，就将不会再有一个特别的“美国”城市了（纽约城也许会保留其特点，因为它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美国城市，而是一个全球事物、观点和时尚的熔炉）。在那样的城市中，因恐惧犯罪而增进的安保措施会导致一些个人权利的丧失，像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的内城会继续停滞不动或者仅有微弱的恢复，也仍然会有着受保护的郊区和专注于国际贸易和个人财富积累的企业堡垒。

　　城市碎片化有时会被白色谎言的表象所掩盖。比如，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种族和谐作为奥林匹克的一个主题而被不厌其烦地称颂，尽管亚特兰大的白人和黑人生活在分开的飞地之中，而且市中心已经被转化成了一个企业城堡，一到黄昏，其街道便空空如也。亚特兰大都市区——一个由拥有270万人口的郊区分离舱所围绕的、中心区域仅有41.1万居民的空壳——是全美谋杀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我继续行走，沿着市场街往上，离开了大拱门和博物馆，进入了商业区的核心。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片黯淡的街景：一栋栋办公大楼立于宽阔的大道之间，仅有几个行人。我数到的跑步者比漫步者还要多。有一间“爱尔兰酒吧”，一家提供浓咖啡和面包圈的咖啡店，另外几家餐厅，连同一家银行——其钟表显示着伦敦、北京等地的时间。若是在纽约街道上，时时刻刻都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地人群，这样的设置有助于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环境。但在这里，我有些迷茫：我仍然不知道圣路易斯到底是什么，甚至它到底在哪里。我与“圣路易斯”最接近的时候，是在其正西角区一些街道上的室外咖啡店和餐厅边，那儿的气氛中有一种平静亲密的质地。或者是在“都市连线”（Metrolink）交通系统上，它对市中心街道的空荡担有部分的责任。在都市连线上，我看到了一群群的人，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大城市的嘈杂繁忙。

　　问题在于我自己。未来的城市——随着我参访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和加州的橙郡，我会对其理解得更全面——将不会像它们以往一直以来的那样各具特色。不再反映一种特别的文化，每一个未来城市似乎都很可能会包含着相同的舶来碎片：标准化的企业堡垒、有私人安保的房屋建筑、迪士尼乐园式的旅游泡沫、供应同样折中性食物的餐厅，如此等等。建筑和文化上独特性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居民们必然会不幸福，但是以我这20世纪晚期的思维方式来看，这样的城市是令人不安的。文学批评家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zin）在《本土之上》中写道，19世纪末的美国，“突然就不出意料地站在了一个社会和另一个社会之间、一种道德秩序和另一种道德秩序之间，而且变革迫在眉睫的感受是如此生动清晰，几乎变得沉重迫人”。

　　我回望大拱门，想象出一个有公司旗帜相伴的企业标志，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刘易斯和克拉克所促成的纪念碑。我觉得，T. S. 艾略特——他的诗歌几乎没有显露出任何国家性的痕迹——出生在圣路易斯，倒挺合适的。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