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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美国基底”

　　“别过桥到东圣路易斯去。”那是圣路易斯西部郊区人给旅游者的建议。即使在还以白人为主的时候，东圣路易斯就已声名狼藉。

　　到18世纪80年代时，由西班牙统治的圣路易斯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把密西西比河对面的低地叫作“美洲基底”，那是弗吉尼亚的暴徒们在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e）的指挥之下，让说法语的混血活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的地方。1797年，美国独立战争军官詹姆斯·皮戈特（James Piggot）设立了连接圣路易斯和东圣路易斯的渡轮服务，东圣路易斯在那时被叫作“伊利诺伊镇”，是一个“法律不曾触及”的地方。到19世纪70年代，钢铁厂、铁路调车场和生产铁道设备的工厂在东圣路易斯兴建起来，把爱尔兰人、东欧人和黑人吸引到低工资、低技术的危险工作中去。20世纪初，铝材厂和化工厂到来了，东圣路易斯坐实了在污染、贫穷、妓女、腐败和暴力方面的名声。这些工厂创造出它们自己的法人化分治城镇——只有几个居民甚至没有居民的合法虚构品，以避免给东圣路易斯交税。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把东圣路易斯叫作“无人之家”。当工厂招入南方黑人来顶替罢工者后，种族暴动在1917年7月熊熊燃烧起来。死了8名白人和39名黑人，还有300幢主要由黑人居住的建筑被白人暴动者点了火。本地白人活动家罗杰·鲍德温（Roger Baldwin）因厌恶对黑人房屋的袭击搬到了纽约市，并在1920年创建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东圣路易斯的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超速运作，但到20世纪60年代，过时的工厂开始倒闭，白人逃过河，去了圣路易斯西边的郊区。到1971年，黑人几乎占到东圣路易斯人口的70%，而第一位黑人市长的当选标志着白人政治机制的终结。开始的时候，黑人的机制缺乏白人的组织技巧，但腐败的程度仍保持在高水平。能搬走的白人和黑人都搬走了。到20世纪80年代，东圣路易斯超过95%的人口都是黑人，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25%为失业者。收入的中位数低于1万美元。三分之一的东圣路易斯家庭每年生活费低于7500美元，75%的人口都依靠某些形式的公共救助。每5个新生婴儿中，有4个出自单亲母亲。东圣路易斯承担不起收集垃圾的费用。下水道是坏的，而且这个位于涝原上的城市也负担不起大雨之后把积水泵走的费用。交通信号灯鲜能运作，警车缺汽油、没有无线电。在1992年，伊利诺伊被迫掌管这个城市的财政和它的很多运作。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这儿甚至连个保龄球馆或者电影院都没有。

　　到20世纪90年代，东圣路易斯99%都是黑人。主要在第三世界进行人道主义运作的慈善之女（The Daughters of Charity）机构，在这里开设了分部。

　　“我1991年去东圣路易斯时，它像是个第三世界国家。我记得得从这边带厕纸过去。”来自圣路易斯繁荣郊区的白人共和党人H. C. 米尔福德说道。米尔福德是一个富裕的保险业执行官，他坐在自己位于东圣路易斯市政厅的办公桌后。现在他是东圣路易斯市政府的经济主管，每天都体验着西边生机勃勃的国际城市和河对岸第三世界灾难之间的巨大鸿沟。米尔福德是一个保守派，他还没有放弃充满黑人的内城，并且真切地喜爱在其中工作。他的东圣路易斯办公室诠释了那明显的反差。

　　这间办公室在大楼中安静的地方，位于若干个前厅之后。他的桌子很庞大，支撑着一沓沓排列整齐的文件，每一排之间的间距都是相同的英寸数。64岁的米尔福德有着灰色的头发，戴着金边眼镜，一张国字脸。他的衣服皱痕凌乱。钢笔乱插在他胸前的衣袋里。他说话的时候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拜访他的时候，他数着自己的手指说明观点。米尔福德是一个有条理、务实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内城问题对他来说，只是另一场挑战。他是21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中最有价值的成员之一，因为他深刻地领悟到，公民民主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愿意帮助那些看上去最为绝望的人。他的富有邻居们已经放弃了贫困的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应该这么做。因为贫困的黑人在更大规模的经济体系中可能无足轻重，就凭此将他们抛弃，这并不是道德上的正当理由。

　　“五年前，市政府背负债务却没有收入。没钱买消防车。当市政开出空头支票时，人们的精神士气也处境艰难。现在情况好了一点，但仍然恶劣。债务被重组，但我们（来自税收的）收入不足。东圣路易斯仍然是依赖性的人口，这儿占绝对多数的工作机会在公共部门。”米尔福德说服了白人商人给皇后赌场投资了4300万美元，这是一个位于东圣路易斯港的赌博大厦，它除了创造出1250个新工作机会之外，还给市政的财政部门创收了1000万。这钱支付了新消防车和警用设备的费用，并且削减了25%的地产税，以遏制中产阶级逃离、鼓励投资。“我们现在在考虑建一幢靠近赌场、有315间房间和河边高尔夫球场的酒店。我是一个连接器，”他说，“一根管道。我把白人商人和黑人带到一起。我会见这个人，然后给他说他该见见那个人。”

　　米尔福德承认，通过赌场，他提供了相当于外国援助的等价物。当我问他，除了贫穷，是什么让东圣路易斯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的地方时，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里没有人做记录。市政厅里的文件系统一团糟。很难得到电话或者留言的回复。我没法解释为什么，但这里的人就是不觉得回复电话很重要。这里的很多官员都有亲戚关系，所以很难指责谁，因为你不知道可能会冒犯到办公室里别的什么人。所需要的主要是基本的读写能力。”

　　米尔福德告诉我的很多事情，无疑会冒犯黑人居民，即使他的郊区白人邻居可能会认为，他做这些事情是疯了。

　　“来吧，我来带你逛逛。”他带我走出办公室。在电梯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戴手铐的高个儿年轻人，由一个警察随同。我们走路穿越东圣路易斯和驾车穿过其外围区域时所见到的东西，比我前一天和霍金斯少校在圣路易斯北部黑人区所见的要恶劣得多。

　　和在圣路易斯北边一样，这儿少有高层建筑。相反，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城市：商店门面都被用木板封住，简易的砖房破败不堪。未割的青草和杂草比圣路易斯北边的更高，以至于“草坪”这个词在这里完全没有了意义。和圣路易斯一样，这里窗户都被封了起来，房屋被藤蔓覆盖。很多房顶都坍塌了。一棵树从一间房子破开的屋顶处长了出来。我经过了一个巴洛克式喷泉和一个公共游泳池，两者都是干涸的，绿色的霉菌在上面结成了块。下水道井盖没了，这使得夜间开车特别危险。米尔福德告诉我，这些井盖被偷走，作为废金属卖掉。东圣路易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鬼镇。喷泉、泳池和大部分砖房都是由爱尔兰和东欧移民修建的，是一个过去的文明的残留，被一片长满橡树、悬铃木和棉白杨的野地所包围。

　　在几处地方，我看到一群群让人感到危险的年轻男子在闲逛，但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没见到人。米尔福德说，这个4万人的城市中，现在就一家超市。他指出一个废弃的电影院，据说梅尔·托美（Mel Torme）的第一任妻子曾在那里做检票员。

　　“即使你有钱去拆毁废弃房屋并重建，你也没法总是这样做，”米尔福德告诉我，“在这里的很多地方，你都没法取得保险，因为它们是被抛弃的，其法定所有权存疑。你没法在市政厅里找到记录。人们很冷漠，他们不去要求有所行动。当州里拨款，或者有外来资金用于在这里修建或者修复什么东西时，就会因谁能获得合同而发生争斗，而且自然的，他们觉得承包者必须是黑人，必须是当地政府里某人的朋友。那通常意味着承包者并不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人，也不是价格最好的人。这样的问题持续不断。”

　　他提到了学校系统，几个专家都已经告诉我这里裙带关系盛行：行政管理者和老师比孩子还要多。当我告诉他我计划去看看莉莲·帕克斯（Lilian Parks）——前任学校督察长时，米尔福德回答道：“是的，你看。”他的声音有些犹疑，而且他的措辞很谨慎：“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之一。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我没法解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改变。”

　　米尔福德和我走入了一栋老建筑，是为年轻人提供课后项目的地方。“你好，黛布拉，”米尔福德对接待办公室的女人说道。我看到了老打字机，但没有电脑，老旧磨损的电线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家具很旧，日光灯是裂开的。油漆起了皮。这儿没有空调，尽管室外很潮湿，有32摄氏度。沉闷、潮湿的热气似乎已经把墙壁融化掉了。我想起了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地方看到过的像这样的办公室。

　　米尔福德带我进入了这栋建筑里的大礼堂，它比办公室还要热。棋盘排列成行，就像是要举行大型比赛。“课后他们在这里教国际象棋。你看，体育运动并不适合每一个人。这里的人需要更多的国际象棋英雄，少一些运动英雄。国际象棋是关于数学和理性思考的。通过学习提前思考多步走法，你就在训练孩子们为未来做计划。我在试图为这象棋项目提供资金。”他继续说道，仍然数着手指说明论点，眼睛看着地面。

　　莫里斯·亨特是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他的家和办公室位于东圣路易斯边缘，那儿的犯罪要少一些。亨特很高，肤色极黑，右耳后面插着一只派克钢笔。他的保险业务位于一栋破落的建筑里，有些门闩已经缺失，有些地方的地毯也没了。二楼有一间“临危青年寄养”办公室。亨特和他的秘书在老型号的电脑上工作，显示器和键盘上满是尘垢。这个地方似乎和阿尔·克尔斯在圣路易斯市中心企业飞地里的办公室相隔了半个世纪。不过，亨特的办公室里客户很多，传真机一刻不停地工作着。亨特对待黑人客户的方式既有如父亲，又很高效，仿佛他不仅知道关于保险的一些事情，还知道他们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的运作方式。

　　“当我20世纪60年代在这里长大的时候，邦州街以南全是黑人，以北全是白人。在去球场的路上，我们踏上邦州街就必须奔跑，因为它是我们不得不穿过的白人社区。我的孩子们无法理解这件事，因为现在东圣路易斯全是黑人了。那时我们是有着区别的青少年，而主要的区别正好是族裔。如果不是族裔，我们也会找到其他什么东西来争斗。”

　　亨特说，白人的迁出让东圣路易斯变得荒凉。城市迁徙使得地产价格下降，接着，白人地产商低价买入。市政府没有执行建筑条例，而且也没有对房客的筛选。因为房东并不住在这里，他们并不在意。没人因为不割草，或者不把遗弃的汽车和电器带走而被罚款。然后，甚至缺席的房东也把房屋给抛弃了。“一点点小事情累积起来，”亨特说，“我一直相信，要改善这贫民窟，我们可以做的最有效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人们成为屋主，而不是租客。如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工作并且拥有房屋，不论他们多么无知，都会关心他们的社区。很多年来，人们都在用不错的市政工资在其他地方买房——我指黑人。”

　　他继续道：“我给很多黑人警察和消防员提供保险。现在这个城市雇用的黑人终于被要求居住在这里，但白人不必。当局有不言明地承认，白人和黑人无法一起生活。”

　　我问：“市政府怎样合法地强迫黑人雇员居住在这里，而不要求白人这样？”

　　“哦，它不能。那是仅仅对黑人施加的非官方胁迫。”

　　一个人走进了亨特的办公室，他浅黑肤色，穿着一件蓝色衬衣，套着轻便的皮夹克，脖子上套着一个金质奖章。他是东圣路易斯一个下班的警察，来讨论一件和保险相关的事情。加入我们的谈话后，他拖长腔调慢慢地说：“即使有胁迫，仍然很难强迫黑人市政雇员在此居住。”“你知道，”他摇着头，“这是很棘手的事情。我们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开发的殖民地，由一个管理阶层——教师、官僚们——统治着，他们每天早晨开车从外部世界来到这里工作。夜间盗窃在恶化，而且仅仅住在这儿，我付出的代价就已经越来越高，因为我的地产价值在下降。我的孩子被不良环境熏染。我从来都不想要我的孩子们习惯于未收集的垃圾、夜盗等等。我已经知道，只有一种策略去实现美国梦：你通过把别人丢在后面而实现它。”

　　这个下班的警官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个记者。

　　“那样的话，我有个问题，”他单刀直入地说，“这些政治科学家怎么会没有预见城市里的这些社会问题，没有准备好计划去避免它们呢？”他是一个精明于街头状况的警察，但是足够天真地设想学术界人士和政客们对待工作时，会像他对待自己工作那样直接和实际。我能跟他说什么呢？

　　“我记得东圣路易斯是一个美丽的市镇。你知道《展望》杂志（1960年）把我们称为一个‘全美城市’吗？在食品加工厂和铁路方面，我们是仅次于芝加哥的第二名。你知道迈尔斯·戴维斯和贾姬·乔纳科西是来自东圣路易斯吗？我们那时有9万人，而且我们是融合的。当然，学校和电影院是隔离的。我们那时并没有完全平等，但我们有互动，不像现在。”

　　东圣路易斯退休的学校督察长莉莲·帕克斯惆怅地跟我这样说，就像是在催眠之中，并且离得很远。这是另一个大热天的下午，更加潮湿沉闷。在大圣路易斯富裕白人区域，空调将你和气候隔离开来。在这儿，你浸在里面，意识到附近那两条大河所制造出的沉重的湿气。你的衬衣总是贴住你的椅子。

　　帕克斯的家在东圣路易斯的边缘，一条叫作“完整驱动器”（Les Pleins Drive）的郊区街道上。我们坐在她的太阳房的白色藤椅上。鸟儿啾啾鸣叫着。当她告诉我怎么到这儿来的时候，她完美地说出了街道的法语名字。

　　“我们现在99%都是黑人。我们和所有吃社会救助的人留在一起。有一些拥有店铺的韩国人和印度人，但是他们住在其他地方。我们的孩子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街道上没有沿街的垃圾和杂草，不知道这个国家实际上有着每个人都割草坪的街道。我们的孩子全无审美感地成长起来。因为一个人的前景很早就会成形，我们的很多孩子已经迷失了。”

　　面向我靠在厨房餐桌上，她开始恳求——与其说恳求我，更多的是在恳求她自己：“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回来？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推倒陋屋，无须等待某些当局来为你而做？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自己组织起来清扫街道？为什么仅仅是让街道美丽起来、让它们恢复以前的样子、让它们像是其他社区里的街道那样，我们都需要一个政府？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做？现在赌场赌博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资金，我们没有借口了。”她优雅地笑了，像一朵绽放的花。

　　“我猜想我们就是固化在我们的方式里了，仅此而已，”她继续说道，“我只是希望事物能回到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样子。作为督察长，我尽我的可能做到最好，但是学校系统现在一片混乱，只要能负担起其他地方的房屋，人们仍然在离开。我们大多数的老师不住在这里。他们不会在超市或者教堂里看到自己的学生。在隔离年代，我们的孩子学有所得，因为他们的老师是受尊敬的；现在他们不学习。尽管如此，我们大部分孩子会去读大学。”

　　“有多少比例？”我问。

　　“嗯，曾经是60%，不再有那么高了，现在也许是35%。但我们仍然有去读大学的学生，”她有些自辩地说道，“几年前，我们有一个获（全国）学者奖的……

　　“作为一个老师，我从不需要忍受自作聪明的孩子。我会打电话给家长，他们就会有所反应……是的，我们会无所担忧地在晚上穿过公园。我们都去教堂。你总是说‘好的，女士’和‘不用，女士’。家长们在负责。我们的孩子不会在室内戴棒球帽，他们不会把帽子反过来戴！我们的市民难道不知道穿着方式有助于决定你怎样行事，不知道如果想要一个好工作，就不应该傻帽儿似的戴一顶帽子吗？我们美国的每一间黑人学校都需要统一校服，没有例外！”

　　她说着，几乎要流泪了：“我只想要我们的孩子走过一条杂草从不会从地缝里长出来的人行道，一条从不会有破瓶子或垃圾或被扔掉的床垫或其他东西的人行道。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样做？为什么你需要一个政府来做这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制订一个计划：这一组邻里将在这周割草，那一组将在下周割？我对着人拼命喊叫：‘这些碎石残砖不让你感到烦恼吗？’但是人们回答：‘嗯，你知道……’”

　　“伊斯兰国的领袖路易斯·法拉汗呢？”我在想，“他的组织在这里有代表吗？毕竟，他的群体在实干方面享有声誉。”

　　“我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她说道，几乎是在耳语，“他们在东圣路易斯的人数的确在增长，嗯，他们干净、有纪律，而且他们的设施完美无瑕。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东西四处乱放，他们也不会戴棒球帽。穆斯林们在街头推广他们的报纸《最后的呼召》。当你告诉他们你不感兴趣时，他们从不会咒骂你。他们总是说‘好的，女士’或者‘不用，女士’。那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能够进入一个房屋项目，然后，”她很响地在我面前打了个响指，“结束犯罪行为。他们把对上帝的恐惧感带到人群中。”

　　在她说话时，解决方案似乎就挂在我们前面的空气里，只是够不到。

　　我们对话时，她的丈夫一直在进出厨房，他突然结结巴巴地说道：“问题在于，这些白痴都被允许投票！当愚昧的人被允许投票时，他们选出像华盛顿州的（马里恩·）巴里那样的领袖！我们城市的领袖仅仅反映了居民的文化！”

　　我想起了我在第三世界看到的那些崩溃的地方，我常常被告知，美国有义务帮助甚至拯救它们。我在想，这30平方英里（约78平方公里）的东圣路易斯——与阿尔·克尔斯的办公室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能从窗户望见——能否被拯救。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研究，像东圣路易斯和圣路易斯北边这些地方——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内城——的失败，将不会严重危害到美国未来的经济。部分由于预期中未来数十年里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的涌入，人口中黑人的比例仅会稍微上升。而且，很大数量的黑人在费力进入中产阶级之后，将会持续地逃离像东圣路易斯这样的地方，前往更好的社区。毕竟，迁移——从更贫穷的居住地逃往更富有的地方——是历史一直以来的主题。

　　美国被认为是这无情历史力量的一个例外，但是奴隶制的遗产、黑人之贫困的相对棘手性和社会隔离显示出，美国的例外性——在欧洲启蒙时期拥有大体上空旷且矿产富饶的温带土地的优势——有其局限。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个人、团体和文化之间竞争激烈的环境，而且随着我们后工业时代的转变继续制造出一种经济，其中员工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那么地区之间的竞争将会如狂风骤雨，群体间的平等性之谜将会被进一步揭示。

　　比如在1997年，网上服务商普洛迪吉（Prodigy）宣布，除非美国从海外引进软件工程师，否则本土的电脑产业将会遭受困难。在加州的硅谷和橙郡，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的移民所创建的电脑公司雇佣着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劳动力，美国每4个拥有科学学位的人中，就有一个是海外出生的。特别是印度，它每年都把自己5万个信息技术毕业生中的1.5万个送到美国来。阿尔·克尔斯想要在21世纪吸引到这里来的纳米技术和其他高科技工作者，很可能不会是受到过专业训练的东圣路易斯或者圣路易斯北边居民，而更可能是现在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尚未移民到这里来的年轻人。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