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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

　　1971年冬季，怀旧成了国内商家的大卖点。雪茄店门前的木雕印第安人像单个售价4 000美元；1938年发行的《超人》系列漫画售价400美元。在一位意大利设计师推介下，丽塔·海华丝式的造型重返时尚界，模特们穿着衬衫式裙装和喇叭裙，随着管弦乐器演奏的摇摆音乐漫步。男女同校的在校女学生们更复古，她们穿上1900年左右流行的长及脚踝的大衣，戴上钢架老花镜。箭牌衬衫的橱窗里又挂出了1906年的样式。赫兹广告公司主打古铜色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戴着米老鼠牌手表。超过300家广播电台重播奥森·韦尔斯的《世界大战》庆祝万圣节。百老汇最流行、最畅销的剧目是新版《不，不，南妮特》，这本是20世纪20年代的歌舞剧。上映首周票房便达35 000美元；单张票价高达25美元；该剧主题歌《我要幸福》再度流行起来。巴斯比·伯克利负责编舞，主演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伴随着《鸳鸯茶》的曲调跳起踢踏舞时，观看夜场首映的观众纷纷起立，掌声雷动。

　　1971年，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重印了其1897年出版的商品目录的第104期，此举堪称旧事物风光再现的绝佳典范。新版还附上了西德尼·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的序言。出版社原以为只有图书馆会买它用以充实参考书书架，但该重印本竟以每册14.9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万册。人们成立了怀旧读书俱乐部，提供各色老电影广告的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集锦、《迪克·特雷西探险故事》《小孤女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神探南茜》和《哈迪男孩》系列故事也很畅销。浪琴乐团录音室出售名为《想起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团时代的伟大歌手》《感谢回忆》《永远铭记的年代》《难忘岁月》《大型乐团时代的主题曲》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盈利数百万美元。这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野心的莫过于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以立体声重录摇摆乐的经典唱片集，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尔斯·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桑西尔、莱昂内尔·汉普顿和本尼·古德曼等人的作品。

　　这种时代风潮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国人厌倦了现在，便回顾过去寻找慰藉。虽然1971年是个多事之秋，但诸多事件的性质并未在糟糕的1970年之后有所改善。与之后相比，1971年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但在当时形势已十分严峻。2月，商品批发价格飙升，创下17年来之最。总体看来，生活费用在5年内上涨了25%。此外，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60年代的重大犯罪案件增加了176%。去年共发生550万起重罪案件；1960年的破案率为1/3，如今却仅有1/5。性病的传播速度惊人，淋病则成为全国流行病，且尚无预防感染的疫苗。

　　美国上下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当时未公布）说明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60年代，大量农场主外迁使得农业人口减少了40%。四处漂泊的生活方式又流行起来，有600万美国人以房车为家。与日俱增的购物中心为城市生活模式带来重大转变。第一家购物中心于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开张；在之后10年里，中心城市的零售营业额骤降了71%。尼克松当政的第二年，美国有13 000多家购物中心，市中心零售商店的处境相当悲惨。另一组颇不好的数据（当时尼克松政府不以为意）预示着美国可能要爆发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耗增加了4倍，电力消耗增加了6倍。

　　社会传统在这一年屡遭颠覆。劳斯莱斯接受破产管理。军队宣布从今以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生育后可继续服役。地下气象员组织安放的炸弹在参议院会议室下方的一间男厕所爆炸，震动了整个国会山。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5年里，有1 400所教区学校关闭。《展望》周刊以停刊来庆祝美国杂志周。以制售优质汤品出名的美食公司因被新泽州西卫生局揭露其产品引起消费者肉毒中毒而宣告倒闭，超过120万罐奶油浓汤被迫销毁。伯克利的4个市议员空缺职位中有三个落入激进分子之手。最高法院规定，不能因其无法缴纳罚款而关押被告，于是再无“不交30美元就关押30天”的判决。

　　1971年的校园很太平，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花花公子》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仅36%的学生表示“现在愿意参加抗议”，但他们补充说“不会采用暴力”。一篇投往《加利福尼亚州人日报》的文章写道：“伯克利人的生活已经堕落，校园里弥漫着瘾君子的绝望。我们无所事事，整天吸毒喝酒或幻想着新型立体音乐……太多人只是在浑浑噩噩度日，称不上活着。”密歇根州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埃尔利赫说：“很多学生垂头丧气，人际关系冷漠”，但“仍有很多人渴望改变”。最大的变化是激进分子人数虽未减少，但已不在校园里游行示威，他们的关注重心转至华盛顿。他们抗议的主要原因——战争，仍在继续。若说1970年的问题是在中南半岛的柬埔寨人，那1971年的关键则是老挝。此外，再也没人幻想南越能在阮文绍的领导下迈向民主。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中的吉尔伯特–沙利文式闹剧可追溯到1967年大选。当年虽然阮文绍与阮高祺获胜，但由于有11人参选，他们只得到35%的选票。阮文绍很不满意，感到丢了面子，一直耿耿于怀，1971年他决定绝不能重蹈覆辙。接他指令，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今后若要参加选举，竞选人需获得40位国民议会议员的签名支持或100位省市级议员的支持（若选择后者，每位地方议员的签名需由省长或市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大劲敌：阮高祺和呼声很高的杨文明将军，这两个人还达成了君子协定：绝不为难彼此。杨文明表示，一旦发现舞弊行为，他立马退出。结果真出了舞弊事件：阮文绍的最高法庭通过技术手段取消了阮高祺的参选资格。怒不可遏的杨文明带着阮文绍操纵选举的证据造访美国大使馆。那些证据包括让省领导购买选票、“给不友好的公务员换个工作”、谎报选票的书面指示。随后，杨文明退出竞选，表示无法“忍受这些剥夺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希望、妨碍越南各民族和解的恶心闹剧”。

　　阮文绍毫无异议地欣然接受，但这引起了华盛顿方面的恐慌。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抗议后，越南最高法庭推翻此前的决议，宣布阮高祺为合法候选人，仍可参选。但阮高祺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何况他还怀疑阮文绍和省领导的舞弊行为已然生效，再无扭转选情的可能。于是他决定退出，称总统是“滑稽闹剧的主演”。大选如期举行，阮文绍获得94.3%选票，这表明选举系毫无意义的暗箱操作。阮文绍表示，非常高兴看到民众对他的领导能力抱有“惊人”的信心，但他的这次皮洛斯式胜利也没风光多久。到年末，美国驻越部队人数将减至158 000人，阮文绍部队可以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次南越在老挝进行的军事行动更是印证了阮文绍部队的无力，行动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证明越南化的有效性，16 000名越南共和国士兵接到命令穿过非武装地带，沿9号公路横穿老挝，切断胡志明小道（这是传说中的网状补给通道，当时部分路段已宽达50英里）。在历史上，很少有军事计划对保密工作如此掉以轻心。行动开始几周前，西贡的美军情报人员告诉媒体，敌军已陷入“霍布森选择” ：北越要么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冒险抗战，如果他们反抗就会全军覆灭。为凸显行动的地域性，离9号公路200码处的地方竖起了“美国人严禁入内”的公告牌。当记者指出“杜威峡谷2号”行动这一名称具有美国特色时，代号又被匆忙换成“蓝山719”。

　　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宣传，“蓝山719”行动于1971年2月8日正式展开。第一批记者报道说大获全胜。战地记者只能确定队伍正缓慢行进，并未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随后灾难降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的4个精英师发起猛攻。在西贡，美军副司令弗雷德里克·韦兰少将说，南越的失败“比新年攻势那一役还惨”。阮文绍的王牌军第一师止步不前，营长请求撤退，但遭到拒绝。原因如弗兰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所说，“美军指挥部和白宫下令，5月旱季结束前，越南共和国军必须待在老挝，严守胡志明小道，而越南共和国军军官可不敢跟美国作对。”

　　第一师的步兵乱作一团，纷纷抛弃阵地，销毁弹药，争先恐后地在丛林中披荆斩棘，赶到美国直升机能营救他们的空地。若收看那一周的夜间新闻，观众就能看到越南共和国军的士兵紧抓直升机滑轨不放的一幕。全靠美国空军进行干预才避免了阮文绍部队的全军覆灭。在为期45天的竞选临近尾声时，南越部队伤亡过半：3 800人死亡，5 200人受伤；8个营丧失战斗能力，而胡志明小道上的运输量反倒增加了。4月上旬，尼克松告诉国民：“今晚，我正式宣布战争越南化策略取得胜利。”评论家则说他简直在侮辱国民的智商。

　　这在美国国内一定会激起反战运动。4月18日，越南战争老兵反战协会在国会山下安营扎寨，还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赶紧组建老兵正义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组建的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呼吁尼克松抛弃畏缩不前的越南政策，“按上帝旨意运用武力”。政府官员控诉评论员对这两个组织的宣传力度不够，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事情进展得太快，政府和媒体都来不及回应。4月24日，约20万人在华盛顿进行和平抗议。第二周，“人民游说团”的成员成群结队涌入国会和征兵站，强迫国会议员和征兵工作人员与他们商谈。月底，“求救部落”事件爆发，首都游行达到最高潮，该组织用国际求救信号代表其奋斗目标：“阻止政府”。

　　事后，求救部落的人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引发一片争议。该组织首领指出，莫罕达斯·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理想的象征，各种组织手册、海报、徽章、解释非暴力反抗原则的战术手册上都有他的图像。但他们的一些手段可比甘地的粗暴得多，比如在街头乱扔垃圾、在重要路口遗弃车辆、躺在车前赖着不走等。以宽容闻名全国的华盛顿警方打算以退为进来平息这些抗议，但从没得到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来新命令，要政府以更具攻击性的方式应对。

　　尼克松选派司法部长米切尔出任执法策略协调员。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告诉妻子马莎，和平抗议者让他联想到俄国革命党人。后来，面对一群律师，他说政府的自保权力必须高于个人隐私。他当时引用的例子是，政府在必要时可不经法庭授权便监听私人电话。在政客各执己见时，“求救部落”骚乱成为米切尔观点的又一佐证。按常规程序，警察若要进行拘捕，需提供填有被捕人的姓名、罪行，拘捕人姓名，犯罪时间、地点的一张表格。而当12 000～15 000名年轻人涌入华盛顿时，一度造成交通瘫痪，于是米切尔决定省去那些他眼里的繁文缛节。

　　5月1日晚，“求救部落”的先锋在林肯纪念堂附近的西波多马克公园听摇滚音乐会。突然，750名戴着头盔的警官挥舞着防爆棍把他们赶到街头。两天后，警官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交通顺畅。警察、国民警卫队、正规军部队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大群示威者。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随时准备出击。在第一天的拉网式搜查中，有7 200人被捕，其中许多都是爱好和平的纠察员与路人。这次抓捕创下了纪录，4天内共拘捕12 614人。监狱已人满为患，关不下的人被用栅栏围起来，关在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馆。

　　被捕人群跟着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曲调嘲弄地唱着“天佑美国”和“我家住在集中营”。斯波克医生穿着一件薄雨衣，在人群中瑟瑟发抖。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逮捕，他被指控为“求救部落”的同谋者。他说：“华盛顿游行是我干的，国会爆炸和洛杉矶地震也是我干的，来告我啊。”一场混战后，霍夫曼被带走，他鼻子受了伤，贴上了胶带，临走时还说：“天哪，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碑。”

　　鸽派议员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告诉记者，“愚蠢且无用的”骚乱“可能让和平人士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然而，法庭以明显侵犯被拘禁人员的人权为由，拒绝批准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料到有如此结果，但当时还不确定。政府认为执法人员的表现令人钦佩。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后，尼克松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华盛顿警察局长“干得相当出色”，“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也表现不错，我希望你们在离开这里之前也持此看法。”米切尔说：“我以华盛顿警局为荣，我很骄傲地看到他们阻止了一帮掠夺别人权利的暴民。”他把和平示威人群比作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

　　轰动一时的“求救部落”抓捕案发生6周后，6月13日《纽约时报》星期日那一期的头版标题是：“越南问题档案：国防部研究表明30年来美国越陷越深”。内页6版密密麻麻地重印着各种公报、建议、意见书、电报、总统命令，全都关系到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所作所为。这大概是政府历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而这还只是开始。报社编辑承诺，接下来还会有更猛的爆料。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前不久，曾委托专人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纽约时报》就是获得了此项研究的文件副本。《纽约时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由35名学者（包括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成员）在麦克纳马拉隔壁的一个办公室收集、编写而成，文件共47卷打印稿，4 000页记录，3 000页说明，总计250万字。内容虽全是机密的，但不是军事机密，因此对仍驻扎在越南的部队不构成威胁，且不含尼克松年代的材料。麦克纳马拉一直困惑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这些文件给了他答案。部分文件甚至追溯到杜鲁门当政时期，这些文件显示出许多官员昏庸无能甚至更糟。文件披露在东京湾事件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东京湾决议》。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5年，约翰逊下令美国步兵进入越南的当天，他竟然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人提出或发布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

　　克拉克·克利福德接替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他没有时间阅读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是研究人员之一，但他也未见过完整报告；甚至尼克松也是直到那个星期日才从《纽约时报》上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虽然这对他和战况都无影响，他仍勃然大怒。尼克松相当看重政府的保密能力，这次涉及的机密与他本人无关，下次可就难说了。此外，当他和基辛格仔细研究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又揭开了旧日伤疤，牵扯到政府信用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刊登了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致电白宫，建议政府将报社告上法庭，这一提议得到了尼克松认可。米切尔又给报社发电报，“恭敬地”要求他们停止刊载，并警告编辑，若他们执意孤行，将依间谍法处置，罚款1万美元并判处10年监禁。政府也会提起诉讼，因为泄密“给美国国防事务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将司法部长的威胁言论登在头版，还顺带刊登出了第三部分文件。

　　在那两周，当地的新闻编辑室和法庭忙得不可开交。星期二，司法部长助理罗伯特·马迪安领导的政府律师团前往纽约联邦法庭，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布禁令。刚上任5天的法官决定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临时限制令。《纽约时报》乖乖地停止了刊载，但到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开始拿国防部的文件做文章。很明显，《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也得到了被泄露的文档。4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份文件；与此同时，美联社在全球发行的《华盛顿邮报》上登出了文章。《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该文章。

　　马迪安将《华盛顿邮报》告上法庭，但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临时命令也不愿发。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前限制重要史料的发表”。美国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的提议。纽约市的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布永久禁令，但将临时命令有效期延至上诉法庭最后做出判决的日期。最终，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这两个案子（编号1873和1875）摆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最终投票结果为6∶3，报社胜诉。9名法官共提出6种不同观点，其中约翰·哈伦、尼克松钦点的伯格、哈利·布莱克门属于少数派。

　　马迪安认为，司法部只想取回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被盗文件。当时并未提到嫌犯身份，但联邦调查局已经知道，那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是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毕业生，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决策过程。他曾效力于兰德公司，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门徒，协助其编撰“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也是鹰派人士，但和许多人一样，后来转投鸽派。他因让兰德公司难堪而辞掉工作，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埃尔斯伯格一直在考虑是否将文件公之于众。美军入侵柬埔寨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仍四处躲藏的埃尔斯伯格在电视上自认是泄密者，但他所在地点不明。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的悲剧负责，“美国不给钱，就不会有战争。”“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再也无法和别人沆瀣一气，欺骗广大民众。这纯属我的个人行为，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在缴纳了5万美元保释金后获释。当天，在洛杉矶，他因盗窃政府财产、违反《间谍法》遭到控告。6个月后，他又受到12项包括谋反在内的刑事控告。一名前兰德公司的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一位洛杉矶的女广告人、一名前南越驻美大使也遭到控诉。埃尔斯伯格说：“我没有盗窃任何东西，也没有间谍行为。我没有犯法，从未想过伤害我的祖国。”

　　在1973年研究水门事件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小组认为：“‘五角大楼文件’是压垮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宫的“水管工”特别调查小组新招了两名前纽约警察：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鲁尼恩式 的人物。两年前，他们受约翰·埃利希曼雇用开展政治调查。他们先后接到过埃利希曼和约翰·迪恩的命令，展开包括对查帕奎迪克事件、关于美莱村事件的批评言论、反对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一名华盛顿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弟弟是同性恋等各类事件的调查。五角大楼案后，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水管工”。

　　当时，与埃尔斯伯格共事过的人都得交代很多情况。人们眼中可能性最大的同谋便是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收集工作的莫顿·霍尔珀林。霍尔珀林是埃尔斯伯格的老友，随后成为基辛格的助理。辞去政府工作后，他去了布鲁金斯学会，一个华盛顿自由主义智囊团。查尔斯·科尔森认为是霍尔珀林泄露了文件，且可能还握有机密材料。若真如此，材料可能就在他在布鲁金斯的办公室，于是便派乌拉塞维奇前去侦查。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进入布鲁金斯绝不可能。根据约翰·迪恩后来的交代，从不畏惧艰险的科尔森告诉考尔菲尔德：“若有必要，就往楼里扔个燃烧弹，趁骚乱取回文件。”

　　两个纽约警察表示无法接受，他们觉得应该找个人约束一下冲动的科尔森。于是把事情告诉了迪恩，迪恩得知后飞往圣克利门蒂将此事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给白宫打了电话，此后再无人提及燃烧弹之事。但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而言，这是个代价惨痛的胜利：白宫不再器重他们。本应由他们负责的任务交给了水管工组织的两个新星——埃弗里特·霍华德·亨特和乔治·戈登·利迪。被打入冷宫3个月后，考尔菲尔德决定设计一项全面的间谍计划卖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计划代号为“沙楔行动”。11月24日，迪恩安排他会见米切尔。但考尔菲尔德未能重获米切尔的欢心，他预感自己会被取而代之。离开时，预感成为现实：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的正是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当理查德·尼克松秘密让人在白宫安装窃听器之时，他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性质恶劣的越南战争仍是国人的争议所在，总统助理们为此痛苦不堪。从1970年秋季的中期选举来看，形势对共和党十分不利，如何扭转选民态度成为助理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他们一致赞同此时需要一大笔钱。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债台高筑的民主党好得多。1968年以来，总统的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一直掌管着近200万美元的剩余竞选经费。1971年1月，卡姆巴克把首笔50万美元竞选基金存入美国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比奇支行。有趣的是，这笔钱是以银行本票存入，这些本票还是他早前用现金购于街对面的平安太平洋国家银行。早在当时，他就已事事小心，尽量让资金流动不留痕迹，因为他明白未来竞选或许会用到这些来源不明的资金。

　　随后几个月，部分款项的来路陆续显现，第一笔于3月出现于乳品加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乳制品用奶”（用于制作奶酪和黄油的牛奶）的价格补贴与去年一样，每英担 4.66美元。3月22日，试图推翻这一决议的乳品制造商成立了“美国农业政治信托基金”并存入1万美元，用于向共和党提供贿金。第二天，乳品行业的16位领导受邀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及农业部长会面，他们提出应提高联邦补贴。第二天，他们又给尼克松的竞选基金注入了25 000美元。第三天，哈丁改变主意，将牛奶补贴定为4.93美元。于是，乳品行业的领导们总计给共和党账户注入了527 500美元。

　　几周后，共和党又找到一棵摇钱树：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尼克松当政早期，该公司总裁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干扰一个司法部特遣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使命便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司法部的律师竭力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正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非法扰乱了商业竞争。这一行动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局长理查德·麦克拉伦负责，麦克拉伦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汇报。米切尔或许已退出该司法项目，因为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打官司。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会面后，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克兰丁斯特电话告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代理律师。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电话，对方说尼克松总统“命令”他即刻彻底放手这个案子。克兰丁斯特说不可能，他本人、麦克拉伦和副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整个心思都扑在了这个案子上。埃利希曼只简短地回了一句：“哦？那我们走着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总统。尼克松在电话那头劈头便骂：“你这个狗杂种，听不懂英语吗？”并严禁克兰丁斯特提起上诉。心神不宁的克兰丁斯特对米切尔说，宁愿辞职也不让步，并且他认为麦克拉伦与格里斯沃尔德会与他一道离开。稍后，米切尔便告诉克兰丁斯特，他已和总统谈过，“尼克松说反垄断案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并不坦诚。在随后留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科尔森说他正努力查禁白宫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所有往来函件，因为这“会使总统被牵连”。尽管米切尔说已把事情交由副部长处理，他去年仍定期与吉宁会面。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致信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还说到吉宁对自己的“理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这事尘埃落定的一个月后，肯塔基州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上举办了午宴，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似乎尽释前嫌。调停人是米切尔与该公司在华盛顿的得力说客：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支付40万美元，政府则允诺将反垄断诉讼搁置。在1971年6月25日的控诉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州副州长是知道“这40万美元从何而来”的。她说：“我确信我们这次高姿态的承诺对最终达成共识起了关键作用，而合并谈判最终也能如哈尔（吉宁）所愿。总统肯定已知会米切尔，让他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只是受不了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我们，只是不便公开。”

　　在备忘录末尾，比尔德夫人说：“拜托毁了它，好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次年2月29日，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中，他披露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回应是销毁所有合并案的相关文件，一切纯属伪造。但并非只有迪塔·比尔德的陈述材料，埃利希曼的通信也是旁证。其中，他在5月5日写给米切尔的信中，提到总统与司法部长在一次会谈中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成一致”。从当时的一些事情也能看出端倪。5月15日，吉宁保证向共和党提供40万美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未经过最高法院调解便解决了争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获准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财富》杂志评论道：“很明显，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与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笔交易，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罗伯特·韦斯科。韦斯科是个饱受争议的金融家，与尼克松家族颇有渊源。韦斯科曾通过弗朗西斯·尼克松（尼克松的弟弟）献金5万美元给共和党1968年的竞选活动，他和爱德华·尼克松（尼克松的另一个弟弟）也很亲近。1971年夏，他还将尼克松的侄子小唐纳德聘为私人助理。小唐纳德说韦斯科“从未骗过我，从来没有。”这话从一个家世显赫的年轻人嘴里冒出来未免奇怪，而且普通人也不会这样说。两年后，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控诉韦斯科侵吞海外投资公司2.24亿美元的互惠基金，但他已成功地逃往哥斯达黎加。

　　据指控，早在1971年夏，韦斯科就已麻烦缠身。他试图通过收买米切尔和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来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撤销对自己的控诉。当时的约定是，韦斯科给斯坦斯25万美元现金，而米切尔将“为了罗伯特·韦斯科，向证监会施压”。随后，爱德华·尼克松为韦斯科代送贿款，他用棕色公文包将20万美元交给斯坦斯，剩余5万美元将在第二笔交付。米切尔安排韦斯科、证监会主席及总顾问会面，但证监会最终仍提起诉讼。

　　1971年，共和党的竞选基金正滚滚而来，白宫也开展了各种辅助性政治活动，大都以次年的总统大选为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列出政敌名单。在科尔森的授意下，名单厚达4英寸，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巴拉·史翠珊、保罗·纽曼、格利高里·派克和卡罗尔·钱宁等人都榜上有名。奥的斯电梯公司总裁也在内，仅仅因为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宅邸的奥的斯电梯运行不畅。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他名字后还有一句评语：“其显著弱点是偏好白人女性。”1971年9月9日，科尔森命令要“收拾”20个人，但总统办公室没想出有效的打击方法。那个夏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其为“百分之百的媒体上的敌人”）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但结局却令白宫相当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说，肖尔被调查是因为政府打算给他一份工作。

　　休斯敦、迪恩、考尔菲尔德等尼克松助理都竭力劝说国家税务局审查部分纳税人，但结果皆宣告失败。局长伦道夫·思罗尔出于“我与总统的私人原因”（据他当时所言）辞职。白宫昼夜不停地编写洋洋洒洒的匿名信，向国税局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涉嫌逃税。最后不可避免地到了某个时刻，这批恶毒且愚蠢的始作俑者认为有人与他们暗中作对，此人便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存放着按照白宫命令收集的窃听记录。经罗伯特·马迪安教唆，胡佛的一名助理把记录偷了出来，这些材料被锁进了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1971年7月，发现记录被盗的胡佛怒不可遏。

　　敢偷联邦调查局局长东西的人自然也不惧于对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表现强硬。也是在这几个月里，之后举世闻名的共和党的“卑鄙手段”开始显山露水。批判特德·肯尼迪的信被装在假称马斯基的信封里寄出；有人冒充马斯基的助理致电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指控肯尼迪“挑起国家分裂”；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印制了编造的马斯基备忘录，暗指他参与了一些可疑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塞格雷蒂给了坦帕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50美元 ，并说明这笔钱用以在佛罗里达初选中败坏参议员马斯基和杰克逊的名声。这是第一笔付款，后来计划暴露，塞格雷蒂被吊销律师资格并获罪入狱。

　　其他手段则更为错综复杂。尼克松阵营想当然地认为，以第三党资格参选的华莱士的威胁将大于民主党的候选人，于是不择手段地蓄意破坏华莱士所属的美国独立党。其中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的谋划最“精彩”：给美国纳粹党1万美元用以说服加州美国独立党的选民修改登记的党籍。这背后的考虑是，若有足够多的选民改变立场，美国独立党的华莱士将因登记党员人数不足而无法参选。但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时期反倒另有6 500人加入独立党。

　　另一阴谋直指尼克松的劲敌：特德·肯尼迪。这其中的原因是，特德的人气源于约翰·肯尼迪的超凡魅力，所以只要诋毁已故的约翰便能击垮特德。在1971年9月16日的记者会上，有人说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最近表示，西贡若走民主路线，其政权会更稳固，总统对此有何看法。尼克松答复道：“若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应施加影响推翻阮文绍，我想给各方有关人士提个醒：我们当初的设想就是推翻吴庭艳进入越南，且与人合谋将其杀害。但是我个人认为，要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可不能靠推翻阮文绍实现。”这是政府方面首次谴责肯尼迪政府默许杀害吴庭艳。这件事让霍华德·亨特想到一计。

　　一直专心研究五角大楼文件的亨特告诉科尔森，可从国务院当时的电报中“推论出”肯尼迪在刺杀吴庭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据他所言，科尔森当时建议他“修改一下电报”，即篡改。亨特用剃须刀刀片和影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伪造的电报发于吴庭艳遇刺前三天，开头是：“在今天的最高会议上，我无奈做出决定，吴庭艳或吴廷瑈若寻求政治庇护，你和哈金斯都不能进行干涉。”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暗示尼克松的谴责“大有文章”，但该记者怀疑有诈，没有上钩。

　　这是亨特当月第二次受挫，另一次则更为惨痛，那可以追溯到去年4月。猪湾事件10周年纪念日当天，他飞往迈阿密与美裔古巴人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10年前，巴克是亨特的得力助手，如今是一名成功的佛罗里达房地产商。这拉开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序幕，接下来便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事件。第三次始于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乘直升机从洛杉矶飞往圣克利门蒂的途中。4位领导对泄密事件大发雷霆，尼克松更将其等同于阿尔杰·希斯一案。他们商量着避开联邦调查局展开卧底行动进行深入调查，他们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调出来，让他全身心投入水管工组织的工作。扬把埃尔斯伯格的球踢给亨特，亨特又踢给了巴克。

　　但一切并非瞬间发生。一开始，水管工调查没找对切入点，一无所获。直到7月底，从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例行报告中，他们发现两年来，埃尔斯伯格都在接受比弗利山庄的刘易斯·菲尔丁医生的精神治疗。胡佛手下的两名探员试图拷问菲尔丁遭到拒绝，对方还援引医患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反驳。亨特想起来对于那些个性特别的人，中央情报局会编写针对他们的精神分析的材料。根据国会委托，这只针对外国人士，最成功的案例便是肯尼迪总统参加维也纳峰会前，工作人员对其会见对象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有一个例外：“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扬让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将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中情局收到了对他的分析材料。

　　分析结果却与水管工的设想大相径庭。中情局的精神病专家似乎非常崇拜埃尔斯伯格，他们写道，“分析对象并无叛国特性。不仅如此，他的作为应被视为更崇高的爱国主义。”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发给埃利希曼一份研究纪要，以这份报告“非常肤浅”为由拒不接受，还特别强调中情局绝对能做得更好。纪要写道：“我们明天将会见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博士，尽力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与深度。”他们还越权筹划违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应采取卧底行动，调查菲尔丁医生手里的两年来对埃尔斯伯格所做精神分析的病历。”意见书末尾写着“同意反对 ”。埃利希曼在“同意”后草草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缩写，还附言“务必保证不被追查”。

　　水管工组织的行动不能牵连白宫，这促使亨特招募了巴克，再经巴克招募到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迭戈和欧金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只告诉巴克，接到“地位高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的命令，让其调查“国家安全事宜”；这项工作牵涉一个为苏联大使馆窃取情报的卖国贼。其实苏联人除了订阅《纽约时报》，什么也没干。后来，狱中的巴克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这个谎言。道德问题暂且不谈（当时的负责人似乎都没考虑道德问题），亨特还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忘了告诉巴克，不要携带任何可能牵扯到他的电话号码或地址缩写（W.h. 或W. 家）的东西；他甚至没核查巴克的属下是否与政府毫无瓜葛。事实上，马丁内斯就是中情局的古巴线人。

　　与此同时，在这次诡异的行动中，中情局为亨特和其搭档利迪提供了装备，这也违反了中情局章程中严禁国内行动的条例。埃利希曼致电海军上将小罗伯特·库什曼（霍尔姆斯副手），要他竭尽全力辅助亨特，说亨特是“诚实可靠的雇员，得力的安全问题顾问”。但埃利希曼并未指明任务性质。在随后的会议中，亨特告诉库什曼：“我接到白宫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要从一个思想倾向不明的人嘴里套出情报。”亨特还说，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些随身杂物”和“一定程度的化妆以方便进出”。

　　霍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给了亨特登记名为“爱德华·约瑟夫·沃伦”的社会保障卡和驾照，利迪的伪装身份则是“乔治·伦纳德”。亨特拿到一顶棕红色的假发，一个类似假牙的小玩意儿，以便打电话时改变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个藏在烟草袋里的微型相机。1971年8月25日，他俩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执行初步侦查任务，但所获甚微。菲尔丁医生家位于比弗利山庄北贝德福德大道450号。给利迪在门口照了张相后，亨特进入了菲尔丁的办公室，对女清洁工说自己是内科医师，然后拍了屋内照片。两人测算了开车到菲尔丁家所需的时间后飞回华盛顿，接机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把胶卷拿去冲印。两人在白宫一再对上司说闯入医师办公室系正当行为。扬向埃利希曼报告了最新进展，并建议某位国会委员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一案，“我们已着手在媒体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负面形象。若利迪和亨特的计划进展顺利，肯定需要一个全盘策略来配合国会调查。”

　　预定闯入比弗利山庄的行动时间是1971年9月3日晚9点。整个计划的细节设计一丝不苟，亨特颇有猪湾事件时期的行事风范，最终的行动也同样成功。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化名入住比弗利山庄希尔顿酒店。其中两人穿上送货员制服，把标有“菲尔丁医生急件”的箱子运到北贝德福德大道。他俩把箱子交给了那里的清洁女工，走时还打开了门锁。利迪开车四处闲逛，观察是否有可疑的警察。一旦菲尔丁出现并走向办公室，守候在他家门外的亨特便会用步话机报信。

　　大约午夜时分，古巴人回到医生的办公室，却发现女仆把门锁上了，这可以说是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事件的噩兆。他们撬门而入，从箱子里拿出相机和聚光灯。原计划是拍下埃尔斯伯格的所有病历，不幸未能找到。他们把菲尔丁医生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只翻到一本有埃尔斯伯格名字的通讯簿。他们拍下了通讯簿和散落的文件，表示自己已竭尽全力。4小时后，几个人回到酒店，利迪致电华盛顿告诉克罗“干得干净利落”（菲尔丁医生肯定不同意），但利迪认为只要没被抓个正着，便可以说得漂亮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坦言行动失败。据埃利希曼之后的证词，他并不愿两人再做尝试，而且还告诉了亨特一个噩耗。接霍尔姆斯指示，库什曼上将说尽管中央情报局乐意帮忙，但也不可能再次行动。水管工们如今只能单干，拿出点成绩证明自身价值的压力与日俱增。

　　此次行动一星期后，发生了一件让尼克松时代陷入分裂的悲剧事件：美国建国以来最血腥的一次监狱暴乱。这是一次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者认为批判他们的人守旧且没有人情味儿，而批判者讥讽他们是“放纵主义者”。事发地点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而那里看来并不像会发生此类事件：有白色隔板的房屋，红色谷仓和高大的银白色的青饲料储存塔。在长满茂密的金色玉米和麒麟草的田野中，有一座占地55公顷、用30英尺高的灰色混凝土塔墙围起来的监狱。监狱以邻近的小镇命名，此名脱胎于古代雅典的一个平原的古称：阿提卡。

　　纽约州的人称阿提卡为“改造机构”，但没多少人在那儿洗心革面。监狱长文森特·曼库西管理严苛，很少对囚犯进行职业训练，更别提有什么怜悯之心。犯人稍一违反规定就会被单独拘禁，“关小黑屋”，在去小黑屋的路上的电梯里就会被一阵暴打。他们一个月只有一块香皂、一卷卫生纸。气温高达100度的金属加工车间被誉为“加尔各答黑洞” ，在这里卖命一天只能换来25美分。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在2 254名囚犯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警全是白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偏袒白人囚犯，公然嘲弄黑人，还把警棍叫作“黑鬼棒”。

　　在受到民权人士质疑时，曼库西监狱长便说，阿提卡是全美至关重要的机构之一，里面收押的一些囚犯杀人不眨眼，残暴至极。此话不错，且其中还有许多新型罪犯：比如视自己为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黑人激进分子，这是一个噩兆。事实上，其他监狱里麻烦不断、自封革命家的难缠罪犯也都被送到阿提卡。他们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书偷带进来，在本应运动或做礼拜的时候举行秘密集会，到处散发在牢房里写的煽动性手册。一个名叫查尔斯·克劳利的“刺儿头”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那至少要像人一样死去。”一首在狱中颇受欢迎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若我们必须牺牲，不能像猪一般死去，

　　被囚禁在肮脏可耻的地方，遭到迫害；

　　我们被疯狂饥饿的猎犬围绕，它们不停咆哮，

　　嘲笑我们被诅咒的命运。

　　1971年7月，狱中的激进分子组织起了阿提卡解放集团，并给州监狱理事拉塞尔·奥斯瓦尔德发去一份改革声明，这是明智之举。奥斯瓦尔德先前在威斯康星监狱进行的改革得到刑法学家的一致好评，因此州长洛克菲勒钦点他到阿提卡任职。虽才上任6个月，他已经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劳动节后，奥斯瓦尔德给囚犯们送来一盘磁带，要求他们给他点时间进行深层改革，还承诺一定有“有效的改造方法，夜间职业培训项目和更完备的法律图书馆”。

　　然而这些举措为时已晚。暴动过后，警卫们发现监狱日历上的9月9日被画上了大大的圆圈。7月，有激进分子告诉奥斯瓦尔德，不必“把我们的要求戏剧化”，但一个月后他们就改了主意。决定性的事件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死亡。次日早餐时，阿提卡的黑人囚犯绝食抗议。事后，一个看守说：“太奇怪了，没人去拿餐盘或勺子，没人去领食物。他们只是走向座位，静静地坐下，直视前方，一言不发……然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戴了个黑色的东西……这让我们直冒冷汗，因为这种行动需要周密组织、团结一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大哥”克拉克（事后调查发现他们为暴乱首领）的福音言论越发激进。两人都是纽约黑人，穆斯林教徒，都因持枪抢劫而入狱。和乔治·杰克逊一样，布莱登自学成才，喜好历史、哲学，在曼哈顿“坟场”看守所（纽约市监狱）发起暴动后被送到阿提卡。克拉克所在的中等警戒监狱的看守说他一直怂恿犯人们“暴力推翻监狱”，因此也被送到阿提卡。据家人反映，克拉克到阿提卡后越发激进。一次他的妻子来探监时，他不停地念叨：“喂畜生，喂畜生。他们把我们当畜生对待。”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被处死18天以后，阿提卡的一个运动场发生了斗殴，一名狱警试图干涉时被打了一拳。当晚，斗殴的两人被关进了“小黑屋”。其他囚犯说，两人被拖走时遭到虐待，一个波多黎各囚犯向一个狱警扔了一只玻璃杯，狱警面部因此受伤。次日早上，骚乱爆发，事件原因却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个工作小组因狱警用警棍打人拒不列队；另一种说法也把矛头直指狱警，作为对前一天的惩罚，狱警擅自取消了犯人的活动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在去吃早饭的路上，理查德大哥领着5个囚犯横冲直撞，并顺便把正在金属加工作坊里干活的布莱登放了出来。

　　不管开头如何，结局都同样惨烈。当时人数不过百人的值班狱警被暴打，许多人被囚禁。监狱学校、教堂和机器作坊被付之一炬。当这些房屋被烧成灰烬时，狂暴的囚犯成群结队冲出4个矩形牢房区中B、C、d三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治安官回忆，他们以藏在食堂面包下的管子为武器——这恐怕不足为信。暴乱尚未结束，阿提卡当局已然颜面扫地。即便囚犯一开始没有武器，但很快便武装起来。有的从车间找来砂轮，有的用剪刀刀片和扫帚把做成投枪。当狱警忙于灭火时，有的人拿出棍棒和匕首弄破消防水龙。狱警用催泪瓦斯夺回了C区和部分B区，但其余地方仍被囚犯占据，大门紧锁，他们甚至用车间工具把门焊死。

　　暴动开始后4个小时，囚犯们就稳固了前线防守，在接下来的4天都未被攻破。距监狱行政楼最远、距车间最近的d区是他们的根据地，布莱登和克拉克担任指挥。叛乱分子共有1 280人，他们带着橄榄球头盔或缠着穆斯林头巾，悠闲地躺在d区的临时帐篷里。d区一头的粗糙长凳便是暴乱指挥中心，叛乱秘书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此开会，分配任务细节、制定防御政策，甚至将不守规矩的人关进“人民监狱”。在a区走廊（无人控制的非军事区）的工作台是囚犯和当局的谈判地点。值得一提的是，囚犯们掌握着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是通往四个分区通道的交汇点。这是他们从28岁的狱警威廉·奎因手里夺来的，奎因用警棍与他们抗争，直到他的头盖骨两处碎裂才被制服。一些狱警发誓看到有人将奎因从高处抛下，他必定受了重伤。克拉克看到不省人事的奎因耳朵淌血，于是令这个狱警穿过非军事区找当局。奎因的状况对双方都至关重要：他若死亡，所有参与暴乱的囚犯都可被控谋杀罪。

　　正午时分，在250名操着防暴装备的骑兵面前，州警察局局长亨利·威廉斯发表了态度强硬、振奋人心的讲话：“那边若有人丧命，那是罪有应得。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千万别丢了武器，别丢了兄弟。”但在对方的突袭之下，39名“兄弟”沦为人质，这让这次讲话的声势弱了不少。他们被套上囚服、蒙上双眼、五花大绑地关在d区。一个犯人用扩音器警告说，一旦警察贸然行动，这39人将首当其冲，包括曼库西在内的当局官员都不敢轻举妄动。

　　按法律规定，应对暴乱是奥斯瓦尔德的法定义务。他下午2点飞抵监狱，不顾曼库西反对，决定携赫尔曼·施瓦茨进入d区亲自面对叛乱分子。施瓦茨是布法罗的法律教授，受叛乱首领信任。奥斯瓦尔德打算告诉他们，按刑事管理法则，只有释放人质后，双方才有商讨余地。他要求释放人质，布莱登陈述他们的15项要求时他也认真倾听，其中包括政治集会“不遭威胁”，穆斯林“宗教自由”，终止邮件审查，有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正规申述程序，多娱乐少关监牢，拓宽锻炼场地，派一名全职医师，改善学校，多水果少猪肉，将曼库西革职，外部人士组建委员会“审查”当局此次所作所为以及联邦法庭要发布禁令，严禁对囚犯们此次的行为进行“肉体或精神报复”。最后，布莱登补充道，部分囚犯坚持要求被“迅速释放，将其安全转移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他还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不愿被暴打或驱赶。这次的事情不过是被压迫人民的怒吼。”

　　奥斯瓦尔德进入d区确实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他坐在叛乱者面前时，还有人提议把他也当作人质。尽管监狱高墙上的狙击手逐个瞄准他附近的人，但若真动起手来，他能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他如此行为是否明智另当别论。一旦对方陈述完毕，且奥斯瓦尔德承认许多要求合乎情理，公开谈判便势在必行。为表诚意，他同意成立监督委员会，并让施瓦茨找正出席佛蒙特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发布禁令。奥斯瓦尔德还做了一件让曼库西及其属下深恶痛绝的事：签署“严禁对1971年9月事件成员施加行政报复”的保证书，这被囚犯们视为仁慈宽厚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绝不可能，奥斯瓦尔德无权担保。但误会的种子已经埋下，势必结出恶果。

　　当晚，奥斯瓦尔德回到泛光灯照明的监狱大院，在囚犯营火光的映照下，周围十分明亮。应囚犯要求，奥斯瓦尔德还带来一批记者。大部分时间人们在组建监督小组，囚犯们选出了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纽约时报》 的汤姆·威克（曾撰文向乔治·杰克逊表示同情）、赫尔曼·巴迪洛（首个成为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及克拉伦斯·琼斯（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出版商）。稍后，洛克菲勒又加上了他的选择：他的秘书、一名校监、一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会委员及刑法学家。这使得总人数一度超过30人，办事效率很低，内部的思想分歧更削弱了委员会的力量。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禁令由曾因杀害警察获罪、来自布鲁克林的白人杰尔姆·罗森堡起草。但现在暴动者以禁令不充分为由拒绝接受。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威克、琼斯、朱利安·泰珀（来自全国法律援助与辩护者协会）与怀俄明县的区法官路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只拿到严禁对犯人“不加区别集体起诉”的书面承诺，而这不可能消除急躁的囚犯秘书处的担忧。星期六凌晨4点，暴乱第二天临近尾声，联合记者被禁止进入监狱，这使一项本就不大可靠的协议也被撕毁了。警方对记者的敌意与日俱增，这也是个不祥之兆，通常暗示警方将有秘密行动。

　　当天早上的奥斯瓦尔德仍十分乐观。尽管囚犯要求增至30项，但他已批准了其中的28项，只拒绝了他认为“不能商量的”全体特赦及撤换曼库西。正当他表示对一切怀有信心时，新情况将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摔得粉碎。奎因死了，对暴动首领宽大处理的任何可能性随之消散。博比·西尔随后赶到。进入监狱前，他对高墙外的50名向他欢呼的激进游行者说：“狱警若遭意外，州政府和州长就应被控谋杀。”他的属下在人群中散发黑豹党中央委员会声明的复印件：“狱警，即所谓的‘人质’，被1 280名囚犯禁锢。囚犯们有正当理由为自己长期遭受的残暴、非人道的虐待申诉……要展开谈判，就必须立马承诺特赦……黑豹党分析认为，这是狱警获救的唯一方法。”

　　西尔显然对结束危机毫无兴趣，他说怎么处置奥斯瓦尔德由囚犯们自己决定。可悲的是，囚犯们深信于他，向他寻求意见。西尔回复说，没有休伊·牛顿的批准，他不能提供任何建议。与监督委员会进行短暂讨论后，他告诉记者，种种问题和武装的州警让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浇油，极不负责地告诉叛乱秘书处代表“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正在街对面恭候你们。”他说的应该是那50名示威者，但没有把话挑明，弄得囚犯们有了大获全胜的希望，再无心与奥斯瓦尔德讨价还价。

　　对双方而言，星期日就是个动员日。整个下午，一辆辆卡车不断运来国民警卫队队员、强力消防水龙和一箱箱瓦斯罐、防毒面具。监督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现已确信此地可能会集中屠杀囚犯、狱警。”威克、琼斯、巴迪洛和邓恩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请求洛克菲勒来阿提卡，但州长大人发表个人声明：“鉴于关键问题是全体特赦……我认为就算我亲临现场也无助于和平解决此事。”他和奥斯瓦尔德已达成协议，若叛乱首领对最后通牒不做回应，警方将诉诸武力。但情况不容乐观，囚犯们明显得越发焦躁。大门被通上电流加热了；沟渠里满是汽油；泥炭和汽油做成的饵雷装上了定时引信；原油火箭弹射器已就位；长矛被削得更锋利；a区到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入侵部队的必经之路）堵满了金属台子。当天下午，叛乱分子还捅死两名白人囚犯以报宿怨。

　　星期一早上，一切再无商量余地。早上7点，警察小组被分派了具体任务：狙击、营救、摧毁路障及后备攻坚。两架直升机在轰鸣声中报道罪犯和人质的近况。8点35分，奥斯瓦尔德在非军事区会见了理查德·克拉克，后者坚持“彻底、全体、绝对的特赦”，并解雇“曼库西那家伙”。他说要和秘书处的其他成员商讨半个小时，奥斯瓦尔德给了他时间。9点5分，一名囚犯通过扩音器大吼，己方一旦遭到攻击，人质将被“刽子手”处决。奥斯瓦尔德的一个助理回应道：“立即释放人质，理事就马上与你们商谈。”对方叫道：“不行。”那是谈判中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的阿提卡便陷入野蛮与暴乱。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发布无线电消息：4名人质“被刀抵住喉咙站在时报广场各个角落。”现场令人毛骨悚然：人质被揪住头发，脑袋后仰，脖子几近断裂，刀片正慢慢舔舐着他们的鲜血。其实真实情况并没那么可怕，官员们不明白这只是虚张声势，叛乱分子不会真的杀死人质。和重新定居于“非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求（奥斯瓦尔德刚一挑眉毛这个要求便被收回了）一样，拿着自制匕首的可怕姿态只是虚张声势或为自己壮胆。总有人愿意为此铤而走险，如今也不例外，他们甚至拉上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他们陪葬。

　　奥斯瓦尔德确信人质处境危险，因为害怕他们惨遭屠戮，所以要分秒必争，于是对助理说：“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得打进去。”狭窄通道的门口埋伏着500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色制服的州警察；Ch-34型直升机“赌盘2”号满载着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突然降落在时报广场。无线电广播员声嘶力竭地叫道：“行动！行动！空降成功 ! 指挥部命令各位置人员——行动！展开进攻 ! ”

　　警察破门而入，炸飞了路障；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向囚犯射击。清除通道障碍物花了90分钟，随即展开全面进攻。时报广场和d区上空烟雾弥漫，看不清地面形势。尽管警方知道人质穿着囚服，仍难以辨别。事后，警察坚称对方强力抵抗了两分半钟。一个人说：“他们挥舞着匕首和尖矛，拼命扑向我们。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人则说：“我们杀的是抵抗的人，挥舞着尖矛和燃烧弹的人。我们抓捕了张开双臂投掷武器的人。抵抗的人都死了。”

　　但没有抵抗的人也惨遭杀害。稀疏的枪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驻阿提卡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发现，警方进攻“过度”，“许多开火实无必要”。一些不必要的暴力行为可归咎于粗心，甚至对生命的亵渎。洛克菲勒特别强调严禁狱警参与行动，但他们还是冲了进去，至少杀害了两人。麦凯委员会发现，一些警察用装着大号铅弹的猎枪击中“计划外目标”。“并未反抗的囚犯、人质很可能因此受伤或死亡。”来自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特斯医生当时在场，他事后报告说：“狱警将许多闹事首领团团围住，然后挨个儿击毙。有的挥舞双手投降，还有的已倒在地上。”

　　地上躺着120多人，或受伤或气息奄奄。算上奎因和暴乱期间被叛乱分子杀死的囚犯，有32名囚犯、11名狱警或官员死亡，总计43人。收复监狱几小时后，流传着人质死亡的大量失实报道，事态更加混乱。一名奥斯瓦尔德的助理说，一个狱警惨遭阉割，他的生殖器被塞在嘴里；另一名助理告诉记者“几名人质被割断了喉咙”。狱警颈部血迹斑斑的蒙眼布给大屠杀的说法增添了几分可信度。3名幸存的狱警确实喉部受伤，但医检人员次日早上表示，死者身上并没有被阉割、截肢的痕迹。所有的人皆死于枪杀，而当时只有警方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在交火中死去”。奥斯瓦尔德则隐晦表示人质“可能被用作肉盾”。获救人质强烈地支持警方展开进攻。身处华盛顿的尼克松则说，当局“只能”做出突袭阿提卡这一“悲伤、沉痛”的决定。对于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的争论迅速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不信任自由主义者、支持刑事改革的“悲天悯人者”和“空想社会改良家”拒绝一切批判警察的言论，只将恶果归咎于囚犯。《亚特兰大宪政报》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谴责“这批阿提卡的畜生”强迫人质接受“非法审判”。还有人怪罪监督委员会，精疲力竭的威克在离开阿提卡时，门口一个狱警厌恶地说道：“你们这些人休想再进来。”

　　这在美国的另一边引发了激烈讨论。纽瓦克市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做出的最冷酷无情的暴力镇压之一。”威克事后说，60名囚犯遭到约1 300项指控，但法警一项都没有，尽管“有证据表明警方玩忽职守、残暴野蛮、严重违纪、反击过度，甚至公然屠杀。”暴动被镇压后，麦凯委员会发现伤者身上有“大量殴打、刺戳、踢打的痕迹”。被剥得精光的囚犯被狱警用山胡桃木警棍暴打。受伤狱警很快得到医疗救助，其家人也迅速得到通知；而受伤的囚犯4小时内都无人看护，还被贴上“1号囚犯、2号囚犯、3号囚犯”的标签。4天后，部分坐立不安的囚犯家属仍在疯狂打听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是死是活，阿提卡方面常连这些都不会讲。有消息的也只是一封简短草率的电报：“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已经死亡，编号29533，尸体停放在本监狱。”

　　“没错，我们是由两个不同的国家组成。”约翰·多斯·帕索斯曾这样讽刺早期美国的贫富差距。如今社会的断裂体现在不同领域，但同样很深。三年前，刚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承诺“让美国团结一致”，但他食言了。美国人民仍相隔很远，对正义与宽容、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种基本问题仍有分歧。一年后的总统大选将近，在民意测验中，美国人民开始重新审视尼克松。这里是有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人员艾伯特·辛德林格发现，仅27%选民希望尼克松连任。但8月尚未结束，他的民众满意度不再下跌，而是渐趋平稳，甚至慢慢回升。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外推行的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即是扭转大局的决定因素。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队的阵容表明了这项运动在美国国内广泛的吸引力：一名克莱斯勒的人事主管、一名杜邦公司的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联邦的黑人工作人员、一名IBm程序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多岁的少女、两名家庭主妇及两名在校大学生。其中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考恩风头最盛。他穿着紫色扎染喇叭裤，衬衫上别着和平标志，比赛期间他还用头巾把及肩长发扎了起来。也许由于考恩的红色头巾，也许由于他机灵外向，中国在诸多运动员中挑中了考恩，向他提出了一项历史性建议：他和队友能否到中国进行一次免费旅行？

　　美国的队员们对此欣喜不已。和队友们商量后，考恩说道：“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可能点燃了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的正式邀请函随后送到。华盛顿方面没有异议；几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刚取消了对其公民赴中国旅游的所有限制。包括乒乓球运动员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这两件事定有关联。这被普遍视为中美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表现了北京的新自信。北京经历了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两年前的获胜告终。7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进行全程报道，很明显，世界将要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正效仿苏联，以运动为名行外交之实。一夜之间，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连尼克松总统都告诉属下：“在法学院读书时，我乒乓球就打得不错，其实很厉害呢。”莫斯科方面对此颇为不满，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这项提议“不合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进入罗湖边境车站，再经由一座锡皮封顶的桥到达中国的城市深圳。微笑的共产党官员领着他们登上一列乳白色与蓝色相间的火车。第一站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破裂，该地英文名由Canton改为Kwangchow。沿途23英里，能看到道路两旁有香蕉林、荔枝树、稻田，在重要地点还有画着毛主席像的巨型公告牌。在新落成的广州机场，一行人员登上苏联造的伊柳辛 –18客机，当时扩音器在还播放着军乐和《毛泽东思想》的节选。停机坪上的一个警示牌上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非有意侮辱客人，只是当时的毛泽东政府并不把美国人民等同于美国政府。中国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而北京广播电台则一直谴责美国政府里有一群“嗜血之徒”。

　　时值4月，北京仍春寒料峭，但中方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却让他们宾至如归。他们住在考究的新侨饭店，受邀参加各种宴会，游览19世纪清朝皇帝的颐和园和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歌颂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与中国运动员打表演赛时，18 000球迷高举“热烈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横幅，赛场内欢声笑语不断。乐队奏响了振奋人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乐曲，考恩还随音乐跳起了摇摆舞。

　　比赛时，中国依然考虑周全。他们撤回本可完胜美国队的一流队员，派上二流队员，最终中国男队以5∶3获胜，女队以5∶4获胜。中国称之为“友谊赛”，但这还不算最动人的示好方式。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铺着红毯的会议室会见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周到访的乒乓球队并非只有美国队。由于中国人严格按字母顺序办事，因此在美国队之前他先接见了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队员。但周总理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会见美国队，和他们在一起约1小时45分钟。他说：“中美人民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他还告诉美国新闻工作者，如今美国记者可“分批前来”。

　　当天，在美国队动身前往香港时，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美国对中国长达20年的贸易禁运令，北京也重启与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一提。在两周之内，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的总统委员会提议，在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前提下，应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当时美方已着手安排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访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尼克松亲自访华事宜。

　　7月初，官方称基辛格飞赴亚洲，在西贡、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参加会议。在和巴基斯坦总统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会谈90分钟后，基辛格宣布行程有变：他将在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避暑胜地纳蒂亚加利休个短暂的工作假。这次行程并没有多大报道价值。当叶海亚·汗政府宣布基辛格因身体微恙，需多休一天假时，随访记者也未觉察出异样。人们以为基辛格得了亚洲痢疾，即德里痢疾。为强调这个说法，美国大使馆还特别宣称已安排医生前去诊治。一名记者建议总统顾问在有空调设备的拉瓦尔品第会好得更快。使馆发言人回复道，基辛格不想因自己而麻烦巴基斯坦首都人民。

　　事实上，基辛格在三名助理的陪同下，已驱车前往拉瓦尔品第机场，并搭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北京。7月9日正午，基辛格一行降落在北京城外的一个荒凉的停机坪，随后他们坐车前往附近的一栋湖畔别墅，在那儿用了午饭；下午3点左右，周恩来到了。星期五深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周恩来和基辛格一直在商谈。由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招待，基辛格的体重还重了5磅。两天半后，人们认为的因胃疾卧病在床的基辛格飞回巴基斯坦。从此以后，北京广播电台不再播放美国官员是强盗走狗的言论。在基辛格访华5天后，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搭直升机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演播厅，发表了举世震惊的4分钟讲话。他宣布自己受邀访问中国，并且已欣然接受。他说：“我深信，中美关系缓和、加强友好联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决定接受邀约。”在谈及国民党时，尼克松补充道，和北京“建立新友谊”不会“失去我们的老朋友”。

　　这次他没能信守承诺，让“两个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计划注定行不通。每一年，联合国都加紧敦促台湾代表团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重建最终让联合国做出决断。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接纳中国，驱逐蒋介石代表团。当天守在电视机旁的美国保守派看到了耻辱的一幕，这在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掌舵外交政策的年代绝不可能发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代表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代表团的代表还在过道上跳起了吉格舞。华盛顿方面的回应愤怒而激烈。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讽刺坦桑尼亚是“热裤公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一些跟风代表团令人惊诧的不加掩饰的得意劲头”。但这些只是例行政治行为。事实上，从中国在名古屋向格伦·考恩首次做出和解姿态之时，一直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方面就已注定失败。

　　在电视上宣布将飞往北京一个月后，尼克松又通过广播公布了另一则重大消息：这次是要拯救美国经济。这一任务迫在眉睫，因为美国正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由于胡佛一成不变地套用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经济思想，使得本就低迷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尼克松口头上仍奉承这两种思想，但行动时早已另寻他路。《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总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墨守成规。但当形势所迫或他终于有所醒悟时，便决定采取行动，任何东西在那儿都不会长久；他将抛弃自己的哲学、承诺、信条、朋友和顾问，走出旧生活的他迅速投入到新生活中，毫无内疚或留恋之意。”有时这样的做法令人张皇失措，但在1971年8月这样一个美元体系几近崩溃的特殊时期，倒是令人振奋。

　　“二战”结束时，美国握有全球400多亿货币黄金中的350亿，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富裕的国家。战争结束的一年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后金融体系就已建立：除共产主义国家以外，所有主要国家都以美元和黄金作为国际储备金。由于黄金数量有限，不足以支撑预计的外贸流动，故而将全球最坚挺的货币美元设定为与黄金具有同等效力。各国国债以黄金或美元支付均可。美国承诺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比率回收所有美元；其他国家换算出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果然奏效，贸易有了起色。每当有国家与美国贸易出现顺差时（对美出口大于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用作储备，支持发行新货币。

　　鉴于美国富有而其他国家相对贫穷，大笔钱被投放海外用于救急。这没关系，因为实在有太多美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欧洲商业逐渐复兴。1961年年末，亦是共同市场成立的第一年年末，美国黄金储备降至170亿美元；到1962年又降至160亿美元；1963年为150亿美元；70年代初仅为110亿美元，这已是绝对最小值。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每4美元的流动量必须在诺克斯堡储备价值1美元的黄金，而全美商业的正常运转需要400亿美元纸币和银。同时，与各国的贸易差额越发不利于美国。1960年，美国进口值为150亿美元货物，出口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达50亿美元。到1970年，顺差额降至20亿美元；1971年，顺差消失，美国出现贸易赤字。由于国防部在越南仍旧花销如流水，一时半会儿无法好转。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发出警告，美国正面临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

　　1971年5月，德国的经济奇迹令经济学家们坐卧不安：联邦德国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大国。对过去10年的币值重估表明德国马克增值了两次，对美元汇率发生变化，囤积马克的投机者大发其财。如今，再次重估迫在眉睫。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成员，波恩必须在马克升值时买进美元卖出马克，以尽维持这两个币种关系的义务。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投机者拥有大量可投资的美元（即外国持有者手中的“欧洲美元”）。1971年的前4个月，欧洲美元储备从50亿飙升至500多亿。美元如雪片般大量涌入德国中央银行。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买入美元，直到波恩方面发现早期通货膨胀的信号，于是他们在5月9日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将不再买入美元，无论有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德国人建议，让马克按供求规律决定自身的价值，即经济学术语里的“浮动”。马克从25分涨至27分后不再变动，减轻了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也顺带降低了德国市场上美国商品的价格，提高了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但这个缓冲很短暂。正如美联社的拉里·斯顿茨所言，“欧洲充斥着大量美元”，多到等同于美国市场上流通的全部货币量，投机分子不得不转向其他地方：法国。但一直密切关注德国经济形势的巴黎迅速切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限制美元贸易。投机分子们又把视线转向瑞士法郎，伯尔尼的态度与巴黎相同。出手美元越发艰难。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巴伦周刊》预测到秋季将爆发全球性恐慌。8月初，权威预测表明，美国第二季度贸易赤字将超过70亿美元。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紧随其后，报告说美元估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升值，不然美国将不再买入黄金。此时股票市场急速衰退；4月还走高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降了100点。如今欧洲美元在全球都找不到市场。在欧洲的美国游客们发现，曾势头强劲的美元已不被各方接受。全球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商人不知道他们的钱在下周还能买什么，甚至明天都不知道会怎样。

　　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也一片惨淡。尼克松原本预计形势在1971年较顺利，而1972年艰难，并按国民生产总值1.065万亿美元安排预算。然而最后结果只有1.05万亿，且一半还是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6%的失业率已逼近大萧条时期的水平。6月底，政府财政年度亏损高达232亿美元，只比约翰逊时期1968年所创纪录少亏损了20亿美元，且比尼克松的预估不可思议地少了245亿。根据凯恩斯理论中的“充分就业平衡”，支出若低于充分就业情况下（即每个人都有工作）的税收，则为“平衡”预算。尼克松总统援引了这一概念辩解让保守派拥护者震惊不已。但即便以此为标准，政府仍有80亿美元的赤字，且前景一片黯淡。新劳动合同向铁路工人保证，42个月内他们的工资将增加42%；钢铁工人的工资3年内增加30%。这样做必然导致相应的通货膨胀。

　　据1970年《经济稳定法案》，国会授权总统可以“发布任何他认为有助于稳定价格、房租、工资、薪水的法令”。这项法案曾遭到尼克松反对，如今他不得不同意，因为该法案不包括国防所需的基本资源，但他发誓绝不动用该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一切控制，他甚至不再相信自觉遵循的方针或总统的权威（运用总统特权劝导劳动者和工会管理人员放弃加薪或提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过短短的一个周末后，形势完全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尼克松24小时内会集的指令，开始起草经济法令以调用曾拒绝的各方力量。8月15日星期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布了该法令，称其为“新经济政策”。他发布的命令或向国会提出的要求中，有一条是关闭“黄金窗口”，即美元不再用于兑换黄金。大部分进口商品必须缴纳10%的附加税，以便让美国产的商品比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更具优势；有一些情况下，购买美国商品的美国人还可获得减税待遇；引进新投资的工业享有税收抵免指标；撤销征收7%的汽车消费税，平均每辆车可节省200美元。美国的所有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将以目前水平冻结90天，只有极少数例外。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领导的生活成本委员会负责此次冻结工作。

　　尼克松让美元浮动了，效果与贬值相同。前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表示美国若取消附加税，将重估本国货币价值。同时，国外也鲜有报复性行为。丹麦确实征收了自身的附加税；法国也正有此打算，但两国都鲜有针对价格骤降的美国货建立关税壁垒的措施。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提出的美国在国际收支中快速增收130亿美元的建议被迅速推翻，因为这可能会摧毁共同市场。但在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上，“10国集团”（即10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金融家们仍对美国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可能重启“黄金窗口”，并提价（即直接贬值）。各方在随后的罗马会谈上达成一致，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上宣布，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升值，黄金价格暂时增至每盎司38美元。

　　在尼克松宣布冻结（亦称第一阶段）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2.93飙升至888.95，华尔街迎来其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天：当天成交31 720 000股。9月（首个限价满一整月），美国生活成本的上涨率保持在2.4%，批发物价指数5年来经历了最大幅度的下跌。工资和物价方面有些意外情况，部分领域会产生混乱，但总体看来，限价政策奏效了。可惜的是，根据定议，这只是第一阶段，11月13日之后就不再限价。在此之前，政府必须找到既能维持相对稳定又能纠正在冻结中一些不公正状况的办法。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发表全国讲话，为第二阶段做准备。这次反对意见更为强烈。总规划师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第一阶段时便预见到当下的难题，他说：“我当时就明白限价不是问题，解除限价才是。”第二阶段目标是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3%之间。一个7人价格委员会和一个15人薪资委员会将负责调控。尼克松认为，在利润方面找不到突破点，计划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人民是否积极配合”。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代表会撤出监督委员会，使得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在迈阿密海滩参加劳联–产联大会时，米尼对与会代表说：“总统若不想让我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参加薪资委员会，他有的是手段。”尼克松则直接飞到会议大厅，回应道：“我确实有办法，而且我也会这么做。”尽管如此，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周，委员会向米尼做出让步，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量，并规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为5.5%。后来这条底线也被突破，进入第二阶段后，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将煤矿工人的工资增加15%。价格委员会是有名无实。一开始应两家钢铁公司的要求，委员会将马口铁价格上调了7%。3周后，美国1 500家大型企业中有1/3公开要求价格上调，获准与被拒比率竟高达20∶1。

　　12月，股市再次暴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妥协政策。3个月后，米尼和另两名高管退出，指责委员会里的大部分成员持有偏见。第二天，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伦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劳工委代表便只剩下一位：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菲茨西蒙斯。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后，运输工会便被他招入麾下。大众普遍把赦免视作政治手腕，但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自夏季低潮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回升，但是人们仍普遍认为尼克松若要谋求连任，可得使尽浑身解数。

　　美国人小像： 拉尔夫·纳德

　　在温斯特德（康涅狄格州的工业城市），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一个人们熟悉的美式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内德高地甜品店是一家餐馆兼面包店，那儿的顾客抱怨说，老板从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吃饭。纳德拉老是在讨论社会问题，细数种种制度弊端和不公正不道义。和许多移民一样，他这个民主党人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有热忱。他滔滔不绝地责骂大财团，还威胁说要起诉。最后，所有人都不愿和他说话了，除了他最小的儿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4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庭上高谈阔论时，他听得如痴如醉。14岁时，他每天必读《国会议事录》。在获得奖学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拉尔夫拒绝穿麂皮马裤或其他具有象征性的服装，还发起活动抗议向校园树木喷洒杀虫剂。他经常因看书太投入而被锁在图书馆，最后管理员直接给了他一把钥匙。他却谴责学校漠视学生的其他合法权利，这倒符合他的一贯风格。1955年，拉尔夫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又进入了被他称作生产权势奴仆的“高价加工厂”：哈佛法学院。

　　拉尔夫的清教徒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他不读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电影亦是如此，一年他只看两部；他讥笑戏剧、烟草、酒精、女孩和聚会。就读于哈佛期间，拉尔夫从不开车，但动机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对交通事故表现出兴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些关于汽车技术的研究后，他为《哈佛法学院报告》写了篇文章《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安全问题持续困扰着他。他毕生都在关注人身安全的问题，危险来源包括不安全的天然气管道、食品添加剂、受污染的肉类、污染、矿业、除草剂、携带病菌的禽类、不合格的私人疗养院和彩色电视机的辐射，但最大的威胁仍是汽车。他在哈特福德开了家私人法律事务所（这里迅速成为穷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机构），并坚持要求当地政府贯彻更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到华盛顿进行游说，劳工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以日薪50美元聘他为劳工部顾问。

　　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共事期间，纳德总结出一份要求加强汽车安全管制的长达200页的倡议书。他的首位专业秘密联系人是一位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曾向他指出雪佛兰科维尔系列的车翻车系数过高。1965年11月，在其首本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的内在危险》中，纳德说科维尔“是历史上最难操作的汽车之一”，并指责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在这种型号已投入市场4年、卖出1 124 076辆车后才有所行动。”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精装本和平装本的总销量达45万册。1966年2月10日，拉尔夫因此作为汽车安全专业鉴定人加入了里比科夫委员会。3周后，纳德以安插私人侦探、拨打威胁电话、利用女人勾引他为由控告通用汽车，受到举国关注。一名通用公司工作人员在宣誓后承认，自己接到上级指示“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让他不敢再捣乱……让他闭嘴。”纳德要求赔偿2 600万美元，最终获得28万美元。这笔钱和他的稿酬都用于汽车安全事务。当《全国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 于当年夏天通过时，《华盛顿邮报》认为，“这项重要法案得以通过，拉尔夫·纳德功不可没……他一个人战胜了美国最强大的产业。”

　　纳德自认为是国家交通安全局的监督人员，随后他将目光转向肉类加工业，结果是他促成了1967年通过的《健康肉类法案》。他扩大了攻击范围，原先只针对那些消费者的剥削者，现在还关注食品药品管理局、联合碳化工业、智囊团、不安全的卡车、纸浆与造纸厂、房产税、官僚、消费信贷、银行及超市。一位评论员说：“拉尔夫不是消费者守护人，他只是单纯地反对消费。”

　　和林肯·斯蒂芬斯时期的丑闻揭发者最终被批评不同，纳德得到了保守选民的支持。他相信，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荡时期，在体制内部得进行改革。他是个线性思考者，拥护法律与产业秩序。股票经纪人为他提供赞助；波特女子高中为他提供志愿者。他如今招收助理（一个记者戏称其为“纳德骑士”），应选之人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名校毕业生，他们的名字就像普尔曼卧车车厢的名称，如洛厄尔·道奇、威廉·哈里森·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其中的爱德华·考克斯还成了尼克松的乘龙快婿。

　　他的助手们被安排在国家新闻大厦的狭小办公室里，办公桌是二手货，椅子是在义卖中购得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藤条箱，书柜由木板和砖头搭成。他们一周工作100小时，只领着微薄的薪水；稿酬被用作活动经费，但他们毫无怨言。纳德本人年收入20万美元，而年开销仅5 000美元。

　　他住在杜邦大厦附近一间带家具的公寓，月租金为80美元，他办公室的月租金是97美元，不配秘书。人们送给他的公文包被他当作档案袋，而他的文件则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伴他四处闯荡。他的黑皮鞋早已破烂不堪，鞋带残缺不全还乱作一团。他身着皱巴巴的灰色套装，磨损的白衬衣，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1.93米，留着黑色卷发，脸孔青春英俊，被《新闻周刊》比作“弗兰克·卡普拉电影中吉米·斯图尔特一般的英雄”。他唯一令人惊愕的花销是巨额电话费，因为所有行业里的志愿线人的电话费都由他买单。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演讲。他每周收到50封演讲邀请函，每年接150场，单场收费高达2 000美元。他是继沃尔特·鲁瑟之后最能说的演讲者，一场演讲1小时45分钟从头讲到尾不间断。收尾时从不留花哨噱头，只是停止发言收拾东西走人。大学的听众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但他从不回头致谢。若有人找他给书签名，他短短一个字便将人家回绝：“不。”一个朋友说：“拉尔夫太怕被塑造成电影明星，或私生活被浪漫化，于是他完全放弃了私生活。”

　　拉尔夫是一个无法理喻的顾客。点菜时他会问女服务员：“每个三明治的火腿都切片了吗？这是天然奶酪还是人造奶酪？你吃糖吗？吃？我跟你说，那东西完全无用，毫无营养价值。”在飞机上他则告诉空姐：“这飞机上你能引以为豪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一小袋坚果，其实都该去掉其中的盐分。”当阿勒格尼航空公司斗胆挤掉他的预订票时，他提起诉讼，要求航空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5万美元，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因他错过航班没能听到他演讲的观众们。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这一切行为”是为哪般，拉尔夫答道：“我若是抗击虐待动物，没人会问一个字。”他说，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亚于工业革命的质量改革”，并拒绝所有使他分心的诱惑。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建议他竞选总统，他却说：“我对公职没兴趣。美国最伟大的工作是市民行动，政治也得被它牵着鼻子走。”

　　尽管拉尔夫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致力于公益事业，对社会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有时他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曾说：“我们总是失败，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降低失败的程度。”听众视他为表演者，为他掌声雷动，但他们很少有人参与其中，遵循这个榜样，听从他的建议，与他并肩作战。他们仍开着底特律产的大型汽车，吃加工食品，往脸上抹昂贵的化妆品，抽有毒的香烟。

　　他曾哀伤地说道：“在两千年前的雅典，有个人大清早起床，满城游荡，思考关于自己与同胞福祉的问题。没人问他‘你和谁一道？’”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知道答案，只是不愿与他并肩作战。最令他痛心的是，尽管他们为他鼓掌欢呼，尽管他们总说支持他，在这个物质主义的黄金时代，他们从未真正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