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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六章 莫能与争【原文】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今译】

　　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汇流的地方，乃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同样的道理，圣人要想高居万民之上，必须心口一致地在言辞上表示谦卑，自以为下；要想居于万民之先，必须主动靠后，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正是因为圣人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他虽然身处上位，却不威迫凌人，不使人们感到有压力；虽然他居于人民之前，人民并没有感觉受伤害。正是因为此，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他而永不厌弃。因为他不和任何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争得过他。

　　【解析】

　　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本章老子再次强调了“处下”的智慧。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已经知道，“处下”和“无为”“不争”“守柔”等思想一起，乃是老子反复强调的重要观点。比如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中，老子便言：“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在第六十一章中，老子则强调：“大者宜为下。”而在此章中，老子则进一步说明了“处下”所带来的效果，那就是“处下”能够使自己居于万民之上；进一步延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自己则可以成为万民之先。同时，“天下莫能与之争”。而事实上，老子所说的这个断言也是得到了事实证明的。

　　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圣人孔子，便是一个十分谦卑的人。其本人学富五车，广收天下门徒，其中既有颜渊、曾参、子游、子夏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有冉有、子路这样的达官贵人，更有子贡这样的外交家和商人。应该说，孔子本人虽然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但他自身的价值在当时已经被间接体现出来了。虽然他完全可以表现得张扬一些，但他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张扬，反而始终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谦虚，甚至说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谦卑的话，认为三个人中间，便必有一个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关于这一点，恐怕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太服气，认为别说是三个人，就是三十个人，也未必有我的老师吧。但是，孔子却是如此认为的。并且，他不仅是说说而已，在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虽然许多人都千里迢迢地来向他求教学问，但他自己还经常不远千里去拜访有名望的人，请教问题。据说有一次，他竟然向一个小孩子请教问题，学生们觉得不解并有些羞耻。孔子却说：“不懂就问，这有什么耻辱的呢？”可见他是发自内心的谦卑。他本来自甘处于所有人之下，结果，后世所有的人都将其摆放在高高的位置上顶礼膜拜，就连帝王在他的塑像前也得行三跪九拜之大礼，丝毫不敢怠慢。这正如老子所说的“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另一方面，孔子之所以受到人们崇拜，不仅是因为谦虚，还因为他为了百姓不受战乱之苦，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地奔波于各国之间，为推行仁政而努力。这可以说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了天下人的后面，正因为此，后世人将他放在了所有人的前面，这则体现了“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不仅中国的圣人如此，西方的圣人同样如此，苏格拉底便是例子。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和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但是，苏格拉底本人却是非常的谦卑。

　　凯勒丰是苏格拉底的老朋友。有一天，他特意跑到特尔斐神庙，向神请教一个问题：世上到底还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谕显示：没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凯勒丰于是很高兴地告诉苏格拉底这件事，可是他从苏格拉底脸上看到的不是欣喜若狂，而是茫然和不安。苏格拉底不认为他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一向爱好用事实求证的苏格拉底决定寻找一位智慧声望超过他的人，以反证神谕的不成立。

　　他首先找到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一向自以为知识渊博，便和苏格拉底侃侃而谈。交谈之下，苏格拉底看清了政治家自以为是而其实无知的面孔。他想，这个人虽然不知道善与美，却自以为无所不知。而我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看来我似乎比他聪明一点。

　　苏格拉底又找到一位诗人，发现诗人出于天赋的确能够吟出一些诗句，但是他同时发现这个诗人却因此目空一切。苏格拉底觉得这个人只看到自己的才能，却看不到自己的无知，并不比自己聪明。

　　接下来，苏格拉底又向一位技巧纯熟远近闻名的工匠讨教，想不到工匠自恃名声在外，得到人们的赞扬，便像诗人一样十分地狂妄，这种狂妄同样消弭了他的智慧。

　　到最后，失望而归的苏格拉底最终悟出了神谕：神之所以说自己最聪明，不是因为自己脑袋比别人聪明，知道的比别人多，而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无知。

　　总之，古今中外那些受到人们尊崇，被人们摆放在高高的位置并顶礼膜拜的圣人，恰恰是将自己放在低于所有人的位置上，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不过，我们虽然达不到圣人那样的境界，但是至少可以藉此得知言行的标准应该是谦卑而不是张扬，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也该想一想其他人。虽然姿态放不到最低，但至少知道了我们的姿态应该尽量放低。而不要因为自恃有钱、有权或者有才而张扬跋扈，那样只会使我们在别人眼中成为愚蠢而自大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

　　总之，一个人如果总想将自己摆在高位上，结果反而不被大家认同；一个人总考虑自己的利益，结果会失去人心。而恰恰是降低自我地位，甚至不惜故意卖个破绽逗大家一笑，反而能得到大家由衷的敬意和拥护。其实，自甘处下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也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发自内心的自信。只有拥有博大胸怀的人才能够将目光看得更宏阔，而不受世俗眼光的影响，勇于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只有具有自信的人不担心自己因为一时的处下而遭到别人的轻视，从而置自身于下的位置。相反，那些时时总惦记着要使自己高高在上的人则是心胸狭窄和自卑之人。因为心胸狭窄，所以生命没有格局，也就只能看到一时一地的得失高下，从而斤斤计较于此，而看不到一时一地之外更为高远的道理；因为自卑，所以才时时不敢使自己的言行背离众人的眼光，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便被人瞧不起了。总之，“处下”不仅是一种智慧，同时也是一种胸怀，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做，你便是在优化你的人生。

　　【从政之道】

　　隋文帝功高而谦卑

　　自古以来，隋文帝不仅因其文治武功被称为中国历代最有才智的皇帝，并因与民休息，废除古代酷刑等措施，被誉为历代最仁慈的皇帝。而且，在西方史学界，隋文帝也同样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皇帝。

　　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被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本人也在对北齐的战争中立下战功，同时还是北周宣帝的岳父。宣帝死后，杨坚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夺取了年幼的静帝的皇位，建立隋朝（由“随”而来），登基称帝，是为隋文帝。隋朝建立后，南下灭陈，重新实现中国统一。而隋朝的建立，和一般的改朝换代不同，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基，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三省六部制、州县两级制、《开皇律》、科举制、均田制等新制度的创立。

　　所谓三省六部制，指的是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具体是中央政府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共同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其中，三省之间也有明确分工，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中，尚书省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度支（后改为民部，唐代改为户部，沿用至清代）、工部六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如此，秦代以来的中央政府制度设置才算有了大的变动。此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使得政府职能进一步分工明确，有利于行政效能的提高，后来直到清代，各朝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除了在细节上有所变动外，大体构架都基本采用此制。

　　州县两级制乃是隋文帝对于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置。南北朝以来，因为战乱频仍，人们流离失所，多有迁徙，原有的地方行政结构被严重打乱，郡县设置重叠混乱，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鉴于此，隋文帝于开皇三年，按照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此举大大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裁汰冗余官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同时提高了行政效率。

　　所谓《开皇律》，指的是隋文帝于开皇年间修订的法律。在此之前，法律沿用的主要是是春秋战国乃至秦代流传下来的刑罚，其刑罚比较重。隋文帝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余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一概废止。同时，又减少了许多法律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同时，在司法审理过程中，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最大程度地避免草菅人命，防止冤案的发生。隋文帝对法律的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早期法律的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历朝历代，大多是在《开皇律》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科举制度是隋文帝的又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中国官员的来源，先是商周时期的世袭制，经过汉代的举荐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均因其弊端丛生而终止。隋朝开国后，隋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已不再适用，为加强中央集权，将选官权力收到中央手中，首开科举制度。应该说，这是一项极具政治智慧的文官选拔制度，西方人曾将其称作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自隋文帝创立后，为后世沿用完善，在自隋至清一千四百年间，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官员选拔方式。从更宏阔的背景上来讲，它不仅为历代政权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总体上质量说得过去的官员，而且其不以出身、门第、财富，而以学问作为官员选拔标准的做法使得中国形成尊重学问和读书人的风尚和传统。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得以长期维系并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

　　在采取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同时，为繁荣经济，隋文帝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中最卓有成效的便是均田制的推行。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文帝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授露田（种植五谷）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授露田40亩。奴婢授田与良人同。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豪强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国家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赋税收入，从而形成了国强民富的局面。另外，隋文帝还改革币制，采取了建立官仓、义仓，在百姓丰收时收储粮食，在百姓歉收时予以赈济的举措，从而保障了百姓的生活。

　　正是凭借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隋王朝短期内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的局面，史称“开皇之治”。史载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而经历“贞观之治”，唐太宗去世时，其户口才380万户而已。

　　不仅在内政上卓有成效，在对外军事方面，隋文帝也同样取得了辉煌成就。南北朝晚期，突厥崛起，经常南下侵扰中原。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利用“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然后隋朝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同时，隋文帝还派军队歼灭或重创了吐谷浑、契丹、高句丽，使得大隋王朝“甲兵强盛”“风行万里”。隋朝的疆域面积即使后来的盛唐也一直未曾超过。

　　除了以上这些，隋文帝还在董卓火烧洛阳之后首次大规模地重新修建了洛阳城，并开通运河，将长江和黄河流域连接了起来，并且，他对经历几百年乱世之后文化的复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功高的隋文帝却没有像后来的唐玄宗那样狂傲并放纵自己，极具“处下”的风范。隋文帝一向躬行俭朴，要求宫中的妃妾从不作美饰。上行下效，社会上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难能可贵的是，建立丰功伟绩的隋文帝从来不以自己功高。我们知道在古代帝王有到泰山封禅的传统。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封禅泰山，只有那些建立了卓越功勋的皇帝才有此资格。历史上曾经封禅的皇帝总共算下来不到十位。显然，以隋文帝的功劳，是有这个资格的。大臣们多次上表请求他到泰山封禅，但隋文帝却一直声称自己没有这个资格。最终也没有举行这个盛大典礼。

　　对比隋文帝的功劳和谦卑，可以看出，隋文帝正是一个“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的典型。其谦下的言行非但无损其伟大形象，反而更令人崇敬。南宋大学者朱熹便用“圣德”、“神功”、“大孝”、“至政”几个词来盛赞隋文帝。 道德经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