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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原文】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今译】

　　抛弃掉聪明和才智，人民可以获得百倍的好处；去除仁和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拒绝机巧和利益，盗贼就不会出现。这三个方面用来作为理论是不够的，所以还应当使人民的认识有一个总的归属，那就是：表现单纯，保持朴实，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解析】

　　放弃仁义智巧

　　这一章的讲述是紧承上一章内容的，既然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那么统治者应当怎样来做才是正确的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中，立场很鲜明地反对“圣”与“智”、“仁”与“义”。《胠篋》一篇说：“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这与老子的提法是基本一致的，第三章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而“擿玉毁珠”，正是与“不贵难得之货”相对应的，把珠、玉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捣毁、敲碎，这样，世界上只剩下石头、土块儿，到处都是，随处可取，也就没有人去偷盗了。而在《庄子》中，还将盗窃的行为分作了“小盗”与“大盗”，“小盗”呢，只需要“擿玉毁珠”就可以止住了，而“大盗”呢，则非要“绝圣弃智”不可。

　　关于如何“使民不为盗”这一问题，《胠篋》这一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谓“胠篋”，也就是撬开箱子的意思，指的就是盗窃的行为。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已经死了，大盗也就不会再兴起，天下也就会太平而没有变故了。圣人不死，大盗也就不会终止。即使让整个社会都重用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这也会让盗窃之徒获得很大的好处。给天下人制定斗、斛等器具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盗贼就会连同斗、斛一起盗走；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盗贼就会连同秤锤、秤杆一起盗走；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盗贼就会连同符、玺一起盗走；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规范大家的道德和行为，那么盗贼就会连同仁、义一起盗走。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会受到刑戮和杀害，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人却会成为诸侯；诸侯之门方才存在仁义。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对于那些追随大盗、高居诸侯之位、窃夺了仁义以及斗斛、秤具、符玺之利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也不可能劝勉，即使有行刑杀戮的威严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大大有利于那些盗窃之徒而不能禁止他们的情况，都是圣人的过错啊。

　　这段话非常明达而深刻地指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道理，圣、智、仁、义是因何而生的？是用来制约人的不轨行为的，可是这些理念和规范出来之后又怎么样了呢？是邪恶之徒将这些理念和规范也一同给盗走了，所谓仁义，完全成了虚名，它不仅没有起到制约盗贼的作用，反而为盗贼所利用，让盗贼打着仁义的幌子来做龌龊的事情，这也就是所谓的“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红楼梦》中的贾府，号称“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可实际上贾府的那些主子们都做了些什么光彩的事情呢？作者借柳湘莲之口毫不留情地一语点明：“只有门口那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这是多么严厉的讽刺啊！有个成语叫做“沐猴而冠”，“沐猴”，也就是猕猴，猕猴带冠，意味着什么呢？冠，原本是象征着人间礼法的，可是却被猴子盗了去，头顶着冠，来冒充人。如果没有这冠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猴子而不是人了，而现在呢，有了这顶冠，猴子也就有了一件护身符，将很多人都给迷惑了，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这顶“冠”，也就相当于老子、庄子所讲的圣、智、仁、义等礼法、规范，有了这些，其结果只能是让坏人打着一个堂皇的名号去做肮脏的事情。所以，老子和庄子说，全不要这些，大家都回到最为朴素的状态去好了。这样的看法未免片面和偏激，但其思想的锋芒无疑是异常锋利的，它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警醒。

　　【从政之道】

　　“天下第一清官”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少有大志，但生逢明清易代之际，44岁才开始做官。

　　清朝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他接受朝廷的委任，远赴荒蛮的广西罗城担任县令。罗城地处边鄙，民风自与中原不同，加之刚刚归属清朝不到两年，人心尚不稳定，此前清朝委派的两任县令，一个不幸身亡，另一个则逃之夭夭。因此，家人都劝阻于成龙，谓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于成龙下定了决心，表示“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一定不负国家重望，将罗城治理好。

　　于成龙甫到罗城之时，景象甚是凄凉。偌大的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县衙也只有十分简陋的三间破旧不堪的茅草房，根本住不得，他还得暂且栖身于关帝庙中。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与他同来的五名仆从或者病死，或者逃走，只剩下于成龙孤零零的一个人。但他凭着坚定的意志，强撑着病体，在这里留了下来。

　　于成龙知道，单纯在这里生存下来并不是目的，朝廷派自己来是寄望于自己能将罗城治理好的，而如何开展工作，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的罗城，真的就是百废待兴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总要理出个头绪来，而这个着手之处，也就是治安和生产。于成龙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在城乡全面建立了保甲制度，对于缉获案犯，严惩不贷。然后，于成龙又通过训练民兵，设置联防，基本平定县内治安问题。同时，于成龙大力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深入田间访察农事，对勤劳者予以奖励，而对懒惰者予以劝勉。这样，人民进行劳作的积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被调动起来了。于成龙还为人民修建宅院，同时建设学校，修筑城墙，如此等等。三年之后，罗城大治，由原来的一片不毛之地，迅速地转变为人民安居定业的一方乐土。

　　于成龙的突出政绩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后来，金光祖升任两广总督，而于成龙则在他的举荐下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州。于成龙虽然令自己治下的百姓过上了富庶的生活，但是他自己却一贫如洗，为官数载，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儿财产，甚至连赶往四川赴任的路费都没有。当他离开罗城的时候，百姓们倾城而出，拦住了道路，呼号痛哭，送着于成龙走出了几十里，才哭着返回来。场面可谓感人至深，闻者无不陨泪。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在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中，人口锐减。于成龙前往赴任的合州遭受战乱的破坏尤其严重，可谓举目皆是荒凉之状。于成龙在合州任上更是呕心沥血，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之间，合州即景象大变，人口骤增，生产与生活都得到迅速的恢复。以此，于成龙又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于成龙在黄州府任同知四年，又继任知府四年，由于他德能兼备，不仅恪尽职守，而且施政有方，因此不论是治盗理讼，还是平定叛乱，无不功绩显赫，黄州境内可谓天清月朗，人民皆相称颂，呼之为“于青天”。

　　而后，于成龙又迁任湖广下江陆道道员，再迁任福建按察使，又晋升为福建省布政使。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于成龙升任京畿重地的直隶巡抚。第二年，康熙皇帝召见于成龙，钦赞其为“今时清官第一”。不久，于成龙又出任两江总督。在总督任上，于成龙不仅自行清廉，而且极力将这种廉洁的作风推广到官场之中。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于成龙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于成龙虽然官位越来越高，但是艰苦廉洁的生活作风却一直没有改变。在饥荒的年月，他甚至会以糠代粮，而将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用于周济受难的百姓，平日也是粗茶淡饭，与仆役同食，丝毫没有特殊化，而且很多时候吃得比一般百姓还要差，竟然达到了“终年不知肉味”的程度。他穿的衣服也都是粗布做的，不仅自己如此，于成龙还要求自己的属僚也都能够成为廉官。据说，当他徙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一传出来，南京的布价立时大涨，因为那些官员们为了迎接于成龙的到来，都要换下原来那一身的绫罗绸缎，而改着布衣。于成龙每次迁徙之时，从来都是一卷铺盖而已，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两袖清风。而当他于两江总督任上辞世之际，家中所有，亦不过一点儿相当微薄的粮食和几件破旧衣服，几乎没有存下金钱和其他财物。

　　得知于成龙逝世的消息，南京城中，无论男女老幼，咸皆痛哭，为他奉送香火者日以数万计，而康熙皇帝也破例亲自为于成龙撰写了碑文，对这位可钦可敬、一生廉洁的大臣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道德经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