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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圣人无为【原文】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今译】

　　想要治理天下而有所作为，我看他是达不到目的的。天下是一个神妙之物，对天下是不能够采取勉强的行为的。有为者必然会失败，把持者必然会失去。因此，圣人无心于为，所以不会失败；不予把持，所以不会失去。各种事物之中，有的前行，有的跟随；有的缓和，有的急躁；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因此，圣人会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行为。

　　【解析】

　　万事不可强为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老子说：想要治理天下而有所作为，我看他是达不到目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因为天下是一个神妙之物，对天下是不能够采取勉强的行为的。那么，如果有为呢？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对于天下，有为者必然会失败，把持者必然会失去。“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因此，圣人无心于为，所以不会失败；不予把持，所以不会失去。

　　老子在此讲述的就是做事不可强为的道理，《孟子·公孙丑上》中所讲的“揠苗助长”的寓言，就是对这个道理所做出的最为生动的说明。孟子在这篇文章中还讲述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讲述了圣人的三种类型：伯夷是治世则进，乱世则退，他所侍奉的一定是自己的君主，他所役使的一定是自己的子民，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而伊尹呢，他的做法与伯夷大有不同，他不论自己遭遇的是治世还是乱世，都是一定要出来建树一番事业的，谁能够重用他，他就辅佐谁；那么孔子呢，他与伯夷和伊尹都不一样，完全是见机而行，仕、止、久、速，可谓往来随心，进退自如。孟子将伯夷称作“圣之清者”，将伊尹称作“圣之任者”，将孔子称作“圣之时者”，并且表示自己所愿意效仿的是孔子。孔子的做法突出地体现出“时”的特点，这个“时”，也就是时机、时宜的意思，孔子做事并不是强而为之，而是讲究机宜的，因此，孟子才将他称作“圣之时者”，并且对孔子最为推崇。

　　其实，做事情的时候之所以不可强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事情有着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一旦强而为之，就意味着对这种规律的违背，往往就会像揠苗助长的宋人那样，产生欲速则不达一类的与自己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的结果。

　　想有为必将失败，想占有必将失去。从处事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凡事不可强求。有些事情，条件不具备，时机不到，需要准备和等待，需要尊重现实而不是心气浮躁强行上马。不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强求硬推，必然会导致失败。在老子看来，大多数渴望有所作为的人，其所为多半是违反大道的妄为，而这种妄为除了破坏事物的发展规律，导致事物向反面发展之外，基本没什么作用。比如，有的企业，不考虑基础如何，一味快速扩张，结果由于财力不济，整合乏力，最终导致企业破产。还有，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成为神童、天才少年，不惜违背教育规律，强迫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训练班，结果天才没培养成，反而影响了孩子的全面发展。“烦恼皆因强出头”，人类痛苦和纷争的病根就在于刚强过了分，假如大家遵循老子的教导，立身处世都天真朴实，不强行不妄为，人们的生活必定会幸福很多。

　　【为人之道】

　　徐庶进曹营

　　徐庶，字元直，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少年时崇尚武艺，仗义行侠。在一次为人打抱不平的时候，他用剑刺死了一个恶徒，因此被官府擒拿。为了避免连累朋友和家人，在严酷的刑讯面前，徐庶闭口不言，没有透露出自己的任何情况。于是，官府将徐庶压在刑车上游街，让百姓进行辨认。徐庶为大家除掉了为害一方的恶霸，百姓们都很感激，都不愿意出面来指认他。后来，他的朋友上下打点，颇费周折，总算将徐庶营救出来。

　　经过这次事件，徐庶意识到，仅靠自己的刀剑之力无法除尽人间不平之事，而匡扶天下才是根本，只有创造出一种清明和太平的政治局面，百姓才会真正受益。因此，徐庶决定弃武从文，开始潜心读书，习学经国济世之术。

　　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中原地区战事迭起，徐庶为避乱来到荆州。后来，徐庶与诸葛亮相识，二人都为对方的才略和德操感到深深的叹服，遂相互引为知己。

　　当时担任荆州牧的刘表曾经多次礼聘徐庶出仕。徐庶虽然有出仕的志愿，但经过长期的观察，他发现刘表并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表面上看来，刘表以善政而闻名，并且能够礼贤下士，从而使得乱世之中，荆州仍然可以算作一方乐土。可是实际上，刘表这个人优柔寡断，知善不能举，知恶不能去，而且缺乏进取之志，只求保得一方安宁。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这种人尚可远离漩涡，暂且自保，但是到了天下将定之时，这种自安的局面就必然会被打破，所以说，在乱世之中这种做法是很不可取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庶始终未肯投往刘表的帐下。终于，他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可以与其共图王霸之业的英主，这个人就是刘备。

　　刘备自汉灵帝末年起兵讨伐黄巾军以来，可谓运途多舛，屡战屡败。他曾两度占有徐州，但都是旋又失去，以致长期以来都没有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曹操和袁术于官渡对峙之时，刘备来荆州投靠刘表。在荆州，刘备也并不得志，刘表对他怀有很深的猜忌，表面上待他很热情，而实际上却处处提防着他。后来，刘表令刘备屯兵新野，以拒曹操。虽然当时刘备的势力仍然很弱小，但是徐庶看出他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而且颇富才略，又真正能够善待贤士，于是，徐庶前往新野拜见刘备。

　　对于徐庶的到来，求贤若渴的刘备真是喜出望外，他立即对徐庶委以重任，二人相处得颇为融洽。徐庶不负重托，初战告捷，在刘表拒绝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以敌众我寡之势，通过一番精心的军事布置，成功地击退了曹军大将夏侯的进攻。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了实现自己一统天下的志向，亲率大军征讨荆州。当时刘表已亡，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势单力薄，只得南撤。而在撤离途中，刘备不愿舍弃跟随他的百姓，使得行军的速度非常缓慢，终于被快速行进的曹军追上。刘备寡不敌众，只得仓促奔逃，而大批的百姓都被曹操所俘获，其中就包括徐庶的母亲。

　　曹操为了使刘备失去重要的幕僚，同时也为了将徐庶招揽到自己的门下，就伪造了一封徐母的书信，信中称必得徐庶亲往营救，自己的母亲才能脱离危险。徐庶得知此讯，真是痛不欲生，他与刘备洒泪而别，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本打算与将军共图王霸大业，耿耿此心，唯天可表。不幸老母被掳，方寸已乱，即使我留在将军身边也无益于事，请将军允许我辞别，北上侍养老母！”刘备当然不舍得让徐庶离开，但是更不忍心割离徐庶与母亲之间的亲情，况且徐母身处险难之中，万一有所不虞，这个责任自己万万承担不起的。

　　徐庶归曹之后，一方面对曹操的带有伪诈与胁迫性质的招纳非常反感，一方面又眷念着刘备，不愿与刘备以及自己的好友诸葛亮为敌，因此，尽管他有着出众的才华和非凡的谋略，却不肯尽心于曹操，以致在身事曹魏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同时，由于他曾经与刘备、诸葛亮关系至密，并且归顺也是迫不得已，曹操对徐庶也一直不肯完全地信任。这样一来，曹操虽然得到了徐庶，但是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真应了那句俗语，叫做“强扭的瓜不甜”。而从徐庶的角度来说，具有如此卓异的高才远略却出于这般原因而湮没不闻，心屈志抑，徒驰岁月，也是令人深为叹惋的！

　　【从政之道】

　　做事要适度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位高权重的丞相曹操广受天下非议，鉴于此，曹操写了一篇文章，用以表明心迹，昭告天下。在文章中，曹操自述自己原本只想做一个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而他在担任济南国相之时也的确颇有政绩，很好地体现了许劭对他的评价——“治世之能臣”，然而由于朝政昏暗，自己的这一想法未能实现。后来被征为都尉之时，自己也不过只想做一个征西将军，以期日后能够在自己的墓碑上写道：“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但是不久又起董卓之乱，自己兴举义兵，本来可以招募更多的兵士，但是自己常常有意地进行减损，不想让自己的军队壮大起来，为的就是军队一强大起来，意气就会变得骄盛，从而与强敌相争，那也就意味着又惹起了新的祸端。后来虽然因为在汴水之战中损失了几千人，到扬州又进行过招募，但是军队的数量也没有超过三千人。这就是因为自己原本的志向是有限的。

　　曹操这样来说，并非虚词，他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在起兵之时，是很注意适度原则的，他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棵树木自己成长得壮大了，虽然自己抵御打击的能力增强了，但是同时所遭受的摧残也会变得更加厉害。曹操有意避免兵连祸结的危害，只不过，在天下大乱之际，很多事情是由不得他自己的，虽说弓弩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旦自己走上了那个重要的位置，再想平淡地退下来就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了。

　　曹操在文章的后面说道，有人想让我放弃兵权，做一个有名誉和地位而没有实权的武平侯，去过那种优哉游哉的快活日子，但这实在是做不到的啊。为什么呢？我真是恐怕一旦自己放弃了兵权就会遭受他人的祸害啊。而且不只我一个人，我还得为自己的子孙考虑啊，我一退下来，我的子孙也同样会难以保全的。况且国家也是需要我的，如果不是因为有我在朝中震慑着，那就不知道会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了，所以断断不可因为贪慕虚名而让自己遭受实祸啊。因此说，曹操后来成为许劭在评价中所指出的另一面——乱世之奸雄，实在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曹操无论在自己发展的早期还是业已变得强大的后期，他始终都没有放弃适度的原则。后来他身居宰相之职，又被加封为魏王，受九锡，可谓位极人臣，无论从所受的仪礼方面，还是从享有的权力方面来讲，他都已经是一个实质上的帝王了。但是他终究没有跨出这最后的一步。虽然那仅仅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可是毕竟他身为汉臣，世受汉恩，并口口声声以汉相自许。所以，他自始自终都谨守着这个最为关键的度，没有使自己成为篡汉的逆臣，没有自己抽自己的嘴巴。

　　再来看一个事例，成立于1865年的诺基亚公司，最初是芬兰北部的一个木浆加工厂，后来在全球工业化的浪潮中迅速崛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涵盖造纸、橡胶、化工、电讯等多个领域的集团公司。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产业领域过宽，诺基亚走向了濒临破产的境地。这时，公司领导果敢地决定，只留下一个经营项目，那就是手机，而将其他产业全部卖掉。从此，“诺基亚”这一品牌便与手机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诺基亚手机在营销中所推出的系列宣传始终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令“诺基亚”成为手机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随后，短短的几年间，诺基亚即东山再起，连续多年稳坐全球移动通讯行业的头把交椅。试想，如果诺基亚公司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不讲求适度的原则，适当地缩减经营规模，调整经营策略，又如何能够得来今日的辉煌呢？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