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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象帝之先【原文】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今译】

　　道是空虚而不可见的，但是使用起来却是没有止境的，它是那样的渊深啊，好像是万物的本原。道收敛锐气，超脱纠纷，涵蓄光芒，混同尘垢。道深沉幽邃，似有似无。我不知道它是由谁而生的，它好像在天帝之先就已经存在了。

　　【解析】

　　学会韬光养晦

　　老子说，“道”，收敛锐气，排除纷杂，涵蓄光芒，混同尘垢。如何来理解老子的这句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经以斗鸡做比喻来讲述人生的不同修养阶段。他说，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就像一只出色的斗鸡，要想修炼成功，需要漫长的过程：第一阶段，没有什么底气还气势汹汹，像无赖叫嚣的街头小混混；第二阶段，紧张好胜，俨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第三阶段，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但是眼睛里精光还盛，说明气势未消，容易冲动；到最后，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身怀绝技，秘不示人。这样的鸡踏入战场，才能真正所向披靡，不战而胜。

　　我们来看，人生最低级的修养是什么样子的呢？处于这一阶段的人，表面上装得很凶狠、很强大，其实内心里很软弱、很空虚。有这样一句话：想知道一个人真正缺少的是什么，就要看他所炫耀的是什么。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在炫耀着自己于某方面如何富有的时候，其实恰恰是在向别人表示，自己在这方面是很空虚、很匮乏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有一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民间故事，讲的是有个叫张三的人，偶然发迹，得到了三百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自己家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多的钱啊。张三虽然对获得这笔钱很高兴，但心中也有个很大的烦恼，为什么呢？他觉得这笔银子难保不被贼惦记着，因此放在自己家里是不安全的，可是，不放在自己家里又能把钱放哪儿呢？张三经过好一番苦思冥想，要不怎么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还真就让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夜深的时候，四下里都静悄悄的，人们都休息了，而这一天又没有什么月色，正方便行动。张三提了一把铲子，来到自家房后，找了一个很隐蔽的墙角，挖了个坑，迅速地把银子放进去，再把土盖好，还特地在上面放了些杂草，以作掩饰。将这一切都打理完之后，张三就回屋睡觉去了。可他还是很不放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心里在想，银子虽然埋在那了，但是如果有人怀疑那儿埋了银子该怎么办啊？他又是一番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赶紧找来了一张纸，取出笔墨，迅速在上面写下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七个大字，然后贴到了埋藏银子的那个墙角，以告来者，这地儿其实啥也没有，您就甭惦记从这儿挖到银子了。这下，张三才又回到床上，安安稳稳地睡觉去了。岂不知，就在张三出去贴纸条的这当儿工夫，隔壁的王二恰好起来解手，而那个墙角又正挨着他的家，他听到墙角那儿有动静，心里就很怀疑，等到张三回屋之后，他就跳过墙去看。这么一看哪，可把王二给乐坏了，心想：真是天赐我也！怎么回事呢？那张纸条上不是明明写着呢嘛，“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说是“无银”，谁信呐？于是，王二立即悄悄地把墙角下的土扒开，取出了三百两银子，又迅速地将坑原样盖好，然后溜之大吉了。王二回到自己家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是他马上又想到了一件让他担忧的事，那张三可是个精明的人啊，等明天发现银子丢了，如果怀疑到自己的头上岂不坏事？王二又想起了那张纸条，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找了支笔，蘸了些墨，再次翻过墙去，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旁边又写上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未曾偷。

　　故事里的张三和王二都是看似聪明而实则愚蠢的人，虽然故事情节是夸张的，但是这种愚蠢的行为却揭示出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自己所标榜出来的与自己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什么张三要在那里写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就是因为他害怕埋在那儿的银子被盗走了啊；同样，王二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偷窃行为被怀疑而主动出面去暴露自己，写下了“隔壁王二未曾偷”。这就是所谓的欲盖弥彰。

　　我们知道，通常一个大富豪是不会去炫耀自己的钱财有多少的，相比之下，他会更看重其他方面的事物，因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钱，在这方面是很有自信的了，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证明。而对于一些不那么有钱的人，情况就不同了。在金钱方面，他们内心是不自信的，因此需要通过华贵的外表来得到他人的肯定。一些相当富有的人可以穿得很朴素，可以佩戴很普通的饰物，因为即使他们穿得很平常，但他们自身也还是很富有的，他们不会因此而感到自卑。那些不是很富有的人却恰恰不这样，如果他们将自己打扮得很土气，就会感觉到自己真的就不是个有钱人了，就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梁漱溟所讲的人生修养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的道理。

　　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呢，自身就有了一些本事，不再仅仅是一个小混混了，这个时候，自己往往会表现得锋芒毕露，颇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也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作恃才傲物。可是这样的人一般是不受人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旦太张扬自己了，相形之下，别人在他眼中的份量也就会变得轻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待他人不那么尊重，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相互的，你不去尊重别人，别人又怎么会尊重你呢？除非你有着很高的地位，但如果那样的话，别人对你表现出来的尊重是慑于你的权势，并非发自内心。另外，就是锋芒太露的人很容易得罪人。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说，自己三十几岁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在学术会议上真是“盛气凌人”，听别人的报告之后，从来不说客套话，只要认为说得不够清楚，就会直接指出来，让发表论文的学者当场下不了台，自己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这样的做法固然直率，但确实是会伤害到别人。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已经不那么争强好胜了，但是依然有冲动的可能。我们偶尔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很有身份的两个人打起来了，就像小孩子那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争骂，甚至会你一拳、我一脚地动起手来，这时大家会感到很不解，为什么呢？这两位平时都是文质彬彬的，完全给人一副谦谦君子的印象啊，怎么会也这么粗鲁呢？这其实就是修养还不到家的表现，就如同冬天的河面一样，看上去全结了冰，可是在薄薄的一层冰的下面，还都是奔流涌动着的水呢，也就是说，人修养到了这一阶段，还未能够做到气定神闲，淡定自若。

　　最后一个阶段呢，这就是“呆若木鸡”的境界了，堪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可以理解为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修养到了这一阶段，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锐气全无，再无任何炫耀之心，也无丝毫冲动之情，通达随和，却无往而不利。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道的特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其实，这样的比喻并不是梁漱溟发明的，而是出自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庄子，梁漱溟只是引用而已，由此则更可以看出这一生动有趣而又内涵深刻的理论与老子思想的密切相关性。

　　老子又说，“道”深沉幽邃，若有若无，它在天帝之先就已经存在了。这再一次肯定了“道”的不可捉摸的特性，也同时指出，“道”是万物的本原，它的存在，先于一切，“道”涵盖着世界的起源和终极。

　　【为人之道】

　　满招损，谦受益

　　老子在这一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述道的不可触摸而又广大无边的形象。道是空虚的，是不可见的，但它的作用是无所不在而又无穷无尽的。这就是作为万物之本原的道的特质所在。

　　《老子》一书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讲，可以说出来的道都不是恒久的、终极的道。而在这一章，老子所讲的道冲而不盈的特点实际上是与道之不可道的特点有着相通之处的。所谓的冲，就是空虚的意思，道是空虚的，而正因为如此，道才是没有穷尽的。在第一章分析“名，可名，非常名”一句时我们已经知道，凡是可以名状的事物都不是永恒的，而可以名状就意味着一种切实的存在，而所有实在的事物，都会有穷尽的时候。比如，国家再长久，终有灭亡的那一天；金钱再多，总会有用尽的时候；乌龟再长寿，生命也有终结的一天；即便是光耀无比的太阳，也会有燃尽的时候。只有虚空的存在，才可以成为永恒，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比如说，国家是实体，人们对国家历史的追述，对其兴亡的探究是虚的，但这种探究没有终点；金钱是实在的，对金钱运动规律的把握是虚的，但是研究金钱确实人类永恒的话题。所谓道充不盈，正是指这种“虚空”永无止境。

　　从另一个角度讲，道充不盈提醒我们，不要过于追求完美和圆满，因为完美和圆满不能持久。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对虚空有一种恐惧，而喜欢追求圆满。这个思路和行为，显然是违背“大道”的。这种做法固然会带给人们一时的满足，但带给自己更多的还是灾祸。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曾经感叹说：“汉初三杰，萧何曾被送进监牢，韩信被吕后诛杀，张良假托修道成仙得以免祸。”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实体的事物都有兴旺衰亡的规律。有上坡必然有下坡，有上台必然有下台之时，事情一旦发展到一定限度，必然会走向反面，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既是大自然的规律，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兴旺发达之时要居安思危，切莫妄自尊大；功成名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莫骄傲自满。任何事情，不要做绝做满，最好留有余地。名满天下更应该谦虚待人，富甲四海更应该怜孤恤贫，唯有如此，才合乎大道。

　　老子教导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人只有保持谦虚的姿态，才可以获得不断的进步。在谈论谦虚时，首先应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谦虚。所谓谦虚，是建立在正确的认识之上。这个认识包括对世界的认识，也包括对自我的认识。爱因斯坦有个著名的比喻，如果把我们现有的知识比喻为一个圆圈，圆圈外面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所知越多就越会感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在每当人们赞叹他的学识渊博、智慧超群的时候，他总谦逊地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的无知。”爱因斯坦的感悟，与老子“道充而不盈”的哲思异曲同工。

　　《尚书·大禹谟》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与老子讲的话有着同样的意思。因为懂得这个道理，谦虚的人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明白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一种谦虚的态度，能帮助人们一如既往地汲取知识与智慧，不断充实自己。他们会孜孜以求地创新和进步，从来不会停止对自我的完善。而那些不懂得大道的骄傲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往往看不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只见百川而不知汪洋，因而迟迟没有在自己的弱项上奋起直追，耽误了自己的进步和完善。莱辛曾警告人类说，“骄傲的人，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谦虚正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拥有的一种品质。

　　王安石有一篇题为《伤仲永》的短文，讲述了一个叫做方仲永的神童的故事。五岁时他就写出了震惊乡里的诗篇，可谓是一个读书的天才。但不幸的是，他的父亲以他的天才作为赚钱的工具，不让他继续学习。到最后，方仲永成为一个平庸的人。在文章的最后，王安石大为感慨，暗自想到，方仲永五岁就能做诗，天资不可谓不高，可就是因为缺乏后天的教育，以致沦落为一个普通人；至于普通的人，天资与方仲永相去甚远，如果后天再不努力学习的话，恐怕就连做平常人的资格都不够了吧？

　　我们可以借用老子的话对方仲永的悲剧进行反思，方仲永之所以日后毫无长进，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以自己的儿子为神童而自足，在骄傲自满的情况下，拒绝对儿子施以教育，结果儿子虽然天赋异常，却因蹉跎岁月，马齿徒增，而学问却没有任何长进，最终就和常人无异了。这就违背了“冲而不盈”的根本法则。

　　孔子问礼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而孔子则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家与儒家日后成为对中国社会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学派，而在历史上，这两家学派的创始者就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他们之间还曾有过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是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著名事迹。

　　关于孔子问礼的故事，历史上有多种典籍都做了记述，但是彼此之间在内容和时间上都不一致，这表明，孔子曾不止一次地亲自拜访过老子。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孔子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而最晚的一次，孔子已经五十多岁了。

　　孔子到了中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和思想家了，但是对于学问研究却没有丝毫的放松，他再次记起了德高望重的老子，于是又亲往拜访。

　　一见面，老子就问道：“我听说，你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贤者了，但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已经悟得了天道？”孔子谦谨地说自己还没有悟得天道。老子又问道：“那么，你是用什么方式去探求天道的呢？”孔子说：“我一直在钻研仁义礼智，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的时间了，但还是没有彻底地通达。”老子再问：“还有呢？”孔子又说：“我尝试着从阴阳二气的变化之中去求得天道，但还是感到茫然。”老子很感慨地说：“所谓的天道，它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着的，也并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它不能依靠普通的方式去求得，而只能通过感悟才可以得到。你如果想用认识有形体的事物那样去探索天道，终究是无法得到它的。”老子接着说：“如果道是可以奉献的，人们就会把他献给君王；如果道是可以传承的，人们就会把它传给子女；如果道是可以教授的，人们就会把它教给自己的兄弟；如果道是可以赠予的，人们就会把它赠给朋友。可是，道是不能够奉献出来的，也是不能够进行传承、教授和赠予的，道虽然无所不在，博大无边，但它是杳然无形的，并非视听可以察觉的，因此，道只能靠自己用心灵去感悟。真正得道的人是清静无为、简朴而自足的。”

　　孔子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临别之时，老子对孔子说：“富贵的人喜欢用钱财来送人，而有学问的人喜欢用言辞来送人，我算不得有学问的人，但也还是送你几句话吧！”继而，老子说道：“你所讲述的那些古圣先贤，他们的人和骨头早就朽灭不存了，只有言语还在；你所要极力恢复的周礼在当今社会已经行不通了。君子在运气得宜的时候就驾着车去做官，而在运途乖蹇的时候就像蓬草一样四处漂泊。据我所知，善于经商的人会把珍贵的货物藏起来，好像自己什么也没有一样；智慧通达的人却谦逊得仿佛自己很无知的样子。所以啊，我奉劝你，抛舍掉你的傲气和愿望吧，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所要送给你的，就是这些。”

　　孔子回来之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善于飞翔；鱼，我知道它善于游水；兽，我知道它善于奔跑。对于鸟，我可以用弓箭射它；对于鱼，我可以用网来捉它；对于兽，我可以用陷阱来擒获它。可至于天上的龙，我却不知道它的形状，也不知道它是怎样乘风而行的。今天我见到了老子，就像见到了龙一样啊！”孔子的这番话生动地表达出老子伟大智者的形象，而老子对孔子所讲的一番话则深刻地表现出道的博大精深、冲而不盈的特色。

　　【从政之道】

　　曾国藩藏锋保身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长沙人，是家中的长子长孙，自幼受到良好的正统教育。二十八岁时，曾国藩考中同进士（即进士中的第三个等级），此后，十年之中升迁七次，连跃十级，三十七岁时即已官至二品，有清一代，殊为罕见，真可谓平步青云。然而，曾国藩官场得意的盛年之时，却正是大清王朝的衰微之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两年之后，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序幕；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起了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大清国的东南半壁江山，立国二百多年的清政府一时之间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危难的国运给曾国藩带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当时，清政府用来迎击太平军的八旗军和绿营军，由于长期的腐化堕落，简直不堪一击。因此，清廷多次颁布奖励团练的诏令。所谓团练，也就是当时的乡间民兵，清政府企图借助地方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来抗衡太平军。当此之时，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一带利用多年积累的人际关系，辛辛苦苦地组织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的成立为曾国藩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湘军踏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初期，却没有一登场就扮演一个出彩的角色，而是屡屡败绩，惹得曾国藩几欲自杀。但是，曾国藩终究没有气馁，本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执着精神，他从多次失败的经验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策和作战之法，使湘军逐渐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的劲旅。后来，在围剿太平天国和攻陷天京的作战中，湘军承担了主要的角色，曾国藩更是统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当时，长江下游三千里的水面上，几乎所有的军船上都飘扬着湘军的旗帜，曾国藩的气焰如日中天，天京陷落之后，他的威望更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巅峰。

　　然而，树大招风，在曾国藩的权势与日俱增的同时，来自朝廷和地方上上下下的各种非议和猜忌也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咸丰皇帝虽然对他委以重用，但也并非没有疑忌，这一点，曾国藩可谓心知肚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心中自有盘算。

　　曾国藩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但是道家思想在他的身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本人酷爱《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深为通晓。曾国藩此时虽然手握重兵，但亦不过是一个地方大员，力量实不足以与整个清政府相抗衡，明哲保身之道，只有谦退，如此才可以避免因功高震主而遭遇不测。他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指曾国荃，字沅浦）所统近二万人，季（指曾贞干，原名曾国葆，为曾国藩幼弟）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段话的大意就是说，我们曾家兄弟几人现在都手握重兵，处于鼎盛之际，但是，太阳升到了中天就会下落，月亮圆满了之后就会开始亏缺，斗斛满了人就会去把它刮平，而人的气势过盛了，上天就会将他削弱，上天是无形的，但是他会假借他人之手来削弱过于强盛的人。如果等别人来削弱自己，那时后悔也就太晚了。

　　曾国藩的信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人概不如己概。所谓“概”，指的是古代在量米的时候用来刮平器具的一种东西，如果米盛得过满了，就用概来刮一下，以减少盛米的量，从而“概”也就用来代指削弱之义。与其让别人来削弱自己，还不如自行削弱。因为自行削弱尚可保全，如果等别人来削弱自己，结果可能就很凄惨了。

　　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在平灭太平天国之后，还未等朝廷开口，就主动提出裁军。但是对于裁军这件事，曾国藩又做得恰到好处，他执行的策略是裁湘留淮，湘指湘军，淮指淮军，淮军的首领是李鸿章，但同样是曾国藩所辅助培养起来的，湘军与淮军相为羽翼。曾国藩的考虑是，如果不进行裁军，朝廷会对自己产生疑忌，这是很不稳妥的；可是如果过度裁军，使得自己的实力荡然无存，那么朝野上下的那些反对自己的力量乘机反扑起来，自己就断无还手之力了，过大的兵权会给自己招来祸害，而适当的兵权则是自己的护身符。

　　在实力最为强盛的时候，曾国藩选择韬光养晦，最终远离凶险，稳居高位，全身而终，深为同僚和后人所钦佩和叹羡。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