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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章 善为道者【原文】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今译】

　　古代善于用道治理国家的人，不教人民以斗智机巧，而是教人民淳朴敦厚。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就是因为人民智谋太多。所以用智巧心机去治理国家，就等于是教人民相互斗智，君臣相欺，国家必然遭受危害。倘若为政者不以智巧治国，人民必然自然纯朴，则国家上下相安无事，这才是国家的福祉。“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古今治乱兴衰的标准界限。若能常怀这种标准在心，不以智治国，就是有玄妙德性的人，这种玄妙德性既深又远，与万物一起复归道的质朴，从而完全顺乎自然。

　　【解析】

　　以智治国，国之贼

　　本章老子所重点阐述的还是他的政治观点，总体而言，其观点依旧是其一向强调的“无为而治”。不过，在本章中这种观点则更具体化了，老子明确指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所谓“不智”，结合老子在前面所说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其实就是“愚”的意思。由此可见，老子所提倡的便是一种“以愚治国”。可以看出，这里，不同于其他章节中的“有为”和“无为”，老子从“智”与“愚”的角度探讨了治国的策略。

　　先说“智”。我们知道，虽然世人都崇尚智巧，也即聪明的。但老子却一直反对人们利用聪明的。如在《道德经》第十九章中，老子声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之所以抱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智巧往往会使人鬼迷心窍，忘记了大“道”，丢掉了自己的本性。正是因为世人都丢弃了自己顺其自然的本性，自恃聪明想方设法去强争妄为，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算计，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好处。而对于一个治国者来说，一个统治者总是靠弄智巧、耍权术去治理人民，则人民为了避免受到其智巧权谋的伤害，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如此，必然导致全国上下都充满着欺诈，丧失了诚实、公正，那么国家便乱了。

　　对于老子的这种观点，继承了老子主要思想的庄子在《庄子·胠箧》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文章中，庄子明确指出，断绝圣人摒弃智慧，大盗就能停下来；弃掷玉器毁坏珠宝，小的盗贼就会消失；焚烧符记破毁玺印，百姓就会朴实浑厚；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会没有争斗；尽毁天下的圣人之法，百姓才可以谈论是非和曲直。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能保有他们原本的智巧。因此说：“最大的智巧就好像是笨拙一样。”削除曾参、史䲡的忠孝，钳住杨朱、墨翟善辩的嘴巴，摒弃仁义，天下人的德行方才能混同而齐一。人人都保有原本的视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毁坏；人人都保有原本的听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忧患；人人都保有原本的智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迷惑；人人都保有原本的秉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邪恶。那曾参、史䲡、杨朱、墨翟、师旷、工倕和离朱，都外露并炫耀自己的德行，而且用来迷乱天下之人，这就是圣治之法没有用处的原因。庄子打了个比方，说弓、箭、戈等东西一多，飞鸟就遭殃；钓、饵、网等东西一多，水中的鱼便混乱；栅、网、陷阱等东西一多，林中的鸟兽便慌张；懂得欺诈、狡猾、奸佞的知识越多，世人就越来越迷惑。如此，世人便只知道追求外在的知识，而忽略了保守已具有的天性；只知道批评别人的过错，不知省察自己。正是通过这种机理，聪明引起了天下的大乱。

　　在否定了“以智治国”之后，老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便是以“愚”治国。我们知道，老子一向对于“愚”是情有独钟的，他在《道德经》第二十章中曾言：“我愚人之心也哉，钝钝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可见，在他眼中，“愚”是比“智”高明的，所谓“大智若愚”。这里，谈到“愚”在治国过程中的作用，我们首先要对“愚”的意思做一番辨析。

　　我们知道，“愚”在现在的意思往往是和“蠢”联系在一起，是笨人，干傻事，可笑事的代表，谁被冠以此称呼，便是遭到了别人的侮辱、蔑视。但其实，现在的这种意思是后来延伸出来的。在早期，“愚”的本意是心在一定范围内，意识守中，不跑太远，其实便是纯朴自然之意。另外，“愚”又引申为本分、本职之意。由此可见，老子所说以“愚”治国，并不是要人们愚蠢，而是要人们不要想太多，过多耗费精神，同时每个人都安守自己的本分。显然，如此一说，便立刻明朗了。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每个人都纯朴自然，不去胡思乱想，安于自己的本分，国君安于职守，治理国家；官员爱惜民众，秉公执法；商人诚实无欺，安分经商；农民不违农时，勤奋种田；士兵努力守卫国家，如此，一个国家怎么会不安定，人民怎么会不幸福呢？显然，老子所说的“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内在道理就在这里。

　　具体到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指导，老子所提倡的以“愚”治国的策略其实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团队中去。一个团队，如果其领导者总是想用自己的智巧去驾驭属下，结果只能使属下心怀鬼胎，总想着如何去对付上司，不能安分地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而相反，如果一个领导者能够借用一种“愚”的手段去管理，则每个人都安于本分，各司其职，这个团队才会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但是，在现代的一些企业中，许多老板因为担心员工消极怠工，于是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的员工，甚至有的干脆在办公室安装摄像头监督员工。这些手段往往只能使员工也变得更为狡猾，没有了创造的热情，并想出刁钻的办法应付差事，消极怠工，最终并不是企业的福祉。

　　【从政之道】

　　唐太宗不以权谋治国

　　我们知道，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在他的治理下，唐王朝迅速从长期的战争离乱中恢复过来，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人民安居乐业。尤为难得的是，当时吏治清明，司法公正，据说许多年间都没有一件冤狱，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他秉承老子的“不以智治国”的理念，从不耍弄权谋，而是以真诚来处理国事。

　　唐太宗为了从之前的帝王那里取得好的借鉴，并吸取反面的教训，阅读了大量的历史类书籍，并经常和大臣们讨论历代帝王治国的优劣得失。一次，唐太宗阅读《三国志》，当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一次曹操带领军队出征，半路上军粮不足，便私下问主管军粮的人有什么办法，回答说发放军粮时改用小斗。曹操表示同意，让他就这么做。但是，这么一来，士兵们不高兴了，私下纷纷议论，说曹操欺骗他们。曹操知道这个情况后，生怕士兵闹事，便把主管军粮的人找来，对他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意思是只好借你的死平息众怒，不然此事过不去。于是将他斩首示众，还在其脸上题了10个字：“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唐太宗读完这个故事后，在一次和大臣们谈论古代帝王时，他便谈到曹操的这件事，并评价这个人太诡诈了，表示对其很反感，要引以为戒。

　　事实上，唐太宗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我们知道，古代帝王一直都有所谓的驭人术，即是通过耍权谋来控制臣下，但是唐太宗却不屑于这么做。一次，有人给太宗上书，请求清除善于谄媚的佞臣。太宗问：“什么样的人才是佞臣呢？”上书的人献策说：“您可以试探他们，在与大臣们谈话时，假装生气，那些坚持真理而不屈服于您生气的人，就是正直的大臣；而那些看到您生气，惧怕您的威严，依顺您的旨意的，就是谄媚的佞臣”。太宗听完他的话，说：“国君好比水源，大臣好比水流，水源要是浑浊，而要水流清澈，那是不可能的。国君自己作假，怎么能要求大臣们正直呢？我相信用至诚之心能治理天下，所以不能用这种诡诈的手段对待臣下。您的法子虽然很好，可惜我不能采用。”

　　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要想在唐太宗面前诬害一个人，是难以得逞的。曾经有一次，宰相萧瑀曾诬告房玄龄结党营私，对皇上怀有二心，建议唐太宗派人悄悄调查他一下。唐太宗听了后对萧瑀说：你的话未免太过分了。国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我虽谈不上圣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好人坏人都分不清。之后，唐太宗没有采取任何手段调查房玄龄，而是对其一如既往地信任。

　　鄙弃了诡诈权谋的同时，唐太宗对于臣子一直以一种将心比心的赤诚来处理彼此的关系。有一次，大将李世勣得了急病，医生在对他开的药方上写着“须灰可疗”四个字。唐太宗知道后，便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勣和药。李世勣当时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唐太宗却对他说：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个人，何谢之有！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没什么，但在古代，因为人们一直恪守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剪掉自己身上的毛发，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别说在道德和行为应该是大家的表率的皇帝了。为人臣者当然不可能不被这种真诚所打动了。

　　还有一次，贞观十九年（645年），在唐王朝出师高句丽的战争中，大将李思摩中了弩矢，唐太宗竟然亲自用嘴为他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一旦其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

　　可能有人会说，唐太宗的这些行为是作秀，乃是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本身就是权谋。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作秀，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乃是偶尔为之，并且往往是做一些不难为之的表面文章，故意给大家看。最关键的，是缺乏真诚心。但是，看唐太宗的行为（除了这里列举的，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显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始终如此。并且，亲自为大臣吮血这样的事，仅仅出于作秀的目的，未免代价太大了（要知道，常人都很难做到，更别说一个皇帝了）。总之，一个人作秀是不可能作一辈子的，反过来说，作了一辈子的秀，也就不是作秀了。

　　对朝廷重臣，唐太宗大多能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关爱，不但如此，即使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大臣，唐太宗在直言指出他们过错的同时，也能宽容为怀，真诚对待。

　　唐太宗刚刚即位时，当初在秦王府跟随他的一些人便私下抱怨自己一直得不到升迁。唐太宗知道后，便找到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直言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能理解，但是我却无法照你们说的那样做。因为作为皇帝，只能以大公无私昭示天下，我和你们，衣食都取之于民众，设置官职并选择贤良之人做官也是为了民众，不管贤良与否就让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么能行呢？你们要想升官，只能凭借自己的政绩，等你们有了政绩，我会很高兴地提拔你们。”这样，便没有人再抱怨了。

　　还有一次，唐太宗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席间发生了意外，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自恃功高，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这时，坐在尉迟恭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便过来劝说敬德迟，哪知尉迟敬德非但不领情，反而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后来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因此我很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享富贵，但是你却屡次犯法。我这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也并非完全是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靠赏与罚维持。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到时后悔莫及。”被唐太宗这么一番训斥后，尉迟敬德才开始老实起来。

　　在当上皇帝以后，唐太宗明白“人苦不自知其过”的道理，作为国君，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于是，有一次他推心置腹地对大臣们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位。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意思是，皇帝仅有一颗心，但周围有大量的人都想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打动并利用这颗心，以获得官职。皇帝稍微一懈怠，就十分危险。因此，他真诚地要求大家面对面地、直言不讳地给他提意见。

　　唐太宗的这番话并非如有些帝王那样只是叶公好龙，只为表面上为自己争取一个善于纳谏的好名声，而是来真格的。唐太宗对大臣的意见可以说真正做到了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有一次，唐太宗因为担心官员受贿，便秘密派人假扮行贿者试探一些官员。其中，有一个官员自投罗网，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一怒之下，便打算杀掉这个官员。裴矩劝阻说：“做官受贿，确实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贿，设法使人落入法网，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后立刻转怒为喜，并告诉文武百官说：“裴矩做官能够据理力争，不因为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从。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我何必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呢？”

　　不仅从善如流，唐太宗有时还主动向大臣询问自己的过失。比如有一次，唐太宗看近段时间大臣们没有指出自己的过失，便主动要求群臣向他提意见。长孙无忌等人想了一会，并商量了一下，也没有找到可以提的意见，于是便说：“皇上没有过失。”唐太宗一听，便不大高兴，批评他们说：“我让你们给我提意见，你们却碍于情面，对我阿谀奉承。现在我倒要当面说一说你们诸位的优缺点，让你们改一改碍于情面的毛病。”接着，他果然直言不讳地一一评点了各位大臣的长处和短处。

　　不过，唐太宗毕竟也是一个人，也有听不进批评意见的时候。一次，河南中牟县县丞皇甫德上书说，皇上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都是受了宫中的影响。唐太宗看完奏章后便带着火气对房玄龄等人说：“难道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人也都不留头发，这样皇甫德才能满意吗？”在场的魏徵便谏道：“当初贾谊给汉文帝上书时曾用‘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这样激烈的言辞，自古上书言语不激烈，不能打动国君。所谓狂人之言，圣人择焉，愿皇上明察。”听魏徵这么一说，唐太宗才没有了怒气，还赏给魏徵二十四匹绢。但是，几天后，魏徵又提起此事，说皇上近来纳谏不像以往那样高兴了，虽然接受谏言，但总有点勉强，不如以往闻过则喜。唐太宗听后，便做了自我检讨，并加大了对魏徵的赏赐。

　　可以看出，唐太宗和臣子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十分的坦诚，因此也就十分的融洽，做到了“君臣如一体”的地步。正是这种撇除了权谋和诡诈的君臣关系，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缔造出一个海清河宴的清明世道。可以说，这正是老子所说的“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典型例证。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