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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七章 不欲见贤【原文】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今译】

　　自然的规律，不就像张弓射箭吗？弦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把它补充一些。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人世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以补给天下人的不足呢？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做到。因此，有道的圣人虽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他是不想表现自己的贤能。

　　【解析】

　　其不欲见贤

　　本章中，老子先是对比了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与人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区别，然后指出圣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做法。我们知道，普通人总是贪婪而自私，总想更多地占有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享受。正因为如此，占有得越多的人往往因为拥有更强的攫取能力，进而能从匮乏的人那里掠夺更多的财物。最终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而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圣人则不按照人的这种缺陷做事，而是顺应天道，“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并且“不欲见贤”，也即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不想表现自己的贤能。其中，“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有所论述，这里我们来谈一谈“其不欲见贤”的做法。

　　通俗点说，“其不欲见贤”就是一种不刻意张扬自我的做人态度。显然，这是值得推崇的。事实上，老子本人就正是如此。我们知道，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千言，但一直以来，它便和《论语》《周易》一起被视为中国几千年来智慧的经典。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窥见老子那洞察天地大道的深邃思想，他也当之无愧地被人们视为圣人。殊不知，老子本人当初并无意留下《道德经》，也没想成为人所共知的“圣人”。只是出关归隐之时，因尹喜请求才写下了《道德经》。同样，圣人孔子同样是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与老子一样是非常深邃的，按照我们现在人的想法，肯定要有所著述，以展现自己的思想了。但是，孔子并没有著述，而是“述而不作”，在晚年整理了《易》《礼》《乐》《诗》《书》《春秋》六经，对这六本书，他也只是整理编辑，而记录其思想的主要作品《论语》，是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整理出来的。

　　实际上，不只是像老子、孔子这样的圣人不愿意刻意张扬自我，即便是那些历史上优秀的人物也往往都是不事张扬的。诸葛亮身怀经世之才，不出茅庐，而对天下大事了然于胸，但其却只是隐居南阳乡下，和仅有的几位朋友往来。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花费10年时间写出《红楼梦》之后，虽然自己深知此书的文学价值，但他并没有想要通过小说来来博取声誉和财富，他的小说一直都只是在朋友圈子里传阅而已。奥地利现代小说家卡夫卡写的大部分小说都不曾主动发表，多是在小圈子内给朋友们传阅取乐，甚至作者临死前嘱咐朋友将自己的作品全部烧掉，但朋友没有遵照他的遗命，将之发表，之后才一下子轰动了世界。

　　真正的优秀者往往都是内心强大的人，对自己都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对于自己优点的确认也不需要别人的称赞，对于自己缺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这些人最终被证明是真正有才能的人，并能得到最大的声誉。如上，不事张扬的诸葛亮获得了“卧龙”之称，曹雪芹的名声更无需多言，而卡夫卡则被尊为后现代小说的鼻祖。

　　如果一个人总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我，多半是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才需要去刻意获得别人认可。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最终所表现的往往不是自己的优秀，而是自己的浅薄乃至愚蠢，这种表现不仅不能给他带来称赞，还往往使他陷入尴尬境地。下面这个故事便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前，有一个先知，他让自己的弟子到各地去修行。其中有一个弟子，在经过一番苦修后，练成了“在水面上行走”的绝技。他好不得意！在其他弟子面前讲得眉飞色舞，并兴奋地问先知：“老师，如何？我够厉害吧！大家是不是该向我多多学习呢？”先知一语不发，带着大家到河边叫了艘船，领着众人一起坐着船渡到对岸。大家都不知道老先知要做什么，等到了对岸后，先知问船家：“要多少钱呢？”船家说：“两块钱。”这时，先知微笑地对那位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弟子说：“年轻人，你引以为傲的本事也不过值两块钱而已。那位弟子听了之后满脸羞红，从此以后更努力地培养自己的品德，几年之后，成为了一位既谦虚又有能力的人。”

　　许多时候，我们洋洋自得，或在内心引以为豪的东西，实际上都如同这个年轻人的“在水面上行走”的绝技一样，并没有多少价值。如果你自己并不张扬，别人可能还觉得你的确有一些才能，但是一旦主动去炫耀，这点认可也会被狂妄所抵消掉，在别人眼中，你便是一个过高估计自己的轻浮之人。

　　在现实生活中，“其不欲见贤”的智慧对我们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表现自我的冲动。美国著名喜剧评论家威廉·温特尔曾经说过：“自我表现是人类天性中最主要的因素。”人类喜欢表现自己就像孔雀喜欢炫耀美丽的羽毛一样正常，原因在于人的内心里都有一种感受自我价值的需求，对于多数人而言，这种感受往往是从与别人的对比中所产生的优越感而来。具体而言，人们或因自己的财富比别人多而感到了不起，或因自己是名人而感到飘飘然，或因自己地位高而觉得高人一等，甚至有的人仅仅因为自己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或者出生在大城市而感受到一种优越感，等等，都是这种心理的典型表现。如果从深层次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心理的基础是比较浅薄的，不刻意去表现这种优越感，低调内敛，是明智的做法。如果按捺不住去表现自己的这些优势，生怕别人不知道，那就浅薄了。关于此，下面这个故事很相像地说明了这一点：

　　某年的世界文学座谈会上，有一位相貌平平的小姐端正地坐着。她的旁边坐着一位某国的男作家，他问她：“嗨，请问你也是作家吗？”“应该算是吧。”小姐亲切地回答。男作家继续问：“哦，那你都写过什么作品？”小姐谦虚地回答：“我只写过小说，并没有写过其他东西。”男作家骄傲地说：“我也是写小说的，目前己写了三十几本，多数人都觉得不错，也颇获好评。”说完，男作家又问，“对了，不知道你写过几本小说？”小姐微笑着回答：“我没有你这么厉害，我只写过一本。”

　　“只一本？叫什么名字呢？”男作家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小姐和气地说：“我那本小说叫《飘》，拍成电影时改名为《乱世佳人》，不知道这部小作品你有没有听说过？”听了这段话，男作家惊愕得无法言语，原来这个女作家就是鼎鼎大名的玛格丽特·米歇尔。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浅薄的自我张扬之举便是在言谈之间，有些人或是想表现自己比别人有见识，敢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大发议论；或者是想表现自己比别人高明，便在与别人交流时总是表现得很强势，总想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或者是想表现自己的口才好，在与别人交谈时总是争抢话题，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自己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等等。这些情形，不但不能使自己得到别人的认可，反而只会表现自己的肤浅，遭到别人的反感。总之，越是自我张扬，想获得别人认可者反而遭到别人的鄙视，越是内敛，不刻意表现自我的人，反而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认可。

　　【为人之道】

　　不自我标榜的卢梭

　　卢梭是法国18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在当时及后世都享有极高的荣誉，除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伊丝》等名闻遐迩的著作之外，卢梭还有一部受到人们无限敬仰的著作，那便是他晚年所写的《忏悔录》。在《忏悔录》中，卢梭完全以一种真诚、客观的角度对自我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其中多有对自己一生中龌龊、阴暗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的毫不隐瞒的揭露。在人类历史上，写自传对自己进行自我剖析的人并不少，这样做的大思想家就有好几个，比如古罗马大哲学家奥古斯丁、法国作家蒙田都有类似的行为，但是这些人在对待自身不光彩的地方的时候，都没有像卢梭这样坦白。因此，《忏悔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值得尊崇的自传。

　　在《忏悔录》中，卢梭曾经批评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他进一步以16世纪的大散文家蒙田为例，认为他在剖析自我的散文集《随感集》中，虽然也讲了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表面上是一种自责，实际上则有些自赞的性质。对此，卢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颇具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同时他还指出，其实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要公开承认自己的“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绝大的勇气。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卢梭在《忏悔录》一开始就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他接着说道：“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而卢梭也的确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对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毫不隐瞒，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甚至是下流的行径，公之于众。他坦白自己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讲述了自己有过的卑劣行径。比如，曾经有一次，他偷了一颗贵重的纽扣后，因为担心遭到惩罚而将这件事转嫁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女仆玛丽头上，造成了她的名誉受到损伤；还有一次，在朋友勒·麦特尔需要他帮助的关键时刻，他却抛弃了他；另有一次，他为了混一口饭吃就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

　　不仅坦白自己的卑劣行径，甚至对于内心深处的一些龌龊想法，卢梭也并没有避开，而是直接将其袒露出。比如在谈到自己偷东西的事情时，他就坦言，他偷东西时经常挨打，刚开始时还感到屈辱，但是被打多了以后，便“渐渐对挨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作小偷”。另外，卢梭还袒露自己对于钱财的态度，他坦白承认自己一方面对金钱极端鄙视，而同时又对金钱极端吝啬，害怕囊空如洗的感觉。对此，他还借助具体的事情对自己的金钱观进行了剖析，他眼见庇护自己的华伦夫人挥霍浪费，有破产的危险，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库”，但一看无济于事，就改变做法，“好像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总之，诸如此类，卢梭在《忏悔录》中正是如此地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剖析，没有丝毫的文过饰非的地方。可以说，《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最终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井无赖的习气。这里，卢梭展露了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卢梭当初在写这本书时，并非是身处功成名就的安闲之中，而是正遭遇着无数的谴责。在卢梭晚年，他写了《爱弥儿》这本为后世所尊崇的伟大的教育学著作，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但是他的思想触动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和教会利益，因此被宗教界人士称作是“疯子”、“野蛮人”。同时，他也遭到了当局的迫害，不得不离开法国，开始他的流浪生涯。他先是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又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在逃亡途中，他又遭遇了更严重的打击，1765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在这种眼见自己已经被抹得漆黑、将要成为一个千古罪人情况下，卢梭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他开始了这本书的创作。但是，在这样一个自己遭到严重污蔑的背景下，卢梭并没有为了争取人们同情而刻意美化自己，而是采取了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对自己进行剖析。与其说他是在辩护，不如说他是在对自己的进行揭露。

　　显然，卢梭在《忏悔录》中所采取的态度便是一种“不欲见贤”的态度，不刻意张扬自己的高尚。但是恰恰因为这种态度，反而使他显示出了常人所没有的高尚，得到了人们的无限敬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甚至称卢梭是“18世纪人类的良心”。这也给我们以启示，一个人要获得别人的认可，靠的并不是自我的刻意表现，而是真诚与自然。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