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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学问的两脚书橱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做人准则，其实就是叫我们将读书学问与做人做事结合起来，后人常常拿那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话来曲解儒家，其实儒家先贤是最注重实践的，主张要将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认为读书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向的。

　　其实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经世致用。此之为儒家读书问学至要所在。

　　什么是“经世致用”？意思就是，要把学习与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存在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学习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放而大之，能为治理国事经纶天下作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致用，就是学以致用，儒家认为，读书人最怕讲起书本来摇头晃脑，头头是道，可是一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就一无所用，赵括“纸上谈兵”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会读书的人一定懂得将学问与现实考察结合起来。所谓格物致知，也是这个道理。否则就很有可能要闹笑话了。

　　伯乐一心想将相马术传给自己的儿子，以免这门学问失传。可惜他的儿子不肯认真学习，伯乐将记录着自己几十年相马经验的笔记交给他，希望他可以通过学习笔记来学会相马。结果他的儿子就出门寻找千里马，走着走着，在路边见到了一只癞蛤蟆，他想：按笔记里所说，千里马的头骨清瘦，眼睛有神，跳跃有力。好极了！我找到千里马了！原来相马这么容易，我比父亲高明多了！

　　伯乐的儿子有父亲的言传身教，外加相马的笔记，最后却得了个啼笑皆非的结局。我们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要多多去商店、街头、公园走一走，这样才能把社会生活与学习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也就更有目的性了。

　　当然，儒家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是要我们把学问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在这里“致用”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了“经世”这一层。“经世”就是治理国事，或者说要考察生活的社会，知道社会的问题，同时也要为这个社会作出自己的一番贡献。

　　清末，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借经书的“微言大义”来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对警醒国人、号召救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在读书的时候，就特别注重“经世致用”，将书上的学问运用到他为官做人当中。兵书上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就十分注重筹饷工作。因此，湘军的饷银是当时最高的。如此一来，士兵自然愿意加入曾国藩的队伍。兵书上说治军要“上下同心”，曾国藩就注重对士兵们信念的培养，他把“湘军”打造成了一支上下齐心的军队。

　　曾国藩军事上的胜利之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上几条。而政治上的胜利，则是因为他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国藩手下大将大多是流落民间的低级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是行伍出身。这些人得到了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提拔和重用，因此，形成了历史上以曾、胡、左、李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曾国藩成为“湘军”政治集团独一无二的事业领袖和思想领袖。

　　曾国藩读《论语》，就用《论语》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为人处世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知识也不能只啃书本，学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如果学问不能用来指导自己，我们就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丝毫的进步，这样的学习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有不少青少年在学习时都会问：“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干什么？难道是为了考试？”的确，考试是学习的目的之一，但是，学习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去实践，在有限的生命里，有一番作为，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一番事业，也是人生一桩快事。

　　所以说，我们求学要明白学以致用的道理，要使自己努力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更多的书籍，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要把这些学到的知识化为所用，培养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且不可一不小心做了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那样学问知识再多，也至多是个两脚书橱而已，于人于己都没有实在的用处。 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