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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曲还须内直在《庄子·人间世》一篇中，庄子假托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对话来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颜回被孔子当场一骂，有点领悟了：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内在方直而外面曲成，这就是“外圆内方”，外面圆融一点，和人家接触和蔼一点，里头还是修我的道。慢慢地彼此向形而上道走，这样总可以吧。庄子提出三个要点：一是“内直”，里面修道，直心是道场；二是“外曲”，外面圆滑一点；三是“成而上比”，彼此慢慢升华。

　　在这里我们除了要领会“外曲内直”四字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庄子隐含了一层意思，即内里必须正直，如果缺乏这个，那么人的外在的“曲”就会失度。其实，内直是外曲的中轴线。

　　庄子眼中，“内直”是对的，脑子里面一天到晚空空洞洞，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是初步的功夫。儒家所讲的“清明在躬”，永远是清明；拿佛家来讲，心里是空的，清清静静，这就是“内直”。“内直者，与天为徒”。这样才可以天人合一。“与天为徒者”，效法天了，就是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那么，看人世间一切平等。孔子接着说：“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那么，你心里既然常常是空的，又何必要人相信你的意见，听你的话呢？你是要求人家认为你对，还是要求人家认为你不对呢？对与不对两边，都是落偏见了嘛，既然有了偏见，你内在修养就已经不“空”了嘛！就已经不“直”了嘛！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处世八面玲珑，而内心却始终固守着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人生境界。外事外物无法动摇他的初心。历史上不乏谙于此道的智者，在两千年前的魏国大殿里，上演了这样一幕。

　　魏王攻占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王恼羞成怒，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听罢，魏王赶快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这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段旧事，那些趋炎附势的大臣说魏王是明君，完全是出于保全自己与升官发财的私心，是圆滑，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使魏王更加昏庸。任座敢于不畏权势，直言进谏，非常了不起。可是因为不能包容魏王作为君王的颜面心理，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自己被赶出去。而后一位大臣显然有更大的智慧。他心里能够明辨是非，非常清楚魏王是昏君，但为了使魏王能够纳谏，他顺从了魏王的心态，先说他是明君。因为这位大臣的心是为了帮助魏王的，所以他说出这句话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有本质区别，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同。然后他在解释中婉转地告诉了魏王他就是个昏君，明君应该如何做。结果不但使魏王纠正了昏君的所为，而且还解救了任座。

　　这位大臣对问题的认识已经跳出了事情表面与当时的真与假，而更看重要使其人其事向什么方向去发展。他并不急于宣泄自己的认识，而是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虽然魏王当时不是明君，但这位大臣说他是明君，并告诉他明君是什么样，就把对的东西、明君的作为在魏王面前确立了下来，起到了劝善的作用，引发了魏王真正向善的心，于是魏王自然就变好了。这也就是把方圆拿捏到位的力量。

　　上文中第一种人一心曲意逢迎，为人圆滑却失其德，失其筋骨；而任座过于刚正，险些因之获罪；最后一位大臣，柔中带刚，既使魏王喜悦，又救了人，是最上乘的处世之道，即内方外圆之道。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妙计。只有内方，具有正直的品格，为人处世才能无愧于天地，但是月满则亏，水满易盈，过于刚直则易折，因此凡事要学会变通，要讲究圆融，即外圆。外圆是以万变来处理内方这一不变。懂得这一道理，行走于人世间就能随心所欲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要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正确运用处世的方法谋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让人生之路通达顺畅。古代的钱币总是内方外圆，就像钱币一样，一个人也必须禀持这种做人的原则。方在内圆在外：内表示我们自己的内心，外表示我们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外圆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圆融一些、方便别人，我们自己的原则要有，但原则在内心中，不必处处示人；此外，内方外圆也表刚柔相济、内刚外柔的处世哲学。若是方在外，则必然处处碰壁，因为棱角分明必然与周围人发生摩擦、碰撞。

　　内直外曲，并不是胆小怕事，实在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尖锐时不得不用的一种智慧。 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