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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并重，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为人处世境界。但是世人往往在文或者质上有所偏颇，因此真正能做到两者兼有的并不多。孔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现实的问题，所以他才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即中庸之道，指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和狂狷之人相处。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这两种人言行举止上并不符合礼的要求，真性情的流露。所谓狂狷者本不合乎中，一偏于积极，一偏于消极，他们都有一种好处，即是能表现他们的个性，能率真不虚假也。虽然并不完全从仁心出发，表现的却是完整的纯粹的性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立登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常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这两首诗原本语言有些粗鄙，但是却依然值得欣赏，就在于他们情之真切。

　　相对地，孔子又说道：乡愿，德之贼也。后来的孟子也说过相似的话：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

　　乡愿其实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内在道德败坏，但是表面上却是彬彬有礼，八面玲珑，世故圆滑，满口仁、义、礼、智、信。如《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在服丧期间为表孝道不肯用银镶杯箸吃饭，后来换了象牙的，仍然不肯用，直至换了双白颜色竹筷子才算罢休。看似一个至孝之人，不敢丝毫违礼，文章却接着写了一个细节：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到嘴里。伪君子的形象跃然纸出。

　　正是出于对伪君子的憎恶，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前孔子还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可见他对于巧言令色之徒是深恶痛绝。“鲜矣仁”和“德之贼”正是一个意思，都是质之不行。刘基在《卖柑者言》中就讽刺了这样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礼原本是出于真心，只是为那份心穿上一件合身而得体的衣裳而已，现在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花哨的衣裳来掩盖内心的不足，喧宾夺主。

　　孔子的人生态度也就是求心安，心若安定，外面的风吹雨打都可看做是过眼云烟。礼也是如此：“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孔子看来，心中之礼比外在的礼更重要。

　　奢华容易让人迷失礼原来的意义；丧事与其做到形式上的和易周备，不如人内心的哀伤。正是礼可简约，但心情不可淡薄。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对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阮籍等人的言行举止看起来不合礼法，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真情在流露。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和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

　　这里曹操便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看似在维护伦理道统，其实他的心中并无这些道义在，伦理只是他的政治手段而已。既然伦理被不信伦理的人所利用，真心信伦理的阮籍等人便反其道而行之，如阮籍闻母丧，貌似镇定自若，与情理不通，却吐血数升，表其真情。他的行为表面上就是孔子所说的狷——偏于消极，当为而不为。若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完全可以做文质彬彬的君子，但是在司马氏实行白色恐怖的年代，真心信礼教的人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足于心。

　　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对于孔子而言，文与质都是他所欲；二者不可兼得，宁取狂狷不取乡愿也。

　　孔子的这段话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醒示作用。做人不论方圆，切不可学成乡愿那样的人，毫无原则，道貌岸然、内心腐败的人是最让人们痛恨的。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不仅自己一定不要有类似的行为，也要注意远离这样的人。所谓和而不流，也就是这个道理。 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