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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翁之意不在酒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欧阳修

　　《论语·宪问》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的为人。他说：“听说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拿东西，是这样吗？”公明贾回答说：“这完全是传话人说错了”。“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思是说，公叔文子该说时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时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该拿的才拿，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听了很为赞赏地连连问：“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公叔文子之所以能得到孔子的赞赏，在于他的言、笑、取都合乎了“时中”原则。所谓“时中”，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去做合适的事情，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而是要恰好落在那里。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不同，性质和效果也大相径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君韩昭侯非要修建一个高大的门楼。他的谋士屈宜臼奉劝他不要这么做，并劝告韩昭侯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么个高楼，恐怕你等不到这个高楼修建完，你就要死了。”韩昭侯不解地问：“为什么呢？”屈宜臼回答道：“因为时机不对。”

　　屈宜臼说：“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儿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可惜的是，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楼，肯定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韩国元气大伤，你在这个时候偏偏要修建高楼，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恰恰应验了，高楼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非常深刻的。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整个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

　　如果说“道”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词汇，那么“仁”则是儒家学派的关键词语。和“道”一样，“仁”也是无法认识、无法规定、无法言说的。“道”无法规定，是因为它是超越经验之外的绝对，无法落入到彼此区别的“对待”里。而孔子的“仁”，则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生活法则。它之所以无法规定，是因为它总是与“时间”“时机”粘连在一起，因而没有固定的内涵和外延。正因为此，“仁”是《论语》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但孔子却从来没有对它下过定义。

　　孔子说，“仁”的最高境界是“时中”和“中庸”，就是能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针对合适的人，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因此，“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更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的含义总是随具体的情境不断变化，而非有固定的内涵和僵死的外延。同样的行为，对子路来说是“仁”，对子贡来说可能就不是“仁”了。同样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是“仁”，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仁”了。比如，如果撒谎是不诚实的，那么，向敌人撒谎算不算诚实？如果是这样，诚实又怎么会有一个完美的“定义”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仁者，刃也。”意思是说，知“仁”难，行“仁”更难，正如走在刀刃上。因为你要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绝不是看几本教科书，背几个教条就能解决问题的。孔子一辈子没有写下一个字，“述而不作”是他的原则。因为他知道，那些凝固在语言里的东西，很容易变成教条和概念，从而无法牵引着人们进入“时中”的中庸境界。最终，他和苏格拉底一样，选择了随时随地地对话，通过问答的方式启发他的学生去思考。甚至，这种对话也不是记载在纸面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对话。 哲学其实很有趣：超有用超好看的哲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