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心理学一本通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意识意识一词通常用于日常语言中，但依据使用的语境，它拥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一般认为，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是有意识的；当我们的头部被击打时，我们有时会丧失意识；当我们试图改变一个习惯或学习一项新的技艺时，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正在进行有意识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或不由自主地做一些事情等等。我们经常参加一些加强意识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增强我们对药物、艾滋病、犯罪等的意识。面对这些不同的含义，我们很少会惊讶于对于这个词语的理解存在混淆。

　　但是，关于意识的谜比关于如何准确定义这个词语存在的不确定更深入。一旦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被忽略的领域——意识——变成最热的学术话题，心理学家、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和其他人就会开始合作，希望得到关于“什么是意识”的最好的答案。与之不同的一个问题是大脑如何使意识运作。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家能够观察活动中的大脑，并帮助他们确认涉及意识经验的区域。

　　在我们开始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前，让我们先研究一些例子。当我们进行一次需要局部麻醉的手术时，麻醉药使我们丧失了对疼痛的意识体验。如果我们闭上双眼，我们不再具有睁眼时所具有的相同的视觉体验。但当我们做梦时，我们同样是有意识的——并不是对外部世界有意识，而是对我们梦中世界中的体验有意识。

　　将这些事物放在一起，意识的基本特征看上去是我们内在的、主观的体验。这一要素使得意识成为一个棘手的研究主题。科学的前提是客观性——科学家将他们的理论置于直接观察和实验测量之上。不过，科学家发现客观地研究意识十分困难。首先，它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客体，例如，它不能用标尺来测量。如果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研究意识，结果是基于个人的、主观的判断。正因如此，对意识的研究长期是哲学学者的兴趣所在。的确，经验的主观和客观记述之间的差异因为美国哲学家托马斯·纳戈尔（1937年～）发表了《作为一只蝙蝠是怎么样的？》的著名论文而得到了强调。纳戈尔认为，无论我们怎么了解作为生物种类的蝙蝠（栖息时它们偏爱倒挂，它们日夜活动的模式以及它们利用回声定位来感知它们周围事物的卓越能力），我们仍不可能准确知道作为一只蝙蝠是怎么样的。例如，闭眼时我们能够想象倒挂将会怎样，但这是来自人的视角，而非蝙蝠的生活。同样，当我们通过感觉来获得环境的直接经验时，尽管事实上它们通过处理声波和电磁波来工作，但蝙蝠可能同样觉得它们是直接感知环境的。因为我们的感觉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论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客观程度如何，我们仍不可能知道作为一个主体的经验会是如何的。纳戈尔认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主观方面对意识经验进行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把意识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澳大利亚哲学家大卫·查尔莫（1966年～）提出了意识的主观经验如何与科学相关的“困难问题”。查尔莫描述了大脑过程如何产生意识经验的“简单问题”。当然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但查尔莫的观点是，在开始时这个问题根本不成问题，不像“困难问题”那样。

　　另一个澳大利亚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利用一种思想实验来对那些用科学术语来形容意识的人提出挑战。他让我们想象一个未来的神经科学家玛丽，她是一个色彩视觉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她知道所有关于视网膜和视锥细胞的知识，了解与视觉有关的大脑不同区域，以及它们如何处理来自眼睛的神经脉冲，并将它们与意识感知相结合。但由于她古怪的生活方式，自出生时她就生活在一个完全由白色和黑色装饰的房间（附有一个实验室），并且没有任何带有彩色图片的书籍，她没有看到过色彩。一天玛丽走到屋外，看见一朵红玫瑰。杰克逊认为，这个经验给了她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关于色彩是什么的知识。这是玛丽不可能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因此，杰克逊的实验暗示，即使我们知道所有关于大脑如何工作的知识，都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关于意识的所有事。

　　二元论和唯物主义

　　关于意识的世界如何与物理的世界相关的问题，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中最有名和最有影响的是法国数学家笛卡尔，他认为心智和身体（连同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是分离的，因为它们事实上是不同的物质。他放弃所有关于世界的假定知识，并思考所有确定的东西，以此形成了他的观点。在极端怀疑主义的最后，笛卡尔认为有一个观点是不能怀疑的——他自己的存在。甚至在怀疑一切时，笛卡尔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

　　二元论的理论认为，意识和心智存在于与大脑、身体和其他物质分离的领域。包括大卫·查尔莫在内的一些当代哲学家被主观经验表面看来分离的性质所说服，从而采取一种含糊的二元论立场。查尔莫坚持“性质二元论”。简言之，性质二元论允许物质世界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即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的方面和物理的方面。不同于笛卡尔所提出的二元论，查尔莫不认为心智和意识像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一样存在：它们不过是物质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方面。查尔莫运用科学史上的一个类比来支持他的观点：19世纪，科学家最初试图用物理学的流行术语（如重力和电荷）来解释磁学的规律，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建立起所有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但是后来，他们接受了磁学是完全独立的观点，因此现在磁学被视为宇宙中一种基本的力。

　　尽管有查尔莫、杰克逊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但是大多数研究意识的人都不是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意识领域，并且它必定是大脑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大脑的一个功能，再或者就是大脑本身。这个立场称为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者从科学史中获取不同的经验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很多科学现象最初出现时都是独立的，但后来都能用已经存在的理论来解释。一个例子就是温度。最初，温度被视为一种不同的性质。现在人们按照组成物质的分子的性质来解释它。温度仍然存在——正像意识和主观经验是完全真实的——但科学家能够按照分子的理论来解释温度。那么，是否有一天科学家能够用大脑中神经元的理论来解释意识呢？

　　唯物主义一个最有力的论据是，世界没有给除物理原因以外的其他原因留有空间。科学家现在了解了很多关于大脑运作的知识（尽管仍有很多还留待发现），似乎所有事都能根据物理的原因来解释。描绘一个由特殊的刺激而引起你的手突然移开的动作因果链是有可能的，但意识在这类动作中不扮演角色，因为直到动作开始后，对刺激的意识才出现。这似乎表明，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引发我们动作的机械过程可以被同样地描述。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也就是说与神经科学其他领域的观点一致时，我们就很难理解怎么会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因为它似乎对大脑以及大脑过程的结果没有影响。更准确的，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则无需意识——它可能已“消失”，却没有出现不同。如果没有意识所有事也能被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要解释像意识这样一个困难的概念？即便意识的概念被保存，我们也不容易明白在意识对我们大脑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意识是否存在。

　　如果我们接受唯物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心智物质”而仅有大脑的观点，那么仍然存在一个来自主观经验的特殊性质的问题。从外部看，大脑是一个类似于其他物体的物理物体。如果大脑从一个状态（特定的神经细胞被激活，而其他则没有）改变到另一个状态，那必须用支配化学和同样的物理法则来解释，大脑因此受物理学科的逻辑的约束。但从内部看，我们自身的经验与此略有不同。我们自己的经验似乎有着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与任何物理法则完全无关。例如，想象你正在为朋友筹划一顿饭：你要思考，你要烹饪，为多少人准备，你想要买什么等等。所有这些思考遵循了一个逻辑过程，但这个思考的逻辑顺序是否真的是作用于我们大脑细胞的物理法则的结果，或者我们是否真的拥有一个有着控制我们思考顺序的、逻辑的、有意识的心智呢？

　　面对这个问题，一个与唯物主义学派相同的理论是，意识经验是大脑活动的“自然发生的特性”。更确切地说，由于意识经验的复杂性质，它不能被孤立地观察或在显微镜下观看，它是作为整体的功能性大脑的一个特性而出现的。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1900～1976）是最早提出类似观点的人之一。赖尔攻击二元论为“机器里鬼魂的教条”，他认为心智（包括意识经验）与很多其他性质（这些性质是物质或过程的方面，但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存在）没有不同。赖尔把一个体育团队作为例子，他设想了一个外来者，他观看比赛，并徒劳地设法将“团队精神”视为独立于队员的某种东西。对赖尔而言，心智之于大脑就像团队精神之于有着很多队员的比赛：某种东西是从他们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而不是某种可分离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赖尔承认了意识经验的现实性，而这也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任何其他独立的领域。

　　当代哲学家扩展了赖尔的观点，他们认为大脑像一台电脑，而意识是在其中运行的软件。电脑软件遵循编程语言的逻辑——类似于我们精神领域的逻辑。软件运行的各个阶段取决于硬件和电子电路的运行方式——类似于大脑的神经元。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主义或信息处理方式，它在当代思想者中很流行。虽然功能主义是说明心智和大脑之间关系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明意识经验的特殊性质）需要解决。

　　大脑中的意识

　　当我们意识到某事时，我们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答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一些神经学的解释比较引人注目。这些解释中最突出的可能是由英国DNA先驱、生物学家弗兰西斯·克里克（1916年～）和美国神经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弗·克奇（1956年～）提出的视觉意识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人们会对环境中的某些东西变得有意识，记录该事物的不同方面的神经细胞开始以每分钟35～75次的频率同时电冲。也就是说，在我们意识到柠檬是一个事物之前，我们的大脑可能已经记录了某个黄色的、柠檬形状的事物的存在，因此记录每个特征的独立的神经簇开始发射电冲了。这些相同事物的独立特征遵循如下的事实：它们的电冲频率都是一样的，并且，神经簇彼此间会及时发射电冲。对于一个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神经簇会以相同的频率发射电冲。在这个理论中，意识来自大脑中不同部分的神经细胞同时发射电冲，克里克称之为意识的“神经相关性”。

　　这个解释是理论性的，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意识经验的最重要的大脑区域的观点。当然，大脑的许多区域以某种方式参与意识经验。例如，我们在视觉上意识到某物，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处理路径的末端。从眼睛开始，在我们形成一个意识的感知之前，视觉信息经过视觉皮质中的几个无意识的部分传送。沿着这条路径是“联结区域”，视觉信息在那儿与其他来源的信息（包括记忆）结合，形成认知。在大脑额叶中，信息还要与先前存在的知识整合，因此最终的感知对每个人是有少许不同的。

　　就视觉而言，大脑皮质的特定区域（尤其是额叶）似乎在形成意识经验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的额叶涉及所谓“更高级”的意识过程，如基于语言的思考等。额叶的最前部分（称为前额叶）涉及计划和推理。这个区域在自我意识和现实测试中起一定的作用，在痴迷宗教的人中发现的“高峰经验”类型的特定方面，就与颞叶内改变的神经活动相联系。

　　与意识有关的最有影响的研究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进行的。当时，斯佩里将癫痫症患者的连接两个半脑（胼胝体）的一束主要神经纤维切断，来研究这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在特定的实验室条件下，这些“大脑分离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有一个意识而是两个——每个半脑有一个。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扩展了这个观点，认为事实上大脑包括许多“微观意识”，它们通常被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意识，在我们经验的中心感觉到一个自我。

　　意识和机器

　　如果我们的大脑如同功能主义者和认知科学家所认为的，是信息处理系统，那么可能其他的信息处理系统也能有意识。换言之，如果意识依赖一种特定类型的信息处理，那也可以认为电脑和其他机器也能有意识，即使现在没有，也可能在将来实现。这个问题在心理学家、电脑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有着很多的争论。一些理论家认为，当电脑变得更复杂时，它们将不可避免地拥有人类心智的某种方面——智力、思想，甚至可能是意识本身。其他一些人，如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1950年～）认为，电脑不可能具有意识，最多仅能模拟大脑的活动。同样，电脑对天气模式的模拟也不会导致真实的天气，因为模拟意识与真实的意识是非常不同的。

　　相反，英国数学家、电脑科学家艾伦·图灵（1912～1954）认为，机器在20世纪末可能会自我思考（大多数人认为这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图灵证明，所有的电脑在执行操作方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们都能被描述为理论上最简单的计算装置，即所谓的图灵机。图灵认为，大脑的运行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机器来描述，因此它的运行应该能够被电脑复制。

　　无意识的心智

　　想让人们对周围的每件事都保持绝对的意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你对每个单一的动作（例如走楼梯）都努力地保持意识，那么很快你的心智就会因为信息过多而超负荷。如果心智能够过滤环境提供的大量信息（如熟悉的景象和声音），它就会更好地工作。实验心理学家运用术语“焦点关注”来描绘我们所意识到的和所关注的，而用“边缘关注”来指代处理意识以外信息的能力。心智能够对很多发生的事情进行边缘关注，而对环境中不熟悉的问题、决定和事情进行焦点关注。

　　当无意识心智被奥地利精神分析奠基人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引入到心理学时，现代心理学家发现，无意识心智影响我们思想的新途径不仅涉及我们的情感，而且还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推理，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意识在其中占支配地位。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家的实验显示，言辞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意识之外被处理的。对“暗示的”知识（我们不能陈述的，但它仍影响我们的行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任务中，无意识有时比意识更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自我意识

　　相对于大脑的无意识活动，人们普遍同意（尤其在西方）自我意识是意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是我们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认识。这项能力在人类发展中主要与语言能力联系，但它并不单独地依赖语言。研究显示，婴儿在会说话前就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例如，不满1岁的婴儿就能意识到自己在镜中的镜像与其他的镜像不同。人们还在黑猩猩身上进行相同的实验。当一只前额涂上标记的黑猩猩被放在一面镜子前，它最初会对镜像表现出敌意，并将镜像视为一个真实的入侵者。不久，黑猩猩平静下来，并最终认识自己的前额，并试图判断标记是什么。一些黑猩猩会学习使用镜子来引导自己的动作甚至会用镜子来检查它们自己的脸和牙齿。这种行为表明，它们能够意识到镜像是自己的一个映像。有一些哺乳动物（如猫和狗）不能识别它们在镜中的映像，甚至根本不将映像视为一个动物。能识别自己映像的动物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

　　意识的变化状态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在读一本书时，你没有听见某人对你说话，因为你专注于你所阅读的词句中。尽管你是清醒的，但有时你发现自己的意识游离，仅以细微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这是意识变化状态的一个例子——你可以视之为你正常自我的一个改变。

　　每个人都有意识变化状态的经验。的确，我们耗费大约1/3的生命于一种变化状态——睡觉。催眠、冥想以及很多药物也能改变我们的意识。通过观察它们影响我们心智的方式，心理学家能够了解涉及意识的机理。

　　催眠

　　催眠是变化意识最有魅力也是最富争议的状态之一。尽管它可能已经被土著北美和亚洲文化实践了数百年，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西方的催眠术的起源日期定为1784年。那一年，路易十六（1754～1793）下令对德意志医生弗朗兹·梅斯梅尔（1734～1815）的学说进行研究。

　　梅斯梅尔认为，宇宙受到各种磁力的控制。梅斯梅尔发展了“动物磁性”的理论，它描述了人类相互之间的吸引力。他还认为，疾病是由于我们的磁场不平衡而造成的。梅斯梅尔认为他本人拥有丰富的磁性，可以转移一些给他的病人，他可以储藏他们的“磁性流”，调整他们的磁平衡度，并治愈他们的疾病。梅斯梅尔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为病人治病。他让病人手拿铁棒坐在一个装满铁屑、水和玻璃粉的桶内。随着柔缓的音乐，梅斯梅尔在屋内漫步，并不时用自己的铁棒敲打病人的铁棒。有时，病人会进入恍惚的状态。

　　梅斯梅尔声称用他的技术治愈了一些小的疾病，但是路易十六的专家们并不认为这是动物磁性的缘故。他们认为病人是被激发的幻想所治愈的。因为在现代医疗中，病人的身体状况的改善仅仅是因为病人认为治疗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称之为安慰剂效果。由于法国专家委员会的这个发现，很多梅斯梅尔的拥趸对他的理论渐渐丧失了兴趣，不过仍有一些医生采用他的技术来减少手术过程中的痛苦。例如，1842年，一个英国医生切除了一个进入催眠状态的病人的腿，并没有造成任何明显的不适。“催眠”一词是英国医生詹姆斯·布莱德（1795～1860）发明的。这个词来自希腊单词hypnos，意思是“睡觉”。在1845～1851年间，另一个英国医生詹姆斯·依斯岱（1805～1859）在催眠术的帮助下完成了很多手术。他的病人反映在手术过程中没有感到不适，很多人甚至不能回忆起疼痛。

　　引发催眠状态

　　虽然存在很多的催眠方式，但专业的催眠师使用的最普通的方法是放松练习。催眠师首先可能要求病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房间内的某一点，然后催眠师要求病人注意他们自己的呼吸声，并要求病人想象自己体内的所有的肌肉组一个接一个地放松，或者要求病人从1数到10。当病人经历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催眠师建议病人感觉不断增强的松弛和昏睡。此时，病人变得更专注于催眠师的暗示而不再关注周围所发生的。结果，病人完全接受催眠师的暗示，被催眠程度的深浅依赖于主体的易感性。

　　一旦催眠过程完成（需要10～15分钟）催眠师可能给病人一系列的暗示来评估他们的催眠状态。在这段时间内，催眠师会运用事先安排好的信号（如肩膀上的一敲）来引发一个行为或将病人从一个特定的暗示中释放出来。

　　催眠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是，当病人回到正常的意识状态时，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催眠师会像病人建议，当他回到正常的意识状态时或者察觉到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时，要做出反应。例如，当病人感觉到催眠师触摸他的耳朵时就要站起来，这称为催眠后暗示。在催眠状态下，人们可能会对自己不寻常的行为感到惊讶，或者与催眠无关的合理解释可能会出现在他们身上，例如，他起身是因为他想离开。在后催眠状态中，人们会对暗示作出反应，当他们回到意识状态时，大多数人不能记起催眠过程中的任何部分。

　　谁易受催眠的影响

　　研究显示，约15%的人非常容易受催眠暗示的影响，约10%的人对此有很强的抵抗力。研究者不认为易感性与任何特定的人格类型有关，但他们认为这与几组人格特征有关。它们包括下面几个特定的特征：

　　（1）吸收：一个人吸收想象和感觉活动的倾向。

　　（2）预期：期望被催眠的人通常易受影响；如果他们不期望催眠对他们产生作用，那它就不会产生作用。

　　（3）幻想倾向：一个人想象的倾向和有生动的幻想的能力。

　　催眠的状态理论

　　有两种关于催眠的相互竞争的理论：状态或特殊过程理论和非状态理论。

　　状态理论认为，催眠是意识的一个变化的状态。最著名的状态理论家是美国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1904～2001）。他的新分离理论发表于他的著作《分离的意识》（1977年），希尔加德提出，催眠将意识分成活动的不同通道。其他状态理论家提出，这个分离使主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催眠师，同时在潜意识里或未集中注意力的意识里感知其他事件。

　　根据希尔加德的理论，大脑包括通常容易相互间影响的亚系统。催眠暗示减少放松程度，一个亚系统（意识）能影响其他两个（记忆和痛感）。因此，受催眠的人会被说服忍受现实的痛苦，但是他们完全清醒时，却不会如此认为。一些例子可以支持希尔加德的理论。在这些例子中，病人在没有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为接受了催眠，所以他们没有遭受痛苦或只遭受很少的痛苦。

　　希尔加德理论的核心是隐蔽观察者的观点。我们意识中的一部分在催眠过程中一直保持清醒。隐蔽观察者能提供一个回到意识的出口，并能评论参与者催眠过程中的情绪。希尔加德在一次演讲中提供了标准催眠的示范来揭示这个效果。在催眠过程中，希尔加德暗示主体会在他数到3时变聋。当他数到3后，希尔加德在那个人的耳边撞击两块木块。那个人对声音毫无反应。希尔加德试图测试他的催眠性耳聋，他用柔和的声音让他抬起手指。手指按时抬起，但那个人对此却很惊讶，他解释说他不能听见任何指示。对希尔加德而言，这意味着人的意识的特定部分——隐蔽观察者，在催眠的影响下是独立的，正是意识的这一要素遵从催眠的暗示让催眠主体抬起手指。

　　冰水测试

　　为了进一步探究隐蔽观察者的影响，希尔加德运用了一个测试：他要求受催眠者将手臂放入寒冷的冰水之中，并尽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你将自己的手臂放入一桶冰水中，最初你会感到寒冷。不过半分钟之后，感觉会变成疼痛。希尔加德发现，当高度敏感性的受催眠者被告知不会有任何疼痛时，他们的手臂可以在水中保持40秒。当希尔加德要求隐蔽观察者写下他们所体验的疼痛，这个疼痛则强于主体对疼痛的物理反应。希尔加德认为，催眠在体验疼痛的意识与对暗示的反应之间制造了一个遗忘的屏障。不过，隐蔽观察者对疼痛的真实情况留有意识。无论隐蔽观察者存在与否，这个发现都暗示了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体验的其他方面相分离。

　　催眠的非状态理论

　　与状态理论不同，非状态理论是根据简单的心理学原理来解释催眠的。它不将催眠视为意识的一个变化的状态，而是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问题。非状态理论家认为，处于催眠状态中的人仅执行由催眠师所定义的情境中的任务。也就是说，并不是催眠状态产生了观察到的结果，而是催眠师所选的社会情境。这个情境使人呈现出所谓的顺从特征——准备对施加于他们的命令作出反应。

　　非状态理论家认为，催眠效果与当人们被一本好的小说或一部好的电影吸引时所体验的效果相似——我们中止对我们所见的现实的自然怀疑，进入到幻想的王国。一些研究显示，那些对催眠敏感的人有着生动的、有趣的想象。另外，催眠效果还与角色期待有关，相信催眠的人更容易被催眠。

　　非状态理论家也指出缺乏证明催眠的大脑和非催眠的大脑之间存在不同的物理证据。的确，大脑活动的物理测量没有显示受催眠者和非催眠者之间的不同。一些研究者发现，在催眠状态中，脑电活动会有细微的变化，但是它们在控制实验中很难复制，对催眠的这些反应与处于深层放松和沉思状态的人的反应之间有多大的不同仍不是很清楚。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受催眠的人与处于清醒状态的人的举止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催眠是否是意识的一个变化的状态。

　　冥想

　　研究意识变化状态的心理学家也关注冥想及其对心智和身体的影响。冥想的目的是通过完全地关注思想过程来清除心智。最初，冥想出现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地，它也是被称为瑜珈的印度教哲学体系的中心。瑜珈的目的是通过物理的和精神的联系，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将自我与“神”相结合（瑜珈在梵文中的意思就是结合）。在20世纪60年代，冥想，尤其是借助超然冥想音乐进行的冥想在西方变得很流行。在依靠超然冥想音乐的冥想中，冥想主要是通过背诵咒语（一个词或不断重复的东西）来实现。

　　同催眠一样，冥想是放松的一种方式。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可能没有比冥想更神奇和神秘的了。最近由美国医生安德鲁·纽贝格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冥想时，大脑活动有明显的改变。纽贝格扫描了人冥想中的大脑，发现在冥想过程中，表达身体“边界”的部分大脑不活跃，这与冥想者感觉到与世界“成一体”是一致的。冥想似乎也影响精神处理过程。例如，冥想者比没有冥想的人更能出色地完成典型的右半脑的任务（如记忆音乐），但他们在完成与左半脑相关的任务（如解决问题）时却表现得比较差。

　　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是瑜珈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能通过冥想来控制身体过程（这些过程通常是不自觉的，例如心跳），很多人还能够忍受痛苦的经历而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1970年，一位叫做拉玛纳德的瑜珈大师利用瑜珈术在一个封闭的金属盒中呆了超过5个小时的时间。科学家认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仅使用了普通人所需氧气的一半来维持生命。由此可见，通过冥想，人可以极大地减缓身体的新陈代谢。

　　生物反馈

　　生物反馈可以像冥想一样被用于控制身体的功能（我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功能，或者这些功能是处于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之下）。对于构建意识控制无意识的过程，这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它的原理是通过电子设备来揭示诸如心跳、血压或脑活动等人们能够学习控制的心理过程。例如，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上的速度下降来观察是否减缓心跳，因为试图放松的效果可以通过图像显示。在实践中，即使在没有生物反馈设备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可以学习复制相同的放松状态。高血压、偏头痛、恐慌发作和胃酸的过度分泌都可以通过生物反馈得以治疗。

　　由药物引发的变化状态

　　有很多药物可以改变我们的意识。阿司匹林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改变我们对疼痛的感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服用药物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引发的精神状态的改变——为了放松或刺激、引发或阻止睡眠、强化感知或引起幻觉。不同的药物根据它们对心智的效果来分类，所谓的精神类药物有4个主要的种类。它们是镇静剂、兴奋剂、鸦片制剂和致幻剂。

　　镇静剂通过减缓精神过程和行为来起作用。酒精是使用最广的镇静剂。另外，巴比妥类药物的处方药和安定等安定药都是镇静剂。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改善睡眠或减少焦虑。大多数镇静剂通过跟踪大脑中称为GABA感受器的区域来起作用。

　　酒精能松弛自主神经系统，它对行为的刺激性效果，可能是由于它压制了大脑中通常涉及行为意识的那些部分。大量的酒精会减缓整个大脑的活动。

　　兴奋剂是增强警觉和物理活动的药物。使用最广泛和合法的兴奋剂是咖啡因（存在于咖啡、可乐和茶叶中）和尼古丁（存在于烟草中）。这两种物质对大脑和脊髓有温和的效果。和酒精一样，尼古丁具有产生刺激的效果。一些研究表明，尼古丁对女性是弛缓药，而对男性则是兴奋剂。非法的兴奋剂，如安非他明、可卡因和摇头丸等，对大脑和脊髓有更强的刺激效果。

　　安非他明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它是一种增强警觉和增加自信的人工药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非他明被用于减缓士兵的疲劳、增强对战斗的准备等。接着，它被制成片剂，用于抑制食欲。后来，安非他明的效果使它被用于娱乐场合，不再作为医疗用药。服用安非他明后，人们会活力猛增。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能够接受任何的挑战或完成任何的任务。不过，一旦药效消失，服用者就会从药物引发的“兴奋状态”中“跌落”，并感到精神沮丧，进而促使他们服用更多药物。用不多久，服药者就会用药成瘾。此外，安非他明还会激发攻击性，尽管这可能更多是由于成瘾所导致的人格变化而引起的，而非药物本身引起。安非他明对健康也有不良的影响，它会引起心悸、血压升高和焦虑。

　　可卡因是一种有着长期滥用历史的高度成瘾性的药物。这种药是从原产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古柯树中提炼的。秘鲁的美洲土著在几个世纪前发现了这种植物的叶子，当他们在田地工作时，为了增加体力以及减缓饥饿和疲劳，他们习惯于咀嚼这些叶子。可卡因的精神效果类似于安非他明。这两种药都能刺激大脑的额叶，并增加去甲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增加心跳速度和血压）和多巴胺的水平（多巴胺能在大脑的细胞之间传递神经信号）。可卡因和安非他明能够通过对激发行为的脑边缘系统的深层影响，制造一种预期的快乐感觉。

　　摇头丸也能制造欣快的感觉，并能使这种感觉持续10个小时。它通过摧毁制造5-羟色胺（大脑中的一种化学成分，能控制攻击性、情绪、睡眠、性行为和对疼痛的敏感性）的大脑细胞来起作用。在一些案例中，摇头丸导致极度脱水和极高热（身体的温度超过41℃），而由此引发的痉挛可能是致命的。抑郁和恐慌发作也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服用摇头丸造成的。

　　鸦片及其衍生物（鸦片剂）形成了另一类被使用了上百年的药物。鸦片剂会刺激涉及快乐情感的大脑系统。它们还会抑制涉及焦虑和自我监督的系统。鸦片和鸦片剂（如吗啡和海洛因）在医疗中用于减缓病痛。同可卡因一样，数百年来，鸦片剂也被用于娱乐，这是因为它能改变情绪，减缓焦虑，制造欣快的情绪。所有鸦片剂都是高度成瘾性的，戒除时会伴有强烈的身体不适。

　　致幻剂会对意识有深层的影响。致幻剂也称为迷幻药。迷幻药扭曲大脑解释通过感觉接收到的信息的方式，致使人们的看、听、闻、尝和感觉趋于不真实。尽管对迷幻药有一种极度令人恐惧的反应，但这些致幻剂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令人快乐的。

　　大麻是一种温和的致幻剂。吸食大麻的干叶或压缩的树脂，通常会产生一种欣快的反应。时空的体验被扭曲了、记忆的功能也被干扰了。短时间内，使用者会丧失关于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思想。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学习能力会遭到损害。

　　睡眠和做梦

　　睡眠是意识非常有趣的一个方面。尽管它是意识的一个变化的状态，通常不需要外在的媒介（如催眠或药物）介入，但睡眠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状态。它包括大脑活动和意识变化层次的不同的阶段。

　　睡眠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在大部分睡眠时间里，大脑和我们醒着时一样活跃。人们在梦中能有很强的精神体验，因此大部分睡眠代表了意识的改变，而不是如很多人所认为的意识的丧失。

　　睡眠中大脑活动的模式可以通过脑电图来研究。脑电图会记录被试者睡眠时输入其脑中的电极。在一个典型的夜间睡眠中，脑电图记录显示了不同的模式，它反映了睡眠的不同阶段。

　　睡眠的阶段

　　睡眠的两个主要的类型是快速眼动期和非快速眼动期。非快速眼动期睡眠有4个阶段。这些阶段之间的是快速眼动期睡眠。在快速眼动期，闭合的眼睑下快速的眼动清晰可见。快速眼动睡眠占整个睡眠的20%。

　　非快速眼动期的第1个阶段是昏睡期，即当你感到自己正要入睡时，还可能模糊地意识到你周围所发生的。当你从第1阶段到第2阶段，你可能会突然跳起或不由自主地抽搐，并且惊醒，这称为“入睡前惊醒”。在这个处于清醒和睡眠之间状态的阶段，很多人会看到生动的精神图像。这称为入睡前影像，它与清醒时的想象和做梦是不同的。

　　睡眠从第2阶段经过更深层的第3阶段，然后到了第4阶段。第4阶段的脑电图显示更深和更长的脑电波，与第3阶段的小而快的电波形成对比。在这个阶段，呼吸和心跳变得平稳。把人从这个阶段叫醒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即使在最深层次的睡眠中，心智仍能对紧急的声音（如火警或哭喊的孩子）进行处理和做出反应。

　　快速眼动期睡眠的大脑模式与非快速眼动期睡眠第1阶段的脑电图是相似的。不过，快速眼动期睡眠与睡眠的所有其他阶段是不同的。快速眼动期是高度活跃的状态：心跳加速、呼吸加快、身体消耗更多的氧气。所有这些迹象显示身体正在消耗更多的能量，肾功能、反射以及荷尔蒙释放模式也有变化。在这个睡眠阶段，大脑和身体有着大量的活动，但没有动作。这是因为在快速眼动期睡眠，脑干阻止通往肌肉的信息，这被称为睡眠性麻痹。

　　80%在快速眼动期被唤醒的人声称他们正在做梦，而从非快速眼动期被唤醒的人的做梦率只有15%。快速眼动期睡眠有时被称为“异相睡眠”，因为它将整个身体的放松与被唤醒的状态和快速的眼动结合起来。通常情况下，在大约15分钟的快速眼动睡眠之后，大多数人回到一个更轻的睡眠（第1和第2阶段），然后进入更深的第3和第4阶段。在一个典型的8小时夜间睡眠中，人们会经历包括所有不同阶段的4～5个周期。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我们为什么睡觉的理由并没有定论，但有两种主要的理论：恢复理论和进化理论。

　　睡眠的恢复理论最先由爱丁堡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伊恩·奥斯瓦德在1966年提出。奥斯瓦德认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都有恢复的功能。快速眼动睡眠恢复大脑过程，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补充身体过程。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婴儿（他们发展中的大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制造细胞和成长）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睡眠。在他们生命第1年的最初阶段，婴儿每天要睡18个小时。在满1岁时，他们通常发展出两个睡眠阶段，一个在白天，而另一个在晚上。大约5岁时，他们一天睡1次，时间通常是12个小时。大多数成年人一天仅睡8个小时，其中仅有1/4的时间是快速眼动睡眠，而婴儿的快速眼动睡眠占整个睡眠时间的一半。

　　心理学界对奥斯瓦德的恢复理论有一些批评之词，其中之一认为，尽管大部分细胞修复是在晚上，但它24小时都会发生。另一种理论认为，快速眼动睡眠远不是平静的，它是高度活跃的内在状态，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1974年，英国心理学家雷·梅第斯提出了进化理论，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物种会在不同的时间睡眠。梅第斯认为，食肉动物（如狮子）容易获取食物、水和掩蔽处，它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睡觉。而那些有受到食肉动物袭击危险或为生存而努力的物种则睡得比较少。进化理论认为，动物在自然环境中越安全，它们可能就睡得越久。梅第斯还认为，正因为新生婴儿长时间的睡眠，母亲才不会疲惫。由此看来，睡眠还有一种保护功能。冬眠理论是进化理论的一个变种。它提出，睡眠的机理与冬眠的机理相连接，睡眠的机理可以保存能量，并保护动物免于危险。

　　梅第斯的睡眠进化理论遭到很多心理学家的批评，因为它没能解释为什么睡眠在大多数物种中如此普遍。动物在它们清醒的生活中进化出不同的物理特征和行为，所以尚不清楚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表现出相同的睡眠模式。

　　睡眠障碍

　　许多人存在着睡眠问题。失眠症是指入睡很难。这是最普遍的睡眠问题。失眠症患者发现很难入睡，或者当他们在夜晚醒来时就不能再入睡了。医生认为，有1/3的成人遭受失眠，一些人的情况比其他人更严重。失眠症通常是特定问题的结果，尤其是创伤性的生活事件，如搬家、考试、换工作或人际关系困难等。在这类案例中，随着时间的过去，睡眠模式在正确的帮助下会回到正常的状态中。不过，慢性失眠症会持续很多年。失眠症可能是作为对特定问题的反应而出现的，但它可能会变成无法入睡的一种稳定的模式。

　　嗜眠症是一种罕见的、使人虚弱的睡眠障碍，它会导致过度的白天睡眠和猝倒（突然的肌肉收缩性丧失，导致病人摔倒）。一些嗜眠症患者在瞌睡或清醒时也会出现幻觉。与正常的睡眠相比，嗜眠症独特的症状是，在积极地参与任何活动时，嗜眠症患者都会入睡。研究者发现，嗜眠症患者的睡眠模式与睡眠正常者的完全不同。嗜眠症患者的快速眼动睡眠出现在入睡后的几分钟之内，而不是通常的90分钟。这种快速发作的一个结果是患者可能会产生幻觉。

　　睡眠窒息患者在他们睡觉时会暂时地停止呼吸。在睡眠过程中，空气通道变窄（通常是变得太松弛而出现闭合）阻碍呼吸。幸运的是，睡眠并不能阻碍呼吸的强烈需求。当阻碍出现时，由于氧气供应减少，大脑的呼吸中心开始警觉，患者会很快清醒并重新开始呼吸。调查显示，仅有2%的人遭受睡眠窒息。

　　做梦

　　尽管心理学家建立了睡眠实验室来理解睡眠的机理和理论，但是还是很难对梦进行研究。我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在非快速眼动睡眠中也会做一些较少引起幻觉的梦，但与做梦相联系的主要是快速眼动睡眠。当人们在快速眼动睡眠中被唤醒时，他们几乎总是能回忆起梦境生动的方面。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当做梦的人环顾梦境的视觉领域时，快速眼动睡眠过程中的眼动可能与梦的内容更加相关。

　　历史上的做梦者

　　在古代埃及第12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991～前1786），人们开始记录出现在他们梦中的象征，并试图解释它们的意义。困惑的人们有时会让祭司分析他们的梦。古代希伯来人通过做梦者清醒时的生活（家庭、朋友、职业和人格）来解释梦境。在《旧约》中，梦也常被提到。例如，埃及法老告诉雅各的儿子约瑟一个梦：7头来自尼罗河的肥母牛后面跟着7头瘦母牛。雅各将梦解释为一个警告：7年的丰收之后是7年的饥荒，因此必须储存食物以备荒年所用。

　　我们为什么做梦？

　　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快速眼动睡眠和做梦有助于组织我们的思想。关于这个假说的著名版本是由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格雷姆·米基森（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提出的。克里克和米基森在《自然》（1983年）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梦是消除多余信息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做梦是为了除去每天的非主要经验所遗留的所有记忆痕迹。人类经历负载梦的快速眼动期是为了消除“认知的残迹”。消除多余信息可以有效地减少大脑机理中的储存负荷，使获取有用信息更有效。针鼹和海豚没有快速眼动睡眠的事实支持了这个理论。这两种动物有着相对于整个大脑来说异常大的大脑皮质。不考虑有效性的话，接纳所有的记忆和经验需要特别大的大脑皮质。由于这些动物不经历快速眼动睡眠，它们不能消除多余的信息。

　　与这个理论相反，现在有证据表明做梦（特别是在非快速眼动睡眠中的梦）对消除最近的记忆很重要。梦可能与在下丘脑中编码的新近的事件如何传递到皮质中长期储存相关。

　　噩梦和夜惊

　　人们通常是在后半夜经历噩梦，这时的梦也最为强烈。儿童最容易做噩梦，尤其是在他们经历一个压力的时期（如当某人去世或父母离异时）。噩梦在成年人中并不常见，但对某些压力的环境作出反应时可能会做噩梦。如果你有一个创伤性经验（暴力攻击、飞机失事或火灾）时，忍受噩梦就尤其困难，因为它们能使你重新经历事件。这类噩梦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影响了很多从越南战争（1964～1975）中回来的美国士兵的疾病。这类疾病的治疗程序是运用大量的技术来减少噩梦的强度和频率。药物治疗（治疗焦虑和抑郁）和放松技术也能够帮助患者。

　　弗洛伊德和梦

　　弗洛伊德是最早研究梦的西方心理学家，他的经典著作是《梦的解析》（1900年）。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向潜意识的捷径”，并为可能不被意识接受的思想和欲望提供了一条迂回之路。弗洛伊德将梦视为解决精神紧张及满足潜意识欲望的一种方式。弗洛伊德在梦的显义和隐义之间做了区分。他认为梦的显义（由做梦者叙述的梦）是梦的隐义（梦真实的含义）经过审查和象征的版本。弗洛伊德指出，我们最深层的欲望和希望在梦中被掩盖了，因为如果它们成为意识的一部分，会威胁到我们的心理健康。

　　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很多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应将梦理解为处理出现在学校或工作中，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日常生活问题的一种方式。他们不认为梦有象征的意义，而是直接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关注。尽管这看上去将梦过分简单化了，但是研究显示，在生活中经历困难的人比感觉满意的人停留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更长。同样地，在睡前负有复杂任务或处于复杂境地的人比一般人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更长，这说明做梦并不肩负着处理问题和焦虑的任务。

　　荣格关于梦的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1875～1961）在他事业的第1阶段与弗洛伊德一起工作。1913年，荣格离开了弗洛伊德，形成了“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荣格不将梦视为愿望满足的表现，他将梦视为获得自知的一个重要方式。荣格认为，人们应该听从自己的梦，并由此引导自己的生活。他认为梦的功能是帮助人们通过发现人格中不和谐的因素来重获“心理平衡”。荣格认为，梦同时指向过去和将来。他不同意弗洛伊德认为梦有着固定象征意义的观点，他倾向于研究同一个人在长时间内做的一系列梦。

　　生物节律

　　除了睡眠周期之外，大脑的潜意识控制了其他身体功能，从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物理的和生物的节律。例如，体温的变化和荷尔蒙的释放是周期性的，并且由大脑中复杂的网络控制。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身体的节律，但很多节律显然是与外在世界（如季节的循环和日夜的交替）相联系的。意识的心智记录这些环境的变化，并影响身体的变化。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对于相同的事件，不同的物种都会做出反应。例如，许多动物会在每年相同的时间繁殖后代。当松鼠被饲养在12小时明暗交替的实验室中，它们仍能在每年相同的时间冬眠。冬眠是内在节律的一个例子。甚至当外在刺激（如减少白昼的时间和寒冷的天气）不再明显时，内在节律仍被保留。

　　生物节律有3个主要的类型：昼夜节律、超昼夜节律和次昼夜节律。昼夜节律是每24小时发生一次。词语昼夜来自拉丁文circa（意为“在附近”）和dies（意为“白天”）。人类的睡眠-清醒周期是昼夜节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超昼夜节律是多于24小时发生一次。例子包括女性的经期（每28天发生一次）和动物（如熊和松鼠）的冬眠。

　　次昼夜节律是每24小时发生多于一次。例子包括睡眠的不同阶段的转换、体温的变化、肾脏的分泌以及心率等等。

　　昼夜节律

　　除了正常的睡眠-清醒周期之外，人们在一天的清醒过程中经历不同的层次。心理学家发现，在任何任务中，完成的质量受到人们完成的时间的影响。大学生在下午较早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时间都能更好地从一个演讲中摘录出主题。人们在早晨能更好地完成短期记忆的任务，而在晚上能更好地完成长期记忆的任务。非正式的调查问卷表明，一些人是“早晨型”，另一些则是“夜晚型”。它们的不同是因为昼夜系统中的“相位提前”——早晨型在很多测量中（包括体温）比夜晚型早2～3个小时达到顶峰。

　　人体的生物钟

　　Zeitgebers（德语“给时者”）是用来形容参与控制生物节律的外部刺激的术语。很多研究探究了内在节律制造者（如荷尔蒙）和给时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有特殊设计的实验室中，排除外部世界所有的正常时间提示，从日夜的24小时周期到钟表、收音机和电视分别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很多生物节律在没有给时者的时候仍被保留，它们受到几个不同的内在“生物钟”的调解。

　　心理学家认为，这些生物钟或内在的起搏点有一个基因的基础。甚至在子宫内，胎儿有着规律的活动和静止的周期，而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但为了与外部世界完全协调，内在的生物钟需要与外在的给时者相协调。

　　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这个过程更复杂。主要的生物钟位于大脑中被称为下丘脑视交叉上核的很小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神经细胞有内在的节律放电模式。这些神经细胞能通过相互连接的路径来控制降黑素（一种作用于脑干引发睡眠的荷尔蒙）的产生。另一个路径将眼睛的视网膜与下丘脑视交叉相连接。因此阳光的外在给时者在下丘脑视交叉中调整活动，然后下丘脑视交叉从松果体释放降黑素进入血液中。这确保了阳光的变化程度与降黑素产生之间的连接得以维持。尽管这些生物钟有自己固有的特性，但它们还是依赖外部明暗的日常节律。一些研究者还试图排除给时者的角色来观察整体的系统的变化。

　　时差反应、换班工作和季节性情绪紊乱症

　　时差反应和换班工作会破坏我们内在的生物钟，扰乱我们正常的生物节律。例如，如果你下午4点从洛杉矶或旧金山出发，向东飞到英国，这需要大约10个小时，你将在加利福尼亚时间凌晨2点抵达。但是，两个地区的时差意味着这时在英国是早上10点。此时，你内在的生物钟会释放降黑素，你极度渴望睡眠。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克服时差反应的最佳方式是，当你抵达时不要睡觉。你最好遵循给时者的节律，坚持不睡觉直至合适的时间。这可能意味着你将处于清醒状态超过24个小时，但对于适应新的规律这是值得的。

　　降黑素有时被称为黑暗荷尔蒙，因为它主要是在晚上产生。1955年，科学家找到了一种降黑素的合成形式。在美国，它作为克服失眠或时差反应的商品被销售。它也被用于帮助盲人通过时间的改变来重组生物钟。

　　换班工作者（如护士、医生和收银员）通常有失调问题。雇主经常将轮班分为每8小时一段——午夜到早上8点，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午夜。如果你改变时段，显然会打乱你的内在生物钟。很多雇员被要求这个星期工作一个时段，下个星期换另一个时段，在第3周再换一个时段。而对时差反应的研究表明，身体需要大约一周来重新调整节律，因此一些换班工作者的生物钟可能处于一种持久的破坏状态。打乱的睡眠周期会导致易怒、注意力缺失以及压力增大。

　　气候也会影响行为和情绪。季节性情绪紊乱症现在被视为是一种在秋天和冬天影响人的精神疾病。在冬天，天气寒冷，日照很少，季节性情绪紊乱症患者会变得情绪低落。当夏天来临，日照时间变长，抑郁就会消散。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季节性情绪紊乱症是一种内在的特征，它反映了一种进化的适应性，可以减少冬天的活动水平。很多季节性情绪紊乱症患者可以通过每天在明亮的光线下照射一个小时来进行治疗，这是因为光线可能会影响下丘脑视交叉、松果体和降黑素释放的活动。 心理学一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