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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的是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访谈记录、田野研究中搜集的政府内部公文和地方报纸。二手资料来自互联网、报纸、杂志和其他公开的资料。田野调查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在选择田野研究的地点时充分考虑了地理、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保护状况及声誉等因素，尽量让经验资料的收集更具代表性和多样性。2007年到2011年期间，在新疆A市、福建B市、辽宁C市开发区和江苏D市共进行了194个访谈。访谈的形式是半结构式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地方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与环保相关的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普通民众、排污企业员工、记者、环境非政府组织成员、环境抗争人士和专家学者。访谈的形式不一，有一对一深度访谈，也有焦点群体访谈（focus group）。访谈的长度从30分钟到90分钟不等，因为受访者对访谈问题和提供信息的感兴趣程度不同。笔者的田野研究印证了欧博文和李连江在对中国农村的抗争政治进行研究时的观察：将要退休或者变动工作岗位的政府官员比较容易成为理想的访谈对象，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相对超脱的位置让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研究的地方是田野研究前期最为头痛的工作，很多研究者都纠结于如何“构建”某个地方的“代表性”、“典型性”和“重要性”，但是，如何找到那些具备能够进行深度访谈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一些政治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早就指出了访谈研究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性。总体而言，访谈比较适合复杂、敏感的研究议题。其优点是访谈者和被访谈者能够就一个话题进行相对深入的交流；两者的互动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者进入情境之中。但其缺点是访谈者的“预设”会使得受访者被访谈者的问题带着走，影响访谈和数据分析的结果。访谈技巧和访谈质量的差异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影响深远。根据田野调查的经验，笔者认为深度访谈质量主要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访谈者的社会身份。首先，访谈对象对访谈的严肃和重视程度，会因访谈者的社会身份而发生微妙变化。形式上，教授更容易得到重视，但访谈对象的警惕性也更好，特别是那些带有一定行政职务和社会影响力的教授。相反，一些访谈对象（特别是地方官员）可能时常不把学生“放在眼里”，但也可能因此而更容易袒露心声。其次，一些访谈对象通常会以内部/外部（人）来区分访谈者，并以此来设定心理防线，给出“内外有别”的答案。和第一轮访谈不同，第二轮访谈中是两位德国教授和笔者共同完成的。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些访谈对象明显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总体而言，国外访谈者需要更强的能力和付出，才有可能避免被“曚老外”。

　　第二，访谈对象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当地的学者，退休的官员，政协、人大的官员，NGO人士更容易成为相对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如上文提到的，他们不但比较了解情况，掌握很多地方性知识，而且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

　　第三，访谈者与访谈对象认识的渠道（access）。笔者进入田野调查的渠道大致分两类：一是官方、正式渠道。例如，上级安排给下级的调研任务（新疆A市），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的合作项目（福建B市和江苏D市）。另一个是靠个人关系网络建立的非正式渠道（辽宁C市开发区）。通过官方、正式的渠道，笔者进入田野调查的效率更高，访谈对象对官方渠道的安排态度更为严肃，但也更为拘谨。由个人关系网络建立的非正式渠道，有更大的自主性。但田野调查过程中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花费研究者更多的精力去发掘可能的访谈对象。

　　第四，访谈的形式。笔者共采用了一对一面访、座谈/焦点群体访谈、非正式访谈（吃饭等）三种方式。虽然一些受访者在非正式访谈，例如在饭桌上更容易袒露心声，但是因其内容和形式过于随意而难以记录或引用。因此，先进行座谈，对信息和访谈对象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后，再通过吃饭等非正式场合进一步收集信息，最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访谈过程。

　　第五，访谈的时机。理论上，当一个地方有和研究相关的公共事件发生时，研究者进入现场，并进行访谈，能够获得更多鲜活的研究感觉和信息。但是，这也正是访谈对象（特别是）地方官员感到最为敏感的时刻。因此，更倾向于为规避风险而拒绝访谈邀请或选择三缄其口。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至少两轮的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

　　第六，地方联系人（local contact person）。找到一个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可以帮助访谈者更轻松地进入“现场”，介绍潜在访谈对象，帮助访谈对象疏解访谈中的陌生气氛，建立信任，对田野研究的质量影响很大。除了丰富的地方知识和人际网络之外，地方联系人的价值观念、身份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可能影响访谈的质量。笔者在新疆A市的田野调查十分得益于地方联络人开放的视野、对本研究的真诚支持，和他强大的社会资源能力。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