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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媒体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

　　在讨论媒体在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时，现有的研究普遍强调媒体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桥梁的功能。媒体是传播环保理念，进行公众环保教育的先锋；同时，媒体报道对政府的监督是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此外，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发展中，媒体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一直保持紧密的合作互助关系。梁从诫先生在1990年代末就赞扬中国的媒体是全世界最“绿色”的媒体之一。一些知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有长期的媒体工作背景，代表性的有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绿家园的汪永晨和自然大学的冯永峰。他们通过“绿色记者沙龙”、“绿色记者论坛”和“记者茶社”等组成了紧密的绿色网络，共同发布信息，举办环保教育活动、主题讨论会等。新媒体的发展还为一些基于互联网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便捷有效的网络和平台。就媒体与环境运动的关系而言，主流媒体对那些被认为破坏稳定的环境抗争事件持回避、谨慎和“维稳”的态度；但是新媒体的出现为反“PX”、反垃圾焚烧等大规模的地方环境抗争扩展了动员空间。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主流大报大多在环境议题中呈现出同情NGO与城市公民的报道立场，自觉地成为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反对者角色”；“这样一些具有‘灰色’特征的议题领域的突破，使得在媒体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并发生体制性转换的情况下，媒体的另外一个角色——‘社会喉舌’逐渐取得发展”。但是批评的声音指出，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新闻报道表现出存在“行政色彩浓厚、工具性特点突出、公共利益边缘化等问题。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宣传生产，舆论监督成为了政府权力的延伸”，需要重建媒体的公共性。也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改革中，中国环境传播面临着资本逻辑与公共利益的矛盾。环保传播被当作一种“公益事业”，无法让传媒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为数不多的专业环境媒体在市场竞争中被迫退出。由此可见，环境报道的专业性不但受到政治的约束而且受到市场的干扰。

　　施达尼（Daniela Stockmann）和高敏（Mary Gallagher）以中国媒体对法律在劳工纠纷中作用的报道为例，认为媒体的“正面宣传”起到了帮助威权政权维持稳定性的作用。李连江、赵月枝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了媒体报道对于塑造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作用，媒体“有选择地暴露中下层政府官员，极少延及省部级，正常情况下不会触及最高层”。主流媒体的报道有利于展现中央领导人的“亲民”形象，这和一些地方干部的“腐败”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上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这些报道是否有利于维系民众在环境治理层面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继而维持政权的稳定性？本书具体考察了主流媒体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时采用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结构的特点，及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受到的挑战和回应。笔者发现，主流媒体传统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结构服务于树立中央权威和帮助中央监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的宣传战略；其效果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和挑战，但主流媒体仍然努力在新媒体背景下主导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这有悖于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有利于维系环境议题公共讨论中的固有权力格局。

　　主流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

　　按照以“正确的舆论影响人”的要求，主流媒体在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中采用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结构表现出三个特征：第一，宣传中央的环保政策和中央领导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二，选择性曝光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以此来批评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中央环境政策的执行不力；第三，在具体环境事故的报道中，采用“维稳”思维，倾向于事后的经验总结和宣传而非追求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和公开性。这种传播“正能量”的宣传战略有利于帮助中央政府树立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理想形象，维持民众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第一，宣传中央的环保政策和中央领导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曲格平先生曾说：“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靠宣传起家的。”这句话很直接地体现了政府对媒体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的要求——宣传。这也是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功能的体现，是党对媒体报道要服从“党性”要求的结果。作为全世界唯一的国家级的环保专业报纸，现在的环保部主管的《中国环境报》把“权威发布党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作为报纸的核心工作。这体现了喉舌宣传的单向性，而不是信息传播沟通的双向互动。有研究统计，在某主流媒体的环境新闻报道中，消息体裁类报道占大概70％的比例。这些报道的内容多是与环保相关的政府的领导人讲话及活动、工作会议、法律、政策解读等。新闻的来源依靠政府部门，新闻价值的大小、意义建构和报道力度取决于官员的行政级别。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政府的宣传任务，而非追求新闻价值。

　　中央主流媒体报道雾霾的核心叙事方式时鲜明地突出了“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口号与中央领导人对雾霾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人民日报》题为“美丽中国，从雾霾中突围”一文的报道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之一；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防治雾霾的措施，只要“我们沿着十八大指出的方向踏实迈进，就一定能早日驱散雾霾，迎来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主流媒体一致采用“向雾霾宣战”为标题来报道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对环境问题的坚决表态是对民众需求的及时回应。报道中强调，总理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是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对那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政府绝不手软，要坚决予以惩处。对那些熟视无睹、监管不到位的监管者要严肃追查责任”。

　　国外媒体曾经报道中南海里的“特供”空气新闻，“空气特供”一词在微博中传播。主流媒体通过宣传“雾霾面前人人平等”、“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呼吸共命运”等话语，试图驳斥“空气特供”的负面新闻可能给维护中央领导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亲民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视察南锣鼓巷的新闻标题是《习近平雾霾中视察北京南锣鼓巷：同呼吸 共命运》，意在表明最高领导人关心老百姓的“雾霾”问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后，“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在官方和民间都较为流行的谈论雾霾天气的一种话语方式。

　　主流媒体展现的环境污染事故的话语结构主要围绕着“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指示展开，而非调查污染事故本身发生的原因、损害及老百姓的反映等。2010年，在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之后的第二天，《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文章标题是“胡锦涛温家宝就中连油输油管道起火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周永康也作出指示”。报道内容为“事故发生后，国家领导人高度关切，张德江亲临现场指挥救援并部署下一步工作”。在对2013年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的报道中，主流媒体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的报道是突出中央领导人对事故的指示。例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报道中说：“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山东省和有关方面组织力量，及时排除险情，千方百计搜救失踪受伤人员，并查明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坚决杜绝此类事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失踪受伤人员，深入排查控制危险源，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加强检查督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委托，国务委员王勇已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看望慰问伤员。”在对事故处理结果的报道中，《光明日报》的两则新闻标题分别是“国务院严肃处理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等特别重大事故——15人移交司法机关48人受到处分”、“安全生产人命关天——聚焦安全生产法修改”。报道赞扬了国务院事故处理的高效，相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审议修改《安全法》将有利于减少安全事故。

　　第二，选择性曝光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以此来批评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中央环境政策的执行不力。中央主流媒体在宣传中央的环保政策的同时，还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正面宣传相比，批评性、曝光式的新闻的数量较少，但这些批评和曝光的对象都是地方政府。常见的做法是有选择地曝光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将这些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并进一步批评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存在的“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对中央的不忠诚行为，最后提出中央正在加大查处力度。但是这些批评被谨慎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常会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原因归咎到个别地方官员、企业和个人环保意识欠缺、责任意识淡薄、政策执行等更为具体、微观的原因，尽量避免对造成环境污染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性、政治性原因进行讨论和反思。

　　《人民日报》关于2007年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的报道中，有一篇题为“太湖竟还有这么多小化工”的文章。文章首先阐述了国务院有关太湖治理的各种要求和措施。然后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无锡“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方式，认为这是环境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并敦促地方政府拿出踏踏实实的行动治理环境。文章批评道：“10多年来各地投入的资金和污染损失，何止4000亿元？污染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实在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环保法规不是各取所需的‘软柿子’，必须不折不扣令行禁止，环保成果也不能是昙花一现的易碎品――或许，这也是微小的蓝藻肆虐成灾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在《斩断污染背后的渎职黑手》一文中，《人民日报》指出环境监管失职是造成环境生态破坏的原因之一，多发生在基层。文章认为：“从目前曝光的一批破坏环境污染事件看，一些地方在县域经济发展上依然存在以廉价资源换财政收入和先发展后治理的思想观念，导致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力。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为了一己私利无视法律、严重失职……一些地方也常常要求环境监管服从于地方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让检察机关在查处此类渎职犯罪中面临重重阻力。”然而，文章在批评地方官员的基础上，赞扬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环境渎职案件的查处力度，文章说：“查办危害环境的渎职犯罪案件难，不是就此放松要求的借口。近年来，最高检一直都在不断强化查办此类案件的力度。在最高检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查办渎职犯罪专项行动中，环境监管领域均被列为重点领域……司法机关打击环境污染刑事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更为完善。”

　　新京报《谁在治霾执法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文在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广泛转载。文章揭露石家庄等地企业的偷排行为，批评“一些地方怠于执法，说到底还是把经济发展凌驾于民众健康之上”。文章说：“地方要税收，企业要生产，导致执法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和前面《人民日报》文章的叙事方式同出一辙，该文在开篇就强调中央正在纠正地方环境法律执行中的问题。文章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分组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环境保护部接到的举报案件中，大气污染类占73％，但在全年查处案件中大气污染类仅占12％。”

　　中央媒体比地方媒体掌握的话语权更大，地方媒体无法和中央媒体进行话语竞争，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塑造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不利形象。地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模式基本上是对中央媒体的一种学习和模仿，难以根据地方知识和经验发展出自己的新闻话语系统。同样是关于上则空气污染治理新闻的报道，地方媒体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报道差异。例如，身处中国最污染省会城市石家庄的《燕赵晚报》的文章这样质疑：“九成未查处的大气污染举报案去哪儿了？我们不难得知：他们被环保部门当成衣食父母养起来了；被个别地方官员当成地方财神爷和个人升迁的贵人保护起来了。所以，有的地方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同时，文章仍然寄希望于中央的生态文明和依法治国目标，“建设生态中国已经成为治国执政的重大理念，这也是公众坚定不移的利益诉求。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总目标，显然，九成大气污染举报案未查处，今后不能再持续。发现一起、举报一起、查处一起，应成为今后保护环境的一种常态。”

　　在主流媒体的话语结构中，地方政府的形象存在两个矛盾的面向：一方面，媒体报道中揭露和批评环境治理中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及其造成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中还努力呈现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中央面前的“服从”。新华社在一篇讨论雾霾的文章中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这句话，对地方干部来说，绝非儿戏……如果这个‘硬任务’完成不好，地方政府、有关部委理所当然要承担应担的责任。”该文章同时强调了地方官员的“坚决服从”。例如，北京市长王安顺代表北京市和中央签订了责任状，“也立下壮士断腕的决心……完不成规定的治理大气污染任务，提头来见”。河北省长张庆伟表示：“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对于一些污染事故的报道中，媒体喜欢用地方“坚决服从”和中央“严肃处理”这样的强烈对比。例如，《光明日报》在对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处理结果的报道时用的标题是“中石化坚决服从责任认定并再次致歉”。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形象的建构可能是为了突出中央的正义“化身”形象，使中央站在民众一边，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这是主流媒体“舆论导向”服务于树立中央权威的要求。

　　第三，在具体的环境事故、灾难、突发事件、抗争的案例报道中，采用“维稳”思维，倾向于事后的经验总结和宣传而非追求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和公开性。尽管主流媒体为了监督地方环境政策执行，敢于曝光和批评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事故等，但是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对于必须报道的重大环境事故、灾难，主流媒体更多采用事后的情绪安抚和正面总结经验。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原因归咎到个别地方官员、企业和个人环保意识欠缺、责任意识淡薄、政策执行等更为具体、微观的原因。

　　王利涛指出，在灾难报道上，媒体还惯用“政府领导下抗击灾难”的正面宣传模式，将灾难报道变成政绩宣传，豪言壮语般的宏大叙事取代了对问题根源的调查质疑，通过“抗击洪魔”、“抗旱救灾”式的报道框架将自然环境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导致严重缺失对灾难应有的科学探讨和深刻反思。有研究分析了《人民日报》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结果发现报道中的高频词为“恢复”、“献血”和“温暖”。作者认为《人民日报》强调“恢复”正常和“献血”等行为的“温暖”，意在体现出国人的团结、道德素养和中国的和谐社会氛围。

　　2007年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发生的23天内，《人民日报》共有十篇报道涉及该事件，没有讨论事件发生过程、原因等。报道内容将首要关切塑造为“水污染危机前，百姓从容应对，社会秩序稳定”，体现了报道中的“和谐”和“稳定”思维。2007年5月31日第6版出现了题为“无锡：水质恶化，百姓从容应对”的新闻，整个报道只有两句话，强调当地秩序稳定，政府正在采取各项措施。一周之后的一篇详细报道中再次传递市民的“镇定”、“从容”和“社会秩序井然”，政府在“危机中创造契机”等“正能量”信息。文章说：“过去的一周，对于无锡来说，非同寻常。数百万干部群众与源自太湖的臭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较量……忙而不乱紧张有序……市政府启动紧急预案，一系列举措渐次展开……一周来，无锡市民表现的镇定与从容令人感佩。社会秩序井然，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总体未受大的影响……此次无锡饮用水危机，能否成为推动区域共同治污的契机？果能若此，则这次事件就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了，让我们共同期待。”

　　对于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抗争等，主流媒体尽量避免对造成环境抗争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性、政治性原因进行讨论和反思，而是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厦门民众反“PX”化工厂事件在2007年初开始慢慢发展，6月份集中爆发，12月16日厦门市政府宣布项目迁址标志事件的告终。直到事件结束之后，《人民日报》才于12月19日首次报道厦门民众反对“PX”事件。报道以“PX”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座谈会为切入点，提倡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文章说：“会场气氛热烈而又不失理性……畅通渠道、知情、透明的过程，也是公众回归理性的过程。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市民代表对记者说：如果说6月初市民情绪激烈地反对，更多的是听信了传言；而现在对‘PX’项目的讨论，则是在较为真实地了解了这一项目后，市民对于自己城市未来走向的认真思索与选择。”

　　2012年7月28日，江苏启东民众反对污水排海工程，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人民日报》没有报道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最新进展等。只是在7月30日在人民网发表了题为“警方刑拘一散布‘警察踩死人’谣言者”的简短消息，称“经启东市公安机关查证：孙某某于2012年7月28日晚在互联网上散布‘南通警察踩死了一个9岁小姑娘，下午打死了一个18岁大学生’等不实谣言，孙某某对此行为已如实作出陈述……公安机关对此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十天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这则消息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政府对维持当地秩序的稳定有信心，环境抗争中的“麻烦制造者”一定会受到惩处。

　　2014年2月初茂名民众反对“PX”事件开始酝酿，3月30日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4天之后，《人民日报》在4月3日发表了第一篇该事件的报道，题为“茂名‘15死300伤’系谣言”。文章讲到，警察对“一群不法分子”和“小部分闹事者”采取了清场措施，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一些爆料者添油加醋，说死了人。一些境外媒体不来现场核实，假消息就如此流传出去了”；“坦克进城”照片来自网络，“系张冠李戴”，提醒市民不要传谣、信谣。文章最后表示，“相关部门要区分市民群众合法表达意愿和不法分子借机闹事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主流媒体及网络、微信平台都转载了该篇文章，意在“辟谣”。此外，《人民日报》文章还认为这次事件中的“少数人浑水摸鱼，无端让冲突加剧、矛盾升级，已经触碰到法律的底线”。

　　梳理以上《人民日报》对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2007年厦门“PX”事件、2012年启东事件和2014年茂名“PX”事件的报道，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对环境事故、抗争报道的关键词是“秩序稳定”、“理性”和“辟谣”等凸显“维稳”的政治话语。从2007年赞扬厦门市民的“理性”发展到2012年惩处“造谣者”，再到2014年的“辟谣”，《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呈现出政府在应对冲突不断升级的环境抗争中的急迫心情；报道速度更快，表态也更加强硬。这可能是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个人化、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希望继续努力“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抢占舆论制高点”的一种表现。

　　新媒体“关注”与“围观”

　　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的手机短信、QQ、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以“去中心化”的个人DIY传播模式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发布的垄断性和权威性。有研究指出，互联网让中国的环境运动的社会动员更为迅捷，网民的环境话语权在增加，环境运动呈现出人员年轻化、冲突暴力化的趋势。喻国明认为，微博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强大助推者；“是个人向社会喊话和向社会表达的工具，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场域的围观结构，这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和意见表达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建构了对于真相追逐的公共空间。”他同时指出：“中国网民中利用微博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是非常独特的，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网民喜欢利用微博来议论政治和社会事务，而是传统媒体在这一领域社会表达功能的巨大缺失本身所导致的补偿性满足。”

　　那么，新媒体对主流媒体的挑战是否改变了环境议题公共讨论中的既有权力格局？接下来的篇幅试图通过分析“PX”事件中的“科学”之争来考察这个问题。从2007年到2014年的历时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在这场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主流媒体经历了从式微到强势回应到主动出击的变化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在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中，主流媒体仍然努力在新媒体背景下主导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维持传统的话语权力格局，这和新媒体平等对话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冲突的。

　　关于“PX”：谁有权代表“科学”发声？

　　关于“PX”化工项目建设与否的争论中，一个核心的媒体讨论议题就是“PX”的生产到底可能对人产生哪些负面影响，科学结论是什么？这种争论始于2007年厦门“PX”事件，在2014年茂名“PX”事件中最为凸显。在2007年厦门“PX”事件的讨论中，博客、BBS论坛和短信为载体的新媒体成为科学家观点传播和普及的平台，为民众的诉求建构了广为接受的“科学”话语。这差不多是主流媒体第一次面临新媒体的大规模挑战。还很不习惯被挑战的主流媒体毫无准备，以无视和封杀进行回应，明显式微。

　　2007年的“两会”上，厦门大学化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联合100多名政协委员（包括十几名院士）提交了《关于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的提案。赵玉芬教授从自身研究的科学角度提出：“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一般都认为科学家应该是对科学知识最有发言权，但是赵玉芬等化学家对“PX”的看法无法通过厦门当地的主流媒体得到表达。厦门本地知名自由撰稿人连岳通过自己的博客让更多老百姓知道了赵玉芬等专家对“PX”的毒性和健康危害性的看法。从2007年3月到6月间，“PX”的毒性及其对健康的影响问题一直是本地草根BBS论坛“小鱼网”讨论的热门话题，直到后来出于政府压力被迫临时关闭。此外，厦门市民还通过手机短信方式讨论“PX”的毒性问题，其中传播量最广的一条短信是：

　　“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面对新媒体形成的“PX是剧毒”的主导话语，厦门地方主流媒体《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无法回避，不得不有所回应。他们通过对厦门市环保局长和“PX”项目投资方总经理的采访，强调“PX属于低毒化合物”的观点。但这难以赢得民众的信服，有网友质疑环保局和项目建设方观点的客观中立性。最终，2007年6月1日，上万厦门民众上街“散步”，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PX”化工厂对人的健康和生活的环境造成伤害的担忧。选择儿童节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表明了厦门市民愿意相信新媒体传递的“PX可能导致儿童畸形”的“科学”说法。在厦门“PX”事件中，传统的地方主流媒体在应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挑战上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也没有得到全国性主流媒体的声援。相反，经由网络媒体的传播，认为“PX”的生产可能对健康和生活环境产生极大危害的观点却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并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大连、彭州、昆明、宁波、茂名民众反对“PX”化工项目建设的一个关键理据。

　　2012—2013年，昆明等地“PX”事件之后，主流媒体选择主动回应，将“PX”的存废之争塑造为一个向民众进行“PX”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的宣传报道。虽然回应及时，姿态强硬，但这仍然沿袭了传统单一、灌输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中央级主流媒体在2007年厦门“PX”事件中不报道、不发声的态度不同，在2013年昆明民众选择在“五四”青年节上街反对“PX”项目建设之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主动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试图通过科普宣传的方式改变他们认为的被妖魔化的“PX”形象。

　　批评新媒体“妖魔化PX”是这次主流媒体强势回应并反击的重要话语。人民网环保频道策划了一组文章，题为“不该被妖魔化的PX，揭开PX的神秘面纱”，包括《探析PX之惑：PX产业我们可以不发展吗？》、《日本PX工厂离居民区仅有4000米》、《PX小常识》等文章。这些文章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PX不是洪水猛兽”、“现代社会离不开PX”；“PX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PX不仅与人们的衣着有关，它也是可以直接入口之物，比如药物胶囊，PX就是原料之一。矿泉水瓶等包装材料的主要原料，也是PX。”有网友指出这些文章引用的所谓专家拥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石油和化工规划院院长这样的头衔，与“PX”产业有密切关系，观点不具备科学的客观中立性等。但是，这些观点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中被大量报道和转载。其中一篇名为“人民日报刊文揭秘PX项目：其致癌性与咖啡同级”的文章引发了网友的嘲笑。下面是一些代表性的新浪微博用户的转发和评论：“希望人民日报先表态在自己旁边建一个PX，每天喝咖啡那是神马感受啊!”；“党报，我涨姿势了，学习了，转发了”；“那就不喝咖啡喝PX得了，价格绝对便宜”；“都是砖家啊。”

　　有研究指出，经由新媒体表达的“民间话语”往往是采用隐喻、反讽、嘲弄、吐槽等间接方式来对原本严肃、权威的主流官方话语进行消解和解构，而不是采用直接的批评和对抗。这可能是在严格的网络审查机制面前，网民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自我保护战略。但是，有批评者认为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网民声音是破碎的、非理性的、宣泄性的。和主流媒体长篇、连续、以专家身份表达的对“PX”的“科学”看法相比，上面摘取的一些网民的零碎、短小、分散的观点看上去难以构成对主流媒体权威性的挑战。

　　但是新媒体在演进中出现了知乎、果壳网这类的科技型、问答性的社交网站，凝聚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精英。有网友在果壳网发帖《人民日报刊文揭秘PX项目：其致癌性与咖啡同级，求真伪？》，很快得到非常专业化的回帖，详细讨论《人民日报》文章存在的技术性错误，例如把咖啡与咖啡酸混淆等错误。这类科学问题不经专业训练是很难被发现的。此外，即便专业研究人员发现这样的错误，也很难通过传统的媒体渠道报道出来，供民众分析和讨论。新媒体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以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参与式的方法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渠道、集中式的知识传播方式，导致主流媒体科普宣传的效果大打折扣。

　　2014年茂名反“PX”事件之后，关于“PX”的科学争论进一步升级。茂名“PX”事件发生的3天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很快组织了称之为“PX科学保卫战”的舆论攻势。报道规格之高，动员力度之大，较为罕见。和以往的回应方式不同，这次主流媒体试图利用新媒体中的一些技巧来主动出击，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这表明，主流媒体为了努力占领“舆论阵地”，在政府网络管控政策的保护下不断寻求调试和改变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试图建构民间反“PX”运动的“反运动”（countermovement）的声音，以民间的、新媒体的方式表达主流媒体倡导的“正确舆论”。中央主流媒体组织重点报道的“清华学生捍卫百度PX词条”的新闻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以往主流媒体关于“PX”的一些科普报道在新媒体平台中遭到网友的批评、质疑和嘲笑而弱化了权威性。在这次主流媒体精心报道的清华学生保卫百度百科“PX”词条的故事中，百度百科是网络民间科普信息发布的平台，清华学生又被认为是代表客观、中立的科学精神的年轻网民。两者结合将“PX”认定为低毒，表面上看起来是传递了民间的权威而专业的声音。

　　重点报道的“清华学生捍卫百度PX词条”的新闻首先出现在微博中，然后人民日报使用了罕见的高规格进行连续报道和评论，又经过其他一些主流媒体网站转载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人民日报》在报眼处发表了题为“清华化工系学生捍卫‘PX’词条‘低毒’描述，一次网络空间的科普责任担当”的文章，细致描述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捍卫”百度PX词条的故事。文章说：“细心的网友留意到，百度百科上‘PX’词条被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这次锁定源于近日一些网民对‘PX’词条的恶意修改。2日下午，清华大学化工系大二学生王润佳惊讶地发现，百度百科词条中对PX的描述竟是‘剧毒’。原来，3月30日，茂名PX事件发生当天凌晨，有人悄然将该网站百科词条中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此后，有网友多次对恶意篡改行为进行客观更正，但连续几次又被人改成‘剧毒’。‘这些人怎么能不顾科学常识？’王润佳决定，要用所学知识捍卫词条。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清华化工系的学子群起响应。科普拓展到了各大网站!清华化工系和化学系学生邓耿、徐克、白如冰等积极参与百度、人人、知乎等网站的解疑释惑，近10人昼夜自发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PX词条6天内被反复修改36次。”文章还引用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的话说，“PX从化学毒性上看，的确是低毒的”：“学生的行动是科学理性的，他们是学生，不会从行业利益角度作出判断，这是一次对科普责任的主动担当。百度百科对PX词条的锁定，巩固了科普成果。”

　　主流媒体努力让读者相信文章中的观点是中立的、民间的。文中专门提到清华学生积极在社交媒体上就“PX”进行科学常识的普及，还明确指出清华学生不受行业利益影响的客观中立性。此外，为了更多体现主流媒体的报道是基于民间科普的力量，新华社专门邀请民间科普组织果壳网主编写了一篇名为“打破‘邻避效应’的僵局”的文章。文章说，“对二甲苯（PX）听起来跟苯有关，但实际上是一种低毒化学品”，“一般公众根本无需担心PX本身的毒性。”主流媒体还对清华学生表现出的科学精神大加赞扬。《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赞扬清华学生的“科学担当”，文章说，清华学生展开的这场特殊的“攻防战”，“引发社会各界众多赞赏”，“展现出的不只是一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更有一种守护真相的责任担当”。

　　第二，选择性报道国外案例，以国外的经验为主流媒体倡导的“正确舆论”背书。新华视点微博以“PX去妖魔化”为题再次进行讨论，认为“很多国家，PX项目是正常的化工项目，而在中国却被一些人戴上‘剧毒’帽子”。新华社记者还在美国采访了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从事PX绿色合成研究的教授，刊发了《科普：PX项目问与答》的文章，用美国教授的回答指出“PX”不属于严重毒性的化工原料。新华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强调：“日本是亚洲主要的‘PX’出产国之一，其输出量为全球第一……石化工业区与城市居民区比邻而居的现象：千叶石化区与居民区无明显界限；横滨NPRC厂区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

　　以上可见，主流媒体已经认识到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多元化、国际化、平民化等趋势，对传统单一、居高临下宣教式的报道模式进行了调适，努力利用更多新媒体的元素和方法，以回应新媒体的质疑和挑战。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的这场“PX科学保卫战”更多的是保卫自己支持的观点的权威性，而非维护科学本身的权威。主流媒体塑造“科学保卫战”的话语来回应民众反“PX”化工项目的运动，这一方面当然和“科学”（赛先生）的话语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高的道德制高点和动员能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人们长期习惯性地认为政府及其培养的“专家”代表“科学”的权威性，是“正确”的科学知识的提供者和阐释者。按照这个逻辑，主流媒体将“PX”建设与否的争论引导到关于“PX”的科学认知方向上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其“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职能。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央视评论员在微博中作出了“民主诚可贵，科学价亦高”的表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主流媒体作出这些努力的目的仍然是以科学的“权威”来尽量消除普通民众对“PX”项目的反对和担忧，而不是就科学问题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讨论。在政府网络管控的帮助下，主流媒体将自己设定为“辟谣者”角色，试图主导讨论过程。《人民日报》在另外一篇题为“PX，一场特殊的‘科学保卫战’”的文章中说“当大家被理性告知PX项目低毒时，市民的情绪逐步平静”。对于那些新媒体中出现的从科学角度质疑清华大学学生将“PX”定位低毒的行为的专业意见，主流媒体却没有任何报道。相反，批评了网络上的反对声音，认为“茂名在线”网络论坛上网友对“PX低毒性”的谩骂与冷嘲热讽，与“严谨执着的清华大学学子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这种做法和新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科学信息传播方式是相悖的。喻国明指出，这反映了社会管理者基于过时了的社会管理观念的一种焦虑。按照传统方式的过分干预，一旦辟谣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时，就失去了新媒体的价值。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没有谁可以宣布自己高人一等，尤其是在真相和真理面前。

　　新媒体平台对具体科学知识的讨论不但应该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还应该有助于培养普通人对于科学的复杂性的感受和认知——科学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提供权威、固定、明确、绝对和唯一的答案。出现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援引不同的科学结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在所难免。在环境教育中，让普通民众明白科学结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民众认识环境问题和政府的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因为环境问题决策的困难很多时候是由科学的复杂和不确定性造成的。试图给出唯一科学、正确的答案，不利于民众对于环境政策的认知和理解。遗憾的是，在主流媒体那里，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被故意遮蔽了，因为它们需要一场非黑即白的舆论“战争”来保卫官方话语主导环境议题公共讨论的固有权力格局。

　　2015年4月6日，因厦门民众“散步”而搬迁漳州古雷的“PX”工厂发生第二次爆炸。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实面前，主流媒体倡导的“PX”是低毒、安全的等“科学”说法在民众看来更为苍白无力，主流媒体在环境问题报道中的公信力再次遭遇危机。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