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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徐志摩的认识

　　唐诚

　　“但是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我们试看所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的，哪个不是……才能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呢？”

　　——杨丙辰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读了杨先生那篇论徐志摩的文字之后，我就联想起徐志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志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杨先生也的确称得起是志摩的知己了。

　　一个作家的最后评定，原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们所能确定的。所以像什么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什么哀悼专号里的纪念文，其意义原不过等于一副挽联，一首挽诗，一篇祭文，一块碑志而已。从友谊的立场说起来，当然有它们的意义在着，可是若从文艺批评的观点来看，那些文章，也不过是韩退之的谀墓文字一类而已，本来不甚靠得住的。杨先生这次竟认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们给志摩的私谥——大诗人——天才，定要打倒志摩的“诗圣”“诗哲”的招牌，似乎太过于认真了。其实几十年几百年后，世人对志摩的批评，究竟怎样，我们固然无从知道，就是当代的人，也没有给志摩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志摩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认识，也并没有自视特高，想插足大诗人之列，这有《猛虎集序》文为证。就是他的朋友们也并没有把志摩算做莎士比亚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诗人——天才。他们至多，只不过拿他和雪莱相提并论而已。

　　然而志摩毕竟是诗人，是天才，假如诗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须莎士比亚葛德但丁那样的人才配称的话。李杜韩白固然是诗人，温李冬郎也还是诗人；苏辛周姜固然是词家，温韦正中也还是词家。内容之雄浑深厚与轻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别作者之大与不大，伟与不伟而已，却不能赖以断定作者是不是诗人。文艺欣赏本来主观的成份居多，所以志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诗，不是旁人用文字说明可以拥护或打倒的。志摩的三部诗集，才是最坚实的凭证。大家读了他的诗，自会鉴定的，我现在凭记忆所及，随便提出几首来，我个人认为的确是诗，是好诗。散文诗如《婴儿》、《毒药》；土白诗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歌谣体如《盖上几张油纸》、《海韵》；长篇如《康桥再会吧》；短章如《天国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块晦色的路碑》。

　　不过志摩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假如有相当的贡献时，据我看，并不在他那些诗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创造的精神和尝试的工作上。志摩的诗，我个人以为的确是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十几年来可贵的一宗收获。但是绝非杨先生所要求的“对于人生有最深切的认识及最正当的了解”，“反映全时代的痛苦欢乐，全民族全人类的一切情感”，而“用最优美和谐的形式吹嘘到了纸上头去的”，“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一致的个体”的那种理想的作品。虽然我个人怀疑这种理想的作品曾否有过，然而志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极”的作品，这是无庸疑议的。所以我说志摩的诗之本身，对于新文艺之将来，其贡献并不能算怎样的大。可是志摩他那种运用西洋诗的格律来创造新的诗体，居然有了相当的成功，这一点我认为是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的功绩。有人说他们这种工作，只是抄袭，只是模仿，哪能算得创造？我觉得不然。中国诗的格律，无论怎样的演变，终没有跳出阴阳平仄的范围，四言变而为五言，古体进而为近体，诗演为词，词化为曲，都离不了阴阳平仄。现在志摩他们居然独辟蹊径，应用西洋诗的抑扬轻重的音尺到中国诗里来。中西文字，根本不同，这能不说是一种创造吗？现在他们这种试验，距完成为期尚远，(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体验出一种新的读法不可。此非题内之文，容另详。)然而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将来倘使继起有人，这便是划分时代的一种运动。艺术的作品，无论怎样总不能不凭借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吧。否则，仅是一点意像，绝不是一件艺术品。就算最空虚缥缈的音乐吧，也得凭借音调节奏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不然，悲多汶纵有更多的音乐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了。诗歌是比较有实迹可寻的艺术，当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制。这一点，我知道杨先生是一定赞同的。不过他理想中之诗的质与形之关系，是“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诗)整个的底盘，而一切表面的精彩，譬如说声调与形式，俱是要由这一点内心里发露了出来，然后才能令人们觉得，它是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个一致的个体，一首好诗。”所以他主张“每一首诗都各有自己的一个形式。”换句话说，杨先生是反对“诗有定形”的。这种理想，当然极高，但是事实可能吗？语言文字是这样的圆满无缺的表现工具吗？我们极普通的意念，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尚且有时而穷，何况极微妙的诗歌呢？任你多么伟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这种语言文字自身的限制吧。形式变化最自由的，莫过于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极限呵。而意像呢，那是极富有变化的东西，所以杨先生的那种理想，恐怕不易实现。莎士比亚、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诸伟大诗人所写的诗，不也是限于一定的形式吗？

　　我相信内容与形式，确乎有相当的关系，譬如说，一首绝诗的内容，不能装到古风的形式里去。一首小令的词，不能演而为近慢，元曲的内容，不能移而入词，所以散曲究竟是散曲的意味，绝不能与词相混，都是这个原故，而新文艺之所以要另创新文体者，也是这个原故。但是其相关的程度，也就止于此，如若不然，那就根本无文体之可言了。

　　因为杨先生批评徐志摩的出发点在此，所以上边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现在要回到本题了。杨先生指出志摩的缺点在于偏重形式，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断。然而人的才能究竟有限，我们假如知道志摩一面是在写诗，一面还在尝试诗的形式时，我们便可以宽恕他的诗内容欠充实的缺陷了。我们能希望一个在试验室里做试验的人，要像工厂里的工人，那样纯熟老练吗？志摩的诗，露出“努力从事粉饰雕琢的破绽”，原是当然的结果。然而他的诗，居然能够“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优美”，不已经是难得了吗？

　　大凡创造或是最初应用一种新文体的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的。譬如介绍十四行诗到英国文学里去的Waytt吧，他自己做的十四行诗，当然比不上斯宾塞、莎士比亚、华茨华斯、雪莱、罗色蒂他们，然而这创始之功，却不能说小，所以Wyatt在英国文学史里，依然有他一席的位置。志摩现在干的工作，也就是Wyatt当年所干的工作了，不过中西文字差的太远，所以更难讨好罢了。不幸志摩早死，未能竟其全功，现在只有盼望他的朋友们，继续努力，有以成其志而已。

　　杨先生要在志摩身上就发现到莎士比亚、葛德，那样伟大的诗人，未免太早，当然要失望。志摩的朋友们把他比做雪莱，虽然有几分相像，恐怕也有点过分。我现在希望他做中国的Sir Thomos Wyatt(1503—1542)，我想志摩是当之无愧，至于继起者，有没有斯宾塞莎士比亚一流的人，已死的志摩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诚疑为唐钺之误。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二期) 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