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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诗人徐志摩——对于杨韩吴唐诸君的文章之批评并敬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

　　张露薇

　　按：自本刊近顷登载杨丙辰(第二百零九期)、方玮德(同上)、韩文佑(二百十一期)、唐诚(二百十二期)诸君评论除志摩君诗之文后，一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学园亦刊登吴世昌君《论志摩》一文。嗣后本刊收到关于此题之来稿甚多。今选登张露薇君一篇，本问题就此结束。其余诸君之作，以限于篇幅，概从割爱，分别退还。其中重要者，有(一)杨丙辰君回答韩文佑君文，解释彼原作中“妤玩”二字之意义。谓徐君一生“作事(离婚，交友，写文章，作诗)底动因，皆为浅浮的外表所诱惑，而无悲壮深刻的意志与澄澈宏阔的识力来把许多从各方面说皆不利于他的诱惑斩断的”，故称之曰好玩。(二)济南李鲁人君文，谓徐君甚有功于新诗运动，但其所作未为精到。又谓新诗以爱情颓废为主，乃其缺点云云。又按：张露薇君此文甚长，前半今略去不登。其大意可撮述如下：〔1〕批评必须有明确之立场，且须负责。不当为字句之攻驳，亦勿徒作虚浮之颂誉。〔2〕细阅《晨报》哀悼除志摩君诸文，惟胡适君能略言徐君之理想，吴其昌君能略状徐君之生活，外此则林徽音君及叶公超君(叶君文载本副刊二百零二期)之文颇能显示徐君之生活与价值。余皆无益之谀词而已。〔3〕批评徐君之诗者，仅见三篇。一为《小说月报》十七卷朱湘君论徐志摩的诗，二为《北晨学园》哀悼专号中于赓虞君志摩的诗，三则杨丙辰君之文。以上三篇，皆褒誉徐君之作。〔4〕杨君文有一定之立场，并非谩骂，惟欲于朦胧云雾中将徐君之真价值显露于人间而已。惜韩文佑、吴世昌、唐诚三君误会此旨，徒事辩驳，流于感情意气。以致双方隔膜甚多，几变为琐屑及滑稽之论争。予今作此篇，自抒所见，未敢苟同，亦并无左右袒。视诸君或异撰耳云云。此下可接读张君原文。本副刊编者识。

　　徐志摩是个什么形象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据他的朋友们说，是漂亮得了不得。因为漂亮，所以可爱，因为可爱而会写诗，所以是古今少见的大诗人。我承认志摩是诗人，但是他的诗人的成分并不是纯洁的，也不是如他的朋友们所称他是怎样空前伟大的天才，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诗，所以尽说些阿媚奉承之词，而损污了志摩的诗之真正的价值。的确，我相信，志摩是诗人，志摩有天才，但是他的天才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这位不幸的诗人只是一颗陨星。我们除了怜惜之外，再难以加上什么毁贬之词，这是真情。然而，为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我们对于志摩的诗之批判不妨苛刻一点。有些人总认不清这点，往往以为批评某作家的作品，便是批评某作家的本身，这真是绝大的错误。

　　为了说明志摩的气质或天才，我们不妨学学斯宾诺沙(Spinoza)的哲学意旨，把志摩分成“诗人的志摩”和“凡人的志摩”两部分。我曾说过，志摩是有天才的，从他的诗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诗人的志摩，的确是我们可以崇敬的人物。在他的诗里明确地表现出他的个性，有一种特异的美点。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哲理，他有他的丰富情感，他有他的特异的风趣，然而，你如果细细的考察起来，都染着现世纪病态的情状之浓厚色彩。任你拿出哪一句来，总没一句是健全的艺术，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这不能怪他，他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污点，要怪，你也只好怪这不谐和的时代——杨君的批评忘记了这点，所以他的批评只是以诗论诗，而并未考察一下志摩的诗之来源，以明了他何故“追求腔调的铿锵”，“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一种真挚坚贞的性格”。我以为，这就是杨君的文章最使人感到有遗憾的一点。至于如韩吴二君者，不批评杨君批评的立场，而只意气从事，我们读者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志摩的一生是求美求爱求自由的，这不容我们否认。美是人生最高的目的，爱是人生最真挚的快慰，自由是人生最美妙的理想。世界上能否有真美真爱真自由，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需要美，需要爱，需要自由，这确是人类普遍的要求，摩登少女最求美，浪漫青年最求爱，狱中囚徒最求自由，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其所求，而直称之为“诗人”，直称之为“伟大的天才”。这种追求者是否是一个诗人，完全在于追求的方式。合于方式的追求，便是诗人；不合方式的追求，便是凡人。因此，我们观察一位诗人，我们便不得不观察他的气质。正如培根所说，诗是一种谎话，我们要从谎话中再去认识诗人，这才是我们了解诗人的途径!

　　志摩的诗大约可以以其诗集之卷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志摩的诗》的时期，第二是《翡冷翠的一夜》的时期，第三是《猛虎集》的时期。

　　一在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受了太戈尔及当时时谓“新诗”的潮流之影响，所以，除了《雪花的快乐》等几首情诗以及其他几首胡式(胡适之式)的人道诗而外，多半是哲理诗。哲理之入诗，本来就勉强，把哲理拖进诗行里，更是勉强而又勉强。我的意思是说，好的诗可以含着哲理，这种哲理有诗的灵感后才使人感到的；并非先有了哲理，硬把哲理用诗行表现出来。志摩初次的诗篇多犯了这点毛病，因为硬把太戈尔式的哲理添满诗行，虽然得了“诗哲”的雅号，但是诗是失败了的。其原因就是，哲学是理智的追求，诗歌是情感的描摹，理智与情感根本矛盾，根本冲突，相反相成的机会只不过是偶合的事实。所以，要企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志摩的第一本诗集之失败就在这一点。其次，占一部分的胡式人道诗，也是同样的失败。这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罪于当时的文学运动，因为诗人本有好奇心，有了新的形式或新的意境他总要试一试的。当时的思想界庞杂混乱的堆着一些零碎的思想，什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什么易卜生式的社会斗争……贩运者便大喊其口号，居然的登宝座称孤道寡的自命“思想界的权威”了。志摩受了这种时代的影响，便写出他的《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等等含着人道主义的怜悯与伤感色彩的诗，虽然描写的技术是比胡适君的《人力车夫》进步，但其意识之不正确，语句的滑稽，实在使我们不敢相信这类的诗是志摩的杰作。在这本“献给爸爸”的诗集里，有几首情诗，倒是很好。除了那首有名的《雪花的快乐》而外，其余如《她是睡着了》、《我有一个恋爱》等诗，还含着真实的灵感。我以为，志摩的诗最成功的，还算他的情诗，其余者虽不忍说一句“卑不足道”，但是总比情诗差得多了。

　　二想起了读《翡冷翠的一夜》，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自然对于诗的了解还不深刻，说对于诗还不如说对于“情”，因为此集中多半是情诗，而我没有充分的共感之能力；但当时对于徐志摩这个人就存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的诗实在是当时诗坛的异彩。志摩死后，又拿起来诵读，才知道里面的含蓄竟是那样的充分。我觉得，如以志摩自己的三本诗集相比，《翡冷翠的一夜》是天堂，而其余的都是地狱。其原因就是，在这本诗集里，充满了幽柔的神韵，真挚的情感；也许写诗的时候，正是生活热狂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的曼吐出滴滴的珠玉来。他那时代的生活，无论如何我要肯定是比较充实的，只有从充实的生活里，才能写出情感充实的诗行。我们玩味着那些诗行，也就不免悠然的神往。假若容许我瞎说一句，我说，那时代的志摩是正追求着“爱”，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多，因为他追求爱真挚的关系。正如杨君所说，要有“一种坚贞的性格，高尚伟大的思想”为着“爱，美，自由的全盘的基础”。的确，这时代的志摩，是伟大的诗人徐志摩，不但有着诗人的才分，而也有着写诗之充分的情感。集中如《偶然》、《海韵》都甚完美，其余如《决断》、《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再休怪我脸沉》以及《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翡冷翠的一夜》诸诗，亦皆有真实的灵感，而获得部分的成功。不过其中也有不满人意的，第一种就是似乎同情于劳动者的诗，如模仿有名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庐山石工歌，也只好有胡适博士称赞不止(见《白话文学史》)。第二种就是写得太轻浮的诗，如《新催妆曲》、《运命的逻辑》、《又一次试验》都没有深刻的灵感，不但没有深刻的灵感，写得也有点滑稽，这真是美中不足的事。如以本集之两部分比起来，自然是第一辑比第二辑好得多，恐怕在那时志摩的生活最充实吧。

　　三第三卷诗的出版，是在志摩的诗渐受群盲讥评之后。大家都以为志摩再不能产生什么诗了，所以他鼓着勇气刊行第三本诗集，要借此告慰他的朋友，让大家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见《猛虎集》序文)把握着这一本诗集，在听到志摩惨死之后，我简直是不肯释手。志摩的诗句终究是志摩的诗句，说句浅薄的话，的确写得漂亮。不过，这本诗集中的诗行有的流于愤激的狂暴(如《西窗》的后半)，有的流于浅薄的说理(如《哈代》等)，有的写得太勉强(如《残破》等)，有的写得太粗糙(如《秋月》等)。虽然这部诗集也许费他的工夫最多，但是远不如《翡冷翠的一夜》的成功。考其原因，大约在这时期，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少。因了生活的失意，现实的重压，他不得不想着凡人的理想，不得不为着生活挣命，知道他的生活的人，自然会觉得我这几句话的不错。这时期的志摩已脱了“公子哥儿”的花衫，两肩担上无限的烦愁了。也幸，也不幸，我们的诗人在生活的悲愁最浓的时候飘然仙逝，我们固然失掉了一颗灿耀的明星，而在他自己，却永脱了生活的烦苦的担负。唉，想起来，心里便不能不凄然，一位天才的运命竟是如此，把读着的《猛虎集》，却更使我们当了珍贵的礼品了。

　　总之，这三本诗集，已表示了志摩天才的伟大，虽然并没有极大的成功，但其成功的诗句，已是够我们吟咏一时了。我觉得在批评他的诗的文字里，杨丙辰及朱湘二君还比较使人满意，他们对于志摩的天才似乎尚有深刻一点的了解与同情。至于韩君，为了证明徐诗的真挚，吴君为了说出志摩是诗人，堂堂皇皇的责骂杨君，而只提出一两句不重要的话讨论(天知道，他们是在讨论!)真是使人失望。尤其是吴君，无头无尾的空发一阵狂论。自己既“于新诗根本就不很懂”，偏要批评批评志摩的诗底文章，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矛盾？既“专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九期杨丙辰先生一文而发”(请问“而发”什么)，也请先读懂了杨君及文副编者的文章再“发”!

　　现在，我不愿对志摩的诗说什么解释的话，其实这些话都在我的《徐志摩的批判》一书中说得很详尽，那本书也许最近就能展在读者之前，任人指正了。但是，真杀风景，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志摩的诗之缺点的话。

　　第一，我觉得志摩的诗太注重于表现，而不注重于悟解(communication)——不但徐君是如此，现代的文学家大多不注意于这一层。无论表现得怎样好，但是没有在悟解上下功夫，究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对于人生的灵感总不能牢固的捉住。譬如，朱艾斯(James Joyce)虽然表现得惟妙惟肖，达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极峰，但悟解的成分太少，终究是一种现代文学的病态之发展。

　　第二，志摩的诗式(即诗之形式)用得太死——创造新体诗的形式，志摩还算是第一个人。他那样冒险的运用西洋诗的形式，我们真佩服他的冒险的精神。“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这是我绝对赞成的，我以为，诗没有健全的形式简直不能成为诗。可惜，志摩的诗是太讲求了形式，太西洋化，太不顾中国文字的毛病，所以虽然努力的去实验，终久没有真正的成功。诗要有形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形式要随诗质而变，绝不可拘泥于一种，这就是说，形式是要活的，并不该死死的用活的情绪填死的诗行。志摩犯的毛病就在于此。不过，这并不能深责志摩，而且要感谢志摩，因为，我觉得中国诗的前途，其形式非西洋化不可，志摩开其端，不过没有“化”得尽善尽美罢了，并不是说此路不通，我们还须跟着志摩的步踪走!而况志摩的诗式，有些地方还真正的成功了呢。

　　比较起来，志摩的情诗写得最好，我们爱，也只爱他的情诗，因为那里边充满了真实的灵感。可惜褒者一意的褒，贬者一意的贬，并未分析一下志摩的诗，所以，如韩吴二君，空发了一阵情感的闲话，究竟还没有说出志摩的不“好玩”在什么地方。“好玩”二字虽然是刻薄一点，但是并不像韩吴二君解释得那样浅薄。很浅显地说，两个小孩子为着一具玩物而争执，结果连哭带闹地打架，打完架还是好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争执是很真挚，是很起劲，但是好玩仍然是好玩。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斗争，并不是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不管其当时是如何的热烈，而结果仍然是一次好玩的把戏。转而看一看志摩，他追求美，追求爱，是具着一部分的真诚，但他追求自由，则不免染了一般感伤主义者的色彩，只得咒诅，只得嘲骂，只得叹息，而不为自由而斗争——这一点，便是拿着“追求自由”一事儿戏，便是好玩，不去真正的加入争自由的斗争里，便不是真诚地去争自由!不真诚地去干一件事，而偏偏地去干，这态度就是为的争自由有意思，争自由能舒心中的气愤，这态度也就是好玩的态度!何况，志摩所求的美是个人的美，所寻的爱是个人的爱，所争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在这时代，个人的美，个人的爱，个人的自由有什么用？这是不是时代的意识，时代的要求？

　　也曾说过，志摩的诗有一小部分的确写得在“好玩”这个批判的语句之下。譬如说他看了“新娘”紧锁着眉尖，便猜疑她心中的心事，于是说“你快向前，到礼台边，见新郎面!”(《新催妆曲》)这样他便有了调笑的诗料了。再如他坐在火车上见到“上车来老妇一双”，曲背，头秃，齿耗，这还不够骂她们，她们坐在窗前，我们的诗人便把她们比做“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古怪的世界》)，于是他又有诗料了。再如选在中学课本里的名作《一小幅的穷乐图》的写法，更是滑稽。诗人走在垃圾堆旁看见了奇景，仔细的描写一阵，最后竟把“穷人”和“狗”并论起来，觉得“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于是他又有诗料，开了心了——这几个例已足证明志摩的诗在“好玩”方面的也有，杨君的话也未必是无的放矢。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绝不该深责。只要不是疯狂，我们对于他都具着深切的同情。志摩的诗无疑地带了一些浪漫派诗歌的色彩，恐怕是为了环境所拘，结果在诗中透露不出多少时代的意识，这是憾事。但是，志摩这个人在对于他的作品一方面，恐怕是一点也不骄傲，不但不骄傲，而且极其虚心。我们只要看看《志摩的诗》的再版竟删去十几首诗的一件事，就令我们佩服志摩的精神。像志摩这样的诗人是建筑在“疯”与“狂”两个字上，疯到极点，狂到极点，便是他的最美妙的诗句流露到人间的时候。然而，真可惜，志摩那样的天才，在他的生前竟没有几个人批评他，使他登峰造极做成中国空前伟大的诗人。

　　我读过杨君之文章，关于志摩的诗之发展没有登峰造极这一点，他是责难志摩的近友的，这点我觉得很对，因为一个天才的养成，批评家是负着最大的权威的。我们真怀疑他的一些朋友们就只会“哀悼”，只会赞扬吗？杨君的批评立场是否靠得住这是问题，但其余韩吴唐三君的责难，正表明三君不懂杨君的意旨，这一点，我们是深觉得足以惋惜的。我希望批评家能取真诚的态度，省得笔墨往来，误会重生吧。(譬如吴君文内多有责难文副编者之言，岂料文副编者正是对志摩同情之一人，屡次刊登赞扬志摩之作，众人共见，为什么吴君还要这样说法呢？)

　　谈论诗人的志摩，就此而止。

　　最后，我更希望文副的编辑先生坚决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必采登一些无思想无主张的答辩文字，充塞篇幅；而且，这场论争，亦请就此结束，再有回声，任之好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五、二一六期) 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