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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马河西，虎视山东东方的困兽和西方的狐狸

　　秦国变法期间，中原上空战云密布，争雄愈烈。新兴的逞强一时的魏国，深入改革以后再度崛起的齐国，还有不甘寂寞的赵国，各自紧张地展开活动，或拉拢争取盟国，或迫使小国附庸，各谋扩张势力。在这个背景下，周显王十五年（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一场中原列国争强大战便爆发了！

　　如果把这场大战比作几匹猛兽之间的搏斗，那么事情的起因则是夹在当中左右都不敢得罪、却又动辄得咎的一只小羔羊——卫国。卫国原是入朝于它的西邻魏国的，但当北方的强邻赵国向它发起进攻的时候，势单力薄的卫国没奈何只好转而入朝于赵国。魏国一听到这消息，正好找到一个可以伐赵的借口，立刻派出精锐部队兼程奔袭赵国，重重围住了它的国都邯郸。赵国挣扎到了第二年，终于不得不向东邻齐国发出呼救。齐国在自己发兵的同时，又迫使卫、宋两国联合出兵攻魏的襄陵。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了救赵的部队。这样到同年十月，魏国攻破了赵国国都邯郸，齐军也在桂陵打败了魏军，楚军则趁机攻取了魏的睢水、濊水之间的一片土地。第三年，魏国调用韩国的军队在襄阳打败了齐、宋、卫联军。至此，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因各方都觉得需要有一段喘息时间而议和、结盟，魏国也把它攻取的邯郸还给了赵国。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注意到，按照以上记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强大战是在东方列国之间进行的，秦国不是没有参加吗？

　　是的，秦国并没有正式参加；但商鞅的机巧和才干恰恰表现在这里：他使没有正式参战的秦国，获得了比东方列强任何一国更大的实利。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故事说，熊和狮子同时抓到一只羔羊，未及吞食，双方却狠斗了起来，待到各自受了重伤再也动弹不得时，有只已在远处窥视多时的狐狸乘机走了过来，大模大样地叼走了那只羔羊。

　　东方几匹猛兽经过如此长期的相互拼死搏斗，似乎各方都没有得到什么实利，倒是西方一只狡猾的狐狸，伺机接连三次出击，掠得了不少土地。

　　这只《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便是秦国。

　　依据商鞅计谋，秦国把伺机出击的战略目标，始终锁定在魏国。

　　这是因为商鞅曾对秦孝公这样说过——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通“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抵挡不住）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指黄河、崤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本传）

　　第一次，正当魏军围困邯郸以为胜利在望时，秦军趁其边境防御虚弱突然轻兵插入，在元里打败了魏国驻军，斩首七千，占据了少梁。

　　第二次，魏军与齐军在襄陵相互咬住，苦战不休。商鞅又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亲统轻骑长驱直入，包围了魏国旧都安邑，迫其归秦。

　　第三次，魏正与齐、赵等国议和，商鞅来一个冷不防，率领精兵进袭正在修筑长城以防秦的固阳，迫使守军投降。

　　说起来，魏国还是有所预见并作了一点防备的。早在中原大战前夕，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东线，便向秦国示好结盟，以求稳住西线。秦孝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魏惠王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会盟。这一事件对秦国与中原诸国都具有历史意义：中原诸国从此结束了不与秦国会盟的时代；而秦国，则从此与山东诸国不再存在时间空间上的差距，它已作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成员出现在群雄角逐的疆场上。

　　不过商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看重的不是什么历史意义而是眼前实利。在他的策略观念中，盟约只能用来麻痹对方，决不可使之束缚自己手足，一切只要可以得利的机会都决不能白白放过。所以盟约甫成，他就接连组织了上述三次袭击。只是由于当时秦国内部的改革还在初始阶段，主要精力还得集中于下一阶段规模更大、内容更深刻的改革，因而不得不暂时控制大踏步东进的欲望，就这么做一些见缝插针的偷袭之举。

　　当然魏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东方大国，也是决不会轻易咽下接连被西方蛮子偷袭这口恶气的。仅仅由于考虑到与东方列强打了三年争夺战元气还没有恢复，只好暂时隐忍。秦国自然也深知这一点，对应的策略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不仅主动将攻取的部分土地退还给魏，并遣使表示愿意与魏重修前好。魏惠王也乐意以此作为缓兵之计。这样到第一次秦魏盟约后的第五年，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再次相会于彤（今陕西华县西南），确认了双方的盟友关系。

　　又过了六年，即到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已拥有地方千里、带甲三十六万的魏国，开始紧张地日夜操练军队，同时派出大批使节穿梭往来于宋、卫、邹、鲁、陈、蔡等国家之间，准备以带领十二诸侯朝天子的名义，对秦国来一次大规模讨伐行动。

　　一向对秦国没有好感的齐、楚、燕、赵、韩等列强，对魏国的这一讨伐行动，纷纷作壁上观。

　　秦国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函谷内外人们在纷纷传言：咸阳亡在旦夕！

　　关于秦国如何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史记》无录，而《战国策·齐策五》所载苏秦说辞则有详细引述，且生动有趣。以下介绍主要取材于这篇说辞。

　　秦孝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已有几天。他通宵达旦接连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一道道紧急命令下达到全国各地。所有城池的雉碟全都配备上攻守战具。各地边境要塞都选派壮士坚守。全军将士同仇敌忾，誓死保卫故土，严阵以待魏军来犯。

　　魏军即将兴兵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大战的阴云越逼越近。

　　这一日商鞅来见孝公。

　　孝公心情沉重地说：若秦、魏能以黄河为界，抵挡起来就要容易得多。不想寡人至今未能实现先君临终嘱咐，魏国依然占据着我穆公河西之地，敌人随时都可以向我发起进攻，这威胁实在太大啦！

　　商鞅说：不仅如此。此次魏以带领十二诸侯朝天子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者必然众多。纵使我据有河西之地，恐也难久持。

　　孝公说：依卿之见，如何才能解救此次之困？

　　商鞅说：看来，单靠秦国一国，纵使全力以赴，万幸而能存国，也定然损失惨重，只能是下策。若能说动齐、楚来救，是为中策。但齐、楚皆有借魏以亡我之心，即使答应出兵，也必在我损兵折将接近危亡之时。他们出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分赃。臣熟思三日，以为解困的上策，是齐、楚等国不由我请而自行怒而奋起反魏，如此，则秦国边境非但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固若金汤，而且还可趁安邑受困难以自保之机，迅速出击，收复河西之地。

　　孝公立刻转忧为喜说：卿若真有此妙策，即需万镒黄金，千斛珠宝，寡人也可立刻命人取来！

　　商鞅说：何用金银珠宝，只需空言一句。

　　空言一句？！——孝公惊惑不解。

　　但当商鞅附耳向他说出这句“空言”时，他不由爽声大笑起来。

　　“空言一句”唤来千军万马

　　商鞅轻车简从，急赴魏国国都安邑。

　　这座中条山下的古城，同样处在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中。

　　此时的魏国国君，仍然是那位当初根本不把商鞅放在眼里的魏惠王。这一年已是他在位第二十六年。

　　一场奇特的智力较量即将展开。我得趁此间隙，先插说几句关于“王”这个称号。

　　西周之时，王是周天子专称，因而那时的王就意味着“王天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诸侯则或称公，或称侯；称王将被视为最大的僭越，无人敢冒这个险。但到周夷王时，楚国国君熊渠，自认为我是蛮夷，你中原那套礼制管不到我，硬是立了他的三个儿子为王。不过到了暴虐的周厉王一即位，熊渠也怕了，主动去掉了三个儿子的王号。又过了一百多年，到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国国君蚡冒卒，其弟熊通不仅杀蚡冒之子而自立，还公然宣称自己为楚武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敢于称王的诸侯，自然要激起中原列国的一片抗议声。但因此时周天子已威权尽丧，对熊通的此种僭越行为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最后不了了之。

　　至于我们面前这位魏惠王，他是诸侯中第二个称王者，时间在二十六年前他即位那年，即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

　　不过楚王也好，魏王也罢，他们实际仍然只是一个封国之君，谈不上“王天下”。

　　商鞅的所谓“空言一句”，文章就做在这个“王”字的含义上。

　　当初，惠王没有听从公孙痤的话，既没有重用、又没有杀掉商鞅；如今，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变得日益强盛而可畏，惠王自然不免有些后悔。特别是商鞅几次乘虚袭魏后，更恨不得生擒商鞅杀之而后快！

　　如果商鞅还是当年公孙痤相府那中庶子，此时的魏惠王定然会手起剑落，一刀结果这小子性命的；可人家现在已是秦国派来的使节，碍着“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他还是按下心头怒火，保持一个大国国君应有的风度，按照国使礼节来接待这个当年的中庶子。

　　惠王在阼阶前拱手一揖说道：先生别来无恙乎？此来又有何赐教寡人？

　　未及惠王降阶，商鞅便由西阶趋步而上，作揖施礼道：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敝邑寡君特命小臣前来拜贺大王，愿大王万寿无疆，洪福齐天！

　　惠王说：寡人安坐安邑，未及与上国大君会猎河西，却不知喜从何来，福又安至？

　　商鞅说：大王的大喜大福，许多人都已知道，臣从咸阳一路来，就有好些人都在津津乐道，难道大王自己反而一无所知？

　　惠王说：嗬，还有这样的事？有劳先生说与寡人听听！

　　商鞅说：这又何用臣说呢？大王的功业，如今早已超过当年齐桓、晋文之辈；大王的号令已经可以遍行天下，最多只有一二不识时势之君，尚需大王宣示一下圣威，而大王做到这一点犹若探囊。故依小臣之见，大王不如现在就着手准备帝王的冠冕印玺，敝邑寡君愿做拜贺大王称王天下的第一人！

　　惠王听了喜出望外，于座上跽身一揖说：先生所言，正是寡人终身大愿。但不知如何去登临此位，还望先生赐教。

　　商鞅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易如折枝，另一种办法难于挟泰山以超北海。任凭大王选择。

　　惠王说：寡人自然选择容易的一种。

　　商鞅说：可依臣看来，大王已经选择的，却偏偏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那一种。

　　惠王说：此话怎讲？

　　商鞅说：如今大王所联合的，不是宋国、卫国，就是邹、鲁、陈、蔡一类。此等原是大王马鞭子一挥便能驱使的蕞尔小国，靠它们怎么能与齐、楚那样的列强对阵呢？而如果不征服齐、楚，又怎么能称王天下呢？所以说用大王现在用的这个办法而要想成就帝王之业，无异于挟泰山以超北海。臣有一易如折枝之策，愿大王择取。其法为：向北联合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臣服于魏而听候大王调遣；向西联合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必然臣服于魏而听候大王调遣。若如此，大王便能上应朝天子之命，下顺天下人之心，成就帝王之业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惠王一听大喜，当即下令撤销了向秦宣战的成命，会盟诸侯的主旨也由原来的伐秦改为称王。同时紧急鸠工扩建宫殿，装饰朝堂，赶制王冠、王袍，以及作为帝王出行时的乘辇、卤簿等等。

　　经过一番紧张筹备，魏惠王约集诸侯到逄泽（今河南开封东南）举行称王典礼，接受各国诸侯的祝贺。秦孝公也特地派出公子少官率军队参加，以示庆贺。会上，惠王自称为“王”，纵然与会者除秦外，大多是为伐秦而联合的那些小国，但他多少还是过了一下口头上“称王天下”的瘾，会后又带领大家去朝见周天子。

　　魏惠王的这些做法，简直已是公开的谋反行为，尽管此时蛰居于雒邑的周天子早已形同傀儡，谈不上有任何实际制裁实力，但其他原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列强，却正好据此打出“勤王”旗号，借口卫护周天子而大兴讨伐之师了。其结果便是《战国策·齐策五》下面这样一段活：

　　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这里所说的便是发生在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先是魏攻赵，韩助赵，最后是齐救韩，与魏军大战于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这次战役的结果便是上面引文中说的：“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马陵惨败消息传到大梁，魏惠王狼狈得光着脚板东奔西跑，赶紧下令全线停战，最后顾不得体面，去向齐国求和。而秦国恰好趁此机会，在垂衣拱手之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河西之地，还用不着向魏国道一声谢。

　　顺便介绍一下“马陵之战”中两位著名军事家的故事：庞涓与孙膑。

　　魏国的十万大军由名将庞涓和太子申统率，齐国的数万精兵则以田忌、田婴为将，以因受过剔去膝盖骨的膑刑而只能坐于辎车指挥的著名兵法家孙膑为军师。庞涓与孙膑同学于鬼谷子，曾是一对好友。庞涓先为魏惠王所用，因自觉不如孙膑，便派人假意请孙膑来事魏，随即设计陷害，处以膑刑。孙膑以假装疯癫侥幸留得残生，旋又施巧计，经由齐国使节的“暗渡陈仓”，才逃出魏国亡命齐国。在魏军进入马陵前，孙膑早已精心设下了伏击圈，诱使魏军一步步踏进陷阱。当魏军进入峡谷时，已是暮色苍茫，隐隐看到被削去半边的一棵大树上像是写着一行字。庞涓命左右举火一看，不由大惊，上写着八个字竟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就在这时，岭上万箭齐发。身中数箭的庞涓仰天大叫一声，饮剑自刭。

　　那么上面引文最后一句说到：秦国乘机于垂衣拱手之间便取得了河西之地，怎么会有如此轻巧的事呢？

　　原来，这又是商鞅设的计！

　　计取河西之地，可说是商鞅为秦国做出的仅次于变法的大贡献，但据《吕氏春秋·无义》记述，商鞅取得此项胜利的方法却不那么光彩，这使他不仅在历史上因此而屡屡受到人们指责，而且我们很快就要看到，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最后或有可能脱逃的一线希望，也被自己这一不光彩行径留下的恶名给断送了！因而《吕氏春秋》在记述此事过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的确，人们在决定采取某个影响深远的行动时，应持审慎而又审慎的态度，不能只顾一时逞意而不顾及它的后果啊！

　　如此多情故人！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商鞅计取河西的事。

　　和议后的魏国，依然腹背受敌：东有齐国及其盟国的进攻，西有秦国的进击，疲于招架，屡屡败北。昔日声威，陵夷殆尽。

　　这时候，商鞅兴奋地对孝公说：君上还记得两年前臣受命赴魏时送给惠王的那一句空言吗？

　　孝公说：好一句空言！卿只此空言一句，就能抵惠王十万大军！

　　商鞅说：臣受命劝进惠王称王，对惠王来说，只是空言一句，但对君上来说，却并非不可企及的空言，臣愿以此为君上奔走终生。

　　孝公说：寡人夜寐夙兴，孜孜以求者，正是此志。卿此一言，为寡人增力不少。但不知何时能有此种时机？

　　商鞅说：欲求帝王之业，臣以为眼前正是大好时机。魏如今诸侯尽叛，形单影孤，难以自持。我若乘此东进，则魏必东迁。此后，秦国独据河山之固，东向以视中原诸侯，进退自如，帝王之业何愁不成！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国兴兵进击。秦国也就在这个时候，发起了夺回河西之地的战役。

　　秦军、魏军各为五万，可谓旗鼓相当。魏军驻于吴城（今山西平陆北），此城原为吴起治西河时所筑，坚固可守。秦军则扎营于狼牙山下，背山傍岭，攻守都十分有利。率领秦军的是商鞅，率领魏军的是公子卬。巧得很，二人竟是旧相识：年岁相仿，志趣相投，当年商鞅游魏时，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对故人猝然相逢于戈戟森严的战场，似乎都有不胜世事沧桑之感，都像有化干戈为酒樽的意向。

　　公子卬正要修书，以叙故友久违思念之情，商鞅的信却已先派人送到。展而诵之，绵绵情谊，溢于言表——

　　鞅敬拜于公子尊前：公子尚记得尔我沐浴夕阳，一起畅谈于湅河之畔否？不意流水年华，而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但何忍以兵戎相见，兄弟自相鱼肉？鄙意欲公子言之上国大王，鞅亦言之敝邑寡君，各皆罢军。若果如愿，则两国生灵免遭涂炭，河西之地得以山长青、水常流；使千载而下，称吾两人之交情犹管鲍之复生也！

　　公子卬读后兴奋得击案高吟：知我者，故人也！当即修书答谢，约定三日之内禀明惠王后，立即撤军。并厚赏来使，回信就由来使带回。

　　商鞅得到回信，迅速做了一番部署，第二日宣布前营先撤，待得到孝公回命后，即拔寨全起。先撤的前营，暂至狐岐山、白雀山一带行猎，既使将士得以游乐，又可获些野味助餐。同时，又派使者向公子卬送去两件秦地特产的小礼物：旱藕和麝香，并附去数言：旱藕益神，麝香辟邪；聊志友情，以为永好。

　　到第三日，商鞅待要率师回程，越发不胜依依，几番回辔，于是又使人送去一信——

　　马啸西风，公子将归矣，鞅再拜于尊前曰：大河长流，人寿几何？尔我兄弟幸而得此一见，归而分隔河西河东，不知此生能否再有相会之日！愿即勒马回步，作一次衣冠之会，相见于玉泉山下，促膝长谈竟夜，以为别后永念。公子若能俯从，请即以明日为期。

　　公子卬早已为这深情厚谊所陶醉，立即回书如期赴约。当天夜里，这位纯情的公子几乎是数着更次等待天明的。但他哪里知道，他那位当年的好友商鞅，此时却正在忙着布置层层险恶机关，守株待兔。原来那假意撤走的前营，在狐岐、白雀二山之间行猎只是幌子，其实是预先设下的伏兵。至于玉泉山下两位故人即将重逢之地，更是刀光剑影，处处暗藏着杀机。

　　第二天早晨，商鞅先派人去吴城向公子卬报信，说是敝邑相国已先往玉泉山恭候，随行人员不满三百。公子印深信不疑，有近侍上前劝阻，都被他厉声斥退。时辰一到，他便兴冲冲地登车赴会，跟从的还有乐工一部，輶车上载着酒食，侍从人数与商鞅相当。

　　两位故人一见面，欢喜不尽，双双执手进入主席。各人所带随从皆有酒食，全都喜笑颜开。公子卬是地主，先为商鞅把盏。三献三酬，奏乐三次。然后，撤去魏国筵席，再摆上秦国酒馔。秦国几名侍酒者，都系虎贲勇士所扮，个个力敌百夫。商鞅举爵殷勤劝酒，劝到三巡，忽以目示意左右，四周刀斧手纷纷如猛虎扑出。刹那间，山顶杀声如雷，山下应声似潮。转眼间，公子卬所有侍从或被杀，或被缚。他本人也已被左右两个虎贲按住，却犹是惊恐莫解，大声嚷嚷着：相国，何以要如此欺骗故人？

　　商鞅笑着说道：姑且欺骗一次吧，尚乞公子恕罪！

　　公子卬当即被押上囚车，解往咸阳报捷。这边所有被缚侍从，都解去绳索，赐酒压惊。然后由秦国将士扮成公子卬及左右侍从，坐于主车，仍用原来军仗，以秦军顶替那些被杀了的人，凑足原来三百人数。选出几个乖巧的俘虏作为前驱，命令他们，就说是公子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当有重赏；如若不从，即刻斩首。侍从们看到求生有望，自然个个答应。这样三百余人进得吴城后，一个里应外合，大破措手不及的魏军，城头上很快换上了绣有“秦”字的大纛。

　　商鞅乘胜大举东进，渡过黄河，直逼安邑。魏惠王在受到齐、赵与秦国东西夹攻的危急形势下，不得不屈膝求和，答应把河西大部分地区归还给秦围。秦孝公又来一个见好就收，下令商鞅班师。魏惠王在拱手交出河西之地后，感到再呆在安邑宫里犹如背有芒刺——离秦太近了，于是着手把国都正式从安邑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

　　离开安邑这座曾经给魏国带来辉煌的故都时，魏惠王望着夕阳中苍茫的中条山，仰天一声长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史记·商君列传》）

　　从这时开始，因国都已迁至大梁，魏国又称梁国，魏惠王亦称梁惠王。

　　“陷人于危，必同其难”

　　商鞅凯旋而归，孝公亲至东郊隆重迎接他和他所率领的胜利之师，接着就封以於、商之地十五邑。於，今河南西峡东；商，今河南商丘南。一说“於”、“商”应连读为“於商”，其地在今陕西商县东南。以封地“商”为氏，这也便是商鞅原名卫鞅、后来史家习称商鞅的原由。

　　汉初贾谊在追溯秦始皇创立秦帝国由来时，认为帝国大业的第一位奠基人，便是秦孝公。且看这位洛阳才子笔下这些气势磅礴的文句——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伯通“霸”。天子致伯，就是周天子承认秦国为诸侯之长。尽管周天子其时已徒具虚名，但由周王朝数百年基业形成的传统思维，依然认为只要是那位局居于雒水一隅的姬姓天子点过头的，便算是得到了权威的认可。所以到第二年，“诸侯毕贺”：山东诸国包括中原列强全都到秦国来表示祝贺。这该是秦孝公、也是秦国历史上享受到的最高荣誉。

　　要说秦孝公的功业，当然离不开商鞅。这一点，孝公自己也是很清楚的。因而据说在他暮年，曾有想把君位传给商鞅的意向，商鞅辞谢不受。

　　到计取河西之地、受封于商，商鞅的人生和事业达到了他的顶峰。

　　顶峰其实是一种危险。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顶峰之上平稳地长久居留。

　　正当商鞅声威赫赫、尽享荣华之时，有个在一旁冷静观察着的人，突然来拜访他了，向他发出了“危若朝露”的警告，认为杀身之祸已是“翘足可待”；劝他及时激流勇退，归还十五邑封地，隐身到乡野去灌园终老。

　　这个人叫赵良。

　　赵良其人，在《史记》中仅见于《商君列传》，而且对他的生平、行事也没有更多说明。有学者从他所持观点估计可能是宗室贵戚，也有人认为或许是当时高士。我在通读《史记》时渐渐产生一个想法，以为这个赵良，就像张良博浪沙袭秦失败后不期而遇的那位黄石老人（详八章一节）、陈胜揭竿反秦为王后忽而来访的那个昔日耕田伙伴（详十章一节）一样，是太史公人物列传中特有的角色，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抑或是否真有其人，似乎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传主命运被叙述、人性被展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黄石老人和那个耕田伙伴后面还将提到，这里单说赵良。赵良的来到，固然使商鞅龙腾虎跃的人生旅程突然出现了一个休止符，让他有个回顾、展望和冷静思索自己人生的机会；但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插入这一人物，也许更为主要的是要借此阐述他的人生感悟，同时也让读者每读至传主命运转折处，可因有此插叙而稍作停顿，静下心来细细作些咀嚼。

　　现在我们就来择要听一下两人的对话。

　　从开头的几句寒暄中约略可以看出，商鞅大概尚在微贱时曾与赵良有过一面之交。如今他不仅已成为秦之国相，且功勋赫赫，但仍然提出愿与依旧是布衣的赵良交个朋友：“今鞅请得交，可乎？”听得出来，既出自诚心，却也多少带有点炫耀。

　　赵良用委婉的言辞拒绝了商鞅的请求。在他进一步申述时，已是语含讥刺，意在言外。他说：“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

　　商鞅听出话中之话来了，追问一句：“子不说吾治秦与”：先生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吗？

　　这样就将对话引入了正题：评价商鞅治秦的功过得失。

　　此时商鞅的自我感觉正处于一生中最好的状态，他夸耀自己治秦的一桩桩功绩，语气中认为自己比穆公时代的五羖大夫更贤明。赵良听后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直言貌）。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犹“默默”）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意思是我要获得你不杀的承诺后，才敢进言。商鞅表现得很大度，他说：“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良药苦口，请先生尽管直言，我洗耳恭听。

　　这样，赵良就把商鞅与百里傒从行事、功业、修身等方面逐一作了比较，在盛赞百里傒的丰功伟绩和道德风范后，列数商鞅通过寺人“走后门”进入秦宫，推行新法峻刻严刑，出入“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大摆威风等劣迹，并引《诗》、《书》指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圣人之教，不可不诫。最后劝导说——

　　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指孝公封给商鞅之地），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指隐居之贤人），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代指孝公死去）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但是，“商君弗从”。

　　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不等于他没有思考；他思考了，仍然“弗从”，这就有其深刻的、在他看来已是无法改变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也会以为商鞅是不可能听从赵良的劝告的。这种“不可能”包含着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性格等多种因素。《吕氏春秋·无义》对此有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评述：“公孙鞅之于秦，非父兄也（非秦王室成员），非有故也（在秦无故旧），以能用也，欲堙之责（意谓为秦尽责），非攻无以。”商鞅没有听从赵良劝告你可以理解为他贪恋功名利禄，读了《吕氏春秋》这段评述却又让我们品味到了他作为一个来自下层的“客卿”的些许苦涩。

　　商鞅来自卫国，在秦国既无王室背景，又得不到亲友支撑，除非孤身奋力进取，就没有他的立身之地。这既造就了他的性格，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命运。商鞅不可能不是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功利就是他的生命；停止了对功利的追求，就意味着生命的止息。因而为了达到一个预定的功利目的，他可以暂时不顾及其余，不计后果，甚至个人生命。这几乎成了商鞅的宿命，但也正是在这里，他的短暂的生命闪现出了耀眼的光辉。

　　商鞅受封于商不到两年，即公元前338年，在位二十四年的秦孝公猝然病故，继位的是惠文公。

　　这位惠文公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少年时代因反对新法而商鞅要绳之以法的太子驷。后来太子自己总算没有受刑，为之代受刑的是他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

　　公孙贾被黥了面，公子虔被割去了鼻子。

　　一个人，额头被刺上字，或者光溜溜的削平了鼻子，即便是平民百姓也无脸见人，何况他们都是身为宗室成员、未来国君的师傅呢？

　　受刑以来，两人一直深居内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整忍受了十二年！

　　十二年的积怨，一旦要求索还，那代价会是很可怕的！

　　惠文公即位后的第一次朝会，第一个出来禀奏的，便是被割去了鼻子的的公子虔和黥了面的公孙贾。两人援引了“大臣重则国危，左右重则身危”的古训，接着说：商鞅立法治秦，秦国虽治，但国中老少男女都只说商君之法，而不说秦国之法。如今又加封采邑十五，权位已极，势必谋叛。望君上立刻明断，切莫养虎贻患！

　　两人刚说完。朝堂上便响起一片附和声。

　　惠文公说：此贼寡人也恨之已久。但他是先君之臣，谋叛形迹还不明显，暂且削去职位，看他如何动作吧！

　　于是下令收去商鞅相印，命他立即回封地商、於去。

　　其实孝公一死，商鞅就有了预感，更何况此前赵良早已向他发出过警告。他在辞别朝堂时，特意依旧用了全部卤簿，威仪犹如国君。在变法中新晋升的百官，纷纷前来向他饯行，朝署为之一空。车马驶出咸阳城，商鞅不由回望了一眼。由他设计、建造的秦宫楼群殿，沐浴在一片朝晖中。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眼。

　　商鞅觉得自己需要有这样一个结束，他的政敌也正等着他最后再摆这么一次威风。

　　公子虔、公孙贾立即去禀奏惠文公说：这叛贼已撤去相位，竟然还敢僭拟王者仪制，倘若任其回归商、於，必然后患无穷！

　　当年曾在朝堂上与商鞅进行过激烈辩论的大夫甘龙、杜挚，也火急赶来作了同样的禀奏。惠文公大怒，当即命公孙贾引武士三千去追赶商鞅，斩首来报。

　　当公孙贾领命出朝时，受严刑峻法压抑已久的咸阳城内百姓，连街倒巷纷纷出来指骂商鞅。那些少年气盛的当场挽袖奋臂，自愿跟随着同去捉拿商鞅。一路越跟越多，最后竟多达数千人。

　　商鞅已离咸阳近百里，忽闻背后喊声大振。命人探明情由后，知寡不敌众，急忙卸下衣冠，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一起逃亡。奔至函谷关，看看天色将暮，便往旅店投宿。店主向他索要证明身份的书帖。商鞅说没有。店主便关门谢绝，说：这是商君之法规定的，小人可不敢容宿无帖之客，违反规定要杀头的呀！

　　商鞅不由暗暗叫苦：呵，我自己立法，如今反倒害了自身了啊！

　　趁着夜色，商鞅混出函谷关，觉得还剩下最后一条路：投奔魏国。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年轻时代游魏期间结识的那些友人中，或许还有肯收留他的吧？

　　魏国要塞的守令是一位老者，叫襄疵。他认出了商鞅，却拒绝接纳。

　　商鞅恳求说：古人有言：君子周急不济富。鞅如今已是涸辙之鲋，长者难道还不能施以滴水之恩吗？

　　襄疵说：恕老朽也以一句古人之言作答：陷人于危，必同其难。相国当年陷公子卬于难的事，世人都还历历在目，难道相国自己反倒如此健忘吗？

　　商鞅走投无路，不得不退回秦国，急奔自己封地商、於，组织徒属，准备作孤注一掷式的顽抗。但惠文公很快派出大军，粉碎了商鞅的抵抗，并在郑国黾池这个地方将商鞅俘获，施以六种死刑中最惨酷的一种：车裂，即五马分尸。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商鞅的一家也全部被杀戮。

　　对商鞅的历史功绩，西汉刘向有过这样一个总的评价——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新序》佚文，录于《史记集解》）

　　事实上，惠文公顺应公子虔等人要求处死商鞅，也并非要否定商鞅功绩，更不意味着秦国要恢复商鞅变法前的旧制度。恰恰相反，对于新法的成果，惠文公全部予以继承，后来还有所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没落的封建贵族对待暴发的资产阶级的心态时，有一个微妙的描述，说他们一方面叽叽咕咕地“声讨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却堂而皇之地“拾取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共产党宣言》）。这恰好也是秦国新的统治集团对商鞅的心态。由商鞅变法结出的金苹果，他们堂而皇之地拾而纳之于怀，毫无半点羞愧之感；而对商鞅这个人及其一家，却不止是叽叽咕咕地声讨，还要用健马撕裂，用快刀宰杀！

　　不过再细细想想，觉得这一切也都由事物本身发展的情理使然。

　　继孝公而立的惠文公，在位共二十七年，后二十四年改称为惠文王。他一生文治武略都颇有建树，绝不是一个胸襟狭隘、只图报复逞快于一时的庸君俗主。他杀商鞅自然也不能排除有出于个人恩怨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却是基于他深谙统治之术的个中三昧。凡是新君即位，都要设法施德于他的臣民以使自己迅速获得拥戴，因而对所有受到前朝伤害的人，都要尽可能给予安抚，即使不能真的做到，哪怕只说几句空话也好。其具体操作要诀是：把一切坏事都推给前朝，把一切好事都记在自己名下。但非有万不得已的特别原因，先君的光辉形象是绝对不能损坏的，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像现在这样推出一个确实有不少民愤、个人品德方面又有缺陷的商鞅出来，使他成为前朝所有过失的箭靶子。如此这般以后，臣民们都会对新君山呼万岁，新君之位就会迅速获得稳固。

　　所以，即使继位的不是惠文公，商鞅侥幸不被车裂，也决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即使没有公子虔、公孙贾的禀奏，惠文王也迟早要借个题目做这篇文章；

　　所以，惠文王做的实在是任何一个新君都要做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古老的新君术的重演：他一手抱住商鞅变法结出的“金苹果”，一手举起斟满商鞅之血的酒爵，向变法过程中的被伤害者表示慰抚。

　　现在，正处于青春年少的惠文王，雄姿英发，勒马横戈，挺立在由商鞅收复的河西大地上，立眉虎视着河东诸国，胸口勃勃然即将有所动作。所谓“诸侯卑秦”的时代已一去永不复返。一蹶不振的魏国，日见衰落的齐国，但求容身的韩国，欲强反弱的燕国，东碰西撞的赵国，内耗频频却又妄自尊大的楚国，如今轮到他们认真想一想：为求自身生存，该如何来对付这个剽悍勇猛，且又颇具智慧和狡诈的关西蛮儿呢？

　　当秦国强大到以中原六国作为自己对手的时候，“合纵”、“连横”之说便应运而生。

　　下一章开头的出场人物是一个衣衫褴褛、又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年轻人。他突然张嘴问他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

　　的确，战国这个特殊的时代发展至此的标志物，便是舌头与刀剑。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朝秦暮楚……这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但拨开迷乱的表象，依然可以看到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军事、经济实力和决策者的智慧。秦国正是得益于改革较为彻底，因而在反复角逐、搏击中，一跃而成为七雄之冠。

　　下章之末，读者将接收到一个信号：有个奇特的人物，将以奇特的方式介入秦王室内政，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秦王世系传承次序。于是，我们隐隐听到了大秦帝国开始向我们走来的跫跫脚步声……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