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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纷纭的赵姬妊娠之谜一场从司马迁延续至今的争论

　　人类曾经在自己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把同类中一部分称作奴隶的人当作了商品，拥有者可以自由买卖他们。尽管奴隶制度早已灭亡，但是人类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躯体上曾经有过这一耻辱的印记。

　　新兴的地主占有制在战胜古老的奴隶主占有制过程中，渐次兴盛起来的商品经济立下了不容忽视的功劳，这是它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的最初贡献。

　　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时候，就会分泌出一种显影液来，人类躯体上那个老旧的耻辱印记多少作过一点变化或隐或现地再度显示出来。

　　春秋战国正是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的时代。

　　在当时诸侯国国都等著名大城市，大体都是“面朝后市”的格局，即南区为政治中心，北区则为商业中心。在酒楼茶肆林立、四方商贾云集的商业区里，自然少不了鼓瑟击筑、斗鸡走狗等等娱乐活动，同时也少不了一种半商品化的女性，那便是商女。

　　商女，就是人类最初那个耻辱印记的部分复现。

　　商女的命运，只要看一看加在她们头上的“商”这个修饰词，便不难品味出其中的辛酸来。

　　这类商女，在邯郸该是特别多的。邯郸自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建为赵国国都后，很快就成为中原地区著名的繁华城市。有个大家熟知的“邯郸学步”的故事说明，邯郸人的生活方式以至衣著打扮，在当时一定是很新潮的，以至连他们走路的样子也成了列国少年追慕的时尚。《汉书·地理志》说到邯郸之地民风时，有这样一段记载：“故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diēxǐ脚穿无跟之履小步走），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当吕不韦回到自己下榻的公馆时，盛装迎候在门口的便是这样一个“游媚富贵”的商女。

　　这个卑贱的女人，此刻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她将对秦国历史施加那样大的影响。因为卑贱，甚至连像样的姓名也没有留下一个，史书都称她为“赵姬”，那不过是说生于赵国的一个女子而已，算不得正式姓名。

　　不过说这个女人卑贱，是就当时她所处的社会地位说的。在女人世界里，她却分明是一个佼佼者，拥有别的女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特别在她自己心目中，很可能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强者，无论沦落陋巷被人贱视的时候，还是入主后宫被人敬慕的时候。她与男人不同自不必说，与别的女人也不同：她始终坚持以一个女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并尽力追求女性最需要的一切。

　　吕不韦回到邯郸后，异人不再是过去的异人。他有资财，有理想，自然也不再无所事事。他忙得很了，除了广交宾客，还得去学习和熟悉做一个国君应该具备的知识、权谋以及礼仪等等。

　　吕不韦也不再是原先单是经商的吕不韦了。他现在已经是未来太子的太傅，未来国王的丞相。他所研读、思考的范围自然比过去广泛得多。此外，他还得身带重金，到赵国朝堂上下去游说、斡旋，为异人的回国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原先的“空质子”异人也陡然升值。先是邯郸上层，接着是贵族子弟以至国民，人们都知道这个曾经是“空质子”的异人，很快将被立为秦国太子的嫡嗣。这种身份的改变既使他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重视，却也为他带来了与此相应的危险。

　　这期间，他们两人肯定常常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切磋琢磨，并随时警惕着猝然降临的意外。如果说他们之间有过友谊的话，那么正是在这种时候，而不是后来一个当上了国王、一个做了丞相的时候。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两个男人中间还夹着一个女人，她便是商女赵姬。

　　赵姬姿容姣美，能歌善舞，很快赢得年轻富商吕不韦的钟情，还在吕不韦结识异人以前，她就成了吕公馆的女主人。这在吕不韦方面，多少有点逢场作戏的味道。但在赵姬以及与她同命运的姐妹们看来，这或许还是赵姬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如果这真的可以称之为成功的话，那么她的更大的成功还在后头。此后不久，事情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赵姬正式成了王孙异人的妻子，而且很快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赵姬既然与两个男人有过亲密接触，那么小男孩的父亲究竟是谁，局外人无从知晓。单是这一点，它就可能演化出多个有趣的民间故事来。但引人关注的远不止这一点。因为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他正是二十九年后那个手持太阿剑、削平关东六国，做了一统天下的始皇帝的嬴政！“母以子贵”，赵姬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太后。这便由民间故事而一跃成为被庄重地写入了正史的重大事件。一直停留在民间故事阶段的事情很好办：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怎样说有趣就怎样说。一进入正史，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以严谨著闻的史学家们不要说字字句句，就连一个字中的点画撇捺都要从三坟五典那里找到足够根据才肯落笔的。此事后来倒真可说是事关重大，但起初实在属于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又如何能点画撇捺都有文献典籍为据呢？

　　于是沉寂的历史论坛便热闹起来：众说纷纭。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说的——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被华阳夫人认为己子后，改此）从不韦饮，见而说（通“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史记》的这段记载说明，吕不韦虽然事先知道赵姬已有身孕，但当异人一见钟情提出要娶她，开头他还颇有些恼火：“吕不韦怒”；后来因为想到已经为异人立太子事弄得倾家荡产了，为着那个“钓奇”的目的，不想恶化双方关系，才把赵姬献给异人的，其中多少含着一点无奈。至东汉，第一个为《吕氏春秋》作注的高诱，仍依司马迁所说，并未节外生枝，枝上添花。

　　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大史学家班固，在他写的《汉书》中索性把秦始皇由嬴姓改为吕姓，称吕政。宋代裴骃在《集解》中作了这样解释：

　　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异人即位后称此）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汉书·王商传》引太中大夫的一段话，更把这说成是吕不韦预设的一个阴谋——

　　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

　　这样到了宋代，在《资治通鉴·周纪五》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正式记载——

　　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

　　司马光不愧为大手笔。他的记载，大体采自《史记》，只加了一个字，便使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司马迁说“吕不韦怒”；司马光也说怒，但却是“佯怒”。佯者，假装也。正是这个“佯”字，活画了吕不韦的诡谲与奸诈。《史记》里吕不韦的某些无奈的成分不见了，一切出自他精巧的安排。这也就是说，转让有孕的赵姬是吕不韦的又一个、而且是比说动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嫡嗣更大的计谋；不妨把这个计谋叫作“嫁接术”，就是说要使嬴姓的秦国变成他吕姓的秦国！

　　至近现代，这一观点仍然为不少学者所接受，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如前些年出版的郭志坤的《秦始皇大传》，就有这样的描述——

　　当他（指吕不韦）知道赵姬有孕后，便拨动他的如意算盘：“我要是把赵姬献给异人，如果生一个男孩，是我的亲生儿，继承王位，就是吕氏的后代。这也就不枉我倾家荡产下这个赌注。”于是吕不韦精心作了安排：他请异人喝酒，席间让赵姬歌舞，并命赵姬不断向异人敬酒，异人被弄得神魂颠倒。酒席散后，异人请求吕不韦送赵姬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吕不韦“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至于上述情节一进入明清以来的演义一类小说，如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蔡东藩的《前汉演义》等等，那就更为自由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往往让吕不韦与赵姬合演“双簧”，引诱异人入套。一个是老谋深算，一个是长袖善舞，再加上一个初尝禁果时的乍惊乍喜，让人眼花缭乱，神荡魂摇。

　　但是，难道事情真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吗？吕不韦真是如此这般设下圈套把身怀六甲的赵姬出让给异人的吗？嬴氏的天下真是通过这一奇谋变成吕姓的吗？

　　两位郭先生的论战

　　首先对此心存疑虑的似乎不是别人，正是司马迁自己。

　　《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专为秦始皇立传的，司马迁对秦始皇身世的说明，似应以本纪为准。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

　　如果没有同是出于司马迁手笔的上述《吕不韦列传》中那段引文，单读这一段文字，只能得出嬴政为异人亲生的结论。

　　到了《吕不韦列传》中那段文字流传一千多年后的明代，王世贞、汤聘尹等人也开始提出怀疑，认为这样的事吕不韦、赵姬不说，别人“乌知其（指始皇）非嬴出也”；并认定所谓“吕易嬴之说”系“战国好事者为之”（分别见各自所著《读书后记》、《史稗》）。至清代，先后问世的梁玉绳《史记志疑》和崔适《史记探源》，都以为《史记》所记赵姬已孕而嫁异人事不足凭信。梁玉绳并认为如果联系前后文来看，其实司马迁也是否定此说的，只是人们“自误读《史记》耳”。现代学者持否定观点的更多一些，且语气较为坚定，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可以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确实是莫须有的事。”马非百在《秦集史》中说：“不韦纳姬一事尤为诞妄。”

　　综观这些持否定观点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误记说，一类为篡改说。

　　关于误记说。

　　此说主要根据是《战国策》只记有吕不韦入秦游说事，未记其还有向异人让姬事。而且此书记吕入秦游说的时间是在安国君已即位为孝文王时期，其时嬴政早已长成一个十岁左右的大孩子，根本不可能再发生赵姬已孕而嫁异人那样的事。因而认为这类说法，可能是当时流传较广但并非实有其事的传说，司马迁误以为真而记入了列传。

　　至于当时那些传说的来源，说法也有多种。王世贞提出两种可能：一是吕不韦自己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想用以暗示秦始皇：我吕不韦才是你亲生父亲，应该让我长保富贵。二是吕不韦的那些门客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泄愤。他们借此骂秦始皇原是私生子，并使天下人都知道，秦国实际上比山东六国任何一国灭亡得更早——它早已由嬴姓变成了吕姓。郭沫若另辟一说，认为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时，吕氏之族那些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抬高吕氏之族的身价。吕后的父亲吕公，原籍与吕不韦的封地是近邻，吕公还有可能是吕不韦的族人。当然，即使不是族人，他们也可以安上某种关系，认吕不韦为他们族祖，秦始皇为其族父。这样，他们便可以对刘氏党人说：天下原本是我们吕家的天下，你刘家还是从我们吕家夺去的呢！

　　关于篡改说。

　　此说认为《史记》曾经被人篡改过。如崔适就说：《史记》本属今文经学，由于刘歆的篡改，乃杂有古文之说。梁玉绳并具体说到《史记·吕不韦列传》就可能被刘向“以己异闻改易彼书”。至于直指我们上面引过的那段文字是经人篡改的，则见于不久前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文中说——

　　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句描述不寻常的怀孕期的话（指前引《史记》原文中“至大期时”一句），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要做到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不但把他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把他说成是商人之子？这句插入的话——还有以后出现的其他相同的情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为直到近期为止，关于秦始皇是私生子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上述肯定、否定两种观点，有些学者在论述时是对立着提出来的。为使读者有一个大致了解，我选摘其中两家，巧的是两位先生都姓郭：郭沫若与郭志坤。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

　　这传说虽然得到了久远而广泛的传播，但其本身实在是可疑的。第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它的旁证。第二，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像一个刻板印出来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第三，《史记》的本文即互相矛盾而无法说通。它既说秦王政母为邯郸歌姬，然而在下文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这怎么说得通呢？而且既是“大期生子”，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大期”据徐广说是大过十二月，据谯周说是大过十月，要说不足月还有问题，既是大过了十二月或十月，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郭志坤在《秦始皇大传》中认为，郭沫若的“三点疑点是可消除的”——

　　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为《战国策》所不载，没有旁证，照样保持《史记》的真实性。如《史记》记载的尉缭事迹为《战国策》所不载，于是有人认为“不足尽信”。近年在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之竹简《尉缭子》一书，充分证明了《史记》记载是可信的。

　　第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出于《战国策·楚策》。《史记》所载的故事与此相类似，并不能否定《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的。

　　第三，并没有自相矛盾。司马迁说吕不韦“邯郸诸姬极好善舞者”，此“姬”即为“赵豪家女”，这完全说得通。钱大昕也解释说：“不韦资助之，遂为豪家。”

　　某些学者们对秦王政为吕不韦私生子一事持否定态度，无非是想抬高秦始皇的声望，其实没有必要。说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形象。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人物，出身卑贱的，而所干的事业是伟大的。伟大的人物是私生子不乏其人，如孔子是私生子，耶稣也是私生子，但并没有因此而损害他们的形象。

　　我的门外陋见

　　对这样的专门问题，我这个历史学的门外汉原本没有资格饶舌的。但既已写到这里，顺便也来说几句，只图凑个热闹。

　　我再三读解《史记·吕不韦列传》上面已经引过的那段文字，觉得司马迁落笔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在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否定根据以前，我还是相信司马迁的记述。

　　不错，《史记》的这条记载没有从《战国策》找到根据，但《战国策》也并非是一部把战国时期发生的所有人和事都包罗无遗的书。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前，不仅有充分的案头准备，还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史记》中许多新鲜活泼的材料，正是通过他这样辛勤劳动得来的。此外，从《战国策》到《史记》还存在着一段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距离。发生于其间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秦帝国的灭亡和汉帝国的建立。就像我在本书《引言》中提到过的那样，当一个王朝被推翻时，它的黑暗面便会被充分地揭露出来，有时会达到不惜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的地步。像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这样一类社会性极强的传闻，当时肯定会有很多，并有多种“版本”。它的原初来源绝不会是吕不韦本人，也不大可能是他的门客，吕后称制时的吕氏之族似乎更勉强。可能性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先后与异人、与嬴政争王位而相继失败了的那些王子们。当时范围大概还限于秦王宫之内，渐渐流入到民间，但还处于潜流状态。一到秦帝国灭亡，胜利者的汉帝国自然会很乐意地利用这种传说，于是潜流遂成洪流。

　　当司马迁为秦始皇、吕不韦立传时，他当然也可以单以文献如《战国策》为据加工写出，但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史官是不能无视大量流散在朝野的各种传说的。只是此事起初原属两人世界中的隐私，除非当事人复活，也实在无法得到权威性的证实。但传说的可信度却又不容轻视：因为只要赵姬曾经与吕不韦有过同居关系属实，那么离怀孕也就只有微小一步了。写，还是不写？相信要使自己著作“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司马迁，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最后决定，只把它写进《吕不韦列传》而不入《秦始皇本纪》。这种处理不知是否可以作这样猜想：作者因无法获得实证而存有某些保留态度呢？

　　至于“至大期时”一句，首先是梁玉绳，接着是郭沫若，两位前贤似乎相继理解错了。梁氏、郭氏各自在上文已提到的著作中以略有差异的文句，提出了一个相同的诘问：月份不足才可疑，既然过了十月或十二月还有什么可疑呢？但我细读原文前后文，却觉得司马迁所以要加这一句话，恰恰不是在“生疑”，而是在“释疑”。因为如果嬴政像平常孩子那样怀胎十月即出世，那么扣去怀孕至让姬这段时间，不就变成早产了吗？真要是那样，当时就不可能再成为秘密。偏偏嬴政是“大期”生的，其超出常期的那段时间，恰好用来填补从怀孕到让姬所需的时耗，这样出生时似乎一切正常，这才得以暂时瞒过异人和世人。我猜想这大期生一说的发明权不是司马迁，而是传说作者。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有人发觉了这个时间上的漏洞，于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修补的方法，司马迁也就照实录出。但大期不大期这样的事，除了赵姬本人谁能知道呢？而且也太巧了，巧得反而使人生疑。此说的实际效果确实有点出于原作者和实录者的意外：欲盖弥彰。

　　不过我相信的是司马迁记述原文的本意，即让姬之事并非出于吕不韦初衷；不连带后来人们据此引申、联想出来的那些说法，如像郭志坤君《秦始皇大传》中所说的那样，吕不韦“知道赵姬有孕后，便拨动他的如意算盘：我要是把赵姬献给异人，如果生一个男孩，是我的亲生儿，继承王位，就是吕氏的后代。这也就不枉我倾家荡产下这个赌注”，于是便设下圈套叫异人去钻，等等。后人当然有权引申和联想，但要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符合生活于其时其地的人物心理，即要合情合理。看吕不韦的一生行迹和读他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我觉得他固然有很高的智慧，有远大的胸襟，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实际感的人，从不作泛泛空想。在让姬前后这段时间里，吕不韦已经花去了千金以上的财资，而他所得到的，实际上还只有安国君与华阳夫人愿意立异人为嫡嗣这样一句口头承诺。因此，这期间他的主要心力都集中在如何使异人顺利回国并使口头承诺转化成为现实这样一件复杂、艰难的大事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忽然分出心力来去筹划那个虚茫而又遥远的“移花接木”之计呢？后来的人们因为已经看到嬴政当上了秦始皇这样一个事实，再返回去推想当时的吕不韦，就很容易凭主观臆测认定他一开头就“拨动过他的如意算盘”。但这种“倒果推因”思维方法，却往往难免违反实际。实际情况是，处于事件起端时的吕不韦，真要有那么一把如意算盘，拨起来却很不如意——其间横亘着多少个吉凶未卜的难关啊！首先是生男生女未卜；即使天幸而生下男孩，能否被当上秦王后的异人立为太子未卜；即使立为太子，能否即位为王也未卜。更何况，就连异人本人，能否回国，能否被立为嫡嗣并成为太子，能否继承王位，都还尚属未卜呢！此外，这时昭襄王虽已进入暮年却还健在，此老何时死，安国君即位后又何时死，更唯有天知道！可如果他们不死，异人的王位尚悬在天上荡秋千，又遑论那块男女未卜的腹中之肉呢？况且异人在争夺储君之位时还将会有多少凶险？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人便一厢情愿地拨起如意算盘来了，此人实在神乎其神到了令人不可思议，与通读《吕氏春秋》并稍稍作过一点研究后留在我脑海中的吕不韦相距实在遥远而又遥远！

　　写到这里，我才忽然想到是否对赵姬妊娠问题花的笔墨过多，惹得读者生厌了！果真如此，还请诸君鉴谅。不过我再想想，觉得此事在现代人看来，无非是茶余酒后的谈笑资料，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却实在是一个极为庄重的大问题。这与郭志坤君说的秦始皇是不是私生子、他的形象伟大不伟大，恐怕是两码子事，那是把这个古老的命题进行了一番现代化改装的结果。这事的本质关联到整个宗法社会赖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问题。血缘关系无疑会长期存在，可能将与人类共始终。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它曾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人的其他任何属性。早在父系氏族社会，人们便以处于家长或族长地位的男子为中心，以与这个男子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为依据，确定该家族、宗族中其他成员的地位、身份，并以此为纽带，共同团结起来，去对付凶猛的野兽，抵御自然灾害和抗击外族入侵。进入夏、商、周后，统治者更把这种维护父权家长的“亲亲”、“尊尊”观念，与王位的继世承续紧密揉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宗法制度，前人曾不无贬意地称这种制度为“家天下”。试想，后来当上了“始皇帝”的这个小男孩，真的不属嬴姓而是吕姓血统，那么这“天下”也就从嬴家变成了吕家，在“家天下”的语境下，这该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件啊！由此可见，血缘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了解这种作用，倒过来讥笑古人对它的过分重视，那我们自己也难免要被历史笑为浅薄。当然，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血缘关系终究将逐步淡化并最后退出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而只存在于家庭及亲属关系之中。只是在本书所叙述的时空范围内还远没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有一出流传很广的元人根据《史记·赵世家》编撰的杂剧《赵氏孤儿》，其本事发生于春秋晋国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大夫屠岸贾弄权将赵朔一家斩尽杀绝，唯有身怀六甲的赵朔之妻得以脱逃，并生下了一子。屠岸贾的阴险凶残之心正是受着血缘论支配的，即所谓斩草必须除根，务必杀死赵氏这唯一后裔，戏剧便围绕着赵朔友人公孙杵臼、程婴如何保护住作为传承赵氏血脉的唯一根系——赵氏孤儿展开。他们费尽周折、历尽艰险，甚至不惜用自己孩子去代替被杀以瞒过屠岸贾，最后还赔上了他们两人自己的性命，才终于将这一孤儿保护了下来并抚养成人。在这里，运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他的价值何以一定会高于另外一个孩子和两个成人呢？因而当《赵氏孤儿》传入欧洲，引起生活于18世纪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兴趣，将其改编成为戏剧《中国孤儿》的时候，就根据新的价值观作了若干重要的改动。譬如程婴将自己出生才半个月的儿子代替赵氏孤儿去受戮，是该剧的高潮所在，原剧程婴之妻并不反对，而改编后的《中国孤儿》却让她作为一个母亲发出了这样的抗议：为什么要用我的孩子的命去保别人孩子的命？这声蕴含着近代人文精神的呐喊，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但应当说，它完全是属于伏尔泰或经过启蒙运动后的法国妇女的，不属于中国古代。自汉至元一千余年读《史记·赵世家》的读者，元及元以后数百年坐在剧场里看《赵氏孤儿》的观众，都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呐喊。至于当事人公孙杵臼、程婴更连想也不会这样想。他们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自始至终被一种极其崇高的感情控制着。这种神奇的感情，使他们甘愿承受人世间一切痛苦和屈辱，而且至死无悔无怨。这种同样基于血缘论的感情使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着一项天地间最庄重的事业，这项事业便是：保护好赵氏一支血脉，使它不致断嗣绝祀。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血缘关系的认识，大致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说：“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与秦代政权的性质，并无多大关系。”是的，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它与秦帝国政权的性质的确可说毫无关系；但翦先生似乎忘了补充一句：它对嬴秦宗室或吕氏宗族来说，那关系可就太大啦！不仅如此，即使是非嬴非吕的人们，也有一个依据当时的是非观念重新判定这个政权是否属于篡夺，即是否属于正统、因而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这样一个大问题。在历史上，此事之所以终于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我想大概主要是由于秦帝国过于短促的缘故。在人们来不及看清事实本相的倏忽之间，历史老人就突然宣布一切已成过去！

　　我啰嗦了这么些，丝毫没有想要从“赵姬妊娠”这类“秘闻”中发掘出对现代人还有什么重大意义的意思。这类事对于现代人，确实只能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而已。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它恰好说明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毕竟早成过去，社会已向前发展了好长一段进程。但我们都是“过来人”。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认识人类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某些外形、内在的特征，就会像翻阅自己童年、少年的照相簿或日记那样，获得某种特别的意味、情趣以至人生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古代人类社会，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可惜听不到赵姬的声音

　　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我更为关注的是这个事件的真正的主人公赵姬，她究竟是怎么想的？

　　女人毕竟也是人呀！

　　但是遗憾得很，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在男人写的史书中，赵姬成了一颗被人随意移来摆去的棋子，很难见到她的真实的自我。

　　崔适的《史记探源》对赵姬妊娠事也有考证，我读到他的结语：“果为谁氏子，惟始皇母知之耳，后人焉知之？”不由大笑起来。真的，怎么不见赵姬出来说句话呢？

　　在《战国策·楚策四》中，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在类似事件中有独立主张的女性，她就是上面引文中郭沫若提到的“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中的女环。当她在哥哥的牵合下，与春申君同居而发觉已经怀孕时，便大模大样去向春申君献计，口气完全像一个说客。她先说了春申君相楚二十余年目前如何得到老楚王的信用，接着又说了一旦老王去世、新王继位后春申君将如何遭到杀身之祸，然后便转入正题——

　　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封可得，孰与其临不测之罪乎？

　　关键是最后一句：一种做法您将遭到杀身之祸，一种做法您可以获得整个楚国：请您比较一个吧，哪一种做法好些呢？

　　结果是：“春申君大然之”，完全被她说服。

　　由此，我觉得不妨尝试着代为赵姬设想一下，她会怎样做。如果考虑到她后来那些敢做敢为的行迹，她也似乎很有可能在其中显示自己的独立主见。譬如——

　　第一，她可以主动在吕不韦与异人之间进行选择。既然这个社会使她成了商女，那么作为这件商品的主人，她当然有权选择买主。也许，那个被认为是吕不韦设下令异人就范的圈套，正是赵姬自己设下的也说不定。

　　第二，她可以以自己已孕为由，以秦国将由嬴姓转向吕姓为饵，使吕不韦心甘情愿地让她从一个怀抱转向另一个怀抱。

　　第三，或者，实际上她根本就没有怀孕也可以照第二法做。而当后来生下孩子并非“早产”，吕不韦追问起来，她便可用“大期生”一说挡之。

　　没有根据说赵姬这样做过，但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呢？我以为她既然已经成了商女，这样做也未尝不可，既不违反法律，也合乎商女道德。

　　当然，这一切都属胡编乱造。我的用意无非是想对这个男人统治的世界稍稍提醒一下：不要太迷信于自己的霸道，实际上女人常常要比男人精明得多，只是你们傻乎乎的被蒙在鼓里罢了！诸君若还不信，请允许我亵渎一次先贤：如果司马迁是女性，这段记载还会是这样写吗？

　　无论如何，这个“不明其父，但知其母”的孩子终于出世了！

　　时间是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地点在赵国国都邯郸。以出生地为氏，姓赵氏；又因生于正月而取名为政。据此，这个小男孩应为赵政，但因我在本书《引言》脚注中已作过解释的原因，我们还是姑且按习惯叫他嬴政吧！

　　嬴政出生时，吕不韦、异人都还在邯郸，他们都该是高兴的。但一年前长平惨祸留给赵国人的悲痛还没有全消，飘浮在他们心灵上空的那片由秦国制造的可怕的阴云，还没有散尽；长平城郊，那巨大无比的土坑边上初次长出了青草，土坑内四十万赵国将士尸骨未寒。

　　因而当这个不寻常的小男孩呱呱坠地时，第一口呼吸到的空气，便是阴冷的，带有血腥气的。

　　更为不幸的是形势还在迅速地向险恶的方向发展。

　　一生杀人如麻的秦国名将白起，在尽坑长平降卒后还迟迟不肯班师，几次派人向咸阳飞报，请求昭襄王准许他继续率领胜利之师，一举荡平邯郸。邯郸数十万臣民，包括这个出世不久的小男孩，命悬一线。后来只是由于范睢与白起争宠而范睢得胜，白起才不得不应昭襄王之召班师回咸阳。邯郸上空终于云开日出了吗？不，要进攻邯郸，要征服赵国，这是昭襄王的既定策略。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和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昭襄王心胸中装的全是如何建功立业，从不计较为此而要付出多少人性命，更不会想到其中还有他的一个孙媳妇和一个曾孙子。果然不出半年，他先后派出由王陵、王𬺈率领的数十万秦军，犹如汹涌的怒潮滚滚北上，把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候，小男孩才满二周岁，刚刚学会跌跌撞撞走路，咿咿呀呀说话。尽管他无法弄懂，他们家似乎与邻家不同，常常要东躲西藏，好像老虎单是要吃他们家人似的。但有一点还是叫他开心，那就是除了母亲，他们家还有两个大男人，也都非常喜欢他，一个叫父亲，一个叔父。

　　这一天，正当一家人玩得开心的时候，两个大男人忽然惊慌地逃走了，连大门也不敢走，是跳窗逃走的。小男孩待要问问，母亲一把把他纳进怀里，既不许他问，也不许他哭。

　　两个大男人这一走，竟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𬺈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

　　这样，吕不韦是又一次运用了他的超过常人的财富和智慧，才使得异人和他自己避免了一次杀身之祸并逃出了赵国。好在此时离正围着邯郸的秦军只有一墙之隔，只要一逃出城门，就不难找到秦军的保护。

　　只是苦了剩下的一对孤儿寡母。

　　为求自保，赵姬在家里为异人设了个灵位，对左邻右舍说，异人是企图逃出城去时，被不明底细的秦、赵双方士兵用乱箭射死的。

　　邯郸被围困得越来越紧。城外，秦兵的喊杀声隐隐可闻。城内，赵兵结队成群地不时吆喝而过，有时破门而入，把仅有的铜铁利器或棍棒之类搜去，说是供守城之用；有时捉到人胡乱用绳子绑了，拖在马后，说是秦国的奸细。

　　更可怕的是饥饿。北城区的几家粮食店，开始是人们潮水般地拥去抢购，随后便是蝗群般争去抢劫，早已颗粒无存。家家户户都在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以用来充填饥肠的东西。一个骇人的消息像魔鬼黑影似地在前街后巷游荡着：最贫困的西城区已经有人家开始交换杀孩子充饥了！

　　邯郸城内的此种惨状，被司马迁通过当时一个目击者的口记入了《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邯郸城内，“民困兵尽”，不得不“剡木为矛矢”；邯郸之民，饥饿已极，不得不“炊骨易子而食”！

　　我们故事中的那个小男孩，尽管天资过人，但他还是无法弄懂：那些在城外可怕地呼叫着要杀尽城内老幼的秦军，竟会是他的那个从未见过面的曾祖父派来的！但西城区有人家大人吃孩子的话他还是听懂了，三脚两步奔回家里，抓住母亲的手，瞪大眼睛急急地问：母亲，你会吃掉我吗？

　　赵姬只把小男孩紧紧揽进怀里，没有回答。她从走在街路上不时受到行人喷着怒火的目光的盯视中，产生了一个预感：更可怕的厄运很快将向他们母子袭来。

　　她甚至觉得这也完全可以理解。邯郸人对秦国的愤怒已经到了不点也会自燃的地步。既然只要稍稍与秦国有点沾亲带故的人，就会被拖在马后，直至皮开肉烂、露尸街头还要遭万人唾骂；那么他们这一对货真价实的秦王孙的妻子、儿子，还能指望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呢？

　　唯一的希望，或许只有上天还能赐予他们母子俩以怜悯和庇护。

　　预料中的可怕的一幕终于发生。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突然有人破门而入，几双粗野的男人的手，把这一对孤儿寡母塞进了黑咕隆咚的囚车。

　　但是不知为什么，三两天后，死神又突然松开了它的手掌。母子俩奇迹般地被放回到了故居。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解说其中曲折的——

　　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这么说来，那个黑夜的那些不速之客，倒并非赵兵；他们是受人之命，闻听这对孤儿寡母将有遭到捕杀的危险，便抢在赵军之前，把他们转移到了一个隐秘处匿藏起来，待危险过去，再送回家来安居。

　　是谁救护了他们母子呢？《史记》有“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一句，清人钱大昕解释说：“不韦资助之，遂为豪家。”据此，救护他们的，原是吕不韦用他巨富在邯郸结交下的那些社会关系。在那样一个人吃人的险恶环境中居然能够活下来，实在太不容易了！司马迁在记载时也特意加了个副词“竟”，以表示一种惊奇的语气：“以故母子竟得活”！

　　邯郸在被困八九个月以后终因魏、楚两国数十万援军的来到而解围，但赵姬母子艰难的生计、屈辱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一个左右无有靠傍的女人，生活在商业气味浓厚的城市里，她还能有什么别的生路养活儿子并养活自己呢？她是一个商女，此时也还不算老，于是便重操旧业。尽管人们可以因她前半生的堕落的职业和后半生的蓄养男妾而贱视她，咒骂她，但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她能用自己的心血，用自己的屈辱和劳动，把一个孩子养活、养大，她就应当被称为是伟大的母亲。这与那孩子长大后将成为何等样人物无关。当然，因为长大后他居然成了秦始皇，于是赵姬便也有了资格跻身于秦国后宫比一比。那么我要说，在秦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王后像她那样，为王子付出那么多心血和艰辛，在嬴政整个童年时代的大部分岁月里，还得随时提防赵兵搜捕而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在后妃行列中，赵姬可以无愧地说一句：她为秦国历史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但留在秦始皇童年时代脑海中的母亲的形象，似乎并不佳。

　　随着岁月的推移，朦胧的男女之事在小嬴政的意识中渐渐苏醒。一种潜在的人性本能，使他强烈地排斥一切男性与他母亲接近。他的男子汉意识就是这个时候初次被他自己感觉到的。不难想象，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或是从外面玩耍突然回来，或者偶尔闯进母亲居室，撞见赵姬或自愿或勉强地被别的男人抚爱的尴尬场面。在男孩子心目中，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母亲在受人欺侮，即使是自己父亲他也会这样认为，更何况是那些陌生的混账男人！小嬴政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应当冲上去保护母亲。他肯定这样想过，但我没有根据不敢说他这样做过。当然，如果他真这样做了，在大人们眼里便是可笑和胡闹，也难逃母亲的一顿训教。

　　这样，小嬴政便不得不在双重的痛苦中煎熬：一是看到母亲在受人“欺侮”而痛苦；二是自己竟然无能保护母亲而更加痛苦。这种煎熬的滋味，就像有只头部长着两只利钳的蝎子不断啃啮着他的心。痛苦埋进心底，以为已经消逝，其实却在生长。终于有一天在某种外因的激发下，小小的蝎子变成张着血盆大口的猛虎，结果却使许多无辜的男人在莫明所由的情况下，无端丧生于这匹暴怒的猛虎的巨口之下。

　　这种惨酷的事件先后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第二次在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分别将在后面相关章节中作较为详细的叙述。

　　当那些无辜男人的鲜血喷涌在已经成为秦王的嬴政面前时，也许他有过积怨顿消的畅快的瞬间，但他并没有最终解脱痛苦。他纵然不久便创立了千古帝业，却无法也难以说清楚对这样一位母亲是该爱还是该恨。但母亲毕竟是母亲。当她去世时，他停止了一切政务活动，手执铜杖，随同灵柩和庞大的葬礼队伍一起由咸阳到芷阳，将母亲与父亲庄襄王合葬于一墓，克尽他作为他们儿子的孝道。

　　嬴政要到后来进入秦王宫以后才知道，他在邯郸时期的生活虽然苦得还不如平民，可比成天呆在王宫里的那些王子王孙们却要自由得多。如果他一出生就在王宫，那么过了四五岁，就会有太师、太傅和随从等等一大帮大人，把他管束得严严实实。天一亮就得起来读那些总也读不完的诗书，还有什么礼、乐、射、御、书、数等等功课，没完没了！真要是那样，他还能到邯郸街头乱跑乱叫吗？还能钻进茶肆酒楼去看热闹、捡收残存的瓜果糖糕吃吗？还能跟那些小伙伴、野孩子笑闹、打斗吗？

　　大约五六岁时，他结识了一个略微比他大几岁的小伙伴，文质彬彬的样子，夸说已经读过不少诗书，知道的事情确实比他多得多。这人说他是燕国的太子，名叫丹，因而人们都叫他太子丹。但遇到与人打斗一类事，太子丹还不得不依赖嬴政的机敏和力气，所以两人也还算得上一对好朋友。但有一次，他们却闹翻了！先是太子丹说，他是作为燕王的质子到赵国来的，将来还要回去当燕王。嬴政听得很新奇，问他什么叫质子，太子丹说你那个死了的老子不也做过质子吗？不过是空质子。嬴政越发新奇，问他什么叫空质子，太子丹恰好在吃瓜子，便朝他吐来一个瓜子壳且说道：喏，你父亲就像这瓜子壳儿，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嬴政一听火了，三拳两脚就把太子丹打翻在地，然后急急奔回家来问母亲。母亲这才第一次极秘密地告诉他，他父亲还活着，那个叔父也还活着。父亲确实曾是秦国送到赵国来的质子，如今很可能已在秦国被安国君立为嫡嗣，将来是要当秦国国王的。父亲要是当了国王，那个叔父就会做丞相。母亲再三训诫他，这些事就是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许对任何人说。并紧紧搂着他悄声说：所以我的儿，你要学得懂事些，因为说不定，将来你也会当秦国国王呢！

　　嬴政听了很惊奇，也很兴奋。却又忽然悄声问道：那父亲、叔父为什么不早点来接我们去秦国呢？

　　这也正是赵姬心里想问的，她无法正面回答，只好说：他们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她哪里知道，这时候的吕不韦和异人，正忙着采办衣装，准备去演一出类似《老莱娱亲》的喜剧呢！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