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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泽乡一声怒吼震天下

　　有时黑夜比白日更明亮

　　每个社会都有它作为基础的群体，是他们以坚实的肩膀承受着这个社会的全部重负和苦难。

　　秦帝国的基础，便是新生的农民阶级和残余奴隶。

　　本书一直无暇直接描述他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为此，有必要在这一小节里作点补救。

　　大多数由奴隶和部分自由民或没落的小奴隶主转化而来的农民阶级，是与地主阶级同时诞生的新兴阶级。在以往地主阶级起先是为着获取生存，接着是为了扩展势力，最后是为了建立统治，而不断向奴隶主阶级发起的进攻中，农民阶级始终是它的忠实的追随者和可靠的同盟军。最沉重的苦难是农民承担着，最大的牺牲是农民付出的。本书《引言》中提到，单是秦国一国在一百二十年间就在战场上杀死了列国一百六十余万士卒，这庞大数字中的绝大多数当然不可能是旧的奴隶主贵族或新的地主阶级，而只能是胼手胝足的农民和奴隶。

　　农民，特别是原属秦国的农民，对秦帝国的建立该是欢迎的，高兴的。他们是数百年无休止战祸的直接受害者。对统一的要求，和对太平盛世的企盼，祖祖辈辈不知传递了多少代。当兼并战争开始时，秦国当权者又少不得会对穿上士卒服装的农民作出种种许诺。所有这些，都使得农民为之兴奋，为之冲锋陷阵，并为胜利的到来而尽情欢呼。

　　打了几百年的仗，只是到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无论哪一方胜利都不是农民自己的胜利，而是别人的胜利。

　　不错，这个世道是翻过个儿来了，就像诗歌里唱的那样：“百川沸腾，山冢（山顶）崒（通“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昔日高踞于朝堂之上的旧的奴隶主贵族，已在由战死的农民和奴隶汇集起来的血海中沉没，而新的地主阶级则蘸着同一血海的血水，来装点大秦帝国始皇大帝的宝座和群山叠嶂似的宫殿。新生的农民阶级刚用无数兄弟姐妹的白骨埋葬了一个旧主人，转眼间一个更年轻因而也更厉害的新主人已傲然屹立在这白骨堆之上。从前的领主庄园已经变成地方政权的衙门，郡守代替了诸侯，大夫换成了县令。列国纷争自然是长期以来的苦难，但随着集中统一的大帝国的建立，和一系列严刑峻法、什伍连坐的实施，原来享有的一点自由和宽容也同时消失。在动乱年代至少还可以携带武器以自卫，如今帝国发布了收缴兵器令，武器防身成了违法，人们普遍失去了安全感。在这场地覆天翻的大变革中，农民获得的唯一的“胜利成果”，便是改变了一个称呼：从前被称为“庶民”，如今改称为“黔首”。

　　秦帝国焚书坑儒等暴政，农民自然也是反对的，但离他们毕竟还远着一点；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繁重的租赋和徭役两项，因为这已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存权。

　　秦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昼夜加速运转，造宫殿、修长城等数十项大工程同时铺开。此外还有皇帝、后宫和皇室种种穷奢极侈的享受，这些都需要有多大的财力、物力才能支持下去啊！如此巨大的开支主要来自对农民的搜刮。一个农民，一出娘肚就得交“口赋”，所谓“渭水不洗，口赋起”（《七国考·食货》）。口赋要交多少？《汉书·高帝纪》引《汉仪注》说“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这里虽说的是汉，但汉承秦制，秦时自然不会少于此数。除了口赋，还有户赋。户赋要交多少？《后汉书·南蛮传》有一则记载说，秦惠王并巴中时，“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这些实物参照云梦秦简《金布津》中的价格折算，约为四百钱左右。这还是在惠王时代的，帝国时期只会多不会少。口赋、户赋相加，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就得缴纳一千文钱上下。农民的生活来源靠土地，但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秦代土地制度，是帝王集权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与地主私有制并存。国有土地的刍稿税和私有土地的田租，最后实际上都要出在农民头上。田租，是农民所有负担中最沉重的负担。《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至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虽然学者们对古代的税率说法不一，但“二十倍于古”总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即使古代为百取其一，那么秦代就高达百分之二十，即五取其一。《淮南子·汜论训》称秦之时“头会箕赋，输于少府”。少府是皇帝收取各种赋税的私库。按照人头计赋，榨取的民脂民膏多到要用畚箕搬运，藏之私库，穷奢极侈地任意挥霍，而劳苦民众却连粗衣鄙食也难以周全。难怪人们要叹息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杜牧《阿房宫赋》）

　　秦帝国征发徭役之频繁，役期之长，役事之苦，督责之严苛，更是旷古未闻。如果说租赋几乎吸尽了农民身上血液的话，那么徭役便是肢解他们的体躯，一个被征尽了青壮劳力的农民家庭，如何还能指望土地有好的年成！在帝国存在的十多年时间里，年年都要新征发数次役事。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规模较大的，就有修驰道、直道，作信宫、朝宫、阿房宫，造骊山墓，坏城郭，决川防，筑亭障，修长城，凿渠道等等。《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古代“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秦代则大变，“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郭志坤在《秦始皇大传》中对此算了一笔账，认为古民一生服役的役龄期为三十年，每年三天，合计为九十天。而秦代，从十五岁开始服役，六十岁才老免，一生的役龄为四十五年。其中，每年一个月的更卒，一生共为一千三百五十天；正卒七百二十天；屯戍三百六十天。三者相加，合计为二千四百三十天。再加上一些所谓“法外之徭”，确实要“三十倍于古”。至于秦代徭、兵、戍总人数，更是大得惊人。徐了然在《人与神》中有这样一个估计——

　　据史籍测估：秦代南征戍五岭前后达七、八十万人，北伐匈奴三十万人，筑长城、亭障约五十万人，建宫造墓不少于一百五十万人。再加筑驰道、决川防、搞运输以及种种杂役，估计不少于二百万劳动力，合计总数多达五百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女劳动者（其中有“贾人”、“刑徒”、“赘婿”、“奴产子”等），约占全国总人口（二千多万）的百分之二十五，占全国劳动力（约七百万）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几乎是举国就役。“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秦代以不足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生产的粮食，除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需要外，还要为其他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及其家人提供必需的口粮；使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丧失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田租“二十倍于古”，徭役“三十倍于古”，这两个数字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与他们已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上。

　　《汉书·伍被传》载录了伍被对秦末民众的反秦情绪如何不断增长的过程，描述得非常形象、生动。他说——

　　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指五谷之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南越，行者不还，往者莫返，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大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惨，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

　　正是在民之“欲为乱者”从“十室而五”不断增长至“十室而八”的情况下，陈胜、吴广一声怒吼，刘、项群雄奋起倡和，于是天下响应，顿成燎原之势。

　　如果把伍被上述分析与黑格尔的一段话联系起来读，就会获得更深刻的启示。黑格尔的这段话见之于《历史哲学·绪论》，极其精细地描述了人对外界和对自己的认识过程，用来说明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底层民众由蒙昧到觉醒，实在再恰当不过了。他是这样说的——

　　试想一个盲人，忽然得到了视力，看见了灿烂的曙色、渐增的光明和旭日上升火一般的壮丽，他的情绪又是怎样呢？他的第一种感觉，便是在这一片光辉下，全然忘却了自己——绝对的惊诧。但当太阳已经升起的时候，他这种惊诧便减少了，周围的事物都已经看清楚了，个人便转而思索他自己内在的东西，他自己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渐渐被发觉起来了。于是他放弃了不活动的静观而去活动。等到白天将近，人已经从自己内在的太阳里筑起了一座建筑，他在夜间想到这事的时候，他重视他内在的太阳甚于他重视那个原来的外界的太阳。

　　令人惊讶的是，如果用黑格尔的这段描述来对照秦帝国时代农民的认识过程，每个细节都竟是那样准确和精辟！当时的农民阶级也曾为新诞生的大秦帝国那“旭日上升火一般的壮丽”而狂欢过，他们也是“全然忘却了自己”，表示要为帝国的更加辉煌而尽忠效命。他们也是后来才渐渐看清了周围事物的本相和自己在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过去的处境。他们也是“等到白天将尽”，夜幕层层降落，昏暗不断加深，即帝国日趋无道、残暴，横征暴敛，最终把整个华夏大地推向无穷黑暗的时候，他们才终于有了自身的觉醒。这就是说，他们曾经迷惑于刺目的旭日般的光明，是黑暗不断加深，促使他们对周围事物有了本质的认识。这样“个人便转而思索他内在的东西”，“他重视他内在的太阳甚于他重视那个原来的外界的太阳”——只是这最后一句黑格尔老人说得太堂皇了。苦难的中国农民阶级不敢奢望自己有内在的太阳，只要有一个能够勉强活下去的生存环境他们就心满意足。于是他们“放弃了不活动的静观而去活动”。是的，他们开始活动了！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昭告天下决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这个社会就载负在在他们肩膀上！

　　还在秦始皇时期，处于最底层的民众，就通过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托人送璧传语“今年祖龙死”等方式，表示了他们积聚于内心的愤怒和反抗。张良的博浪沙一击，则是直接诉之于行动的第一声号角。接着又有所谓“群盗”对夜游兰池的秦始皇进行了袭击。与此同时，不堪帝国暴政和徭役之苦的民众群起反抗或逃亡的事件，更是屡屡发生。见之于《史记》记载的就有：修造骊山皇陵的刑徒黥布，逃亡至江中，又纠集众多刑徒为“盗”；原以打鱼为生的彭越，率领一些少年在巨野泽中为“群盗”。连帝国的一些下级官吏也有逃亡的，如泗水亭长刘邦，在押送刑徒及服役农民时，“徒多道亡”，怕无法交差，索性全部放走，自己也在“芒、砀山泽岩石之间”隐藏了起来。还有受到秦帝国高额赏金通缉的大梁名士张耳、陈余，改姓换名，隐迹贱役，立志反秦。此外，在云梦秦简的某些法律条文中，也可以发现民众反抗官吏的一些线索。如《法律闻答》提到“求盗追捕罪人，罪人格杀求盗”该如何处置的事。“求盗”是基层政权负责治安的小官吏。既已作为案例反映到了法律条文内，说明罪犯——大多数当是因无法生活下去被迫铤而走险的底层民众——格杀官吏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云梦秦简的《治狱程式》中，还载录了一个“群盗”作乱的案例。说是某里有丁、戊、己、庚、辛五人相互串连起来，以弩两副、箭三十支为武器，“强攻”有爵位的公士某室。“盗万钱”，逃往山中。官府派亭的“校长”与“求盗”去追捕，经过一番搏斗，戊被当场杀死，其余四人被捉。这一案例，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小规模的武装反抗。

　　秦始皇沙丘驾崩，赵高胁同胡亥、李斯矫诏杀扶苏一类事，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绝大多数农民自然无缘得知内情，所以他们对秦二世的继位非但绝无异议，很可能还从内心发出过企盼，希望新皇帝能改弦更张，只要能够让他们还活得下去，他们就会感恩不尽。秦帝国如果有意振兴，这倒的确是一个好时机。正如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的那样——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褐（shùhè，粗鄙之衣），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通“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君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意谓从为秦始皇穿孝就开始）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通孥，妻儿）污秽之罪，使各反（通“返”）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

　　遗憾的是秦二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戮宗室，杀功臣，复造阿房宫，厉行督责之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结果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处于最底层的民众，首先是农民阶级，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僇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贷志》引董仲舒语）。秦二世在皇位上坐了刚满半年，一声震天怒吼就从大泽乡传来，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两个当时都还是新生不久的阶级，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生死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扶苏和项燕忽然“复活”

　　又是一个七月。

　　这是秦始皇死于沙丘那个闷热的七月的后一年，李斯腰斩咸阳市的那个阴冷的七月的前一年；这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一个多雨的七月。

　　《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发生在这多雨之秋里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

　　一支由九百名戍卒组成的队伍，在两个县尉的监押下，经过长途跋涉，这一天已进入了蕲县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地界。

　　瓢泼的大雨，泥泞的山路，他们艰难地行进着。这些发自“闾左”的劳苦农民，虽说都还是正当徭役期的青壮年，但饥饿和疲惫已折磨得他们一个个瘦骨嶙峋，随时都有累倒的可能。而离服役的目的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还有千余里之遥。

　　探路的回来禀报说，前面山洪爆发，此去已成一片泽国，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没奈何只得找了几间破屋，又搭了几座营帐，好歹暂时安顿了下来。

　　漆黑的夜，雨还在哗哗下着。当人们都因极度疲乏倒地便鼾声大作时，有两个人却在悄声计议着。

　　一个是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境）人，姓陈名胜，字涉；

　　一个是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姓吴名广，字叔。

　　两人都是穷苦农民，原先并不相识，这次队伍出发时，被推举为“屯长”。

　　陈胜说：这雨看来三日两日都不会停，还剩下如此遥远的路程，非有一两个月不能到达渔阳，算来到达时肯定已经误了期限。秦法规定，误期当斩。难道我们甘心去受死吗？

　　吴广愤然说：同是一死，不如逃走吧！

　　陈胜说：这恐怕不是上策。你我同在异乡，又有何处可以投奔！再说逃走也难免被官吏捉住，一刀了事。横竖都是死，倒不如另图大事，或许还能死中求生，讨个富贵呢！

　　吴广苦笑一声说：那自然好。可我辈无权无势，欲求富贵，只怕是画饼充饥。

　　陈胜说：不见得。照我看，天下苦秦已久，人人心里都有一团火，一点就着，就是缺少几个领头的人。你我何不就来担当此任呢？

　　吴广一阵兴奋，说：那你说怎么办吧！

　　陈胜说：我听说二世皇帝乃是始皇少子，公子扶苏，年长且贤，因多次进谏触怒始皇，所以调离咸阳，驻边监军。二世篡位，设计杀兄，百姓并不知道内情，有的以为扶苏还活着。还有楚将项燕，屡立战功，楚人至今还在怀念他，有的还说他没有死，可能逃亡在外。这大泽乡一带原属楚地。我等在此举事，最好托名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以此号召徒众，定可一呼百应，何愁大事不成！

　　吴广觉得陈胜说得有理，两人决定一试。只是关系重大，未可草率从事。第二天清晨，得便去求诸卜卦，只说欲举大事，不知吉凶如何。那卜卦人见他们有些来历，便说：同心行事，必有可成；中有周折，当求鬼神。

　　两人听了一揣摩，忽有所悟说：这莫不是教我等先以鬼神来服众吧？

　　于是这一天便接连发生了两件神奇的事。

　　一件发生在中午伙夫切莱煮饭时。有一筐鱼是从市集买回的，其中一条鱼腹特别鼓胀，切开一看，肚中竟藏有一卷帛书，上书三个大字：“陈胜王”。众人闻讯赶来，争相传阅，称奇不已。这时陈胜忽也来到人群中间，问过明白后，便大声喝斥道：尔等不可信此妄言，更不许相互传告，难道你们不知道朝廷大法吗？

　　另一件发生在这日夜间。戍卒们虽都已睡倒，但因白天鱼腹出书的奇事，还是使他们感到蹊跷，在枕边相互猜疑不息。就在这时，随同飒飒的风雨声，又传来了狐鸣狼嚎般的呼喊声。众人越发奇怪，探身往营外望望，昏暗中隐隐看到西北角处有老树一丛、古祠数间，荧荧鬼火，忽东忽西，时隐时现，呼喊声正从那里传来。仔细听来，是两句话：“大楚兴，陈胜王！”

　　这数百名戍卒几乎为这两件奇事猜疑了一夜，谁都没有睡着。第二天，陈胜走到哪里，那里的人们便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相互悄声说个不休。陈胜却装作一概没有听见，神色、行事一切如常。

　　其实这两件奇事却正是陈胜与吴广暗中使出的计谋。鱼腹帛书是他们趁人不备塞入鱼肚再藏进鱼筐的；所谓篝火狐鸣，则是吴广乘夜潜出营帐，到古祠去伪作的。

　　也是天公有意作合，笫三天雨还是下个不停。

　　陈胜见时机已列，与吴广密谋后，便一起进了营帐。两个县尉正在喝酒，都有些醉意，正好容易激怒他们。吴广故意说道：今日雨，明日又雨，看来老天存心不叫我等赴渔阳呢！与其逾期送死，不如远走高飞，各找生路。我等今日就准备动身，特来向二位告别！

　　县尉勃然而起，大声怒喝道：大胆，尔等眼中还有皇法吗？谁敢逃亡，立斩毋赦！

　　陈胜笑着揶揄道：请问二位，你们眼中的皇法又何在呢？二位监督戍卒，责任重大，如今眼看着逾期，我等自然必死无疑，难道二位还能活得下去吗？

　　两个县尉拍桌打凳，怒不可遏。一尉挥舞荆条，待要鞭笞两人。一尉挺剑而起，直刺吴广。吴广一闪身，飞起一脚，将剑踢落在地，迅即拾起砍去，一尉头颅已应声而落。另一尉大骇，赶忙丢掉荆条拔剑，在一旁的陈胜手起刀落，也了结了他的性命。

　　两人随即把九百名戍卒召集到一起，吴广大声说道：诸公随我等来此，为雨所阻，一住三日，纵然明日放晴，星夜赶路，也断然不能如期到达渔阳，按秦法定斩无疑。就算能侥幸活下来，戍守在寒冷的北方，十有六七也是死。即或不死，长年与家人相隔天涯，那滋味比死也好不了多少。诸公都是热血壮士，有道壮士不死则已，死则必举大事、成大名，公等以为如何？

　　群情愤愤，议论纷纷，最后异口同声说道：我等情愿谨受两位屯长之命！

　　这时陈胜掷出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大声宣布说：我等已将两个县尉斩了，就此与诸公一起举大事。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我辈佣耕垄亩之人为何就不可以管一管这朝堂大事！

　　那鱼腹帛书和篝火狐鸣的把戏，这时候起了重大作用。在人们心目中，陈胜已成了受命于上天的圣主。九百人欢呼雀跃，美好的前程和宏大的使命感鼓舞着这些庄稼汉。第一支反秦起义军就这样宣告成立。

　　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扶苏和项燕。可以看出陈胜、吴广很懂得利用民心。不过把这两个先后死去的人复活过来而又放在一起，未免有点滑稽。项燕是在抗击秦军、保卫楚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扶苏正是秦始皇的长子。如果两人真的复活过来，那该是一对仇敌。他们的相同点在于先后在两个不同时代里，共同为人们所怀念。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居然能同样产生号召力，说明在底层民众心目中政治界线并不那么明显，他们更看重道德和人情。

　　老天似乎确实有心作美，起义军成立当天，雨过天晴，丽日高悬。义军们个个兴奋异常，很快就在大泽乡的旷野里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土台。所有的义军都袒露右臂以为标记，整齐地分列在台前。陈胜、吴广登上高台，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祭礼就是那两个县尉的头颅。在这期间附近三乡四村的贫苦农民，也拿着锄头、木棍纷纷赶来，不少人当场表示愿意加入义军。在叛变了的戍卒和农民的粗野奔放的欢呼声中，陈胜被一致推举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接着便在惊天动地的反秦怒吼声中，打出了一面写着“大楚”字样的大旗，迎着山风猎猎飘扬。

　　这该是中国历史上直接发自社会最底层的第一声雷鸣。从来默默地肩负着整个社会重压的人们，第一次自觉地举起了为改变自己命运而战斗的大旗。从此历史和社会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此后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不时刻提防着这发自低层的强大呐喊。

　　第一次依据时代需要做成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完成这一事业的人是伟大的人。

　　但也正因为第一次，有时又不免粗疏和幼稚。经历了数百年角逐和磨砺，至战国时期，各种政治斗争已达到了高峰水准。仅就本书所描述到的一些侧面来看，从秦穆公到秦始皇，无论是他们自身抑或是他们对手，又不管是战场搏击还是外交较量，都是在相当高的水准上运作的。比较起来，陈胜、吴广的斗争方式，包括鱼腹出书、篝火狐鸣、伪托名人一类，显然还处于朴素的原初阶段。这种水准回落情况的发生，源于倡导人出身、教养的局限，但在这里，局限性反而成了“优越性”：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响应者们的接受习惯。这也就是说，以往的斗争都是在高层统治集团间进行的，而如今在展开的却是来自底层的自发斗争。前者拥有受教育的特权，他们继承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后者却只能在一片白地里进行。在眼前，由于“天下苦秦久矣”、“欲叛者众”的形势，偏是这种最原初的方式最具有号召力，犹如干柴遇着烈火，会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但随着斗争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它的弱点就会很快暴露出来，挫折、失败，以致最终被逐出激流，将不可避免。毕竟，一个社会的某种文化曾经达到过的高度，是不会在短时期内被遗忘的。当一时的义愤渐渐消散以后，斗争最终还是要引向高层。这时候在政治舞台上较量的，除了实力和智力，更要看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到何种程度。

　　不过那是后话。

　　现在我们看到大泽乡上空响起的这一晴天霹雳，正迅速向四周辐射。江淮之间的郡守、县令和三老、啬夫、游徼和亭长，一个个目瞪口呆，惊慌失措；而穷苦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则为之兴高采烈，有的也揭竿而起去投靠义军。在陈胜、吴广的指挥下，义军迅速占领了大泽乡，攻占了蕲县。接着又兵分两路，向东西两个方向推进，很快攻下了铚、酂、苦、柘、谯等县。短短十余天，横扫数百里，所向无敌。此时义军的兵力已发展到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在此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义军决定西进攻略陈。

　　陈（今河南淮阳）为西周至春秋时陈国国都，陈国后为楚所灭。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楚国国都郢为秦将白起所破时，曾迁都于陈。秦帝国建立后，这里是陈郡的首府，为秦代的一座重要城市。陈胜、吴广决定集中力量攻取陈，目的就是为起义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也可能此时已萌生了要称王的意向。

　　攻打陈城，比预计要顺利得多。原来郡守县令早已仓皇逃走，只有郡丞率领一些秦军在陈城丽谯门抵抗了一阵子，很快就全军覆没，郡丞也被杀死，义军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座古城。

　　攻克陈城的消息，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秦斗争。真所谓一夫作难，群雄并起。就像史书记载的那样，一时间，“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各种反秦势力蜂拥而起。来归附、投奔陈胜的更是接踵于道。如大梁名士张耳、陈余，原被秦封为房君的上蔡人蔡赐，还有孔子八世孙孔鲋等等，纷纷远道来到陈胜帐下，参加起义军。

　　过了几日，一切安顿大致就绪后，陈胜、吴广便“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这些三老、豪杰自然是不难领会自己被请来的用意的，于是纷纷劝进说：“将军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这样陈胜便可以众人劝进不便固辞为由宣布称王了。谁知偏在这时，新来乍到的张耳、陈余却提出了不同建议。据《史记》本传记载，两人先对陈涉“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的功绩称颂了一番，然后说——

　　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两人建议的主旨是要陈胜始终成为反秦势力的中坚，用立六国后裔的办法，为自己增加同盟力量，为秦帝国树立更多仇敌，这样便能所向无敌地西进咸阳，待条件具备后，一举而成就帝王之业。倘若只攻下陈城就称起王来，各地纷纷仿效，就会导致天下反秦势力处于离散状态。

　　尽管后来张耳、陈余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单论这一建议，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长远的策略思想。相比之下，曾经在大泽乡那一声为天下倡中表现出大智大勇的陈胜、吴广，此时却显得较为短视和褊窄。这里的区别，大致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两种不同斗争水准、两个不同社会层次的具体反映。过去有些论者因看到张、陈建议中有“遣人立六国后”一句，就认定这是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历史大倒退主张，这是否有些过于顶真。张、陈都是巧智狡诈人物，他们这样提无非只是一种策略。要知道在当时，六国之后人数虽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甚微，但他们的能量，特别是他们占据的巨大的文化优势和社会心理影响，却绝不能低估。可以这样说，能否认识、利用和驾驭这股力量及其影响，正是决定在这场两个阶级大较量中能否始终稳操胜券的前提。很可惜，陈胜、吴广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胆识和魄力。

　　陈胜没有听从张、陈建议，称了王，吴广为假（意为代理）王。从这时候开始，就不再假托扶苏、项燕。一面鲜艳的旗帜在这座原曾为楚国国都的古城上升起，上书“张楚”两个大字，这便是陈胜为王的号，意为要张大楚国。

　　高举着这面“张楚”大旗，起义军在陈胜指挥下，兵分数路，向四面推进。南路，由汝阳人邓宗率领攻打九江郡；北路，由陈人武臣、邵骚等率领，渡黄河向赵国旧地进攻。与此同时，集中主力向西挺进，直逼秦帝国统治中心咸阳。西征部队又分三路：第一路由假王吴广率领，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大道；第二路由铚人宋留率领，从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通道；第三路人数最多，由陈人周文率领，直接进攻咸阳。沿途各郡县纷纷响应，与义军汇合一起西进。

　　咸阳震恐了！

　　纸终究包不住火

　　以下记述见于《史记》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刘敬叔孙通列传。时间要从上一章之末倒回去半年多，即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八九月间，赵高以巧解“朕”字含义之计把二世控制到自己手里，李斯则已被排斥在外、但尚未被诬以通盗谋反的时候。

　　接连几日，甘泉宫都在开演刚刚时兴起来的杂戏，昼夜灯火辉煌，彩声阵阵，热闹非凡。

　　戏台搭在殿廊下，穿红着绿的精壮男女，就在那上面演出一个接一个令人忽而瞠目结舌、忽而捧腹大笑的节目。节目既有“吞剑”、“吐火”、“嗽雾”等小杂耍，也有“戏车”、“动雷”、“兴云”、“履索”、“扛鼎”等大型表演。

　　秦二世看得入了迷，几次在专为他设置的龙椅上睡着了，但一醒来还是嚷着要看。

　　二世入迷，赵高自然很高兴，因为这些杂戏都是在他筹划和命令下，安排到宫里来演出的。但他内心却不能不为近来山东盗贼蜂起而颇感不安。倒不在于那些盗贼，他不相信此等乌合之众真能打到咸阳来；他所担心的是如果这些消息传进二世皇帝耳朵，一旦这个傀儡皇帝当起真来，就会派出大将去征剿，那样武官的位置就显得重要起来，难保不会再生出一个甚至多个蒙恬来，到那时就不会再有由他一人玩弄二世于股掌之上的好日子过。所以他要变出各种法儿来，让二世沉湎于杂戏一类淫乐之中，希望在这期间，单依靠郡县兵力就能自行平息盗患。

　　但是，难道他真能一手遮天，使秦二世一直处于酣梦之中吗？

　　台上正在演着的是“吞剑”。一个被反剪着双手、仰着脖子的少女，已将一柄长剑吞没及半，两个精赤上身的男人，还在用力把剑往下戳。每往下戳一次，就爆发一次满堂彩声。

　　一个谒者正是在这时急步来到秦二世面前，跪地禀报。他原是朝廷按惯例派出去到关东诸地慰问回来的，两肩尘土，一脸奔波劳累之色。

　　谒者回复使命后，又心急火燎地说道：臣昧死禀奏，此一路来，盗贼横行，许多不明真相的黔首又纷纷裹胁而从，不少郡县都已树起了反旗。凡我官吏，若不降贼，就地杀戮。臣也是九死一生才得以入关……

　　——你在胡诌什么呀？

　　秦二世正看到少女吞没全剑，满足地连叫了数声好，才回过头来，听得什么盗呀贼呀，便这么大喝一声，打断了谒者的话。

　　赵高在一旁赶紧接过说：此人是第一次出使东方，少见多怪，胡乱说着些沿途所见风光呢！又回头严斥谒者：还不快退下去！败了皇上雅兴，你还想活吗？

　　可那谒者却不肯就此罢休，觉得事关帝国存亡，岂能不奏个明白，硬是又把山东群盗蜂起情况说了一遍。

　　这回秦二世算是听清楚了，问赵高可有此等情事。赵高说：臣但闻自皇上登临大宝以来，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祥瑞连连，一片升平。即或偶有盗贼出现，赖皇上神威，各郡守县令不费吹灰掸尘之力，当可平息，又何烦陛下圣听呢！

　　秦二世听了以为有理，便立即命人把那多嘴的谒者绑缚了，交御史严惩。

　　过了几天，又有使者从关东来，复命完毕，秦二世忽而想到盗威的事，便随口问了句。那使者回答说：大概有三两个地方听说有过盗贼骚扰黔首的事，当地郡守县令立即下令搜捕。臣来时，所有盗贼已全部落网归案，无须皇上担忧。

　　秦二世听了很高兴，重重赏赐了这个经过赵高调教的使者。

　　四周的反秦怒火越烧越旺，二世皇帝却依旧沉溺于享乐之中。也许他偶尔感到有些不安了吧，一次把几十个博士召来问道：听说从楚地征调来的一些戍卒攻蕲入陈，这件事，诸公以为如何？

　　博士之称，春秋战国已有，初泛指博学之士，后渐渐演化为官名。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余人，二世沿置，减为三十余人。诸子、诗赋、方技、术数等，皆曾立博士。职掌顾问应对，参与议政、制礼，典守图书等。

　　那些博士听到皇上垂询，都气愤地说：做臣子的绝不可以逆上，逆上就是反叛，就是犯了不可赦免的大罪。希望陛下赶紧发兵去歼灭他们！

　　秦二世一听勃然变色，就要发作。这时候，有个薛城（今山东滕州薛城）人叫叔孙通的文学博士，向前跪进道：臣以为刚才诸生都说得不对。如今赖圣皇大德，四海已为一家，拆毁了旧有城堡，销熔了各地兵器，向天下表示不复再动用武力。况且上有圣主，下有法令，臣民各尽其职，四方咸来归附，哪有什么反叛者！至于说到陈胜之徒，无非是几个偷鸡摸狗小窃贼罢了，不足挂齿。况且郡守县令早在捕捉，不日即可归案，何须圣上忧虑呢！

　　秦二世这才高兴了，说：你说得对！接着又遍问诸生该如何论定陈胜之徒。诸生有的回答是盗贼，有的回答是反叛。凡是回答盗贼的，不作论处；回答是反叛的，一律发下御史追究，交狱吏惩办。而对叔孙通，特赏赐丝绸二十匹，锦衣一套，并正式任命为博士。

　　叔孙通回到馆含，诸生都围拢来责问他为何不顾事实，当面如此阿顺谄媚皇上。叔孙通辩解说：此中道理，诸位多想想就能明白的。我也是临时想到的，差点逃不脱虎口呢！

　　这天晚上，叔孙通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到哪里去了呢？他逃走了，逃到了此时已归顺了楚军的他的故乡薛地。这个自称善于“时变”的文学博士，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圆滑多变的人生道路：先追随项梁，项梁死又转而臣事楚怀王；怀王徙居长沙时，他又留下来事奉西楚霸王项羽，随后又叛楚降汉，归附刘邦。汉帝国初立，叔孙通为新建成的长乐宫制定了一整套严格区分尊卑的朝仪制度，使得那些原先在朝堂上吆五喝六的功臣宿将都只好毕恭毕敬地遵照仪制向刘邦朝贺跪拜。终于尝到了做皇帝的那种至尊至贵滋味的刘邦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见《史记·叔孙通列传》）从此叔孙通一路顺风，拜为九卿之一的太常，又任为太子太傅。《史记》本传赞语称其“希世（阿顺时势）度务制礼，与时变化，为汉家儒宗”，可说是一个趋时附势、追名逐利的典型。

　　让我们再回到咸阳宫来。

　　纸终究包不住火。

　　几个月来，各路义军都有较大进展。其中由周文率领的第三路义军，以“车千乘，卒数十万”的强大威势，迅猛向西推进。吴广率领的一路军，已经攻到中原重镇荥阳。荥阳属三川郡，郡守李由闭城固守，义军一时难有进展。但也正是双方这一胶着状态，使得周文所率之一路军能够顺利穿越三川郡，绕过荥阳，长驱千余里，破函谷关而入，前锋已抵达戏这个离咸阳已不满百里的小城邑。义军过处尘烟在望，马嘶可闻，帝国朝堂上下都不由不为之悚惧恐慌了！

　　秦二世紧急召集群臣商议，该如何来对付眼前这种危急局面。

　　当即有章邯禀奏说：盗贼之害已迫在眉睫，他们又人多势强，如今就是征发就近郡县的兵力也已经来不及了。依臣之见，原在骊山修造陵墓的徒众有数十万之巨，近在眼前，可供调遣。请陛下发令赦免他们的罪行，发给他们兵器，让他们去抗击盗贼。

　　秦二世认可了这一建议，并任章邯为将，由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佐助，统率数十万骊山之徒去迎战义军。

　　赵高想要闭塞山东之乱消息固然失败了，但他也并非全无所得：李斯的儿子三川郡郡守李由同那批盗贼打了几个月的仗，非但至今没有获得胜利，不是还让盗酋周文乘机西进直接威胁到帝国心脏咸阳了吗？好，就告他一个通盗谋反罪，再把这赃栽到李斯头上，看你这个两朝宰相还能活多久！赵高由此获得灵感而制作出的种种诬陷李斯的妙计，便是上章末节写到的那一切。

　　再说这回领兵出战的章邯，字少荣，早在兼并六国大战中就任为王翦部将，立有战功；此时任九卿之一的少府，为宫廷财务总管。他受命持节来到军中，调度有方，指挥若定，很快表现出是一员大将之才。他告诫全军，一旦令下，有进无退；进有重赏，退则斩首。这些兵卒多系刑徒，又加终身苦役，原是死多活少，无死可怕；如今可望有赏，自然个个拼命向前。第一仗下来，就获得大胜。周文所率领的义军不得不由戏退回函谷，固守于曹阳，等待援军的到来，以图再按预定计划攻入咸阳。

　　周文，《史记》称为“陈之贤人”，当年曾在楚将项燕部下当过“视日”（官名，占卜时日吉凶），还做过楚相春申君的门客，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此次溃败，除了主观上因一路胜利而萌生了轻敌心理以外，主要是原定三路进军对咸阳形成包围之势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致使周文成了一支深入关西的孤军。退回曹阳后，他一面周密部署固守，一面派人急赴陈城，向陈王发出求援。陈王得报后，当即向由武臣等率领的北路军发出火速发兵西进入关支援周文的命令。但武臣拒绝执行陈王命令，坐视不救。孤立无援的周文之师，坚守两个多月后，不得不再次后撤至渑池。此时章邯率领的秦军士气大振，紧追不舍。双方在渑池激战十余日，义军几乎全军覆没，周文自刭身亡。

　　武臣的坐视不救，是导致周文之师彻底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武臣怎么会拒绝执行陈王西进入关救援之令的呢？

　　起义军第一道裂纹的产生

　　北路军是由武臣、邵骚和张耳、陈余率领的，其实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还是张、陈二人。

　　此二人可不是简单人物。

　　他们都是原魏国大梁人。张耳曾是魏公子信陵君的门客。陈余年少，像事奉父亲那样事奉张耳，两人相与结为古人所说的“刎颈交”也即生死之交。秦灭魏后，分别以千金、五百金的赏格缉拿张、陈，他们就改名换姓一起逃亡到陈县，以充当里监门暂时为生。当秦帝国通缉诏书下达到所在里时，他们就利用里监门这个身份，倒过来号令里中人查缉“张耳、陈余”，自然怎么也查不到。《史记》在二人合传中用了一个极典型的细节来说明他们身处逆境中的心志和心机。一次里吏借小事鞭打陈余，陈余打熬不住想跳起来反抗，张耳暗中踩了他一脚，提醒他要坚持忍受。事后张耳对陈余说：当初我不是再三提醒你要有大志吗？如今蒙受了这么点小屈辱就忍不住要杀这个家伙，那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陈余以为张耳说得很对，便牢牢记住了这一教训。

　　这样，当两人来投奔义军时，陈胜已早闻其名，所以非常高兴。张、陈进言陈胜不要称王，陈胜不听，这两个工于心计的人，表面上自然热忱地向陈王称贺，暗地里却已开始另作他图。当陈胜部署西进时，陈余就向陈王进谏说：大王举兵西讨，旨在入关建业，这固然是笫一要务，若能同时兼及河北赵地，岂非更好！臣尝游赵地，素知河北地势，并结交豪杰多人。今愿请奇兵，北略赵地，既可牵制秦军，又可为大王抚定赵民，不是可收一举双得之功吗？

　　陈胜觉得有理，决定分兵三千，北略赵地。只是对这两个新来归附而又智谋出众的人，总还有些不放心，于是就让自己的友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只是作为左右校尉，随军佐助。两人别有隐衷，暂时倒也不计官职大小。这样这支北路军便由白马津渡过黄河向北挺进。

　　一路举着“张楚”旗帜，打着陈王号令，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奔，出发时三千人，不过几日就有了数万，并先后占领了十座城市，郡守县令及官吏一概处斩，威势大振。张耳、陈余等便推举武臣为武信君，召谕赵地其余各城来降。偏在这时候，各城相互串连，募兵拒守。张、陈佐助武信君转而引兵向东北，准备独攻范阳城。范阳令徐公闻讯立即下令厉兵缮甲，准备全力抵御，矢志保城。

　　这一天，有个著名辩士叫蒯彻的，来见徐公，劈头一句话便是：彻闻公将死，故特来吊公；但公得彻一句话，便转凶为吉，故又特来贺公！

　　徐公被弄得摸不着头脑，便说：盗贼日急，正需君来教我。请不必故作疑团，何当吊，何当贺，快快明白说来！

　　蒯彻说：公为范阳令已有十余年，杀人父，绝人子，断人足，黥人首，想来已是不可胜数。百姓无不怨恨，只是慑于秦法严酷，未敢拦道逾墙袭取公首罢了。如今天下大乱，秦法弃之如敝履，公还有何恃而能自保？一旦敌临城围，百姓必乘机报复，刃及公腹已是必然的事，这岂不是可吊吗？所幸的是，今彻来谒公，为公定计，趁武信君兵尚未来到城下，即由彻先为公去游说，使公转祸为福。这又不是可喜可贺了吗？

　　徐公三思而称善，于是蒯彻便乘快马来到武信君帐下，向武臣进说道：大军一路攻城略地，冒矢石，犯干戈，未免过于劳苦。如今彻有一计，只需将军檄书一封，即可收地千里，不知将军愿意一听否？

　　武臣说：果有此计，愿听教谕。

　　蒯彻说：彻自范阳来，知范阳等城邑守令，所以要守城拒抗，实在是因为将军前下十城见秦官吏便杀，既然降亦死，守亦死，他们就不得不拼死以图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城中豪杰起而杀死守令，也仍将据城固守，不甘心开城就死。所以为将军计，不如赦范阳令，并赐予侯印。此公贪生畏死，又迷恋禄位，果能如此，定愿开城出降，城中豪杰更无畏惧，全城便可唾手而得。将军再使范阳令乘朱轮，坐华毂，巡行燕赵郊野，燕赵吏民自然个个钦羡，争先恐后来归顺将军。这就是所谓不战而服、不攻而取的传檄而定之计！

　　张耳、陈余在一旁力劝武臣接受蒯彻之计，武臣也点头称善，便下令制印，交蒯彻赐予范阳令。徐公大喜过望，甘愿作为带头羊，乘着武信君赏赐的高车驷马在燕赵之地巡行一遍，果然就有三十余城，其中包括原赵国国都邯郸，不战而降，一起归附了起义军。蒯彻后来在楚汉相争中，还有凭他那精妙的说辞策动韩信背汉等行迹，汉惠帝时曾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也可谓乱世一杰——这是后话。

　　再说北路军进入邯郸之日，恰好是章邯出击、周文败退曹阳之时，张耳、陈余认为时机已到，便劝进武臣从速称王，以与陈胜造成对峙之势。《史记》本传记载了他们两人的这篇进言——

　　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通“镇”）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

　　起义军内部的第一道裂纹就这样出现了。结果是：“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陈胜一收到武臣以“赵王”名义发出的通报，勃然震怒，就要下令全部族灭武臣等人还在陈的家属，并发兵讨伐赵国。

　　弓搭箭，剑出鞘，一声血腥的内讧即将爆发。

　　在历史上，通常是起义军一旦取得某些胜利，就往往会开演为争权夺利而内部相互残杀的悲剧。这一回，总算因有一个人站出来直言进谏而侥幸避免了。这个人叫蔡赐。

　　蔡赐是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爵之于房，因号房君。陈王征召楚国贤杰计事，蔡赐应召，陈王依照原楚国职官例，封他为上柱国。当陈胜冲冠一怒，就要在义军内部大开杀戒的紧急关头，蔡赐进谏说：如今秦国未灭，若诛杀武臣等家属，就等于又树立了一个秦国。那样大王就会腹背受敌，如何还能成就大业！依臣之见，不如派遣使节去祝贺，先稳住其心，再命令他们即速派兵西进入关攻秦，救援周文。如此，则东顾既可无忧，西略亦可得势。至于这个新冒出来的赵国，待灭秦后再收拾未迟！

　　一个要发兵讨伐，一个建议遣使祝贺，这又是上文提到过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层次、两种不同的斗争策略反映。显然陈胜不可能一开始就想到采取遣使祝贺这样一种巧诈而高明的策略，但他还是很快领会了蔡赐的用心，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派使节前往赵国祝贺武臣称王。二，命令武臣迅速发兵西进援救周文。这一条最重要。不但救周确是燃眉之急，还因为如果武臣发兵，那就说明赵王还在陈王统辖之下。三，封张耳之子张敖为成都君。这一条似乎隐含着对以前只让张耳、陈余担任校尉的一种补救。四，把武臣等家属迁到宫中软禁起来。这一条很能反映陈胜的心理：他终究还是不放心。

　　武臣一听说陈王居然派使节来祝贺就已是喜出望外了，但张耳、陈余却把对方心机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对武臣说：这不是真心祝贺，是计谋！陈王如今承认大王称王，是出于不得已，并非本意。待到他一灭秦，必然回过头来加兵于赵。所以大王只可虚与周旋，善待来使，千万不要发兵西进。送走来使后，立即举兵北略燕、代，南收河内，乘机扩大自己势力。一旦大王据有南北两地，陈王即使西入咸阳灭秦而据有关中，也已奈何我不得。到那时，大王不妨坐定中原观时待变，究竟谁为天下共主，尚未定呢！

　　武臣大喜，就全部按照张、陈进言实施起来。

　　现在，起义军内部已不止是一条裂纹了，很快就将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推究起来，第一道裂纹的出现，主要是张耳、陈余的隐怀异志和着意经营的结果。但陈胜自身的褊隘和短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这颗苦果的成熟。

　　历史在筛选和等待

　　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农民阶级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中的杰出人物，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富贵生活的倾慕，他们的创造力和局限性，都具有典型意义；这也就是说在往后类似历史际遇中，将有人一代接一代地来扮演类似陈胜、吴广的角色和故事。《史记》有《陈涉世家》，以字而不是以名称陈胜，不入列传而入“世家”，这些，都显示出司马迁卓越、博大的历史眼光。读《陈涉世家》，人们大都要为篇首陈胜当年受人雇佣在田间劳作时与伙伴们的那一番对话感慨不已——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你）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苟富贵，无相忘”，大概是古代的一句常语，譬如一章二节中提到的百里傒的糟糠之妻在送别丈夫时就说过这句话，后来她万里寻夫来到咸阳，又对着其时已封为上卿、端坐在高堂上的百里傒唱过“今日富贵忘我为”这样的歌。“苟富贵，无相忘”是处于低层民众对亲情或友情的寄望和对富贵的企盼。但同是说这句话，面对不同的受众含义会很不一样。譬如百里傒之妻是对她丈夫说的，仅限于一个家庭；而陈胜是对他的伙伴们说的，他面对的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或者说是农民阶级中最贫困的一个阶层——雇佣阶层。陈胜说这句话之前，“怅恨久之”。他“怅恨”什么呢？估计就是怅恨他和他的伙伴们不仅亲眼看到、而且都实实在在亲身感受到的“富者田连阡伯（通“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刺秦语）这样一种极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他是“怅恨久之”以后说这句话的，因而可以相信：至少在当时，他确实出自真心。

　　但陈胜，包括其后陈胜式的农民起义领袖们真能做到“苟富贵，无相忘”吗？

　　恐怕很难。

　　大泽乡起义，克蕲破陈后，陈胜果然称了王，就是说真的获得了富贵。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有个当年的耕田伙伴来看望他了。不是说“苟富贵，无相忘”吗？俺沾了陈大哥的光，今日也要来尝尝“富贵”究竟是个啥滋味！此人大模大样地敲打着宫门，说俺要见老陈。好个大胆刁民，竟敢对我们大王如此无礼！宫门官吏自然不会客气，立刻下令捆绑。此人吓慌了，再三辩解，总算放了他。这样处理已经够便宜了，当然不会再为他通报。可事有凑巧，恰好陈胜启驾外出，此人便拦路大叫老陈。这时候的陈胜，大概还隐隐记得自己是说过“苟富贵，无相忘”的，就破例让此人上了车，一起回到宫里。

　　这下此人乐了，以为终于尝到了“富贵”的滋味。不幸的是他没有想一想：面前这位“大王”还能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哥们“老陈”吗？

　　因为实际上，这对当年的耕田伙伴，如今已各自处于人类的两极：田垄与宫殿。

　　从穷困粗鄙的田垄到富丽堂皇的宫殿，其间相隔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啊！除了物质距离，还有心理距离。这两种距离，尤其是心理距离，无论陈胜本人，或他的伙伴、他的侍臣，都是无法超越的。因为归根结底，它不属于一个人或一些人特有，而是属于一部长长的帝王制度的历史。

　　于是这出历史性的悲剧便这样一幕接一幕拉开了——

　　第一幕，“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惊叹词，类“好家伙”）！涉之为王沉沉者！”这情景，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位客人的惊叹，倒是出自真心的。

　　第二幕，客人在宫里住了下来，“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发舒，不妨解为放肆。你说这客人越来越放肆，可他自己却觉得老朋友了，说说又何妨！居然把陈胜微贱时那些显然有损王者形象的陈年账簿都翻了出来。这里既有农民的纯朴，又受到小生产者虚荣心的驱使。他显然并无恶意，却确有借此炫耀自己的动机。愚昧和狭隘使他看不到他与这个昔日耕田伙伴今日“大王”之间的严重距离会带来何等可怕的灾祸！

　　第三幕，有人报告陈王说：“客愚无知，颛（通“专”）妄言，轻威。”恐怕也不能责怪这个打小报告的人用心有多险恶。按照田垄规矩，老朋友打趣几句，确实又有何妨；但根据宫廷的法律，这却确实是有损王者声威的“妄言”，其罪难容。怪只怪，这个庄稼汉“愚”而“无知”，竟然把田垄思维带进了王宫！

　　第四幕，“陈王斩之”。当年曾经向耕田伙伴许诺“苟富贵，无相忘”，如今却把其中一个伙伴的脑袋也砍了下来，这是何等怵目惊心的变化啊！陈胜确实是变了，一出辉煌的正剧正是由此转向了悲剧。

　　更可叹的是，在陈胜以后的千百年中，还有陈胜式的人物不断来上演类似的悲剧。

　　不过，我们也得问问陈胜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会承认自己变了吗？大概不会。当他在宫门口一见到老伙伴时，破格地让他同车回宫，以显示自已并没有忘记旧交。他处斩老友，实出无奈，心里还责怪不已：你怎么能如此无视本大王的面子呢！存在决定意识。田垄生活已迅速远去，如今作为宫殿主人的他，一切得依照一个大王的思维模式来办。

　　在这里，我们不仅真切地看到了，也严重地感受到了：宫殿——田垄之间那道尊卑贵贱悬殊的高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现实啊！

　　人生而平等。但人类一踏进有阶级社会，一面创造了文明，一面却在相互间设置了种种藩篱，其中出现在田垄与宫殿之间的，更是一道被视为不可逾越的高墙。几千年来，人们对存在于帝王与臣民之间的这道高墙似乎已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天经地义；但现在，独具慧眼的司马迁，却用“故人来访”这样一件寻常小事，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悖论：一对昔日的田垄好友，如今却分隔在了高墙两边！

　　这一揭示令人怵目惊心，不寒而栗。

　　这一揭示同时也向世人宣告：艰难生存于社会最低层的民众，倘若遇有机会发愤而起，开头自然也总是以众人平等为号召，但一旦他们之中有谁成了领头人物，最先想到的一件事，却往往不是轰毁、而是维护以至扩展这道高墙，以尽情享受仰慕、期待久久的那种南面称王、受人拥戴、发号施令役使他人的快感。尽管这样的揭示会使人对历史产生悲观，但却已为数千年来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

　　只是我们面前这位起义大军的领头人物陈胜，毕竟是刚刚从田垄登上宫殿的，他不该这么快就忘了自己原本来自田垄，而且，今天他之所以能够主宰这座宫殿，恰恰因为他昨天身在田垄。

　　他不该这么早就一刀砍断了他与田垄之间的那条脐带，要知道脐带的另一端正连着那九百名同在大泽乡起事的戍卒，如今他们都成了起义军的中坚。

　　突然，一颗昔日耕田伙伴的头颅从肩膀上血淋淋地滚落了下来，九百名军中将士看到了，惊呆了，也惊醒了！他们与昨日“屯长”陈胜之间那种在艰难岁月里建立起来的纯朴友情，顿时烟消云散。

　　于是，陈胜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陈胜开始亲离众叛。

　　他内心一定非常恼火，恨别人竟敢如此不尊重他这个大王，而他对他们不都是恩泽普施、赏赐有加吗？一个古老的规律开始在这个时候作用起来：当正直之士离散而去时，巧佞之徒便会浮萍似地依附拢来。这时陈胜旁边便出现了专以谄媚为能事的两个人：朱房，胡武。陈胜任前者以“中正”，任后者以“司过”，专让他们去主司群臣。这下可热闹了：将领们在外面攻城略地，回到陈城来复命，只要稍有不合这两个人的意，不是鞭打责罚，便是捆绑治罪。陈胜却以为只有这两人对自己最忠诚，结果是：“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在这种情况下，连陈胜的老丈人也说：“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

　　陈胜终于没有能够超越从田垄到宫殿的距离，仅在自封的王位上坐了六个月，他的人生和事业便开始走向终点。

　　得到西进第三路军全军覆没、主将周文自刭身亡的战报不过三五天，有使者从荥阳前线飞马而来，呈上一只木函，陈胜打开一看，不由大惊：竟是刚割下不久的吴广的头！

　　吴广率领的西进第一路军，久攻荥阳未下。部将田臧等认为，周文兵败，秦军很快会来解荥阳之围，那时就将造成极大被动。不如只留少数兵力围荥阳，集中主要精兵去抵御秦军。又觉得吴广很骄横，已经无法与他计议这样的事，所以索性假借陈王的命令把他杀了，特把首级送来呈上。

　　这可是一个极严重的事件啊！

　　吴广不同于那个傻乎乎地从乡下来看望陈胜的耕田伙伴。

　　吴广在大泽乡与陈胜共同起事，并被封为假王，在义军中地位仅次于陈胜。现在他却无辜被部将杀死了。这颗血淋淋的头颅是个棘手的烫山芋，且看你作为义军领头人的陈胜，如何来作出回答。

　　也许是两位首领间因权位之争而原本互存猜忌，也许是事出无奈不得不将错就错，总之是陈胜作出的反应既不明智，也不策略：赐田臧以楚令尹印绶，并任命他为上将。

　　这样处理只能助长一种离散心理。

　　此后田臧让部将李归留下来守荥阳，自己率领精兵到敖仓去迎战秦军。不久，两军均被章邯率领的秦军击溃，田臧、李归也先后战死。

　　与此同时，秦军则除章邯所率领的骊山之徒数十万兵力外，又调回了原戍守在北边以王离为主将的数十万军队，两军紧密配合，在接连对义军发起的猛烈反击中，屡屡得胜。这样，坐镇在陈城的陈王收到的只能是一连串败亡的战报：南路攻打九江郡的主将邓宗被杀；西征第二路军宋留在新蔡遭秦军围困，不得不全军降秦，宋留被押解到咸阳车裂示众；邓说在郯、伍徐在许，也分别被秦军击败，只有少量散兵逃回陈。

　　至此，陈胜所派遣的各路军队，除北路武臣自立为赵王外，其余几乎全都以失败告终。

　　而在这期间，各地原六国宗室之后，则在纷纷扰扰的相互争战倾轧中，先先后后宣布成立了各自的“国”。除了武臣、张耳、陈余的赵国外，还有：魏国后裔魏咎，在由陈胜派去的周市军的支持下立国称王；赵王武臣派韩广去攻略燕地，韩广却在燕人的支持下自立为燕王；原齐国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自立为齐王；项梁应张良之请，立韩公子韩成为韩王。这也就是说，在旧的战国纷争局面结束了十三四年以后的华夏大地上，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更为纷乱的新“战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十二月，章邯率师乘胜紧逼起义军根据地陈城，陈胜所部均已溃不成军，只好派上柱国蔡赐率领残师出城迎战，另派张贺在城西策应。但秦军来势凶猛，义军如何抵挡得住。兵败，蔡、张皆战死。

　　陈胜带着少量随从，逃出已经陷落的陈城，向东南退到汝阴，再折向东北至下城父。《史记·陈涉世家》在这里用了“还至”二字。的确，陈胜的这条败退路线恰好是他半年前的进军路线，只是方向相反。下城父离大泽乡也只有百里之遥了，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否有回大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意图呢？可惜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了，因为就在这一天他倒在了下城父（今安徽涡阳县东南），从此不再起来。

　　陈胜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被他自己的车夫暗杀的。此人名叫庄贾，目的是拿着主人的头颅去投降秦军，可能是为了讨得一官半职。

　　从大泽乡掀起的反秦怒涛，震撼了全国，一时间响应者如雨后春笋，自称或拥立为王者，遍布四方。具有戏剧意味的是，称王者大多为当年秦所灭六国后裔，从表象看，仿佛又回到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末期。而最初的以农民为主的大泽乡起义军，经过一年多的激流回荡，如今跌落到了最低点。

　　高潮固然能催人激奋，低潮却更引人思索。

　　大浪淘沙。历史老人冷静地注视着一切。他在筛选，在等待：谁将有资格成为下一轮更大高潮的弄潮儿呢？

　　第一次高潮的余波是这样的——

　　陈胜被杀害后，他原来的侍臣、此时已担任了将军的吕臣，组织起一支以青布缠头的苍头军，拼死攻下陈城，杀了叛臣庄贾，重新在城头升起了“张楚”大旗。但不久，陈城又为秦军所破。百折不挠的吕臣率领残部，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黥布起义军会合，再次夺回陈城。最后，当第二次反秦高潮起来时，吕臣率军与主力部队会合，那主力部队的领头人分别是项羽和刘邦。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