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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剑杀出重重包围秦始皇长相种种

　　公元前238年，嬴政二十二岁，已经完全长大成人，按古代礼制规定就要举行冠礼。

　　我们且先来看看《太平御览》中引录的他长的模样——

　　秦始皇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准，长八尺六寸，大七围。

　　其中身高可能是按秦制计量的。据林剑鸣《秦史稿》，秦制一尺合23.1厘米，依此折算，嬴政身高为1.98米。腰宽“七大围”。围的长度有两解，一为两臂合抱，一为两手拇指和食指合圈，此处当是后者，即一围约旧尺五寸至一尺之间。依此折算，嬴政腰围为l.20米左右。近2米的身高，1米多的腰围，加上虎口、大目，如果《太平御览》提供的材料属实，那实在是一个罕见的矫健魁伟的大男子！

　　不久前，殷啸虎在《新民晚报》上著文说，历史上的嬴政其实并不像影视里所塑造的那样高大，他身高大致在1.60～1.70米之间，可说是个“矮子”。殷文的根据是先秦时一般到十九岁就举行冠礼，而嬴政要到二十二岁才举行冠礼，原因就是他迟迟没有达到成人的身高标准。文中说：

　　先秦时期在法律上判定是否成年，并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按照身高，即所谓“七尺”为标准的（按照年龄判定，是汉朝才开始实行的）。《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郑注：“六尺之孤，谓年十五以下。”《周礼·地官》：“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贾公彦疏：“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此外，在《云梦秦简》中，也以身高六尺五寸作为区别是否成年的标准。先秦时六尺五寸至七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l.60至1.70米，当时发育正常的男子，一般在十六岁至二十岁达到这个标准，而秦始皇……直到二十二岁才达到法定身高标准。

　　这自然也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不过即使依殷文所述，也还只是推测，并无确切的文献为据。据马非百先生考证，古代男子举行冠礼，年岁本无定例，一般为十九、二十岁，也有十五、十六岁的。而在秦国，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等等，都为二十二而冠。所以他认为：“是秦制二十二岁而冠，自惠文王至二世百余年间未始有变矣。”（《秦始皇帝传》）

　　嬴政的貌相，按照《太平御览》引文的描绘，“虎口，日角，大目，隆准”，雍容轩昂，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所谓日角，就是额骨中央部分隆起，状如朝日，因而日角成了帝王之象征。唐代李商隐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

　　但据《史记》本纪，曾经受到嬴政重用的尉缭，对这位年轻国王的外貌和内心，都没有留下好印象——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帝王之相不见了，畸形的鼻子，豺狼似的喉音，简直成了丑八怪！

　　年轻时代曾经专攻过医学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书中对尉缭的话作了这样分析——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长目”疑当作“马目”，如此方与上下文的“蜂”、“挚鸟”、“豺”、“虎狼”等动物名汇为类。“马目”形容其眼球突出。——郭氏原注）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成变异，而气管炎或气管枝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

　　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则认为秦始皇应该是英俊漂亮的。他说——

　　［秦始皇］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幅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即因他的英俊，所以他才能运用商人地主的力量，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

　　对同一个人的身高、长相，竟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不禁使我想起了《战国策》中那个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邹忌的妻子、小妾、客人都说他的容貌比当时的一位美男子徐公还要美，待到与那徐公一比较，才深感自己“弗如远甚”。为什么明明邹忌的貌相远不如徐公，他的妻、妾、客却偏要说他比徐公还美呢？邹忌经彻夜思索终于弄明白了：妻子美我是因为私我，小妾美我是因为畏我，客人美我是因为有求于我。对客观事物的评价一旦介入个人的感情因素，往往就会与实际产生偏离。如果这个道理具有普遍意义，又如果对嬴政的长相的不同评价中确实杂有或爱或憎的感情因素，那么我们不妨来一个最高值加最低值然后除以二。这么一来，后来做了大秦帝国始皇帝的嬴政，也许是既不俊美，也不丑陋；说不上魁伟，也还不算矮矬，实在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男子：平平常常的身高，平平常常的面相。

　　人不可貌相。既有形似巨人的侏儒，也有形似侏儒的巨人。这个外貌平常的男子，却有一颗极不平常的心。这颗被别人视为“虎狼之心”的心，犹如狂飙怒涛，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但这颗心，现在却感到自己处于感情、思想、政治以至武力等多重的强大压力之中。一边是太后，那是他的母亲，单从血缘关系说，其重就犹若泰山。叛逆父母，法律明确规定为十恶不赦之一。何况这个母亲蓄有男妾，经营多年，权重势盛，气焰炙人。一边是吕不韦，那是先王留下的重臣，老谋深算的国相，幼年时代的叔父，如今的仲父，内政、外交，包括他这个年轻国王，似乎都在这位长者的手掌心之中。他从对方的眼神中，分明感到自己总还被视为未成年的孩子，什么都得依赖他这位长者的训教、安排和保护。当年，身材矮小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曾对埃及法老怒吼道：“你们把我看作老鼠，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如今，这个来自邯郸、受尽凌辱的孩子，只要有类似的机会，他很可能也会作一声狮子吼：不，我已经不是孩子，我什么也不需要！甩掉你们，我可以跑得更快，做得更好！我不仅完全可以当好秦国国王，还要君临天下，成为整个华夏大地的大国王，你们懂吗？

　　李斯跳槽想当范睢

　　当秦王嬴政热血喷涌的心已经陷入狂躁不安的时候，有一个将在秦国、特别是秦帝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来到了秦王嬴政身旁，并很快赢得了他的重视和重用。

　　这个人便是李斯。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曾师事荀子学帝王之术。学已有成，觉得在楚国不能施展抱负，其他诸侯国又都日趋衰弱，便选择了秦国负笈西游，请求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很快发现了他的才学，便提拔他为宫廷侍卫官，从而使他获得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机会。至于这样的安排是否出于吕不韦有意，史书无记。凭李斯的智慧，他当然早已察觉了秦国高层集团内部三足鼎立的详情。就像当初七国之中他选择了秦国那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这时他作了类似现今盛行的“跳槽”的第二次选择：离开他的老师吕不韦门下，直接去向秦王进说，以求取更大的发展。

　　他进说的题目选择得极妙：论时机。

　　他先论述了把握时机的重要，判断一个人是平庸凡俗还是能够成就宏图伟业，就看他是否能抓住时机逞意遂志。接着他回顾了秦国历史，指出一代雄主秦穆公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王霸之业，就是因为其时还有个名义上的周天子存在，时机尚未成熟。如今周室已亡，中原诸国无不像秦国所属郡县那样甘愿臣服效命，秦国已强大到如此程度，您大王又英明贤德无比，倘要兼并六国，就变得如同拂拭灶上尘埃那样轻而易举。文末归结到题旨：“万世之一时”，现在已到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最佳时刻，如果坐失良机，那么“诸侯复强，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史记》本传）

　　也许在李斯看来，历史竟是如此地相似，六十多年前宣太后、魏冉专权的局面又一次在秦王宫内重演，于是天赐良机，给了他一个来扮演范睢的机会。但他这篇说词没有像当年范睢那样把昭襄王的处境用耸人听闻的“危如累卵”的比喻说出，显得更策略、更高明。他甚至只字不谈嫪、吕对峙的现实，却提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意思很明白，就是要秦王嬴政跳过嫪、吕，直接去把握这个时机，单独去完成统一大业。谁来辅佐呢？——不是已站在您大王面前了吗？那就是我李斯！

　　果然，嬴政听了非常高兴。不言而喻，聪明的国王自然也会联想到六十多年前的那场宫廷斗争，把自己比作了他的曾祖父昭襄王。当年，太后、魏冉已形成庞大的势力，而昭襄王则是孤独一人；如今一边太后，一边仲父，也都各有门户，而他只有孤家寡人。这样，他会很自然地把李斯当作范睢来看待。当年，昭襄王听过范睢三说而后拜他为客卿；如今秦王嬴政一听李斯这篇说词，就拜他为长史。狂躁不安的国王终于有了自己的肱股之臣，心理感觉上该会踏实得多。李斯也受到了很大鼓舞，再次进献兼并六国的具体策略。秦王嬴政再拜李斯为客卿，并“听其计，阴遣谋士赍（jī）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同上）。李斯之计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这一日，秦王嬴政正在夜读，偶尔在简策中读到了这样几段文字——

　　夫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臣共权以为治？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臣共势以成功乎？

　　读到这里，年轻的国王兴奋得击案而起，大声呼喊：快哉，快哉！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无恨矣！”觉得久久郁积于内心的勃勃之气全被这几句话捅破、泄出，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与痛快。他感到眼前豁然明亮，清楚地看到全部问题的焦点，就是两个字：“独断”。独断，独断，独断！权势必须由君主一人独断，绝不能与臣下共享。不然，就是太阿倒持，难免自取灭亡！

　　他急切地渴望找到这位如此理解他内心的作者，倾听他的指教。偏偏这卷简策没有留下撰写者的姓名。他立刻召来李斯，李斯回答说，此文的作者是韩非，而且还是他的同学，他们曾一起师事于荀卿。

　　嬴政说：卿立即为寡人下令召见韩非！

　　李斯说：臣恐难以召到。韩非乃韩国公子，向为韩王所看重。

　　嬴政说：文不行，那就用武吧！先征服韩国，即命韩王送韩子来为寡人所用！

　　这样秦王嬴政在举行冠礼亲政前，实际已开始跳过嫪、吕集团着手实施他的兼并计划，并以韩国为第一进攻目标。同时他也在等待时机和寻找恰当的方法，如何像当年昭襄王一举端掉太后、魏冉集团那样，来解决嫪、吕集团的问题，以实现王权之“独断”。

　　公元前238年，也就是秦始皇九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来到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本年度第一件大事便是：

　　彗星见，或竟天。

　　在古人看来，出现彗星已经够让人担忧的了，这回那诡异耀眼的光亮有时竟还横贯长空，自然更不会是好兆头。

　　果然，一桩意外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发生。这一回，秦王嬴政不仅再次勃然大怒，而且陷入了无处诉说的耻辱和痛苦。

　　忽然爆出了一个“假父”、两个“弟弟”

　　华阳太后已是高寿，这一天是她七十三岁华诞吉辰。

　　秦王嬴政对这位一向讲究衣著和养生，而今已是一副福态，显得越发雍容华贵的祖母格外敬重，特在咸阳宫大宴群臣以示庆贺。

　　仲春，丽日和风。隆重、丰盛的庆典就在兴乐宫进行。男欢女乐。

　　那件意外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酒宴渐入阑珊，有人已开始起立伸腰，或在席间走动。侧厅的一角忽有好些人嚷嚷起来。随即许多人向那边围去，但很快被侍卫驱散。只是众人脸上的喜庆之色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惶恐、惊讶或嘲弄。

　　秦王嬴政命人查问，侍卫官战战兢兢、支支吾吾回答说是太后宫里一个阉人酒醉失言，当不得真的。秦王严令从实禀报，侍卫官才不得不说出真相。原来是长信侯嫪毐，刚才在席间行酒令时因屡被罚酒，他竟仗着酒性破口骂人：我是当今王上的假父，你们这些绳床瓦灶的鄙陋小人，谁敢与我对抗！

　　——他是我假父？！

　　秦王嬴政几乎被自己勃然而起的暴怒击倒了！

　　待要发作，一个更可恼也更可怕的黑影迅速飞来向他提出了警告。那是童年时代在邯郸亲眼目睹的事实在提醒他：这样的事很可能会有；而如果真有其事，你一光火，不是更要在众人面前大丢其丑了吗？

　　被遏制的暴怒和无处诉说的羞辱、痛苦一齐折磨着他。为了镇静自己，他用尽了全身力气。回到寝宫时，已经累乏得几乎瘫倒。但他还是立刻召见李斯，命他暗中派人去查实此事，立即禀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嫪毐确实是个假阉人，常与太后私通。可能还生了两个孩子，不知藏匿于何处。

　　嬴政默默地、艰难地吞咽着这颗耻辱、痛苦的果子。几年前潜藏于心底的那只蝎子复活了，不时张开双钳啃啮着他的心。

　　他沉默着，就像一头暴怒前的狮子，暗暗磨砺着自己的爪牙。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称霸天下的强国的国王，他必须在自己的臣民和各诸侯国面前保住自己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与声威，因而绝不能以与太后私通的罪名，而必须以叛乱的罪名将嫪毐及其同党一网打尽，并以最残酷因而也是最解恨的刑罚在咸阳街头将这个恶棍处死！

　　——为此，我要去搅动这头蠢猪，让它先嚎叫起来！

　　他在心里作出了决定。

　　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孟夏四月。

　　良辰吉时已由奉常会同卜正择定。

　　秦王庄严宣告，他届时将往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并提前三日预先住宿于雍城。

　　雍城不是嫪毐势力的大本营吗？

　　是的，这的确是一着险棋。但热血不断在年轻的国王胸口鼓荡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因为雍城是一个险地，他才要亲自去而且提前去，以身为饵，诱使敌人从隐蔽处提前跳出来！他宁愿战死，决不背负着这样的耻辱当国王！

　　他估计到嫪毐十有八九将乘机作乱，因而预先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部署：

　　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史记·秦始皇本纪》）

　　请读者诸君特别注意这十三个字。文中的职称、人名以至那个顿号，都是两千多年来史学界争论的热点。这里只先简单介绍一句昌平君、昌文君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楚人而仕于秦，并得到重用。至于其他情况，包括那“相国”二字究竟是职称，还是指另一个人，譬如说吕不韦，学界争论较多，准备放到后面去说。

　　听到秦王将驾临雍城这个出人意料的宣告，嫪毐果然兴奋得发狂了，急忙去找王太后说：看来王上死到临头了！杀死了他，以后就让我们的儿子来继任当国王！

　　嫪毐的这个主意见于《史记·吕不韦列传》，但没有说明王太后也即过去的赵姬对此态度如何。后来嫪毐在发动叛乱过程中是动用了太后玉玺的，没有她反对这样做的记载，很可能得到她的默许。二十余年前，她在邯郸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生养了这个孩子，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她也曾经与天下所有母亲一样有过那种无私的、纯正的、伟大的母爱。那时，孩子的寒暖痛痒无不牵挂到她的心肠，如果有人要杀这个孩子，她会毫不犹豫地以身相搏或以身为代的。但是现在？……呵，真正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权力对人的诱惑和对人性的作践是何等可怕啊！

　　刀光剑影在暗中闪动。叛乱已准备就绪。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叛乱骨干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其具体部署是：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狄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蕲年宫外杀机四伏，蕲年宫内钟鼓齐鸣。

　　蕲年宫在雍城东南，为秦穆公所建，穆公陵墓就修在蕲年观之下。秦王嬴政先虔诚地祭祀了他最为崇敬的先祖穆公，发誓要继承列祖列宗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现在他的冠礼正在隆重地进行中。

　　充满着活力的、具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在雄伟的宫殿里震响。

　　蕲年宫长长的廊沿上，一百零八名乐手分列两侧，正神情肃穆、指法灵活娴熟地演奏着。

　　革、木之声，金、石之音，还有专为这次盛典浇铸的编钟的奏鸣。编钟有三十六口，一口口悬挂在粗大的檀木架上。

　　一头白发皓然但精神矍铄的乐师正在敲击着，如癫似狂，如痴似醉。

　　这就是被《吕氏春秋》讥之为“以钜为美，以众为观”的侈乐吧？秦王嬴政听了心神激荡，吕不韦听了大概不免摇头叹息。

　　但是我们不知道吕不韦是否在场。由于上文已引的《史记》本纪那段十三个字的记载本身就扑朔迷离，加上历来史家对此的解释又众说纷纭，因而从这时起，吕不韦的去向便成了一个谜，后文我们将会谈到。

　　冠礼正式开始。

　　几案的托盘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顶金灿灿的王冠和一柄封在镶金嵌玉镂花剑鞘里的太阿宝剑。

　　冠礼可说是中国古代的成年礼，但按当时的礼制，只有贵族男子才有资格举行此礼，女子和平民皆被排斥在外。而此刻正在进行冠礼的是一位国王，因而同时也就成了通常所说的加冕礼。

　　尚冠令丞的手在发抖，是兴奋得发抖。

　　因为他比任何一个前任都荣幸，而且可说是千载难逢的荣幸。

　　今天他将要代戴的不是诸侯王王冠，而分明是一顶天子之冠！

　　一个纯金精制的小圆筒，上面镶嵌着一块一尺二寸长的冕版，前后分别垂着称之为“旒”的玉串。

　　《周礼·夏官·弁师》规定：“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

　　秦僻于戎狄，初封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附庸”；后来是秦侯，最后才是秦王。

　　这个“王”仍是封国之王，即诸侯，按规定当为九旒。

　　但秦王嬴政给自己的王冕加了三旒：十二旒。

　　尚冠令丞替嬴政最后一次整理了一下头顶的发髻，然后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了那顶不寻常的王冠。现在这十二旒的天子之冕终于戴到了终将成为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头上。

　　司礼高声吟唱着祝词：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

　　弃尔幼志，顺尔成德。

　　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乐声大作。

　　殿堂内外，台阶上下，人们山呼万岁之声震耳欲聋。

　　就在这个时候，嫪毐下令向蕲年宫发起了进攻。

　　嬴政疾步登上高台，大声喝问：寡人在此，有哪个乱臣贼子胆敢谋反，格杀勿论！

　　太阿剑出鞘，寒光逼人。

　　这声犹如晴空霹雳的喝问，吓得七零八落临时拼凑起来的叛军威势顿消，乱作一团。昌平君和昌文君指挥早已布置好的三千精兵内外夹攻，叛军抱头鼠窜，纷纷败退，当场被砍杀数百，血流满地。嫪毐指挥残部孤注一掷，转而快马飞驰近百里去攻打咸阳宫。谁知咸阳宫也早有预防，而昌平君、昌文君的追兵又瞬间赶到，又是一个内外夹攻，叛军被一网打尽。但在清点俘虏时，发现嫪毐在逃。于是秦王下令国中悬赏捉拿：有生擒嫪毐者，赐钱百万；有杀死此贼者，赐钱五十万！

　　咸阳街头热闹了，有的议论着这桩宫廷的最新奇闻，有的挡不住高额赏金的诱惑，东奔西跑寻觅着线索。

　　这时候头戴金冠、腰挂太阿的秦王嬴政，带着随从急急冲进了雍城棫阳宫。

　　棫阳宫里住着王太后。难道他要去杀母亲？

　　是的，依照此刻他内心的愤怒，很可能。

　　但来到宫门口，他突然站住了。

　　母亲毕竟是母亲。

　　他命令一名侍卫官带领兵卒先入宫去将赵姬转移至萯（fù）阳宫看守起来，然后自己再进去。

　　跨进母亲卧室，他大概不难想起每年来雍城祭祀祖庙时，总要来这里向母亲请安，滚动在胸口的怒火可能会有所消退。但当他一眼瞥到内室那张宽大的龙凤雕花红木床时，眼前又闪过了嫪毐那丑恶的嘴脸，手起剑落，龙凤床被一劈为二。

　　仿佛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被劈开的龙凤床那一端出现了两个孩子，是两个分别约为三岁、五岁的男孩子，像一对刚被收入笼子的小鹿崽，相互依偎着，畏怯地偷偷瞥来他们惊恐不安的眼光，着实令人怜悯。

　　也许嬴政已经从那两对特别聪灵、秀丽的眼睛里看出他们是谁了，慢慢地插剑入鞘。但他大概又很快从他们嘴角或什么地方看出了嫪毐的痕迹，转而狠狠吐出了两个字：扑杀！

　　随从立刻拿来一只大皮囊，将两个嘶声号哭着的小男孩塞进皮囊，扎紧囊口，重重向砖地砸去——叭！

　　一下，又一下，只需三下，再没有任何动静和声息。

　　皮囊静静地躺在砖地上，殷红的血从囊口隙缝汩汩流出，还冒着热气。

　　这个残忍的国王，狠毒的哥哥，铁板着脸，望着，不说一句话。不知他有否想到：那从皮囊口流出来的血，与流在他血管里的血，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

　　秦王嬴政回到咸阳，嫪毐已被捉到。据《史记》本纪记载，对这个已被镇压下去的叛乱集团成员是这样处理的——

　　（一）对嫪毐，“车裂以徇，灭其宗”。车裂，俗称五马分尸，秦律死刑中第一酷刑。“车裂以徇”，即车裂后再暴尸示众。“灭其宗”，嫪毐的家族也全都斩尽杀绝。

　　（二）对卫尉竭等二十余名叛乱骨干，全部处斩，割头示众。

　　（三）对嫪毐的门客，“轻者为鬼薪”，即罚做苦役，为宗庙砍柴，一般役期是三年。重者“夺爵迁蜀”，削去爵禄，迁徙也即流放至蜀地。受到这种惩罚的多达“四千余家”；迁徙之时恰好碰上“是月寒冻”，途“有死者”。

　　这就是嬴政亲政后，第一次对他的政敌所作出的处理。残酷吗？可他早在儿童时代就说过：胜利者有权惩罚失败者，这是公平的：谁叫你失败呢？

　　还留下一个实际上是嫪毐集团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当年的赵姬，如今的王太后。

　　这位王太后当初是因怀孕怕被人觉察才假托占卜住到雍城棫阳宫去的，咸阳城里仍保留着她原住的那座宫殿，就是甘泉宫。这回嫪毐叛乱是冒用了太后玺印的，而她却没有公开反对，这就难逃也参与其谋的干系。但母亲毕竟是母亲。秦王对赵姬作了这样处理：着令迁出咸阳，长住雍城萯阳宫。

　　这个曾经风流过、风光过的女人，当她乘着辂车，被警卫森严地押解着由咸阳向雍城驶去的时候，内心该会是五味俱全的吧？她生了三个儿子，这一回是她的长子既杀了她的情人，又杀了她另外两个幼小的儿子，现在又把她押向一座冷宫，逼她孤独地老死在那西陲之地，这人世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吕不韦行踪之谜

　　现在我们才等到一个机会来说说吕不韦。

　　作为太师和“仲父”，他理该在嬴政举行冠礼那种场合出现，但是史书无录。

　　作为国相，秦国历来的传统是既管文又管武，在嫪毐集团发动叛乱、国王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必须亲率武士，奋力搏杀，不然还算什么国相！对此，史书也缺少明确记载。

　　吕不韦到哪里去了？

　　嫪毐集团平息后，秦王嬴政论功行赏。据《史记》本纪记载，凡斩敌首的，“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其中首功，当然昌平君和昌文君。

　　昌平君，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是楚国公子，在秦国任职。至于任什么职，这就牵涉到上一小节引的《史记》本纪那十三个字的记载该如何句读标点的问题：若是标点为“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那么昌平君任的便是丞相，已是最高行政长官。当秦王嬴政发起兼并大战，楚国濒临灭亡的时候，这位昌平君又回到楚国，并被楚人推为荆王，奋力抗秦，演出了悲壮的一幕。

　　还有一个“昌文君”是谁呢？“昌文君”显然只是一个封号。《史记索隐》说：不知其名。

　　非但不知姓名，他的职务也不明确。若按上一小节那十三字记载，因“昌平君、昌文君”平列而推定他也为丞相，那么此时吕不韦相位尚未免去，加到一起不是有三个丞相了吗？这在秦国历史上无此先例。

　　基于这些疑问，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昌文君”就是吕不韦。根据是金文“吕不韦”与“昌文君”这三个字形近易错讹。这个假设，现在已大致可以否定。前些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编年记》，在秦始皇二十三年下记有“四月，□文君死”一句，这“□”当为“昌”字（见《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此时吕不韦已死了十余年，断不会再死一次，证明“昌文君”确实另有其人。

　　吕不韦究竟去了哪里？这就要说到那段十三字的记载该如何句读标点的问题了。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认为，吕不韦很可能就藏在一个被漏点的顿号里。这就是说，《史记》本纪中那段十三个字的记载句读和标点应该是这样的：

　　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加上一个“、”号，这“相国”便不是昌平君的职务，而是代指吕不韦。据此，不仅吕不韦的行踪有了着落，还说明这样一点：直至嫪毐叛乱发生前夕，秦王对吕不韦即使不是仍信任，至少还是要用他的。要到叛乱平息后，在清查过程中因“事连相国吕不韦”（《史记》本传），吕不韦才开始受到查究。

　　近年来，学者胡正明、田余庆等先后就此发表文章，也认为“相国”与“昌平君”间应加一顿号，而“相国”正是指吕不韦（参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二期）。我也觉得此说较为合理、可信。不过，疑问还是有。《史记》对吕不韦的记载或称姓名，或称“文信侯”，或职名加姓名称“相国吕不韦”；仅有一处，因承前句已说到“相国吕不韦”而略称“相国”。但《史记》的这段记载前并没有出现“相国吕不韦”一类字样，所以这个单独的“相国”如果真是指吕不韦，那此句就很可能有脱漏。还有，如果吕不韦真是平息这场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是本该受到重赏的，这样，以后秦王对他非但没有任何赏赐，反而不断升级的惩罚，就显得越发有悖常理。

　　看来此中之谜，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求解。

　　尽管嫪毐叛乱期间吕不韦的去向还难以确考，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吕不韦此后就从巅峰跌入低谷，他的人生开始走向坎坷悲怆的黄昏。

　　秦王嬴政在车裂嫪毐、迁走太后后，就转过身来，抽出太阿剑，将剑锋指向他的“仲父”吕不韦。这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一段记载——

　　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这段文字行文很微妙，恰好反映了此时同样微妙的秦王嬴政的内心。国王要诛杀一个丞相，也总得有相当理由。嬴政有没有非杀吕不韦不可的理由呢？肚子里是有的，但却不便明白说出来。偏偏“宾客辩士游说者众”，于是便以“不忍致法”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暂时放过。其实，说情者众多表面看来可以是“不忍致法”的原由，仔细想来却正是非杀不可的一个重要依据。有那么多人为吕不韦说情不正好说明他在群臣中影响巨大吗？在群臣中影响巨大就意味着对君权侵蚀已相当严重，这难道还不该杀吗？

　　《史记》记载的说情者多为“宾客辩士”，即主要是吕不韦门下那三千门客。秦王嬴政自然不能无视这些能言善辩之辈的舆论力量，但他们是否真能说动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国王，还难免令人起疑。因而在一些演义类著作中又增加了一个人物，就是华阳太后。小说家们认为是太后以祖母身份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训教，才使嬴政不得不暂时将诛杀吕不韦的利剑抽回入鞘。尽管史书无录，我倒觉得颇有几分可信。一是这位楚国女子也如宣太后那样是爱好“干政”的，想当年吕不韦买国之计的主要支持者和实施者就正是这位太后。因而像镇压嫪毐集团叛乱及其善后处理这样的大事，估计她也不会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二是她对吕不韦是心存感激的，她所以能接连当上王后、太后，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由这位阳翟大贾促成。如今平白无故要砍他脑袋，于情于理她都不会答应。三是嬴政进宫后就受到华阳太后喜欢和爱护。由于赵姬的商女身世，嬴政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享受到纯正的母爱、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因而他对这位身份高贵的老祖母的爱，很可能要超过对亲生母亲的爱。找遍文武百官、前宫后院，对桀骜不驯的秦王嬴政说话多少还管点用的，大概也就这么一位华阳太后吧？

　　总之是有赖这样那样的原因，吕不韦总算在相位上又摇摇晃晃坐了一年多，到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可以明白说出的惩罚他的理由终于找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了这样一笔：

　　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

　　到这时候才忽然发现吕不韦是与嫪毐集团有牵连的，是个漏网余党，于是一声令下把他从相位上撤了下来。嫪毐、吕不韦，政治上原是对立的两派，说有牵连，无非是据《史记》所载，当初嫪毐系由吕不韦引进的。这“理由”倒也还说得过去，因为按秦法，被荐举人犯罪荐举人得同坐。

　　这样，吕不韦便被幽禁了起来。

　　幽禁在狭小的天地里，一天的时间会被拉得无限地长，一生的经历却被缩得比瞬息还短，全都历历来到眼前。但这片狭小天地却实在是人世间最难得的课堂。它会使人变得纯净和坦荡；对自己会有深刻的自责，对别人则充满友爱和谅解。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油然怀念起心心相通的故人和古人，对吕不韦来说，最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在《吕氏春秋》中他曾经一再用崇敬的语气记述过的那些古圣先贤吧？

　　第一位该是管仲。因为吕不韦曾被秦王尊为“仲父”，而此前历史上被尊为仲父的第一人便是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壹匡天下”，吕不韦觉得自己的功业还难与管仲相比；特别是管仲是善终的，弥留之际还为齐桓公留下了“远易牙、竖刀”等小人的忠告，只是齐桓公没有坚持照着做，才落到身死国乱、“三月不葬”、“虫流出于户”的悲惨结局。吕不韦联想到自己，心上不由一阵悲凉。显然，他已不可能再有管仲那样的好运了。

　　第二位可能就是周公。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悉心辅佐武王、成王两代君主，昼夜勤于王事。但开始由于成王年少，周公不得不代行政事，于是谣诼蜂起，以为周公有篡夺之心。后来事实粉碎了这些诽谤，同样得到了善终。吕不韦觉得自己实难与周公相比，秦王嬴政也不可能有成年后的周成王的气度。

　　吕不韦想到的第三个古人，该是他在《当染》和《勿躬》中提到的伯益吧？这回让他着实一惊。伯益很有可能就是秦人的先祖（详一章一节），他原是舜的臣子，后来又辅佐禹，禹曾想把天下禅让给他。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与伯益争位，最后是启杀了伯益而登位，建立了中国历史第一个正式的王朝——夏。吕不韦觉得嬴政果真有点像夏启，那么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做伯益第二呢？想到这里，不由一声苦笑，仰天长叹起来。

　　这时候，秦王嬴政确实要准备大量杀人了，其中就包括吕不韦。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