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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和弦走向变调的三重奏一颗政治童星的飞升

　　公元前246年，十三岁的嬴政即秦国王位。这一年，史称秦始皇元年。

　　嬴政的母亲赵姬，被尊为王太后。吕不韦仍为相，除已封为文信侯外，又尊为仲父。仲父原来的意思也是叔父，但因齐桓公曾尊称管仲为仲父，相沿成习，仲父成了君王对最亲近重臣的最崇敬的称号。

　　如今的吕不韦已有了一大堆炫目的头衔和称号，他自己又有门客数千，家僮成万，真可说已到了富列王侯、贵极人臣的地步，他的成功该是远远超过携重金初次游秦时的预想了。综观他一生行迹，从这时候开始，更为谨慎严谨一些。他有了更为远大的胸怀和广博的眼光，既考虑了如何兼并六国的现实问题，也预想到了统一后如何立国安民等等重大问题。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这部杰作中。《史记》本传说他是因为看到“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而强大的秦国反而没有这样做，“羞不如”，于是便以优厚的待遇广招天下学士，而“至食客三千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为“招致宾客游士”的目的在于“欲以并天下”。原初动机可能有“羞不如”的因素，但从后来吕不韦组织这些宾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看来，更重要的目的似乎还在于统一大业，即为未来的大秦帝国设计一张蓝图，提供一个建国大纲。《吕氏春秋》预定的第一读者无疑是秦王嬴政。考虑到此时嬴政还处于少年时代，不妨说是专为他编写的一部启蒙课本。在起初一个阶段里，少年嬴政很可能为它那宏廓的气势、广博的内容和生动的故事所吸引，读得津津有味，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当然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后面我们还将谈到。

　　这时候的秦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已拥有相当广阔的疆域——

　　当是之时，秦地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嬴政年少，国事自然主要依赖太后和丞相秉掌，这样便出现了一男、一女、一少的三重奏。

　　开头一段时间，就像任何一个新君初立一样，当以稳定为主。但这位未来始皇帝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不那么平静。其间时有雷鸣闪电和暴风骤雨，所以都能平稳度过，说明其时三重奏还处于协调和谐阶段。主要事件有——

　　第一，平定晋阳叛乱。晋阳原是晋国的一个重要城邑，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在晋国六卿相互争战过程中，这里曾经发生过智伯率韩、魏攻赵，后来韩、魏反而与赵联合起来共同消灭了智氏那样富有戏剧性的著名战事，正是这场战事奠定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三家正式成为诸侯国后，晋阳属于赵国。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赵间曾经有过几次拉锯式的争夺。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国派大将蒙骜率兵攻取晋阳后，将其与太原及狼孟等三十七城一起建立了太原郡。晋阳人似乎特别富有战斗传统，十分反感秦国的暴力统治。叛乱是乘着秦国王位交接之际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声势盛大，甚至已影响到邻近榆次、阳曲等城邑。晋阳又离邯郸不远，赵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给秦国制造麻烦的机会，暗中为之接应。少年秦王和他的辅佐大臣都认为不可等闲视之，即派蒙骜率兵数万，渡河北上，迅速平定。

　　第二，度过蝗灾和瘟疫。晋阳叛乱平定后，秦国稳步地接连向赵、韩、魏三国发起进攻，先后攻取魏国的卷城、、有诡和韩国的十三座城邑。到嬴政即位第四年，秦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年秋天，“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征集富室储粮以度过灾年，吕不韦想出了一个办法：“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一举措无疑对解救燃眉之急是起了作用的，但从此开了卖官鬻爵之先河，流弊也不容忽视。

　　第三，击退五国联军。秦国经过上下努力，过了一年，灾情缓解，情况有所好转。秦将蒙骜开始向魏国大举进攻，接连攻占了酸枣、挑人、雍丘、山阴等二十城，并在这里设立了东郡。东郡之设，标志着秦国国土开始与齐国边境接壤，这就切断了楚、韩与燕、赵的南北联系，因而大大震惊了中原诸国。在基本生存权都已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赵、楚、魏、韩、燕五国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联合起来，在赵将庞煖的统率下，向秦国的蕞地发起进攻。但此时的五国联军已是惊弓之鸟，秦军稍一反击，他们就纷纷溃逃，反而对没有参加联军的齐国大打出手起来。秦军却正好利用他们相互残杀之机大举东进。此时秦国占有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已接近统一后全国总郡数的二分之一。

　　第四，镇压长安君反叛。长安君便是嬴政的同父异母弟成𫊸。此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录，时间是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但这一仅见于《史记》的记载，文字可能颠倒脱漏，原意难以读通、读懂，专家们解释也很不一致，恕不一一抄录(2)。大致可以肯定的有这样一些内容：成𫊸这一年已有十七八岁，他是受命率师去进攻赵国途中反叛的，他受到了镇压，死于屯留；追随他的军吏都被处死，还把屯留的民众也迁徙到遥远的临洮。为什么对民众也要作这样处理呢？《索隐》解释说，因为“屯留之民被成𫊸略众共反，故迁之”。看来这是又一出为争夺王位而骨肉相残的悲剧。成𫊸在秦宫时是否有过反叛迹象？嬴政究竟为什么要派他去进攻赵国？他到屯留后是如何反叛的，具体政治意图又是什么？他是如何受到镇压并最后被杀的？这些问题史书都没有留下明确答案，于是后人就有了自由想象的余地。譬如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就虚构了一个情节，说是老练狡猾的吕不韦有意派年少、狂傲而又想觊觎王位的成𫊸带兵去攻打赵国的，即提供他反叛的条件以促使其反叛，然后“名正言顺”地歼而灭之。如果吕不韦确实曾作了这样谋划，那么我想嬴政是会乐意赞同的。《左传·隐公元年》不是早就记有这样的先例吗？郑庄公当了郑国国君（公元前743年～前701年在位，大致相当于秦国的文公、宁公时代），明知他的弟弟共叔段和母亲武姜有可能联合作乱，却有意答应分封他最大的城邑，看着他修城池、缮甲兵准备叛乱，还装作不知道。表面看来似乎是“养虎遗患”，实际却是别有用心地等待着对方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共叔段果然与武姜内应外合准备叛乱，早有戒备的郑庄公立刻派出强大武装力量一举平息。在这里血缘关系陷入了永远无法解脱的悖论：这个政权是以血缘亲疏为贵贱等第建立起来的，但是到了这种时候，最亲近的血缘反而成了最不可容忍的仇敌！

　　我们还是来说一件使一男、一女、一少都高兴的事吧。

　　此事《史记·甘茂列传》、《战国策·秦策五》皆有详录。主意首先是吕不韦提出来的。为了攻取赵国河间之地，须先拆散燕、赵联盟，于是派出使节去说动燕王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软弱而又无主见的燕王喜完全接受秦国提出的条件：送太子丹入秦为质，请秦国派一大臣入燕为相。秦、燕结好，共同对付赵国，秦国帮助燕国洗雪屡败于赵的耻辱。

　　燕太子丹已如约来秦为质，接下去该秦国派一大臣入燕为相，事情却碰到了麻烦。吕不韦确定的人选是曾屡建战功的老将军张唐，张唐却迟迟不肯成行，提出的理由是：他曾在昭襄王时奉命攻赵，杀掠甚众，赵人将他恨之入骨，正悬赏一百里封地在捉拿他，入燕必须途经赵国，所以不便赴任。事出有因，吕不韦也不好勉强，回到府第，还在为这事纳闷。这时偏有个孩子过来嘻嘻笑着问道：丞相因何闷闷不乐，大概是有什么心事吧？说出来弟子听听！

　　吕不韦没有好气地说：小孩子懂什么，别来瞎问！

　　那孩子正色道：弟子作为丞相的一名中庶子，就得为丞相分担忧患。如今君侯明明有心事却不肯赐知，不是使小臣效忠无门了吗？

　　吕不韦不由细细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特别聪慧灵秀的孩子，同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

　　孩子说：弟子乃甘茂之孙甘罗，今年十二岁。

　　吕不韦听说是曾经在秦武王时担任过左相的甘茂的后代，自然要另眼看待面前这个孩子了。便把他想让张唐赴燕任相、张唐因故不肯成行的事说了说。甘罗轻快地说道：如此小事，丞相何不早说，待弟子代为去请就是！

　　吕不韦听得不高兴了，连声说：去、去、去！我亲自去请尚且无用，你一个小孩子去请得动吗？

　　甘罗说：从前项橐才七岁就可以做孔子老师，弟子今年已十二岁，比他还大五岁呢，让弟子试过再下断语也不晚呀！怎么可以一开始就叫去、去、去，如此轻慢天下之士呢？

　　吕不韦不由肃然一惊，说：好，我就让你去试一试吧，事若有成，当以卿位相许。

　　甘罗说：丞相此话当真？

　　吕不韦说：自然当真。

　　这样，甘罗便策马来到张唐府邸。

　　张唐说：小孩子，你来做什么呀？

　　甘罗说：特来向阁下表示哀悼！

　　张唐大怒：竖子，怎能如此说话！

　　甘罗说：请阁下还是不要匆匆忙忙发火吧！请问阁下，您的功劳相比武安君白起如何？

　　张唐说：那怎么能比呢，我还不及他十分之一。

　　甘罗说：那么当年应侯范睢，与当今文信侯吕不韦相比，哪个更位高权重一些呢？

　　张唐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如今的国相文信侯呀！

　　甘罗说：如此说来，阁下是明知将有没顶之灾却偏要往深潭里跳，实在使晚生感到惋惜！

　　张唐说：此话怎讲？

　　甘罗说：当年，应侯命武安君攻赵，武安君不从，应侯一怒，武安君不得不出咸阳而后死于杜邮。如今阁下明知自己功不及武安君，而文信侯又权重于应侯，却偏要抗命文信侯，迟迟不作入燕之行，阁下离死期还能远吗？

　　张唐悚然惶恐，跽身而谢：孺子教我！

　　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就这样说服了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张唐请甘罗代为向吕不韦致意，他愿意即日治装，准备就道。

　　但甘罗却觉得自己还没有完成使命。在张唐出行前，他又去拜见吕不韦说：老将军此行，情色颇有勉强，实为畏惧赵国从中作梗。弟子愿轻车简装，赴邯郸说赵王，为张将军先驱！

　　吕不韦越发感到甘罗小小年纪，识见过人，实在难得，就引他去见秦王。恰好太后也在，三人一起接见，都惊喜不已。特别是秦王嬴政，平日总得装起一副大人腔，与那些至少超过自己一倍年岁的臣子们说话。现在终于看到一个居然比他还小好几岁而又那样出色的臣下，高兴得无拘无束地叫道：小甘罗，你见到赵王，准备怎么说动他呢？

　　甘罗从容回答道：有道说者，顺也。说的最高境界是一个“顺”字。所以说辞须随波而兴，随风而转，察其喜惧，相机而进，不可预定。可以预定的是，臣将不辱君命，满载而归！

　　一番话说得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秦王嬴政特命良车十乘，仆从百人，跟随甘罗出使赵国。

　　赵悼襄王刚接到秦、燕通好的情报，正在为两国联合来犯发愁，忽报秦使来到，自然要破格接待，特亲自出郊二十里恭迎。但接到的竟是个孩子，不免既感意外，又觉扫兴。看到来函上姓名为甘罗，便问道：先前，曾为上国通三川之路的大将也是甘氏，不知为大使何人？

　　甘罗说：那是臣之祖父。

　　赵王说：上国莫非年长者尽已出使，不然，因何而要有劳足下呢？

　　甘罗说：敝邑寡君用人，各尽其材。年长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最年幼，故奉命来使上国。

　　赵王一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于是把盏请问道：先生辱临敝邑，当有以教寡人吧？

　　甘罗说：大王听说燕太子入质于秦了吗？

　　赵王点头说：已有所闻。

　　甘罗说：大王听说张唐将入燕为相了吗？

　　赵王说：也已听说。

　　甘罗说：这两件事说明秦、燕修好，互不相欺。秦、燕合谋，对赵国来说可就太危险啦！

　　赵王自然心知肚明，却明知故问道：上国如此仓促与燕国亲好，不知用意为何？

　　甘罗说：为的是联合攻赵而扩大河间之地。所以大王若能主动割让河间五城予秦，臣将请求敝国寡君，止张唐之行，绝燕国之好，转而与上国为欢。若果如此，凭着强大的赵国向弱小的燕国发起进攻，秦国则坐视不救，那么大王能够从燕国得到的，不是将远远超过赠与秦国五城之数吗？

　　此事的结果可谓皆大欢喜：赵攻燕，得三十城；秦坐地分赃，得十分之一；张唐也不用去燕国。特别是小甘罗，不仅真的受封为上卿，而且一夜之间成为名扬列国的风云人物。

　　唯一受害的是燕国，非但丧失了三十城，还白送一个太子丹被扣留在秦国当人质。正是这位燕国太子，多少年后逃回故国，以重金招募义士，演出了“荆轲刺秦王”那流传千古的悲壮一幕。

　　不过在此时，小甘罗的说赵攻燕，无论如何也还是吕不韦当政时期一大胜利。只是好景不常，这一男、一女、一少的三重奏也很快出现了变调，从这时开始，他们各自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烦恼与痛苦。

　　第三个男人的登场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有时连自己也无法理解。

　　譬如赵姬吧，当年在孤儿寡母身陷敌国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她的最现实的愿望自然只能是如何填饱母子俩肚子，如何躲过赵国的捕杀。现在呢？自己做了太后，儿子当了国王，金玉满堂，仆婢成群，什么都有了，难道还有不满足吗？

　　有的，而且似乎还很多。

　　首先是权力。三重奏里纵然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都觉得属于自己那一份不够响亮，不够强烈。

　　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美貌却偏偏活活守着寡的女人。

　　以她的情性和经历，每天当她退出朝堂独处宫闱时，就又几乎全部复原为从前那个女人了。这使她常常无端引起莫名的惆怅和痛苦，有时甚至会倒过去留恋那种“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白居易《琵琶行》）的生活。她不像那些大家闺秀出身的嫔妃或自小入宫的宫女那样守得住寂寞。刚入宫时为求容身而勉力做出来的自我克制，已渐渐放松，开始仍然用一个寻常女人的眼光看待禁宫生活，好在她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权力，因而就要用这种看法来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lào ǎi）……得侍太后。

　　这就是说，赵姬先与吕不韦私通，后来索性养了一个男妾，他就是本章题目中提到的第三个男人、吕不韦引进后宫来的嫪毐。

　　吕不韦所以要引人代己，似乎并非感情破裂，而是担心秦王年岁渐长，被察觉而祸及自己。这倒有点像白居易《琵琶行》里说的情况：“商人重利轻离别”了。吕不韦确实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当然他重的是大利，即他的相位、封禄、声誉以至性命。考虑到事实上他们早在邯郸时期就同居过，此时他却还要这样做，说明他下决心不让嬴政知道他与赵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特殊经历。如果嬴政真是他儿子，他也决不会在嬴政面前点破他们之间的血亲关系。这一事实是否可以回过头去证明我在上文提出的那个说法：《史记》记载的先孕后让姬一说可能属实，但不会是吕不韦事先设下的圈套。

　　嫪毐是怎么进入后宫去的？《史记》的记载充满着曲折和蹊跷。先是吕不韦暗中派人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生殖器特别壮大的嫪毐，暂时作为门客，让他放纵淫乐，甚至怂恿他像耍杂技似地用阴茎当作车轴让车轮子转着走，并有意使赵姬听到这桩奇闻，引诱她上钩。赵姬果然动了心，想要私自得到他。吕不韦再次献计，由赵姬用厚赐买通专管阉割的官吏，只是拔去嫪毐髭须，没有阉割，就作为阉人送进后宫来到王太后赵姬身旁。结果是，“太后私与通，绝爱之”。

　　这段记述，确实有点像郭沫若说的“完全像《金瓶梅》一样的小说”。大概，这也是秦亡汉兴集中揭露秦王暴政时期众多传说中的一种，司马迁加以著录的。但这一传说的编造痕迹十分明显，令人难以相信。赵姬曾是繁华的邯郸城的一流歌舞伎，此时又当上太后，她所喜爱的男性又何至于如此粗俗、下作，只要阳具强壮就什么无赖恶棍都可以拿来充数呢？吕不韦是个极有智谋的人，他真要为太后引进某个人，又何至于使出如此拙劣、且漏洞百出的所谓“奇计”来呢？倒霉的嫪毐，由于后来叛乱失败，任人说得再丑再怪，也都只好自认活该。但我想，如果真有嫪毐其人，撇开功过是非的道德评价，作为一个男人，他肯定是男性中的佼佼者，才能使既色艺双绝、又身居太后高位的赵姬动心！

　　近年来，已有马非百先生对此提出了怀疑，认为嫪毐不是吕不韦推荐入宫的。《史记索隐》提供了一条材料：“按《汉书》嫪氏出邯郸。”因而嫪毐很可能也是邯郸人。据此，马先生认为：“嫪毐与太后本有同乡关系。太后在邯郸时，必已识之。乃始皇归立为王，毐也与之偕来。因系太后旧人，故得亲幸，何待吕不韦之推荐！”这当然还缺少确据，多半出自推想，但比“私求大阴人”之类，恐怕还是要合乎情理些。

　　无论“引荐说”还是“旧人说”，对赵姬似乎区别不大：总之她又有了新情人，至少可以排遣长夜寂寞了。如果赵姬仍在邯郸，这不过是一个男欢女爱的寻常言情小说题材；但现在她已来到咸阳，已经参与了许多国政，这样的情爱就很容易与宫廷权力角逐媾合起来，并分娩出一个畸形儿——私党。

　　情势正是朝这个结局迅猛发展着，请看史书的这样一个连串记载——

　　太后所至，“嫪毐常从，赏赐甚厚”。嫪毐不仅侍从床笫，而且还伴随入朝，从介入生活到介入政务。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又以太原郡更为毐国。”又封侯又封国，简直已是一个不小的独立王国了。可以想见，这些分封，都是由赵姬依仗自己特殊身份首先提出，嬴政和吕不韦不得不同意的。而嫪毐一旦抓到权柄，便“事无大小”都紧握在自己手心。可见此人也不是只有床上功夫的市井无赖，他极善钻营，且颇有心机。

　　“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众人。”智囊团和武装力量也已齐备了。这是第三步。

　　最后，第四步：“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赵姬为了不让人看到她的再次怀孕，更有可能是为了便于私党活动，就诈称据占卜结果需要回避一段时间，迁居到了雍城。这个秦国的发祥地和故都，如今成了他们的大本营。至此，与咸阳分庭抗礼之势已经形成，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据以发难。

　　其实，说雍城与咸阳对峙也不很确切。因为咸阳宫内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双重奏也出现了变调，他们之间的裂隙正在迅速扩大，且其势已很难两立。如果仍以演奏乐曲为喻，那么不妨用这样一句音乐术语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对立——

　　要“大乐”，还是要“侈乐”？

　　《吕氏春秋》中有两篇论述音乐的专文：《大乐》与《侈乐》。文中将音乐分成完全对立的两大类，即“大乐”与“侈乐”。

　　关于“大乐”与“侈乐”的含义放到后文去说，这里先说说吕不韦与秦王嬴政分歧的由来。

　　从吕不韦的主观而言，大概不存在什么篡夺之心。不说嬴政有可能是他儿子，至少也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他既是丞相，又是国王的太傅。从他晚年的作为，特别是那样殚精竭虑地组织编撰《吕氏春秋》情况来看，很可能他是想做类似太上皇那样一个角色。在《吕氏春秋》这部书中，他不仅为嬴政规定好了如何去兼并六国的战略、策略，还预先制定了统一后如何治理天下的纲领和具体政策，甚至连将来作为统一君主的嬴政如何掌握南面术，如何颐养天年，如何适度地享受声色滋味乐处，都设计得细密周到。如果嬴政驯顺些，懒散些，或者学派倾向、政治主张与吕不韦较为接近些，他倒实在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个现成儿皇帝。但逐渐成年的嬴政，不是驯顺，而是刚烈；不是懒散，而是奋激；两人的学派倾向和政治主张更几乎是南辕北辙。这样嬴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甚至比与嫪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更要深刻全面得多！

　　严师门下出了个叛逆者，事情就很有点麻烦。

　　又偏偏这位严师大概也跟常人一样，几度寒暑、几多心血，一部力作终于完成，少不得有几分陶醉，很想找机会炫耀一番。

　　好在他既有权又有财，于是继吴起的“偾（fèn）木赐爵”和商鞅的“移木赏金”之后，又演出了一个著名的“一字千金”的故事。

　　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完稿。吕不韦命人把书稿全文十余万字公布于秦国国都咸阳城门上，延请各诸侯国的学士宾客都来观读、研析，宣布：有能增加或减少一字者，赏以千金。那诱人的巨额赏金就同时悬挂在城门之上。

　　一部篇幅如此庞大的书稿，果真精确严密到增加、减少一个字也不可能的程度了吗？

　　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揭榜领赏。

　　这给人一个印象：它确实完美无缺。

　　事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东汉著名学者王充早就在《论衡·自纪》中指出：“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对作为秦国国相吕不韦显赫权势的“惶恐畏忌”，便是高额赏金也失去了诱惑力的原因。

　　如果说一般学士宾客还只是“惶恐畏忌”的话，那么另有一个人已愤怒到快要作狮子吼了！这个人便是秦王嬴政。

　　《吕氏春秋》起初是作为帝王学课程蒙读本出现在嬴政面前的。估计开头有一个阶段，他一定读得很有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政治经验的积累，这位年轻、聪慧的国王很快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世界观、历史观，乃至具体的处世、处事作风、方式。这期间，吕不韦作为太傅当不会放弃辅导的职责，两人之间很可能有过一些交锋，可惜史书没有著录。对于嬴政来说，不是什么增一字、减一字的问题，而是根本性的分歧与对立。这种分歧与对立自然同样无法从史书中直接读到，但我们只要将《吕氏春秋》所表述的主要内容，与嬴政作为秦国国王和秦帝国始皇帝期间的言行以及实际执行的政策作一番比较，就会大致有个轮廓印象。

　　《吕氏春秋》是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组成部分，共26卷，子篇l60篇。《十二纪》每纪各5篇，《八览》每览各8篇（只有第一览是7篇），《六论》每论各6篇。书中《纪》、《览》、《论》各卷，大体都围绕一个总主题，每一子篇在这个总主题的统辖下，又各有自己的篇旨；而各个子篇之间，大都有相互联系或层次关系，总体规制以至篇章结构如此整齐划一，在先秦诸子中堪称独一无二。由此也可以看出，本书虽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但作为组织者和总编辑的吕不韦，写作前曾经有过严密的构想和计划，写作后又精心地下过一番统—调整和文字修饰的功夫。

　　《吕氏春秋》瑰玮宏博，内容极为广泛。从浩瀚无垠的天体运行，到耕作垄沟各该多少尺寸；从蒙昧时代的初民生活，到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一一网罗其中。要作全面比较是不可能的，我选择以政治主张为主，将《吕氏春秋》的表述与秦王嬴政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思想认识，作如下简略对照——

　　【黄老学派与法家学派】战国末期，历经数百年分裂、争战之后，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已经呈现，谋求新的统一的意向随之萌生，一个以道家为核心、力图兼容诸家之长、意欲为新的统一提供理论工具的新学派，也就这样应运而生。这个学派的一些著作常常托名黄帝、老子因而被后来汉人称为黄老学派。《吕氏春秋》虽没有托名黄老，但书中表述的以道家学说为核心的宇宙观，力图包容诸家之长的气度，特别是为未来统一后的君主提供治国方案的编撰宗旨，都说明它正是这个学派最初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在汉初出现的文景之治中，主张清静自定、与民休养的黄老思想起过较好的作用。由此大致也可以证明，《吕氏春秋》是能够担当起统一后的新政权的理论工具这一历史使命的。这个新政权若果能遵此，还不一定暴兴而暴亡。

　　嬴政不是思想家，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著作，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实际言行中大体推定他的学派倾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有嬴政初次读到法家后期主要代表韩非的著作时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推算起来，这正是他刚驱逐吕不韦不久。他显然对《吕氏春秋》已反感透了，该采用哪家学说来指导自己的王霸之业呢？这位年轻的国王可能正在探索中。他偶尔接触到韩非著作中的《五蠹》、《孤愤》，立刻惊喜地大叫起来：“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只读了一两篇著作就说出只要能与作者交游便死而无恨这样的话，可见他心向往之已极。说这样的话多半未经周密的理性思索而单凭一时的直觉，但恰恰因为这样就更能表明他发自内心的倾向。韩非所著《五蠹》、《孤愤》，前者主要抨击儒家那种言必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迂腐之论，主张当国者应“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依据新的时势采取新的治国之策；后者主要论君臣关系，着重揭露了臣属中一种被韩非称之为“重人”的权臣，他们“朋党比周以弊之”，致使“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成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国家。想必正是文中的这些话触发了嬴政的兴奋点，立刻把韩非视为知音。因为正是这位尚未谋面的作者，为他揭示了秦国严峻的现实：嫪毐、吕不韦不就是这样两个“重人”吗？不正是他们阻碍着那些法术之士为国尽力之路吗？“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是啊，寡人要做个明主，就得把“重人”占据的权柄收回到自己手上来！从后来嬴政完成统一前后的行迹来看，就像《史记》本纪说的那样：“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义”，也属法家一类。当然，嬴政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会为某个学派所囿，只要认为有利于他的功业的，都可采用。郭沫若曾作过这样一个分析：“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十批判书》）

　　【主圜臣方与事必躬亲】《吕氏春秋》可说就是一部帝王学，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为君主提供一种“南面术”。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反复论述的这种南面术，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六个字：“主执圜（圜通“圆”），臣执方。”“圜”和“方”是本书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有一大套玄妙深奥的道理，通俗说来，也很简单，就是通常所说的“虚君实臣”：做君主的，只要给臣子定下明确职责，自己只管坐在大位上，把智慧、才能、作为全都隐藏起来，什么事情也不要做，而叫臣子把他们的智慧、才能、作为全部使出来，什么事情都放手让他们按各自职责去做，天下准能治好。用书中的语言来说，就是为君者唯有谨守“无智”、“无能”、“无为”，才能“使众智”、“使众能”、“使众为”（《分职》）。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必须把指挥职能与实施职能严格区分开来。君主只提出任务和选择方案，从收集情况、制定方案到贯彻实施的所有具体事务，全由所信用的臣子去做。书中把君“圜”、臣“方”关系作了一个通俗的比喻：君主是驾车的人，臣子是拉车的马；如果君主弃“圜”就“方”，越俎代庖地包揽了该是臣子做的事，那就等于驾车人跳下车去跟着马一起跑，非乱套不可！

　　可嬴政偏偏就是一个有车不坐，而要跳下车去跟着马一起跑的帝王！这一点上他确实接近墨子的主张，认为霸主是绝对不能虚位的，必须强力躬行。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他在统一六国做了始皇帝后，依旧“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他还特地给自己作了个硬性规定：每日处理文件（当时还没有发明纸，用的是竹、木简）不满一石（一百二十斤）不得休息。即所谓“衡石量书，日夜有呈（通“程”），不中呈不得休息”。嬴政一人日夜操劳，独断专行，而臣子们反倒显得无事可干了：“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这种情况用《吕氏春秋》的话来说，就是弃“圜”就“方”，违背了为君之道。

　　【递级分封与设置郡县】这是两人在政治主张上的又一个主要分歧。尽管在写作《吕氏春秋》时秦国实际上已建置了不少郡县，但本书还是主张统一后以实行分封制为好。吕不韦自己是获得庄襄王的封号（文信侯）和封地（雒阳十万户）的，他的分封主张也许与自己这种殊遇不无关系，但从行文来看也还言之成理。书中《慎势》篇认为，一个冠带文明之国，地方三千里，完全实行高度集中的郡县制，天子的权势很难贯彻周到，因而主张实行递级分封制。其具体设想是：“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个中央宗主国，以方圆千里为准，“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弥近弥大，弥远弥小”，管辖范围逐级缩小，以便使各级都能做到“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形成一个层层隶属的全国管理网络。考虑到当时管理水平和交通通讯状况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可能这倒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构想。

　　嬴政彻底摈弃了《吕氏春秋》的这一主张，他后来建立的大秦帝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垂直领导的郡县制。

　　【任贤顺民与严法峻刑】吕不韦的理想就是贤人政治，即由智慧和品德都较高的贤士来辅佐君主，秉掌国政。此类论述在《吕氏春秋》中随处可见，单是以求贤、礼贤为主旨的专文就有《当染》、《知士》、《下士》、《察贤》、《期贤》、《求人》等多篇。君主以贤士为中介，去亲近和使用民众。本书吸收儒家的若干民本思想，认为“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强调要顺乎民心：“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使用民力必须适度，不可滥用。《用民》篇中用了宋人对马施威过度遭致马惨死的寓言故事，来说明“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的道理。国家的威慑力量（主要指对内施行惩罚的暴力）的使用，“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也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在这里，“威”与“爱利”（对民众的爱护并使其获利）相比，后者才是根本的。频繁地使用威力和役使民力，结果就会出现“威愈多，民愈不用”的逆反现象，作者认为这正是一般亡国之主的通病。

　　在这方面，嬴政后来采取的也是与此对立的政策。秦帝国建立后，由于“事皆决于法”，有一种人得到了特别的重用，那就是狱吏：“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赵高，嬴政一听说他“通于狱法”，就立即举以为掌管帝王乘舆车辂的中车府令。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直至帝国时期，公布了一系列远比山东六国完备的法令，不仅在治理秦国、秦帝国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也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秦法又是以严酷峻刻闻名的；对“轻罪重刑”韩非还只是在理论上作一些阐述，秦法却作为一条原则予以普遍体现，难怪《汉书·刑法志》要用“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这样夸张的字句来形容秦国罪犯之众多。至于滥用民力那就更为突出。筑阿房，修长城，造骊山墓，动辄征发民工数万、数十万，结果倒真不幸而被吕不韦言中了：“威愈多，民愈不用”，导致二世而亡。

　　综观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歧和对立，如果仍以演奏乐曲为喻，那么恰如《吕氏春秋》两篇论述音乐的专文中提出的“大乐”与“侈乐”的对立。

　　所谓大乐，是“乐君臣，和远近，悦黔首，合宗亲”的音乐，是追求和谐宁静、陶冶情性的音乐。

　　所谓侈乐，是“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的音乐，是追求强烈效果、振荡心气的音乐。

　　要大乐？还是要侈乐？

　　看来，吕不韦是执意要前者，嬴政则坚持要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之间的二重奏还能进行下去吗？

　　不是爆发，就是灭亡！

　　写到这里，我才发觉这种用后来的实际来推论当时的认识以形成对比的方法，只可姑妄一试，其实这对于秦王嬴政是不公正的。这样对比把当时的对立和冲突都理性化和抽象化了，即抽去了当时嬴政深深感受到的那种权力角逐的重压。如果设身处地从嬴政心感身受的角度想一想，那么当时他所面临的决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被篡权甚至被杀身的危险。这一年（公元前239年）嬴政二十一岁，说明他已经成年，就应亲政。但事实是，就在这一年，王太后提出封嫪毐为长信侯，并把山阴、太原等地作为他的封国。同在这一年，吕不韦公布了《吕氏春秋》，悬赏咸阳门。雍城那边，嫪毐集团的磨刀霍霍，嬴政不会不知道；咸阳城下那一片阿谀奉承的赞美声，更使他芒刺在背。既然《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嬴政根本无法赞同的，那么不管吕不韦有意或无意，那种“一字千金”的公开大悬赏，而且来自各诸侯国的宾客也在延请之列，那么就是无视他这个国王的存在，是对他的至上权力和至尊地位的一种示威和挑战。联系到吕不韦不仅自已身登相位，手秉国政，而且还有门客三千，这个示威和挑战就更显得严重和危险！

　　到了这时候，所谓的三重奏已临近崩溃边缘。

　　秦王宫内部的严重对峙已经不再是秘密。据《战国策·魏策四》说，当时的秦国，从文武大臣到挑担推车的平民，从王宫府第到寻常街市里巷，人们都在关切地谈论着：“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此处“与”意为与盟。就是说，不知年轻的国王嬴政，在嫪、吕严重对立中站在哪一边？

　　臣民的这种猜测，既有关切，也有担忧，还会滋生出一种可怕的后果：人心的离散。

　　更为严重的是，秦国高层的这种分裂或对立，是在山东六国正在急切寻找罅隙以报复秦国多年来四出攻略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发生的。秦国高层的分裂和对立不正是他们的可乘之机吗？

　　这里是大梁。你看，此刻魏景闵王就正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个问题。屡遭秦国进犯、接连丢城失地的魏国，群臣都憋着一肚子仇恨。现在他们已提出了这样一个计策：与其被动地战败丧失土地，不如主动用土地或珠宝去贿赂人。那么在吕、嫪两个对立集团中，贿赂哪一个对魏更有利一些呢？讨论的结果是贿赂嫪毐更有利一些。魏国应当主动用珠宝去亲近嫪毐，通过他割地给秦国，使他据此以为自己功劳。嫪毐是秦国王太后爱幸的人，魏国这样做非但一定会得到太后的欢心，还能带动天下诸侯都跟着来亲嫪轻吕。这么一来吕不韦就会失势，嫪毐就会更加得志猖狂，秦国高层集团就会内讧，魏国翘首等盼中的报仇雪耻那一天，就会很快来到！

　　魏国的这个对付秦国的新决策确实是很厉害的一招。但秦王嬴政看到这一情报的第一个直觉印象却是：无论在国人的心目中或是各诸侯的论坛上，他这个国王都是形同虚设，没有一点地位！

　　——难道还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我还要沉默多久呢？！

　　沉默呵，沉默呵！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

　　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很可能，当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就曾不断这样刺心捶骨地追问过自己。沉默的空气里此时已布满了易燃物的气雾，只要偶有一点火星落下，就会立刻爆炸。

　　这样的火星很快就将出现了！

　　每个人都会遇到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嬴政自然更不例外。

　　下一章读者将看到，当嬴政举行作为成年标志的冠礼时，包围着他的不仅是一片叛乱的干戈，还有强大而对立的政治派别和与生俱来的恩恩怨怨的情感罗网。

　　要么冲决、奋起，要么因循、归顺、灭亡！

　　他选择了前者。

　　于是手持太阿的嬴政便制造了一幕幕的惨剧、悲剧。在血的狂流中，兽性跋扈咆哮，人性在挣扎煎熬……一切被人世珍惜的感情，在冷冰冰的王权利益铁墙面前，都被击撞得粉碎。

　　当秦王嬴政经过艰难的心理跋涉终于完成了自我超越时，正在选择未来天下共主的历史老人，便向这位二十三岁的关西男子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

　　(6)宴饮时相互吟诗，是当时上流社会显示身份的雅事。此处对吟的诗句，分别见于今本《诗经》中的《柏舟》和《山有枢》。异人所吟，抒发了极度忧愁和痛苦的内心，最后两句透露了纵使落魄到这个地步，仍然不愿抛弃作为王孙“威仪”的那种矛盾心理。吕不韦所吟，用的是“激将法”，大意是：你明明有“廷内”、“钟鼓”（都是贵族生活的象征），只是自己不想去占有罢了。当你一旦被人抛弃时，那些富贵荣华不就归他人所有了吗？

　　(2)在众多解说中，杨宽的《战国史》自成一家，特予录出，以供读者一阅。其文称：“公元前二三九年，秦国派了王弟长安君成𫊸进攻赵的上党，但在战争中长安君成𫊸在屯留叛变了，赵国接受了长安君的投降。把饶封给了长安君。”杨先生认为他的这一投降说可从《史记》找到根据：“《赵世家》载赵悼襄王六年’封长安君以饶’，赵悼襄王六年正当秦始皇八年，可知长安君成𫊸攻赵时确实反叛，接受了赵的封地。”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