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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过盘古氏的巨斧（上）

　　帝国建立之初的秦始皇，奋吞并六国之余烈，依然充满着创造活力和勃勃生气，利用帝国强大权威力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改革。明人张居正把这场改革喻之为“浑沌之再辟者也”（《张居正全集·杂著》）。传说中的手执巨斧的盘古氏还只是把混沌一片的天地分离开来，如今这个现实中的巨人，却要在华夏大地上把一个实实在在的新世界开辟出来。其中确有他个人炫耀唯我独尊和好大喜功的强烈欲望，但更为可贵的似乎还是他那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过人胆识和勇于探索、独创的精神。

　　下列几件大事，都记载于《史记》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即帝国元年（公元前221年）同时宣布开始实施的，足见帝国具有何等自信，何等气概！

　　化干戈为礼器

　　收天下兵（指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jù），金人十二，重各千石（dàn），置廷宫中。

　　历史上的开国君主，大多要做一番“马放青山，刀枪入库”的表示，以宣称太平盛世的到来。如周武王在灭纣后，《史记·周本纪》就有这样记载：“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秦始皇做得比任何一个王朝更为彻底，其规模之宏大又无有可与匹敌，铸成若干大钟和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铜人，更是空前绝后之举。顺便提一句，这还是中国历史上金属铸像的第一次。

　　尽管从宣传意义上说，所谓“示天下不复用”是指握有最大量兵器的统治者而言的，但实际上帝国采取这项措施的主要收缴对象，还是流落在民间，特别是还掌握在六国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一类人手里的兵器。司马迁记载得很准确，是“收天下兵”，不单是帝国武库里的兵器。春秋战国战乱数百年，流落到民间的，或是人们“土造”的兵器、利器，肯定有一个庞大的数目。这的确是构成社会不安定的严重因素。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做到的事，现在终于具备了条件，新建立的帝国及时地担负起了这个历史性的使命。收缴过程中，自然还发布过一些严厉的法令，如规定士兵拥有武器有严格责任制，解甲归田时必须将武器上缴，不得据为己有等等。即使这样，也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从后来果然铸成了若干大钟和十二尊铜像来看，收缴是基本成功的。影响所及，有汉一代也作了类似规定。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己存稿》中说：“汉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鬻于市之说，著于礼记。”

　　收缴的兵器中数量最大的当是攻伐六国所得的那部分战利品。山东诸国究竟有多少兵力，很难有确切统计。据当时著名纵横家苏秦估计，燕有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见《史记·苏秦列传》）。六国既灭，这么多兵力的武器装备自然大部分为秦国所缴获，那该是一个多大的数量！此外，还有一个兵器自身的更新问题。早于秦帝国一百余年的荀子就说过“宛钜铁釶（shī，矛），惨如蜂虿（chài，蝎类毒虫）”这样的话，说明铁兵器不但那时就已经出现，它的远胜铜兵器的杀伤力也已为人们所认识。从河北、河南、湖南等地的考古发掘来看，也证明至秦帝国建立前后，铁兵器在总兵器中已占有颇大比重。如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四十四号墓出土文物中，有大量兵器，其中铁制的要占到百分之六十五。上文提到的，阿房宫前殿以磁石为门作为保安措施，也是铁兵器已较为普遍使用的一个佐证。此外，秦帝国专有“铁官”之设，也说明了冶铁事业已相当发达。铁官之一，便是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当然，秦帝国初期兵器的总体构成，恐怕还是以青铜为主，而在一些重点地区、重点兵种，例如守卫咸阳及秦宫的禁军一类，已经装备了铁制武器，则大致可以肯定。这样就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兵器要被淘汰，它们很可能也被投进了熊熊的冶炼炉。

　　剩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些兵器化铸成十二尊如此巨大的铜像？

　　十二之数是六的两倍，这自然又是出于那个因以水德受命而数尚六的考虑。

　　铜像每尊“重各千石”，如果《史记》的这一记载可信，那么秦代一石约合今37.5公斤，千石约为37.5吨，相等于一个小型火车龙头那么大。依据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却要作如此大胆设想，这恰好是秦始皇的性格特征。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大胆的设想居然付之实施，而且获得成功，这又只有大秦帝国才能做得到！

　　之所以要铸成人像而不是别的什么，据说是因了一个传说，《汉书·五行志》作了这样记载——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

　　即使把五丈和六尺都看作是秦制，那么折合成今制，也有11.5米的身高和1.38米的大脚。很难设想地球上曾经有过如此巨大的人类或两脚直立动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真出现过十二个穿着夷狄服装而又相当高大的人，传说或记载时至少夸大了三四倍；或者又像文公猎获黑龙那样是迎合某种政治需要特意编造出来的神话。

　　传说虽多半虚假，但十二铜人正是利用并仿照此类传说中的所谓“祥瑞”铸成，则相当可信。利用某些异常或罕见的自然、社会现象，加以神化，称之为祥瑞或凶兆，把它们附会于国运或人事，然后借此以顺应天命自命采取这样那样的举措和行动，原是我国政治舞台上不知演出过多少遍的传统节目，本不足为奇。你能说周文王时有凤凰衔书，汉高祖夜遇白帝化蛇，还有什么“伊雒竭而夏亡，［黄］河竭而商亡”等等一类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或必然联系可言呢？但是只要运用得巧妙，虚假的故事反而更能产生意想不到效果，这却又是非常真实的。如果说十二铜人的浇铸确实是仿效了那个并非真实的传说，那也只不过是又复演了一次这个传统节目而已。秦始皇的不同之点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充分发挥帝国惊人的创造力，把这个显系有意夸大或竟是子虚乌有的“祥瑞”物化成一整打伟岸的金属形象，作为帝国的象征矗立于秦皇宫之前，由此产生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又是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帝王可堪与之比试高下的！

　　但是，正如再宏大的铜人也是众多长满老茧的卑贱的“隶徒”之手创造出来的一样，秦始皇之所以成为“超人”，那是由于他站在千百万被他称之为“黔首”的民众肩膀之上的缘故。一旦到了他们忍无可忍而作狮子吼的时候，那么收销兵器也好，铸成铜人也好，都是不管用的：“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刀，其后民以耰锄镰梃相挞击。”（《汉书·吾丘寿王传》）没有甲兵，镰刀、木棍总有吧，于是创造了一种最原始却也是最强大的反抗方式，叫作“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到那时，一个如今已成为常识的真理便转化成了波澜壮阔的现实：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毕竟不是个别英雄，而是千百万奴隶！

　　秦亡汉兴后，这十二铜人的下落，想必是读者诸君感兴趣的，我且从《史记正义》里抄录有关文字如下——

　　《三辅旧事》：“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

　　《魏志·董卓传》：“椎破铜人十及钟，以铸小钱。”

　　《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符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英雄记》：“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至董卓而铜人毁也。”

　　废分封，立集权

　　自平息嫪毐之乱以来，秦始皇在权力上的追求就是“独断”。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韩非著作所表述的思想一拍即合；而君主权力独断，也确实可说是韩非帝王之学的精髓。

　　现在，帝国已经诞生，秦始皇就要求这“独断”的特征从制度和组织形式上予以充分保证。

　　为此，他建立了一个以三公九卿为框架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

　　所谓三公就是：文官之长丞相，武官之长国尉，监察总长御史大夫。

　　在此三巨头之下的九卿及其职责是——

　　奉常：掌管宗庙礼仪、祭祀大典；

　　郎中令：掌管皇帝谕旨的下达和王宫事务；

　　卫尉：掌管王宫警卫和屯兵；

　　太仆：掌管皇帝车马，是皇帝的仆从长官；

　　廷尉：主掌执法，管理监狱；

　　典客：主管帝国属下少数民族；

　　宗正：主管皇室属籍事务；

　　治粟内史：掌谷货；

　　少府：掌管山海、池泽的税收和宫中所需手工业品的制造，是皇家财务总管。

　　古代“九”意为多，不一定限于九。因而还有掌治京师的内史和博通古今以备顾问的博士等等。

　　这套大体上为后来历代王朝所仿效的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它的全部政务活动都是以绝对遵照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依归的。丞相、国尉、御史大夫互不隶属，且相互有一定制约作用，他们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对有关政务他们可以发表议论、提出方案，但一律须由秦始皇裁决后方可付诸实行。如此独断专行，确实旷古未闻。这就难怪有人背后要指斥他“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不及己”；“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史记》本纪）。但秦始皇却乐此不疲，日夜操劳，以至每天批阅大多写在竹、木简上的奏章要用“石”（担）来计算，不达到他自己规定的指标，就不让自己休息。秦始皇似乎特别喜好极端。他在追求极端的个人享受的同时，又是那样迷恋和执著权势，甚至可说是一个不惜以健康和生命殉他功业的极端专制主义者！

　　在建立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同时，秦始皇又基于集权要求来创建地方政权组织。

　　同是在这一年，《史记》本纪又记：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设置郡县，就意味着废除了封建制。这段记载尽管只有十几个字，却是大秦帝国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体制大改革。

　　封建制我国在商代已经出现。周灭商和东征胜利后，大规模地将土地连同居民分封给王室子弟和功臣，形成所谓“诸侯八百”的局面。诸侯在其封国内有世袭统治权，对天子则有服从命令、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责任。到战国时期，各大封国先后出现了郡县制，原来的封建制也起了一些变化，通常是以“食邑”的形式分封给贵族子弟或功臣，君侯在他的食邑内有征收田赋和工商业税之权，一般不再有世袭统治之权。商鞅在秦变法时制定的二十等爵，最高第二十等爵“列侯”，就带有这种封君性质。

　　郡、县两级政权组织的出现，开始都是先在边境地区，后来才逐步推行到内地。县的原意为“悬”，意思是“系而有所属”，以区别于实行封建的封国和食邑。秦最早出现的县是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征服了邽、冀戎，并在那里设立了县。郡、县是直属君主的，郡守、县令均由君主直接任免，因而可以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的构成部分。

　　秦帝国建立后，究竟是承袭周代的裂土分封制度好，还是推行集中统一的垂直郡县制更有利，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仅后人为之论辩了千百年，就在当时新建立的帝国朝堂上，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等人说：诸侯新近被消灭，燕、齐、楚这些地方离咸阳都很远，如果不设立王国，就很难镇守。请求皇上分封各位皇子去管辖这些地区，希望皇上恩准。王绾等人的这个想法，有点接近于前四章四节介绍秦始皇与吕不韦思想对立时约略提到过的吕不韦主张的递级分封设想。群臣经过商议，都认为这样做更便于治理，当即形成了一个多数派。

　　独有李斯不赞成。

　　李斯以周朝文武二王分封了子弟和那么多同姓诸侯，后来反而相互如同仇敌诛杀征伐了数百年为据，说明封建制只能带来祸害。接着他说——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李斯这番话的要旨是一种“安宁之术”。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得“天下无异意”；一旦出现“异意”时，要能做到“易制”。为此需要进行两项改革——

　　第一，废除带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诸侯封国，建立直属中央，长官由中央任免的郡、县两级地方政权组织；

　　第二，废除按血缘亲疏的封侯制，建立以功绩论赏的进爵制。实行前一种制度，封爵同时得封土，并终身享有，子孙世袭；实行后一种制度，即使皇帝宗室，无功也不可以封爵。因功进爵，不同时授予封邑，因而无寸土可私，无子民可役。爵号只及自身，不及子孙，获罪就得夺爵。

　　李斯原是吕不韦门客，还很可能参加过《吕氏春秋》的编撰，吕不韦赏识他的才学，才把他推荐给了秦始皇。这说明李、吕二人当时的思想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吕氏春秋·慎势》中主张的递级分封制，李斯也可能是同意的，至少不会太相左。李斯后来出现的这种大转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从参与兼并六国决战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封建制是一种祸害，未来的帝国必须采用郡县制；二是他从日常与秦始皇的接触中，已经揣摩到了始皇意图，完全是为了“迎合上意”才这样说的，并非出自独立主见。或者这两种可能兼而有之。从李斯的性格来看，他居然敢于在秦始皇面前独树一帜，反对职位高于他而又拥有最大多数支持的丞相王绾，我以为在兼有两种可能性之中，后一种可能性的成分更多一些：他是因为“有恃”，所以“无恐”。

　　在这一点上，秦始皇的思想，特别是他勇于大胆刨造的情神，的确很值得研究。

　　通常的人们，只能就已经展现过的事物去附丽或寄托自己的理想。在春秋战国战乱频仍的数百年里，百家鼓吹和人们企盼的主要是两种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一种源于对传说中的远古公有制社会的神往，集中表现为《礼记·礼运》篇中那段关于“天下为公”的著名论述。以为在那个社会里能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并呈现一派“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太平祥和景象。另一种则是对记忆犹存的周朝鼎盛时期那种以封建制为特点的经济、政治和礼乐制度的追慕，较多表现在儒家著述中，孔子就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者，吾从周。”（《论语·八佾》）

　　始皇帝嬴政，却完全脱出了通常人们的思维模式。他的帝王集权专制的大一统的帝国构想，无法从三坟五典或悠远的传说中汲取精神营养，除了参照秦国主要是孝公时代的变革经验，更多的是着眼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和他自己的权势独擅的强烈欲望。于是面对一与极大多数之比的两种对立意见，秦始皇作了这样决断——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种下战祸）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廷尉议是”，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这是李斯在廷议中的第一次胜利。以后他还将多次获得这样的胜利，他的官位也很快将被擢升到丞相，并被封为彻侯。在整个秦始皇之世，李斯是咸阳宫上空一颗最惹人注目的政治明星。

　　秦始皇一言定九鼎。于是下令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至四十八郡，一说四十六郡）。郡下设若干县。郡置守，县设令，直接向在皇帝绝对控制下的中央机构负责。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乡、亭、里。这样便彻底改变了商周以来的块块分割状态，形成了一个垂直领导的宝塔式体系，至尊至贵的皇帝高踞于宝塔之巅。此后，这种体系历代虽不时有所变更，但其总体格局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

　　不过由于秦以二世速亡，后人在探究它何以存在如此短暂时，就像本书《引言》中略有提及的那样，还是要一再追述到封建制与郡县制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公平地说，封建制与郡县制都曾经是合理的存在，分别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纵然从大趋势来说郡县优于分封，但要在一个幅员广阔、人事地理条件各异的国度内普遍实行郡县制，也并非单是决定于主观意愿，除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控制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有鉴于此，近人李源澄先生提出了一个看法：“吾以为秦之亡由废分封建之太骤，而统一天下之制未具也。”（1947年商务版《秦汉史》）不是不要废封建、立郡县，而是不要一刀切，太骤然。但秦始皇的性格却正是追求急骤猛进，喜好矫枉过正。秦始皇如若作瞻前顾后多方考虑，那他就不再是秦始皇！

　　重农本，兴工商

　　郡县制的普遍推行，不仅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对经济制度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最终废止了封国、采邑领主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大踏步地推进了土地私有制的最后确立。

　　秦国一向突出农战，强调农业为治国之本。按照曹操记载于《三国志·魏书》的说法，秦所以能兼并六国也得益于重农：“秦人以急农兼天下。”秦帝国建立后，继续执行重农方针，如秦始皇巡游各地时宣布的新政中就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琅琊台刻石》）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帝国根据新的形势颁布了一道新法令：“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文献通考》及《史记集解》引徐广语）这道法令表明：帝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认土地私有制为帝国国策，凡是如实申报自己土地占有数并据此上缴赋税的地主、自耕农，他们的土地私有权将受到帝国法律保护。

　　如果说，集权制和郡县制的建立是列国纷战数百年从政治制度上做出了结论的话，那么《自实田令》的发布便是那场纷战最后在经济制度上结出的胜利之果。

　　这实在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件大事。

　　在历史上，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已到了一定高度的标志。在上古时代，土地就像现今的阳光空气一样，人们虽然需要它，却不会有要去占有它的动机。大概到了传说中的唐尧、虞舜之后，渐渐地一些地域，或因山水丰美，或因草原肥沃，而为当时的各个民族所占领，但那也属全体成员所公有，尽管氏族之间可能会因争夺地域而发生暴力冲突，却没有一个个人会产生想要去私自占有大片土地的欲望。进入奴隶制的夏、商社会后，土地属于奴隶主贵族全体所公有，他们之中自然不存在产生私有土地观念的土壤；至于奴隶，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成了奴隶主的财富的一部分，更遑论去据有身外之物的土地了！土地私有观念的萌生，随后是土地私有制的萌芽，都只能出现在奴隶制开始崩溃的时候。正是从那些奴隶主城堡败落的开裂处，冒出了土地私有制的幼芽，同时跳出一个此后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主演两千余年的新角色——地主阶级。此时大约已到了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七雄之间固然纷战不已，七国内部又何尝平静过！由三晋首倡其声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经济战争，说到底也就是土地私有制及其主张者们也即地主阶级，要求冲破旧樊笼奔突而出。但改革规模最大、程度最烈、收效最显著的，既非三晋，也非齐楚，而是后来居上的秦国。“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文献通考》）土地私有制这个婴儿，终于从层层厚实的胎盘里艰难但却顽强地冲决而出，在关中大地上正式呱呱坠地。

　　《自实田令》的发布，表明当年那个初生婴儿如今已成长到了可以作为成人“申报户口”的年龄。

　　从此开始，土地有了交换价值，它就以商品身份进入了自由买卖市场，这就同时拉开了持续两千余年的土地兼并战的序幕。愈演愈烈的兼并土地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部分农民丧失原有土地而沦为别的土地所有者的佃农。于是便出现了那种千百年来人们哀叹不已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董仲舒传》）尽管这会激起我们现代人的义愤，但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无论如何，佃耕制较之奴隶制时代的领主庄园制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通常情况下，佃农与土地所有者的人格依附关系已经十分稀薄。田租一般是固定的，佃农只要奋力劳动并善于经营，由此产生的过量价值，将归他自己所有，比之以往的土地制度，这就更能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这同时，秦帝国还采取了众多发展农业的措施，如兴修水利，保护山林，改进农具，推行用牛耕田，甚至还为保护耕牛制定了专门法律。所有这些，都推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既为手工业、作坊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又扩大了市场。

　　帝国时代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特点是，冲破了以往相互隔绝状态，如铸造十二铜像、修造阿房宫和始皇陵等，都需要有巨大规模和众多工种的通力合作才能成功，这种大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了管理能力和制作技艺的迅猛发展。帝国不仅设有统一管理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机构，还设有中央和地方的官府手工业品统一制作部门。这可以从秦始皇陵已经出土的那些精美绝伦的金、银、玉、石、陶等制品上铭刻或书写的印记得到证明。如书写有“寺工”字样的秦俑坑兵器、车马器，和刻有“乐府”字样的编钟，都是中央官府手工业产品。由于修造皇陵需要大量水银，秦始皇甚至还破例下达了一道诏旨：为经营祖传汞矿致富的巴蜀寡妇清建造一座“女怀清台”。新兴的冶铁业是农、工业工具更新，特别是军事装备更新的来源，自然得到了帝国的充分重视，以至在中央一级专门设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职官——铁官。从《史记·货殖列传》的一些记载中可以推知，秦国在兼并六国时，每征服一国，就要把该国的冶铁设施及相关人员强行迁徙到秦国大后方或统治力强固的地方，如巴蜀、南阳等，此后这些地方便成了秦帝国冶铁业基地。

　　帝国时期的商业同样由于流通范围的空前扩展而蓬勃发展。临淄、邯郸等列国旧都作为政治中心虽成过去，但商业经济还是很快得到恢复和繁荣。此外，一些新兴经济都市迅速崛起，如郦邑（今陕西临潼县东）、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琅邪（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临邛（今四川临邛）等等。至于咸阳，不仅是帝国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建立当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单此一项，就不难看到当时咸阳具有何等繁华，何等经济实力！乌氏县有个名叫倮（luǒ）的贩卖牲畜和丝织品的商人，其财富（牛羊）多到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量。秦始皇为此下特别诏令，让倮的地位与封君相当，并赐予定时与列臣一起入朝陛见的殊荣。在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大军中，也有一些商贾参加。商贾之所以被征集，起先可能带有对其某些“不轨”行为惩处之意，但这些古代的冒险家们有些就在南疆北国居留并经营起来，从而使帝国的商业网络延伸到所谓“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一切去处。翦伯赞先生甚至认为：“秦代的商人，不仅打通了西北西南及东南的大陆交通，并且也曾致力于海洋商路的开辟”；“徐巿（fú）等人入海寻求三神山。正是当时滨海一带的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之商业通路”（《秦汉史》）。

　　帝国时代，还以磅礴的气势，几乎同时兴举了几项宏大工程，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整个帝国，促使其高效运作；同时对加强农战、发展工商也起了重要作用。

　　譬如开辟大道。秦始皇二十八年、三十五年（公元前219年、前212年）先后下令“治驰道”、“为直道”。驰道和直道都以咸阳为中心，宽阔坦荡，气势雄伟。此外还修筑了西南栈道、杨越新道等，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贾山写的《至言》对秦驰道作了生动描绘：“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墙，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秦帝国开辟的大道其总长度究竟有多少？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写道：“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4250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l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英里（5984公里），两者可以互相对照。”

　　再如设置大仓。由官家设立农仓，古代可能就有。据《尚书·周书·武成》，武王灭纣后有“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之举，如果记载可靠，那么至迟到商末就设有像钜桥粟仓这样的大粮仓了。战国时期，各国基于备战、备荒需要，粮仓制度可能有了新的发展。如李悝为魏文侯相，实施平籴之策，需要有相当的粮食储存，这就必然要设置相应规模的粮仓。秦国也有。如在秦穆公时代，为了援救晋国饥馑之急，动用大批船只输粟于晋，被称之为“泛舟之役”。短时间内能调拨出如此数量粮食来，就该有相当的粮仓储备。只是从不到一年，秦国自己遇到灾荒，又要倒过来“请粟于晋”的情况看来，储存的规模似乎还是不大的。秦帝国建立后，不仅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而且作了全国通盘布局。散见于史书记载的，有陈留仓、敖仓、霸上仓、栎阳仓、成阳仓、琅邪仓、黄仓、北河仓、督道仓、成都仓和宛仓等等。这些官府粮仓，大多设立于水陆交通之口，调运方便，使之能及时发挥作用。同时还专门制定了二十五条《仓律》，以法律形式来加强仓廪的日常养护和管理。

　　还有就是修造被称为“地上天国”的星台群。此项浩大的工程，尽管史书并无确切记载，但我国考古工作者历经九年的调查考证，不久前已大体弄清了它的构成和分布状况。修造的时间，估计就在北伐匈奴基本结束前后。奉命主其事者，很可能就是督造长城的蒙恬将军。星台大多设于山顶，用山土夯实筑成，呈圆形或椭圆形。总数多至1424座，分布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遗址分布的区域，包括今陕西榆林市的清涧、绥德、吴堡、米脂、佳县、靖边、横山、子洲、榆阳、神木、府谷等县、区，延安市的子长县；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秦时，这些地区属上郡的中部和北部。星台群的实际功能应是观察天象，并据以制定历法，这在古代农耕社会是一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但在古人心目中，更为看重的，似乎还是它的附加功能。据考证，这1424座星台，不仅分别与天空的332个星宿和星官一一对应，同时与秦帝国疆域内的山川、郡县、城障、宫殿、苑囿以至文武百官、社会百业，也仿佛有着某种联系。一些专家经研究认为，星台群遗址的总体轮廓线，呈女娲补天状。“女娲”头北足南，昂首侧身，挺胸鼓腹，两腿分立，臂曲平举，作补天之势。从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布局、造型来看，大致可以推定，星台群似乎还承担着天人交流的使命，包括祭星、占星，用以预卜吉凶，议决军国大事等等。因而媒体在报道这一考古发现时，用了一个象征性的称名：“地上天国”。

　　推行三大统一

　　应当承认，各诸侯国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经营，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还是有不同程度发展的；但“各自为政”的某些后果，却阻碍帝国集中统一地实施政事。尤为突出的是当时的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四方各异，情况相当复杂和混乱。这不仅与大统一的帝国形象很不相称，也极不利于人们相互交往和社会发展。这当然是秦始皇无法容忍的。于是三大统一这项巨大的变革，便于帝国元年同时在华夏大地上全面展开。

　　【统一货币】

　　战国时期各国流行的货币，有布币（又称镈币）、刀币、郢爰和圆钱四大类。布币呈铲形，原由农业生产工具演变而来，起始于周人居住的陕、洛一带，后来流行于韩、赵、魏等国。它的出现时间较早，在流行过程中，又有空首布、平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及三孔布等等变形。刀币形似日常用的刀，可能是商周时期的铜削演变而来，在齐、燕、赵等一些地区流行。细分还有尖首刀、圆首刀、针首刀等，同属此类。郢爰又称印子金，流行于楚国。它用金铸成两端凹入的长方形，正面用铜印钤成小方格，格内通常印有“郢爰”二字。

　　比以上几类货币出现都晚的是圆钱。《史记·六国年表》在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记有“行钱”二字，这是我国出现圆钱的最初记载。这种圆形、圆孔的铜铸货币，起初可能是受到纺轮或玉璧的启示创制的。后来又渐渐改成了圆形方孔，并赋予“天圆地方”的哲学含义，首先在秦国广泛流行起来。秦帝国建立后，经过研究，在多种货币中选择了圆钱这一种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贮藏的货币，下令向全国推广，同时废止了其他种类货币。货币的铸造权属国家。地方政权机构也可铸造，但须在钱币上铸上地方名称，以便查验。严禁私人铸造，云梦秦简《法律问答》有专门规定，违者将严加惩处。

　　币制改革后，秦帝国的货币情况《史记·平准书》作了这样记载——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这其中第三类珠玉银锡之类为宝藏，不作流通用。第一类“上币”黄金，主要是供皇帝赏赐臣下用，并未真正作为交换媒介。这样大量在民间流通的货币便是“下币”圆钱。这种后来被人们戏称为“孔方兄”的钱币，不仅自秦至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余年，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记述，还流传到亚洲、东非后，它那美观、轻便而又具有东方文化意韵的造型，曾被一些国家和地区加以模仿用来铸造他们自己的货币。

　　【统一度量衡】

　　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了制定度量衡的需要，而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又为这种制定提供了依据。《说苑·辨物》生动形象地叙述了最初度量衡的产生过程——

　　度量权衡，以黍生之，［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dàn）。千二百黍为一龠（yuè），十龠为一合（gě），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度量衡制度直接关系到千百万人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我国社会发展到了战国末期，在新型的生产关系的促进下，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人们的生活需要也变得繁复起来，而秦帝国的建立，更把相互交往的领域和地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混乱状况使得人们更加难以容忍。帝国建立后，统一度量衡这件大事已显得刻不容缓。

　　当时度量衡的混乱，比之货币的混乱尤甚。略举其例——

　　度：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战国东周铜尺长23.1厘米，而长沙现存的两件楚国铜尺分别为22.7和22.3厘米。

　　量：非但单位名称、进位制度各地多不相同，就是相同的名称，如斗，其量值也大相径庭：秦国一斗约合2010毫升，赵国一斗约合2114毫升，而魏国一斗约合7140毫升。

　　衡：斤以下单位，秦国有两、铢；楚、魏则是锊（锾）。斤以上单位，秦国有钧、石，楚、魏则有镒。

　　秦帝国统一度量衡制度是在充分吸取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大良造时就进行过一次“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改革，并监制了标准计量器具发至各地遵行。作为文物流传至今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的一件标准量具。上面刻有铭文：“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即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近年来，从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甘肃的泰安，山东的邹县、诸城，以及江苏、山西、辽宁、吉林等省的不少地方，都出土了秦代的标准量器和衡器，用现代手段重校它们的精确度，误差也不过百分之二三。

　　为统一度量衡，秦帝国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还郑重地发了特别诏书。诏书全文是——

　　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隗］状、［王］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壹之。

　　这篇诏书就镌刻在官府监制的度量衡器具上，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商鞅方升及著名的“高奴禾石铜权”等文物上读到。

　　从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看来，为确保统一度量衡诏谕的实施，秦帝国还制定了专门法令。如秦简中的《秦律·效律》就有这样规定——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罚缴）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二十分升一以上；黄金衡羸（累）不正，半铢以上，赀各一盾。

　　这些惩处规定都是针对官吏作出的，说明秦始皇对执行度量衡制度的各级官吏要求十分严格，影响所及，自然对广大民众也是一种有力约束。由此也可看出，帝国政令是讲究实效的，不尚空文，说到做到。

　　【统一文字】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帝国下令实行“书同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成效卓著的文字规范化工作。

　　我国文字，即通常所说的汉字起源于遥远的年代，并与一个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说在黄帝时代，有个名叫仓颉的人，貌相特异，并长有四只特具灵光的眼睛，一生下来就能作书作画。后来黄帝就让他做史官，命他创制文字。仓颉受神启示后，仰观日月星辰运行之势，俯察山川龟文鸟羽之迹，博采众美，终于创造了这套文字。功成之时，上天也大为感动，因而“天雨粟，夜鬼哭”，这当然已属神话。像我国汉字这样庞大复杂的符号体系，绝不可能只是一人之功，也不可能在一个时代里就创造完备。但汉字的创造又确实表现出我们祖先对宇宙和人世精细而独到的观察，充满着神奇与睿智，因而不妨把上述神话看作是对我们民族先辈中那些精英人物集体智慧的歌颂。

　　上述神话大约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从那时以后，迭经夏、商、周三世，我国文字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能够书写出像流传至今的《诗经》那样优美的诗集，便是当时汉字已经具有丰富表现力的最好证明。但春秋以前，文字的使用范围大多局限于官方，这种过分贵族化的倾向对文字的发展很为不利。孔子提倡私学，不仅给教育的发展，同时也给文字的发展带来了春天。战国时期，文字的流播范围和使用人群空前扩展，为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但由于诸侯割据，战乱频仍，当时非但不可能有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规范，列国之间的隔绝状态又人为地加重了相互间的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大量非规范的新字和不同方音的假借字、不同字形的简体字以及其他种种一字多体现象。这样，当秦帝国诞生时，文字的不统一便成了一大障碍。

　　当时究竟出现了多少新字，无从稽考。一字多体情况，马非百老先生在《秦始皇帝传》里作了一点辑录，这里选择“马”、“乘”二字，以见一斑。

　　“马”的书写结构——

　　齐国为：楚国为：燕国为：三晋为：

　　“乘”的书写结构——

　　齐国为：楚国为：燕国为：三晋为：

　　我的想法可能与有些论著通常的说法不一样。我认为大量新字和一字多体现象的出现，似乎不应被视为坏事，它可能正是我国文字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我们的观察力如果能透过表面的混乱现象，还是不难发掘出蕴藏其中的许多来自无名作者的创造，正是这些创造为文字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文字的发展与完善，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日趋丰富，需要不断创造新的字和新的词汇，扩展整个文字系统以求适应新的形势；二是每个个体的字、词，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丰富其表现力，在书写过程中不断改进其结构，使之更科学、更合理，并在易写、易认的前提下，力求美观。新字和一字多体的出现，正反映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古人分析汉字的构成法有六种，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当时，其中的形声字却是一枝独秀。形声字表义的形符与标音的声符组合而成，较易识读，各地出现的新字最大量的便是这类字。这个特点十分重要，它预示着汉字继续发展的一个方向。在此后的汉字体系中形声字便成了最庞大的家族。一字多体现象不管多么混乱，其主流也是明显的，就是要求简化。要求简化，这正是社会向前发展，文化逐步向平民普及，对作为交流工具的文字提出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秦帝国对文字的统一，做法上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有所不同。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都是以秦制为基础，适当吸收六国某些长处形成的新方案。尽管帝国拥有强大的权威力量，完全可以像前两项统一那样，下令以“秦字”为基础向全国推行，但它却没有那样做。秦始皇和他的助手们对统一文字的复杂性显然有足够的认识，因而选择了一条远为艰巨的道路，即创造一种新的规范字体以替代原来包括秦国在内的七国旧字体。这种新字体称为小篆，亦称秦篆，主要由李斯依据秦始皇谕旨，以古代大篆为底本，吸收秦国和中原六国流行文字的合理之处，融会贯通后创造出来的。小篆是既不同于秦字或其他六国文字，又与大篆有别的一种全新的字体。小篆的问世，标志着篆字系统的终结和楷隶系统的即将开始，它是其间的一座桥梁，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下面这片《秦诏版》所书即为小篆，读者于此可大体一窥这种新型文字的风貌。

　　释文：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在谈到如何创造这套新字体时，李斯说过这样一段话——

　　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能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太平广记》引《蒙氏笔经》）

　　引文提到的大篆，是指籀（zhòu）文，是由更古的文字脱胎而来已经比较规整的一种古代文字，因著录于《史籀篇》而得名。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的“石鼓文”，一般认为属籀文，也即大篆。李斯创制小篆以大篆为依据，这就有继承的一面，以便把历经多少世代积累下来的长处保存下来。“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则是他的创新。这中间就包含了对当时流行文字某些合理因素的借鉴，和对大量形声新字制作经验的吸取。李斯所说的“取其合体”，主要也是指形声字。合体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形体组成，其中一个便是偏旁。如果拿小篆与大篆比较，除了结体更加简洁匀称规整划一以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字体构成中强化了偏旁的使用。我国最古的文字多数是“象形”的，一个字就是一幅小图画，制作时还没有偏旁意识，字与字之间缺乏构成联系。发展到大篆已经有了明显的偏旁意识，小篆则进一步把更多的文字或文字的一部分改制成为具有固定造型的偏旁，偏旁的位置也各有合理的安排。小篆由于运用了这些原则，最终使文字脱离了象形化的阶段，开始成为一种更具有表达力的符号化的文字。

　　小篆创造成功后，秦帝国立即发布政令，向全国推行——

　　（一）宣布小篆为统一字体，废止与此不合的字体。

　　（二）由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用小篆书体分别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发向全国，既作为推行小篆书体的范本，又可作为儿童启蒙的识字课本。

　　（三）命令各级官吏带头推行小篆。《蒙恬笔经》载有一段李斯讲述的书写小篆要诀，据此推测，当时很可能还对有关官吏作过一点培训。此外，秦始皇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在巡游各地时所立碑石上的铭文，均由李斯统一用小篆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秦帝国在把小篆作为规范字体向全国推行的同时，还支持了一种更新的字体——隶书的创制和作为非官方正式文字流行。

　　隶书最初是由所谓“草篆”，即在秦帝国初创时期，由于公务烦冗，官吏隶役为求快速而草率写成的篆书演变而成。隶书的创始人，古书记载不一。有的说是下杜人程邈（张怀瓘《书断》），有的说是王次仲（《水经·漯水注》）；还有的说是他们两人先后合作创造的：王次仲“更为隶法，简略径直，急速即可成章。时秦方燔书，废古训，官狱多事。始皇得次仲书，大喜，遣使三召，次仲皆辞不至。始皇怒，因令下杜程邈增损其书行之。以为可施诸徒隶最便者也，名曰隶书”（《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镇志》）。

　　比之于小篆，隶书是汉字进一步向符号化方向发展的一种新型字体。隶书结体更加简单，书写时由圆转改为方折，更大为便捷。由隶书而草书，而行书，而正书，不仅使我国文字最后定型并日臻完美，而且正是由于隶书在结体上第一次出现了波磔这一灵动飞秀的新颖笔法，它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突然向世人预示了潜藏于其中的一座神奇的艺术宫殿，于是汉字除了实用性，很快又发展成了一门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书法。由此，世人便荣幸地看到了汉、魏、晋、唐一个接一个的书法艺术的辉煌时代。

　　上述三大统一的成功，最终清除了由长期分裂割据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相互交流沟通方面的障碍，从而为帝国大厦画出了一幅整体风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同时展开如此众多复杂内容的改革，又进行得如此顺利；而且当时所确定的新体制、新规定的主要方面，后来竟然还能被历世认可，千年百代延续下来，这不能不说是秦帝国创造的奇迹。三大统一，功惠千秋。如今，当我们回过头去探索它的成功经验时，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当时帝国所动用的不只是它那强大的权力机器和严厉的法制力量，同时还有它严格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无论统一货币、度量衡，或是统一文字，都经过反复慎重比较，选择和制定了合乎事物本身发展规律的方案后才宣布实施的。这一点，特别值得后人深深思索。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