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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祭坛的第一只羔羊

　　韩非进谏与卞和献玉

　　公元前234年，二十六岁的秦王嬴政手持太阿剑，跨上战车，揭开了直接实施攻灭六国的战幕。

　　在这之前，根据李斯、尉缭建议，由姚贾、顿弱等人具体执行贿赂列国权臣之计，早已在实施之中。他们高车驷马，腰缠巨资，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并用，而专以破坏列国联盟、收买各种亲秦内奸为务。这支专门行间的队伍，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五纵队”。他们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而秦军则以他们为前驱。

　　现在秦王嬴政的太阿剑开始挥动，剑锋所向的第一个目标是早已确定了的韩国。所以要先拿韩国开刀，是范睢的远交近攻政策的继续。由于连年来秦国节节向东进击，此时的韩国已近在秦国大门口，攻灭韩国就可以敞开大门，大踏步地向东推进。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上章一节秦王在与李斯对话中已提出过的：胁迫韩国送韩非入秦。只是此时的韩国已孱弱到根本不能成为强秦的对手，而要攻占赵国则将有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因而秦王嬴政果断地作出决定：兵分两路，在攻韩的同时，另一主力部队由大将桓统率向东挺进，对赵国平阳发起猛烈攻势。

　　攻赵伐韩两支雄师浩荡东进。秦王一身戎装，亲自来到离两大战场不远的三川郡巡视和指挥战斗。

　　捷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下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及《韩世家》的记载——

　　攻赵前线：“桓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定平阳、武城。”

　　伐韩前线：“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

　　大军压境，兵不血刃，韩王安就软了腰骨，答应把秦国要的韩非送去。

　　但是首先吞并韩国是秦王嬴政的既定方针，任何迁就割让都已无济于事。

　　韩国亡在旦夕，我们且趁这机会来简略介绍几句它的历史。

　　韩的先祖与周族同姓，也姓姬氏。它的后裔臣事于晋，至韩武子万得封于韩原之地，称韩武子，从此以封姓为韩氏。武子三世而至献子韩厥，晋国内乱，即四章二节中提到过的作为著名戏剧《赵氏孤儿》历史背景的那个时期。在司寇屠岸贾杀害赵盾全家，又四处搜捕赵氏孤儿赵武时，程婴、公孙杵臼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藏匿和卫护赵武。这个过程当时韩厥是知道的，他敢担风险，保护了赵氏后代，从而使他在历史上也享有美誉。韩厥三传至康子虎，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韩虎再传至景侯虔，开始成为诸侯国。韩虔六传至宣惠王，开始称王。据苏秦说韩王时称，当时韩国“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泾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史记·苏秦列传》）。宣惠王四传至现在的韩王安，即将为秦所灭。这样，自韩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秋，凡为侯共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至韩王安九年国灭，凡为王九十四年。两者相加，共一百七十四年。

　　在所谓战国七雄中，比较起来韩国最为微弱。韩国唯一值得自豪的，恐怕只有韩昭侯在位时（公元前362年～前333年）任用著名法家申不害为相那段时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韩非列传》）从那以后，韩国不断受到强秦的侵伐，软弱无能的韩王，除了割地退让，还想出一些愚蠢而又无功的所谓计策来，徒然贻笑诸侯。除了上章末节已提到过的派郑国“修渠行间”，还有所谓“卖女送金”计。此事载于《战国策·韩策三》。开头是用黄金去讨好秦国。待到国库再也拿不出黄金来时，就挑选韩国美女去卖。美女价钱极其昂贵，山东列国谁也买不起，唯有秦王可以出到三千金的高价买下韩国美女。韩国拿到这些金子，倒过来又去侍奉秦国。这样秦王用金子买了韩国美女，一转身又把付出去的金子收了回来。不仅如此，那些美女是了解韩国内情的，她们受了韩王的骗，心有不满，到秦国后就说韩国的坏话，其结果真叫作弄巧成拙。在这种情况下，经人劝谏，韩王才停止了这种既失利又辱国的做法。

　　但就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韩国却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就是战国末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

　　据《史记》本传记载，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对韩国的日受强秦侵削，韩王的颟顸怯懦，自有切肤之感。他因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不长言辞，却极善著书。作为一个后期法家的代表，韩非主张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据此，他认为韩国当时的症结在于“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他多次书谏韩王，力主外抗强秦，内锄权奸，使韩国迅速富强起来，但都没有被采用。

　　所谓“浮淫之蠹”中的“蠹”，原意是蛀虫，在韩非著作中则取比喻义，是指儒家、纵横家以及游侠、商贾一类像蛀虫一样危害国家的人物。把儒家等等都斥之为国之害虫自然有失偏颇，但如果联系韩非所生活年代的社会现实，不能不承认这正是他独到而锐利的识见。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已进入到接近摊牌的白热化阶段，无论国内君臣之间，还是诸侯列国之间，完全受制于一种赤裸裸的功利至上的强权政治，一切决定于实力，就像韩非在《五蠹》说的那样：“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新形势下，无论儒家的礼乐教化，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返朴归真，都在血与火的现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唯有法家的学说，特别是以韩非为代表的后期法家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治学说，显示了强大的实用威力。正在雄心勃勃图谋并吞八荒的秦王嬴政，一读到韩非著作就发出若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决非偶然。由此推论，韩王如果真能按照韩非的谏策来一个发愤图强、革故鼎新，韩国不难出现另一番局面。

　　但韩国自釐王、桓惠王至韩王安，都既无相应才具，也无此种胆识。

　　多次进谏无用，韩非怀着满腔忠心与愤激之情，又写了篇题为《和氏》的谏书进献给韩王。谏书以著名的卞和献玉故事为喻，韩非捧出的是自己一颗赤诚而泣血的心。楚人卞和先后向三世楚王献玉，前两次都被误认为石块而先后被砍去左右脚，到第三代楚王才确认为玉并赐名为“和氏之璧”。韩非以卞和自比，祈求韩王能够识宝。但昏庸的韩王仍然没有被感动。当时有位叫堂谿公的长者，看到韩非屡屡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强言极谏，担心他会带来杀身之祸，便列举历史上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等血的教训，劝他还是多说些揖让进退有关礼制一类既能保全自身、又可成就功名的话，不要再去鼓吹那些会使自己处于“危身殆躯”境地的什么法、术、势之类东西。韩非感谢堂谿公的好意；对他的劝，却作了这样坚定的回答——

　　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

　　这可以看作韩非的宣言书，字字金石。由此可以看出，韩非是早已确立了以生命殉自己的学说和信念的！

　　既然无法作用于朝政，韩非不得不退入书斋，发愤著述。短短几年功夫，就写成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篇章，共达十余万字，即如今我们还能读到的《韩非子》。韩非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政法、哲学、社会、财经、军事、教育、文艺多种领域，但他殚精竭虑集中研究的则是一种政治思想，即研究君主如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运用法、术、势兼治的手段去达到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韩非子》的主体就是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学，即古人所说的帝王之学。

　　韩国的末代国君韩王安，是公元前238年即位的。第二年，即秦始皇十年，吕不韦被免相，而李斯因谏《逐客令》而重新受到秦王重用。《史记》始皇本纪在记到“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后，还有这样两句：“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这说明到了韩王安之世，韩国已到了濒临危亡之秋，就像当年到了第三代楚王才确认卞和所献为真玉那样，韩非也身经了三世，才终于被韩王安多多少少看到了一点他的远比“和氏之璧”更为可贵的价值，第一次被宣上朝堂，共谋“弱秦”之策。

　　但是宝贵的时间流走了，复兴的机会丧失了，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纵使扁鹊再世也将束手无策。

　　不过韩非还是竭尽所能，企图以一封谏书来挽救韩国的危局。信是写给秦王的，就是后来被人收入《韩非子》集子中的《存韩》篇。全文的主旨是希望秦国首先灭赵，暂时保存韩国。谏书陈述委婉，用词恳切，有别于集子中论述帝王之术诸篇那种凌厉恣肆的风格，反映了一个弱者处于强暴压力下无奈的呼喊。由此我们可以猜想作者撰写此篇时内心是极其痛苦的。

　　谏书首先说到三十多年来，韩国是如何卑屈恭谨臣事秦国的：在外事方面，韩国甘心做秦国的屏障，为它阻挡山东列国的进攻；在内政方面，韩国情愿成为秦国的草席和垫子，随意供它使用。韩国这样做，得罪了天下诸侯，而功劳却属于强大的秦国。接着便论述了伐韩之策的不当。谏书这里用了“臣窃闻贵臣”有伐韩之计这样的措辞，这“贵臣”当是指李斯。书中指出伐韩之计不当有二：一是如今赵国正在“聚士卒，养从徒，欲赘（通“缀”，连也）天下之兵”以攻秦，放过赵国而进攻韩国实在是大失策；二是韩国虽弱，但“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因而早有戒备，即使用一年时间也不见得攻得灭，若是仅得一城而退，则徒然为天下所轻。而且如果韩国背秦而去，魏国也会跟着走，这是把韩、魏推向赵国，赵国再联合上齐国，那就将对秦国带来莫大的祸患。谏书最后向秦王所献的计策是——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即楚国），重币用事之人，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送去质子）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

　　在秦国攻灭赵、齐以后，再“移书定韩”，就是说只要秦国发一道檄文之类的文书，就可以把韩国平定了。这就是韩非为自己实在太不争气的故国希望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的命运：一，不要“开头刀”，恳求能排在赵、齐灭亡之后；二，不要用暴力，请求能准许其“和平投降”。

　　但是韩国连这样稍微保留一点体面的结局也不可能有了！

　　谏书呈送到秦王面前，考虑到首先攻韩之计是李斯提出来的，秦王便把它交给了李斯。李斯立刻提出反驳，同样以谏书的形式呈送给秦王，再申韩必伐之义。这是两位昔日的同窗好友第一次书面交锋。李斯的快刀直入、咄咄逼人，恰好与韩非的委婉恳切形成对照。李斯认为“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断然轻忽不得。如今韩国之所以表示愿意臣服，并非诚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屈服于秦国的实力；一旦秦国集结主要力量去对付赵、齐而减弱了对韩国的压力，“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

　　李斯与韩非一起师事于荀子，“斯自以为不如非”（见《史记·韩非列传》）。但李斯的这篇对韩非的驳文却敏锐峻刻、酣畅淋漓，恐怕连韩非也不能不承认是被击中了要害的。这是因为这对老同学毕竟不是在课堂上做文章，而是在打仗，打仗得靠实力。一只已被按到砧案的羔羊，再好的歌喉也变成了微弱的哀鸣。

　　李斯的谏书在辩驳韩非的“存韩”论后，向秦王进献了一个居心叵测的灭韩之计：一，只是加紧筹划兴兵攻伐，却不宣布要攻伐哪一个国家，这样使韩国不得不始终提心吊胆地以事奉秦国为国策；二，派李斯出使韩国，以秦王名义请韩王入秦，实际上是把他拘留起来；三，然后以韩王作为交易筹码，与韩国执政大臣进行谈判。这样秦国便可随意割取韩国的土地了！

　　秦王赢政认可了李斯的计策，李斯便受命出使韩国。也许韩王安多少窥到了李斯这种叵测的用心，却又不敢正面对抗，于是便采取了一个弱者常常会采取的对策：避而不见。

　　李斯只好空手回到咸阳。

　　秦王发怒了，立刻发兵，直扑韩国国都新郑（今河南郑州市南部）。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到的“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这件事。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秦始皇十四年），数万气势汹汹的秦兵逼到韩国国都新郑城下。韩非怀着满腹郁愤踏上了已预感到凶多吉少的出使秦国的行程。

　　《说难》作者因说而遭难

　　韩非来到秦国，倾慕已久的秦王嬴政自然很高兴。

　　但是事情忽而出现变故，且情势急转直下，读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面这段文字，直觉风刀霜戟，令人有一种窒息之感——

　　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一个旷世奇才就这样死了，死在他故国灭亡的前夕，死在孤单寂寞的异国他乡，死在甘泉宫就近的云阳监狱之内。

　　关于韩非的死因，根据《史记》上述记载，是由李斯、姚贾共同毁谗造成，但没有说明他们毁谗的动机。上面引文中有一句“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史记》本传中还提到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这样两厢一联系，加上李斯此人品性和行迹确有不少劣点，致使人们很容易想到是他出于嫉妒心理，唯恐韩非超过自己，故既进以谗言，又施以阴谋，杀死了韩非。此说古来有之。例如早在东汉时代，王充就在《论衡·祸虚》中说：“传书：李斯妒同才（疑为“同门”之误），幽杀韩非于秦，后被车裂之罪。”

　　本书分别在前二章三节和三章一节中提到了战国时期两对极为著名的同学：庞涓与孙膑、苏秦与张仪，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略有介绍，现在要说的李斯与韩非已是第三对了。如果忌才之说有据，那么李斯便是又一个庞涓。但王充也就是这么说，并无提供所说之据。而如果我们把先秦文献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放到一起做一番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到李斯所以要建议秦王若不用韩非，“不如诛之”，并非单纯出于嫉妒心理。

　　从上文已经提到《韩非子》中的《存韩》篇保留了韩、李双方就存韩与攻韩问题展开争论的详细材料，因此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说的韩非“终为韩不为秦”，这应是实际情况，连毁谤也谈不上。李斯的内心深处隐藏有忌才这种卑劣情绪完全可能，但他不能不有所克制。此时的李斯刚因《谏逐客书》而重新获得秦王信用，他自然要做得特别小心。李斯又最善揣度和迎合秦王嬴政的意向，如果秦王还像初次读到《孤愤》、《说难》时那样对韩非心存敬慕之情，李斯是决不会冒险去触犯秦王说韩非坏话的。一定是秦王本人对韩非从渴望到失望甚至愤怒了，李斯、姚贾才从旁加以煽动，说如果不用韩非而又让他归去，那就是自留祸患，从而促使秦王做出了“下吏治非”的决定。在那样一个敌我壁垒分明而人才又可以自由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段里，这也只好被认为是正常的。譬如当年公孙痤向魏惠王进荐商鞅时也这样说过：“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史记·商君列传》）总不能说公孙痤也是出于“忌才”动机吧？只是到了韩非被囚禁起来以后，乖巧的李斯才很可能夹带上内心私货：“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那么秦王嬴政对韩非怎么会从渴望到失望甚至愤怒的呢？

　　首先该是韩非谏书表述的那个“攻赵存韩”论引起了秦王的反感。要拿韩国开头刀这是秦王早已定下了的主张，如果是别人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冒犯，作为韩国宗室公子的韩非而持此论，那就是明显地出于对故国的偏袒。秦王要求所有客卿必须百分之百地忠实于他和他的秦国，才可任用。几年前之所以要下《逐客令》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秦宗室大臣进谏诸侯宾客来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史记·李斯列传》），而韩非竟然公开扬言要“存韩”，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此外，就是《战国策·秦策五》著录的韩非就姚贾问题一次进说，使秦王嬴政尤为不快。

　　韩非入秦时，出身微贱的魏国人姚贾已受到秦王信用，正以重金游说于列国。韩非对此向秦王作了进谏，认为：一，姚贾身带珍珠重宝游说楚、燕等国，历时三年，这些国家仍然没有臣事秦国，可见姚贾是在用秦王之权，秦国之宝，私自结交诸侯；二，姚贾其人原是魏国强盗，赵国逐臣，秦王与这样的人共同治理国家大事，会对群臣带来很坏的影响。秦王召见姚贾就此提出责问，姚贾以洋洋洒洒的驳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韩非指责的第一点，他承认自己确实在结交诸侯，但这样做不正是为了使他们来归服秦王吗？至于说到各诸侯国与他交好，他运用种种巧妙的比喻：曾参孝敬双亲，所以天下父母都愿意有这样的人做儿子；伍子胥忠于君主，所以天下的君主都希望有这样的人做臣子；一个贤淑而心灵手巧的女子，天下的男子都想要这样的女子做妻子——从而说明：正因为自己忠于秦王，所以各诸侯国都愿与他交好。对韩非指责的第二点，姚贾举出了姜太公吕尚、管仲、百里傒等历史上著名贤佐，出身都很低贱，但周文王、齐桓公、秦穆公等明主，“知其可与立功”而加以信用，后来果然都各为其主建立了大功业。并由此得此结论：“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最后姚贾提出忠告：“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结果是：“秦王曰：然。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照旧受命去列国游说了，而韩非却被杀于云阳。

　　上文提到两封针锋相对的谏书，韩非的不如李斯；这里韩非、姚贾又唱了一场对台戏，韩非的说词同样相形见绌。这种脱出通常意料的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韩非可说是历史上对“说”（shuì）这种政治行为作过最深刻、精细研究的一位大师，至今《韩非子》里还留有《说难》、《难言》两篇专文。但是他乍到秦国，便就姚贾问题向秦王所作的这篇说词，实在不敢恭维。就姚贾游说活动的诘难，是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作出的，缺乏事实根据，纯属主观妄测，因而不堪对方一击。至于对姚贾出身微贱的讥刺，更充满着贵族傲气，明显落后于战国末期的时代精神，更有违秦国的传统习惯和秦王嬴政的性格。这样他的通篇说辞格调既不高，目的又浅露，就难逃姚贾的一字之评：“谗”。说词落到了谗言的地步，是很难有不失败的。

　　其实，韩非在著作里，早已把自己这次进说的弊病和必然会带来的可怕结局，揭示得清清楚楚了。如他在《说难》中，一口气列出了臣下对君主进说可能遇到的七种危险。这回他自己所犯的属第四种危险：“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对秦王嬴政来说，韩非是新来乍到，自然不可能有深厚的恩宠，而他对已经受到秦王信用的姚贾的指责，却又那样直露无遗，结果不能不是“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怀疑什么呢？怀疑在“间己”，就是说，韩非被秦王怀疑在离间他们君臣关系。“如此者身危”——你看，韩非不是早在进说前就已清楚明白地指出了自己这次进说必然“身危”的结局了吗？

　　正是他，早已向别人指出此处埋着“身危”的陷阱，可他自己却偏偏要往下跳，这种有违常情的情况，应该怎样来理解呢？我的尝试性的回答是——

　　第一，不仅由于韩非有口吃的生理缺陷，更主要的是他的性格和学养，都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好说客，却是一位大学者。我们读他《孤愤》等著述，不由不惊叹他对自己的时代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竟是那样的敏感，那些酷烈险恶的现实他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并被他极其犀利和精细地描述了出来。他痛苦，他激愤，强烈地要求对这个时代作出反应，要凭他的智慧去制服强权者而成为更强的强权者。这就是他的学说。但他正与孔子所要求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相反，他敏于为文而拙于行事。他长于“纸上谈兵”，把朝堂和樽俎间那种明枪暗箭、勾心斗角刻画得入木三分，使每个谙熟个中三味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观察的精到和对策的精妙；但当他真正亲自置身其间时，却立刻暴露了他的弱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学者。正是这一由性格悲剧导致的人生悲剧，使得司马迁也不由在韩非本传里为之深深惋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第二，更主要的是，姑且借用弗洛伊德的用语，他有一种“故国情结”。他是韩国的宗室公子，对自己的故国、故土，怀有极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与生俱来，而且越是在故国因微弱而备受侵凌之际表现得越是强烈。所以李斯、姚贾说他“终为韩不为名”，非但不是毁谤，倒是对他这种感情的赞美。不妨说韩非写书也完全是为了故国。他急切地盼望着韩国的当政者终于有一天能发现他所进献的真是强国之计。从由他原创的那个《卞和献玉》的故事里，你可以触摸到他那颗不惜以身殉国的心是何等热烈和真挚！读着这些用生命写成的文字，会令人很自然地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楚国大诗人屈原。屈原与韩非大约恰好相隔一代。屈原死于公元前278年；韩非的生年有两说，一为公元前280年（钱穆说），一为公元前295年（陈千钧说）。这样，屈原离世时，韩非或是已经接近成年，或是出生不久，他们感受到的同是战国末期差别不是很大的时代气氛。两人同样出自王室宗族，同样对备受侵凌的故国怀有极深厚的感情；同样痛苦和激愤，同样敏于为文，只是喷发而出的，一个是火一样的诗句，另一个是可用之于朝堂樽俎间的利器；最后他们同样怀着千古长恨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我有意不用多数学者使用的“爱国主义”这个现代概念而代之以我杜撰的“故国情结”来称谓他们的思想精神，决无贬低之意，而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国家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没有必要勉强古人穿戴他们所陌生的现代服饰。两位先贤，他们热爱生养自己的大地、文化，忠诚于按传承已久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故国，对强权和奸佞疾恶如仇，对美好的社会生活充满着向往之情，对自己所认定的信念不惜以身为殉，这种人格和感情，同样崇高和可敬。试看韩非在出使秦国前后，明知韩国以及其余山东五国将被秦国吞并已成大河滔滔东流之势，不可逆转，但他还是要勉为其难，始而竭诚上书，继而冒险进说，都是因为他的“故国情结”催促着他，他必须这样去做。上书主旨是反李斯的攻韩之计，目的是为了“存韩”；进说的主旨是反姚贾的贿赂之术，目的是为了“弱秦”。“弱秦”为了“存韩”，“存韩”必须“弱秦”，在他看来这是形二而实一的事。至于这样做能否获得成功，在此时此地，这位对进说的时机、方法、效果做过鞭辟入里分析的大师，却都只好不作计较了。想到这些，再回过头去看他那两篇甚至还不如李斯、姚贾的谏书和谏言，就不仅不会奇怪，而且会有一种悲壮之气迎面扑来。韩非的秦国之行是赴难，他的死是殉难，即是为他的故国，为他的信念和学说而死。在我看来，不仅是他的学说，他的人格也与屈原一样伟大，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纪念。

　　秦王嬴政杀了他曾经那样钦慕的韩非，是否意味着他摒弃了韩非的帝王之学了呢？不，恰恰相反。从嬴政往后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将会看到，如果说韩非学说有一个忠实信徒，曾将他学说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付之实际行动的话，那么这个忠实信徒不是别人，正是杀了他的秦王嬴政！

　　一个从虎口脱生的年轻人

　　韩非名义上还是韩国派出的使节，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于出使国的监狱。韩王安非但不敢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居然又做出一个媚秦姿态：“韩王请为臣。”（《史记·秦始皇本纪》）此事发生在韩非死后不久，即韩王安六年、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所谓“请为臣”，实际上就是韩国宣布它自己已经名存实亡。

　　秦始皇十五年至十七年（公元前232年～前230年），《史记》特地连续标出“地动”、“民大饥”，而秦王则继续“大兴兵”。大地在隆隆不断地震动，顷刻之间，成片的房屋、无数的人畜全被埋葬在废墟之中。饥饿的灾民蝗群似地在黄河两岸游弋。而剽悍的西域烈马，勇猛的关中侉子肆意驰骋在各个中原战场上。天灾、人祸，血雨、腥风，苦苦折磨着处于末世中的我们那时的祖先。

　　但秦国军队也并非无敌于天下，它很快遇到了强劲的对手，那便是赵国。

　　赵国一向以拥有众多英勇善战的大将如赵奢、廉颇、李牧等等，而扬威于中原战场，并使秦军也常受其挫。此时虽然赵奢已死，廉颇已老，且因不满于赵王的起用乐乘以代，赌气奔了魏国；但李牧犹在，余威尚存。在这期间，秦军就有两次败于李牧马前。第一次是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秦将桓率兵出上党向赵国发起进攻，占赤丽、取宜安，一路节节胜利。此时秦军已深入到赵国后方，形成了对赵国国都邯郸的大包围之势。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王下令急速从北方边防上调回正驻守在那里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双方军队在宜安展开激战。赵国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赵军将士在李牧指挥下，个个表现出为故国死难的决心，战斗进行得非常酷烈。结果是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李牧因此大功而被封为武安君，秦将桓则由于败绩而畏罪逃奔燕国。第二次是在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秦军兵分两路，一军攻太原，一军袭邺，对邯郸形成一个南北包抄的蟹钳之势。秦军很快占据狼孟，气势越发凶猛。李牧率军静候于狼孟东北处的番吾，以逸待劳，早已磨砺以待。及至秦军长途苦战疲劳不堪，又因狼孟之胜而有所懈怠时，赵军突然发起攻击，再次大破秦军。李牧挥戈西进，直到把秦军逐出韩、魏两国边境。

　　但赵军的局部性胜利，已无法动摇秦军在整个中原战场上的强势。秦军所到之处，杀声冲天，瓦檐为之震裂，鸡犬闻之飞逃。其间，大地的震动，饥民的呼号，似乎更造成了慑人心魂的恐怖氛围。蜷缩于深宫之内的魏、韩两国国王，日夜心惊胆颤地思谋着如何苟活自保。他们觉得面对利爪坚牙的虎狼，除了一块一块地割下自身之肉进奉对方以外，似乎已别无他法。于是在同一年（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的几乎相同的时日里，《史记》记下了这样两笔——

　　第一笔：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

　　魏景闵王献出的这片土地，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是在雍州新丰县，原为骊戎所有。后来晋献公伐骊戎而易为晋属，三家分晋后成了魏地，如今又拱手献给了秦国，被设置为丽邑。十余年后，当嬴政成为统制宇内的始皇帝时，这里被选定为皇陵墓地，动员七十余万人开始日夜兴建这座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宏大工程。

　　第二笔：［秦］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

　　这段文字可能有脱漏，意思仍大致可懂。《史记志疑》引方氏《补正》认为原句似应为：秦“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也”。韩王献南阳之地，秦发兵去接收，并派“内史腾”去做“假守”。内史是秦国官名，掌管京师；其人名“腾”。假守是代理郡守。就是这位秦国派驻在南阳的代理郡守内史腾，做郡守是假，伺机灭韩是真。过了不到一年，他就率领大军，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新郑。新郑原来是郑国国都。韩原都平阳，后迁至阳翟，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又迁都至新郑。所以这是新郑笫二次作为诸侯国都被灭亡。从此它永远结束了被作为国都的历史，成了秦国所属颍川郡的一个组成部分。韩王安做了俘虏，韩国成了关东六国中第一件被进献到秦国祖庙供案上的祭品，正式宣告灭亡。

　　做了俘虏后的韩王安结局如何，《史记》没有明确记载。前些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编年纪》则在秦始皇二十年下记有“韩王居□山”五字。根据《编年纪》提供的资料推断，这“□山”就在南郡境内。而《史记》在秦始皇二十年下则记着“新郑反”一句。把这两则史料联系到一起，大致可以推断出韩王安及韩国残余贵族还策动过一次叛乱，那当然不过是螳臂挡车式的举动，肯定是很快就被辗成了齑粉。

　　韩国灭亡是在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史记》在这一年下又特地记了一笔：“地动。”

　　大地还在隆隆震动。

　　胜利者在掠夺，在狂欢；失败者在哭泣，在呼号。

　　大街上，时不时有骑着快马的秦军搜捕队呼啸而过，长戟上挑着血淋淋的人头。新郑王宫上空烈焰腾腾，已经有几昼夜未熄。这个先后成为两姓诸侯国国都历经数百年积聚起来的繁华富豪，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作青烟而去。

　　一个年轻人机警地从转眼夷为平地的丞相府第逃出。

　　狂欢中的秦军将士没有注意到他，哭泣中的韩国臣民也没有注意到他。除了年轻，还因为他把自己化装成了一个里巷无赖，没事似地闲逛着，突然伺机钻出了城门……

　　这个此刻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年轻人，不久便接连演出了博浪击秦王、垓下困霸王等等历史壮剧，不仅震撼了当世，也博得了后代人恒久的崇敬。这位年轻人便是后来的大汉帝国开国功臣、被封为留侯的张良。

　　《史记·留侯世家》是这样介绍的——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这个韩国五世相门之后，是怀着满腔仇恨逃出新郑的。他尽散家僮，弟死不葬，倾家荡产，后来又浪迹天涯，出生入死，全为着一个目的：为韩国复仇！

　　这是大秦帝国在诞生前夕用它暴力之锄为自己种下的无数仇恨的种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颗。这也就是说，秦帝国在孕育自身的同时，已孕育了它的掘墓人。

　　这是多么无情、多么残忍的历史“轮回”啊！

　　在历史上，秦人曾经多次坠入低谷，陷入逆境。最长久、最艰难的一次是周人为他们制造的。那时周人是胜利者，击溃了商族，同时也狠狠惩罚了被视为“助纣为虐”的秦人，迫使他们远离故土，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迁徙到人迹稀罕、戎狄杂处、被中原视为化外的西陲之地，开始了在风刀霜剑中的生存挣扎。但出乎常情意料的是，正是这种逆境磨砺了一代又一代的秦人，铸就了他们剽悍矫健的体魄，勇猛不屈的性格，机敏诡谲的智慧和务大求实的进取精神。他们不断从低谷攀登，如今终于一跃而成为天下之霸主。设想一下，当时作为胜利者的周人，如果能对依附于商族的秦人稍示宽容，允许他们在故土东海之滨生存下来，很可能“秦”人之中的大多数将成为忠顺驯服、媚态可掬的一群。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出现秦襄公、秦穆公、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吗？还能有后来的秦始皇和大秦帝国吗？

　　但是，这些曾经多次陷入逆境的秦人，现在却转过身来给别人制造逆境了。他们对自己那些曾经在屈辱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过来的祖先，只能空慕其名，未必再能理解那种痛苦而能熬受痛苦、屈辱而又不甘于屈辱的内心。现在他们已是胜利者。作为胜利者似乎有权恣心狂欢，有权任意报复。因而此时他们绝对不可能想到，这样做实际上在成全未来的敌人。如果说，是昔日周人的迫害造就了今日秦人的话，那么正是今日秦人的残暴将造就明日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不由使人又一次想起本书《引言》已引录过的阿诺德·汤因比的那个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挑战与应战的著名原理。设想一下，如果秦国不是那样霸道地随意处死被韩国视为骄傲的韩非，不是在接受韩国献地后派出内史腾用这种突然袭击的办法攻灭了韩国，或者在占领新郑后不是那样残酷地屠杀和焚烧，那么张良也就不一定会出逃，因而当然也就无需经受那么多艰险和苦难，想必也不再会遇到那个传说中的授予他《太公兵法》的黄石老人；果真如此，张良还能成为历史上那个倾覆大秦帝国的出色谋士、创建大汉帝国的功臣张子房吗？

　　呵，玄妙无穷的历史啊，到什么时候，人类才能真正参透深藏于您腹中的奥秘呢？

　　不过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嬴秦氏族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秦王嬴政还没有达到自己事业的顶峰。新郑街头的屠杀是残忍的，新郑王宫的烈火是罪恶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母腹内的新制度已经足月，因为怕看到血和污秽而人为地阻止其临产，那么将要付出的代价不知还会比这高出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王和他的秦军在兼并六国过程中无论造下多少罪孽，他们总是在履行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不错，接下去我们还将看到，中原大地上的白骨将越垒越高，但在此基础上将要建立起来的，毕竟是一座属于我们民族共有的丰碑。

　　此刻，咸阳宫内文臣武将们正围坐着共商下一个决战部署。秦王嬴政用他太阿剑的剑锋点了一下位于漳河南岸的一座都城标记：邯郸。这就是说下一个该轮到赵国了！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