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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巴金

　　李致在讲座现场

　　非常高兴能在上海与热爱巴老的读者、研究巴老的专家见面并交流思想。我不是专家，不做学术演讲。只就我与巴老的接触，讲一些对巴老的感受。我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十年，普通话肯定比电影《抓壮丁》里的卢队长讲得好，但毕竟不如讲四川话自如。前两天我在成都看望导演谢晋，他主张我讲四川话，说邓小平、陈毅的口音，上海人能听懂。巴老离家八十一年，至今讲四川话。我讲四川话，大家也可以听到巴老的乡音。

　　巴金的父母

　　我和巴老的交往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省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五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镛的子孙）叫的。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四川人说：幺房出老辈子。

　　年轻时的巴金

　　1972年，中断联系六年后，李致给巴金写的第一封信

　　1923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1941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我从小喜欢集邮。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丝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作“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被批斗、进干校，交代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被造反派打过。从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直到1955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们都能见面。巴老给我有近五十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通信联系。1973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巴老1942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巴老在信上给我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接着又盼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和巴老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互相抢着说话，直到九姑妈一再催促才上床。80年代后期，当巴老因为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时候，他曾希望我退下来帮他做点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记、佚文、书信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他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可是我又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以致巴老感到“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这也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如果我久没去上海，巴老会惦记我。1989年7月，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发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这一生，巴老为我付出很多，我为巴老做得很少。我写过一篇名为《不知如何弥补》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内疚。从1972年起，巴老给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1997年冬，巴金在医院口授，李小林笔录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记者问“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说“身份”带来什么，就是“文革”中为此受批判，被污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若干年，让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浪费一些时间；让我损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又收不回来。

　　巴老一贯重视做人，对此我有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汇集了我所写巴老的散文和日记。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写在这本书上了。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我们的小林、小棠至今没写过巴老，其实他们比我感受更多更深。1981年，我用笔名写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文章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怕“露馅”，不敢写。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全文，并把笔名换成本名，在姓名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颇为尴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老很看重做人。1941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1993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座右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1973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被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巴金上海武康路寓所，“文革”中，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病，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万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我多次劝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他一再强调：“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还为此辩论过。我说：“人有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你已做了很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工作，“你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说冰心健在对他就是力量，但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献给他热爱的读者。当我六十岁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励。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历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1982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币十五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翻洗费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财富”是大量藏书，多次分别捐给国家图书馆。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说这些，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仍有不是运动的运动。巴老不唯上，不随声附和。在讲假话成风的年代，巴老主张大家讲真话。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在我们的交谈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长官点名。他说：“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主张不写“文革”，巴老写信给这位高官，说自己是这个主张的受害者（因为受这个主张的影响，巴老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涉及“文革”的文章被删节）。1987年4月29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1988年冬，他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力作，被称为“说真话的书”。图为该书几种版本的封面

　　四是巴老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书，不收稿费。1981年，出版社拟用巴老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巴老就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来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巴老还反对出他的日记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1956年12月，巴金回成都重游正通顺街旧居

　　五是不愿浪费国家钱财，不赞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四世同堂。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变卖了，几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来，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经过“文革”，成了一个文艺团体的宿舍，原有房屋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时专为此找到我。我解释说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坚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故居没有保留下来表示遗憾。1985年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存在各种实际困难，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指园林局搞慧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不久，我又接到巴老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说实在的，对恢复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无论从成都市市民的角度来考虑，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访问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为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但我是巴老的亲属，他不赞成重建故居是对我说的，我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至于巴老不愿为修故居浪费国家钱财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动的。去年庆祝巴老百岁华诞，参加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见，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和成都市委领导均积极支持。后来，我给市领导写了信，转达小林的意见：尊重巴老的心愿，不重建巴金故居。省委书记张学忠看见我的信的抄件，也表示尊重巴老的意见。最近巴金文学院按可靠的图纸，做了一个故居模型，我前几天去看过，很不错。这个模型将长期存放在巴金文学院的陈列馆。

　　巴金回复读者来信

　　六是尊重读者。巴老常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巴老如何对待读者。巴老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但有时也有例外。1991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学原校长张珍健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张珍健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张珍健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说：“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读完信，我感到自己的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张珍健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尊重巴老的意见，立即给张珍健打了电话，委婉地做了解释，请他谅解。1992年春我去美国探亲，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张珍健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他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张珍健交谈了五十多分钟（我原建议只会见十五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张珍健送到大门外。张珍健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总的来说，我感到巴老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尔德有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它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它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它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我早年读过这篇童话，它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诚无饰，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长期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虽然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30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举被巴老称为他的“第三个先生”的吴先忧为例：吴先忧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劳动神圣，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裁缝。办刊物缺钱，他经常将衣服送进当铺，把当衣服的钱捐给刊社。他任中学校长时，拒绝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庐山集训，多次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1947年6月1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具体怎样改革开放，采取科学的态度：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伟人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何况这根本不是作家的任务。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老说过。事实证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80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难道主张讲假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

　　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1986年4月2日，巴老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名为《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说的是1967年，巴老寄了一部在1913年（民国二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上下）给我。作者是“嚣俄”（即雨果），译者自称“东亚病夫”。上面有我父亲的图章，刻有他的号“李卜贤”三个字和英文音译，又盖有“尧林图书馆”的章，还有巴老用毛笔书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几个字。这应该是早年他们三兄弟一起读过的书。巴老在信上说是他在1942年那次回家带走的。1945年，李尧林逝世，为纪念三哥，巴老拟成立尧林图书馆，在书上盖了这个印章，并写上“李卜贤先生捐赠”这几个字。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办成，但书完整无损。这本书，是当年他们读新书报的见证，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新青年》是李尧枚、巴金、李尧林都喜欢的杂志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克服家中的经济困难，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巴老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什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大哥在成都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1931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4月18日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30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1956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满他扔下母亲和五个子女。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931年《激流》总序在《时报》发布

　　巴老的三哥李尧林比巴老只大一岁多。两人从小住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在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一起外出求学，直到尧林上大学才分手。巴老称三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一个人”。他俩离开四川以后，与大哥保持密切联系。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后巴老去法国，途中写的《旅途通讯》，先寄给三哥，由三哥寄给大哥，多年后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离家后，大哥给他们写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这些信，把它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几年。1966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巴老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1980年，巴老回想起烧掉大哥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唱片《小宝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爱。我最先是从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这张唱片的。1929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们相聚一个多月。30年代初，巴老回忆大哥离开上海回四川时的情景：“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即听）。’我接到后一看，是G. F. 女士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1984年在上海，巴老把仅存的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给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这张唱片：“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之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到这张唱片，问音乐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首歌。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闲聊时提到此事，儿子记下了我的心愿。去年庆贺巴老进入百岁，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我两次在电视上听见剧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电话问在上海的济生叔，果然是Sonny Boy。从李尧林的好友杨苡那儿，我知道李尧林也喜欢这首歌。我请教杨苡，她说：Sonny Boy，直译为“儿子般的男孩”或“阳光般的男孩”。巴老意译为“小宝贝”。“Sonny是儿子的爱称，也可理解为心中最珍爱的人。”我想，是否还可理解为某种信念，如对人类的爱？巴老三兄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老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前面已经讲到，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三兄弟唤醒。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协，巴老重在反抗。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别后，曾谈到彼此的心情。大哥在信上对巴老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老参与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得请专家评论。

　　巴老的三哥是一个有理想、开朗乐观的人，喜爱音乐，会滑冰，能与学生打成一片。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邢方群、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李尧林利用寒假，单独为方群补英语课，教他练习发音。黄宗江说李尧林教他们读《快乐王子》给他的启示，不下于曾经使他“感动并行动的宗教的宣讲、政治的宣言”。今年发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称李尧林为南开名师中的佼佼者，学生崇拜的偶像。他选教的英译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深受学生喜爱，几乎成了他们的班歌。五十年后聚会时大家还一起凑全诗的译文。1929年，大哥去上海。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尧林来上海，但因没有解决路费，失去这次团聚的机会。1931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他却因贫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仅四十二岁。作家李健吾当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巴老前后写了两篇怀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李尧林逝世后被安葬在虹桥公墓，墓碑的形状是翻开的两页书，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中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家。”过去，时有人来墓前献花。但“文革”中，这个从没有伤害过人的墓，也被作为“四旧”给毁掉了。巴老为此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在哪里去寻找他的‘真正的家’呢？”

　　巴老多次对我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巴老希望他们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有一个展览室展出他们三兄弟的物品），但难以实现。

　　为实现巴老的愿望，去年我选编了一本书，名为《不应被忘记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以巴老所写两个哥哥的文章为主，兼收了已有的李健吾、黄裳、纪申等人的文章，还有新组织的邢方群、杨苡、黄宗江等人的文章（由巴金文学院内部赠送）。可惜巴老不能阅读了。

　　巴老已用最后的言行证明自己

　　巴老生于1904年，到2004年正好百岁。去年只是进入百岁。时至今日，巴老已经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了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人们爱戴巴老，称他为“世纪良知”。国务院在去年授予巴老“人民作家”的称号。明天是巴老进入一百〇一岁的生日。在此之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档案馆联合举办“走近巴金”系列讲座很有意义。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自己对巴老的感受，尽管我讲得不深不全。还得感谢在座的朋友耐心地听完我用四川话讲的感受。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2004年11月24日下午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