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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

　　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一开始，我不知应该用怎样的目光打量他。因为他不仅仅是文学泰斗巴金的侄子，《我的四爸巴金》的作者，他还是四川省文联主席，一位从十七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那天清晨，当我比约好的九点钟提前了一刻钟按响他家门铃时，立刻受到了热情的回应。当我所乘的电梯上升到这栋公寓的顶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李先生已经身穿西服一身整齐地迎在电梯门口了。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他与我的交谈非常真诚。有问必答，有答必真。我没有给他限定访谈的具体题目，而是从他记忆中感受最深的片断谈起，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巴金的心灵世界和对他一生的影响之中……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李致就和他称之为四爸的巴金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天津日报·北方周末》报道

　　巴金曾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在巴金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中我们不能不被他这种凝结在字里行间的赤诚所感动。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正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的李致，很快就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了出来，先是靠边站，继之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这期间，他与巴金难通消息，1972年萧珊妈妈（巴金的妻子）病逝，他得知同样已被“打倒”的巴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便决定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在返回河南干校时借口看眼病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那是一次秘密的行程，一次终生难忘的相见！当已是成年人的李致再次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三十年前在成都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分别的时候，正逢大雨，巴金把自己的雨衣穿在侄子身上，他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李致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

　　往事依稀，虽然年已七十有七，但李致的思绪非常清晰，从他讲述着的目光中，我仿佛能看到天国中巴金正在倾听的神情，他也许会对他的侄子说：“把我的心带回去吧！”那是巴金九十岁寿辰时，当从成都前来祝寿的友人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时，他说过的一句话。

　　在回忆四爸巴金时，李致的态度是深情的，也是严谨的，他只讲述他经历的细节和片断，他心中最真实的感受，从不添加任何虚词。他虽然确定了要与我说普通话，但也会忽然间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四川话来。看得出，他虽然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老干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出身于那样一个弥漫着文学气息、逃也逃不出的大家庭，并且从少年时代就沉浸在“五四”时期新文艺的绚烂彩池中被熏陶，被浸染，被沉醉……与其说他崇拜四爸辉煌的文学成就，不如说他更拥戴四爸的做人品质！“讲真话”“做好人”成了他一生的信念。或许因为年龄，或许因为巴金对其大哥的深情的转移，这一对叔侄竟相知甚深，那同睡一张床的岁月，偷赴上海探望却不敢多语的无言时光，那多次的深夜长谈，那弥留之际留在彼此手心里的温暖与柔软……

　　采访是在一个初秋的上午，李致的家在他那所住宅楼的顶层，他的家人把楼顶修整成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身处掩映在绿树与小花之中的楼顶，笼罩在轻柔雾霭中的成都市区尽收眼底，空气中弥漫着川中特有的麻辣气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情绪，遥想当年巴金人生最初的日子，就是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度过，虽然巴金的故居已无了踪影，但他的精神家园却因了他的作品和由这些作品延伸出来的电影和音乐，挥之不去地在故乡蔓延。直到后来我在成都的街巷流连，在四川大学旁一座绿意参天的竹园品茶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巴金式的忧郁和坚韧……我和李致的交谈，就在他们家空中花园里一间四面通透的玻璃房中进行，中午时分，阳光开始照耀，不觉间人已出汗了。正好又有客人来访，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交谈，回到屋内。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书桌上那尊巴金的雕像，一瞬间被他吸引，也被他震撼！是啊！原来那无形中指引我前来拜访的正是他——

　　在我苍白孤寂的青春岁月里，曾经有过“很绝望、很悲凉”的日子，背诵着鸣凤投湖前的那段内心独白，我把巴金的《家》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慰藉。如今，面对着这位伟大文学偶像的亲属，我却没有了当年阅读巴金时的那种激情与幻想。人事沧桑，心事沧桑，文学的魅力是想象，而这种想象又远远大于真实世界的一览无余。青春年华往往也是人生的梦幻时期，所以，青春加上文学，永远都不是成熟加上现实的对手。而巴金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不朽的“激流三部曲”，还写出了被誉为“世纪良知”的《随想录》……

　　记者：您虽然一直在当领导干部，但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您走上写作这条路与巴金有关系吗？

　　李致：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我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终身教授。他收集到了在清朝乾隆时期我们李家祖先的作品，还有我的曾祖父的东西，李氏诗词四种。

　　记者：李家几代人都与文字、文学有解不开的渊源？

　　李致：我们李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父亲（巴金的大哥，《家》中觉新的原型）特别喜欢新文学。包括巴老看的一些新书报都是我父亲买回来先看，然后传给他的。我的三叔是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叫李林，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就去世了。巴老有一个大弟弟在宁夏，今年大概九十五岁了，解放前后搞过平明出版社，后来支援边区去了宁夏。我开玩笑地讲，在中宣部主编的《出版家列传》中，我们李家就占了两位，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从刚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期，川版书是很有名的。我的另外一个小叔叔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审，既能写书又能翻译。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上海《收获》杂志实际上的主编（杂志上标的是第一副主编）。巴老的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是获过全国奖的青年作家。我们家搞出版的就有四位，搞写作的更多几个。我受“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新文艺包括戏剧、电影的影响很大。抗战时中国一批最著名的话剧演员都集中在成都和重庆，我受他们的熏陶和感染。十四岁读初中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我们学校的校刊上。那时校刊只登老师和校长的文章，一年只选一篇学生写的，所以我很受鼓舞。

　　记者：这件事对您的少年时代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李致：是。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的校刊只在每年校庆时出一刊。之后，我又陆续在成都、重庆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那时候年轻，主要是喜欢小说和诗歌。我是十七岁时入的党，去年刚好是六十年党龄。我从喜欢新文艺到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然后做地下工作……

　　记者：您也经受了这么多运动和磨难，但您仍然能像巴老一样坚持说真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四人帮”揪出来之后，许多人把许多罪行与错误都怪到别人身上，很少有人肯检讨自己。但巴老就勇敢地从自己开刀，写出了《随想录》，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李致：我在“文革”中挨批斗是很多的，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我不服啊，我就在会上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见我不服就打我，因为拉着我做“喷气式”，才没有把我打倒在地……

　　记者：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完全不讲违心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巴金却勇于承认。这是非常难，也是非常可贵的。

　　李致：我刚才给你讲我自己，我有很多限制词，我也讲过违心的话，讲过假话，我特别限制在“文革”期间。比如别人喊“打倒刘邓”“打倒彭罗陆杨”我也得跟着喊。其实讲真话，是做人起码的一个标准。但是经过“文革”之后，人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巴金是您的四爸，您对他更熟悉，更有一种贴近感，从而更喜欢他一些呢？

　　李致：从我上初中起，我就喜欢鲁迅。巴金写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家》，有人说是写的我们家，但不完全是。巴老承认有两个人是真实的，一个是我父亲——他的大哥，一个就是曾祖父高老太爷。这也只能说他们的性格是真的。但文学毕竟是虚构的。这是他自己说的，别人对号入座的就多了。比如有人说，巴金是觉慧，巴金说，觉慧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巴金的另一篇小说《憩园》，写一个破落的园子里边发生的事，园子的旧主人姓杨，类似《家》中的克定，比较接近巴老五叔的形象。但不能简单化对号。像我的曾祖父，书中的高老太爷，其实还是有一点开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家当年有许多照片，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照相，说是照相机能把人的魂给勾走，但是曾祖父却照相。又比如他送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叔祖父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因为是长房长子长孙留在家里（他是承重孙）。巴金和他哥哥李林，被送到了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李林（我的三叔）是燕京大学毕业，然后在你们天津的南开中学教书，周汝昌、黄裳、黄宗江等都是他的学生。

　　记者：上世纪30年代，巴金曾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述了您父亲的一生。对于您父亲的自杀身亡，巴金写道：“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1965年，巴金在《谈〈家〉》一文中提到您父亲时，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足见巴金与您父亲之间的至深情感。这种情感是不是也会带给您？

　　李致：当然会。我与巴金之所以亲，血缘关系很深。他当年出去的一些路费都是我父亲为他筹措的。但更主要的还是巴金的做人。我最欣赏巴金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非常赞成他的“人各有志，重要的是做人”，还有“说真话”……他的很多观点，是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把我们拉近，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

　　记者：您写作用笔还是用电脑？

　　李致：我从办离休手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写了大概五十多万字，我也学会了电脑打字，我会发邮件。我的“脑龄”有七年了。我现在还兼着四川省文联主席，我的老伴长期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没有精力写长篇。我这人生的七十多年，经历了许多事，国民党关过我，“四人帮”也关过我。我写的总题目叫“往事随笔”。已经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等几本书。

　　记者：有人说，作为作家的李致与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判若两人。您怎么看？

　　李致：肯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不会分得这么清楚。巴金称翻译家汝龙是“黄金般的心”，说他一生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自己“掏一把”出来。我当年入党也是这样的动机。

　　记者：其实也可以以此来形容巴金，他就是一颗“黄金般的心”。

　　李致：谈巴老不能不谈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故事写一座城市里有一尊快乐王子的雕像，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看到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穷苦人，于是让一只准备南飞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和宝石一一啄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穷苦人。直到最后自己变成一个瞎眼的、难看的、光秃秃的雕像，小燕子感动地不再南飞，冻死在它的脚下……读到这我豁然开朗，巴金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快乐王子”吗？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他在四川出书都不要稿费，钱捐了出来，建立基金又不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更不允许恢复他的故居。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记者：能谈谈您的父亲吗？

　　李致：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多，谈不上什么印象。他是自杀的，家庭突然破产，他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比如你是亲戚，他带着你做生意，赚了钱是你的，赔了钱是他的。后来他做股票生意，赚的钱人家拿走了，但赔的钱要他来还。在他生病期间几家银行倒闭家庭破产他承受不了了，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就自杀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我父亲。我母亲，还有四个姐姐，生活非常艰难。直到我上中学以后，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巴金说，我父亲是“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新华社记者赵兰英采访我后这样写道：“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的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

　　记者：您和巴金之间的通信有多少？

　　李致：巴金给我写的信，很难精确地进行统计，大概有三百封，其中有五十封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我现在还保存了二百五十封信。我给巴金写的信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把我写给他的信送回来了。还专门给我写着：“我本想保留着它们，多么好的资料啊！终于决定请你自己保存。以后你替我整理资料，用得着它们。”我在学电脑时，已经把这些信都输入电脑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一书。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巴金是什么时候？

　　李致：2005年，巴金去世时，我去给他送终，撒骨灰时我也是跟船到东海。在他弥留之际，我一直都在他身旁，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给他大量地注射镇静剂。病房是不允许进去的。当我赶去之后，小林就说，五哥，你去把手洗干净，去跟爸爸握手。我进去握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我发现他的手很柔软，帕金森病人的手一般都是很僵硬的，可我握他的手却很柔软。在这握手的半个小时里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