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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授之死教授六点半出门，去某报主编家。他是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应约为某报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内容嘛，无须赘言，读者诸君自会明了。主编极欣赏教授的文章，已决定作为重点文章推出，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讨论。只不过对题目稍存异议，认为未免太直白了点儿，不似学者文章了。电话里说服教授改个题目。教授不打算改。他想，自己那篇文章非是在做学问，而是在谈社会现象。不是为研究生们写的，是为全社会人写的。所以直白的题目，正符合着自己的初衷。他此去主编家，就为一件事，反过来说服主编接受那个被认为“太直白了点儿”的题目……
教授是个很守时的人，他估计会提前五分钟到主编家。
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女儿从美国来信了。女儿在信中向他“汇报”三件事：第一，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第二，已经有了心上人；第三，怀孕了。一个月后，将与心上人同时回国正式举行婚礼，此后定居国内……
这三件事，一件比一件令教授欢喜。当然，信中还有些别的内容：介绍未婚夫的性格、人品、专业，父亲是一位局级干部，母亲是一位高级会计师……
教授想，这门亲事，也可算是门当户对了。虽然他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毫无封建观念，但门户相当总归是好的啊！
教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说是掌上明珠，也可以说是心中最大的安慰。
信中还夹了一张照片，是一对爱人的合影。小伙子形象挺斯文，清丽的女儿，小鸟儿依人似的，和他偎得那么亲昵……
从收到信那一天起，教授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教授在不是教授才是讲师的年龄被打成了“右派”，结果就由讲师而农民了。所以四十多岁才结成婚。当年的农村女子，嫁给讲师自然是一百个乐意的。但是按部就班地嫁给农民也无所谓。就是都不肯嫁给由讲师而农民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既没工资也挣不了几个工分，何况四十多岁了，何况还是“右派”。
当年坚定不移地要嫁给他的，是一名插队的女知青。她嫁给他当年在村里是一个“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投靠”。尽管他一再“诡辩”——自己骨子里既不反动也不算“大知识分子”，但人们都认为他肯定反动无疑，而且够大的了。
她因与他结婚，也被时代划入了“另册”。
但是他们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啊！
两年后她死于难产，他怀抱着刚刚出世的女儿痛不欲生。以后他的男人心中便渐渐有一种母性的情愫形成了。这是由于对女儿的双重的爱而形成的，并且每每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向外释放，待及他人。尽管他人不因此改变对他的阶级立场……
现在，他早由当年的讲师而教授了，还出了好几部社会心理学专著，还去国外进行过学术交流，全社会却没什么人拿他当“大知识分子”了……
教授一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他跟前。那是一辆“夏利”。教授坐入车里，伸出手刚要关上车门，后边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人的肩头撞在车门上。教授感到大拇指一阵剧疼，低头一瞧，指甲被骑车人的脚蹬子卡于车门，卡青了。
教授刚想说——你这人怎么骑的车啊？却首先听到了那骑车人的一吼——你他妈怎么停的车！
教授用另一只手捂着作疼的大拇指，扭头朝车外一看，见那么凶恶地发吼的，竟是一个女人。五十六七岁，高而且壮。对，不是胖，是壮。
教授想，我不是司机，这话不是问我的。
他向司机瞥了一眼，司机不动声色，暗示他关上车门。
教授只得向那身高马大的女人赔笑脸，抱歉地说：“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注意。”
他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司机嘟囔：“这女人，张口就他妈的，什么德行啊！”
教授又冲司机笑笑，息事宁人地说：“哎，在气头儿上嘛。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机朝教授的手瞥了一眼，挖苦地说：“您真有涵养，要是我的手指被弄成那样，今天和那女人没完。可恶的女人！”
教授说：“何必呢。她又不是故意的。”
车开出去没有五十米，一辆自行车从后边超到车前，车身一横，挡住了方向。
司机急刹车，教授的头呼地撞在车内的铁栏上。那真是好险的情形！
教授定睛看时，见是刚才那个女人。
她蛮横地叫道：“下次？这次就得说清楚！”
司机说：“是你自己撞在车门上，又不是我开车撞了你。”
那女人说：“就是你的车撞了我！你的车门撞了我！休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司机说：“又不是我开的车门，是这位乘客开的车门，他开车门撞了你，还是你撞在开着的车门上，我也没看清楚，你有理和他讲！”
教授觉得很有必要替自己辩护了，他彬彬有礼地说：“女同志啊，您这就太过分了点儿。不是我开车门撞了您，是您撞在开着的车门上，对吧？一辆出租车开着车门，又是在大白天，几百米以外就可以望得清楚，对吧？何况，您也没撞伤，您究竟要怎么样呢？”
教授对目前的世相民风也是了解一二的。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抵是要靠钱来调停的，所以他才问最后那一句。如果对方要五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立刻掏出来就给。他曾目睹过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了，感到自己欠理的那个问：“你说怎么办吧？”另一个捻动着手指回答：“咱俩也甭浪费时间，你给半条烟钱拉倒！”对方够爽快，掏出一百元往另一个手里一塞，于是二人都不再啰唆，跨上自行车各奔东西。教授打算向那个爽快的男人学习。但他身上只带了一百零几元钱，不能都给那女人，得留下五十元来回“打的”。他想，那女人不见得是女“烟民”，何况也不怎么占理，五十元是该打发得了的吧？他一心巴望那女人让开路，出租车快一点儿开走……
岂料那女人双眼一瞪，怒道：“你少跟着搅和！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别自找引火烧身！”
教授见她那副刁蛮样子，明白是碰上个无赖女人了，或者是个患“更年期综合症”的女人。也同时明白那出租汽车，一时半会儿怕是动不了地方了。
教授怀着几分内疚对司机说：“师傅，我有事要办，看来你的车我坐不成了，我得另打一辆‘的’……”
教授说罢下了车。
司机也赶紧下了车，扯住教授的袖子说：“别走别走。老先生您走不得。您走了，我这算怎么回事儿呀？”
那女人，则望着他们冷笑。
教授愣了愣，心里虽然急，脸上却尽量微笑着，尽量以平和的口吻说：“师傅，我要坐进你的车里，就得开车门吧？我不是一只飞虫，能从窗子钻进你的车里去。我一点儿过错都没有哇，我怎么不能走呢？你扯住我袖子不许我走，不是等于无理扣押乘客吗？”
听了教授的一番话，司机的手缓缓松开了。
教授得以摆脱，匆匆地往前走。心里未免生气，但主要还是生那女人的气。他想，那司机也够倒霉的，我一招手，他就把车停了，结果就摊上了这么一件窝火的事儿。虽然并不怪我，可毕竟是我给人家添了麻烦啊……走出五十多米，不禁地回头望，见出租车自然还停在那儿，已围了些看热闹的人……
教授继续往前走，继续想，事儿由我引起的，我倒好，一走了之，将一个既刁蛮又无赖的女人只留给司机一人去对付，是不是有点儿太……那个了呢？我不是主张与人为善的吗？在这件具体的事儿上，我不是有点儿言行不一了吗？
这时他已走出了一百多米。他的脚步放慢了。他不禁地再次回望，见看热闹的人围得更多了……
教授犹豫片刻，一转身往回走了。他分开看热闹的人，走近出租车，见那女人已很撒泼地坐进了车里，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样子是更加刁蛮了，猜不透她打的什么鬼主意。
教授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司机，说：“师傅，真对不起啊，不承想让您摊上这么一件事儿。她要去医院，医疗费我出了；她要什么赔偿，也可以算在我名下！不就是几十元钱一百来元钱吗？早直说，早满足她了……”
那女人并不看他，瞪着两眼望向车前方，嘴角聚着两抹阴阴的冷笑。
教授到主编家里，已经八点多了。比预约的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教授将那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讲了一遍，主编沉吟良久，缓缓地说：“我的教授先生呀，在理论上，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张，在现实经验方面，连我也不敢照你的主张以身作则啊！”
教授说：“著文劝世之人，该讲言行一致。我心甘情愿。”
主编说：“感动，感动。”
至于教授那篇文章的题目，主编倒没太固执己见，很轻易地就被教授说服了。
主编将教授送出家门时又道：“你呀，已经走掉了，干吗又回去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还主动将名片给人家。”
教授说：“图的是好心情。否则心情会不好，会觉得太对不起司机。”
教授回到家里，仍寻思那件事儿。他想，社会是变了。同类小事儿，若在从前，无非道个歉，说句“对不起”。现在，光道歉不解决问题了。说许多句“对不起”也不行了。得给钱了。这也好，简单。商业时代。但是似乎该明码标价，比如在人挤人的情况下谁踩了谁的脚，一方应付另一方人民币多少；出门进门谁碰了谁的肩，又应付人民币多少。随着人民币的贬值，价码又应逐年上调。真的好。那样一来，每一位中国人，就真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了。谁咳嗽时唾沫星子溅到了别人脸上，甭道歉，甭说对不起，那都没用多余。点出几张人民币往对方手里一塞就是了……
教授想得好玩儿，径自“扑哧”笑了。
第二天晚上，教授家里来了人，是那司机两口子。按着名片找上门来。
司机落座后，吸着一支烟，从昨天教授走后缓缓道来，说那女人如何又纠缠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如何带她去了医院，如何又开车将她送回家……
教授正改着学生的一篇论文，心里虽然充满内疚和同情，却没时间细听，催司机快说花了多少钱。
司机才不再讲下去，掏出几张单据，一一向教授交代：“这是挂号费，这是药费，这是拍X光片的单据……”
“还拍X光片？”——教授不禁愕了愕。
“对，她非要求拍。”
“有问题吗？”
“没有，半点儿问题也没有。”
教授一时悬起的心定了。
“你说吧，共计多少钱？”
“一百四十七元八角六分……”
在教授和司机对话之际，司机的妻子不停地从旁自言自语：“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招谁惹谁了……”
仿佛是在声明、在抗议、在示威，一声比一声高。
教授暗想，毕竟还不算多。掏出钱包，点出一百五十元交给司机，之后说：“别找我零钱了……”
教授故意看了一眼手表，又补充道：“我正忙着……”
司机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哪能不找您钱呢……”
于是司机也掏出钱包。摊了教授一桌子零钱，凑分点角，直到找清给教授为止。
“这一笔过喽，咱们该过第二笔喽……”
“还有……第二笔……”
“别皱眉，您老先生别皱眉……只要您痛快，第二笔也几分钟就能了结……”
司机将半页纸递给了教授。教授狐疑地一看，见是一张“收据”。拙劣的字迹写着收到了九百九十六元“工资补偿”。
“这是什么意思？”——教授眉头扭成了疙瘩。
“您听我一解释就明白——那女人已经提前退休了，又在一家公司任会计。她说她的月薪是两千五百元。那么每天是八十三元。医院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八十三乘上十二天，等于九百九十六元。我已经替您垫付给她了。我也是为您好，怕她上门滋扰您。如果您不留下话和名片，我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可您当时留下话了。您给我的名片可以为证……”
“我们招谁惹谁了……”
司机的妻子又及时地嚷了一嗓子，其声尖且恼。教授不禁朝她看去，从她脸上发现了那个无赖女人脸上所具有的同一种东西。
“你，不是说，照了片子……半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那是，那是。的确半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是从X光片上只能看出骨头的情况。她非说她腰闪了，一躺下就不起来，直哼哼。医生拿她没法子，只得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
“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
脾气一向很好的教授，不禁拍了下桌子。他那指甲被卡紫了的大拇指震得一阵疼，使他促吸冷气……
“我们招谁惹谁了，给我们找这么大麻烦！”
教授又朝司机的妻子看去，头脑中迅速地进行了一番判断——司机会不会和那女人勾结了讹诈于他呢？他将目光注视向司机，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胡乱猜疑。并因而谴责自己对别人的胡乱猜疑太不厚道。
教授觉得司机是个老诚人。
教授给了那司机九百九十六元。他看出来了，两个女人基本上是同样的女人。他不给钱，他们是不会离开他的家的。晚给莫如早给明智。他头脑中当时也闪过一个念头，想与司机商议，九百九十六元二人分担。但司机的妻子的模样，使那念头只在他头脑中一闪便彻底打消了……
司机两口子走后，教授的思路已没法重新回到学生的论文上。他徒自生了半天气，也不禁地高叫一嗓子：“我招谁惹谁了……”
但是仅仅几天后，教授便将这件事忘却了。因为他收到了两笔稿费，加起来一千多。不但补上了那一千一百四十三元八角六分的“意外”经济损失，而且还似乎“盈余”了几百元。这使教授的心理获得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平衡。他打算用两笔稿费给将成为他女婿的那小伙子买件礼物，只是买什么还没想好……
两个星期后，也是在晚上，教授家来了一位律师。三十几岁，瘦高个儿，戴眼镜，给人一种精明强干、踌躇满志的印象。教授家几乎各行朋友都来过，就是从没有和法律沾边儿的人来过。教授对律师的到来非常讶然，以为他找错了人家。他却胸有成竹地说他绝对没找错人家，找的正是教授。
律师彬彬有礼地问：“两个星期前，您乘出租车时，开车门撞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
教授回答：“是发生过那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但……”
律师打断他的话：“您先别急着辩解，请允许我把我的来意讲完。”
教授心里对他用“辩解”一词十分反感，出于主人应有的礼貌，隐忍着听他先说。
“现在，那位女同志是我的当事人了。她因腰肌扭伤，目前仍不能上班，仍需休假半个月，也就是十五天。喏，这是医院开的病假单。她的工作是临时聘用性质，因意外假不发工资，所以，工资要由您补偿。喏，这是她所在的公司出具的，证明她每月两千五百元工资的证明。半个月十五天，您应补偿她一千二百四十五元。如果您明智地承担责任，那么我今天就替她把钱带回去。否则呢，您不久将作为被告，收到法院的传票……”
“讹诈！勒索……”
教授叫喊了起来，脸腮抽搐，浑身发抖。
“您别激动，别激动。您刚才不是已经默认了，是发生过那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吗……”
“你刚才打断了我的话！不是我开车门撞了她，是她撞在开着的车门上……”
“难道会是这样吗？”
“不是难道，而是当然！当然会是这样！”
“会是，就意味着不一定当然。”
“你……你给我出去……”
“那么，您是准备接受传票喽？”
“滚……滚……”
教授气得脸都发青了。
几天后，教授接到了传票。他常听人讲，谁想告谁，从法院立案到发出传票，时间往往挺长的。他万万没料到，法庭传自己的传票，到得如此之神速。他曾想到过要与些朋友们商议商议对策，但又实在不愿惹得别人为了自己的事也和自己一样大动肝火，便没跟任何一个人说。他也曾想到过应该请一位律师，但考虑来考虑去，估计到请律师准要花一笔比“赔偿”还多的钱，而且得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律师泡在一起，此念他打消了。堂堂教授，自己占着理，还怕上法庭吗？还需请律师在法庭上代言吗？最后这么一想，他胸中升起了一种类乎“孤胆英雄”的气概……
然而，一审的结果是，教授当庭大败。
法庭允许那女人因“身体不便”不到庭。
司机作为唯一“目击证人”出庭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比给教授的印象还老诚。他的证言却对教授极为不利。真是既老诚又卑鄙。
他说——不是那女人撞在开着的车门上，而是教授一开车门将骑自行车从旁经过的那女人撞倒了。
法官问：“你能对你的证言负法律责任吗？”
司机平静地回答：“能。我不是法盲。我懂法。”
教授当庭冲他大叫：“可耻！撒谎！你做伪证……”
司机耸耸肩，眯起眼睛望着教授说：“我并没撒谎，所以我不感到可耻。我和那位女同志非亲非故，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伪证呢？”
他说得那么的襟怀坦白，他的表情那么的诚实可信。相比于教授冲他的大叫，他的平静尤其显得比教授有修养，难能可贵而且简直可敬。
“你……小人！小人……”
教授指斥着他，脸涨得紫红紫红，嘴都由于咬牙切齿而扭歪了。
司机清白且无辜地耸了一下肩，摇了一下头，苦笑着说：“不管您气成什么样儿，不管您多么恨我，我只能说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因为我明白，我的证言将产生法律效果。所以我不能按照您心里所希望的那样回答法庭的讯问。”
教授求援地向法官们望去，而这是相当愚蠢的。这使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显得方寸大乱，仿佛一个孩子的谎言被当众戳穿，而智力却有限得很，不能巧嘴花舌现编出第二套似的。从法官们严肃的态度不偏不倚的脸上，教授发现了对于司机的诚实不动声色的赞赏。
教授绝望了。
事实上他也真的方寸大乱了。预先思考过的陈述条理、辩驳逻辑，以及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和义正辞严地谴责那个无赖女人的讹诈行为的话语，统统被一块无形的脏抹布从头脑中抹去了。他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懵懂之境。
“被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法官的声音，似乎是从极遥远的某处地方传向他的。
“我……我……看……”
教授竖起了受伤的大拇指。它那紫黑的指甲已向上翻翘起来了，不久后肯定完整地脱落无疑。
法官出于审案的认真，竟离开法台走到了他跟前，俯下头仔细看他的大拇指。
法官同情地说：“伤得可真不轻啊！但这与本案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教授心中产生了转败为胜的希望。他说：“是那个女人的自行车脚蹬子卡的！我的手正搭在车门上，她的自行车冲过来了！可是我就不像她，并没因此和她纠缠不清，更没想到要告她索求什么赔偿……”
法官说：“你也是有她那种权利的。你要反告，我们也是会受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教授大声说：“我当然要反告她！我当然也要索求赔偿！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这世上没有公理可言了！”
法官说：“老同志，别这么说。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把社会看得太糟了。你要反告，有旁证吗？”
教授朝司机一指：“他！他就是证人！当时见我攥着手指直吸冷气，他还骂那个女人可恶来着！”
法官回到法台上以后，望着司机问：“那么，你为他做证吗？”
司机说：“不，法官，我不能就此做证。因为当时并没有发生他说的那种情况。我更没骂过那个女人。不错，他是教授，是文明人，那我们出租汽车司机就一定都是一张口就骂人的人吗？而且还要替别人骂？至于他的手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弄伤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司机不但显得清白、无辜、诚实，而且显得人格被侮辱与被损害了。
这时，那女人的律师开口了。
他激动地说：“法官，由于对方没有人证，希望法庭本着重事实、重证据的法律原则驳回被告的反告！”
他将脸转向教授，接着说：“某些被告，在企图摆脱法律责任的错误心理的促使之下，往往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法律现象！本律师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相信这样的被告是不会得逞的……”
律师似乎还想多说几句激愤的话，但被法官制止了。
法官说：“法庭提醒原告律师注意这样一点，此案只不过是一桩后果并不大的民事纠纷案。所以反告即使不成立，性质也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那么恶劣。对于民事纠纷案，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能调解就不放过调解的机会……”
教授听出来了，法官分明是在维护他作为教授的自尊。他内心里不禁地暗暗感激法官，但同时也开始可怜自己。他明白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最后法官宣布，原告要求赔偿的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且金额不高，完全在被告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故被告应限期对原告进行赔偿。至于诉讼费，本应亦由被告负担，法庭考虑到原被告双方都是知识分子，事出无意，那么双方都有个心理平衡问题，予以免去……
教授就如此这般地、无人知无人晓地、悄悄地输掉了那一场官司。
教授曾打算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不上诉了。因为司机作为唯一的证人，似乎已经是那无赖女人的同伙了。他觉得即使上诉被接受了，自己也没多大讨回公道的把握。
他及时给了那一笔钱。
他病了几天。
在病中，他这样劝解自己——像生物界有毛毛虫、有水蛭一样，人类的社会中，总是难免也有无赖的。既有，便不可能全是男的，全是年轻的，全是非知识分子。就当自己被爬上身的毛毛虫蜇了，被水蛭吸去了点儿血吧。
这么一往开了想，他的病慢慢好了。
一天，他正在家中闲坐读书，电话骤响。是那司机打来的。
司机在电话那一端说：“老先生，我很对不起您。但我那样做，实在是没法子。如果我不在法庭上那么表演，那无赖女人就会告我的。如果她再一个月不上班，我哪儿经得起呀！您设身处地替我着想着想，我归出租汽车公司管着，又归交警大队管着，而他丈夫是正管着我们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局长。并且还与交警大队的头头儿们是朋友。那律师，也和他们是亲戚。我哪儿惹得起他们呀！所以我只能牺牲您。不牺牲您我牺牲谁呢？难道非让我牺牲我自己吗？反正咱俩共同摊上那件窝火的事儿了总得有一个牺牲一下的。而我上有老下有小，是根本牺牲不起自己的。其实您老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实在是太好了！哪儿有您这样的乘客呢，摊上了事儿，本来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本来已经走掉了，却又回来留下名片，主动提出承担全部责任。我以后再也不可能碰到您这么好的乘客了！但话又说回来，您那也是自作自受哇！您如果不回来，不留下名片，不当着那女人的面说那些话，我兴许还偏和那女人治治气呢！她如果当天没从我这儿讨到什么大便宜，也就不会第二次找您了，咱俩也就不会在法庭上又见面了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您是一位好人。我不愿给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所以呢，我打算去看望看望您……”
教授默默地听那司机尽说尽说，并不打断他。
待话筒那一端没声了，教授才反问：“说完了？”
“说完了。”
“你别来我家。我不想再见到你。”
“那……那我也不敢非去打扰了。不过老先生啊，我奉劝您一句，千万别上诉。您想啊，我是唯一的证人，我会为您改证词吗？我不改证词，您注定了还是输。再让法院传我一次，再逼我做一次伪证，再让您生一次气，再让我良心不安一次，于您于我，有什么好处呢？何苦的呢……”
教授一字未答，缓缓放下了电话。如同将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放在水里，有几分恻隐，又有几分回生乏术的无奈和沮丧。
电话立刻又不停地响起来。好像在发出哀号。
教授第二次将听筒抓起……
“就一句！请耐心听我说最后一句，尽管我卑鄙，尽管我对不起您，但我认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是相通的！在道德立场上我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教授还是不想回答什么，他干脆将电话关了。
但教授内心里有点儿怜悯起那司机来。相比于自己被讹诈了两千几百元钱，他觉得那司机被讹诈了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教授放下手中的书，开始回忆自己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的过程。明明自己有理，怎么就落了那么一个结果呢？尽管那可怜又可鄙的司机做了伪证，但起码也会给自己留下点儿理渣儿呀！他认为事实是一种只能被歪曲而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得不留痕迹的“东西”。自己当时在法庭上怎么就连事实这“东西”的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抓住呢？现在，官司本身的胜败对教授来说反而无所谓了。两千几百元钱更无所谓了。教授一心只想找到那事实毕竟存在过的根据，如同一个人要找到确实晃花了自己眼睛的一束强光的射来之处。找到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找到却又那么的于心不甘。
事实明明是那个无赖女人自己撞在开着的出租车门上，却成了我开车门撞了她……却……我开车门……撞了她……可我是上车，不是下车，我已经坐在车内了，那么就只有关车门一说，还开车门干什么呢……对，对呀！我开车门干什么呢……谁能回答？我开车门干什么呢……
教授一经想明白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失利”的，就不免的后悔没请律师了。唉，唉，唉，自己毕竟不是法律系教授哇！太自信了太自信了！真是自信反被自信误啊……
他虽然找到了事实留下的这一任谁也消除不了的重要的“痕迹”，仍不打算上诉。
他想，现实之中被严重歪曲的事实还少吗？有许多事实存在过的“痕迹”，不是仍没被重新发现吗？事实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就不可以被强奸一次？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可以再被公正地冤枉一次了？
他这么一想，心中就没有什么遗憎，而仅有一种类乎发现了真理奥秘的愉悦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却从此成了教授的一句呓语。一句睡梦中并不说，醒着甚至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才说的呓语。
在大学的教室里，讲课之间，他会突然地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学子们面面相觑，不解他此话的意思何在。
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对方大为莫名其妙。
独自一人在家里时，也会突然冒出一句。
有一次，在电视台接受现场采访，他搞得女主持人竟有些狼狈。他那篇题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文章见报了，颇有反响。电视台正是就那篇文章采访他。
几分钟的对谈后，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又问：“教授，请您对观众谈谈关于善的见解吧！”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对方片刻，突然反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主持人小姐眨巴了一阵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他追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她红了脸说：“没想到我们的教授如此幽默！亲爱的观众们，教授也等于是在反问你们呀？让我们大家共同思考教授这句话的深意吧！教授是不会在接受采访时乱开玩笑的，请记住那句话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教授再也不坐出租汽车了……
女儿如期归国。女儿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以前苗条的腰肢变得浑圆了。教授一想到将要做外公，心里就喜滋滋的。女儿却感到父亲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究竟哪儿不对头，一时又说不清楚。
有一天吃晚饭时，女儿问：“爸爸，你为什么总在家里说‘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呀？”
教授放下碗，郑重地回答：“那是事实的痕迹。每一个事实，只要存在过，无论怎样的被歪曲，终究会留下点儿痕迹。”
女儿笑了，说：“爸呀，您现在变得满脑子哲学了！”
教授回答：“这不是哲学。这是世相丑陋的尾巴，正和我的专业有关。”
吃罢晚饭，教授坐在沙发上，女儿坐于地，上身伏在教授膝上，开始娓娓地向教授讲自己留学生活的艰难。讲着讲着，女儿落泪了。
“爸，咱们中国人，尤其大陆去到美国的年轻人，其实彼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一点儿也不互相帮助。仅仅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甚至希望巧妙地利用别人一次，心安理得地占别人一次便宜……”
教授问：“那么，你和他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结识的？”
女儿说：“我们各自都为省钱，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大间，我住小间。有时心里都很寂寞，后来慢慢就想好了……”
“我想，他肯定无私地帮助过你。”
“不，爸爸，因为他一心想讨好我，所以他对我的一切帮助都谈不上无私不无私。可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爱他……”
教授想告诉女儿，中国人在国内的关系，其实并不比女儿在美国感到的强一点儿。但张了几次嘴，没忍心那么告诉女儿。
第二天，女儿的“他”来了。并不像照片上那么相貌端正，身材还不及女儿高。但还算看得过去。教授觉得女儿嫁给他，是有点儿低就了。但既然女儿说很爱他，教授准备和女儿对他的感情保持一致。
他们在厨房里配合着做饭，教授在厨房门外剥青豆，听他们一问一答亲亲爱爱地说话。
“哎，你猜我妈送给你那条项链怎么来的？”
“你问得怪，买的呗。这还用猜？”
“不是买的。”
“那还是偷的抢的不成？”
“当然也不是偷的抢的。我妈好歹也算一女知识分子，能干犯法的事儿吗？我说不是买的，是指不是花自己的钱买的。”
“那就是别人送的。”
“等于是别人送的。可送的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妈那单位效益不好，每个月只开几百元，所以提前退了吗？后来我妈不是在我爸那个局下属的一个公司上临时班吗？没承想那公司的效益好了一阵儿，也不好了。每月开的钱少，我妈心情当然就不好。这年头儿，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咱们中国人高兴起来，那就是钱。一天我妈下午早早的就离开公司了。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由于想心事，结果就和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上了。结果对方就捂着肩膀赖上她了，不管我妈说了多少句对不起，非要我妈陪她上医院不可。要不就得给她一百元钱皮肉赔偿。我妈怕一上医院，反而被她赖上，只得给了她一百元钱了事儿。其实，她肩膀根本没怎么。女人的肩膀撞女人的肩膀，能撞出问题来嘛……”
“中国人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听我往下讲！我妈心里这个气呀！一气，眼神儿不好了。没骑多远，又撞在一辆出租汽车开着的门上。这下我妈可火透了，不干了。拦住那出租汽车不让开走！我妈心里想啊，那一百元得从出租汽车司机钱包里抠出来。司机当然是不情愿的喽！可一乘车的，充阔佬儿，说一切赔偿都包在他身上了。还给司机留下了名片。这你说我妈还客气个什么劲啊？一不客气，敲了对方两个星期的工资。其实我妈那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每天才发给她十几元钱。后来，我妈第二次又索赔了一千多元。两笔钱加在一起，我妈给你买了那条项链。你要知道，我妈一辈子自己可没戴过项链！你说我妈对你多好哇！为了讨好你简直就不择手段了！我妈给你肚子里那小宝宝预备的小衣、小裤、小鞋，就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里闲着没事儿做的。我回来后我妈还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过，要是不用上班，总有人按每天八十几元的工资赔偿着，那什么心情……”
教授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渐渐冷却着、凝固着，思维一片空白。大脑仿佛石化了，仿佛只剩下最中央一个核桃那么大的部分仍有点儿感知。他窒息得透不过气儿来。
女儿听到“咣当”一声响，从厨房奔出，见菜盆翻扣在地，剥出的青豆滚了一片。父亲面色苍白，两眼呆得直勾勾的。双手皆攥成拳，浑身在抖。
女儿惊问：“爸你怎么了？怎么了？”
教授瞪着她，不住地摇头，张了几下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女婿”也奔出来了，与女儿一左一右将教授搀起，扶进卧室，安顿在床上躺下。
女儿不停地替父亲抚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几大口气，苍白的脸色终于又红润了。
他低声说：“没事儿，我没事儿……老毛病了……”
他躺了半个多小时，伪装出好心情，陪着女儿和“女婿”吃了那顿饭。
女儿心里的不安却没打消。她怕父亲夜里再那么发作一次，自己应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卧室，见女儿和“女婿”在阳台上。女儿坐在竹椅上，“女婿”蹲着，头侧贴在女儿腹部……
女儿悄问：“听到了什么？”
“女婿”说：“小东西在叫爸。”
“胡说！”
“现在又开始叫妈了。”
于是女儿笑了。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
教授望着他们的亲爱情形，心里矛盾极了……
婚礼的形式是中外结合的。
教授寻找种种借口不参加，可女儿一落泪，他临时改变主意，还是参加了。
他终于又和那个女人见面了。
相见之际，她是怎样的尴尬，自不必说。她的头发染了、烫了。她脸上还化了妆。教授觉得她更加丑陋了，像一条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虫。
教授想不明白，会计师，起码也是大学文化程度。究竟哪几种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国知识女性，改变得那么俗恶、那么刁蛮、那么无赖？
亲家公不明内情，一个劲儿地和教授近乎，没话找话地搭讪着说东道西。教授对他内心里也充满了厌恶。因为教授知道，倘没有他在背后起作用，那女人未见得便会轻而易举地赢了那场官司。
主婚人问：“××小姐，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并终生爱他吗？”
女儿回答：“愿意。”
“××先生，你愿意娶这位小姐为妻，并终生不背叛她的爱情吗？”
“愿意！”
于是一对新人亲吻。
于是宾客们中的年轻人们齐唱《你是我永远的爱》：
你是我永远的爱，
因为除了爱你，
我没有选择！
你是我永远的爱，
因为只有爱你，
我才能真正快乐！
在歌声中，女儿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现在，那年轻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带引号了。
教授望着女儿那张秀丽的脸贴向了她婆婆那张漫画似的脸……
他突然大叫一声：“不！”——将走到跟前的女婿推开，奔过去，拽住女儿的手转身便走……
人们一时都蒙了。
女儿一边挣手一边说：“爸你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亲家，亲家……”
女儿的公公上前阻挡。
“不……”
教授又喊了一声。
他拖着女儿走了十几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么了……”
女儿吓哭了。
教授说：“我……我……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其实他想对女儿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另一句话——他们丑陋。
对女儿、对女婿、对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对一个被歪曲了的事实，对他已开始反感的社会本身，教授倒下时决定，该谅解还是要谅解。
说完那句话，他的心脏爆裂，就死了…… 忐忑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