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忐忑的中国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8.虚实之间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

　　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一个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还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院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则便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师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选择。

　　记得十分清楚，当年那份报考志愿表有三档，三档里我填的都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即使毕业后分配到了郊县的一所小学那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在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岁了还不能为家里挣一分钱，又眼见母亲的脸终日愁云密布，而羞愧难当，心燃急火。我已经扒过树皮了；我已经捡过煤渣了；我脚上穿的，已是从邻居收回来的破烂堆里挑出来的破鞋子了！但树皮不是钱，煤渣也不是钱，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捡到的啊！尽管能为家里省下几角钱，但那对于贫穷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改变意义呢？即使我终日光着脚，根本不穿鞋子，贫穷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贫穷吗？

　　毕业后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做两种梦。

　　一种梦境是捡钱——扭头四望，前后左右遍地钱。说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过的庄稼地，这里那里都可望见掉落的麦穗、谷穗与豆荚。我在梦境中捡钱，如同早年农村的孩子在秋收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谷穗或豆荚。也挺奇怪，梦境中地上的钱，从没出现过一元以上的纸钞，更多见的是硬币，壹分的、贰分的、伍分的。当年没有壹角钱的硬币。我梦境中也出现过角钞，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出现过贰角钱或伍角钱的时候极少，然而确曾是出现过的。

　　我的理想是那么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啊。

　　我的梦也是那么的理性，连在梦里捡钱都不敢奢望能捡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梦啊。

　　由那些捡钱的梦，我在青年时就形成了一种对梦的认识：倘人对生活的希望是特现实、特理性的，那么他的梦境也断不会超现实到哪儿去。正如贾大断不会在梦中与林妹妹幽会。宝玉与袭人共赴巫山、缠绵云雨的梦，贾大也肯定是做不来的。也正如阿Q们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在乡绅赵老爷家与吴妈“困觉”。但我终究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已是一名文学青年了。故我的梦境有时也特浪漫——在某几场梦中，硬币已不是出现在地上，而是生长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几枚硬币，组成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层花瓣的；壹角、贰角、伍角的角钞，则像花叶一般生长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梦啊！多浪漫的梦啊！

　　梦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弯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后左右地“采”到“花儿”，不，采到钱了！

　　请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儿”是由伍分的硬币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层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钱啊！还有是角钞的叶子呢！所以梦中的我，不但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钱，还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钞。

　　当然地，再大朵的一朵银光闪闪的硬币茉莉，那也不比一片伍角钱的“叶子”钱多到哪儿去。奇怪的是，当年梦中的我，却一向是先采“花儿”后抓“叶”。多年以后我也没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在我18岁那一年，在中国的1967年，经常做以上那么一种特美好、特浪漫、特现实，也特“中国特色”的梦。经常做捡钱之梦，梦境中却从没出现过面值一元以上的钱钞，这样的梦还不够现实吗？简直还很自律呢，是吧？

　　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所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交！不但低俗，简直鄙俗。

　　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浪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想要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

　　我说这种梦是理想兼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升学方式永远被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获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后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包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院有关的梦，也每做噩梦。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的我，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18岁的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而等于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

　　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30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酒浓度较纯、水成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

　　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行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岁，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仰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的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

　　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18岁的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而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在吐着了。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

　　弟弟妹妹们吓哭了。

　　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

　　我闭上了眼睛。

　　“绍生，你想怎样？”

　　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

　　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

　　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一个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

　　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

　　她点点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

　　她反问：“你也知道了？”

　　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

　　“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

　　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而减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

　　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起码是难以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文盲者的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等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再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等于“反动文学”了。

　　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的、欧·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箭靶。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喜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书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

　　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的钦佩仍未改变。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利产生了质疑。对“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的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通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50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莫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这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道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道组去当报道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的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

　　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

　　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啊，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反革命”，对我表现出了超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喝的都是忧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语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期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1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给发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

　　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门，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

　　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

　　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

　　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

　　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

　　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搬，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

　　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两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啊！ 忐忑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