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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的艺术 杨绛

　　假如说话有艺术，听话当然也有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目的在表现，听话目的在了解与欣赏。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说话，正好比古今多少诗人文人所鄙薄的批评家—自己不能创作，或者创作失败，便摇身一变而为批评大师，恰像倒运的窃贼，改行做了捕快。英国十八世纪小诗人显斯顿（Shenstone）说：“失败的诗人往往成为愠怒的批评家，正如劣酒能变好醋。”可是这里既无严肃的批判，又非尖刻的攻击，只求了解与欣赏。若要比批评，只算浪漫派印象派的批评。

　　听话包括三步：听、了解与欣赏。听话不像阅读能自由选择。话不投机，不能把对方两片嘴唇当作书面一般啪的合上，把书推开了事。我们可以“听而不闻”，效法对付嚣张的厌物的办法：“装上排门，一无表示”，自己出神也好，入定也好。不过这办法有不便处，譬如搬是弄非的人，便可以根据“不否认便是默认”的原则，把排门后面的弱者加以利用。或者“不听不闻”更妥当些。从前有一位教士训儿子为人之道：“当了客人，不可以哼歌曲，不要弹指头，不要脚尖拍地—这种行为表示不在意。”但是这种行为正不妨偶一借用，于是出其不意，把说话转换一个方向。当然，听话而要逞自己的脾气，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艺术。可是我们如要把自己磨揉得海绵一般，能尽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养。因为听话的时候，咱们的自我往往像安在盒里的弹簧人儿（Jack in the box），忽然会“哇”的探出头来叫一声“我受不了你”。要把它制伏，只怕千锤百炼也是徒然。除非听话的目的不为了解与欣赏，而另有作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台勒①爵士（Sir Henry Taylor）也是一位行政职员，他在谈成功秘诀的《政治家》（The Statesman）一书中说：“不论‘赛人’（Siren）的歌声多么悦耳，总不如倾听的耳朵更能取悦‘赛人’的心魂。”成功而得意的人大概早就发现了这个诀窍。并且还有许多“赛人”喜欢自居童话中的好女孩，一开口便有真珠宝石纷纷乱滚。倾听的耳朵来不及接受，得双手高擎起盘子来收取—珍重地把文字的珠玑镶嵌在笔记本里，那么“好女孩”一定还有更大的施与。这种人的话并不必认真听，不听更好，只消凝神倾耳；也不需了解，只需摆出一副欣悦钦服的神态，便很足够。假如已经听见、了解，而生怕透露心中真情，不妨装出一副笨木如猪的表情，“赛人”的心魂也不会过于苛求。

　　听人说话，最好效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若要细加注释，未免琐细。不过，不求甚解，总该懂得大意。如果自己未得真谛，反一笔兵煞，认为一切说话都是吹牛拍马撒谎造谣，那就忘却了说话根本是艺术，并非柴米油盐类的日用必需品。责怪人家说话不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说话之用譬如衣服，一方面遮掩身体，一方面衬托显露身上某几个部分。我们绝不谴责衣服掩饰真情，歪曲事实。假如赤条条一丝不挂，反惹人骇怪了。难道一个人的自我比一个人的身体更多自然美？

　　谁都知道艺术品的真实并不指符合实事。亚利斯多德①早说过：诗的真实不是史实。大概天真诗人比历史家多。（诗人，我依照希腊字原义，指创造者。）而最普遍的创造是说话。夫子“述而不作”，又何尝述而不作！不过我们看戏听故事或赏鉴其他艺术品，只求“诗的真实”（Poetictruth），虽然明知是假，甘愿信以为真。珂立支②（Coleridge）所谓：“姑妄听之”（Willing suspense of disbelief）。听话的时候恰恰相反：“诗的真实”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渴要知道的是事实。这种心情，恰和珂立支所说的相反，可叫做“宁可不信”（Unwilling suspense of belief）。同时我们总借用亚利斯多德“必然与可能”（The inevitable and probable）的原则来推定事实真相。举几个简单的例。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依照“可能与必然”，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头发。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假如某要人代表他负责的机关当众辟谣，我们依照“必然与可能”的原则，恍然道：“哦！看来确有其事！”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当面称谀，那更需违反心愿，宁可不信。他当然在尽交际的责任，说对方期待的话。很可能他看透了你意中的自己。假如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谄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也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训儿子对付冤家的好办法—过火的称赞，能激起人家反感；也可能是借吹捧这人，来贬低那人。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辞令巧妙，只使我们钦慕“作者”的艺术，而拙劣的言辞，却使我们喜爱了“作者”自己。

　　说话的艺术愈高，愈增强我们的“宁可不信”，使我们怀疑，甚至恐惧。笨拙的话，像亚当夏娃遮掩下身的几片树叶，只表示他们的自惭形秽，愿在天使面前掩饰丑陋。譬如小孩子的虚伪，哄大人给东西吃，假意问一声“这是什么？可以吃吗？”，使人失笑，却也得人爱怜。譬如逢到蛤蟆般渺小的人，把自己吹得牛一般大，我们不免同情怜悯，希望他天生就有牛一般大，免得他如此弗力。逢到笨拙的谄媚，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表示要好。老实的骂人，往往只为表示自己如何贤德，并无多少恶意。一个人行为高尚，品性伟大，能使人敬慕，而他的弱点偏得人爱。乖巧的人曾说：“你若要得人爱，少显露你的美德，多显露你的过失。”又说：“人情从不原谅一个无需原谅的人。”凭这点人情来体会听说话时的心理，尤为合适。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辞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大概说话究竟是凡人的艺术，而说话的人是上帝的创造。

　　（选自《杨绛散文戏剧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6月版）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赴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倒影集》《洗澡》《春泥集》《关于小说》《将饮茶》《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译有《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