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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铛铃铛我爱你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铃铛。
铃铛缩在沙发的一角，低着头，紫红色的长发遮住了脸，瘦小的身体不停地发抖。我问她，是不是空调温度太低了？她摇摇头。
我告诉她，我一个月前去看过她妈妈。她抬起头：“阿姨，我妈妈会被判死刑吗？”我说：“不知道。应该不会。”她又低下了头。
采访过牛喜花以后，我就一直在找她。
我不知道，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会有怎样的心理，答应爸爸去歌厅唱歌的建议，让她妈妈牛喜花寄托在她身上的希望破灭，因而杀死她的爸爸。如果说去歌厅唱歌是因为喜欢，或者是因为每个晚上的一百块钱，还勉强可以理解，可牛喜花出事后，她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这一点绝对不可原谅。
现在，铃铛就在我面前。
无论是站在女人的角度还是母亲的角度，我都有理由说服她去看看牛喜花，去承担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带来的后果。但任凭我如何劝说、逼迫，甚至恐吓，铃铛都一言不发，她的身体瑟缩着，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会走过去给她一巴掌，或者拉起她的头发，让她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的问题。很明显，她被牛喜花惯坏了，既不知道感恩，也没有责任感。
我对铃铛说：“好吧，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不管牛喜花如何判，我会去看她，但不会告诉她我见过你。”
她终于第二次抬起头，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看着我，还是没有说话。
我完成了关于牛喜花案子的稿子，想把精力集中到下一个报道的时候，才发现脑子里已经满是牛喜花额头上的疤痕，还有铃铛眼睛里的惊恐，挥之不去。
我选择了晚上来找铃铛。
歌厅里充斥着难闻的酒气和暧昧的气氛，人头攒动，我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等。
铃铛出来了，她被称作“碧儿”。牛喜花说过，这是她爸爸和那些不要脸的女人给她起的。她穿了一件很短的吊带裙，画着厚厚的浓妆，头上戴着蓝色的假发。但一开口，声音却清澈如水，空灵唯美。一些人吹起口哨，轻佻地冲她喊叫。铃铛似乎充耳不闻，静静地唱着。
我突然有些心疼，她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
那个晚上，铃铛唱了五首歌。当她下台的时候，我跟了过去。
在休息室，她摘掉假发，洗干净脸，换上自己的T恤和牛仔裤。我说：“瞧，这样多好。”她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没有回答。我对她说太晚了，可以送她回去，她看起来有些紧张，摆着手说：“不用了，不用了。”
她似乎在掩饰什么，这更让我决定必须送她回去。铃铛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最后说：“好吧。”
我们在深夜的大街上穿行。有醉酒的男人抱着树推心置腹，孤独的女人边走边哭，飙车的青年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摆夜市的小贩守着一盏昏黄的灯。铃铛还是不说话，我想拉着她的手，她躲开了。
铃铛住的地方在一条很窄的胡同里，楼房矮小破旧。我以为是她租的房子，可一打开门，我就从屋里的摆设发现，这是牛喜花之前的家，也就是牛喜花杀死铃铛爸爸的地方。我不寒而栗。
铃铛似乎看出了我的害怕，她把一间屋子的门拉上，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住了？”我知道她爸爸让她去歌厅唱歌后，牛喜花就不让她回家了。
她小声说：“我等妈妈。”
我急忙问：“那为什么不去看她？”
她说：“我不敢。”
凭着一个记者多年的采访经验，我明白铃铛也许可以敞开心扉。
果然，在我的追问下，铃铛说：“我没有不要妈妈。我实在不忍心看她为了我那么辛苦。我学唱歌，一个月就要四百块钱，都是我妈妈东拼西凑才交上的。妈妈说不让我操心学费，她有办法。她能有什么办法？她一个月才六百块钱的下岗补助，她偷偷去当保洁，给人家刷厕所，去干护工，伺候病人，捡废纸瓶子，我都知道。我爸不但不给家里拿钱，还要跟我妈要，不给就打她。”
我以为铃铛会哭，但我发现没有，她静静地说着，就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你明知道你是你妈妈的命，她希望你能考音乐学院，你为什么还跟你爸走，去歌厅唱歌？”我问她。
铃铛说：“我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要涨学费，每个月六百。说别人早涨了，看我家困难，才最后一个涨的。我求老师，说我可以每次少上半小时，但别涨学费，老师说不行。我不敢告诉妈妈，也不敢说不上课，我知道告诉她，她肯定砸锅卖铁也要给我交学费，我不能，那样会要了她的命。可我还有三年才能高考，正好爸爸又说让我去歌厅唱歌，一晚上就有一百块钱，我答应了。我不想让妈妈那么辛苦，想尽快赚钱，带她离开爸爸。我没想到……”
沉默了许久，我问她：“你恨妈妈杀死爸爸吗？”
铃铛说：“我不知道。爸爸做得也不对。”
我离开的时候，说：“让阿姨抱抱。”铃铛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双手。
我把铃铛瘦小的身体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试图给她一点温暖和力量。
那一刻，我多希望她能够放声大哭，说她想妈妈，说她害怕。但她没有。
（原载《小小说选刊》2015年第12期） 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