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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落在民间的文学

　　文学这个东西就像暗夜的萤火虫，不定在哪片草叶上闪着光，就会照耀一方巴掌大的天地。

　　比如我的父亲，今年八十二了，据说只上过两年村学还带折扣，居然也能时不时地和我谈谈文学。

　　他老人家隐藏得真挺深的，几十年了，我愣是没看出来。

　　我只知道他当过生产队长，每天早上拿根铁棍当当当地敲挂在老柿子树上的大车轱辘，敲完了蹲树下抽烟，等一个个从家里打着哈欠的社员下地干活。他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在村里当个干部，连书记也不是，顶多带着人北上沈阳买树苗时，顺道在天安门前照张相。最辉煌的是当了村里第一拨万元户，挂红花，发枕巾，跟我小时候拿了全乡竞赛奖村里敲锣打鼓送喜报似乎也没啥区别。

　　后来，父亲进了城，在地级干部住的二号院把守大门，天天准时提前半小时上班，多次批评我上班不认真，眼看到点了也不走，拖拖拉拉。我反驳他：别人退休当农民去了，你这农民退休成干部了，还这么积极。他依然很严肃地教育我：才出校门你懂个啥，新职工必须提前去，等老同志到了，你要打扫好卫生，烧好开水，要懂规矩。

　　我知道父亲除了看报纸，每天雷打不动《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联播》《三门峡新闻联播》这一溜挨着看，看完了接着看《天气预报》，除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全国天气状况了解得十分透彻外，还真不知道他老人家还有文学修养。

　　写小说之前，我写散文，在报纸副刊上发，也没跟父亲提起过。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你可以写写一生凉粉、石子火烧，这是咱灵宝的特产，很有历史渊源。

　　电视剧《白狼》热播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看得投入，声音开得老大，震得我耳朵嗡嗡响。看完了跟我讨论：你瞧，人家这人物形象多突出。我一听，刚喝进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你还知道人物形象？父亲急了：我咋不知道？就是那个白狼，还有谭志祥嘛，多好。我是从这儿开始和父亲谈文学的。

　　讨论完《白狼》，他说：你可以写写你三伯。记忆里我已经去世的三伯手颤脚抖，嘴角的哈喇子扯多长，头发金黄稀少，弓腰塌背。我嘁了一声：三伯有啥好写的。父亲原本就很大的嗓门又提高了一个八度：你不知道，你三伯才是有故事的人哩，当过县警察局大队长，会双手使抢，还帮助过八路军。

　　那个早晨，我的父亲喝了三杯茶水，铿锵有力地讲述了两个小时。和他一样，我三伯从小也被送了人，不同的是，我父亲换了三亩薄地，我三伯才换了一百斤谷子。我跟他开玩笑：你比我三伯值钱啊。父亲哈哈大笑：你三伯给的人家是地主，却小气啊。

　　和父亲谈完没多久，他就问我，你三伯的故事写了没？我说写了，还写了三娘。我明明记得他说过我的第一个三娘是三伯从窑子里抢的，他却矢口否认：我没说过，你三娘不是窑姐儿。我只好跟他说：小说嘛，虚构的。他说：假的？我说：假的。他说：假的你怎么能写“我三娘是个窑姐儿”，那不还是写你三娘吗？我跟他说不清了。尽管我的父亲懂得文学，懂得人物形象的塑造，但他好像还是不太懂什么是文学的真实，什么是生活的真实。

　　又一个春天，老家一个侄子结婚，我和父亲一起回到故乡。村口、巷子里、院子里人来人往，都是看起来面熟，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的乡亲。

　　父亲坐在大门口，热情地和亲戚邻居打招呼，满脸笑容。吃完饭，要走了，父亲却说不着急走，他还有事。

　　父亲是被账桌上记账的宏亮叔叫走的。回来的时候，父亲问我还记得宏亮不，我说记得。父亲说：他现在和你一样，是作家了。

　　我大吃一惊：宏亮叔不是大队会计吗？怎么成作家了！

　　父亲说：刚才宏亮让我看他写的剧本了，老厚一本子，还获奖了，奖章、证书我都看了。父亲伸手给我比画，那奖章估计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问：写的什么？

　　父亲说：我大概翻了一下，还是农村的这些事。

　　也许父亲觉得家里有我这个作家，宏亮叔的写作他还是有权指点的。父亲说：我告诉宏亮了，他写得太单一。

　　我大笑：你还给人家指点？

　　父亲说：本来就是嘛，你看他光写一个剧本，这怎么行，要多写，小说散文都应该写点，这样才丰富。

　　我有点晕。难道宏亮叔很郑重地叫父亲去他家，就是想和父亲探讨一下文学？无论如何，从结果看，他们确实探讨了，而且探讨得还很深入、很认真。一个年过八十的农民和一个年过花甲的农民，他们对文学的态度，比我更虔诚。

　　几天后，父亲在一个清晨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找机会介绍你宏亮叔加入作协，哪怕是咱县作协，他应该多跟人家交流交流，光在村里写还是不行。

　　这回，我觉得父亲说得很有道理。 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