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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木头

　　随着身体的成长，大妞在地坑院的日子越来越憋屈。

　　地坑院里放不下她了。放学扔了书包，人就没影儿了。她的去处很多，田野里、麦秸垛上、老柿树上、墙头上……她像个女王，呼啸而来，身后是一群高高低低的喽啰。一直到天黑透，大人们喊着各自家狗娃、石头、二丫、三多子的名字，一个个叫走，大妞才不情不愿地回家吃饭，回到地坑院昏暗的窑洞里。

　　大妞的憋屈来自晚上，来自下雨天。

　　地坑院里没有电，照明的是一盏油灯，昏黄如豆，放在炕墙上，窑洞的后半部灯影隐约，大妞从人们吓唬她的语言里想象出了各种鬼怪，加上曲折狭窄拐窑里轻微的响动，把她吓得不轻。

　　下雨天让大妞憋屈的除了不能出去撒野，还有恐惧。地坑院一侧的崖头上是生产队的棉花地，也是老鼠的乐园。老鼠们不停地挖掘着自己的洞穴，往往就把自家和大妞家连一起了。暴雨或者连阴雨一来，某个老鼠的家灌了水，就从大妞家的窑洞侧面，突然冲出一个或几个碗大的窟窿，泥水奔突而出，顷刻间窑洞里的水没了脚脖，水声轰隆。大妞、二妞和娘拿着各种工具盆、桶把水往院子里舀，父亲喊人去地里堵老鼠洞。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妞、二妞一边哭，一边舀水，浑身上下糊满了稀泥。雨停了，大妞还是不敢进窑，她觉得那眼窑随时还会灌水，会塌，她和二妞会被捂死在里面。

　　到这里，就要说到盖房了。

　　大妞一旦有了盖房的念头，就像个碎嘴子的老太婆，哇啦哇啦念叨不停。最初，回答她的是父亲和娘的沉默。后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盖房，盖房，拿嘴盖，还是拿你盖？

　　大妞这时已经是个十岁的大丫头了，她清楚地知道父亲和娘愁的是啥。木头。

　　那些直溜溜的柱子、椽子、檩条，才能盖成敞亮的大瓦房，但要拿钱买。钱是个大问题。

　　大妞开始偷偷地把娘的箱子、匣子、抽屉一一打开，数一数那些毛票、分钱，也不再顺手牵羊拿走五分或者二分钢镚去换江米蛋、麦芽糖。

　　突然有几天，父亲不见了。

　　大妞问娘，娘说，上后山了。

　　大妞追问，上后山干啥？

　　娘说，看木头。

　　大妞一下子觉得地坑院里光辉灿烂，她兴奋地从院里跑上崖头，崖头上空无一人，她爬上柿子树，一个人在柿子树上晃啊晃，晃得她满脸是汗。

　　父亲终于回来了，身后没有跟着木头。

　　大妞看着父亲阴沉沉的脸，不敢问。她非常难过，那天晚饭都没有吃。

　　第二年，父亲再一次上了后山，这次拉回了一大堆木头。那些木头被整整齐齐地放在没有门窗的西窑里。

　　大妞说，她最喜欢闻西窑的松木香味儿。吃饭的时候，她要端着饭碗坐在那一堆木头上吃，不吃饭的时候，她挑一根长的，把自己细高的身体挂在上面荡来荡去，或者坐在木头堆的最高处，什么也不做。

　　有了木头，大妞又变成了碎嘴子的老太婆，不停问父亲什么时候开始盖房。父亲说要等生产队批地，批了地才能盖。于是，大妞每次见到生产队长，就用大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

　　地坑院的夜晚依然在油灯里昏暗地摇晃着，那一窑木头依然是一窑木头，没有变成大瓦房，但守着木头，大妞就还是高兴的。

　　提心吊胆地过了那年夏天和漫长的秋天，大妞不再担心窑洞灌水了。雪花一落，她知道在这一年盖房是没有指望了。

　　这时，姥姥突然去世了。大妞和姥姥的感情很深，姥姥去世，她哭了好久。但听到舅舅和父亲的谈话，大妞没法再哭下去了，她飞跑回家。她听到舅舅说棺材盖板没木头了，父亲说带木匠去窑里看看。

　　舅舅带着木匠到大妞家时，大妞已经把大门从里面闩上了。任凭他怎么喊，怎么叫，大妞就是不开。最后，木匠用一把刀把门闩划开了。

　　舅舅穿着一身孝衣，满脸悲伤，他顾不上管大妞，直接把木匠领到西窑，让木匠挑。很快，木匠挑了一根最粗的木头，拿尺子量量，指甲掐着，准备锯开。

　　大妞不干了。她拉着木匠的锯子，不让动。哇哇大叫，不准动我家木头。

　　舅舅像拎一只小鸡，把大妞拎到院子里，小娃家别捣乱，你姥等着哩。

　　大妞哭着还要往窑里跑，舅舅胳膊一推，大妞仰脸摔地上了。她爬起来就往舅舅身上撞，你埋你妈，干吗要用我家木头？

　　啪的一声，舅舅的大巴掌落在了大妞的脸上，她的耳朵嗡嗡嗡地响。舅舅说，再胡吆喝，我撕烂你的嘴。

　　锯木头的声音和大妞绝望的哭声同时响起。木头拉走了，大妞还在哭，边哭边骂那个木匠，骂舅舅，姥姥下葬她也没去。

　　没有人懂得大妞的悲伤，也没有人给大妞解释，一窑木头与新瓦房之间，差的绝不是那一根木头。

　　（原载《香港文学》2018年第12期） 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