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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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
哈姆林夫人慵懒地躺在甲板椅上，看乘客一个一个从舷梯上船。船是昨天夜里到的新加坡，天蒙蒙亮就开始装货，起货机的吱呀声没有停过，但这种无止无休的嘈杂她的耳朵倒是适应了。中饭是去欧罗巴大酒店吃的，因为无事可做，她雇了辆黄包车在城里热闹、拥挤的街上穿梭。新加坡是很多种人的麇集之地。马来人虽然土生土长，但不适应城里的生活，街上见得少；满眼都是灵活、警觉、勤快的中国人；黑皮肤的泰米尔人赤着脚悄无声息地走过，像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匆匆过客；而油滑的孟加拉人在这个场景中倒是很自在，一副阔绰的样子；卑躬屈膝的狡猾的日本人永远那么紧迫，像是赶不及要去完成什么秘密的任务；英国人戴着他们的草帽，穿着他们的白色帆布裤子，要么汽车开得飞快，要么悠然自得坐在黄包车里，脸上总做出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情——面对着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种，统治者用漫不经心的微笑昭示权威。哈姆林夫人现在觉得又热又疲惫，只等着开船穿过印度洋。
哈姆林夫人身材高大，手也不小，看到医生和林塞尔夫人上船来的时候，她挥了挥她的大手；从横滨出来，她就一直在这艘船上，带着一种尖刻的趣味看着那两人亲密起来。林塞尔先生是个海军军官，之前替东京的英国大使馆做事，医生对自己的妻子殷勤备至，他却无所谓的样子，让哈姆林夫人有些好奇。舷梯口又上来两个男人，哈姆林夫人闲来无事，根据姿态猜他们有没有结婚。在她不远处是好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坐在藤椅上，不停地招呼甲板服务生点酒水，从卡其布西服和宽边的双层毡帽看，应该是种植园主。这些人看上去是在给其中一个送行，说话大声，笑起来也大声，大概是男人喝醉了就都会蠢得好笑吧，但哈姆林夫人猜不出哪一个会成为她的旅伴。快到发船的时间了，上船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杰弗森先生器宇轩昂地从舷梯踱过来。他是个领事，现在放假回国，从上海上船之后立马开始设法讨哈姆林夫人开心。但眼下任何跟调情沾边的事情她都没有兴致。想到这次不得不回英国的缘由，她又皱了皱眉头。圣诞节是要在一片汪洋上度过了，但凡还有点在乎她死活的人，此刻都在千万里之外，一瞬间她的心又抽痛了一下；本来那件事她下决心不要去想它的，但烦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头脑再不情愿，也挡不住那些念头不停冲进来。
警示铃声大作，身边那群男人纷纷起身。
“好啦，再不滚下船就要被带走了。”其中一个说道。
他们朝舷梯走去，握手道别的时候，哈姆林夫人才看明白他们来送的是哪一个。她目光在那个人身上停了一会儿，但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地方，也真的是没有别的可看，她才又观察了两眼。这是个大个子，高出六英尺不少，身形宽阔；一件皱巴巴的卡其布西服，头上的帽子也是又塌又破旧。朋友们虽然已经走到了码头上，还在远远喊着，开他玩笑，船上的人声音非常雄浑有力，哈姆林夫人听出了很浓重的爱尔兰土音。
林塞尔太太去了下层，医生过来坐在哈姆林夫人边上，彼此讲了当天都去哪里开了眼界。铃声又响了起来，没过一会儿船就驶离了船坞。爱尔兰人最后跟朋友挥手告别，朝自己先前那张椅子走去，他的报纸、杂志还放在那里。走过时向医生点了点头。
“那人你认识吗？”哈姆林夫人问。
“午餐前在俱乐部，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刚刚还是港口的喧闹，临别的嘈杂和忙乱，大家格外享受此时船上的沉寂。“半岛与东方”航运公司的驳船点是在一个僻静的小湾之中，景色清幽，他们缓缓驶过被绿植覆盖的石壁，开到了真正的港口中，这里停泊着各国的船只，客运班轮、拖船、驳船和那些没有固定航线的货船，数量和种类都很是壮观。隔着防波堤，你还可以看到当地的中国式帆船，桅杆立得又多又密，像是一片没有枝叶的树林，每根树干都是笔挺的。在柔和的暮色中，这个场面微微透着一股神秘，好像这些船只全都停下了自己要做的事，等待着某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哈姆林夫人的睡眠很浅，总喜欢刚破晓时就去甲板上。看着最后的星光被太阳的光亮一点点吞噬，好像能抚慰她躁乱的心绪，而且在那个钟点，海面如同一大块玻璃，那种凝定之感好像在告诉你，人世的哀愁根本无关紧要。光线是黯淡的，风中的那一丝寒意让人舒畅。但第二天早上，哈姆林夫人走到上层甲板的尽头时，她发现有人已经先到了——是加拉格尔先生。他正看着苏门答腊扁扁的海岸，像是被阳光从黑暗的海中用法术唤起。哈姆林夫人见人先是一惊，又有些不快，正要转身走的时候，加拉格尔已经看到了她，点了点头。
“起得挺早，”他说，“抽烟吗？”
他还穿着睡衣和拖鞋，但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烟盒，递了一支给哈姆林夫人。她迟疑了一下。她身上也不过是睡衣外面罩着的晨衣，头发也太乱了，套了个蕾丝的小帽子；她知道自己模样一定很可怕，但她有好些理由去折磨自己的灵魂。
“四十岁的女人恐怕没有资格再介意自己的形象了。”她微笑道，就好像对方一定很清楚她此刻在意的是什么。她接过烟，说道：“你起得也很早啊。”
“我是管种植园的，每天必须五点起来，太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往后要怎么戒掉这个习惯。”
“你要还是这样的话，到家里会很不讨人喜欢的。”
没了帽子的阴影，他的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了。肯定算不上英俊，但至少看着是顺眼的。他的五官年轻时一定不差，现在自然是因为太胖，没那么清秀了。皮肤晒红了，还有些浮肿。黑色的眼睛很喜气，而且肯定是四十五岁朝上的人，头发还是又黑又浓密；整个人一副孔武有力的样子。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平常的底层百姓，笨重、粗鄙，也只是今日甲板上正好撞到了，否则哈姆林夫人绝不会特意去找这样的人聊天。
“你回国是放假吗？”她硬着头皮问了一句。
“不是，回国之后这边就再也不来了。”
那双黑色的眼睛一闪。加拉格尔是个健谈的人，哈姆林夫人回到下层房间洗澡之前，已经听他讲了不少自己的事情了。他在马来联邦待了二十五年，最近十年在雪兰莪管着一个橡胶园。从他的庄园出去，最起码得走一百英里，才能找到所谓的文明世界。生活自然是寂寞的，但钱是赚到了。之前橡胶业爆发的时候，他就捞了一大笔，而且你看他这么随性的样子，投资却很精明，用存的钱买了不少政府发行的债券。现在橡胶萧条了，他很乐意退休。
“你是从爱尔兰哪个地方来的？”哈姆林夫人问。
“戈尔韦[2]。”
哈姆林夫人曾经开车穿过爱尔兰，隐约记得有这么一个忧愁又像是压着怒气的小镇，有很多石头大房子，面朝着哀伤的海；似乎是仓库，但都废弃了，眼看着要倾颓。她还记得当时的某种感触，那是一种绿意和软软的雨点，是一种静默和坦然。加拉格尔先生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余生吗？他谈起将来有种孩童般的急切。那个世界是由灰色和阴影堆叠成的，而眼前的这位种植园主是如此的生机勃勃，这种不相协调让哈姆林夫人有了探究的兴致。
“你家人住在那里吗？”她问。
“我没有家人，爸妈都死了，就我所知，在这世上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他全都打算好了，这些计划他做了二十五年，今天终于不用只跟自己说了，这让他很开心。他要买一栋房子，还要有一辆自己的汽车。他会养马。射猎他不太感兴趣了，到马来联邦最初几年，他射杀了不少大型猎物，早没了那时的狂热。他自己住在森林里太久，想不明白住在那里的野兽为什么非要去杀，但他还想骑马追猎。
“你觉得我是不是太胖了？”他问。
哈姆林夫人微笑着上下打量他，说道：
“你这体重得有一吨吧？”
他哈哈一笑。爱尔兰的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而且他一直锻炼，身体很好。光是管一个橡胶园就不知道每天要走多少路，而且他也打了很多网球。在爱尔兰他马上就会瘦下来的。然后他就会找个老婆。哈姆林夫人沉默地看着海面，日出在上面染了一层温柔的颜色。她叹了口气。
“把自己扎下的根全都拔起那么容易吗？有没有你抛不下的人？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不管你有多么期待回家，但真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心里总会痛一下吧？”
“我走得很高兴。受够了。不管是这个国家还是那里面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想再见了。”
又有一两个乘客到了甲板上来散步，哈姆林夫人想起自己几乎衣不蔽体，匆匆下去了。
接下来一两天她没怎么见到加拉格尔先生，后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吸烟室里。因为科伦坡那边罢工，船不会停靠，所以大家都安心地享受起了正式穿越印度洋的旅程。他们玩了甲板上常玩的游戏，他们交换着关于其他乘客的闲言碎语，他们还花了不少心思调情。马上要到圣诞节，大家还多了件要操心的事，因为有人提议圣诞日船上应该办一场化装舞会，女士们就纷纷开始做衣服。头等舱的乘客还开了个会，讨论舞会要不要请二等舱的乘客，虽然天气闷热，没有妨碍大家议事的热情。女士们都说二等舱的乘客即使来了也只会觉得不自在，圣诞日可以想见他们都会喝过头，难免闹出些不开心的事情来。所有发言的人都反复强调，他（或她）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阶级这回事，谁也不会势利到真觉得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有什么差别，但硬把人放到一个错的地方并不是善意，对于二等舱的客人来说，他们在自己的船舱里开自己的派对会更开心。另一方面，谁也不想怠慢了谁，而现如今你确实没法再讲那么多高下之分了（这是回答一位女士的话——她丈夫在中国传教——她说自己坐了三十五年P&O的船，从来没听说过二等舱的乘客被邀请到头等舱的交谊厅里跳舞），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尽兴，但或许还是想来呢？因为快要投票，加拉格尔先生是不情不愿被人从牌桌边拖来的，那个领事问他怎么看。他这次回国还带着一个人，之前是他雇了在种植园里干活的，现在就在二等舱里。他巨大的身躯本来陷在沙发里，这时站了起来：
“其他的事我不懂，只能说这么两句：我带着的那个人是之前替我管机械的，可靠得不得了，既然我能参加你们的派对，他也没啥不行的。但他来不了，因为圣诞节我会好好灌他，到了六点，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就配给扔到床上去。”
领事杰弗森先生笑得很勉强，因为他的官职，这次会议大家选他来主持，他希望与会者不要把议题当儿戏。他常说一件事如果值得做，那就值得做好。
“从你的意见中，我是否可以这样总结，”他不无尖刻地说，“此次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在你看来似乎无关紧要？”
“我觉得这就像补锅匠骂娘——根本就不是个事儿[3]。”加拉格尔说道，还是那种闪动的明亮眼神。
哈姆林夫人哈哈一笑。最后他们策划出了这样一个计谋：邀请二等舱的客人参加舞会，但偷偷去找船长，向他指出不批准二等舱乘客进入头等舱交谊厅是多么必要。就在开会那天傍晚，哈姆林夫人换上了晚餐的衣服，正好和加拉格尔先生一起到了甲板上。
“正好还有时间来杯鸡尾酒，哈姆林夫人。”他开心地说道。
“我还真的想来一杯，实话说，我得喝点酒让我开心一点。”
“怎么了？”他微笑着问。
哈姆林夫人觉得他的微笑很有魅力，但不想真的回答这个问题。
“那天早上跟你说过，”她开开心心地说，“我四十了。”
他们进了休息厅，爱尔兰人给她点了一杯干马天尼，自己要了一杯苦琴酒。他在东方住了太久，喝不惯其他任何东西了。
“你在打嗝啊。”哈姆林夫人说。
“是，打了一下午了，”他好像事不关己地说道，“还挺有意思，正好是我们看不见陆地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嗝了。”
“应该吃过饭就好了。”
他们喝了酒，铃第二次响，两人走进餐厅。
告别的时候，加拉格尔问：“你不打桥牌吗？”
“不打。”
接下去两三天，哈姆林夫人又没有见到这个爱尔兰人，但她自己满腹心事，并没注意。每次一拿起针线活，那些念头都全挤了进来，想拿本小说把它们哄走，它们又坚定地堵在她和书页之间。本来想着，船离不开心的地方越远，心里的煎熬也会慢慢减轻，但事与愿违，一天天地离英格兰越近，她心里却越难受。一想到往后凄凉空洞的日子，她就觉得分外消沉，而疲惫的心神只要从这让她畏缩的未来转开，她又开始回想那个她才刚逃离的生活。
她结婚二十年了，待在一起这么久，她当然不期待丈夫还疯狂地爱着她，她也没有疯狂地爱着丈夫；但他们是懂得彼此的好朋友。跟大多数婚姻相比，很多人会说他们的婚姻是成功的。突然她发现丈夫又恋爱了。如果只是调情她是能容忍的，这样的事之前也有过一些，她还取笑过他；哈姆林先生也不介意，甚至觉得是种恭维，而那些冲动不过是浮光掠影，让夫妻俩都觉得只是好笑。但这次不同了。他这次爱得昏天黑地，像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而她丈夫已经五十二了。这太荒唐了。这太不体面了。而且他这次恋爱谈得已经失去了理智，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等到她不得不认清这个可恶的真相，横滨的外国人圈子里已经无人不知。一开始哈姆林夫人的愤怒中多半是震惊，因为他似乎是最不可能犯这种浑的男人，稍微回过神来，她觉得如果对方是个年轻姑娘倒情有可原，或许还能原谅他。中年男人对初入社交圈的姑娘都没有什么抵抗力，而且在东方生活了二十年，她知道五十岁是男人一个危险的年纪。但她丈夫一点借口都没有。他爱上了一个比她还老八岁的女人。这太不正常了，也让她这位原配显得如此荒唐可笑。多萝西·拉科姆都快五十了。他认识这个女人已经十八年，因为拉科姆先生跟她丈夫一样，都是横滨的丝绸商贩。这么多年，他们每周都要见到彼此三四回，有次正好一起回英格兰，他们还同住了一幢海滨度假屋。但之前什么事都没有！至少一年之前，他们两个不过就是会互相开开玩笑的朋友。太不可思议了。当然多萝西是个很有气度的女子，身材也好，或许有些丰腴过头了，但依然是好看的；她有一双张扬的黑眼睛、鲜红的嘴唇、漂亮的头发——但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四十八了！四十八！
哈姆林夫人立马去找丈夫对质，一开始他发誓妻子的指控中没有一个字是真的，这时她掏出了证据；他发了一会儿脾气，最终承认了那件他没法否认的事。然后他说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
“你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她气疯了，愤怒地嘲弄、羞辱他，她在满心的苦涩中找到不少伤人的话，滔滔不绝说了很久。哈姆林先生只是静静听着。
“我们结婚二十年，我这个丈夫当得不坏。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只是朋友了。我很喜欢你，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我给多萝西的东西绝对没有一样是从你这里拿走的。”
“可你对我哪里不满意呢？”
“没有，没有男人可以奢望一个更好的妻子。”
“你怎么可以一边说着这样的话，一边对我做出那么残忍的事？”
“我不想对你残忍，只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可你到底爱上了她哪一点？”
“这我怎么说得上来？你也知道我并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你就不能抵抗一下吗？”
“我抵抗过了。我想我们都努力抵抗过了。”
“你说这话听上去就像二十岁，可你不是啊，你们都是中年人了。她比我还老八岁。所有人看我都像在看一个傻子。”
他没有回话。她也弄不清自己心里翻涌的是什么情绪，掐住她脖子的是妒忌吗？是愤怒？抑或只是受伤的自尊。
“我不会听任这件事继续的，如果只涉及你和她，我会马上跟你离婚，但这还关系到她的丈夫，还有那几个孩子。我的天，你有没有想过她如果生的不是儿子，而是几个女孩，她现在可能已经当了外婆了？”
“很可能是这样。”
“我们没生孩子真是老天开眼！”
他温柔地伸出一只手，似乎想安抚她，但她无比厌恶地闪开了。
“你让我成了朋友间的笑柄，为了我们所有人着想，我不愿意把事闹大，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必须完全停止，立刻停止，而且永不再发生。”
他低头把玩着桌上一件日本的小工艺品，看得出心里在盘算。
“我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多萝西。”他终于答道。
她朝丈夫微微一欠身，没有说话，从他身前走过，出了房间。她太生气了，顾不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太戏剧化。
她等着丈夫来汇报跟多萝西·拉科姆会面的结果，但他之后就再没有提起这回事。他平静、客气，话特别少；最后只能她自己开口问了。
“你是不是忘记了那天我跟你说的事？”她冷冰冰地问道。
“没有忘，我跟多萝西聊过了，她想让我转达，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她无比抱歉。她很想来见你，但怕你不想见她。”
“你们商量的结果如何？”
他犹豫了一下，虽然非常郑重，但声音还是有些发抖：“给一些我们无法履行的承诺恐怕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件事不用再讨论了。”她答道。
“我想，我得先跟你说一声，如果你提起离婚诉讼，我们是会应诉的，你到时会发现不可能有足够的证据，会败诉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我会先回国，找个律师咨询一下。现在这种事处理起来也不麻烦，然后就要请你高抬贵手了。据我所知，你可以直接给我自由，不用把多萝西·拉科姆牵扯进来。”
他叹了一口气。
“真的是弄得一团糟了，是不是？我不希望你跟我离婚，但当然了，我会尽我所能满足你的愿望。”
“见鬼了，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她的怒气又上来了，说话很大声。“难道你觉得我就该一动不动，忍受大家的嘲笑吗？”
“我真的万分抱歉，把你逼到这么难堪的境地中，”他看着妻子，眼睛里都是烦乱的心绪，“我很确定我们都没想过要萌生什么爱意。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岁数，就像你说的，多萝西足够当一个祖母了，而我是个秃顶、发胖的五十二岁男人。你二十岁的时候爱上一个人，会觉得爱是永恒的，但人到五十岁，不管是关于人生还是关于爱情，你都已经见过太多，知道太多了，你知道它转瞬即逝。”他的声音很低沉，带着惋惜，就像他眼前已经能看到秋的哀伤，看到萧萧落叶。他郑重地看着她，说道：“可在这样的年纪，你又觉得不能随便丢弃幸福的机会，因为这是某种诡异的命运赏赐给你的。五年之内它肯定就结束了，或许是六个月。生命确实是个枯燥、灰暗的东西，幸福太稀罕了，再往后又是无边的死寂。”
她丈夫是个一板一眼、很实际的人，这些话里所展露的性情是哈姆林夫人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只让她痛得不是滋味。他好像突然之间获得了一种哀伤而悲情的性格，作为妻子，她甚至从来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倾向。过去二十年的共同生活，对这个男人毫无影响力，在那种决心面前，她是无助的。她除了离开没有别的办法，之前放狠话，说回英国离婚很容易，现在她满心愤恨地必须把它完成。
阳光太烈了，光滑的海面像玻璃一样反射着光线，像生活一样空洞又充满敌意，完全容不下她。广阔的海面上，他们的船孤零零地开着，这种孤独已经有三天没有别的船只来侵扰了。有时飞鱼会匆匆从水中蹿出，冲破这层平滑，但眨眼间又归于沉寂。热量实在太过逼人，即使是精力最为旺盛的乘客也暂停了甲板游戏，这个时间点上（刚用过午餐），没有回房舱休息的人，也一般就躺在甲板椅上。林塞尔慢慢走到她旁边，坐了下来。
“你太太呢？”哈姆林夫人问道。
“哦，不清楚，就在附近吧。”
他的事不关己让哈姆林夫人恼火。他难道真的没注意到他妻子和那个医生打得火热吗？而不久之前，他一定是在意的。这两人订婚的时候，林塞尔夫人还在上学，而他最多也只是刚刚长成个青年，当时他们一定是神气的、迷人的一对，而他们的青春和彼此的爱也一定是感人的。现在呢，只过了这么几年，他们就厌倦了，这简直叫人心碎。她丈夫怎么说来着？
“回国之后你大概会住在伦敦吧？”林塞尔懒洋洋地问道，只为了找句话说。
“应该是吧。”哈姆林夫人回道。
想到自己根本没有地方可去，而且她往后住在哪里这世上已经没有一个人在意，她还是不太能接受。一些念头彼此牵扯，让她居然想到了加拉格尔。她妒忌爱尔兰人那么急切地重回故土，他描绘自己想要住的房子，想要娶的妻子，那种生机勃勃的想象力既让她有些想笑，但也很被触动。她曾在私下里告诉过横滨的几个朋友，她一定会离婚，她们就安慰她，说她一定会再结婚的。但这种生活让她失望了一次，不想再涉足第二回了，而且大多数男人跟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提婚事，总有顾虑。加拉格尔先生就想要一个丰满的年轻姑娘。
“加拉格尔先生去哪儿了，”她问身边这个唯唯诺诺的男人，“我这两天都没见到他。”
“没人跟你说吗？他病了。”
“好可怜，他怎么了？”
“打嗝。”
哈姆林夫人笑了起来。
“打嗝不算病吧？”
“那个外科医生还挺担心，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但打嗝就是不停。”
“这么古怪。”
之后她就忘了这么一回事，可第二天碰巧遇到医生，她问加拉格尔先生怎么样，没料到医生那张有些稚气的开心的脸突然阴沉了起来，露出困惑的神色。
“这个可怜的家伙，我担心他的问题很严重。”
“就打嗝吗？”她惊讶地喊了起来。
可只听“打嗝”这两个字，就很难认真起来。
“你看，他没法咽下食物，也没法睡觉，整个人已经累得不行了。我也试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办法，”他犹豫了一下，说道，“我真的得尽快止住它，否则，我不敢说之后会怎样。”
哈姆林夫人完全被吓住了。
“可他那么强壮，生命力那么旺盛。”
“你应该去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会介意我去看他吗？”
“跟着我一起去吧。”
加拉格尔已经从自己的房舱被移到了船上的医护室，走近的时候他们听到一下响亮的嗝声。或许是因为这声音让人想到醉酒呕吐，听上去总有点滑稽。但加拉格尔的样子确实让哈姆林夫人吓了一跳。他像是掉了好些肉，皮肤松了，皱皱地垂在脖子边，脸上虽然多年来被晒得很黑，但还是看得出底下没有血色。之前全是欢笑的双眼，此时充满了憔悴和痛苦。他庞大的身躯因为打嗝不住颤抖，现在这声音听上去可一点也不滑稽了，哈姆林夫人说不出为什么，觉得它格外阴森可怕。她进去的时候加拉格尔微笑起来。
“很抱歉看到你这样。”她说。
“你信我，我不会死在打嗝上的，”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一定会踏上‘爱林’[4]绿色的海岸。”
有个男人本来坐在加拉格尔的床边，他们进屋的时候他站了起来。
“这位是普莱斯先生，”医生说，“他负责加拉格尔先生庄园里的所有机械。”
哈姆林夫人朝他点了点头。他们讨论圣诞派对要不要请二等舱客人的时候，加拉格尔提到的人就是他了。他个子很小，但很结实，脸上有种让人看了喜欢的张狂，显得很是自信。
“要回国了高兴吗？”哈姆林夫人问道。
“怎么能不高兴，夫人。”他答道。
只听这几个字，哈姆林夫人就知道他是个伦敦穷苦人家出来的，而他那种无忧无虑、好脾气、明事理的性格，哈姆林夫人之前也熟悉，心里对他多了几分亲切感。
“你不是爱尔兰人啊？”她微笑道。
“我可不是，小姐，土生土长伦敦人，不瞒你说，我可真想赶快再见见那个地方。”
哈姆林夫人从来不觉得别人称呼她为“小姐”是种冒犯。
“行，先生，我先走了。”他跟加拉格尔说道，作势要抬抬帽子道别，但他并没有戴帽子。
哈姆林夫人问病人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过了没多久也退了出来，只留医生在那里照看。那个小个子伦敦佬在门外等她。
“我能稍微跟你说两句话吗，小姐？”他问。
“当然。”
医护室在船的尾部，他们靠着栏杆，下面的甲板上是些下了工的东印度水手和服务员，正倚着舱口盖在休息。
“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普莱斯支支吾吾起来，那张表情生动的脸突然奇怪地变得很严肃，“我跟着加拉格尔先生四年了，给你七个礼拜天[5]你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的人。”
他又迟疑起来。
“直接说吧，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什么不行？”
“你真要问我的话，我觉得他完蛋了，但医生不懂。我跟他说了，他根本不信我。”
“你不要太着急了，普莱斯先生。这医生确实挺年轻的，但我觉得他是个聪明人，而且你也知道，没有人会死在打嗝上，我确信加拉格尔先生过两天就好了。”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吗？就在我们刚刚看不到陆地的时候。她说过的，加拉格尔先生根本别想见到自己的老家。”
哈姆林夫人转过来，正对着他；她比普莱斯高了足足三英寸。
“你在说什么啊？”
“我很确定，这是他中了那个人的咒，你懂吗？吃药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我了解那些马来女人，你们什么都不懂。”
哈姆林夫人先是着实吃了一惊，而也因为这一惊，她耸了耸肩，哈哈一笑。
“哈，普莱斯先生，这太瞎扯了。”
“我跟医生说的时候，他也是这句话。但你听好了，他活不到我们下回见着陆地了。”
面前这人说得太认真了，哈姆林夫人隐隐有些不安，虽然不肯相信，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问下去：
“为什么有人要给加拉格尔先生下咒呢？”
“唉，跟一位夫人说起来就尴尬了。”
“没事，请说。”
普莱斯突然变得如此局促，要是换了别的时候，哈姆林夫人一定忍不住觉得好笑。
“加拉格尔先生一直都住在乡下地方，你懂吧，当然很寂寞了，你也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小姐。”
“我结婚都二十年了。”她微笑着答道。
“请您原谅，夫人。实际情况就是，有个马来姑娘一直跟他住在一起。十一二年吧，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好了，他打定了主意要回老家，不回马来了，那姑娘什么都没说，她就坐在那儿。加拉格尔先生还以为她会闹个没完的，但完全没有。当然，他替那姑娘都打点好了，给了她一幢小房子，还有一笔钱，每个月她可以拿到多少多少。这个我真要替加拉格尔先生说一句，他心眼绝对是好的，而且那姑娘也知道他不可能一辈子待在那儿。她没哭，啥也没有。他打包好自己的东西，派人送走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走了。把家具卖给那些中国佬的时候，她也没说一句。其实她要什么，加拉格尔先生都会给她的。等到他真要赶去坐船了，你知道吗，她还是坐在木屋的台阶上，完全不说话。他想跟她道个别，谁都会的对吧？你能信吗，那女人坐在那儿甚至动都没动。‘你不跟我说声再见吗？’他问。那姑娘脸上突然出来一种特别怪异的表情。你猜她说什么？她说：‘你去。’她们那些当地人说话挺好玩的，跟我们不一样。‘你去，’她说，‘可我告诉你，你永远到不了你自己的国家。当大地陷入海洋，死亡会降临到你的头上，跟你同行的人重新见到陆地之前，死亡会把你带走。’当时可真的把我吓得不轻。”
“加拉格尔先生说了什么吗？”哈姆林夫人问道。
“啊，这嘛，你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就哈哈笑了笑，说：‘这姑娘，总是这么开朗、活泼。’跳上车，我们就走了。”
哈姆林夫人完全可以想见当时的景象。充沛的阳光，橡胶园的路上格外明亮，园子里是精心修剪、仔细布局的绿树，汽车穿过它们的寂静。先是一点点绕上山，下山要穿过似乎交缠在一起的雨林。司机一定是个莽撞的马来人，载着两个白人乘客车速飞快，他们会经过那些掩映在椰树林中的马来屋子，都像一个个不爱说话的隐士，立在离路很远的地方；他们还会穿过热闹的村子，集市上挤满了皮肤黝黑的矮小居民，全都裹着鲜艳的莎笼。日暮时他们就到了那个干干净净的现代城镇，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场，有办得很妥帖的客栈；这里有白人，有火车站，他们就要从这里搭火车去新加坡。而那个女人就一直坐在木屋的台阶上，身后的屋子就此空了，等着下一任园主被派过来；她看着那条路上汽车的尾气，看着车越开越快，直到消失在夜的阴影中。
“她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哈姆林夫人问道。
“说实话，在我眼里，那些马来女人都差不多，”普莱斯回答，“当然了，她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你知道的，那些当地人，一下子就胖得吓人了。”
“胖？”
说来真是荒唐，这个念头在此时却让哈姆林夫人满是惆怅。
“加拉格尔先生从不会亏待自己的，你懂我意思吧？”
想到肥胖，哈姆林夫人马上恢复了理智。她气自己居然刚刚有那么一会儿开始接受这个伦敦佬的假想了。
“这都是无稽之谈，普莱斯先生。胖女人是没法给几千英里之外的人下咒的，实际上她们自己的生活就已经足够艰难了。”
“哈哈，小姐，你尽管开玩笑好了，但你记着我的话，我们要是不能尽快想出办法，老板就完蛋了。药是救不了他的，至少白人的药肯定没用。”
“振作一点，普莱斯先生，别胡思乱想了。那位胖女士对加拉格尔先生根本就没有深仇大恨，照这种事情在东方的惯例，他对这位女士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为什么她要害他呢？”
“我们哪知道她们怎么想的。你看，他跟当地人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你觉得他知道她那颗黑暗的心里在盘算什么吗？他知道才怪！”
普莱斯的说法太夸张了，但哈姆林夫人笑不出来，因为她没法不被对方的急切所触动。而且说到人心，她最该明白，皮肤不管是黄的、白的还是棕色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可就算她生加拉格尔先生的气，甚至憎恨他，想要杀了他，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奇怪的是，哈姆林夫人现在问的这些问题更像是她下意识在劝自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没有哪种毒药是六七天之后才发作的。”
“我从来没说这是毒药。”
“抱歉，普莱斯先生，”她微笑道，“如果你要我相信这是一种什么巫术，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你在东方生活过吗？”
“前前后后加起来二十年了。”
“好吧，或许你敢说他们干得出什么，干不出什么，至少我是不敢的。”他握紧拳头突然愤怒地捶了一下栏杆，似乎使了很大力气。“我受够了这个该死的国家。太让我心慌了，真的是心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我是说我们这些白人，这就是个事实。如果您能见谅的话，我要去喝上两口，我心里乱得不行。”
他突兀地点了下头，转身就走了。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卡其布衣服，身材矮小、结实，走路却拖着脚步，哈姆林夫人看着他从升降口的扶梯走下去，又穿过船腰处的甲板，钻进了二等舱的餐厅。她不明白为什么刚刚的对话让她隐隐有些不安。挥之不去的画面是那个有了一点岁数的胖女人，围着莎笼，套着一件彩色的短衫，戴着各种金饰物，坐在木屋的台阶上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路。她厚重的面孔上化了妆，那双大眼睛里没有泪水，也没有表情。两个坐在车里的人就像放假了正要回家的学生，在清晨明亮的天空之下，加拉格尔的那声叹息是种释然，他的心绪抑制不住要飞扬起来。未来也如同一条洒满阳光的大道，在一个林木葱茏的开阔平原上蜿蜒前行。
那天晚些时候，哈姆林夫人问医生他的病人怎么样了，医生摇摇头。
“我已经一筹莫展，彻底没用了，”他难过地皱着眉头，“碰到这样的病例真是太倒霉了，要是在国内就够糟的，何况在船上……”
他是个爱丁堡人，最近才通过了考试，这次出来游历是正式行医之前的假期。他觉得自己很委屈，本来想好好放松一下，但碰到这么神秘的病症，他担心得几乎夜不能寐。他经验自然是不足，但所有可能的方法都试过了，他总觉得船上的乘客都觉得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蠢货，这让他非常烦躁。
“你有没有听过普莱斯先生的想法？”哈姆林夫人问道。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胡说八道的，我也告诉了船长，他一听火冒三丈，说不要传出去，怕吓到其他乘客。”
“我绝对一声都不吭。”
医生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看着她问道：
“你应该也认可这是纯粹的瞎扯吧？”
“当然，”她抬眼望出去，周围都是静悄悄的海水，闪着油腻的蓝光，又补了一句，“我在东方住了好多年了，常发生奇怪的事。”
“这事越来越让人心烦了。”医生说道。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个日本人在甲板上玩套铁环的游戏，他们穿着网球衫、白色长裤、硬麻布的鞋子，一身考究、干净的样子，非常像欧洲人，甚至计分的时候喊的是英文，但看着他们让哈姆林夫人不知为何一时间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因为他们披上这层表象未免也太容易了一些，就透露出一种险恶。她的心也慌起来了。
没有人确切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开的，但很快船上的乘客都听说了加拉格尔被施了法术。坐在甲板躺椅上的女士们，手里忙活着圣诞化装舞会要穿的服饰，低声传着这个消息；吸烟室的男人们，端着鸡尾酒议论不休。很多客人都在东方生活多年，从记忆深处翻出了不少难以解释的古怪事情。当然了，真以为加拉格尔中了什么恶毒的咒语太荒唐了，这种东西不存在的，可哪件和哪件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且也没有人能说出个为什么。医生已经承认他想不出加拉格尔病症的根源，从生理学上解释打嗝自然容易，但为何突然在他身上这么可怕地发作，医生不明白。他隐隐觉得大家都在怪他，也给自己辩护：
“不是啊，这种病例可能行医一辈子都不会碰到的，”他说，“真是太倒霉了。”
他用无线电跟附近的船只通讯，不时会收到各方传来的治疗方案。
“他们说的我都试过了，”他愤懑地说道，“那艘日本船的医生建议我们用肾上腺素。真是见了鬼了，他让我在印度洋中央去哪找肾上腺素？”
船在一片阒然无人迹的海面飞驰，却正从四面八方接到无形的讯息，这意象倒确实非比寻常。这艘船在这一刻似乎既孤立无助，又成了世界的中心。医护室里的病人被无情地折磨着，身体不住地抽搐，挣扎地大口喘息。而乘客慢慢意识到航线转了，听说船长拿了主意，要在亚丁[6]靠岸。加拉格尔会在那儿上岸，送到医院去，有些治疗在船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轮机长接到指令，尽量把发动机用到极限。这是艘老船，提速之后明显能觉察出它的震动更强烈。乘客之前已经习惯了发动机的噪音和颤动，新的变化是种新的刺激，扰乱了所有人的心绪；大家没法再把它忽略了，它就敲打在感官之上，好像化作了每个人都要担惊受怕的事。可面前的大海依然不见其他船只的踪影，乘客们就感觉像在穿越一个空荡荡的世界。船上气氛变了，而这种不自在又都不愿明说，于是就像传染病一样，大家都明显变得更为焦躁，之前可以忽略的小事，现在往往会引发争执。杰弗森先生还在讲他那些俗套的笑话，但没人再礼貌地回以微笑了。林塞尔夫妇吵了一架，他们很晚还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大家听得到妻子压低了嗓门，一直在狠狠责备丈夫。吸烟室某天晚上还因为桥牌大打出手，之后的和解是靠酒精的帮忙。大家几乎从不说起加拉格尔，但加拉格尔也几乎时时刻刻在他们的头脑中。医生说病人最多还能撑三四天，大家就查航线图，唇枪舌剑，辩论怎么才能最快到亚丁。上岸之后加拉格尔会怎样不关他们的事，但谁也不希望他死在船上。
哈姆林夫人每天都去看加拉格尔。就像热带春雨刚停的时候，绿草就在你眼前长起来，而哈姆林夫人眼睁睁看着这个爱尔兰人一点点垮下去。他的皮肤都已经松弛地挂在骨架上，本来的双下巴成了火鸡喉咙下方那个皱巴巴的肉垂。他的双颊陷了下去。现在你可以看出他的体格有多高大，隔着被子他的骨架就好像史前巨人留下的化石。很多时候他都因为吗啡模糊了意识，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但痉挛依然可怕地晃动他的身躯，而偶尔睁开眼睛，你会发现他双眼大得异乎寻常；从瘦骨嶙峋的眼窝深处，那双眼睛蒙眬地望着你，满是困惑和烦扰。不过，他有时也从吗啡的恍惚中醒来，认出了哈姆林夫人，很英勇地做出微笑的表情。
“你觉得怎么样，加拉格尔先生？”她问。
“还行，还行，现在热得头昏脑涨的，过一段凉快下来我就没事了。天呐，我真期待在大西洋里泡一泡，要是能给我好好游场泳，让我干什么都行。好想感受戈尔韦灰色的海水冷冷地拍在我胸口。”
这时他又打了一下嗝，从头顶到脚底整个人晃了一晃。这两天都是普莱斯先生和船上的女服务员轮流照料他。小个子伦敦佬的脸上已经没了那种放肆的快乐，一直都很阴沉。
“昨天船长找我去了，”他跟哈姆林夫人独处时说道，“好好训了我一通。”
“为什么呢？”
“他说他不能接受巫术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客人都被吓到了，我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巴，否则他要给我好看。可这不关我的事啊，除了你和医生之外，我跟谁都没提过半个字。”
“可船上都传遍了。”
“我知道。你以为只有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吗？所有那些东印度水手，还有那些中国人，老板怎么了他们全清楚得很。他们懂的可比我们多多了，是吧？他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病。”
哈姆林夫人不说话了，她从几个“阿妈”的话里知道，船上除了白人，所有人都相信这是妖法，是加拉格尔留在遥远雪兰莪的那个女人要杀了他。他们全都认定，只要见到阿拉伯半岛光秃秃的石岸，加拉格尔的灵魂就会离身体而去。
“船长说要是再听到我弄这些鬼把戏，接下去的航程就把我关在我的船舱里。”普莱斯突然说道，皱着眉头，脸上堆起愤懑的表情。
“你说的鬼把戏是什么？”
他严厉地盯着哈姆林夫人看了一会儿，就好像对船长的怒火这时移到了她的头上。
“医生知道的法子他全他妈试过了，而且还满世界发了电报，有用吗？你告诉我那都有用吗？他没看到吗，床上那人就要死了？现在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意思？”
“正要杀死他的是法术，当然只能靠法术救他。啊，你不用跟我说不可能，我自己亲眼见过，”他越说越大声，带着怒气，嗓音也变得尖利起来，“当时他们就是找了一个‘帕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巫师，他做了点什么小法术，我就看一个人从所谓的鬼门关给拖了回来，亲眼见的，绝对不骗你。”
哈姆林夫人没有说话，普莱斯仔细地观察着她的反应。
“船上的东印度水手里面有个巫师，就跟我们在马来联邦里那种‘帕万’一样。他说他愿意救人。就是还得找一个活的动物，比如公鸡就行。”
“你们要活的动物干吗？”哈姆林夫人微微皱眉问道。
伦敦佬突然起了一点疑心，看着她说：
“你要是信我，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但实话跟你说，为了救老板，我一定得什么都试过才行。就算船长听说了要把我关在房舱里，那就让他关好了。”
这时候林塞尔夫人走了过来，普莱斯又做了个古典的告辞手势，走开了。林塞尔夫人为圣诞化装舞会做的衣服差不多了，想让哈姆林夫人试穿一下，走下扶梯的时候，她担心地说起加拉格尔先生可能会死在圣诞日上。要真是这样，他们肯定没法再开舞会了。她跟医生说过，要是发生这样的事，她就再也不跟医生说话了，医生信誓旦旦，说他不管怎样都要保证病人熬过圣诞。
“这对他也好。”林塞尔夫人说。
“对谁好？”哈姆林夫人问。
“可怜的加拉格尔先生啊，自然没有人愿意死在圣诞日吧？”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哈姆林夫人说。
那一晚，她睡着了一会儿，但哭着醒了过来；居然睡着了还哭让她很是懊丧，就好像肉身的脆弱降服了她，碾碎了她的意志，让她无力对抗内心里自然生出的哀伤。那场如此深重改变她生活的灾难，她在脑海中反复审视它的每一个细节，已经太多次了；她重播自己跟丈夫的对话，后悔当时要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好了，或者怪自己怎么说了另外那句。如果只能更改一件事，她全心地希望自己不知道丈夫一时的情迷，那种舒舒服服的无知挺好的。她也问自己，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或许收起自己的尊严，对这个讨厌的真相视而不见，是更明智的做法？她不是一个幼稚的女人，很清楚自己割舍丈夫，其实丢掉的东西远远不止他的爱；她丢了安逸的大宅子、稳定的地位、宽裕的生活，还有整个社交圈那些有头有脸的支撑。她认识很多跟丈夫分开的妻子，收入微薄，过得总有些可疑，她很明白朋友转眼间就会嫌她们麻烦了。而且她还很寂寞。她寂寞得就像这艘船，费力地在无人的海面上匆匆赶路，她寂寞得就像快要死在船上医护室里的那个没有朋友的男人。哈姆林夫人知道自己已经想得太多，很难再放空心思睡着了。房舱里又太热，她看了一眼时间，大概四点多，四点半不到；还有两个要死不活的小时要捱，才能天亮，才能心里稍微安稳些。
她套上一身晨衣，走上甲板，空中虽然没有云，但看不见一颗星星，夜色一片肃穆。这艘老船在黑暗中全力前进，只觉得一路都在摇摆、喘着粗气，周围的寂静有些瘆人。整个甲板上也像被世界抛弃了，哈姆林夫人赤着脚、摸索着缓缓向前走。
眼前太黑了，什么都看不到，终于走到散步甲板的尽头，她靠在栏杆上。突然她吓了一跳，眼睛已经定在了下层甲板上，因为她发现了一个晃动的光亮。她小心地探出身去，那是一小团火焰，只看得见一点光，是因为有一圈赤裸上身的男人猫着腰把它围住了。那圈人边上，似乎有个穿着睡衣的低矮结实的身形，她其实没有真的看清，大半是猜的；其余的是当地人，只有这个是欧洲人。他自然是普莱斯了，而哈姆林夫人也立刻猜出底下是一场驱魔仪式，正施展某种暗黑的法术。她竖起耳朵，但只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喃喃念着一些诡秘的文字。她的身子开始发抖。她知道这些人的注意力一定都在他们自己的事情上，不会想到旁边还有人在看，但她依旧一动也不敢动。突然黑夜的寂静就像丝帛被猛地扯破，响起一声鸡鸣。哈姆林夫人吓得几乎要尖叫。普莱斯先生为了救自己的主人和伙伴，要把这只鸡献祭给东方那些怪异的神。那个低沉的声音还在不为所动地继续着。突然在那个神秘的圈子里发生了什么，她看不到，只听见公鸡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像是愤怒中带着恐惧，然后又是一声无法描述的诡异声响——那个巫师割开了公鸡的喉咙；接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他们像是还在做些什么动作，她也看不清，又过了一会儿，像是有人在把火焰踩灭。那些朦朦胧胧的人形消失在暗夜中，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她又听见了发动机规律的搏动。
哈姆林夫人还是站着没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惶恐，过了一会儿她才沿着甲板慢慢朝前走。她找到一张甲板椅，在上面躺下，身体依然还在颤抖。刚刚下面发生了什么，她只能猜测。不知道这样躺了多久，终于觉得黎明快来了。白天还没到，但已经不是夜晚。天空依然是暗的，但她已经能辨认出船边的栏杆；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朝她走来。是一个穿睡衣的男人。
“是谁？”她紧张地喊了一声。
“只是我，医生。”传来一个友善的声音。
“啊！天还没亮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之前一直陪着加拉格尔，”他在哈姆林夫人旁边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我给他打了一针，剂量很大的镇静剂，现在他安静了。”
“刚刚病情很严重吗？”
“我还以为他又要昏迷过去了，一直在看着他，突然他腾地一惊，从床里坐起来，开始说马来语。当然了，我什么都没听懂，他就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
“或许是个名字，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想从床上起来，这家伙，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力气还这么大。我的天，真是跟他扭打了好一阵。我是怕他想要跳海。他好像觉得有谁在喊他。”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哈姆林太太一字一顿地问道。
“四点到四点半之间。怎么了？”
“没什么。”
她一阵颤栗。
稍微晚些时候，船上的早晨还是照往日的惯例，慢慢有了生气。哈姆林夫人在甲板上遇到了普莱斯，他匆匆问了一声好，就往前走去，还敏锐地躲避了哈姆林夫人的视线。他看上去又疲惫又焦躁。哈姆林夫人又想到了那个胖女人，背后是撤空的木屋，她还是坐在台阶上，浓密的黑头发里别着金色的饰物，看着门前那条路，穿过排列整齐的一排排橡胶树。
天气热得可怕。她现在知道为什么夜里会这么黑了。此刻的天也已经不再是蓝天，而是一种呆滞的、均匀的白；天空平整得甚至显不出云的形状来；就好像热量已经凝成一个盖子，高高地罩了下来。一点风也没有，海面和天空一样褪掉了所有颜色，光滑、闪耀得好比染匠罐子里的颜料。乘客都无精打采的，在甲板上随便一走就气喘吁吁，额头上不住地冒出豆大的汗珠。他们说话都很小声。有一种诡秘和不安弥漫在船上，现在所有人连笑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了，他们心里渐渐升起一股憎恶：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但身边居然有人要死了，而且他的命不久矣（说到底关他们什么事呢？）居然能如此神秘地影响他们，这不能不让人气愤。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念头，但没人敢说；吸烟室里一个种植园主喝着金司令，终于恶狠狠地把它说了出来：
“要是他迟早要断气，那就抓紧把这事儿了结了。我想到就心里发毛。”
那一天漫长得没有尽头。终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哈姆林夫人满心的感激。不管怎样，总算熬过了这么多个钟点。她跟医生同桌。
“我们什么时候到亚丁？”她问。
“明天肯定到了，船长说早上五六点钟能见到陆地。”
她瞪了医生一眼，医生也跟她对视了片刻，然后垂下目光，脸红了起来。他想起了那个坐在木屋台阶上的胖女人，她说过加拉格尔先生再也见不到陆地了。哈姆林夫人心想，这个最讲事实、不信歪理邪说的医生，是不是也终于动摇了。他皱了皱眉，然后又抬眼看着哈姆林夫人，就好像在有意让自己别胡思乱想，说道：
“把这个病人交给亚丁的医院，至少可以这样说，我是没什么遗憾的。”
第二天是平安夜。哈姆林夫人又睡得不是很安稳，但醒来的时候天边已经亮起来了。从舷窗看出去，天空一片清澈的银光，那团雾蒙蒙的热气夜里都化开了，这个早晨分外明亮。她心情轻快了一些，走上甲板，一直走到船尾。最后一颗流连的星辰还在靠近地平线的地方淡淡地闪动，海面上也颤着微光，像是微风无心地伸出手指在拨弄它。阳光柔和得如梦似幻，纤弱得好像早春发芽的枝条，又晶莹剔透得让人想到山间潺潺的溪流。她望向东方玫瑰色的日出，看到医生朝她走来。他穿着制服，一定是整宿没睡，整个人都很邋遢，走路时塌着肩膀，好像累得要瘫倒。她立刻知道加拉格尔已经死了。医生走近时，哈姆林夫人看到他在哭。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让哈姆林夫人一时间对他满是关切。她握着医生的手，说道：
“你这可怜的家伙，一定累坏了吧。”
“我尽力了，”他说，“我是那么想救他。”
他的声音在发抖，哈姆林夫人发现他都要发狂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她问。
医生闭起眼睛，试图让自己平静一些，可嘴唇还在颤抖。
“几分钟之前。”
哈姆林夫人叹了口气，想不到能说什么。她的目光游弋在平静的海面上，海水没有时间和感情，在船的周围无限延伸，就像人类的哀愁。突然她的目光定住了，因为前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像是耸立着的厚重的云朵，可它的轮廓又太清晰了，不可能是云。她拍了拍医生的手臂。
“那是什么？”
医生望了一眼，她看到医生晒黑的皮肤之下脸色变得苍白。
“陆地。”
哈姆林夫人又想起了那个马来胖女人，沉默地坐在加拉格尔木屋的台阶上。船上的事她都知道吗？
日头高高挂在天顶，加拉格尔下葬了。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白人乘务员、欧洲官员，大家都到了，有的站在下层甲板，有的就站在舱口盖上。传教士主持了葬礼：
“人皆由母亲所生，匆匆一世，满是困苦。如花开半日，如暗影疾遁，从不作停留。”[7]
普莱斯低头看着甲板，眉头紧锁，咬紧牙关，他并不在哀悼，因为心里燃烧着愤怒。医生和领事并肩站着，领事的脸上是官员的痛心，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医生已经刮干净了胡须，挺括的制服也是新洗好的，镶缀着金色的穗带，但依然脸色苍白、满面烦扰。哈姆林夫人的目光又从医生移到了林塞尔夫人身上，她正紧紧靠着丈夫哭泣，而林塞尔先生也体贴地握着妻子的手。在哀悼之中这个女子太过心慌意乱，只依着直觉寻到了丈夫的支持和保护。接下来，哈姆林夫人一阵战栗，低头盯着甲板的接缝处，因为她不想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悼词中断了，有人忙乱了一会儿。一个官员下了一声命令。传教士的祷文又响起：
“上天眷顾，收去亲爱弟兄离身之魂魄，亦顺天意，送其躯壳入海深处，任其腐朽，待波涛间交出逝者，即得重生。”[8]
哈姆林夫人感到脸颊上淌过滚烫的泪水。然后是沉闷的落水声。传教士的声音还在继续。
葬礼结束，乘客散了；二等舱的客人回去了自己的地方，接着有铃声召唤他们用午餐。头等舱的客人还在散步甲板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男人多数去了吸烟室，想靠威士忌苏打和金司令让自己振奋些。而领事在餐厅的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召集大家开会。大部分人都约略想到了议题是什么，在指定的时间纷纷到场。他们比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都高兴一些，若不是规矩和场合让他们必须有些收敛，聊天时应该还会比现在开心不少。领事戴着单片眼镜，宣布他召集大家来是为了讨论第二天的化装舞会。他很明白大家对加拉格尔先生都寄托了最深切的哀思，而且他本来也是想提议，大家共同给逝者的亲属写一封唁函，但船上的事务长检查过了加拉格尔先生的文书，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联系的亲戚、朋友。加拉格尔先生生前似乎活得挺孤单的。同时领事也冒昧地向医生致以最真挚的同情，他很确信医生已经在有限的条件下拼尽全力了。
“同意！同意！”乘客们赞同道。
这段时间对大家来说都非常艰难，领事继续说道，某些人可能会觉得为了尊重逝者，应该把化装舞会推到除夕夜。但是，他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这不是他的观点，而且他完全相信，加拉格尔先生本人也不希望为了他这样。当然，还是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医生站了起来，感谢了领事，也感谢了最近大家那些温暖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对他当然也很艰难，但船长托他明确向大家转达，大家应该忘掉其他事情，圣诞日的庆祝活动应该正常进行。医生还向与会者透露，船长觉得最近大家都陷到了一种阴郁的气氛中，好好开心一下对所有人都有益无害。传教士的妻子站起来发言，提醒大家不能只想着自己；“庆祝委员会”已经安排了给孩子们的圣诞树，头等舱的晚宴结束之后，他们期待着所有人都会装扮起来，否则孩子们会非常失望的；她说没有人比她对逝者更加尊重，她也很能理解很多人在这样哀伤的事件之后没有心情跳舞，她自己的心情也非常沉重，但只觉得陷在这样的感受里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只是自私而已。她希望这些人能多为孩子们着想。这些话打动了其他乘客。这么多天以来，整艘船都被森森然的恐怖所笼罩着，他们想走出来，他们还活着，想活得开心一些；但不表现出足够的哀悼，他们又隐隐觉得于德行有亏。可如果能顺了心意又造福他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领事宣布举手投票时，除了哈姆林夫人和一位患了风湿的老太太，所有人都急切地举起了手。
“赞成票赢了，”领事说，“我也冒昧地恭喜大家，通过这次讨论达成了一个明智的决议。”
正要散会的时候，有一个种植园主站了起来，说想提个建议。他问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妨请二等舱的乘客也一起加入？毕竟他们也都参加了葬礼。传教士噌地站起来支持这个提议。过去几天发生的变故团结了所有人，他说，面对死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领事自然也回应了新的呼声。他说这个问题之前一次会议已经讨论过了，大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二等舱乘客开自己的派对会更开心，但此一时彼一时，他目前明确感觉到他们应该反转之前的决定。
“说得好，说得好。”乘客们赞成道。
民主情绪在会场内激荡，大家用欢呼声通过新的决议。散场的时候，所有人都轻松了，心头全是喷薄而出的慷慨和友善。吸烟室里每个人都在请别人喝酒。
就这样，第二天傍晚哈姆林夫人穿上了她的舞会服装。对于即将到来的喜庆场面，她一点心情也没有，有一时半刻也想过装病，但她知道没有人会信的，也怕大家觉得她太做作。她今天要扮成卡门，还是抵不住那份虚荣，把自己尽量弄得好看了一些；她描了睫毛，抹了腮红。这身装扮也很配她，宴会的号声一响，哈姆林夫人走进交谊厅，周围的惊呼声是对她的恭维。领事（永远都是个幽默家）穿成了一个芭蕾舞女，引得众人开心地大喊大叫。传教士和他的妻子还是有些局促，但对自己满族人的打扮很满意，也很有气派地走来走去。林塞尔夫人是一个科伦芭茵[9]，尽力展现了自己好看的双腿。她丈夫是个阿拉伯酋长，医生是个马来苏丹。
之前他们还募集了一些钱，给晚宴备了不少香槟，那顿饭吃得欢天喜地。船运公司提供了拉响之后有礼包的小爆竹，里面掉出很多形状各异的纸帽子，大家纷纷戴上，那种可以拉开、挂起的饰带都被他们朝朋友扔来扔去，小气球也被他们从房间一头拍到另一头。宾客们大笑、大叫，非常开心，谁都看得出来派对大获成功。晚餐一结束，大家立马去了交谊厅，蜡烛都点起来了，圣诞树就立在那里，孩子被领进来的时候开心地尖叫，还收了礼物。接着舞会开始了。甲板上一块区域辟作舞池，二等舱的客人都很害羞，站在舞池外围，偶尔也会跟自己人跳几下。
“我很高兴请了他们，”领事跟哈姆林夫人跳舞的时候说道，“民主我是非常支持的，而且他们也很理智，都只跟自己人交流。”
但哈姆林夫人注意到普莱斯没有来，过了一会儿正好有个机会，她就问一个二等舱的客人普莱斯在哪里。
“醉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方答道，“下午把他放到床上，后来被我们锁在舱房里。”
领事非说下一支舞哈姆林夫人也得跟他跳；今晚他比平日里更自以为风趣幽默。哈姆林夫人听着这支业余乐队、领事的笑话，眼前是舞池里的喜悦，她突然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艘船载着欢乐穿过黑夜，穿过寂寥的海面，让她心里突然生出巨大的恐惧。领事松开手之后，她就悄悄退开，趁没有人注意，从扶梯上了放救生艇的上层甲板。这里一切都在黑暗中。她知道有个角落没有人会经过，轻轻地走了过去。这时她隐约听到一些笑声，正巧瞥见某个隐蔽的角落里是科伦芭茵和马来苏丹。林塞尔夫人又重拾起了被死亡打断的暧昧。
一个寂寞的可怜人本来是他们之一，如此怪异地死了，但大家忘却他的速度却只能形容为“狠狠抛在脑后”。对加拉格尔他们没有什么同情，可能只有些憎恶，先前就是他让客人们如此心神不宁。他们如饥似渴地扑向生活。他们讲笑话，他们调情，他们传递着八卦。哈姆林夫人想起领事之前提到过，加拉格尔的文书中一封信都没有，找不出一个可以通知死讯的朋友，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点似乎悲情得让她难以承受。一个人竟可以这样孤寂地从这世上经过，简直有些神秘。她想起加拉格尔在新加坡上船时的样子，那么健壮、那么有活力，也只不过是几天之前，而她还听过他那么自以为是的计划，更让哈姆林夫人怅惋到难以纾解。葬礼上的祷词让她心里全是敬畏：“人皆由母亲所生，匆匆一世，满是困苦。如花开半日，……”加拉格尔年复一年地计划着未来，他是那么想要好好生活，未来的生活也有那么多值得他期待的东西，正当他伸出手去——啊，真是太可怜了，让世上其他一切困苦显得那么无关紧要。无法忽略的只有死亡和死亡的种种不可知。哈姆林夫人倚着栏杆，望向星空。为什么大家要让自己不快乐呢？心爱的人死了，确实可以为之一哭，死亡永远都是可怕的，但其余的呢？那么痛苦、那么怨恨、那么虚荣和苛责，都值得吗？她又想到了自己的丈夫，和丈夫那么奇怪就爱上了的女人。他也说过我们活着快乐的时光太短暂，归于死寂的时间太长。她认真想了好久，突然，就像雷电劈开夏夜的黑暗一般，她发现了一件事，让她讶异得发抖：她发现自己心里已经没了对丈夫的怒气和对情敌的妒忌。一个念头在她意识的边缘远远升起，就像清晨的阳光在她灵魂中填满了温柔和明亮的欢喜。那个陌生的爱尔兰人的死是场悲剧，但从这场悲剧中她欣喜若狂地汲取了勇气，要毫无保留地做个了结。她心跳加速，等不及地要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她被一种自我牺牲的激情所支配。
音乐停了，舞会已经结束，大多数客人应该回房休息了，剩下的几个去了吸烟室。她下到自己的舱房，一路上谁也没有碰到。她拿出自己的便笺本，给丈夫写信：
亲爱的：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告诉你我心里全是对你们两人的善意。之前我太傻了，很不讲道理。我想如果我们在乎一个人，就应该允许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幸福，而正因为我们在乎着另一个人，所以也不能因此剥夺自己的幸福。我想让你知道，如此出乎意料进入你生命的这些喜悦，我完全不再恨它们了。我也不再忌妒，不再心痛，不再想要惩罚谁了。不要觉得我会难受或孤单。如果你觉得需要我，就来找我，我会高高兴兴地欢迎你，不带责备和怨心。这么多年来你给我的幸福和温馨，我满怀感激，作为回报，我想要表达自己的爱意，但绝不因此强求什么，我也希望这种爱完全是无私的。想起我时，不要怪我，请幸福，幸福，幸福。
她署了名之后用信封封好，虽然要到塞得港[10]信才会被收去，她还是想现在就把它塞进邮箱。寄出之后，她换下了舞会的衣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的双眼在发光，腮红之下面色也那么有光泽。未来不再悲怆了，而是被一种平和的希望照亮。她钻进被窝，立刻就开始了一场无梦的酣眠。
注释
[1] 首次出版于1923年，收录于192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The Casuarina Tree）。
[2] Galway，爱尔兰共西部的一个郡，西临大西洋。
[3] 原文tinker’s curse，英文俚语，指不断要接触滚烫金属的工匠，骂人不足为奇。
[4] Erin，带古意或诗意的爱尔兰别称。
[5] 英文俗语，指七周，泛指很长时间。
[6] 也门港市，在阿拉伯半岛南端，临亚丁湾。
[7] 出自《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或译作《普通祷文书》。
[8] 出自《公祷书》。
[9] Columbine，意大利传统喜剧和哑剧中丑角的情人。
[10] Port Said，埃及北部港市。 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