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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oman of Fifty[1]

　　我有一个教授朋友叫怀曼·霍尔特，在美国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教英语文学。听说我要去附近一座城市演讲（所谓的“附近”是参照美利坚的幅员辽阔说的），他写信问我能不能到他的班里做一个讲座。他还提议我在他家里住几天，好带我去周边的乡野转一转。我接受了邀请，但告诉他因为行程的关系，我最多只能住两个晚上。他在火车站接我，开车到了他家，喝了一杯之后一起步行到了校园。到了那个礼堂，我着实吓了一跳，之前还以为充其量就是跟二十个学生闲聊，但礼堂里都是人，我却没有准备什么正式的演讲。尤其是看到几个中年甚至上了年纪的人，大概是学校的老师，我更为忐忑，怕他们觉得我说的东西太肤浅。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先是怀曼介绍了我，这样的开场我知道无论如何都会让听众失望的，但总之就上台讲了起来。把要说的话说完，又尽力答了几个问题，我跟怀曼一起退到演讲舞台后面的一个小休息室里。

　　好几个人也进来了，说了些这样的场合最寻常的恭维，我也照规矩客气地应对着。我正口干舌燥想喝杯酒，一位女士进来要跟我握手。

　　“再次见到你太高兴了，”她说，“我们上次见面真的是好多好多年之前了。”

　　我很肯定之前从没见过这个人，费力地从我累到僵硬的嘴唇间挤出一个笑容，热情地握了握她的手，心里不停琢磨这到底是谁。我那位教授朋友一定是从我表情里看出我在回想，说道：

　　“格林太太的丈夫是学校的老师，她自己也开了一门课，关于文艺复兴和意大利文学。”

　　“是吗？”我说。“有意思。”

　　我完全没有因此想起什么。

　　“怀曼有没有跟你提过，明天晚上是在我们家里聚餐？”

　　“太好了。”我说。

　　“并不是什么聚会，只有我丈夫，他的弟弟，还有我们的弟媳。我猜，这么多年过去，佛罗伦萨一定很不一样了吧。”

　　“佛罗伦萨？”我心里这样问着。“佛罗伦萨？”

　　看起来，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她的。现在这位女士大概五十岁，灰白的头发做了大波浪，但并不惹眼，发型也很简单。她微微有些发福，穿戴虽然体面，但并不太考究，那条裙子应该就是某个大商场在当地分店卖的成品衣。一双大大的浅蓝色的眼睛，脸上没有什么血色，既没有抹腮红，口红也涂得很克制。这应该是个很和善的妇人，举止之中透露出某种母性，有种心满意足的宁谧，让我很愿意亲近。佛罗伦萨我是经常去的，大概是其中某次跟她匆匆见过，她或许只去过那么一回，所以当时见面给她留下的印象自然要比我深一些。必须承认，我对大学教师的家属所知不多，若说我对一个教授的妻子有任何预期，那应该正好就是这样；她一生中应该过得都不宽裕，但做了不少朴素、有益的事，却又波澜不惊，全是小小的聚会、小小的争执、小小的蜚短流长，有种乏味的忙碌，佛罗伦萨之行激动人心，让她久久难忘，这也很好理解了。

　　回怀曼家的路上他跟我说：

　　“你会喜欢贾斯帕·格林的，这人很聪明。”

　　“他是什么课的教授？”

　　“他不是教授，是个讲师，但是个非常出色的学者。他是格林太太的第二任丈夫了，之前一位是意大利人。”

　　“哦？”这和我本来的假想实在不太吻合。“她之前叫什么名字？”

　　“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我想之前的婚姻肯定不算美满，”怀曼呵呵笑了两声，“这是我自己推断的，因为只要在意大利待过的人，不管时间长短，总会有一两样东西表露出来，但她家里一样都没有；我总以为该有张长餐桌啊，一两个陈年的箱子啊，墙上挂着的刺绣斗篷啊。”

　　我也笑起来，那些糟糕的东西我见识过不少，是很多去过意大利的人会买的，比如木制的烫金蜡烛架、威尼斯的镜子，还有坐着极不舒服的高背椅。你去古董商的店里，满眼的旧玩意，它们放在其中确实不难看，但买了带到其他的国家去，就十有八九要叫人失望后悔了。首先它们往往不是真的古董，就算是真的，也会显得尴尬，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劳拉有钱，”怀曼继续说道，“他们结婚的时候，在芝加哥的房子，从地窖到阁楼，都是劳拉装修的。那简直像是个展览用的样板房；粗鄙可怕装修风格的集大成之作。每次进他们客厅，我都忍不住赞叹女主人的品位，每一处装饰、每一件摆设都挑得那么准，绝对都是你去大西洋城[2]在他们每个二流酒店的蜜月套房里会找到的东西。”

　　要解读怀曼这些话中的讽刺意味，我得先说明，他家客厅里全是镀铬和玻璃的表面，到处是质地粗糙的现代织物，风格张扬的立体主义[3]地毯，墙上是毕加索和巴利乔夫[4]画作的复制品。不过，那一天他给我吃的晚餐倒是很美味。我们聊起各种共同关心的话题，一晚上都谈得很愉快，结束时还喝了两瓶啤酒。我睡觉的那张床在一个现代到张牙舞爪的房间里，我上床看了一会儿书，关灯收拾心情准备睡觉。

　　“劳拉？”我问自己。“她原来叫劳拉什么呢？”

　　我努力回想，清点我在佛罗伦萨认识的所有人，希望能联想起我是在何时何地遇到格林太太的。既然要一起吃饭，我想回忆起一两件细节，证明我没有忘记她。人一旦被忘记，都觉得受到侮辱，我想大概是我们或多或少总觉得自己不是无足轻重的，总觉得会给交往过的人留下印象。我已经蒙蒙眬眬睡着，可眼看着就要落入酣睡的极乐中，大概是潜意识终于从奋力回想的重负中解脱，变得活泼起来，突然睡意全无，因为我想起劳拉·格林是谁了。难怪我想不起她，因为上回见到这个女子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当时我在佛罗伦萨待了一个月，只不过偶然碰到过她几回。

　　那时“一战”刚结束。她的未婚夫在战争中阵亡了，劳拉和她母亲设法到了法国，去墓碑前凭吊。他们都是旧金山人。伤心的事情办完，母女俩就来了意大利，准备在佛罗伦萨过一个冬天。那时候城里聚居了一大群英国人和美国人。我认识几个美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是哈丁上校和他的妻子，他的这个上校头衔是因为在红十字会里位高权重。他们夫妻在博洛尼亚街的别墅很漂亮，请我去住。上午我一般都在观光，到中午的时候去托纳波尼路的多尼咖啡馆[5]见朋友，一起喝杯鸡尾酒。所有你认识的美国人、英国人，还有在那个圈子经常见到的意大利人，都会在多尼咖啡馆碰头，整个佛罗伦萨的八卦，都可以在那里听到。平日里基本都有一场午餐会，要么放在某家餐厅，要么就在离市中心一两英里的某幢别墅里，一般都有个非常漂亮的花园。有人送了我一张“佛罗伦萨俱乐部”的卡，下午我就和查理·哈丁去那里打桥牌，或者玩一种用到三十二张牌的扑克，常玩得惊心动魄。到了夜里则会有一场宴会，可能还是要打桥牌，经常还有人跳舞。虽然见到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但总算人数够多，而且各式各样的都有，很少让人觉得乏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关心文艺，在佛罗伦萨当然也理应如此，所以日子过得确实很闲，但也不全然浅薄、空洞。

　　劳拉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她和母亲住在供膳食的家庭旅馆中，不过那算是佛罗伦萨很高档的一家了。从她们母女的开销看，还是很宽裕的。来佛罗伦萨的时候，她们就带着一些介绍信，很快就认识了不少朋友。大家都同情劳拉的这段经历，很愿意在力所能及处帮助她们，而劳拉和她母亲本身也都很好相处，所以没过多久，她们自己就赢得了足够好感。母女俩也很好客，经常在那些餐厅里办午餐会，通心粉自然要吃，炸肉片[6]是少不了的，喝的是基安蒂酒[7]。在这个大都会的社交圈里，克莱顿夫人或许是有些迷茫的，大家一本正经或兴高采烈聊的事情，她都觉得陌生，但劳拉马上投身其中，像她本来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她雇了一位意大利女士教她意大利语，很快就跟着老师读起了《地狱篇》[8]；那些关于文艺复兴艺术和佛罗伦萨历史的书，她读得如饥似渴；有时候在乌菲齐[9]或者某个教堂里，我会遇见她，手里一本“贝德克尔”[10]，认真地研究着那里的艺术作品。

　　我当时已经四十好几，她才二十四五岁，所以虽然时常遇到，但也只是客套的熟人，算不得亲近。她绝对称不上漂亮，却有种不寻常的好看。一张鹅蛋脸，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乌黑的头发只是很简单地从中间分开，朝两边梳，盖过耳朵扎成发髻，垂在脖子后面。她皮肤很好，天生面色红润；五官长得纵然不差，也没有哪里可以大加赞赏的；小小的牙齿很白，很齐整。劳拉最值得称耀的是她举手投足间那种随意的优雅，所以他们说她舞技“出神入化”时，我一点也不惊讶。她身材也不错，虽然照那时的风尚看，还略嫌饱满了些；她的样子既像一些晚近意大利画家在圣坛背壁上画的圣母，又隐隐带着一丝情欲，我想这种奇异的组合正是她的魅力所在。至少这一点让她对不少意大利人很有吸引力，他们一般上午会去多尼咖啡馆，少数几个也会被邀请到那些英国人、美国人的别墅，参加午餐会或者晚宴。面对求爱的年轻男子，她似乎非常老练——不管对他们多么可爱、优雅、和善，那些男人总无法真正接近她。很快劳拉就明白他们要找的是一个会继承财富的美国姑娘，好帮他们重振家业，于是她会很得体地让他们知晓，其实她没有什么钱，我一向非常欣赏她在这样的交流中那种带着笑意的羞涩。那些男士会轻轻叹一口气，把注意力转向更有希望的猎物，多尼这个好地方，这样的女子总是不缺的。他们还是会和劳拉跳舞，甚至为了不让技艺生疏，还会跟她调情，不过他们向往的很快不再是婚姻了。

　　不过有一个年轻人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经常在俱乐部打扑克，所以我对他也略有了解。扑克我打得不多，因为从来赢不了，脾气大一些的外国人有时会说意大利人都是串通的，专为了坑我们钱，但也有可能是这种牌局他们更熟一些罢了。劳拉的追求者叫蒂托·迪桑皮特罗，他打牌的勇猛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输掉的数目经常难以负担。（我这里说的不是他的真名，因为他的真名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是非常响亮的。）他长得很英俊，不高也不矮，一双精致的黑眼睛，浓密的黑发向后梳，发油抹得很亮，皮肤是橄榄色，面相是古典美男子的面相。他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生计，但似乎并不妨碍他寻欢作乐，而且他穿得也总是很漂亮。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或许租了个房间，或者就住在某个亲戚的阁楼中。祖上的辉煌家产只剩佛罗伦萨城外三十英里的那座“五百时期”[11]的庄园，我从来没有见过，但听说美得让人叹为观止，一个荒废的大花园里立着柏树和檞树，花坛、露台和人造洞穴的边缘都被杂草掩埋，雕像也都倾颓了。蒂托的父亲是个伯爵，就鳏居在庄园里，他还有一个小葡萄园，自己做了葡萄酒卖掉，还会卖自家园中橄榄树榨的橄榄油，这就是他的生活来源。他几乎从来不到佛罗伦萨，所以我没有见过他，但查理·哈丁跟他还算熟悉。

　　“他完美展示了一个托斯卡纳的老派贵族是什么样的，”他说，“年轻的时候他做过外交，有见识，又通人情。那种风度实在太迷人了，听他说一句你好，简直像是受了一份恩惠。他也很会聊天。身上自然是一个铜板都翻不出来的，继承来的一点点财产他都挥霍在赌场和女人身上了，但他承受穷困也那么有气派，就好像钱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他的关心。”

　　“他大概什么岁数？”我问。

　　“要我说，五十左右，但依然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帅的男人。”

　　“哦？”

　　“贝西，你来形容一下。他第一回来这里的时候还跟贝西调过情，后来进展到什么地步我就不清楚了。”

　　“别说傻话，查理。”哈丁太太笑了起来。

　　哈丁太太此时给丈夫使的眼色我见过，一个女人结婚多年之后依然对丈夫颇为满意，才会有这样的神情。

　　“女人都觉得他很有魅力，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贝西说道，“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你这个女人了，当然会觉得得意。但这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游戏，女人要是当真那也确实蠢到家了。但他是真的很帅，又高又瘦，举止潇洒。那双黑色的大眼睛，眼神是流动的，像是少年的眼睛。头发已经雪白，但依旧很浓密，跟他那古铜色的年轻的脸庞互相映衬，简直摄人心魄。他有种沧桑的神色，好像受尽了磨难，但同时又似乎透露着他是如此不凡，你很难想象那种浪漫的感觉。”

　　“他那双流水般的大黑眼睛还盯着一个翻身的机会，”查理·哈丁冷冷地说道，“他绝不会让蒂托娶一个像劳拉这么穷的姑娘。”

　　“她自己就每年有五千美金，”贝西说，“等她母亲走了，她的收入还能翻倍。”

　　“她母亲还能再活三十年，再者说，养一个丈夫、一个公公、两三个孩子，还有重建一座庄园，五千一年经花吗？那个庄园已经破败到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找不出来了。”

　　“我看那孩子爱劳拉爱得死去活来的。”

　　“蒂托今年多大了？”我问。

　　“二十六。”

　　又过了几天，查理回来吃饭。那天难得，午饭没有别的客人，他告诉我在托纳波尼路碰到了克莱顿夫人，说她那天下午要和劳拉还有蒂托一起开车去见他父亲，还要看一下那个庄园。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贝西问。

　　“要我猜，一定是蒂托带劳拉去给老头审核一下，如果通过的话就要求婚了吧。”

　　“他会通过吗？”

　　“绝无可能。”

　　但查理猜错了。参观了房子之后，两位女士被领着在花园里散步。也不知怎么回事，克莱顿夫人突然发现自己走在一个小巷里，身边只剩下了老伯爵。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但伯爵曾在伦敦的使馆里当过一段时间随员，所以英文勉强够用。

　　“克莱顿夫人，您的女儿很迷人，”他说，“难怪我的蒂托爱上了她。”

　　克莱顿夫人不是笨蛋，蒂托带她们来这个世代相传的庄园，她大致也猜到了是什么心思。

　　“意大利年轻人都容易头脑发热，劳拉不是个糊涂的姑娘，不会把他们的关切太当真的。”

　　“我还期盼着她对我这孩子有些动心呢。”

　　“跟她跳舞的还有几个年轻人，我看不出劳拉对谁特别偏爱，”克莱顿夫人的回答多少显得有些冷漠，“我想我应该告诉您，我女儿的收入是很有限的，在我死之前，也不会增加了。”

　　“我也坦率地告诉您，在这世上，我除了这幢房子和它周围的几英亩土地，一无所有。我儿子如果娶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的确生活很难维系。但他不是一个为了发财搜捕结婚对象的男人，他爱您的女儿。”

　　伯爵不只气度高贵，他也知道如何打动人心，克莱顿夫人也感觉到了，态度缓和了一些。

　　“你说的其实也无关紧要，在美国，我们大人不安排小孩的婚事。要是蒂托想娶我女儿，让他自己去问，如果劳拉想嫁的话，大概就会答应的吧。”

　　“要是我没有大大地误会，我儿子此刻应该就在求婚。我全心地希望他能成功。”

　　他们继续漫步向前，很快就看到两个年轻人朝他们走来，手拉着手。刚刚发生了什么不难猜想。蒂托亲吻了克莱顿夫人的手，和父亲的两侧脸颊。

　　“克莱顿夫人，爸爸，劳拉已经同意成为我的妻子。”

　　订婚的消息在佛罗伦萨的社交圈里引起不小震动，当时办了好几个派对，恭喜这对年轻人。明显看得出蒂托很爱劳拉，但劳拉有多爱蒂托就颇难揣度了。蒂托那么英俊，人又活力四射，还那么深情，很有可能劳拉也是爱他的，但她又是那种不显露感情的姑娘，还是原来的样子：平和、亲切、正经、友好，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我也想过，劳拉接受蒂托的求婚，其中多少是因为他那个了不起的姓氏，带着那么多久远的联想，又有多少是因为看到了那幢美好的房子，周围可爱的风景，还有那个浪漫的花园。

　　“不管如何，至少对男方来说，是爱的结合了，”我们讨论的时候贝西·哈丁评论道，“克莱顿夫人跟我说，不管是蒂托还是他爸爸，丝毫没表露出他们关心劳拉有多少钱。”

　　“我赌一百万美金，他们早打听好了劳拉有多少钱，一分一厘都不差，而且算好了换成里拉有多少。”哈丁说罢还哼了一声。

　　“你这老头太可怕了，亲爱的。”她说。

　　哈丁又哼了一声。

　　我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佛罗伦萨。婚礼办在哈丁家里，来了好多人，享用他们准备的食物，喝他们的酒。蒂托和新娘在卢佳诺街找了一个公寓，老伯爵又回了他在山里的那座孤独的庄园。我再去佛罗伦萨已经是三年之后，而且只能待一个礼拜。那次还是住在哈丁家里，问起一些旧友，想起了劳拉和她母亲。

　　“克莱顿夫人回旧金山了，”贝西说，“劳拉和蒂托跟伯爵一起住在庄园里。他们过得很幸福。”

　　“生孩子了吗？”

　　“没有。”

　　“往下讲啊。”哈丁说道。

　　贝西瞪了丈夫一眼。

　　“这么多年了，从来想不通，我是怎么跟一个我这么讨厌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她说，“他们夫妻放弃了卢佳诺街的那套公寓。劳拉花了好多钱整饬庄园，之前连个卫生间都没有，她还装上了中央供暖，又买了好多家具，总算像个能住人的地方了；然后，蒂托打扑克输了不大不小一笔钱，也是可怜的劳拉填上的。”

　　“他不是有工作吗？”

　　“不算什么正经工作，后来也没干了。”

　　“贝西的意思是，他被解雇了。”哈丁补充道。

　　“反正，长话短说，他们想着住在庄园更省钱，劳拉也觉得这样蒂托就不会做荒唐事了。她自己很爱那个花园，打理得美极了。蒂托把她当女神一样，老伯爵也很喜欢儿媳。所以，结局还是皆大欢喜的。”

　　“那可能有件事还得说，那就是蒂托上周四来了，”哈丁说，“打牌打得像个疯子，我不知道他最后输了多少钱。”

　　“查理，你真是的。可他不是答应过劳拉再不赌钱了吗？”

　　“赌徒做的这种承诺怎么可能守得住。这次也会跟上回一模一样。他会痛哭流涕，说自己怎么爱她，说这笔欠债事关荣誉，要是还不上他只能一枪毙了自己。然后劳拉就会跟之前一样替他还钱了。”

　　“他就是性情太软了，可怜的蒂托，除此之外你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跟大多数意大利丈夫不一样，他绝对忠于自己的爱人，而且一点坏心思都没有。”她朝哈丁看了一眼，似乎带着一点故作沉痛的意思，说道：“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男人是完美的丈夫。”

　　“你最好赶快开始物色起来了，亲爱的，否则就太晚了。”他微笑地跟妻子逗趣。

　　告别哈丁夫妇之后，我回了伦敦，跟查理·哈丁有书信交流，但并不规律。大概一年之后，我收到了他一封信。跟往常一样，告诉我上次来信之后他做了些什么，提到他去了一次蒙特卡蒂尼[12]，享受那里的温泉浴场，还跟贝西去罗马见了一些朋友。他还提起那些我在佛罗伦萨认识的人，谁谁谁买了一幅贝利尼[13]，哪家的太太去美国跟丈夫离了婚。接着他写道：“想必你也听到迪桑皮特罗家的事了。我们都很震动，一天到晚都在聊他们。劳拉这个可怜的姑娘非常伤心，而且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警察也不体谅，反复在问她问题。自然的，我们把她带到这里来照顾了。蒂托下个月受审。”

　　我全然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所以立刻回信问他。哈丁的回信很长，讲的事情非常可怕。我尽量简单地把残忍的事实陈述出来，不添加多余的细节。下面的内容一部分是哈丁的那封信，还有一部分是我两年之后又去哈丁家他跟贝西当面告诉我的。

　　伯爵和劳拉相处，从一开始就很融洽；看到父亲和妻子一下成了亲密的好朋友，蒂托也很高兴。他对父亲的爱不亚于对自己的新婚妻子。父亲来佛罗伦萨多了起来，这也让蒂托很开心。那个公寓有个备用的房间，有时候父亲会住上两三晚。伯爵会跟劳拉一起去古董店挑拣可以放进庄园的东西，一起跟老板讨价还价。那幢大房子里本来只见大理石地板和空旷的房间，让人感觉极是凄凉，在古董店里伯爵不仅懂行，言谈也进退有度，一件一件家具和摆设放进去，很快庄园就像是一个温馨的住处了。劳拉热爱园艺，和伯爵花了很多时间规划、设计，再监督工人重塑花园昔日的荣光，那种久远的美几乎让人心生敬意。

　　蒂托经济上遭遇难关，他们只能放弃佛罗伦萨的那个公寓，劳拉倒看得很淡，她那时候已经厌倦了佛罗伦萨的社交圈，能住到丈夫祖传的豪宅里，她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但蒂托喜欢城里的生活，日后只能远远待在庄园里让他黯然，可他又不好抱怨，要不是自己干的蠢事，本不需要这样削减开支。好在汽车没有卖掉，趁父亲和劳拉忙得难以分心，他就可以开远路去找乐子，其实他们未必不知蒂托时不时会去佛罗伦萨的俱乐部小赌几把，但也乐于睁一眼闭一眼了。一年过去。这时候，他有种挥之不去的朦胧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但也说不清缘由。一个不自在的地方是劳拉似乎不像最初那样喜欢他了，再者，有时候父亲好像对他颇不耐烦。父亲和劳拉之间总有很多话说，但蒂托一直觉得自己被排挤在谈天的边缘，就好像他只是个小孩，大人在说一些大人的事，他就该安安静静坐着不要出声。他很多时候都意识到自己出现时，父亲和劳拉并不欢迎他，没他的话两人会更自在。蒂托了解父亲的过往，知道他有怎样的名声，但心里升起的怀疑是那样可怕，他立马就会消灭这种想法。可有时候，他确实捕捉到父亲和劳拉间的眼神交流，让他惊惶，父亲眼里是温柔的占有欲，妻子的眼里是一种情欲上的心满意足。他若是在另两人之间看到这样的眼神，必定会认为他们就是情人。但他不能也不愿相信父亲和劳拉间有什么，确实，挑动女子的芳心是伯爵的本能，他那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劳拉也很有可能为之所动，但这是两个他深爱的人，想象他们之间有那样罪恶的，几乎是乱伦的关系，只是片刻的想象也让蒂托难以承受。有一点他很肯定，就是劳拉只以为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是一个婚姻美满的年轻妻子对公公正常的爱，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她不应该再与父亲天天待在一起了，提出他们应该住回佛罗伦萨。劳拉和伯爵都对这个提议大为震惊，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劳拉说她砸了这么多钱在庄园上，把它改造得这么宜居，不可能再搬进城里一个凄惨的公寓，再说也负担不起。夫妻俩吵了起来，蒂托越来越激动。劳拉说了一句什么话，在他听来，是劳拉在抱怨她之所以搬到庄园来住，还不是为了让丈夫免受诱惑。又要提起他在牌桌上输掉的钱，让蒂托非常恼火。

　　“你总用你的钱来羞辱我，”他的语气非常激烈，“我没那么笨，我要是为了钱才结婚，找的肯定不会是像你这么穷的女人。”

　　劳拉脸色煞白，朝伯爵望了一眼。

　　“你没有权利跟劳拉这样说话，”他说，“像个没教养的无赖。”

　　“我在跟我的妻子说话，谁也管不着。”

　　“你错了，只要在我的屋子里，你必须尊重你的妻子，这是她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

　　“需要你教我如何待人的时候，父亲，我会通知你的。”

　　“你太没有规矩了，蒂托。我请你离开这个房间。”

　　伯爵看上去非常严厉，又格外尊贵，蒂托虽然怒火中烧，依然有些害怕。他噌地站起来，冲出房间，重重地甩上了门。他开车去了佛罗伦萨，那天赢了不少钱（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庆祝赢钱喝酒还喝过了头，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庄园。劳拉又成了她最平和、友善的样子，不过他父亲倒有些冷冷的。谁都没有提起前一晚的事情。不过自那以后，情况更糟了。蒂托整日阴沉着脸，时常发脾气，伯爵对他多有挑剔，两人就交换些尖利的言辞。劳拉并不介入，但有次父子俩吵得格外凶恶，蒂托感觉事后劳拉一定去说情了，因为自此他再也无法惹恼父亲，就好像他只是个任性的小孩，只能多些耐心和包容。他认定劳拉和父亲一定勾结了起来，这种疑心根本无法遏制。劳拉还一如她往日那般善解人意，跟蒂托说，他在乡下待久了一定非常枯燥，让他可以多去佛罗伦萨见见朋友，这自然让蒂托的疑心变本加厉。

　　他很快下了结论，认定劳拉这套说辞只可能是为了让他多出门。他开始监视父亲和劳拉。知道两人在某个房间，他会突然进门，以为会看到某些暧昧的姿势，或跟踪他们到花园里某个隔绝的角落。他们聊的始终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听不出有什么忧扰。劳拉见到他出现，也笑得很舒心。这种猜疑太折磨人了，但他就是指认不出到底哪里不对。他开始喝酒，变得神经质，非常容易生气。想证明他们越界，他没有证据，一点证据都没有，可又骨子里深信不疑，这两人一定用了什么方法把他蒙蔽了，那一定是非常惊人、非常恶心的手段。他日以继夜地琢磨这件事，觉得自己都要疯了。心里那团痛楚的暗火快要把他整个人焚烧殆尽。有次去佛罗伦萨，他买了一把手枪，那件事他心里早没了疑问，只要拿到证据，他一定把那两人都杀了。

　　我不知道最后的灾祸是如何引发的。从审讯记录中，我们只知道蒂托那一晚实在承受不住煎熬，冲到父亲房间里去开诚布公地对峙。伯爵讽刺他、笑话他，两人猛烈地争执，蒂托掏出手枪，开枪把伯爵打死了。然后他颓然倒在父亲尸体上，哭得歇斯底里。枪声反复响了好几下，劳拉来了，仆人也蜂拥而至。蒂托跳起来，抓起手枪，后来听他自己说是想自杀，但他太犹豫，其他人手脚太快，把枪夺走了。他们报了警。蒂托在监狱基本都在哭，他不吃东西，只能强行喂他；他告诉审问他的地方法官，杀人是因为父亲与他妻子私通。劳拉不知被讯问了多少遍，发誓和伯爵之间只有天然的亲情，再无其他。对佛罗伦萨的民众来说，这起谋杀确实太惊悚了。意大利人都确信劳拉有问题，但她的英国、美国朋友，都无法相信她做得出蒂托指控她的罪行。他们到处跟人说蒂托太神经质，醋意攻心，失去了理智，而且在这方面太蠢笨，自己妻子那种美国人的松弛，却被他当成了罪恶的情欲。蒂托的指控表面上看也确实荒唐。卡洛·迪桑皮特罗比劳拉年长快三十岁，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丈夫这么年轻、英俊，又这么爱她，谁能想象这个女子会和公公生出什么感情呢？

　　劳拉跟法官和蒂托的辩护律师见面，哈丁也在场。那些律师决定以蒂托精神错乱为由来申辩。辩护方找来的专家检查了之后认为他精神确实不正常，控方找来的专家检查之后认为他精神正常。有一个事实证明他的罪行是有预谋的：他三个月之前就买了那把手枪。后来又发现他欠债累累，债主们都在逼他；他没有别的出路，唯有卖掉庄园才有可能送走债主，而父亲一死庄园就归蒂托所有了。意大利没有死刑，但有预谋的杀人犯会被终身单独囚禁。开庭的日子就要到了，那些律师又来找劳拉，说现在只剩一个办法才能救蒂托，那就是劳拉在法庭里承认和伯爵有私情。劳拉脸上霎时惨白。哈丁拼了命地反对，说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要求劳拉去做伪证，毁了自己的名声，救那个不成器的赌棍和醉鬼，最初嫁给他已经是大不幸了。劳拉沉默了一会儿。

　　“好吧，”她终于说到，“既然只有这样才能救他，我可以。”

　　哈丁想要劝阻，但劳拉心意已决。

　　“如果蒂托要在牢房里一个人度过余生，我心里也永远不会安宁的。”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开庭之后，她被传唤到法庭上，宣誓之后陈述公公和她保持了一年多的情人关系，法官宣布蒂托精神失常，送去了精神病院。劳拉本想判决出来立马离开佛罗伦萨，但意大利开庭之前的程序太繁琐，这时候她已经快要生产。哈丁夫妇无论如何请她临盆前留在他们家。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但只活了二十四小时。她往后的打算是先回旧金山，找到工作之前先住在母亲那里。之前蒂托的挥霍和她在庄园上花的钱，再加上后来打官司的开销，她确实处境艰难。

　　这些事大部分是哈丁告诉我的；不过有一天他去了俱乐部，我和贝西两个人喝茶，又聊起了这桩悲剧，贝西说：

　　“你知道吗，查理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因为有些事他也不知道。是我一直没跟他说。男人有些时候是很奇怪的，比女人更容易受惊吓。”

　　我耸了耸眉毛，没有接话。

　　“劳拉临走前我们聊了一次，她情绪很糟，我以为是为夭折的宝宝伤心。我想说些宽慰她的话。‘孩子没了你也要想开些，’我说，‘考虑种种因素，或许这也不算最坏。’‘为什么？’她说。‘你想啊，这可怜的小孩有一个杀人犯父亲，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朝我看了一会儿，往日里那种平静的神色里也总带着一丝不寻常，那天也是一样。你猜她接下来说了句什么。”

　　“完全猜不到。”我说。

　　“她说：‘你为什么认为他父亲是一个杀人犯呢？’”

　　“我只觉得血气上涌，脸一定红得跟雄火鸡一样了。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劳拉，你在暗示什么啊？’我问。‘你也去了法庭，’她说，‘我不是说么，卡洛是我情人。’”

　　贝西瞪着我，那时她想必也这么瞪着劳拉。

　　“然后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还能说什么？什么都没说。我倒也未必就真的是被吓坏了，只是觉得很困惑。劳拉看着我，不管你信不信，我很肯定她眼神中调皮地闪了一下。我觉得自己蠢透了。”

　　“可怜的贝西。”我微笑着说。

　　可怜的贝西，此刻我想起那段奇异的往事，又这样自言自语了一句。她和查理离世也好多年了，他们的死夺走了我在世间两个真挚的朋友。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怀曼·霍尔特载我在路上开了很久。

　　格林家的餐会定在七点，我们正好准时到了。既然忆起了劳拉是谁，我自然无比好奇地想要再次见到她。进了客厅，怀曼确实没有夸张，这是把平平无奇演绎到了极致。确实住在里面没有哪里不舒服，但却也找不到一丝主人的个性，这套房子简直像是原封不动邮购来的。它的毫无生趣堪比一间政府的办公室。经过介绍，我先是见过了男主人贾斯帕·格林，又认识了他的弟弟埃默里和埃默里的太太范妮。贾斯帕·格林身材魁梧，有些发福，满月似的圆脸，一头乌黑的蓬松头发又粗硬、又杂乱，惹人注目。他戴着一副塑胶镜框的大眼镜。我吃惊的是他的岁数，太年轻了，最多三十出头，所以要比劳拉小二十岁左右。他的弟弟埃默里是个作曲家，在纽约一个学校里教音乐，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的妻子是个漂亮的年轻演员，目前暂时没有工作。贾斯帕·格林调了几杯鸡尾酒，除了苦艾酒加多了那么一点点，已经很过得去了；然后我们坐到了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得很开心，甚至有些喧闹。贾斯帕和他弟弟说话都很大声，而他们三个（两兄弟和弟媳）都非常健谈。他们互相打趣，讲了很多笑话，也笑了不少；他们聊了艺术、文学、音乐，还有戏剧。我和怀曼有机会的时候就插两句话，虽然这样的机会很罕有；劳拉甚至不找这样的机会。她坐在桌子一头，一派宁静祥和，听着这些不经过大脑的胡话，嘴角是宽厚的微笑，显得乐在其中——要提醒的是，那些不是愚蠢的胡话，他们说的东西都很聪明又时髦，但依然是胡话。劳拉的态度里透露出一种母性，奇怪的是却让我想起阳光下一只毛皮锃亮的腊肠犬[14]，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周围她自己那窝活蹦乱跳的小狗，目光慵懒却又警觉。我当时在想，这些关于艺术的闲扯在劳拉听来，跟她记忆里那些鲜血和情爱相比，也太空洞了，只是不知这样的比较会不会在她心头闪过？或者，她记忆里也早没了那些事情？时间毕竟久远，可能只像一场噩梦了。或许这些平庸的装潢是她努力遗忘的一种方式，而身处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是对她心灵的一种放松。或许贾斯帕那种聪明的愚蠢让她觉得舒服。经历了那样撕心裂肺的惨剧，乏味至少没有意外，正是她想要的。

　　怀曼是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权威，可能因为这一点，大家聊着聊着转到了这个领域。之前我就发现贾斯帕·格林喜欢在各种话题上颁布律法，现在他做了如下论述：

　　“我们现在的戏剧全完蛋了，因为我们的戏剧家不敢去处理激烈的情绪，而写悲剧没有这样的主题是不行的，”他说话声音很洪亮，“十六世纪，他们材料丰富，各种夸张的情节和凶残的主题都很适用，于是他们就写出了伟大的剧本。那我们这些剧作家要到哪里去找主题呢？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骨子里太淡漠、太逆来顺受了，这样提供的素材剧作家就算用了也写不好，所以他们很悲惨，只能整天去写一些上流社会是怎么聊天的，实在无关痛痒。”

　　我又在想，这些话劳拉会怎么看，但我很小心地避免与她眼神交汇。这些人如果要听，劳拉就有一个故事可讲，里面是不伦之恋、妒忌和弑父，足以给一个莎士比亚的继任者发挥了，但如果他真的要用，写到结尾处，我想他肯定觉得有必要再往台上横一具尸体。而劳拉的那段故事，只论我所知晓的结局，固然是出乎意料，不但略嫌怪诞阴森了，却又悲凉地未脱常理。现实生活总是这样草草收场[15]。我也思考过，她何必如此费力地要和我这个旧相识重新往来，当然，她没有什么道理会推断出我知道那么多，或者她凭直觉就相信我不会出卖她，而这种直觉就很正确，又或者我即使说出来了她也无所谓。她静静地听着三个年轻人兴奋的唠叨，我时不时偷偷看她友善、亲切的面容，但什么也读解不出。若非我确知有那么一段历史，必然要打赌这位女士一生波澜不惊，从来没受过什么不祥之事的侵扰。

　　那一晚就那样结束了，我的故事也讲完了；但怀曼和我回到他家之后还发生一件小事，我把它记一下只是为了有趣。我们打算睡觉前喝瓶啤酒，就到厨房去取。门廊里的时钟响了十一下，这时电话响了。怀曼接完电话回来，低声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什么那么好笑？”我问。

　　“是我一个学生。学校是不许他们十点半之后打电话给老师的，但他太心神不宁了，问我罪恶是如何来到世间的。”

　　“你解答了吗？”

　　“我跟他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6]也为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心神不宁，所以他不管如何焦躁，这件事还是得靠自己琢磨。我说等他找到了答案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不管多晚——就算凌晨两点也不要紧。”

　　“我想你可以有很多个长夜不用担心会接到他的电话了。”我说。

　　“不瞒你，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他微笑道。

　　注释

　　[1] 收录于194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环境的产物》。

　　[2] Atlantic City，美国新泽西州东南部城市。

　　[3] Cubism，二十世纪初期毕加索等人在巴黎首创的视觉艺术风格，放弃透视法，用几何形状同时表达多个视角和维度。

　　[4] Pavel Tchelitchew（1898—1957），原文作Tchelicheff，俄罗斯出生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舞美设计师，最有名的是用几何图形刻画人的头部。

　　[5] 托纳波尼路（Via Tornabuoni）是佛罗伦萨著名的购物街，被誉为“佛罗伦萨的会客厅”；多尼咖啡馆（Gran CafféDoney）是这条街上的著名咖啡馆，十九世纪末开张，1986年停业。

　　[6] Scaloppini，特色意大利菜，用牛肉、鸡肉做成薄片，配以佐料煎炸。

　　[7] Chianti，基安蒂是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葡萄酒产区，经典基安蒂酒是意大利最高档的葡萄酒之一。

　　[8] Inferno，但丁所作《神曲》的第一部。

　　[9] Uf?zzi，佛罗伦萨的艺术博物馆，藏有世界上最精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Uf?zzi”本意“办公室”，十六世纪末建造时本用于行政、法律机构；1769年作为博物馆开放。

　　[10] Baedecker，应指十九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发行的旅行指南。

　　[11] 意大利人用“五百”（Cinquecento）指代1500年至1599年，是文艺复兴高度发达的一个时期。

　　[12] Montecatini，意大利中部小镇，温泉旅游胜地。

　　[13] 贾科坡·贝利尼（Jacopo Bellini，1400—1470）和他的两个儿子（Gentile Bellini和Giovanni Bellini）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重要画家。此处所指不详。

　　[14] 德国种小猎狗，身长、腿短，适于追逐獾、狐等。

　　[15] 此处直译应作：“现实生活更多时候以爆炸的巨响了结，而不是一声呜咽。”借用了艾略特《空心人》（The Hollow Men）的结尾：“世界就这样结束/不是一声爆炸的巨响（a bang）而是一声呜咽（a whimper）。”

　　[16] St.Thomas Aquinas（1224/1225—1274），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罪恶问题”是神学中的重要命题，托马斯·阿奎那的解决方案大致是不把罪恶看成实在的力量，而只认为它是善的缺失。 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