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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n with a Conscience[1]

　　圣劳伦杜马罗尼[2]地方不大，但是很整洁，很漂亮，井井有条，这里的市政大厅和法院放到很多法国小镇都会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街道宽阔，路两边的大树让人感激地投下树荫。这里的房子都像是刚刷过一遍涂料，很多掩映在小小的花园里。花园都好看，有棕榈树和凤凰木，美人蕉炫耀着明艳的色彩，变叶木果然花样繁多，紫色和红色的九重葛开到难管难收，仿佛一场暴乱，而木槿花漫不经心地挥洒着自己的美，那种无所谓的感觉简直有些做作。法属圭亚那有一大片流放地，而圣劳伦杜马罗尼是中心，在码头下船，不出一百码就是牢房营地的大门。而那些热带花园中悦目的小屋都是监狱管理者的住宅，街道之所以整洁漂亮，是因为不缺罪犯打扫。有一天我跟一个不太相熟的朋友走在其中一条街上，遇到一个年轻人握着一把锄头站在路边，他戴着圆草帽，穿着囚犯那身粉红条纹加白条纹的制服，什么都没干。

　　“你怎么在偷懒？”跟我同行的人问道。

　　那个年轻人鄙夷地耸了耸肩。

　　“看到那簇草了没有，”他回答，“我有二十年的时间去把它铲掉。”

　　这里分布着好些个牢房营地，圣劳伦杜马罗尼这个小镇就在它们中心，其实没有这些营地，也就没有小镇。镇上的营生基本也是靠监狱活着，比如店铺大多是中国人开的，顾客就是狱卒、医生，还有无数跟罪犯流放相关的官员。街道少见人影，一向安静。可能在你面前走过一个夹着公文包的人，其实是正替政府做事的罪犯；另一个罪犯拎着个篮子，可能在某户人家里当仆人。有时候你碰到一小群囚犯，就一个狱卒领着，可能正从监狱来，或者回营地去，散漫地走着，也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监狱大门从早到晚开着，囚犯出入都很随便。镇子上你看到那些不穿囚服的人，很有可能已经出狱，但判决里规定他还要在流放地待若干年，又找不到工作，上顿不知下顿，或许正用朗姆酒把自己灌死，这种酒虽然便宜，但酒劲不小，当地人叫“塔菲亚”[3]。

　　圣劳伦杜马罗尼有一家酒店，我吃饭基本就在这里。常客的脸我很快都看熟了，他们只坐自己的那张小桌子，一言不发地吃完饭就走。管酒店的是个黑人女子，跟她住在一起的男人曾经是个囚犯，现在是酒店唯一的服务员。这片殖民地的总督住在卡宴[4]，来之前告诉我，这里有个木屋是他的，我可以随便用，所以晚上我就睡在那里。有个阿拉伯老头照看着这个木屋，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白天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见他的祷告声。监狱长派给我另外一个囚犯，说可以帮我铺床叠被、打扫房间，还能帮我跑腿。这两个人都是被判了终身徒刑的杀人犯，但监狱长说我可以完全信任这两个人。他们的确都是光明磊落的大好人，我什么东西都不用藏，但我也不瞒读者，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把门锁好，把遮阳板插上，毫无疑问是犯傻，但我睡得更安心。

　　我是带着介绍信来的，流放地的总督和圣劳伦杜马罗尼营地的监狱长都尽心为我效劳，让我此次行程不只轻松惬意，还收获颇丰。这里不会把我的所见所闻都一一记录下来，我不是记者，法国人给自己的罪犯设计了这样一套体系，我也没有义务攻击它或为它辩护。更何况这个体系已经被判了死刑，很快罪犯就不会被遣送到法属圭亚那，不用再罹患那些天气引起的疾病，也不用在满是烟瘴的雨林中劳作，不用再承受无名的羞辱，不用再失去希望，颓败，消亡。但我只想说，我的确没有见到肉体上的暴行，不过罪犯刑期终结时，我也没有发现政府有任何措施把他们塑造成有用的公民。他们精神上的安康被完全忽略了。本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提升他们的文化程度，组织一些体育活动让心情得以排遣，但这样的事我完全没有听说。我发现这里没有图书馆，囚犯一天劳苦之后，连看看书的机会都找不到。这样的生存状况只有性情最坚韧的囚犯才能挺过去，这样的粗暴可以把绝大多数人摧残到只剩麻木与绝望。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为了无力减轻的痛苦而折磨自己，多半是虚荣在作祟。我要做的是讲一个故事。我也很明白，人性，即便可知的那些部分，也无法尽知；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它永远都为你备好了一份出其不意。第一次到牢房营地，我只觉得迷惑、讶异、恐惧，但这些最初的冲击过去之后，我的想法又转向那些我感兴趣的问题，觉得不妨探究一番。首先应该告知读者，圣劳伦杜马罗尼的囚犯之中，四分之三是因为谋杀到这里来的。这并非官方的数字，我无意中提升了比重也有可能，但每一个囚犯都有一本小册子，里面记着他的罪行、他的判决、他遭过的刑罚，或者政府觉得有必要记上一笔的讯息；我翻阅了大量这样的小册子，才有了上面的估算。我想到在这里见过的那些人，可能在店铺里忙碌，可能在宿舍的外廊上休息，可能在街上散步，但如果是在英格兰，他们之中很多、很多人都已经被处决了，这一点确实给我很大震动。我发现他们都很愿聊起把自己发配至此的那些罪行，我有自己关心的重点，花了大半天的时间钻研了激情犯罪这件事，我想知道一个男人到底为什么会杀他的妻子或女友。之前我总觉得只用妒忌或者名誉受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他们给了我一些不同寻常的解答，其中一条在我听来还很幽默，那是一个木匠店里的工人，他切开了妻子的喉咙，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耸了耸肩说：“Manque d’entente。”他的口吻是如此随便，只能把这句话如此翻译：我们合不来。我忍不住要指出，若是男人普遍把这样的体会当成杀妻的充分理由，我们女性同胞的死亡率恐怕会触目惊心。我给很多犯人提了很多问题，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罪行背后往往都关乎经济；他们杀死妻子或情人不止出于妒忌，不只因为对方出轨、不忠，也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的钱包有所影响。女人投向别的伴侣有时会造成经济损失，说到底这才让某些男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或者，他自己缺少资金满足其他欲望，受害者是他独自占有某笔财富的障碍，才让他动了杀心。我的论断不是说男人从不会因为爱被践踏或名誉受损而杀死他的女人，而只是在这些特定的案例中，我给出我的感悟，作为一点点体察人性的边角料，要从其中提取什么普遍规则就太不自量力了。

　　还有一天我花在良知这个课题上。道德家试图说服我们，人类决定如何行事之时，良知是最强大的因素之一。现如今因为理智和同情，地狱的火焰已经沦为可恶的谣言，很多仁人志士开始推举良知，觉得这才是引导人类走上正途的最要紧的护卫。而莎士比亚说，它让我们都成了懦夫。小说家和剧作家都给我们描述过恶人遭受的种种心痛，良心被谴责时的那种煎熬，那些随之而来的不眠之夜，都被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在他们笔下，因为良知，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被荼毒，生命变得如此不堪忍受，败露和惩罚倒成了让人感激的解脱了。我经常怀疑这样的状况有几分是真的。道德家是带着私心的人，他们必须要从故事里得出教育意义。他们以为一件事只要说得多了，大家就会相信；当他们觉得什么东西更可取、更合心意时，往往就容易堂而皇之地宣扬它本来就是如此。听他们说，罪恶的报应是死亡，但我们都明白其实未必。像剧作家和小说家这样的虚构作者，一旦握有什么好用的主题，往往用起来就不会在意是否与现实生活相符。有些关于人性的陈述算是成了众所周知之事，大家都觉得是不言自明的。就像多少代的画家都把阴影画成黑的，直到印象派终于抛开了预设，画出他们所看到的阴影，我们才发现原来它们是有颜色的。有时候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良知是一个人道德感高度发达时才表现出的一种心态，只有大仁大义之人才容易受它感召，而这样的人本就不大会干出什么需要深深自责的恶行。大家一般都认可，谋杀是滔天大罪，在各式各样的罪人中间，杀人犯是最该良心不安的。据说，被杀之人会阴魂不散地纠缠在他可怕的噩梦中，而对暴行的记忆则在漫漫白日让他饱受煎熬。我一直想探究实际情况是不是真的如此，这次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如果真发现了懊悔和愁苦，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揣测，但跟我聊天的那些人里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情绪。有些说回到当时，他们还是会那样做。他们不知道自己一个个都像是决定论的信奉者，总之在他们看来，那些行为不受他们控制，是命里注定的。有几个似乎觉得犯下罪行的那个人跟他自己没什么关系。

　　“年轻的时候人都挺傻的。”他们说的时候还带着轻描淡写的手势，或者给你一个自惭形秽的微笑。

　　还有一些人会说要是他们知道要承受这样的惩罚，当时就收手了。而对于那个被凶残剥夺生命的人，我发现罪犯之中没有一个感到遗憾，对于死者，他们的冷漠就跟例行公事之中要杀的一头猪那样。那岂止不是悲悯，更多的是一种愤怒，因为要不是那个被杀的人，他们也不会被囚禁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上。只有其中一个囚犯，我能从他心里察觉某种可以称之为良知的东西，他的故事太不寻常了，值得从头讲一遍。在这个案例中，照我的理解，犯罪的动机就是懊悔。他们囚犯的号码都会印在那件粉白相间的囚服胸口，我留意过，现在想不起来了。他的名字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没有说，我也不想问。这里我们把他叫作让·夏尔万。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监狱长第一次陪我去营地的时候。我们走到的那个院子周围不是惩戒用的牢房，而是一些单人间，留给表现良好的囚犯，他们可以申请。对于那些觉得牢房里人挤人实在恶心的囚犯来说，这些房间是很抢手的。我去的时候大多数都空着，因为住在这里的人一般都有工作。让·夏尔万则在他的房间里面，门开着，看得到他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着什么。监狱长喊了一声，他就走了出来，我往牢房里看，里面有一张固定的吊床，罩着一个泛黄的蚊帐，旁边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他的各式物件，一把刮胡子时用的修面刷、刀片、梳子和两三本破旧的书。墙上贴着一些照片，上面的人都很尊贵的样子，还有一些画报上剪下的图片。之前他干活的时候，床就是座椅，面前的桌子上堆满纸张，看上去像是财务报表。夏尔万又高又瘦，身形挺拔，长相英俊，黑色的眼睛很亮，五官线条清晰，带着刚强之气。他出来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头深棕色的长发，带着自然卷很漂亮。这就已经让他和别的囚犯不同了。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得很短，而且手艺太糟糕，一个个头都沟壑分明，让人一下子就显得很邪恶。监狱长跟他交代了一些正事，正要走的时候亲切地补了一句。

　　“我看你头发已经长得很好了。”

　　让·夏尔万脸红起来，微微一笑。他的笑是少年的笑，颇为动人。

　　“现在还不太对劲，恐怕还要再留一段时间。”

　　监狱长让他回牢房，我们也走了。

　　“这家伙人很不错，”他说，“现在帮着财务部干点活，被批准可以留头发，他高兴坏了。”

　　“他是怎么到这里的？”

　　“杀了他妻子。不过只被判了六年。这人脑子聪明，也能干活，他没事的。本来家室就很显赫，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之后我就没有再想起让·夏尔万，但碰巧第二天在路上碰到了他迎面走来，手臂下面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要不是身上的囚服，再加上一个丑陋的圆草帽盖住了他一头漂亮的头发，你会以为这就是一个年轻律师正赶去法庭。他不慌不忙迈着大步，那种轻松的气度，简直可以称之为潇洒。他认出了我，脱帽跟我打招呼。我也停了下来，为了找句话说，问他这是要上哪儿去。他说从总督的办公室送一些文件去银行。他的脸上有种坦率让人看着舒服，眼睛确实长得好看，闪耀着善良的光。我想他真的是血气方刚，所以不管身处什么地位，周围又是怎样的环境，生活都不只可以忍受，甚至可以享受。你若是当时见到他，或许以为这就是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

　　“我听说你明天要去圣让。”他说。

　　“对，好像要天一亮就动身。”

　　圣让也是个牢房营，离圣劳伦十七公里，关的都是惯犯，一般都是屡次坐牢之后终于被判流放。他们大多是小偷小摸之人、造假者，还有大大小小的诈骗犯，诸如此类，圣劳伦的囚犯一般罪行要严重得多，所以看不起圣让的人。

　　“去看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让·夏尔万说，笑得还是那么真诚、迷人，“但你放皮夹的口袋一定得扣好了，只要给他们机会，你身上的衬衫也能被偷走。圣让那边藏污纳垢，全是混蛋！”

　　那天下午，我等白天的暑气差不多散去了，坐到我卧室前面的外廊上看书，而且百叶帘也放了下来，不算很热。我那位阿拉伯老头赤脚走上台阶，用磕磕绊绊的法语告诉我监狱长派人来找我。

　　“带他过来。”我说。

　　没过一会儿那人就到了，结果是让·夏尔万。监狱长让他捎一条消息给我，关于明天去圣让的事。话带到之后，我请他坐下来跟我一起抽根烟。他戴了块便宜的腕表，抬手看了一眼。

　　“我正好还多出几分钟，很乐意陪你坐一会儿。”他坐下来，点着了我递过去的烟。他朝我看看，微笑的时候目光柔和。“你知道吗，判刑之后，这是第一回有人请我坐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埃及的。我已经三年没抽过埃及烟了。”

　　这里的囚犯要抽烟的话，可以买蓝色方形包装的烟草，自己卷烟，只是那种烟草口感非常辛辣、粗糙。他们帮你干活不能收钱，但你可以送他们烟草，所以我已经买好了很多包以备不时之需。

　　“觉得味道怎么样？”

　　“人是什么东西都能适应的，不瞒你说，我的舌头已经完全被污染了，还是更喜欢我们这儿能抽到的烟。”

　　“我给你拿两包。”

　　我进自己房间取烟草，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在看我放在桌上的书。

　　“你喜欢看书？”我问。

　　“很喜欢，在这里我最痛苦的应该就是没有书看吧，能弄到的几本我只能一遍一遍地反复读。”

　　我自己也算个书痴，任何匮乏都不像缺书那样难以忍受。

　　“我的书袋里有几本是法文书，我有空就找出来，如果你能什么时候再过来一趟，喜欢的话可以拿走。”

　　我的这份礼物也不全是乐于助人；我很想能有机会再跟他聊一次天。

　　“我到时得先拿给监狱长检查，他必须先确认里面没有什么能腐化我思想品质的内容，才会放行。不过他心地挺好，应该不会为难我的。”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微笑中带着一点狡猾，我想我们那位好心而勤勉的监狱长已经被他摸透，很清楚该怎么去讨好。但要说用点社交手腕让自己的日子尽量好过些，确实不能怪他，甚至只能说他聪明。

　　“监狱长对你评价很高。”

　　“他是个好人，帮了我很多，我非常感激他。我之前就是做会计的，他就把我派到财务部门了。我喜欢数字，处理数字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快感，觉得它们有生命，现在我就每天跟数字打交道，感觉好像回到了之前的生活。”

　　“有一间自己的牢房也很开心吧？”

　　“天差地远。跟五十个大男人——都是人间的渣滓——被赶在一起，没有片刻独处的时间，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最糟糕的。之前我家在勒阿弗尔[5]，那是一个小公寓，当然也不起眼，但总算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每天白天都有一个女仆来帮忙。我们过的是很体面的日子。所以跟其他大多数人相比，我要难十倍，他们没见识过好日子，体验过的也就是污秽、杂乱、肮脏。”

　　我提起牢房是希望他聊一聊跟大家住在一起时的生活。从晚上五点到早上五点他们就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这十二个小时里是没人管的；他们告诉我，狱卒若是这段时间里想进去，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八点之后就没有灯了，但他们用沙丁鱼罐子、破布和一点点油做出油灯来，光线虽暗但能看得出打的什么牌。这些人赌博赌得很凶，不止为了好玩，身上都偷藏了一些钱，真有输赢；毕竟都是肆无忌惮、不讲情面的人，自然会起激烈的争执。解决争执的途径是用刀。早上牢房一开，发现有人死了是常事，但不管怎么威逼利诱，没有人会供出凶手。还有些让·夏尔万告诉我的事我没有办法转述。他说有个年轻人是跟他一起从法国出来的，坐的是同一条船，两人还成了朋友。那个年轻人长得好看；有一天他去找监狱长问可不可以一个人住，监狱长问他为什么，他说了原因。监狱长翻了翻记录，告诉他现在单人间都满了，但只要空出来就可以给他。第二天牢房打开，那个青年死在吊床上，肚子被割开了，连胸骨都看得到。

　　“这些家伙都是凶残的畜生，可能刚到的时候还不是那样，但除非出现奇迹，所有人到最后都一样凶残。”

　　让·夏尔万看了一眼手表，站起身，但先是走出几步，然后转过来对着我露出他很有魅力的微笑，说道：

　　“我得走了，你要送我的书我先谢过，如果监狱长批准我就来拿。”

　　在圭亚那，你是不会跟犯人握手的，一个人若是多个心眼，跟你道别的时候会特意保持距离，让你不可能伸手；另一方面，习惯使然，他也可能不小心伸出手来，所以也要排除这种被你拒绝的可能。天知道我是根本不介意和让·夏尔万握手的，但他这么用心地避免我尴尬，让我心头有些刺痛。

　　我留在圣劳伦的这段时间里，又见过夏尔万两次。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而我这里会用自己的话重讲一遍，一是他两次分别讲了一些事我要重新拼凑起来，二来，他没有讲的，我会用想象补充完整。想象应该没有把我带偏，这大概就像一排五个字母的单词，每个词他都只给我三个字母，但很可能大多数单词我都猜对了。

　　让·夏尔万出生、长大都在勒阿弗尔，那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他父亲在海关有份不错的差事。上完学之后，让·夏尔万去服了兵役，回来后找了个工作。在法国，那些所谓发家致富的机会，很多年轻人都会看出其中的凶险，宁可要一份体面的衣食无忧。夏尔万就是这样，他天生对数字敏感，很轻松就在一家大型出口公司的财会部门找到了职位。他不用再担心自己的未来了，从今往后都能有一笔收入让他安逸地生活，虽然谈不上奢华，但和他所身处的阶层是相称的。他工作勤勉，行事端正。跟那一代许多法国青年人一样，他也很会运动，夏天游泳、打网球，冬天骑车，每周有两晚都会去体育馆待几个小时，保持身材。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青年时期，他身边总有一个同龄人，为了讲这个故事方便，我们就叫他亨利·雷纳尔，也是一个海关职员的儿子。让和亨利一起上学，一起运动，一起备考，因为两家人关系也很好，他们还会一起度假；最初跟女孩谈恋爱两个人也是一起，在当地的网球赛里是双打的搭档，还一起参了军。他们从来不吵架，有彼此陪伴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谁也拆不散他们。退伍开始找工作，他们也决定进同一家公司，但这回不太容易，夏尔万努力想让自己那家出口公司也能雇佣亨利，但没有成功，直到一年之后，亨利才找到工作。可那时候勒阿弗尔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萧条，几个月之后，亨利发现自己又成了无业游民。

　　亨利是个很放松的青年人，享受着自己的闲暇，跳舞、游泳、打网球，否则他也不会结识了一个刚住到勒阿弗尔来的姑娘。女孩的父亲是殖民地军队的一个上尉，去世之后母亲带着女儿回到勒阿弗尔，这是母亲长大的地方。玛丽—路易这一年十八岁，那十八年基本都是在东京[6]度过的，给了她某种异国风情，很多一辈子没离开过法国的男青年非常着迷，一开始是亨利，然后是让，都爱上了她。这或许并不意外，可依然算是命运在捉弄人。玛丽—路易是独女，从小教养得很好，母亲除了养老金之外，自己也有积蓄，显然这样的姑娘要追求只能以婚姻为目的。亨利那时候日常开销还全靠父亲支持，他若是向莫里斯夫人（也就是玛丽—路易的母亲）求娶她女儿，完全没有可能成功；但他又整日闲暇，和玛丽—路易相处的机会是夏尔万不能比的。莫里斯夫人算是个常年的病患，所以玛丽—路易和与她年龄、阶层相仿的法国姑娘相比较，管制要少很多。她知道亨利和让都爱着她，两个男生她都喜欢，也享受他们的殷勤，但旁人始终看不出她是否爱上了其中哪一个，也无法分辨两人之中她更倾向谁。她很明白亨利此时的状况是没办法娶她的。

　　“她长什么样？”我问让·夏尔万。

　　“她个子很瘦小，但身形挺好看的，灰色的大眼睛，白皮肤，鼠灰色的头发，她整个人就像只小老鼠。谈不上什么美貌，但有旧时女子娴静的气质，也是一种好看，而且总有种惹人欢喜的感觉。这是个很好相处的姑娘，单纯，不做作，你自然而然会觉得她很可靠，谁能娶她是福气。”

　　让和亨利彼此间没有秘密，让坦白自己也爱上了玛丽—路易，但先认识她的是亨利，两人之间心照不宣，让不能此时再横插一脚。后来，女孩终于做出了选择。有一天亨利在让的公司外面等他下班，说玛丽—路易已经答应嫁给他了，计划是先找工作，一有了着落，亨利的父亲就会去找女孩的母亲，正式提出这桩婚事。这对夏尔万的打击不小，亨利是性情中人，自然忘乎所以地聊起了未来的打算，夏尔万要跟着他高兴、激动、期待，的确不太容易；但两人间的感情太深了，夏尔万心里生不出怨恨，他知道亨利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玛丽—路易这样选择顺理成章。这是他献祭在友谊这座圣坛前的爱情，夏尔万竭尽心力想让自己真诚地接受这个结果。

　　“她为什么没有选你？”我问。

　　“亨利太有活力了。只要一见他，你就知道这是你认识的最开心、最好玩的男孩，那种兴致高昂是能感染人的，有他陪伴你一定不会无聊。”

　　“有劲的人。”我微笑道。

　　“而且有种神奇的魅力。”

　　“他长得好看吗？”

　　“不算很好看，他比我矮，虽然是精瘦，但还是显得有些纤弱；不过他有一张和气的、亲切的脸。”让·夏尔万还是那么怡人地笑了笑。“我说我比亨利好看，真不是因为虚荣。”

　　但亨利并没有找到工作，他父亲养着他游手好闲也看不下去了，写信给每一个他能想到的人，包括法国各地的亲戚、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工作机会给亨利，不管多卑微的都可以。后来他终于收到一封信，是里昂的一个表亲寄来的，说他的公司要招一个人派去柬埔寨的百囊奔[7]，他们在那里有个分公司，需要人手购办当地丝绸。如果亨利愿意的话，那个亲戚可以替他拿下这个差事。

　　跟所有法国家长一样，亨利的父母不希望儿子久居外国，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虽然报酬微薄，但他们还是一致决定，亨利必须得去。亨利自己也并不抗拒。柬埔寨离东京不远，玛丽—路易一定适应那里的生活，亨利老是听她聊起过去，总觉得她很愿意旧地重游。但他万万想不到，玛丽—路易说这世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劝动她回东方去。首先，母亲的身体显然越来越弱，她不可能抛下老人不管，二来，终于在法国安定下来，她决心再不离开这片土地。她很体谅亨利的难处，但心意决绝。他也没有别的出路，父亲无论如何不许他拒绝这份工作，所以亨利真的无计可施，只能去柬埔寨了。夏尔万很不愿见到朋友远行，但听亨利说起这个转折，他就意识到命运待他不薄，心底藏满欢呼雀跃。亨利没有五年是回不来的，如果不是办事不力，还很有可能长久地定居在东方，没有了阻碍，夏尔万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玛丽—路易就会同意嫁给他。他在勒阿弗尔社会地位稳固，向来受人尊重，经济条件也不差，玛丽—路易照顾母亲也方便，这一切都会是说服她的好理由，更何况，她本来就很喜欢夏尔万，没有迷人的亨利在她身边蛊惑人心，这种喜欢没有理由不能转化成爱情。生活一下子变了样。痛苦了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又开心起来，虽然只能说给自己听，但他也给未来制订了宏伟的计划。他再也不用压制对玛丽—路易的爱了。

　　突然他的希望被砸了个粉碎。勒阿弗尔有家船运公司突然空出一个位置来，亨利立马递了一份求职申请，看上去很可能会被接受。公司里的一个朋友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样一来，万事大吉，这家船运公司是那种保守的老派企业，都知道一旦进了那扇门，你一辈子都是他们的员工了。让·夏尔万感到绝望，最糟糕的是他还要把这份痛苦掩藏得很好。有一天他自己公司的领导找他。

　　故事说到这里夏尔万停了下来，眼神中都是烦扰。

　　“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过。我是个讲原则的人，不喜欢骗人，但我这辈子的确干过一件会对我名声有损的事情。”

　　我想提醒读者，让·夏尔万此刻正穿着那件粉红色和白色条纹相间的囚服，胸口印着他的编号，他是因为杀死自己的妻子而被流放至此的。

　　“我想不出来那个主管找我会有什么事，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用锐利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想问你，’他说，‘希望你不要外传，当然，你的回答我也一样会保密。’”

　　“我没有接话，他继续说道：

　　“‘你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我一向是很满意的，假以时日，你很可能会升到公司很高的位置上去，我对你绝对有信心。’”

　　“‘谢谢你，先生，’我说，‘我会一直努力不辜负你的信任。’“‘手头上要问的事情是这样，恩泰尔先生有意聘用亨利·雷纳尔进他的公司。他对员工的品格非常苛刻，尤其这一次的聘用，决不能疏忽。因为亨利·雷纳尔之后要负责给公司的船员分发工资，经手几十几百万的法郎。我知道亨利·雷纳尔是你的挚友，你们两家人也向来亲密，但现在我相信你不会糟蹋自己的名誉，请告诉我恩泰尔先生雇佣这位年轻人是否明智。’”

　　“我立刻就明白了这问题意味着什么。如果亨利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会留下来，和玛丽—路易结婚，如果他得不到这份工作，他会去柬埔寨，娶玛丽—路易的人就是我。我向你发誓，回答问题的人不是我，是有人换上了我的衣服，用我的声音在说话，我嘴巴里出来的那些字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主管先生[8]，’我说，‘我活到现在，亨利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超过一个礼拜。我们一起上学，有了零花钱就一起花，后来到了谈恋爱的年纪，我们也分享情人；之后又一起参军。’”

　　“‘我都知道。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问你这些问题。’”

　　“‘您这样问我很不公平，主管先生。你这是在让我背叛朋友，我做不到；我不会回答您的问题。’”

　　“主管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时常高估自己，以为他很聪明。

　　“‘你答得很好，证明了你的人品，我想知道的也都在其中了。’然后他和善地笑了笑。那时我应该脸色苍白，说不定还在发抖。‘不要慌，青年人，你现在情绪复杂，我能理解。生活中有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一边是诚实，一边是忠诚，当然了，该怎么选没什么好犹豫的，但依然会痛苦。我不会忘记你今天的表现，也代恩泰尔先生感谢你。’”

　　“我退了出来，第二天，亨利收到一封信，说公司暂时不需要他效劳了，一个月之后他登船去了远东。”

　　六个月之后让·夏尔万和玛丽—路易结婚了，本来或许还没有这么快，但莫里斯夫人病情加重，知道自己余下日子不多，她很想看到女儿安定下来。让给亨利去了一封信，把实际情况陈述了一番，亨利的回信很体贴，还恭喜了好朋友。他让夏尔万放心，不用为了他内疚自责，离开法国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玛丽—路易的丈夫了，很高兴娶她的人是夏尔万。他在百囊奔可以找到排遣心情的办法。读这封信，似乎写信的人心情很不错。从一开始，让就宽慰自己亨利这个人性情飘移不定，很快就会忘了玛丽—路易，而手上的这封信似乎说明他已经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他并没有给亨利造成什么不可愈合的伤害，这证明了他当时的决断是对的。可要是他失去了玛丽—路易，肯定活不下去；对于他，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最初的一年，让和玛丽—路易无比幸福。莫里斯夫人去世了，玛丽—路易继承了几十万法郎；但经济萧条，汇率动荡，他们决定先不生孩子，等财务状况明朗一些再说。玛丽—路易很能干，勤俭持家，又能让丈夫感受到温情和体贴，简直无可挑剔；她是个平和的女子，结婚之前，夏尔万觉得这点很迷人，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慢慢意识到平和只是因为她缺乏激情而已，平和之下并没有藏着什么深度。夏尔万之前就觉得她像一只小老鼠，现在觉得那种遮遮掩掩的缄默也像老鼠；她总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非常认真，让人难以理解，又常为了一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忙得没完没了。她有一堆要关心的事，于是那颗精明的脑袋里就放不下别的爱好了。有时候会拿来一本小说读个开头，但很少能花力气把它读完。夏尔万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妻子是个颇为无趣的人，或许为了她干了那件龌龊的事并不值得，这个难受的想法一旦出现，慢慢就让他焦躁起来了。他开始想念亨利。夏尔万也试图宽慰自己，做了的事覆水难收，说那段话的人也并不是他自己，但还是无法平息良心的刺痛。他现在多希望主管问他的时候他不是那样回答的。

　　然后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亨利感染伤寒死了。这对夏尔万来说，是个骇人的打击；玛丽—路易也为之震惊，她去探望亨利的父母，好好地劝慰了一番，但她胃口并没有变差，睡眠也一如往日那般香甜。这种淡然惹恼了夏尔万。

　　“可怜的家伙，他一直都是那么开心的人，”玛丽—路易说，“死的时候他心里一定难受极了。可他为什么要去呢？我早就跟他说，那边气候很差，这一点我特别清楚，我父亲就死在那糟糕的天气上了。”

　　夏尔万觉得是自己亲手杀了亨利。要是他把亨利的好——还有谁比他夏尔万更清楚呢？——全告诉了主管，亨利会拿到那份工作，现在就还好好活在这世上。

　　“我永远也没法原谅我自己，”他想道，“我永远也不会再快乐了。我真是太蠢了，太无耻了！”

　　他为亨利哭泣，玛丽—路易想方设法地安慰他。这真的是个善良的女子，也很爱自己的丈夫。

　　“你不能太往心里去了。说到底，他这一走就是五年，会变得完全不同，你们之间旧日的感觉也找不回来的，会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太多了。他回来的时候，你会非常开心，很乐于见到他，但不出半个小时你就会发现，你们两个根本没有什么可聊的。”

　　“恐怕就是你说的这样吧。”他叹息道。

　　“他太糊涂了，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你是心志坚定、头脑清楚、思维缜密的人，这些他从来就没有。”

　　夏尔万知道妻子在想什么。要是当年她跟着亨利去了印度支那现在会是怎样的境况？一个二十一岁的寡妇，除了她那二十万法郎什么都没有了。这次逃得很侥幸，她庆幸自己当年选得聪明。夏尔万收入很不错，这样的丈夫是会让妻子得意的。但夏尔万被悔恨折磨着。之前的痛苦跟此时此刻相比，已经不算什么。想到自己的阴险狡诈，比什么东西咬啮着五脏六腑还要疼痛。有时候正在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突然袭来，像揪住了他的心弦一阵撕扯。那种煎熬太需要释放了，他要动用全部的心力，才忍住没有给玛丽—路易交代自己的所做所为。但妻子会是什么反应他料想得到，她不会震惊的，她会觉得这个小伎俩还挺巧妙，甚至暗暗有些自得，丈夫为了她干得出这么无耻的事。玛丽—路易帮不了他。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妻子，若不是为了她，自己就不会做出那件卑鄙的事情，而她值得吗？这不过就是再寻常不过的只会精打细算的女人。

　　“我太蠢了。”他不断重复道。

　　既然看出妻子奇蠢无比，他甚至不再觉得玛丽—路易好看。当然这不是玛丽—路易的错，他背叛朋友也不能怪在玛丽—路易的头上；于是他逼自己要像开始时一样对妻子温存体贴。他对玛丽—路易言听计从，不管妻子说出什么愿望，只要他做得到，都会满足。他努力同情妻子，包容妻子，告诉自己，妻子纵然没什么格局，但以她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她当然是个好妻子，做事井井有条，很会省钱，不管是举止、衣着、容貌，都让一个体面的年轻丈夫觉得脸上有光。这些都不假，但亨利依然是因为她而死的，夏尔万因此而厌恶她。妻子的无趣常让他绝望。虽然他没有抱怨，虽然他始终和善、亲切，对妻子很是宠爱，但其实很多时刻都差点动手要杀了她。不过这件事真的发生的时候，几乎是无意之间。那是亨利死后第十个月，他妹妹订婚，雷纳尔先生和太太给女儿办了一场派对。夏尔万这十个月来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不太想去。但玛丽—路易说夏尔万是亨利最好的朋友，是一定要去的，这是他们家的大喜事，缺席就太失礼了。她对社交礼仪是很上心的。

　　“除此之外，你心情低落很久了，也可以散散心，难得高兴一下对你有好处。到时肯定会有香槟的吧？雷纳尔太太不喜欢花钱，但这样的场合她也只能牺牲一下了。”

　　玛丽—路易想到雷纳尔太太扯开钱袋时候多么痛心，偷偷笑了几声。

　　派对很热闹，但夏尔万发现他们用亨利的老房间给女客人放披肩、男客人放外套，感到一阵恶心。主人备好了很多香槟，夏尔万很痛苦，不停地喝酒，想淹没心里的悔恨。亨利的笑声在他耳朵里太清晰了，眼前全是亨利回眸时明亮的眼神和眼神里的随性。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这一天是周日，夏尔万不用上班，所以他们起得很晚。接下来的经过我让夏尔万自己来说。

　　“醒过来的时候我头很疼，玛丽—路易不在床上。她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发。我一向很注意身体，习惯每天早上都要锻炼。那天早上我想省掉算了，但一晚上喝了那么多香槟，我觉得还是得运动一下。下了床之后我拿起我的体操棒[9]，挥舞起来。我们那个卧室很大，床和梳妆台隔得很远，空间是足够的。我做的就是平日里的那套动作。最近玛丽—路易改了发型，开始把头发剪得很短，真是丑得叫人恶心。从脑袋后面看，就像个男孩，脖子上有短短的发茬，让我胃里难受。她把梳子放下，开始搽粉，突然呵呵一笑，笑声里都是恶意。

　　“‘你笑什么？’我问。

　　“‘雷纳尔太太那条裙子还是我们婚礼上她穿的，染了之后改了改，但瞒不了我，放到哪儿我都认得出来。’”

　　“这句话说得太蠢了，让我一下子怒不可遏，举起体操棒用全力击中了她的后脑勺。好像她的脑壳都被我打破了，两天之后死在医院里，一直就没恢复意识。”

　　他停顿了一下。我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

　　“没救回来也好，反正之后我们也不可能再一起生活了，而且这件事要解释也很麻烦。”

　　“确实麻烦。”

　　“警察逮捕了我，起诉我谋杀。当然我号称这是意外，那根棒子从我手里飞了出去，但法医报告对我不利。他们证明玛丽—路易受的伤不可能是意外，只能是一次残暴的蓄意伤人。幸运的是他们找不到动机。公诉方想说我是前一天晚上发现有人对我妻子格外殷勤，因为吃醋而起了争执，但他们提到的那个人说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作会引起我的注意，而且派对上其他人也说我们离开的时候无比融洽。他们在梳妆台上发现一张裁缝铺的账单，还没结清，暗示这是不和的缘由，但我证明了玛丽—路易买衣服都用的是自己的钱，所以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个吵起来。有几个证人出来说我一直对玛丽—路易很好，大家也基本都认为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对我的品格也评价很高，我的领导对我赞不绝口。法庭上我的应对自始至终非常冷静，有那么一时半刻我甚至觉得他们会判我无罪。但最后我还是被判了六年。但我并不后悔，自从那一天起，包括在牢房里等待审判的那段时间，也包括我到了这里之后，我不再为亨利而煎熬了。要是我相信有鬼魂，应该会认定是玛丽—路易的死让亨利的鬼魂安息了。不管如何，我的良知不再纠缠我，想到那时我受的折磨，可以跟你保证，之后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我又可以抬起头面对世界了。”

　　我知道这是个很离奇的故事；我大致算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写的故事也力求以假乱真。我向来都很小心地避开那些怪诞的情节，也一样很注意不去用随心所欲的写法；如果这个故事是我虚构的，肯定会把它写得更真一些，若不是亲耳听到，我自己也很难相信。我不知道让·夏尔万说的是不是实情，但他最后一次来看我时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却很不像是在胡编乱造。我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他回答：

　　“在法国有几个朋友一直都在帮我，判刑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司法不公，我那个公司的主管坚信我是冤枉的；我有可能会被减刑。但即使不减，我也确信能在六年结束的时候回到法国。你也知道，我在这里还是做了不少事。接管账目的时候，那真是一团糟，但现在已经被我理得清清楚楚了。之前一直有些资金流失，我相信只要放手让我去干，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监狱长欣赏我，我确定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我的。最晚最晚，回到法国的时候我也不过三十出头。”

　　“但到时会不会找工作不太容易。”

　　“像我这样一个聪明的会计，再加上人也正直、勤勉，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当然勒阿弗尔是没法住了，但之前公司的主管在里尔、里昂和马赛都有生意上的伙伴，他答应会帮我的。其实，想到未来，我只觉得信心满满。我会找个地方安定下来，而且只要经济状况也稳定了，就会结婚。经历了这么多事，我需要一个家。”

　　我的这个屋子，四面都有外廊，为的就是不管哪个方向有一点风都能吹到，此刻，我们就坐在北侧外廊的一角，我把一面百叶帘拉了起来，看得见一片天空，旁边孤零零一棵椰树，绿色的树叶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明，这幅画面很像热带游轮的广告。让·夏尔万的目光在远方搜索，像是能看到未来。

　　“不过，下次我再结婚，”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会再为爱结婚了，我一定是为了钱。”

　　注释

　　[1] 最初发表于1939年，收录于194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换汤不换药》。

　　[2] St Laurent de Maroni，即“马罗尼河畔的圣劳伦”（Saint-Laurent-du-Maroni），法属圭亚那西北部河港，北临大西洋。

　　[3] Ta?a，可能来自法语“rata?a”（甜酒、果酒）。

　　[4] Cayenne，或译开云，法属圭亚那首府。

　　[5] Le Havre，法国北部港市。

　　[6] Tonkin，越南北部一个地区。

　　[7] Phnom Penh，即金边，柬埔寨首都。

　　[8] “主管先生”为法语。本篇中仿宋体字，原文皆为法语。

　　[9] Indian club，瓶状的金属棒或木棒，专门用来锻炼臂力。 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