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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梅奈斯特雷尔称为聚会地点的总部选址非常谨慎，坐落于巴里埃尔老街的上城[6]中心，旁边有一座大教堂。

　　从外表看，这座楼房似乎已经变了样。外墙的灰泥已经斑斑点点地脱落了，在这繁华的街区还有好几幢跟这一样的老房子。这栋四层的楼房正面曾经被重新刷上了粉红的灰泥，可是经过硝石的侵蚀，现在又布满了裂口。房间里没有百叶窗，只有拉窗。窗户的玻璃上布满了灰尘，让人觉得这里是一幢没有人居住的房子。一个狭窄的小院子将房子与街道隔开了，院子里堆满垃圾、废铜烂铁和石灰渣，院子中间有一棵粗大的接骨木。院门已经没有了，有一块铁皮挂在两个石柱之间，用来做招牌，上面依稀写着几个字“铜铁厂”。虽然厂早搬迁了，但产品还堆放在这幢楼里。

　　碰头的地点就设在这幢没有人住的楼房后面。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由于位于后院，从街上是看不见的，穿过一条旧铜厂的拱形通道才能到达。楼房的一层是个旧车库。莫尼埃就住在这里面，他是做杂物的。第二层有四个房间一字排开，中间是一条比较黑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间最小的房间，那是飞行员的个人办公室，是阿尔弗蕾达特意给他准备的。剩下三间比较宽敞的用来做会议室。每间屋子里都放着十几张椅子、几条长凳和几张桌子。桌上放着各种可以翻阅的报纸杂志；在这里不但能找到全欧洲有关社会主义的报纸，还能找到不定期出版的革命期刊，这类期刊有时能接二连三地出好几期，有时候又一年半载都看不见一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了，也可能是编辑被抓了。

　　雅克刚过拱形通道，来到后院，就听见一阵喧闹的讨论声从二楼传来，这就告诉他今天这里来了不少人。

　　在楼梯下面，站着三个正在激烈争辩的人，他们说的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意大利语。他们信奉的是世界语。其中一位是特地赶来听雅诺特演讲的沙邦蒂埃教授，他任职于洛桑，是一份著名革命杂志的主编：《莱蒙湖世界语学者》。他从不放过任何能宣传世界语的机会，他认为全世界迫切需要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即世界语，世界语可以作为所有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他经常引用比较有权威性的笛卡尔的话作为依据，笛卡尔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明确地说过：“创造一种易学、易说、易写的世界性语言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有利于判断……”

　　雅克分别跟这三个人握过手之后，就上楼去了。

　　莫尼埃正蹲在楼梯口，整理着《前进报》。他在咖啡馆上班，是个伙计。事实上，他虽然一年四季都在赛璐珞的护胸外面套一件低领背心，但他却很少以当伙计这个职业为生：每个月他都只做一个星期的啤酒店临时工，这就保证他有足够多的时间投身到革命事业中。他无论是做家务、跑腿、油印还是整理期刊，他都有着同样的热情。

　　楼梯口第一间房间的门是开着的，里面只站着阿尔弗蕾达和帕泰尔松，他们正在窗边聊天。雅克注意到，只有同这个英国人在一起时，阿尔弗蕾达才不自觉地变得活跃起来，好像在他身边找回了自己的人格似的，而在别的场合，或许是因为胆怯，她把这种人格掩盖了起来。阿尔弗蕾达腋下还夹着梅奈斯特雷尔的公事包，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轻声地给帕泰尔松念其中的一段话。帕泰尔松叼着烟斗，漫不经心地听着。他在端详着那张低垂着的小脸，乌黑的刘海散在额头上，长长的睫毛隐藏在脸颊上的阴影里，暗色的皮肤正散发着奇异的光芒，他肯定在想：“把这画面画下来……”雅克从门前走过，他俩都没发觉。

　　第二个房间里坐着的都是熟人。挺着个大肚子坐在门边的是布瓦索尼老爹。米特尔格、纪兰和沙肖夫斯基依次站在他旁边。

　　布瓦索尼一边跟雅克握手，一边还在说：

　　“可是……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没有起义的理由呢？缺乏思考！”他双手放在膝盖上，向后一靠，然后露出了笑容。

　　每天，他都是最早一批来到这里的。他是个法国人，酷爱与人辩论，曾是波尔多大学医学系自然科学专业的教授，刚开始是研究人类学的，后来又改研究人类社会学了；他过于大胆的教学风格使他成了大学里的可疑人物，于是，他来到了日内瓦并在这里定居了。他长得很奇怪：脑袋奇大无比，脸却很小，脑门秃而宽，脸颊肥而厚，下巴有好几层，使这张脸看起来就像一个肉团。在这堆肉的中间，五官挤在了一起。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狡黠和善意的光芒。嗅觉灵敏的短鼻子将鼻孔张得大大的，贪婪地呼吸着；嘴唇非常厚，似乎总在笑。这张小脸似乎聚集了他整个生命，犹如一块绿洲隐藏在多血肥肉的沙漠里。

　　“我再重申一遍我说过的话，”他津津有味地舐了一下嘴唇，继续说道，“战争，应该首先在哲学领域里爆发！”

　　米特尔格眼镜后面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不停，闪耀着不赞同的目光。他头发乱糟糟的，摇着脑袋说：

　　“思想和实践需要同时进行！”

　　“请大家回想下德国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情形……”沙肖夫斯基开口道。

　　布瓦索尼老头高兴地拍着大腿说道：

　　“正是这个道理……”他笑得非常开心，觉得自己说的有了依据。“我们就拿德国做例子来分析下吧……”

　　他们接下来要说的话，雅克已经猜得七七八八了。无非就是变换了下议论和反驳的次序，就像小卒在棋盘上的作用一样。

　　兹拉夫斯基、佩里内、萨弗里奥和斯卡达站在屋子中间热烈地讨论着。雅克朝他们走了过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兹拉夫斯基大声说道，他是个俄国人，留着大麻色的长髭须。

　　“所以我们才需要等待，亲爱的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犹太人斯卡达坚定而温柔地轻声说道，“资本主义世界终究会走向灭亡。”

　　斯卡达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亚细亚以色列人。他近视得非常厉害，厚厚的眼镜架在橄榄色的鹰钩鼻上。他长得很丑：卷而短的头发贴在椭圆形的脑壳上，耳朵很大，若有所思的目光里总是带着无限的温柔。他的生活像苦行僧一样。梅奈斯特雷尔管他叫“善于思考的亚洲人”。

　　“你好！”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同时一只粗糙的大手搭在了雅克的肩上。“很热，对吧？”

　　基勒夫刚到。他跟大家一一拍肩握手问候：“你好！”他不等别人回答“你好”！就又问：“热吗？”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他都抢先说：“很热，对吧？”（至少等到街上堆满雪，他才有可能改变问候的方式）

　　“离灭亡也许还很远，但灭亡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斯卡达又说了一遍，“即使我们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时间的齿轮还在一刻不停地转着，时间会让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他眼皮松弛耷拉了下来，嘴角的微笑只是为了证明他心中对此深信不疑。厚厚的大嘴唇如同两条水蛇一样相互击打。

　　佩里内一直点头表示赞同：

　　“是的，时间会一刻不停地工作！……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包括法国。”

　　他说话速度很快而且声音很大，他的嗓音清亮。凡是脑袋里闪过的念头，他都不经思考就直接说了出来。他那带着浓重巴黎口音的话语在这种场合听起来显得非常有趣。他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是典型的法兰西岛上年轻工人的长相：眼神中总带着一丝警觉，留着一撮小胡须，长着一只憨态可掬的鼻子，神情纯朴而正直。他的父亲是圣安东尼郊区卖家具的。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个女人而离开了家，饱经沧桑，尝尽苦头。因为与无政府主义者混在一起，还坐过牢。一次因为与人打架，被里昂警察局通缉，最后他越过了边境逃到了这里。雅克非常喜欢他。而其他外国人都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喜欢拿他们开玩笑，使他们很尴尬，尤其是他那令人生气的说话方式，深深伤害了他们。一说到外国人，他总是喊：“英国佬……”“意大利佬……”“德国佬……”他不知道这种喊法很令人讨厌吗？他怎么不喊他自己“巴黎佬”呢？

　　他转向雅克，好像要雅克证明他说的是对的似的：

　　“在法国，无论新一代的企业家还是地主，他们都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他们已经感觉到他们的好日子快到尽头了，他们的金饭碗已经快保不住了。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土地、矿山、工厂、大公司、运输工具，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群众手里，归劳动者共同所有了……年轻人都知道这一点。是这样的对吧，蒂博？”

　　兹拉夫斯基和斯卡达倏地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雅克，急迫地想要知道答案，好像等着雅克的答案来做重大决定似的。雅克微微一笑，并不是他不看重这些社会变革的迹象，只是他不相信这样的谈话有什么作用。

　　“对的。”他退一步说道，“我认为，现在法国很多年轻的资产阶级已经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产生了怀疑。可他们仍然在挣扎，他们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这个制度不会灭亡，因此他们抛弃了他们的‘良知’……如此而已。我们不要过早地认为他们已准备缴械投降了。相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他们的特权。他们地位还稳固着呢！首先，他们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剥削人们，而大多数被剥削的人都采取沉默的态度！”

　　“另外，”佩里内说，“很多重要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他们手里。”

　　“他们不仅现在掌控着这些岗位，”雅克接着说，“以后很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只能让他们掌控着……因为，我们一时哪能找到……”

　　“《一个无产者的童年回忆》。”基勒夫突然大声叫道。他快速跑到房间尽头的桌子前，桌子上摆着的是报纸、期刊和最新岀版的书籍。这些通常都是由旧书商沙肖夫斯基负责管理的。只能看见基勒夫因低头而露出的颈背和冷笑时耸动的双肩。

　　雅克继续说完他前面说的话：

　　“我们一时哪能找到那么多有教养、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去胜任这些岗位呢？你笑什么，谢尔盖？”

　　兹拉夫斯基用含笑的友好目光注视着雅克好一会儿了。

　　他摇摇头说：“每个法国人身上都存在质疑感，但一般情况下都是一眨眼就不见了……”

　　基勒夫扭过头，瞅了瞅房间里的几堆人，然后摇晃着手里崭新的精装书向雅克走了过来，说道：

　　“这本爱弥儿·蒲沙的《一个无产者的童年回忆》说的是什么啊，嗯？”

　　他眨巴着眼睛，笑着问。他那和蔼可亲的脸往前伸了伸，带着滑稽可笑的表情依次扫过每个人的脸，他表情有点夸张，应该是想逗大家笑吧。

　　“又是个不正常的同志，嗯？……一个只会空想？……一个想把文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的不入流作家？”

　　有人管基勒夫叫“民政官”，也有人叫他“鞋匠”。他在普罗旺斯出生。曾跟商船队出海航行多年，还在地中海大小港口干过各种职业，最后在日内瓦开了个鞋店。没有工作的革命者总是挤满了他的鞋店。总部关门以后，他们冬天可以在这儿找到火炉取暖，夏天在这儿可以喝到清凉的可可饮料，一年四季这儿都有香烟，都有演讲。

　　他那动听的南方人嗓音深深地诱惑着人们，他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个特点运用得很好。每次在公开会议上，他都在凳子上不厌其烦地来回扭动两小时。等会议快结束，他会突然跳上讲台，虽然他可能讲不出什么有新意的话，只简单地用自己通俗的语言把别人的思想抽取出来。有一段时期，他的这种行为却得到了大家的鼎力支持，甚至比会议上公认的演说家的支持者还多。这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让他停止这滔滔不绝的讲话：因为只要他激情澎湃地开始讲话，就会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他觉得他洪亮的嗓音，高昂的激情可以感染坐在这里的所有人，这让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肉体享受，这种感觉让他欲罢不能。

　　他快速地浏览着每一章的标题，用粗大的食指指着每一行的字，像小学生那样一字一句地拼读：

　　“‘天伦之乐……家庭温暖……’啊，妈的，这都说的什么啊！”

　　他合上书，像玩滚球一样，弯腿屈膝，摆动手臂，将书准确地扔回了桌上。

　　他转身对雅克说：“哼……为什么我不来写本回忆录呢？天伦之乐、童年回忆我也有啊，我也可以写给那些没有过的人看啊！”

　　其他人都被他这哇哇叫的声音吸引了过来，在这死气沉沉的讨论气氛中，民政官的俏皮话，无疑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他眯起眼睛看着周围的众人，压低嗓音，真诚地说起来：

　　“大家都知道马赛的埃斯塔克区吧？嗯，我们家六口人就住在那里的一条小巷深处，两间房子加起来还没有这间房子的一半大。其中有一间连窗户都没有……每天天不亮，父亲就得起床，有时候天很冷，他也顾不上多睡会儿。我跟我兄弟睡在一起，一堆破布被当作被子盖在身上。父亲点亮蜡烛，就来把我拉了起来。他不睡觉也就不让别人睡觉。每晚他都喝得烂醉如泥，很晚才回家。可怜的他每天都在港口码头滚一天的木桶，已经筋疲力尽了。母亲身体不好，总是病恹恹的，都能把一个钱掰成两半花。她跟我们一样，一看见父亲就害怕。不知道她整天在外面干什么活，或许是在城里给人当保姆吧……我比较幸运，是家里的大儿子，三个弟弟都归我管。他们要不听我的话，我就打他们。真不知道他们为啥总是哭哭啼啼的，还又流鼻涕又流口水的，看着我就生气。我们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热饭，经常都是一大块面包、一个蒜头、十几只橄榄，偶尔会有一块肥肉。我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听过一句好话，没有一丝娱乐，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街上从早晃到晚，有时候仅仅为了水沟里的一个烂橙子，相互扭打成一团……运气好的人，有可能会捡到海胆，捡到之后就在人行道上就着一杯白葡萄酒美美地吃一顿，而我们这些没捡到的就只能闻一闻他扔下的壳了……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追小姑娘了。经常在野地里、树丛里偷偷约会……啊，妈的！我的天伦之乐就只有寒冷、饥饿、不公平、羡慕、反抗组成……家里送我到铁匠铺当学徒，老板狠狠地踢我屁股一脚，就当是付给我的工钱。手经常会被烧红的铁烫伤，炼铁炉的木炭都快把脑袋烤熟了，胳膊拉风箱拉得快要断了！”他声音变得尖锐，嗓音因痛苦而变得颤抖。他快速扫了众人一眼：“我还有很多童年回忆要说呢！”

　　雅克与兹拉夫斯基彼此交换了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俄国人略微抬了抬手，向基勒夫问道：

　　“那你又是怎么加入党的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基勒夫说，“在服兵役的时候，我是个水手。我很幸运跟两个有学问的人在同一个船舱工作，他们经常跟我说一些关于党的知识。后来我通过阅读一些书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里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我们相互传阅书籍，然后一起讨论、交流……就这样，大约过了半年，我们的人数就相当可观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等到我离开部队的时候，我已经懂得了很多，已经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了……”

　　说到这他就顿住了，迷茫地看着前方。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是好汉，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去写回忆录。你们听得还满意吗，我的朋友？”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朝他们走了过来，基勒夫谄媚地向她们问道，“热吗？” 蒂博一家（全4册）（诺贝尔文学奖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