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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态，而是用睿智的目光观察一切，那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会是什么？

　　——托尔斯泰

　　一、出身平民阶层

　　1881年3月23日，罗杰·马丁·杜·加尔出生于法国巴黎。

　　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律师，母亲则出生在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家里。杜·加尔在《回忆》一文中对自己的家庭做了详细的介绍，他的姓氏“杜·加尔”本是地名，他的祖先是布鲁波尼人，世世代代以耕种为生。

　　18世纪以来，杜·加尔家族一直身处平民阶层即法国旧政体中的第三阶层，生活在贵族和僧侣阶层之下。虽然杜·加尔的父亲一族和母亲祖上都出现过数位律师，但却从没有出过军人、商人和艺术家。

　　杜·加尔在他11岁那年进入没有一定教区限制的自由祭司们创办的中学——费鲁诺中学读书。学校里的艾贝神父十分喜爱他，杜·加尔因此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专门写了一部小说《让·巴鲁瓦》献给艾贝神父。少年时期的杜·加尔就十分喜欢文学，他的一名感情甚笃的同学后来成了出版家，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二、初步独立

　　在费鲁诺中学读了三年书后，杜·加尔被父亲送到了美尔利欧夫妇创办的学校，成了一名寄宿生。虽然这段时间很短暂，但对杜·加尔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进入了一个与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精神上获得了足够的自由，这让他感到无比舒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渐渐培养起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

　　虽然那时社会上的一些观念让他很反感，会出言相讥，但对于美德，他是心怀崇敬之情的。

　　三、工作方法

　　年轻的杜·加尔，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很高了。对于这一点，他的老师美尔利欧了如指掌，美尔利欧老师只是指导他如何培养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对杜·加尔的论文，美利尔欧老师往往要求他写得简明扼要些。每天早上，老师都会给他一道题目，并亲自批改。杜·加尔说：“对于某个问题，我只要看上一眼，头脑中便有了大致的轮廓，然后，按自己判断的情节的轻重，计划如何着手写作。这种习惯和能力就是那时跟美尔利欧老师学习的时候养成的。后来在我着手创作《蒂博一家》的时候，先将人物和众多纷繁的事件编成索引和图表，然后开始大致描绘几个场面。最后我把准备好的资料全都摊在桌子上，好多张桌子，再加以整理编纂完成。”

　　着手开始创作时，正是杜·加尔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关键时期，正因为有了美尔利欧先生教他的那套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他才得以顺利通过了考试。

　　1900年至1901年，他在索尔朋大学学习，最终获得数种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昔日好友艾美尔发（1847—1916，法国批评家），好友再三劝说他从事文学创作。1902年在鲁安服役期间，他认识了库贝。1903年至1905年，考入夏尔特学院，毕业时凭借《吉米艾吉修道院的毁灭》这篇论文获得古典学院的毕业证书。

　　在夏尔特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对于杜·加尔的写作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段时间他专心整理资料，积累的素材翔实又完备，几乎成了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如不然，他的许多作品，诸如《让·巴鲁瓦》《摩摩尔上校的回忆》等，单单是搜集素材一项工作就不知道要耗费多长时间。

　　四、纪实主义者

　　1906年，从夏尔特大学毕业后，杜·加尔就与布克小姐结了婚，1907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新婚夫妇结束了北非的蜜月旅行后，杜·加尔就开始创作《圣人传》，他孜孜不倦地写了一年半，当他把原稿念给朋友听后，竟下决心要毁掉它。

　　1908年，杜·加尔开始投身精神医学研究，这段时间他频繁地出入医院和实验室，如坦斯私立医院的心理实验室、巴黎市立医院、妇女养老院、收容所等。他竭力想要走进患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世界，以求找到他们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别。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成了一个纪实主义者。后来，他借助作品中一位外科医生的口，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职业便是医生。”

　　但是杜·加尔的纪实主义表现得太明显，以至于让读者产生了误解，比如在《让·巴鲁瓦》这本书中，他将科学写得几乎是万能的，而且还毫无节制地大加赞扬，可事实上，他并不想这样写。他只是站在一个纪实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去创作，而完全置读者的感受于不顾。纪德在日记中说：“与杜·加尔长谈后才发现，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与其说杜·加尔是纪实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不如说他更加热爱科学的明晰。一切不明了的东西，都会让他产生怀疑，但这也并不代表他对朦胧事物的完全抗拒，相反，那些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他都要弄得明明白白。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有明确的体现，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是他拥有执着信念的证明。

　　五、结稿

　　1908年春天，在杜·加尔的不懈努力下，他以让人惊叹的速度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于同年秋天自费出版。这部作品有包含很多优点，“文字的画面感”最先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其中有一段这么写：“肥胖的人一般都比较丑陋，容貌平平又笨拙滑稽，可是，这种肥胖有时候却能博得人的好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高个子、大块头、宽肩膀、大腹便便。他的长相和他的年龄相比，极不相称。他的大鼻子，耸立在脸庞中间，突兀而傲慢，成了人们看他时目光的聚焦点。他又白又胖，褐色的头发背向脑后。他的上唇处蓄着两撇胡子，这让上唇更显得突出；他那厚厚的下唇松弛地垂着。人中也在那满脸肥肉的衬托下显得深刻而明显。他的脸上挂上一丝冷笑时，那表情着实让人心生厌恶。他的心思更是透过他的眼神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这更让人反感。

　　“老土的装扮，丝毫跟流行不沾边，让人鄙视。脖子上挂着皱巴巴的领带，一顶被压得扁平的帽子，扣在那头乱如飞蓬的头发上……他这身装扮倒和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有几分相似，也像搞摄影的。”

　　凡是认识杜·加尔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觉得他这段自画像式的描写惟妙惟肖，也加深了人们对这个有点儿傲慢的年轻作家的印象。

　　六、小说创作者

　　杜·加尔想成为优秀的小说家，有几个人是他的偶像，如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斯绥耶夫斯基。他最崇拜的还是托尔斯泰，并将他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但读过杜·加尔作品的人都认为，他的作品中不仅找不到托尔斯泰的影子，甚至还和托尔斯泰的风格大相径庭。杜·加尔的作品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还十分注重写作方法。托尔斯泰的作品则以散漫的美、神秘的情感著称，给读者营造一种迷幻般的意境。杜·加尔从托尔斯泰那学到的，并不是盲目地模仿甚至抄袭，他学习的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展现出的博大的胸怀和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杜·加尔说，托尔斯泰最让他折服的，就是他描写的人物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就像把一个人物领到了读者面前；他对事件的描绘也总是那么真实可信，就如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读者不仅能通过他的文字看到一个人物的外表，甚至能在文字的引领下走入人物的内心，触碰他的灵魂。他看到了深藏于人类灵魂之内的秘密，能与世界共呼吸。探测人类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非得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可，一旦你探寻到了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秘密，便会有顿然开朗的感觉。具备了敏锐的洞察力，再神秘的人在你面前也会褪去他神秘的面纱，让你洞察他的心灵。

　　七、留心观察他人的小说家

　　杜·加尔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他在留心观察他人一事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并且竭力去剖析每个人的个性。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相似点，即“共通性”，人们通过这些共通性足以了解自己。人对于自己的个性和天赋大多一无所知，要花费大量时间经过不断努力才能深入地了解自己，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有些人，耗费了大量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更多人，却一辈子也没了解自己，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一生。

　　若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就必须摆脱狭隘的观点，不能像哲学家或随笔作家那般辖制自己。杜·加尔曾仔细观察过纪德，他说：“如果碰到一些他不关心的专业问题，他就毫无兴趣。小说家应该对世间万象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件看似偶发事件。小说家詹姆士曾说：‘无论谁的话都能引起我的兴趣，在我看来世上并不存在无聊的人。’”

　　小说家应该客观地听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并把自己对这些现象的看法通过作品中的形象表现出来。杜·加尔就是一名这样的小说家，他在作品中曾借助雅克·蒂博之口发表自己的意见。总之，这种才能，就是创作的才能，也因他对大众心怀同情，能与他们的遭遇形成共鸣，不自觉间，他已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在了雅克身上。“不论是如何自我封闭的人，都像中了某种咒语，自觉地将心门打开。”小说家只有超越一切偏见，设身处地，其作品才能让读者打开心扉，找到共鸣。马尔曼就曾说：“他那标志性的微笑，让他看上去不像是个搞文学的人，而更像一个乡绅。他没有废话……我们交谈时，当我为吐露自己的心事后悔时，他会巧妙地引导我说出埋藏在心里的隐私……在他的引导下，我很容易地就把心事一吐而尽！”

　　八、《让·巴鲁瓦》

　　《完成》一书出版之后，杜·加尔又投入《马利斯》的创作中，但他对自己的作品并不大满意，只发表了其中一篇《我们中的一个女人》，虽然是自费出版，但他却和出版社达成共识，下次再出版作品时，出版社要负担一定的费用。这之后，杜·加尔又信心满满地写了一部自己很满意的长篇小说《让·巴鲁瓦》。这部作品在他心中酝酿了很多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准备将它付诸笔端。在这部作品中，他想呈现发生在自己上一代人中间的两件大事，即德雷福斯事件和摩德尔尼斯姆事件。摩德尔尼斯姆事件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基督教运动，杜·加尔尝试着用新教义解读旧信仰。

　　为何杜·加尔会对摩德尔尼斯姆事件如此关心？这还要从他念费鲁诺教会中学时说起。在这所学校就读时，他受艾贝神父教诲最多、受其影响最深，二人之间的情感也最深。之后二人一直保持来往，彼此间的情谊延续了许多年。1895年，艾贝神父担任费鲁诺中学的校长，开始关注各种出版物，他希望为宗教尽一份力，让宗教解救更多人的灵魂。杜·加尔的作品中，能找到艾贝神父的身影。艾贝神父私自印刷了许多没有署名的小册子，想做件善事，谁承想却因此引来了祸端。与艾贝神父不睦的个别神父，趁他不备，偷偷潜入校长室，偷出了小册子。艾贝神父因此事辞去了校长职务，还被削夺了圣职。杜·加尔这样写道：“不管艾贝神父是否具有圣职，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艾贝神父，无论是从精神上、思想上还是态度上，他都是一个虔诚纯粹的宗教信徒。”

　　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杜·加尔并未留意，反倒是过后，他才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让·巴鲁瓦》一书中，有他对这件事详细的看法。但是《让·巴鲁瓦》一书记述的都是一些过去的历史事件，一般人不会感兴趣，倒是不断发生的新事物，能激起人们回望历史的兴趣，从而沉下心来考察事件的背景。

　　中产阶级崛起后，法国进入了共和时代，百姓不再觉得身在庶民阶层可耻。犹太人紧跟着也兴起了，逐步进入权势阶层，这反倒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表面看上去德雷福斯事件和摩德尔尼斯姆事件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深究就会发现，它们在寻求真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让·巴鲁瓦》一书中，有明确的表述。“19世纪那些大胆开放的思潮，在社会尚无建立均衡的基础前，就一一幻灭。这些先驱大胆地朝未来迈进，尽管身处不安当中，他们仍高喊着人权万岁”，这种反德雷福斯主义的教义综合主义，其实是一种反动思想，它对过去强调真善美的传统加以否定和批判。

　　杜·加尔在《让·巴鲁瓦》一书中，用简短有力的笔法，描写了人物之间的对话，但出版这一作品的葛拉塞出版社却对他的这部作品不满意。

　　此时，杜·加尔偶然间在街上邂逅了昔日好友卡利曼，卡利曼告诉杜拉尔，最近几位朋友以纪德为首，创办了《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他目前在那儿效力。他要杜·加尔将《让·巴鲁瓦》的原稿交给他。纪德读完《让·巴鲁瓦》几天之后，便迅速打电话说要早日出版这部作品，随即又写了一封信，信中便有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句：“我无法确定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个艺术家，但我能确定他是一个倔强的男人。” 蒂博一家（全4册）（诺贝尔文学奖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