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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床上的这几天，熬着说不清的折磨，又心酸又安静，让人生气。

　　吃完午饭。（在病人专用的小桌上，一顿顿无休止的饭，不断的焦虑等待，连唯一的食欲都没有了！约瑟夫每过四分钟就会带来托盘，米饭装在了茶杯中。）每天中午到下午三点，这是白天最空闲的时间，似乎白天向夜晚借来了这种寂静。旁边偶尔传来熟悉的咳嗽声。

　　三点钟的时候都会量体温，约瑟夫，人在走廊行走，人在花园中叫喊，生活又在继续。

　　七月十二日

　　这两天的情况不好。我明显感觉到支气管淋巴结更加肿大，昨天的透视也证明了这一点。

　　库赫尔曼在德国国会发表了平和有利的演说，他必须辞职。这对于德国思想状况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另一边，意大利人向皮亚夫三角洲的进展已经得到了证实。

　　夜晚。

　　我躺在床上。今天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好。接待了达罗斯和戈瓦朗几个人。早晨，巴多尔把赛格尔请来，当着他的面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检查。他们没有发现恶劣的现象。病情没有恶化。我身边的人都对我抱着期望。可我心中再三叮咛，不应该对现实抱有希望，但没有用，我似乎也受到了他们情绪的感染。显然，我们收复了失地：维莱尔柯特雷、长桥、第四军、（若老实的泰里维埃依旧待在那儿，那儿他有的忙了！）奥地利明显打了败仗，输得很惨，日本却在东部开辟了新战场[43]。戈瓦朗经常能及时收到最新战况，他认为巴黎人民会因轰炸影响情绪，就算是身在前线的人也会因为家中的妻儿受到炮轰而紧张。他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来信，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对未来感到绝望。只希望付出一切获得和平！只要美国控制，那战争就会结束。我察觉到了其中产生的益处，只要让美国控制就好了，当我国领导人与美国联合要求和平，那其他国家也只能支持美国的和平，那属于威尔逊提出的和平理念，而非将领的。

　　若明天身体情况好些，我就给贞妮写信。

　　七月十六日

　　这几日身体很不舒服。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做什么也都没有兴致。虽然黑皮本就在旁边，可我完全不想写，只在夜里勉强起身，在本子上记录当天身体的整体状况。

　　今早开始身体状况看起来好很多，每一次窒息发作相隔的时间加长，发病时间缩短，而且咳减轻，完全能够接受。难不成是周日使用砒霜以后的效果？难道这次终于把病情控制了？

　　伤心的什默里如今情况比我还坏！已经出现了败血症的先兆，坏疽性支气管肺炎病灶出现扩散。他算是完了。

　　杜普莱，右腿化脓性静脉炎。贝尔和柯万也是这样！

　　埋藏在人们心底不为人知的胚芽，（比如战争让我们在自身看到的东西。可能会是仇视愤恨和血腥，有一天可能会变得暴虐。看不起弱者、害怕，等等。也的确是这样，战争让我发现了自己本质中的鄙俗特性，还有人类中的最底层。现在我才了解到自己所有的弱点和罪行，因为我这时候才看到这些萌芽和念头。）

　　七月十七日，晚上

　　显然好多了，但这会维持多久呢？

　　最后趁着这个时候我准备写信。下午的时候打了几次草稿，但总是定不准合适的角度。原本我是希望先准备慢慢靠近再想办法，但最后还是决定书写一封信，写得长一些，将情况说出来。美妙的期望。我肯定她一定和我想的相同，还是要跟她直截了当地入题。认准目的专心致志地照章办事，小家伙儿的未来一定要提出来。

　　今天晚上邮差员拿信的班次已经过了，我有足够的时间再看一次信件，决定还要不要寄出。

　　德国军队向香槟地区展开攻势。德国人还在战场上为了马尔纳征战，往圣米歇尔进攻，包抄凡尔登，然后转战西面，向着马尔纳和塞纳省发展。如今他们逼到了马尔纳河，准备往南北两面继续推进。多尔芒斯如今岌岌可危。（我似乎可以看到房屋、大桥、教堂广场，还有大门前的战地医疗队。）离战争结束还早得很呢！就连一点好转迹象都没有。往好的方向估算：一九一九年，美国进入战场，见习的第一年。一九二〇年，有决定性作用的激烈战争的一年。一九二一年，中欧国家投降，威尔逊提出和平，军队休整的一年。

　　最后再看一遍我写的信。语气很不错，也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所有的理由都有很大的说服力。她一定会清楚我的意思，并且会同意。

　　七月十八日，早上

　　刚刚遇见格尔套着衬裤，和梯也尔完全不一样！

　　午后，在花园里。

　　补写一些早上在花园中遇到的事情。

　　为了叫总务科的车子捎走我写的信便早早地起床。在床边放下窗帘的时候，我透过二号楼微开的窗户缝中看到了赛格尔老师，他全身仅着紧身短衬裤（屁股又瘦又小，活像只单峰驼）在那梳洗，湿淋淋的发丝紧紧贴着脑门。他聚精会神地刷着牙齿。我习惯将他看作梯也尔先生，总是严肃认真、有礼貌，穿着一身的军装，被风吹动一缕发丝，还挺起矮小的身板，翘着下巴站在我们面前，猛然看到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他来。那时候他正吐出一口的泡沫星子，接着靠近梳妆镜用手将嘴中的假牙去除，然后忧郁地看着手中的假牙，还闻了闻假牙。这时，我赶忙尴尬地退回房屋中间，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动。忽然之间，我对于这样一个自命清高的人产生了一种，怎么讲？产生了一种亲人间的怜悯。

　　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就算不是指赛格尔，也是说其他的人。我与这里的医师、护士、病患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我对他们的身材、行为和喜好都了如指掌，我可以从很远的地方说出背靠在椅子上露出的脖子是谁的，由窗子伸出去清理烟灰的手是谁的，菜圃墙的后面讲话的两个声音是谁的，而且不会有误。但我这种朋友友谊从没越过世俗的界限。虽然我们都没有内心限制，也喜欢与人交往，但我总觉得和别人中间总是有一种莫名的隔阂，我是一群陌生人中的一个。现在这种孤独感会突然消失，然后变为兄弟友谊，甚至看到铁汉柔情，尽管我只是无意中碰到了在寂寞里他们的一个，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见过很多次同楼邻居一些随性的行为（有的时候因为镜子反射看到，有的时候因为门没有关严），那是他们确信不会有人注意到才做的行为。有的人偷偷地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看，有的人会在睡前对着耶稣祷告，还有更少看到的人是想到什么事，然后在那偷笑。每当我看到那些行为，就会感触他们与我住在一个地方，而且我们都一样，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能和他做朋友！

　　可我没有与人交友的性格，正因为我没有，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所以特别羡慕雅克有很多朋友。）

　　突然又产生了记录的兴致。这几日我没有感到不适。

　　晚上。

　　在吃早餐的时候，我想起原来在战场的事。（等战争结束以后，大家讲的战争故事会取代打猎的故事。）达罗斯跟我们讲述战争开始时一次在阿尔萨斯巡查的事。那天晚上，他们走过一个撤空的村子，月光照耀下的村子特别安静。有三名德国步兵拿着步枪瘫在人行通道酣睡。他跟我说：“相隔那么近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德国鬼子，更像是筋疲力尽的同伴。迟疑片刻，最后我还是选择装作没有看到他们，继续前进。在我后面的八个人也是如此，我们离那三名德国兵相隔仅十米，但依旧前进，没有回头。这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串通合谋做的事。”

　　七月二十日

　　昨天有名“委员会”来医院审查。陪他前来的都是区里的大人物。赛格、巴多尔和马才自昨夜开始就忙成一团，这让人想起沉闷的兵营生活。战争完全没有影响到后方的生活。

　　“法纪”“军事能力”不足挂齿。当然！我想起在这里的布伦和另外几名医官，他们与后备役医师相比医术并不高超。也许是因为他们被兵营里的等级制度影响，对制度的完全顺从使得他们对病患的判断自由和责任感也限制在了军阶上。

　　说到军纪，让我想到了可怕的帕奥利，他是在孔皮埃涅兵站救助所的兵官。他像是开妓院的，眼睛始终充满血丝。也许他人并不坏：每天夜里他都会去水旁采收作为椋鸟的食物。他是战前两次服役当兵可憎可恶的人。（为何要服役两次？或许因为只有当兵才能让他拥有合理的可怕手段控制和他一样的人。）每当医官让他来这为生病的年轻士兵做记录，在办公室我都可以听见病患敲他房门，他就大声质问：“嗯？妈的，你到底是真生病了还他妈是装的？”我仿佛可以看见那些年轻士兵惊恐的样子。“行了，如果你妈的是在装，那你就收东西走人！”新病默不作声，掉头就走！医官还夸奖帕奥利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只要有他在，就不会有装病的情况发生。”

　　父亲常常告诉我们：“军队是一个民族的学府。”他原来鼓励卢伊教养院的孩子们报名入伍。

　　七月二十一日，周日

　　这周的验血显示，就算努力做治疗，但过多排出脱磷和无机盐的状态还是在进一步发展。

　　战报上表示战况良好，准备朝乌尔克的南部和沙朵蒂埃里进攻。现在正在埃斯纳河向马尔纳河地带徘徊。听说福什早就在等可以由守转攻的机会，难不成现在已经有了吗？

　　少校每天都忙着在地图上插小旗。大家都对马尔维的“叛国行为”以及特别最高法庭充满敌对心情的讨论。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

　　凯拉泽尔舅父的儿子今天过来看望他，他是尼埃佛尔省的议会人员。我们一起吃的午饭。我猜他应该是一名激进党人。不过不要紧：现在，所有的政党都对战争达成一致，而且重复说着那些陈词滥调。他说的那些俗话听着让人难受。不过，说到这个事情：去年春天，奥地利政府通过波旁家族的西克斯特[44]向法国提出和平建议。戈瓦朗对法国最后的拒绝感到无比气愤。由此看来，最不愿意让步的是老里博[45]，他知道怎么样让普安卡雷和劳埃德·乔治听他的话。法国政界传言的一个原因是：“共和国不可能审议由波旁家族成员带来的和平建议，若如此，维护君主制度的宣传会就会从中得到好处，这样对于共和制度的前途会产生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在将军们手握大权的时候！”

　　这很难让人相信！

　　七月二十三日

　　昨天来访的那一名议员，是一名现代狂热病的典型！他半夜乘坐大巴从巴黎赶来，为了多节省十二个小时，不停地看表，眼睛通红，有点醉意的样子，手握着瓶子的时候一直都在抖动。他的思路不连贯。

　　他把四处奔波当作一种娱乐，将支离破碎的活动作为工作。他以为声音的分贝决定着理由的合理性。将武断的口吻作为权利和能力的表现。说话的过程中，偶尔举出一些琐碎的细节，就以为拿出了一个总结。政治上，他以为宽宏大量就是非明智的行为表现。他将体魄的强壮当作胆识，将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当作生活学问。如此之类的。

　　可能他也把我的冷漠当作了认同。

　　七月二十三日。夜晚

　　收到了贞妮的回信。

　　现在我很后悔应当按照最初想的那样，先跟她的母亲说明。贞妮拒绝了我的请求。虽然信写得把握了尺度，但她的态度依旧坚定。她为了保持自尊，很坚持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是自由抉择所以以身示人的。就算从法律层面来看，雅克的孩子都应该有另外一名父亲。雅克的女人不应该再嫁。就算别人一直偷偷议论她的孩子，她也完全不在乎。

　　显然，就算我从现实考虑，也没有打动她，她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觉得这一点思考价值都没有。虽然她从未明说，但是从她多次重复的“社会习俗”“过去的偏见”之类的，语气明显很鄙视。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我采用不一样的方式询问。虽然那些“社会习俗”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反对它？这本来就是社会习俗本没有的意义。特别是这一点：这个事情不光是跟她有关，而且还跟让·保尔有关。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相信私生子是不正当的行为，我也同意这一观点。不过，这也是事实。要是她能够懂得这一点，那她一定会接受我的姓氏，让我接手这个孩子。我们的情况很特别：所有的事情在我即将死的时候都变得单纯起来！

　　我尽快赶在今天就回信给她。

　　我不应该不把事情详细的进行方式告诉她。她或许觉得特别的麻烦。我得把事情跟她说清楚，我应该这样跟她说：“您只需要随便搭上一辆晚间的快车，我会在格拉斯等着您的到来。政府的事情我会先准备好。您到达格拉斯以后没两个小时，您就可以领到一张合格的身份证打车回巴黎。”

　　七月二十四日

　　很开心我能在昨天写一封回信给贞妮。今天一整天都因为新的治疗而感到疲惫。

　　我原以为只要能办好民政手续，就可以让小东西减少等待他的各种麻烦，我还是太笨了。但让贞妮同意还是希望极高的。

　　七月二十五日

　　看报纸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报道沙朵—蒂埃里被我军收复。德军战败了，或者是因为战略撤退？瑞士新闻界认为福什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进攻。现在的目标就是排除德国人的撤退。英国在第一线等待战机的可能性越来越有可能。

　　窒息又发作了，而且越来越频繁，这让我感到忧心。体温不断上下波动，我感到四肢越来越无力。

　　七月二十六日，周六

　　一晚上都难受得睡不着觉。贞妮回信中还一直坚持她原本的想法。

　　下午。

　　打了几针，那两个小时难受缓解了很多。

　　贞妮的回信当中表现出了她固执的一面，她不愿意知道细节。在女人的眼中，只是签个名字这样的小事情都变成了背信弃义的大事。（“若是我可以询问雅克的想法，他一定会支持我，让我不要向恶劣的偏见低头。我觉得这是背叛他。要是我……”之类的。） 蒂博一家（全4册）（诺贝尔文学奖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