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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大学校领导岗位大陆裔移民一代分布的现象及原因分析近年来陆续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裔移民一代极少占据欧美职场高端岗位。这一现象是否属实及在哪些层面上属实，我们使用世界上排名最前的236家欧美大学，即前100所美国大学、前50所英国大学、前48所德国大学和前38所法国大学的校领导计算中国大陆裔所占比例，并与印度裔、中国台湾裔、香港裔对比。数据验证上述现象确属存在。一是在绝对人数上仅3名大陆裔占据美国高校校领导岗位。前100所美国大学的一把手校领导大陆裔为0、二把手及其后校领导大陆裔3人。二是大陆裔占据前100所美国大学各院系的正职院长极少，未来能晋升到美国大学校领导的后劲严重不足。前100所美国大学各院系正职院长大陆裔仅有2名。三是美英德法四国排名前236家大学一把手校领导大陆裔仅占1名（英国大学），二把手及其后校领导大陆裔仅占6名（美国3名、英国3名）。对此，本文研究结论是“作为整体的大陆一代移民极少能在欧美大学爬升至校高管岗位”这一现象确属存在，同时以数据分析排除了两个流行一时的观点，即：赴美大陆留学生英语非母语不是原因、留学生生源素质和数量不是原因。通过归因分析提出：一是选入美国大学校领导团队难度大，二是过去20年的中国发展红利期吸引大批华裔学者回流大陆。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陆续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裔移民一代极少占据美国大学校领导岗位，不仅比不过中国台湾、香港裔，甚至都比不过印度裔。为验证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本文使用世界上排名最前的236家欧美大学，即前100所美国大学、前50所英国大学、前48所德国大学和前38所法国大学的校领导计算中国大陆裔所占比例，并与印度裔、中国台湾裔、中国香港裔对比。

　　（二）研究设计

　　本文美国前100所高校和前100所商学院数据使用US News2020数据。英德法高校数据统一使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50所英国高校（最后一所排名世界401～500位）、48所德国高校（最后一所排名世界601～800位）和40所法国高校（最后一所排名世界1 001＋位）。研究对象“中国大陆裔”和参照对象“中国港台裔”“印度裔”都仅指移民一代，即在母国/母地区成长至18岁后才移民到美国的人群。“校领导”仅指校级高管，不指校董事会成员。“校领导”分两类：一是一把手校领导；二是二把手及其后的普通校领导。本文所有数据均为作者一手，有效时间截至2020年2月1日。

　　二、研究结果

　　（一）中国大陆裔占据前100所美国大学校级高管岗位总况和含金量

　　前100所美国大学中，一把手校领导大陆裔为0人、印度裔3人；而普通校领导（二把手及其后）大陆裔3人、印度裔24人。但问题不仅在于量，更在于质，使用岗位含金量、岗位广泛度和后备校领导储备三方面来衡量质。

　　一是在岗位含金量方面，大陆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68位美国大学校领导，印度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36位的美国大学校领导；换句话说，中国大陆裔占据前100所美国大学的含金量（3人平均占据排名第68位的美国大学）比印度裔占据的前100所美国大学含金量（28人平均占据排名第36位的美国大学）要低近1倍。

　　二是在岗位广泛度方面，100%的中国大陆裔在美国大学校领导的主管业务局限于教务和学术事务2种岗位。而仅14%的印度裔在美国大学占据教务和学术事务2种岗位，86%则广泛占据校长、分校校长、教学、招生、科研、教员人力、校盈利业务、外联国合、审计合规、开放学习、IT、附属校医院等其他12种岗位。

　　三是在未来有望当上校领导的梯队储备方面，大陆裔占据美国大学校领导岗位的储备后劲不足，因大陆裔正职院长仅2名。前100所美国大学各院系正职院长，大陆裔仅有2名，其中1名工程学院、1名计算机学院；而印度裔则有18名正职院长，为商学院/管理学院10名、工程学院6名、信息系统和公共政策学院1名、分校校长1名。

　　表4-9 中国裔移民一代任美国TOP100大学校领导（6名）

　　数据来源：作者一手。

　　表4-10 印度裔移民一代任美国TOP100大学校领导（28名）

　　（续表）

　　数据来源：作者一手。

　　中国裔移民一代任美国TOP100大学正职院长（2名），均为大陆裔。1名为工程学院，1名为计算机及信息科学学院。

　　表4-11 中国裔移民一代任美国TOP100大学正职院长（2名）

　　数据来源：作者一手。

　　印度裔移民一代任美国TOP100大学正职院长（18名），其中商学院/管理学院10名、工程学院6名、信息系统和公共政策学院1名、分校主管1名。

　　表4-12 印度裔移民一代任美国TOP100大学正职院长（18名）

　　（续表）

　　（续表）

　　数据来源：作者一手。

　　（二）中国大陆裔占据前50所英国大学、前48所德国大学和前38所法国大学的校级高管岗位总况和含金量

　　前50所英国大学中国大陆裔有4名（其中逯高清为英国萨里大学一把手校领导），印度裔为0。前48所德国大学和前38所法国大学的校领导，中印均为0。

　　表4-13 中国裔移民一代任英国TOP50大学校领导（4名）

　　（续表）

　　数据来源：作者一手。

　　（三）中国大陆裔占据美国前100强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岗位的总况和含金量

　　选择美国前100强大学的商学院正职院长进行案例分析。选择商学院主要基于两点考虑：①商学院往往是美国知名大学中规模较大、设置普遍、系所师生多、横跨文理的热门类大院大系，较纯理工类或纯文科类院系长而言商学院正职院长职位的竞争程度更激烈、岗位的含金量较高。②同比如法学院、医学院等热门类大院大系，商学院的“外国人门槛”相对较低。法学院、医学院由于其更需要本土文化熟稔、学费高昂等就读和职业特点，更倾向于提升本土人士，大陆、港台、印度等国外移民一代更难当上院长，因此用作案例分析的说服力就不够强。

　　截至2020年2月1日，美国前100强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中，有15位印度裔，仅有1位中国大陆裔（见表4-14）。以岗位含金量衡量，1名大陆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49位美国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15名印度裔平均能当上排名第45位美国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但问题在于，2名印度裔能跻身美国前10所顶尖大学的商学院正职院长，且为第2（哈佛大学）和第4（芝加哥大学）的高位。美国前10所商学院，不用说是正职院长了，就连普通教师都难见大陆裔。

　　表4-14 美国前100强大学商学院正职院长的印度裔与中国裔对比

　　（续表）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三、原因分析

　　美英德法四国排名前236家大学的一把手校长中，中国大陆裔仅占1名（英国萨里大学），二把手及其后的校领导岗位中国大陆裔仅占6名（美国大学3名、英国大学3名）。本文仅选择为何“中国大陆裔仅占3名美国大学校领导”的现象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排除了两个流行一时的观点，即：赴美大陆留学生英语非母语不是原因、留学生生源素质和数量不是原因。通过归因分析提出：一是选入美国大学校领导团队难度大，二是过去20年的中国发展红利期吸引大批华裔学者回流大陆。

　　（一）英语母语不是主要因素

　　假设四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基数相同，按母国人口总量的权重计算，则中国大陆每1人出任美国大学校领导，印度则出10.5人、中国台湾出21人、中国香港出134.5人。英语是印度和中国香港的官方语言。如英语母语为原因，则印港裔在美表现应超过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裔，但中国台湾裔一代移民出任校领导比印度裔出任校领导的权重值高1倍。在量方面，这说明英语母语不是影响因素；在质方面，1位中国台湾裔校领导为一把手校领导，1位中国香港裔校领导为二把手校领导，这不仅说明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一代移民整体在美国大学占据校领导并不低于印度裔的含金量，而且说明中国台港裔移民一代比大陆裔移民一代占据美国大学校领导岗位的含金量高。

　　（二）赴美大陆留学生生源质量和数量不是原因

　　赴美大陆留学生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较大幅度超过印度赴美留学生，更不用提大中华地区的陆港台华裔学生加总，因此美国大学校领导中国大陆裔一代移民少不是由于生源原因。留学生数量方面，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1919年至今的统计数据，1979/1980学年到2017/2018学年间（1999年之后为全部值，1995年之后仅取逢0和逢5的学年值，因其余学年值不开放），赴美印度留学生总数为190.4万人，大陆留学生总数303.4万人，中国台湾留学生总数53.4万人，中国香港留学生总数18.8万人，大中华区（大陆和港台）留学生总数375.5万人。留学生质量方面，以2011/2012学年到2016/2017学年的6年统计，美国顶尖20所大学录取中国大陆学生118 923人，录取印度学生33 090人，前者是后者的3.6倍。

　　表4-15 1979—2018学年赴美大陆、印度和港台学生总数及倍数

　　（续表）

　　表4-16 美国TOP20大学招收中印学生及占当年招收所有学生百分比（2011—2017学年6年总数）

　　（续表）

　　表4-17 美国TOP20大学招收中印学生及占当年招收所有学生百分比（2016/2017学年度）

　　（续表）

　　（三）统计年龄段赴美大陆裔升任美国大学校领导难度大可能是主要原因

　　一是这批人对美国多元社会的适应力有限，很难达到“美式”卓越领导力的要求。本文3名大陆裔美国校级高管以及正职院长的在岗高管年龄在57～63岁之间（最小1963年出生），100%是在中国大陆读完本科及硕士博士（最小赴美年龄21岁）后才赴美留学，赴美时间为1984年和1988年。人是社会的产品，这一批人的思维理念与美国多元并包兼容的社会理念认知存在“次元级”差异，这就造成了这批人很难在美国大学融入并体现出卓越领导力，以至于大多停留在基层或技术岗位难以升迁。这一点周雪光曾有充分论述，“一统体制有着两个基本维系机制——官僚体制和一统观念制度”以及一统观念制度“会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而难以为继”。这一固有思维的转变可能比想象中要更为艰难。如清华企业家协会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张于庆曾说过他目睹的例子：某大陆生名校毕业，去思科工作，第一个问主管的问题是“Is this allowed？”，当时主管停顿良久不知如何回答这个从来没有被问过的问题，与企业期待员工创造产品快速盈利的创新思维相差甚远。

　　二是这批人整体上的美式管理思维偏弱，可能导致更不容易在商学院上升到管理层，而能在理工学院上升到管理层。这批人成长在动乱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很难从小就具备一整套市场经济、沟通交流的思维，与成熟商业社会环境下幼童就买股票谈投资有天壤之别。我国沪深股市成立于1990年，国际社会营商规则引进于加入WTO之后，之前还有深厚漫长的轻商传统，我国至少还需要一两代人时间才能普遍具备成熟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而印度、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有着数百年的美英半殖民史或类似，一直深受欧美体系的影响。印度被英国殖民300年之久，加之本土一直多语言、多种族、多邦分治；1949年后中国台湾在体育、娱乐、宗教、教育、文化方面深受美国影响；1841年后中国香港为英国殖民地，较之大陆都更易融入美国社会。《纽约时报》对比硅谷与中关村，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管理方式仍是自上而下、以绩效为导向的，与硅谷不同的是，中国聪明的下属很少有自由去开始一个新的东西；而且中国有点同质化，与硅谷相比，你在这里找不到那么多观察世界的视角。”

　　（四）中国发展红利期导致较多华裔学者选择回国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本文使用世界上排名最前的236家欧美大学，即前100所美国大学、前50所英国大学、前48所德国大学和前38所法国大学的校领导，要想升任大学校领导必须至少先具有本大学正职院长或类似年资。虽然中美两国都难以找到官方统计数据，但从现实中我们观察到：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大陆高校吸引海归力度很大且岗位多、薪酬高，近20年来海外回流华裔学者不在少数；而极少有留在美国的印度裔选择回印度大学，都是一心一意留在美国。因此华裔学者选择回国可能也是升不到美国大学校领导的原因之一。 上海科技人才发展研究报告（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