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侦破日袭珍珠港密电

　　1941年12月8日，是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从此改变世界格局，改变整个二战力量对比，扭转整个二战进程的日子！这一天凌晨，即夏威夷时间7日清晨，日本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对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海军基地展开狂轰滥炸，毫无防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同一天，日军进入泰国曼谷，日本军机袭击马尼拉、新加坡、关岛、威克岛等地。

　　这一天，戴笠没有外出，在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之前，他还在办公室里研究最近侦译的日本军事情报。据情报显示，日军近来的动向太不寻常了。看样子，日军将有大的军事行动！

　　就在前不久，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当然，这并没有给破译工作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们已经摸清了日电密码的更改规律，很快就掌握了新密码的破译方法。问题是，日方为什么突然全面更换密码？

　　紧接着，特技室侦知日本外务省命令中国香港、马尼拉、夏威夷、新加坡等领事馆毁掉密码机和重要密本密件，只留下一种普通密本听候命令。这又是为什么？

　　上述种种异动，只能说明日本将对上述各地采取非常行动！显然，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领土已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那么夏威夷呢？美军太平洋舰队就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

　　这个猜想似乎有些大胆，但很快从日本海上的军事调动与空军军事部署的密电中得到证实，日本空军正拟向太平洋地区活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

　　戴笠将日军一系列异动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经蒋介石批准，通知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让他想办法将此信息转告美国国防部。然而萧勃反馈回来的信息却令戴笠十分沮丧——

　　美国国防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们、将军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捧腹大笑。他们既不相信中国人能破译日本的军情密码，更不相信日本敢对美国开火。这也难怪，直到珍珠港事变前一天，日本人还在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是，不相信也就罢了，令戴笠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却反过来认为中国有意离间美日关系，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无论如何，日军大举南进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究竟意在何为？除了太平洋上英国的殖民地领土，难道不会继续进犯美国的利益？

　　对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戴笠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但美国人的反应又让他疑惑，因为美国的密码破译技术显然不在中国之下，难道在中国提醒之后他们的谍报人员仍在无忧无虑地睡大觉？

　　就在这个时候，毛人凤闯了进来。

　　自打升任局本部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终日朝乾夕惕、谨言慎行，在身为上司的老同学面前，愈发谦冲自牧、行事稳重。

　　像今天这样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在戴笠面前是不多见的。所以戴笠蓦然一惊：

　　“善馀兄，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预测没有错！”

　　毛人凤说着，将一封译后的电文放到戴笠面前。电报是萧勃从美国发来的，在第一时间向军统局本部报告了一个天大的“喜讯”。

　　对于美国的不幸本应哀矜勿喜，说“喜讯”似乎有些过分，其实并无幸灾乐祸之意。美英对中日战争一向持不重视态度，对侵略国日本更是态度暧昧。正因如此，日本人一直从美国购买大批军火用于中国战场。如今，美国遭日本暗算，想必应该清醒了。对于军统来说，它说明特技室侦译的日军情报是准确的；对于独立抗日四年半之久的中国来说，终于就要有同盟军了！

　　“小日本的死期就要到了！”戴笠激动得一掌拍在桌子上，“轮椅上的老头子应该愤怒地站起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发誓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

　　戴笠猜得不错，就在事发当天，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广播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发誓要领导全国民众报仇雪恨。只是他并没有从轮椅上站起来，多年前那场小儿麻痹症使得这位年届花甲的总统下肢瘫痪，再也离不开轮椅了。

　　当天，美英对日宣战。

　　直到这时，美国国防部才想起中国大使馆曾提醒他们注意日本动向、日本有袭击珍珠港的迹象。虽然他们不能想象中国的密码侦译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但仅凭能破译日本的秘密军事情报，便可推断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于是，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打听情报来源，得知是军统局提供后，立即与萧勃取得联系，希望能与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

　　得到这个消息，戴笠的激动与兴奋不亚于当年在“人才济济”的复兴社，以黄埔六期的“小字辈”身份脱颖而出，被蒋介石任命为特务处处长！

　　戴笠立即回电，指示萧勃趁热打铁，抓紧时机在美国活动，以期促成与美方的合作。

　　出乎意料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来到了军统局本部，走进了戴笠的办公室。这让戴笠看到了美国人合作的诚意。不错，迪帕斯就是来商谈在对日作战中进行情报合作的。

　　为了促成合作，戴笠在“漱庐”设盛宴招待迪帕斯，同时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人作陪。这次宴请，戴笠和他的军统及电讯处给迪帕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在迪帕斯与戴笠正式接触之前，英国人早已捷足先登，同样为军统的对日情报侦译技术而来。

　　对英军的情报支援

　　事实上，英国驻重庆的特务们在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中，早已目睹了重庆官方一次次发出的准确无误的空袭预警，英国谍报部门也已注意到军统在电讯方面的综合实力，希望与军统开展电讯方面的合作。

　　其时，英国一方面对日寇侵略中国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又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南侵步伐，以保护其在东南亚的利益；同时又想从军统获得对日军事情报，尤其想得到军统破译日军电讯密码的特种技术，因而早在1940年便开始与中方协商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也要给中方一点好处，那就是与军统秘密组织中英特务合作，为军统训练武装特务，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

　　充实装备，扩大特务武装，戴笠对此求之不得。但他同意的这个合作是有所保留的，那就是不可能真的将研究多年的对日密电侦译技术传授他人。这并不妨碍中英情报合作，军统会向英方提供完整的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的军事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早在1940年10月，军统便派陈一白、王惠民等20多人组成“香港侦空工作队”，在香港山顶缆车站旁的英国陆军营房内建立侦收台，侦收范围覆盖广州、三灶岛、汕头、福州机场，以及香港周围海面。

　　侦收队与英方在半山建立联络站，凡重要情报随时送至半山联络站，次要的毎天汇总送一次。英方派一名陆军上尉负责与中方联络。

　　英国人在香港没有情报机构，对中方传递的军事情报极为重视。尤其日军轰炸珍珠港后，英军更是亟须知道日军动态，特地派一名少校到侦空工作队，要求多提供情报。

　　12月9日清晨六时，侦空工作队侦知广州、三灶岛等机场日机起飞，飞行目标是香港，立即通知英方发放警报。一个小时后，果然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上空，轰炸陆军军营、香港海军船坞等重要目标。此后日方连续对香港进行轰炸，全凭军统侦收台及时提供情报，发出预警。香港沦陷后，香港侦空工作队的工作方告结束，同时应英方要求，军统又派遣了仰光侦空工作队和印度侦空工作队。

　　12月10日上午，军统重庆、成都两个侦空组侦收到西贡日本空军基地与从西贡起飞的侦察机的联络密电，侦察机向基地报告：“新加坡北方百余海里的海面上，发现英国主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

　　11点多，日军西贡基地有三批轰炸机起飞，向南飞行。不久侦收到日军轰炸机向西贡基地的报告：“已飞临×地上空，地面无防卫火力，英军舰正向外海移动。第一批轰炸机开始轰炸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舰面高射炮火力微弱，已炸中舰面，第一层甲板洞穿……”

　　第二批轰炸机报告：“第二批轰炸机已飞临‘威尔斯亲王号’上空，投弹中第二层甲板。该舰且战且走，以高速向新加坡东南30海里海面驶行……”

　　11时50分又侦收到：“‘威尔斯亲王号’锅炉被击中爆炸，引起弹药库爆炸，逐渐沉没。‘却敌号’也被炸下沉……”

　　这两艘战舰是不久前才开赴远东的。1941年下半年，日本加快南侵步伐，东南亚局势日益危急。为威慑并遏止日军南下，保持其在远东的威望和权益，英国特地派出由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组成的远东舰队。其中，“威尔斯亲王号”与“却敌号”是英国最新威力最大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更是号称炸不沉的兵舰，曾在南美乌拉圭外海击沉德国战舰“俾斯麦号”。该舰建成于1940年，排水量3.5万吨，作战官兵1500人，时速30海里。舰上装有十门14英寸大炮、16门高射炮、32挺高射机枪，并载有飞机四架、飞机发射台一座。舰面甲板共三层，各厚六英寸，护炮装甲厚十英寸（1英寸=2.54厘米）。

　　英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号称炸不沉的战舰会葬身海底！

　　当戴笠将情况呈报蒋介石，蒋介石命人打电话通知英国驻华大使柯尔时，柯尔的第一反应与美国人听到日本将袭击珍珠港一样，认为是天方夜谭，在电话中说出一连串的“不可能”。

　　尽管不相信，柯尔还是立刻报告了伦敦。第二天，英国政府在发回的电报中证实，中国的情报完全准确！柯尔只得打电话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由英方协助军统训练抗日游击武装一事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元月，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在重庆小龙坎成立，并在别动军司令部东南小高地上新盖一所西式平房，作为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别动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除了已成型的忠义救国军外，就是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城队。忠义救国军以原有建制自成体系，部队番号改为“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城队则重新组编，番号为别动军一至九纵队。

　　别动军司令由戴笠举荐经蒋介石批准，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已在此前担任“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的周伟龙担任。

　　戴笠与周伟龙的关系可谓渊源很深，他们既是非常铁的哥们儿，又是十分融洽的上下级。当年唐生智反蒋时周伟龙已是其总指挥部宪兵营营长，戴笠还是无名小卒，却独闯信阳城冒名前去游说周伟龙，而整个信阳城正在严查蒋军奸细。倘若游说不成，周伟龙将戴笠扣押，等待戴笠的唯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戴笠对周伟龙也是投桃报李。周伟龙任上海区长时被捕，戴笠不惜动用一切关系予以营救，这在沦陷区所有军统被捕人员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用人方面，戴笠原本注重用其所长，本着“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的最基本原则，早年尚能知人善任；但随着摊子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且形势变化无常，对干部的任用便越来越显出被动，甚至随意。虽说对高级干部的任用还算慎重，在干部的管理与沟通方面则明显不够，比如对待王天木与陈恭澍，未免疏于管理、沟通与疏导，方式方法也过于简单。对周伟龙亦是如此。

　　别动军司令是一个中将级高级干部职位，将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交给周伟龙，自然是出于信任。在军统的高级干部中，真正在正规部队带过兵上过战场的寥寥无几，而周伟龙便是其中一个，且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又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从资历到经历都是其他人不可相提并论的。

　　军统局成立之后，戴笠将特务武装看得尤为重要，对别动军司令这个人选，他所寄托的厚望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职务本身，他是作为“接班人”来确定这个人选的。在曾家岩公馆，戴笠曾对局本部前来共进工作午餐的干部表示，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去西北、东南出巡，当时的公路条件恶劣，交通工具落后，干的又是特务工作，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翻车、敌机轰炸、遇刺、中毒等等，他认为一旦他遭遇不测，只有周伟龙能接手军统这个摊子。

　　然而，令戴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倚为心膂股肱的这位老兄，很快就把中英合作所搞砸了，掐指算来，从开张到关门也仅仅维持一年有余。究其原因，周伟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伟龙作为中英合作所所长兼别动军司令，到任后立即催促英方尽快运送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英方特务则坚持先训练，然后再运送武器装备，同时要求拥有作业控制权。作业控制权不能放，却未必不能沟通。周伟龙向来清高自负，锋芒毕露，与人合作少有回旋余地；而英国特务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寸步不让，双方各执己见，形成僵持局面。

　　事实上，谈判桌上的斡旋既不同于在部队带兵，亦不同于担任上海区长，这并不是周伟龙的强项。这一点戴笠应该清楚，周伟龙或可胜任忠救军总指挥、别动军司令，未必能干好中英合作所所长。以其个性，实在不适合与傲慢的英国人打交道。而戴笠在周伟龙上任之后，从此将中英合作全部事务推给了周伟龙，他本人既不参与协商谈判，也很少过问，甚至在发现周伟龙将中英所及别动军司令部搞成了湖南同乡会，也只是内心不满，并未与周伟龙沟通，也没有提出任何警示。

　　在中英双方各存私心的情况下，双方的僵局始终未能打破，硬碰硬的结果最终导致一拍两散伙，英方特务从此撤出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这个结局令戴笠十分失望，尽管他本人已忙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合作事宜，仍为中英合作所的结束遗憾不已。

　　在中英合作所关门后，1943年10月，戴笠下令周伟龙入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其别动军司令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两个职务全部由他人接任。借“学习”的名义将其免职，也算给周伟龙留足了面子。但“学业”结束后，周伟龙一直处于投闲置散之中。

　　终戴笠一生，再未重用周伟龙。

　　初会梅乐斯

　　1942年5月3日，军统局的一位重要客人——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飞抵重庆。

　　梅乐斯军阶不高，肩负的特殊使命却不容忽视。他是驻美国大使馆副武官、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继雅德利之后，为军统请来的第二位美国“客人”。

　　梅乐斯生于1900年，出身于美国海军官校，曾入哥伦比亚大学硏修电机工程，获硕士学位，亦为电机水雷专家。官校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海军亚洲舰队，一度充任舰长，往来中国沿海地区达八年之久，熟悉各水域海港情况。他是接受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金氏上将指派，来华执行特殊任务的。

　　萧勃与美国海军中几位熟悉中国情况的军官比较熟悉，其中就包括梅乐斯。美国海军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一直注意日军动向，认为日军迟早会发动太平洋战争，其第一步骤，就是尽速占领东南太平洋沿海陆地，驱逐西方势力。美国有与中国合作之必要。

　　果然，珍珠港事变爆发仅仅十几天，日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香港、倾力攻掠东南亚及太平洋各重要岛屿，旋即横扫亚洲的英美殖民地。这对英美不啻当头棒喝，美国也开始重视海军方面的意见。

　　美国对日作战必须以海军为主力，适当配合空军，先歼敌于海上才可决定胜负。当时美国只有七艘航空母舰，实难大规模出击，唯有利用中国陆地。

　　为应付日军威胁，美国特派大西洋舰队总司令金氏上将兼任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命令梅乐斯去中国，在中国尽可能多地建立一些气象站，为配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同时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侦察、爆破等作业的突击队，从事对敌破坏工作，协助海军骚扰日军；并建立适用于美国海军登陆的基地，为三四年内迎接美国海军登陆中国沿海做准备。

　　尽管梅乐斯熟悉中国沿海水域与港口，但到一个没有人脉关系的国度，深入敌占区建立基地，谈何容易！

　　为了寻找达成任务的途径，金氏上将召集梅乐斯、海军少将李威廉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在华盛顿大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商讨此事。

　　为了说服金氏等人，萧勃首先分析了合作方的可行性。既是深入敌后，与中国海军方面合作显然不现实。当时国民党海军力量薄弱，不可能潜入敌后开展活动。国民党在沦陷区有较为完整的潜伏组织的，只有军统。军统不仅有遍布沦陷区的情报单位，更有开展军事活动骚扰日军的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

　　萧勃很肯定地说：

　　“无论梅乐斯先生要去中国的任何沦陷区，戴笠将军的敌后工作人员都可以护送他安全到达；建立气象站与基地、组织武装力量骚扰敌人，都可以做到。”

　　萧勃说得非常干脆，金氏等人不能不信。

　　“戴笠将军是谁？”梅乐斯问。

　　“他是蒋委员长幕僚中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可以为你安排一切。”

　　萧勃又介绍了有关戴笠的情况，并肯定地说：

　　“只有在戴将军协助之下，你的任务才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不会有什么困难。”

　　为了进一步了解戴笠的情况，梅乐斯又到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署查阅有关资料，结果却与萧勃所介绍的完全不同。这些资料记载的细节不尽相同，但结论如出一辙，说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该组织在上海一带被称为“蓝衣社”，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并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绝少有外国人能够见到他。其中有一个资料，竟说他曾杀害他自己的母亲两次之多。

　　对这些内容，梅乐斯不能完全相信。但当他在其中一个报告上看到在海军官校的同班同学麦克胡的签名时，他对此不再怀疑，因为麦克胡此时仍在重庆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

　　但此时戴笠已报请蒋介石并获得批准，欢迎梅乐斯来华，由军统予以安排接待，并已回告萧勃。事到如今，梅乐斯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了。

　　4月上旬梅乐斯启程，途经锡兰（现为斯里兰卡）时临时决定去看望在科伦坡的老友——美国海军上校李末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军统及戴笠的情况，于是在科伦坡下了飞机。从李末斯那里听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及老同学麦克胡正在印度，准备乘飞机返回重庆，梅乐斯又赶到印度与高思、麦克胡会合，然后同机飞往重庆。

　　戴笠早已从萧勃的电报中得知了梅乐斯的启程时间，随着行程的不断改变，其行动路线也由军统设于锡兰、印度等地的情报站，及时向戴笠做了汇报，但梅乐斯到重庆的具体时间未能及时获悉。

　　由于无人接机，梅乐斯当晚下榻于重庆嘉陵宾馆。

　　在梅乐斯刚刚离开机场之后，机场航空检查组的特务便将电话打到了戴笠的办公室。尽管迫切需要与美国合作，但戴笠一向爱面子，在外国人面前更是不能失了身份，所以并没有登门拜访梅乐斯，只是派了一辆雪佛兰小汽车去嘉陵宾馆，供梅乐斯使用。这让梅乐斯不无惊讶，也就是说，他一落地戴笠就得到了信息。

　　第二天下午，戴笠派员将梅乐斯与麦克胡请到了“漱庐”。一见面，又让梅乐斯吃惊不小。戴笠首先为没能派人接机表示歉意，原因却是梅乐斯中途下了飞机，又从锡兰转印度飞重庆，行程一变再变，没有把握好时间。

　　当翻译刘镇芳将戴笠的话讲给梅乐斯后，梅乐斯当即意识到连锡兰和印度都有戴笠的情报人员，震惊之余，开始相信萧勃的话没有错。

　　当天晚上，戴笠在“漱庐”设宴为梅乐斯接风洗尘，作陪的有毛人凤等数名军统高层干部。

　　宴席上，谈到梅乐斯的住处，戴笠问：

　　“中校先生喜欢住在城里，还是喜欢住在乡下？”

　　“住哪里都行。不过，我更喜欢到处走走。”

　　“这好说，什么时候去，随时都可以安排。”

　　见戴笠说得如此轻松，梅乐斯没有再怀疑，他相信戴笠有这个能力。

　　戴笠自然知道梅乐斯肩负的任务，他本人也想尽快让梅乐斯了解军统情况，早点达成合作协议。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必须做好铺垫，方能水到渠成。

　　“我的意见，中校先生先熟悉熟悉情况，然后再去东南沿海也不迟。”

　　梅乐斯点点头表示同意。

　　这第一次会面，梅乐斯对戴笠的观感是：说话直率，待人诚恳，目光炯炯有神，英气逼人，比在萧勃家里看到的照片要老些。并在回忆中说：“麦克胡过去虽然写过对戴将军极不友善的报告，可是，今日之会，也使他对这位目光敏锐的将军观感一新。”

　　这个晚上，梅乐斯被接到了神仙洞的豁庐，住进了雅德利曾住过的那幢花园别墅。除司机和保卫人员、服务人员外，戴笠特地为梅乐斯派了两名翻译，英语翻译刘镇芳和粤语翻译潘景翔。

　　展示合作实力

　　为了尽快促成中美合作，戴笠给梅乐斯准备的第一个“见面礼”是军统局高级干部工作汇报会。这个会议将有助于梅乐斯了解军统情况，相信会给梅乐斯留下深刻印象。

　　翌日上午，戴笠邀请梅乐斯与麦克胡一同出席会议。军统局与会人员都知道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会场气氛严肃庄重而又和谐。

　　其实会议的气氛倒不是特意做出来给梅乐斯看的，军统局的一般会议都是庄严肃穆的，只要戴笠心情好，无论会上会下，他都能表现得很“亲民”，会议的气氛也就在严肃中不乏和谐温馨。

　　当然这个“亲民”也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草根出身使然。只是随着摊子的扩大，权力越来越大（官职仍是少将级副局长），难免生出些骄矜与专横，“亲民”表现也就渐渐地少了。

　　戴笠在这个会上的表现自然是很“亲民”的。无论是他本人讲话还是听取下属工作汇报，抑或是与下属交流互动，都表现得亲切自然，而且看得出他在下属中的威望。他给梅乐斯留下了“精明干练、刚毅果敢、轻松诚恳、和蔼可亲”的印象。应该说前三点是戴笠的本色表现，最后一点在戴笠身上也是时常出现的，比如对朋友，对亲近的下属，对军统局以外的同级别国民党官员等。

　　给梅乐斯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有别于大多数国民党官员的特质：既无一般中国官场的繁文缛节、卑躬屈节的礼数，也无装腔作势故作神秘的神态，性格上近似西方人。

　　看来梅乐斯看人还是很准的，对戴笠的初步印象，与戴笠的个性、行事风格完全吻合。戴笠出身寒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哪有什么繁文缛节与礼数；他讲话直来直去，做事风风火火讲求效率，与军人出身的梅乐斯倒是很投缘。

　　军统局的与会干部也给梅乐斯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没有一个表现得唯唯否否。无论是汇报还是提问，都能争相发言。对梅乐斯的提议，都能专心倾听，然后充分发表个人意见。

　　梅乐斯所提议的问题，主要是气象情报的大量获得、无线电密码侦译的进行，以及如何骚扰日军，比如在中国沿海日军经常使用的水域中布雷等。戴笠当场表示，可暂时利用军统散布各地的秘密组织和电台配合搜集气象情报，利用军统现有的密电侦译人员与设备开展对日军事情报的侦译；至于骚扰日军，潜伏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一直在从事此项活动。只是多数士兵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要加强培训，装备先进武器，很快会提升战斗力。

　　如此说来，各项任务都有现成的人马，只要加以扩充、补充先进设备与武器、对人员加以培训提升，一切看起来都将水到渠成。这似乎也太简单了——梅乐斯将信将疑。

　　不料，几天后，敌后情报如雪片般相继飞来，不仅中国大陆敌后沿海各地，连越南、缅甸、泰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婆罗洲等地的敌情和气象报告，也都相继转交到梅乐斯手中。

　　如此高的效率，梅乐斯不无惊异。到重庆后短短十来天的所见所闻，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扭转了美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署带给他的对戴笠的不良印象，他庆幸此行找对了人。

　　接下来是安排梅乐斯的东南沿海之行。梅乐斯要考察的闽浙沿海一带，是沦陷最久、敌人戒备最严的地区，而且此时日军正发动浙赣会战，分别由浙东、南昌进犯浙赣铁路。此时深入敌后，尤其是有美国人同行，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由于戴笠需要先行一步去东南沿海处理紧急事务，所以临行前做了周密安排，商定了梅乐斯启程日期、行程路线和两人相会的时间地点。

　　对于随行人员，梅乐斯提出带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鲁赛同行。虽然戴笠给他派了英语翻译与粤语翻译，但鲁赛不仅可以充当翻译，而且是无线电专家，在异国他乡的一队中国人中，有这样一个同胞同行，自然心里会踏实许多。戴笠对此非常理解。

　　其他随行人员有海军部上尉林葆恪、总务张东生和卫士、厨师、司机等服务人员，一行共12人。

　　安排好梅乐斯的出行事宜，戴笠于5月18日提前离开重庆，赶赴东南沿海。

　　既然都是去东南沿海，因何不能同行，一定要分时分道而行？对此，麦克胡不能理解，怀疑戴笠并非真诚合作。他对梅乐斯说：

　　“迄今为止，外国人没有一人与中国特务机关合作成功的，戴将军对这一类的事情，表面上虽然会答应，但是决不可能当真付诸行动。”

　　“我看未必。”

　　梅乐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戴笠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没必要与尚未正式合作的外国人解释。麦克胡却是振振有词：

　　“你知道英国人早就跟他们谈合作了吗？可谈了很久还是没谈成，英国派来与他们合作的代表团，已经准备返回印度了！”

　　“为什么没谈成？”梅乐斯疑惑地问。

　　“因为戴将军不肯接受他们保持作业控制权的要求。”

　　“这个原因啊！”梅乐斯笑了，“不接受很正常，毕竟这是在中国。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到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不会接受。”

　　“这怎么能一样？”

　　在麦克胡看来，美国人历来都是高人一等的。但是梅乐斯认为，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英国人、荷兰人都先后在日本人手中吃了苦头，美国强大的舰队在珍珠港遭日方惨重的轰炸，英国两艘战舰被炸沉在南海海底，中国香港、新加坡、爪哇都告陷落，马尼拉也被占领，美菲军民曾浴血奋战也未守住巴丹，整个菲律宾与荷兰属东印度全部沦为敌手。唯中国人孤军奋战四年半之久，仍然屹立不屈，谁还能对这个国家再加以轻视呢？

　　“戴将军似乎也没有想到谁比谁更优越的问题，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这就够了。他认为我可以帮助中国，而他也可以对我完成任务提供帮助，怎么会没有诚意呢？”

　　但梅乐斯无法说服麦克胡，而与麦克胡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高思大使。

　　对戴笠来说，与美国合作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他把这个合作看得重于一切，却为什么在如此重要时刻抛下梅乐斯独自一人上路呢？

　　沿海考察“亮肌肉”

　　其实戴笠根本没想那么多，因为他为梅乐斯的东南行做了充分准备，对沿途各地的接应、保护、招待和协助其完成考察都精心做了安排，能否达成合作的关键是军统能否为梅乐斯提供帮助，而不是自始至终陪伴在梅乐斯身边。

　　正是由于梅乐斯的到来，戴笠不得不将沦陷区潜伏组织的一大堆亟待解决的事务暂时压下。而这一大堆事务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别动军的组建。中英合作夭折后，别动军已在组建中，戴笠自然不愿放弃这支已被批准并获得番号的特务武装。在京沪区瘫痪之后，忠义救国军发挥了震慑汪伪汉奸的巨大作用，1942年元月在上海组织的纵火、爆破、惊扰和袭击日伪军及汉奸的行动，使戴笠看到了特务武装在敌后的优势。

　　忠救军原本自成体系，便衣混城队则是各战区从基层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分散于各战区，改编起来需要一定时日。戴笠早已下令东南各沦陷区的便衣混城队主要负责人4月底聚集江西上饶，研究改编别动军事宜，所以在安顿好梅乐斯的出行后，便遄赴上饶与等候在那里的各便衣混城队负责人会合。

　　布置完混城队改编别动军事宜，戴笠又为解决忠义救国军军费问题赶赴老家江山，先与驻扎江山附近的四十九军取得联系，然后赶往县城宴请以县长丁琮为首的头面人物，第二天赶往浦城。

　　梅乐斯一行12人按约定时间于5月26日启程，沿着事先约定路线，绕道湖南、广东和赣州，向福建浦城进发。一路上以卡车、滑竿、轿子为交通工具，穿越敌境时便化装成平民步行。由于每到一处都有当地军统组织人员接应与掩护，一路并无惊险，十来天后顺利抵达福建浦城。

　　梅乐斯赶到浦城的时候，戴笠正在那里接见来自东南各沦陷区的区、站负责人。梅乐斯发现，这些人来自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不同省份和地区，连新近沦陷的香港区潜伏干部也到了，向戴笠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他们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悄然来去，使梅乐斯感到军统在沦陷区的潜伏组织既强大隐秘，又组织严密，是一支绝好的可资利用的力量。

　　其实，戴笠在江西上饶改编便衣混城队的同时，便已电令各地潜伏组织负责人到浦城汇报工作。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时间，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梅乐斯展示军统实力。

　　当梅乐斯就某一地区提出气象、情报等想知道的问题时，戴笠大都能给予满意答复，并对所了解的最新信息加以分析。有不甚了解的，再通过电台联络，皆能迅速得到答复。如此一来，梅乐斯不仅了解了军统的潜伏组织，对戴笠个人的工作魄力和在军统中的威望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增加了合作成功的信心，并开始考虑合作计划。

　　6月9日一早，戴笠接到情报，日机要来浦城轰炸，他立即与梅乐斯及其随行人员一同乘车到城外田间躲避。果然，不久便有11架敌机飞临浦城上空，开始对浦城狂轰滥炸。

　　戴笠和梅乐斯坐在田间的大树下。照理说这里并不十分安全，随时可能会有爆炸的弹片飞来。但已经习惯了炮火硝烟的两人，对此并不在意，一坐下梅乐斯就称赞说：

　　“你们的情报很准确！”

　　此时就军统的密码破译技术来说，通报敌机偷袭情报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技术，戴笠觉得提出合作意向时机已到，听完刘镇芳的翻译后，他笑着说：

　　“你告诉中校先生，美国希望在中国做许多事情：需要气象报告指示他们在海上的飞机和军舰，需要日军的动向和作战活动的情报，需要在我们的海峡和海港中布下水雷对付日军等。这些作业都需要支持和保护，如果他把我们最可靠的五万游击队装备起来，进行训练，他们既可保护美军作业，又可为中国工作。”

　　说完这番话，戴笠又直接向梅乐斯问：

　　“如果美国准许你接受在中国陆军中当将军的任命，我们就可以一同来运用这批训练出来的人员。”

　　梅乐斯听后，认为戴笠的提议完全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这是为美军日后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况且戴笠建议共同作业控制，于是一口答应。

　　尽管戴笠不懂英语，但听到“OK”这个词，他笑着伸出右手与梅乐斯握手，两人干脆而又默契地达成合作意向。

　　这对戴笠来说，预示着中美合作将朝着他设想的方向发展，他所主持的特务组织将迎来军统建立以后关键性的飞跃。

　　在他们离开浦城向海边前进的时候，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报，于6月13日提前返回重庆，临行前指派驻浙江的军统东南办事处负责人毛万里陪同梅乐斯到温州，勘查浙江沿海；又指派闽南站站长陈达元陪同勘查福建沿海海岸。梅乐斯沿途实地勘察地形、水文、气象，为将来设气象站、无线电台，建立海岸观察哨以及登陆地点做准备，为此实地拍了许多照片作为数据资料。

　　由于当时金门与厦门已被日军占领，梅乐斯一行的勘查工作非常艰辛，走遍了百余里的沿海地带，穿越厦门海湾和金门海湾大大小小的岛屿，巧妙地躲避着日军的岗哨。在抵近厦门海湾时，梅乐斯按照戴笠的叮嘱，化装成挑夫，由游击队引导，搭乘小舢板前行。但在7月4日晚上准备搭上舢板离开的时候，他们被日军发现，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击退敌人之后，他们赶紧上船撤退。紧接着，有六卡车援兵赶到，与日军交战，最终日军丢下多具尸体仓皇败退，援军无一死伤。

　　第二天他们在海澄附近靠岸，包船从水路赶到漳州，由漳州步行到龙岩，他们来时乘坐的卡车就等候在那里。然后乘车经赣州、曲江、衡阳、芷江、贵阳，于7月19日安全返回重庆。

　　此次东南沿海之行，对梅乐斯来说可谓收获颇丰，不仅对军统在东南沿海的潜伏组织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得到了对东南沿海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到重庆后，他立即向华盛顿做出详细报告。

　　华盛顿众多高级军官意见并不一致，他们的办公室里展示的中国地图中，大部分地区都有被日军占领的标志，沿海一带被占据更是为时已久，在那里建立据点策应美军作战，他们认为既危险又无把握。

　　但是，梅乐斯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提供了有力证据，军统设于东南沿海的潜伏组织为他们达成任务奠定了基础。梅乐斯在报告中用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说服了金氏上将。于是，金氏上将下令梅乐斯草拟合作协定。

　　很快，双方在重庆成立中美合作筹备处，草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并由蒋介石于12月16日批准为“中美特种合作协定”。

　　韦孝儒案与军统何干

　　1942年是戴笠向事业顶峰冲刺的一年，他把扩大特务武装视为增强军统实力的基础，无论中英合作还是中美合作，目的不外乎于此。但别动军的组建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忠义救国军原本就是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所谓改编，只是归属别动军而已，便衣混城队则不然。由于构成成员为各战区部队中抽调的精干士兵，经军统派遣人员培训之后协助各自战区作战，对这样一支分散于各个战区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编，尽管各战区进展还算顺利，到进展最慢的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改编的别动军第六纵队成军的时候，已经到了1943年春天。

　　戴笠在浦城与梅乐斯分手返回重庆后，于当年8月初再次出巡，主要任务就是视察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改编情况。首先到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当初向各战区派遣编练专员时，第五战区是个老大难“单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连蒋介石都对他无可奈何，军统的大小干部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哪个还敢往跟前凑？最后这个“苦差”落到了加入军统不久的徐志道头上。

　　徐志道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02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加入军统之前，徐志道在宪兵部队干了十年，1938年在徐州结识戴笠，被认为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当即委以军事科科长，不久被派往上海，任忠救军第三纵队指挥，后改任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参谋长。1940年夏被派为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少将编练专员，后改为督导组长。

　　如今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徐志道正组织混城队中下级干部的集训。戴笠视察了集训情况，对徐志道的工作十分满意。

　　在随后为改编别动军开办的旨在训练第一、第五、第十等战区混城队中下级干部的“洛阳特训班”，戴笠指派徐志道为特训班副主任（主任为戴笠），主持训练。在同年（1942年）8月底到职后，徐志道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将在洛阳目睹军统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殉法”——军统著名三大杀手之一、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督导组组长赵理君被处决。

　　戴笠此行最放心不下的，也正是本该一切顺利的以赵理君为督导组组长的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与军统河南站。

　　前不久河南站代站长李慕林为争夺站长之职，指使该站行动大队长牛子龙暗杀了即将到任的站长崔方坪；而在上级严查之下，牛子龙为求自保而灭口，杀了李慕林及妻儿一家三口。就在凶手归案、河南站刚刚消停下来的时候，第一战区再爆冷门——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韦孝儒失踪了！

　　当时，河南省政府为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韦孝儒是复旦中学董事，与该校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到洛阳后下榻复旦中学。

　　大会开始后一切正常，韦孝儒还作为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在会上作了施政报告，当晚又参加了河南省府在洛都饭店举办的宴会。宴会结束后，韦孝儒带着随行人员回到复旦中学下榻。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同时失踪的有他的秘书与副官，还有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教员丁次镛。

　　这天是1942年3月15日。

　　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到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出席省政会议时失踪了，这实在是天下奇闻！一时间震动了整个洛阳城及全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更是怒不可遏。

　　尽管戴笠并不知韦案是否与军统有关，但被蒋鼎文指定破案的，正是军统在河南的三个重要人物——平汉铁路南段爆破总队队长兼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专员赵理君。

　　指派军统特务破案，本在情理之中。令人费解的是，时隔数月，案情竟毫无进展！如此大案若不能及时侦破并一拖再拖变为悬案，将会造成恶劣影响。以戴笠对这三人的了解，侦破此类案件原本不在话下，那么，为什么迟迟不见进展呢？

　　韦孝儒案原本与军统无关，迟迟不见进展让戴笠不由得心里发毛，真担心再弄出个敢捅娄子的张超。而那个一向胆大妄为、做事不顾后果、行动多于智谋的赵理君，比张超更让他不放心！

　　迟迟不见进展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案情与三人之中的某人有关！而这个“某人”，除了赵理君还有谁有如此胆量？

　　正因为带着这样的担忧，离开老河口，戴笠直奔洛阳。刚到河洛图书馆住下，第一战区与河南省政府的高层相关人物便纷纷出面，请他下令洛阳的军统负责人尽快侦破韦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亲自往晤戴笠，谈过案情之后，戴笠忽然问：

　　“韦先生会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一愣，然后口气坚决地说：

　　“不会，绝对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并不明白戴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在戴笠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韦案若真是其部下所为，那么只要韦孝儒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个案子也就很容易顺水推舟了，尽管他尚不能最后确定韦案是否与他的部下有关。

　　李培基告辞后，一直等候在外间的赵理君走了进来。在下属面前，戴笠用不着拐弯抹角，劈头就问：

　　“韦孝儒到底去了哪里？事到如今，你应该告诉我真相了！”

　　见戴笠口气如此肯定，赵理君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摇摇头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也知道案情重大，需要尽快破案，可至今查无线索。”

　　戴笠死死地盯着赵理君的眼睛，直截了当地问：

　　“当真不是你干的？”

　　“不是。”赵理君躲避着戴笠的目光，摇摇头。

　　见赵理君否认，戴笠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行政专员，团体中除了你，别人真做不出这种荒唐事。”

　　戴笠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你赵理君没干，这事就与军统无关了。目前的工作重心是训练混城队，尽快完成别动军改编，促成中美合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真担心赵理君节外生枝捅个大娄子，影响军统声誉。

　　但赵理君心中有鬼，戴笠的话说得他冷汗涔涔。戴笠却如释重负，口气轻松地说：

　　“既然这样，那就尽快研究侦破方案，查找突破口，尽快破案！”

　　其实只要戴笠再坚持一下，或许赵理君就会向他和盘托出。

　　赵理君此番前来原本就是这个目的——向戴笠“兜底”，谎报韦孝儒“通共”，将他“绳之以法”了。倘使他先于李培基来到，也根本用不着戴笠询问，他一进屋就会不打自招。但由于他晚到一步，在等候的过程中听到了戴笠与李培基的谈话，关键的一点是李培基说韦孝儒与共产党没有联系，这让他不能再以“通共”诬陷韦孝儒。

　　不诬告韦孝儒就不能对戴笠说出实情吗？其实未必。

　　众所周知，戴笠向来护犊子。挨骂自然免不了，可是关起门来挨骂算得了什么？倘若这个时候告诉戴笠，或许还来得及补救。但以赵理君的狂妄不羁，根本想不到最终会丢了小命，因而一念之差矢口否认。

　　戴笠召集了参加破案的三个重要下属，严令他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集中精力迅速侦破此案。

　　韦案与军统无关，戴笠如释重负，离开河南后，经西安返回重庆。不久，韦案果真有了进展，而且竟然告破了。但是这个告破结果却令戴笠赫然震怒！

　　东窗事发，护犊心切

　　电报是徐志道打来的。

　　此时，徐志道正在洛阳主持第一、第五、第十等战区联合举办的“特训班”，对韦案进展及赵理君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

　　戴笠的猜测没错，韦案的确与赵理君有关，是赵理君的部下、被派到豫东沦陷区的混城队大队长曹银屏所为。

　　赵理君的下属与韦孝儒的下属之间，矛盾争斗由来已久。曹银屏的大队在豫东沦陷区及晋南中条山等地工作，经常从沦陷区回洛阳汇报，又从洛阳返回沦陷区，往返时便贩运私货，以牟取暴利。位于通许县境内的黄泛渡口，是他们往返必经的一道关卡，这个关卡是由韦孝儒的地方团队把守的。

　　韦孝儒的第十二区专署就设在通许县，他的地方团队驻守在通许县境的黄泛区西岸。曹银屏的人插翅也飞不过这个渡口。由于要求分肥不遂，双方相遇如仇人相见，经常大打出手，以致韦的部下打死曹银屏下属20多人，曹的人打死韦的部下十多人。

　　有一次，地方团队将曹的几个人押解到专署，由韦孝儒亲自审讯。本就是人赃俱获，这几人却不识相，自恃有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做后盾，根本没想到县官不如现管，小命已经攥在人家手里了，还耀武扬威。结果十分霸气地亮出了身份，以为能把韦孝儒镇住。

　　却不料，不亮身份还好，这一亮身份反倒激怒了韦孝儒。

　　韦孝儒是读书人出身，本属教育界人士，因在豫东（河南杞县人）有一定的声望，又掌握着一部分地方团队，被委派当了专员。或许是混迹官场时日未久，不曾沾染旧官僚的圆滑习气；或许是读书人的执拗与高傲，在当时的官场中颇有些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的韦孝儒根本不管什么调统室，一怒之下把几个人拉出去崩了。这下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部下之争上升到“长官”之争，曹银屏发誓要为部下报仇。

　　以后曹银屏的大队调到洛阳受训，驻扎在洛阳飞机场内，主持训练的正是赵理君。

　　3月15日省政府召开行政督察专员会议，韦孝儒提前一天来到洛阳。曹银屏的手下人很快得到了信息，并查清了韦孝儒的下榻地点。

　　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曹银屏特地找到赵理君，请求报复韦孝儒。考虑到韦孝儒的身份，在临时省会实施这样的行动恐怕不容易收场，所以赵理君没有答应。

　　在这个时候，如果赵理君能够坚持拒绝，或者在赵理君不答应的情况下曹银屏打消报复念头，韦孝儒等人的命运也就另当改写了。

　　问题是，曹银屏认为机会难得，此次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赵理君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并没有深思熟虑便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随便你们。”

　　这个“随便”当然就是“批准”，曹银屏立刻带着手下多人赶到复旦中学，将韦孝儒和他的随从人员绑架。因担心事情败露，又将亮灯的屋子里的人也一起绑了，使校长郭兆曙等几位毫不相干的人遭受飞来横祸。

　　他们将韦孝儒等六人押到飞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前，准备将六人推入枯井活埋。

　　考虑到赵理君并没有给出一个正面肯定的回答，曹银屏又去向赵理君报告情况。但此时赵理君已经睡下，曹银屏犹豫一下又原路返回。其实赵理君是否允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曹银屏返回枯井的时候，韦孝儒等六人已经不见踪影，枯井已经被填埋。毫无疑问，六人已经葬身井底。

　　第二天早上，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看来这个结果是赵理君意料之中的，他听了以后很平静地说：

　　“这几天你不要出去，躲避几天风声。”

　　归根到底，赵理君没把这场凶杀当回事。到底是亲自操刀的杀手，就“杀人”这件事来说，赵理君的“心理素质”远高于他的老板。当年特务处初开杀戒，尤其是杀害杨杏佛、史量才，戴笠承受着巨大压力，赵理君却是理直气壮干得干脆利落。

　　没当回事自然有他的理由，毕竟破案离不开军统。军统在河南的最高官员是岳烛远，但岳烛远因对河南站连环杀人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被下令调离。作为别动军的负责人，赵理君才算得上军统在河南的“老大”。

　　没有线索案子是破不了的，尤其他本人就是破案人之一。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不是别人透出去的，而是他们的自己人。

　　到了夏末秋初，赵理君的勤务兵到洛阳亨达利钟表店买手表，说是给赵专员（即赵理君，混城队培训时为编练专员）买的，要选一块最好的给他送去看看。于是，老板挑出最好的表交给一个店员，让他和来人一道去赵的办公处。不料，店员一去不归，老板派人去赵理君的办公处查问，办公处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店里以为是店员拿了手表逃跑了，赶紧向警局报案，并开具手表样式以供查访。

　　如果赵理君的勤务兵自己“享用”这块名贵手表，“店员窃表”案说不定就石沉大海了。可在当时，手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一个勤务兵哪里敢享用少将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手表？不久，勤务兵将手表拿到一个旧货店出卖，旧货店早就接到警局的通知，一看这块表与亨达利报失的手表一模一样，老板不敢收赃，赶紧向警方报告。

　　勤务兵被带到警局，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为这个身份可以吓到警局的人。警局的人追问下去，勤务兵像他的主子一样胆大包天，竟满不在乎地说：

　　“区区一块手表，这算什么要紧，惹起我们的脾气，把你们这班家伙和某专员一样坑埋了事！”

　　一听某专员，警局抓住这个线索不放，勤务兵就把赵理君、曹银屏如何活埋韦孝儒等六人的情形全部说了出来。

　　警局马上将其供词报告蒋鼎文。

　　蒋鼎文深知赵理君的能量，一旦走漏风声，再想抓住他就难了，于是打电话请赵理君来长官部议事。赵未料到案情已被侦破，悠然前往，即被扣押。曹银屏闻赵理君一去不归，料到大事不好，迅疾逃往距洛阳90里的新安县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司令李家钰处。

　　李家钰也是四川人，与赵、曹是同乡，平时往来密切。曹银屏与李家钰商量劫狱，救出赵理君。但曹银屏的行踪已被发现，不等想出劫狱的方法，他本人就被抓捕归案了。

　　对于赵理君闯下这样的大祸又刻意隐瞒，戴笠气得七窍生烟。可气愤归气愤，重要的是怎么保他安然无恙。说起来赵理君也是军统的有功之臣，为军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也是不可替代的杀手；无论在军统的地位还是在戴笠心目中，赵理君都比被杀的张超重要得多得多，戴笠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这员猛将。

　　戴笠当即电请蒋鼎文，希望将赵理君等人交给军统查办。蒋鼎文既不愿得罪戴笠，又不敢私自做主，但呈报蒋介石后迟迟不见答复，只好将案子暂时搁下耐心等待。

　　戴笠同时给赵理君发了一封电报，大意为：

　　“你在军统工作，劳苦功高，决无意外，我一定负责，你可安心等待……”

　　电报是徐志道转交赵理君的。赵已料到戴笠会救他出狱，而且猜测蒋介石也会对他网开一面，原本没有太大压力，如今见到戴笠的亲笔信，也就完全放心了。他既相信戴笠不会失信于他，也相信戴笠有这个能力。

　　然而，连戴笠都没有想到，好好的竟会平地起惊雷，从蒋介石到戴笠，都不可思议地改变了态度……

　　蒋介石因何下达必杀令

　　戴笠的主要压力来自“二陈”——陈果夫与陈立夫。

　　戴笠与“二陈”的矛盾由来已久。自打在上海交易所第一次见到陈果夫，戴笠就对这个鸠形鹄面的“痨病鬼”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句充满鄙夷的“小瘪三”，在时隔20年之后每每想起，戴笠还会感到莫大的侮辱与愤慨。作为陈其美的侄子，“二陈”有太多骄傲的资本，尤其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二陈”对蒋介石执子侄礼，深得恩宠与庇护。“革命后代”加国民党新贵，哪里会把打流出身的“小混混”戴徵兰放在眼里！

　　偏偏冤家路窄，本属于复兴社的特务处，在成立不久又从属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其二处。由暗处到了明处，原本可以为开展工作提供很多便利，可该局局长却是陈立夫，也就是说，陈立夫成了戴笠的顶头上司。这个留洋归来的洋硕士对戴笠更是充满鄙夷与不屑，对特务处不放过一切机会实施打压和限制，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二处，戴笠只得通过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以致大多数特工的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陈立夫的打压没能阻止二处的发展，相反，抗战爆发后，二处摇身一变独立顶起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将领导这个统计局的陈立夫“踢出”局外，另行成立一个从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

　　虽说两局平级，但“二陈”把持党务多年，让陈立夫回中央组织部组建调查统计局，等于把他“打回”了大本营，“二陈”伸向军事委员会的臂膀被斩断。在蒋介石看来，战时扩大军事特务组织势在必行，一个覆盖各战区、沦陷区乃至东南亚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的特工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军统的工作不仅仅是对日情报，军统的触角深入到了经济、金融、邮检、缉私等等多个领域，这也大幅度地拉开了与中统的距离。

　　尽管蒋介石为平物议，在职务上仅仅给了戴笠一个少将副局长，但对“二陈”来说，军统的强大就代表着中统的衰微。只要有机会，“二陈”就不会忘记对戴笠及军统的攻讦与削弱。

　　韦孝儒案的侦破为“二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报复机会。

　　韦孝儒是多年的国民党党务干部，“CC系”岂会善罢甘休？与韦孝儒同时遇害的教务主任南西光，其兄南西成就是中统干部，“二陈”岂能不为他们伸冤？

　　“二陈”毕竟是蒋介石的晚辈，又是心腹干将，他们的意见对蒋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但终归蒋介石要权衡利弊，倘若凶手换作他人，也许他不会犹豫，却偏偏是赵理君。在杨杏佛、史量才案中赵理君是出过力立过功的，这一点他不能不考虑。同时，他也要考虑戴笠的意见，戴笠的最起码请求是保赵理君不死。

　　其实，为韦孝儒案找个“替罪羊”，比长沙大火要容易得多，而且名正言顺得多。毕竟坑杀韦孝儒等六人，是曹银屏发起并实施的。没有曹银屏的坚持，就不会有韦案的发生。也可以说，赵理君在此案中仅负领导责任。所以赵理君被送至第一战区长官部军法执行监部组织军法会审之初，内定中赵理君并不在必杀之列，但一个人的洛阳之行改变了赵理君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白崇禧经西北到洛阳视察第一战区工作，在洛阳周公庙的宴会上谈及韦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表示必须严惩凶犯，蒋鼎文未发表意见。当时在座的还有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汤恩伯与戴笠私交甚好，他的表态明显站在赵理君一边，强调应彻查双方交恶始末和各自应负的责任。言外之意，在这场交恶中，死的不仅仅是韦孝儒，因此双方都有责任。

　　但作为桂系首领的白崇禧，向来对黄埔系抱有成见，对黄埔学生更是看不顺眼。这也难怪，在众多反蒋地方军阀中，桂系是蒋介石的头号“冤家”，而蒋介石正是靠黄埔系起家的，因而对于黄埔系，只要有机会，无论李宗仁还是白崇禧，都会大加挞伐，予以严厉打击，绝不心慈手软。

　　这次也不例外，白崇禧一回到重庆，立即面见蒋介石，陈述案发经过，要求严惩赵理君等人。

　　此时蒋介石正被缅甸战场的失利所困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然而，史迪威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放在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位置上，对蒋介石综合中国各方面情况做出的战略计划——在曼德勒地区纵深配置兵力在防守中俟机反攻，不仅一点听不进去，而且以辞职和自己的国籍来要挟并逼迫蒋介石让步。最终史迪威完全按照自己的主张突击南进，将远征军置于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而且在英军消极避战的情况下，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逃跑退却的掩护。

　　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国十万精锐部队损失六万，令蒋介石痛心疾首。盟军在缅甸战场的失利，直接导致日军完全控制了滇缅公路，切断了西南最大的援华通道，中国的抗战面临新的严峻困境。

　　这个时候，蒋介石正为开辟中印驼峰航线与英美交涉，哪里还顾得上赵理君！而且白崇禧的意见他不能不尊重，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最怕桂系给找麻烦，于是直接电令蒋鼎文，将赵理君执行枪决。

　　戴笠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变化，但这次他没有像几年前救张超时那样的冲动与冒失。或许是因为张超事件的教训，使他这次多了些冷静的分析。以白崇禧说话的分量，连蒋介石都不会轻易否定，哪里轮得到别人说话？何况“必杀令”已经下达，此案已无转圜余地，不管戴笠如何对赵理君不舍都得接受这个现实。

　　蒋鼎文接电后，即令军法执行监对赵理君、曹银屏及曹的部属（参与坑杀韦孝儒等六人的另一凶犯）执行死刑。

　　“杀头”也要走个程序，当执行监对三凶犯宣判判处死刑的时候，赵理君当即反问：

　　“谁敢判我死刑，蒋鼎文龟儿子吗？”

　　“是蒋委员长判你的死刑。”

　　执行监的回答让赵理君既意外又无话可说，原本寄希望于蒋介石会念及他的“功劳”对他网开一面，如今蒋介石下了“必杀令”，戴笠就更指望不上了。

　　赵理君的罪名是“唆使犯”，这让他感到很冤，韦案并不是他唆使，只能说他是默认，或者顺水推舟。但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他死他就得死。

　　尽管赵理君作为重刑犯被判处死刑，但在军统内部，以军统的“家法”而论，他依然像其他为抗日牺牲的特工一样，享有同等“哀荣”。如被日伪杀害的、曾领导抗日锄奸团的原天津站的王文、曾澈，从南京回到天津的陈国瑞及天津区的其他同志，被“七十六号”处死的钱新民、尚振声等，均在每年“四一大会”被祭奠，赵理君亦如此。

　　对赵理君的家属，军统同样给予厚恤，不仅资助赵理君的弟弟赵泽伦到四川大学读书，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将其送到美国深造。在军统遴派的40名赴美学习人员中，赵泽伦是唯一的非军统人员。

　　太张狂，林世良找死

　　事实上，赵理君由第一战区予以制裁未必不是好事，由于赵理君案发后对军统造成了恶劣影响，倘若戴笠如愿救下赵理君，势必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要知道戴笠自主持特务处开始，便树敌不在少数。开始时是贺衷寒等复兴社“元老”对这个黄埔“晚辈”的不服气；建立军统后，由于触角伸及各战区及缉私、货运、水陆交通检查等多个领域，直接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或与一些人产生利益之争，在蒋介石耳边就有了诸多不同的声音；而“二陈”及其“CC系”、中统始终是戴笠的死对头，赵案已成为他们对军统诟病的口实。所以赵理君被严惩，无疑让戴笠的“死对头”们出了口气，这其实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对戴笠的压力。

　　对内而言，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外勤人员自由散漫甚至违纪违法事件不断，赵理君犯的事毕竟与张超不同，确实应该杀一儆百震慑一下，因而这样的结果未必不是好事。

　　但赵理君毕竟是特务处草创时期的“有功之臣”，他与王天木、陈恭澍同时在南北大开杀戒，为戴笠赢得蒋介石倚重立下汗马功劳。如今这三人要么犯罪被杀，要么叛变投敌，尽管戴笠已拥有了约十万人的队伍，可想到这三人，他还是不胜唏嘘。

　　就在赵理君刚刚进了鬼门关的时候，又一个棘手的意外事件摆到了戴笠的面前。为此，戴笠特地找来毛人凤，商量如何处理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

　　有传言说林世良是孔祥熙的准女婿、孔二小姐的未婚夫，其实不然。以孔二小姐的个性，没有哪个男人愿意攀这门亲事，何况孔二小姐素以男装示人，对异性压根不感兴趣。林世良经常出入孔家，孔家上下都不把他当外人，这里有他独特的身份原因——孔祥熙的义子，更是孔祥熙的敛财工具。

　　因出任缉私署长一职与孔祥熙发生过不愉快，戴笠对孔祥熙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对有着如此强大靠山的林世良，哪里还敢招惹？可林世良有恃无恐，根本没把戴笠这个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放在眼里，直接往军统枪口上撞。

　　最初事发于3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昆明检查所侦知大成企业公司兼利通商行经理章德武为走私盈利，以150万元法币贿赂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将该公司35卡车价值3000万元的货物，以中央信托局公车公货名义由缅甸仰光经昆明运往重庆。

　　此时正值仰光陷落前夕，战事吃紧，滇缅公路是中国接受美国租借物资的唯一国际交通线，军火物资运输之迫切可想而知，不法商人竟勾结官方人员公然走私35卡车物资，实在是骇人听闻！

　　监察处昆明检查所不敢耽搁，经与中央信托局昆明稽查总段段长稽沅核查，情况属实，立即将35卡车货物扣押。这天是3月4日，与韦孝儒案发生几乎同时。

　　林世良是走私老手，又有孔祥熙做靠山，根本没把监察处放在眼里。货物被扣后，他正式以中信局运输处名义出函证明该批货物为公物，请予放行；同时勾结中信局购料处经理许性初，补办押汇手续，诿称此批货物确为大成公司所有。但因其无力运入国内，曾向中信局押汇1000万元，由中信局运输处派公车35辆装运来渝。中信局为了收回押汇的本利，故称其为公物，所以不能扣留，而应交由中信局处理。

　　当戴笠看到昆明检查所就此案发来的电报时，气得拍了桌子：

　　“官商勾结走私，竟然如此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真乃咄咄怪事！”

　　戴笠并不愿招惹林世良，可他实在胆大妄为，而且嚣张至极。戴笠原本对这事忍无可忍，林世良的做法等于火上浇油。被激怒的戴笠哪里还管他什么背景、靠山，坚决一查到底。

　　3月12日，监察处派员持公函到中信局购料处查询，经理许性初的回答与林世良相同。但按中信局规定，押汇100万元以上应呈请理事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兼任）批准，林、许既称押汇1000万元，却又拿不出孔部长批准押汇的原件。

　　3月13日，林、许又以中信局名义，正式给监察处发公函，称依银行惯例，这批货物的抵押权属于中央信托局，要求昆明检查所放行。

　　没有理事长批准押汇的文件，显然就是许、林狼狈为奸！戴笠下令昆明检查所，在本案彻底查清之前不得放行。3月28日，监察处将全案呈报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兼任）。

　　这时货物被扣押已经20多天，林世良以孔门红人和官方名义走私一向顺风顺水，从来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麻烦。3月30日，他直接以财政部孔兼部长的名义代电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饬令放行，交财政部处置。

　　常言说打狗看主人，既然当初就得罪了主人，那么林世良这个时候搬出孔祥熙对戴笠已无震慑作用；况且此案已上报何应钦，放不放行已不是戴笠一人说了算的。

　　与此同时，监察处派出的调查人员在中信局内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已经查证明白三点：

　　一、运货的35辆卡车并非中信局公车，而是七名商人的货车，与林世良所说系中信局公车完全不符；

　　二、确无孔兼理事长的批准，显然许性初和林世良所说押汇1000万元系伪造；

　　三、中信局昆明稽查总段段长稽沅证实，以前查扣走私货物呈报中信局的，均因林世良受贿，伪称押汇，予以放行。

　　这三点结论将此案的侦查画上了句号，随后监察处将案件呈报蒋介石。至此，戴笠作为监察处处长工作已经完成，至于对林世良是杀是剐，抑或不了了之，与他已无关系。但蒋介石的批复却来得异常之快，蒋下令扣押林世良，全案移送军法执行总监部。

　　直到这时，林世良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但他的狂妄态度并不亚于赵理君，毕竟有一个“皇亲国戚”的强大靠山，是草根出身的赵理君无法相提并论的，尽管被关在四川军人监狱失去了自由，享受的待遇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有理由相信，孔祥熙不会坐视不管。

　　孔祥熙不仅会管，而且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到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甚至放下身段亲自宴请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目的就是为了保林世良一条命。

　　当时媒体已经炒得沸沸扬扬，林世良极有掉脑袋的可能，谁都能看出这个趋势，除了被蒙在鼓里的林世良。可何成濬不过是前台的木偶，他能有多大能力影响到幕后的“牵线人”？在蒋介石那里，没有人相信他说话的分量会超过孔祥熙。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孔祥熙不能亲自出马。蒋介石尚在气头上，他若出马极有可能会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蒋介石召见何成濬，询问林案办理情况，明确指出：“诸事可依法裁处，勿顾及其他。”这个“其他”再明白不过了，明摆着就是“请托”之人。

　　尽管如此，军法执行总监部仍于12月12日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许性初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这个结果正中孔祥熙下怀。

　　但蒋介石并没有默认这个结果，在判决当天深夜，蒋介石的批令便下到了军法执行总监部：林世良应即枪决，许性初亦应加重刑期，不得缓刑！

　　孔祥熙脸上的笑容还没消退，就结结实实挨了当头一棒，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了。得到的答复是：来不及了。

　　12月22日，林世良被执行枪决。

　　蒋介石之所以一定要严惩林世良，皆因抗战物资匮乏，形势严峻，却有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尤其1940年春成都抢米风潮后，蒋介石已意识到治理贪腐的紧迫性，所以缉私署成立时，断然拒绝孔祥熙推荐杨虎任缉私署署长。杨虎在上海警备司令任上大肆敛财，中饱私囊，不仅一掷千金连讨三房姨太太，而且在西湖之滨建造豪华别墅，因引起物议被黜丢官数年。蒋介石怎敢把负责缉私这样一个油水很大的肥差，交给一个有贪腐“前科”的人？

　　如果说与杨虎争夺缉私署署长时戴笠已得罪孔祥熙，那么在林世良被处决后，戴笠已成为孔祥熙不共戴天的仇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财政部下属的缉私署署长，戴笠的工作已很难开展。

　　而林案余波未了，它强烈地冲击了孔祥熙，最终使他因此案被迫去职，从此退出官场。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