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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奔波到天津

　　飞青岛既是戴笠本意也是受蒋介石指派，主要目的是会见柯克。

　　10月上旬，美海军第七舰队已在青岛登陆，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也抵达青岛。为了促成与美国海军的合作，戴笠一到青岛便开始宴请柯克等人，一连数日亲自陪着吃喝游玩。

　　刚到任不久的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是以军统局军事专员名义派到青岛负责肃奸工作的，戴笠指定他负责与柯克及其他美国海军人员联络。柯克每周三（为避免与下属相遇特意避开周末）到青岛市里游乐，各种活动由梁若节安排。

　　柯克因此对戴笠极为赏识，傲慢之气也有所收敛，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

　　在青岛，戴笠听取了青岛特别站关于华北大汉奸之间相互联系的报告。

　　青岛特别站站长刘承烈，抗战期间在天津参加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对平津两地大汉奸及相互关系较为了解。他的报告使戴笠对平津肃奸工作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10月18日戴笠飞往天津。

　　平津保三角地带特务组织的头头脑脑都已聚集此地，全体到机场恭迎戴笠。戴笠站在机舱门口向下望去，在这一大群部属中，他第一眼看到的是结拜兄弟吴泰勋。

　　此时的吴泰勋亦可说是军统一分子，只是性质类似唐生明，属于“友情客串”；却又不同于唐生明被指派打入汪伪内部卧底，吴泰勋出任伪职却是另有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吴泰勋寄希望于张学良调动部队收复东北，却迟迟不见张学良有所行动，最终愤而辞职，并介绍曾给其父吴俊升当过副官的李万正、裴级三、吴安之等人加入特务处（军统前身）天津站，准备选择时机潜入东北建立情报站。

　　1939年，李万正、裴级三被捕叛变，成了日本人的高级特务，正在天津当寓公的吴泰勋被迫避居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吴泰勋见日本人并没有查抄他在平津两地的家产，就决定返回内地，不料刚到上海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好在被关押时间不长，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出面将他放了出来。无论被抓还是被放，吴泰勋都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或许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对东北军还有影响吧。

　　吴泰勋回到天津后，萌生了曲线救东北的念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开始与汪伪政权频繁联系，并同时将情况报告戴笠。为掌握军队，他主动要求去河南的国统区策动其父旧部，尽管没有成功，汪伪政府还是在1944年6月任命他为少将参赞武官。有了官方身份，在建军不成的情况下，吴泰勋干脆在平津开设“交易所”，做起了投机生意，也算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戴笠任命吴泰勋为军统局少将额外参议。虽然在平津没有找到像周佛海那样的内应，但以吴泰勋在平津两地的社交网络和社会关系，游说一个能将所有汉奸聚到一起的人物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被游说对象，戴笠选定的是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

　　当天，戴笠住进吴泰勋在马场道七号的家中，开始向吴泰勋了解华北大汉奸的情况以及他本人与汪时璟的关系。

　　由于吴泰勋曾出任伪职并从事经济活动，与汪时璟也算有共同语言，加上平时关系不错，在与戴笠的密谈中，吴泰勋表示：

　　“这些人都在急着找出路，汪老头子求之不得呢！”

　　戴笠的想法是由汪时璟出面请客，将平津汉奸聚集到汪公馆，一网打尽。见吴泰勋说得如此轻松，戴笠说：

　　“现在这些人正在敏感时期，人心浮动，草木皆兵，就算汪老头子愿意配合，也未必能百分之百请到。”

　　吴泰勋这才觉得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怎么才能百分之百请到？”

　　“关键是不能走漏风声，从你本人到汪时璟，不得向任何人透漏你和他有过接触！你和他的接触更要秘密进行。”

　　“好！”吴泰勋想了一下，又问，“那么，把那些人请到之后呢？”

　　戴笠有点愕然地看看吴泰勋，然后笑了。

　　军统特工执行保密任务是不得刨根问底的，该你知道的必然会告诉你，多问则违反纪律。吴泰勋的任务只是游说汪时璟，将所有大汉奸请到汪府，接下来的事他和汪时璟都没必要知道。戴笠的笑，是自嘲的笑，因为吴泰勋不是军统特工，不懂军统规矩也在情理之中。

　　见戴笠笑，吴泰勋也笑了，他在笑自己的愚钝，因为“接下来的事”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掰扯清楚。

　　戴笠白天并不在吴泰勋府上办公，而是借用睦南道六十一号张学铭的住宅会客和开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以及到北平之后，都有吴泰勋陪同视察、走访，吴泰勋俨然成了戴笠的副官。

　　陪同戴笠北飞的随行人员，有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海外区区长兼英文秘书黄天迈，新任随从秘书程克祥，机要秘书楼兆蠡、毛钟新、金玉波（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杜月笙的门徒）以及警卫、电台人员等20余人。

　　戴笠在天津停留期间，首先注意考察渤海湾海口，能否在美国陆战队和九十四军配合下，确保天津稳定；其次部属特务网络，撤销了原军统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统辖天津市各机关团体的军统特务，任命陈仙洲为天津站站长；与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商量，任命陈仙洲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与天津党政军首脑协商，联合组成“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实际由军统独揽大权。

　　当然，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了解华北汉奸情况确定抓捕名单，掌握天津汉奸的行踪，采取措施防止他们外逃，同时部署驱策他们集中北平，一网打尽。

　　一周后，戴笠带领随从人员及聚集天津的平津保三地的军统干部，乘坐火车来到北平。

　　在北平，戴笠由派驻第十一战区任调查室主任的张家铨陪同，前往拜访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成立隶属于北平行营的平津肃奸委员会，任命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也就是说，平津肃奸工作由军统负全责，而由于戴笠亲自制订并实施抓捕方案，马汉三这个主任委员也就成了戴笠的小当差。

　　随着戴笠的到来，一张抓捕华北大汉奸的大网随即铺开。

　　北平宴客，一网打尽

　　1945年12月6日，冷清了好几个月的北平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的公馆前突然热闹起来，从下午开始便有小汽车陆续到来，至傍晚时分已是络绎不绝。只是与以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的盛况不同，这些小汽车都不敢在汪公馆门前久停，都像做贼一样稍作停留，待主人一下车便仓皇开走躲到别处去了。

　　这些车的主人就是应汪时璟之约前来赴宴的各路大汉奸。

　　由于事先工作细致周密，汪时璟为立功赎罪积极配合，假戏真做未露丝毫破绽，那些汉奸们都相信汪时璟设宴是为了共商大计，毕竟汪时璟作为老牌汉奸还是值得他们信赖的。眼下大家都在急着寻求出路，都想聚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连久病未愈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也硬撑着赶来了。

　　汪时璟面带微笑地招呼着每一位走进客厅的客人，看上去心情轻松，大家都以为有好消息。

　　晚宴在客厅里举行，丰盛的菜肴摆了十几桌。酒过三巡，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彼此敬酒，觥筹交错，有说有笑。

　　就在大家等着汪时璟宣布好消息的时候，戴笠身着戎装走进来。不用发话，早有眼尖的看到了他。尽管这些人大多与他素不相识，可戴笠这身戎装在这些便装大汉奸中实在太刺眼了。

　　他穿的并不是国民党将官军装，而是正宗美式军服，佩戴中将肩章。这是自1932年特务处成立至今，戴笠第一次穿军装，平时正规场合一律是中山服。

　　尽管最初看到戴笠的不过两三个人，可突然的噤若寒蝉立刻发生了连锁反应，所有人都把目光齐刷刷投向了门口，偌大的客厅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对这些汉奸来说，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变得如惊弓之鸟。在刹那间的惊愕之后，他们很快明白大事不好。再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

　　戴笠直接宣布：

　　“在座各位已经被捕了！你们的生活，我已奉命做好了安排。希望你们安心守法，听候国法之审理，家属不受株连……”

　　戴笠话音未落，只见客厅里一阵骚乱，原来久病难以支撑的王克敏受到惊吓，当场瘫倒晕了过去，一刻钟后才慢慢苏醒过来。王克敏入狱后病情加重，多次病危，狱方曾多次觅购特效药实施抢救，延至12月15日一命呜呼。外间有传王克敏系服毒自杀，据时在北平的军统“高干”文强回忆，“确知并无此事”。

　　与王克敏同时被捕的大汉奸还有王荫泰、齐燮元、王揖唐、曹汝霖、周作人等。汪时璟显然要受到不同于他人的优待。

　　按照汪本人的要求，戴笠将他与其他汉奸一起押往北平炮局子监狱，以免除出卖他人之嫌。12月16日，少将参议周济奉命将汪时璟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脑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乘飞机送往重庆。

　　晋见蒋介石后，德王被送到兰州五泉山成吉思汗陵寝暂住，以备发动内战后相机送回内蒙古。李守信则被送往锦州，交给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先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即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

　　汪时璟则没有那么幸运，由于对打内战并无利用价值，他所能享受的待遇也只能与周佛海等人相同，生活上得到优厚照顾，最终仍逃脱不了被押往南京受审的命运。与周佛海相同的是，他同样逃脱了必死的命运，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同样很快病死狱中，只不过比周佛海多活了三年半而已。

　　除以上三人外，曹汝霖于2月15日被保释，理由是自五四运动之后，曹已有悔罪之心，长期在天津做愚公，不曾出任伪职。

　　受到特殊关照的还有吴泰勋的好友黄顺柏。黄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翻译官，“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随日军进入京沪，借日本人烧杀抢掠之机参与抢劫金银财宝，大发横财。然后悄然溜回天津，隐居租界干起了房地产生意。对这样的汉奸本应严惩，但在吴泰勋的劝说下，戴笠竟然将他放了。交换条件是由黄顺柏出钱，与杜月笙共建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戴笠将金玉波带在身边，正是为军统与杜月笙开展经济方面的合作寻找机会。

　　戴笠到北平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护卫蒋介石。

　　蒋介石将视察北平，“驻跸”八天。这八天，将是对戴笠和军统的一个严峻考验。

　　就安全防卫来说，北平既不同于京沪，更不同于重庆。重庆的特务网层层铺设，对蒋介石的防护如铁桶一般；上海虽不能与重庆相比，却在战后很快部署了实力强大的特务网络，上海办事处机构之庞大甚至可以和重庆局本部相媲美，而且上海及周边都有军统的武装部队驻扎。

　　北平则不同，特务组织是刚刚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可供驱使的主要干将都是刚刚调来或随从戴笠北飞而来，尤其让戴笠担心的是北平周边的局势。11月上旬刚刚结束的邯郸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兼新编第八军军长）率三个军4.5万余人从新乡沿平汉线北进，进攻解放区，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铁路，结果全军覆没，马法五被俘，高树勋率新八军火线起义，令北平城内国民党驻军一夕数惊，戴笠更是忧心忡忡。

　　不久，胡宗南的嫡系将领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部进据华北，控制了石保及平绥线，与天津呼应；兼之傅作义部迫近包头，阎锡山部攻占大同，北平外围方渐趋稳定。戴笠总算稍稍松了一口气，但仍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加强警卫力量，戴笠首先对北平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了人事调整，然后秘密组建贴身警卫大队。其保密程度，连亲信干将都不得过问。

　　该大队共200多人，大队长是戴笠的黄埔六期同窗、老牌特务严家诰；学员均为受过美特教官训练的中美所所属重庆特警班学员。戴笠密调专机将他们运抵北平，与宪警配合，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特种技术演练。他本人更是亲自出马对学员进行警卫技术考核和思想考察，以避免从内部发生问题。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等蒋介石登场了。

　　太和殿站岗

　　12月11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从重庆飞抵北平，下榻交道口圆恩寺。随行的高级人员有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

　　自打蒋介石一下飞机，贴身警卫大队便开始了贴身护卫，形影不离，戴笠更是时时在侧，一方面随时待命，一方面随时检查警卫工作。

　　在进驻圆恩寺尚未安排就绪之时，蒋介石忽然向俞济时问：

　　“戴科长在何处？”

　　不等俞济时答话，戴笠应声而出：

　　“报告校长，学生在此，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请校长放心！”

　　蒋介石微笑着点点头，对戴笠的警卫工作表示满意。随后，戴笠将圆恩寺内外岗哨巡视一遍，便返回临时办公地点什锦花园（前吴佩孚公馆），开始通宵布置蒋介石在北平八天的警卫工作。

　　蒋介石一到北平，俞济时就将蒋介石在北平八天的活动日程表交给了戴笠。但是，八天的警卫工作怎么安排，他不能与任何人商量。在这个事情上，他不敢相信任何人。不仅仅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还有说漏嘴的风险。即使对警卫大队长严家诰，他也是前一天晚上告诉他第二天的活动安排，并将自己的事先策划与他做一番探讨，然后让他去布置警戒。至于其他警宪头目，只能随时听候戴笠的调遣。

　　前三天的警卫比较好安排，蒋介石没有离开圆恩寺，只是发表了官样文章，“准许人民告密，陈疾苦，并设告密箱”；接见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孙连仲、熊式辉等。14日、15日分别在怀仁堂与北平党政军、社会各界人士及中外人士、久居天津的东北军在野将领、新闻记者等举行盛大茶话会。

　　让戴笠最头疼最紧张的是16日，这天蒋介石要在故宫太和殿召见全市大中学生并讲话。为了保证不出问题，戴笠和俞济时商量了一个晚上，决定从天安门到三大殿，布置三道警卫网。

　　第一道是外围网，由北平驻军中挑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最外围的警卫；

　　第二道是机动防护网，从北平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几十名身怀绝技的刑警，个个飞檐走壁轻功了得。他们着便装，隐藏在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秘密侦察，以防不测；

　　第三道是贴身警卫网，由严家诰率领的警卫大队分布在蒋介石周围，贴身警卫。对这200多名队员的指挥，理应由蒋介石的侍卫长石祖德负责，但是俞济时有些担心，他对戴笠说：

　　“石祖德忠勇有余，个人条件不理想。”

　　“此话怎讲？”戴笠一时没有明白俞济时的意思。

　　“体态臃肿，必然反应迟钝，万一有突发事件，说不定就误了大事。”

　　“这倒是，换谁合适呢？”说过之后，戴笠看一眼俞济时，“看来只有我自己顶上了？”

　　俞济时笑了，并不忘恭维说：

　　“有诸葛亮亲自挂帅，老头子一看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但是，戴笠还有一点不放心，召集全市的大中学生，自然也少不了有市民夹杂其中，到时候太和殿肯定人头爆满，人多易生事，三道警卫网都在人群外，真闹事或许都来不及控制场面。

　　“不行，学生队伍中也需要有我们的人。”

　　“再加一道警卫？”

　　“对。”

　　最后决定，由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组织北平的全体特务，化装后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三五一组，暗中联系，同时身藏暗器，以防不测。

　　12月16日，天气寒冷，北平的学生与民众却是热情高涨。被日伪统治了八年，值此抗战胜利之际，他们抱着对和平的憧憬涌进故宫太和殿广场……

　　站在昔日皇帝接受满朝文武跪拜的金銮殿前的平台上，俯瞰殿前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学生与民众，蒋介石神采飞扬，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开始了演讲。

　　戴笠就站在台下不远的地方。自打到北平，从未穿过军装的他天天一身美式军服，唯独这天改穿中山服，外套呢大衣头戴黑灰色大礼帽，两手插进衣袋，各握一支马牌左轮手枪，警觉地注视着涌动的人群。俞济时就站在他的一旁。

　　蒋介石站在平台上，一眼就能看到他们。戴笠那顶灰黑色大礼帽，就像一个鲜明的标志，吸引着蒋介石的目光时不时在他头顶上停留。

　　正如俞济时所言，有戴笠现场指挥，蒋介石仿佛吃了定心丸，整个演讲过程轻松自如。演讲结束后，蒋介石对警卫工作十分满意，对所有参加警卫工作的特务传令有赏。

　　12月18日上午，终于送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戴笠这才松了一口气。

　　彻夜未归，陈恭澍去了哪里

　　戴笠北飞的第三件事，是建立“东北新天地”。

　　在东北建立特务组织，是戴笠多年来的夙愿。自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后，他派遣过多批特务潜入东北，均被日本特高课破获。抗战胜利后，他的这一愿望更为紧迫。所谓“东北新天地”，就是要建立起覆盖整个东北的特务网络，配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全境。

　　早在飞北平策划肃奸方案时，戴笠就有了一个派往东北组建办事处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落水汉奸陈恭澍。

　　抗战胜利后，被日伪关押在监狱里的沪一区书记齐庆斌、代理行动第一大队长刘原深等军统特工全部被释放。齐庆斌被派往北平任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后改任天津警察局副局长；刘原深被任命为淞沪警备总部稽查处浦东区稽查大队长。

　　落水的军统叛徒除王天木望风而逃外，其余大都被抓捕，1946年有26人被同日枪决。唯独一人例外，既没逃跑也没被抓，这个人就是陈恭澍！

　　陈恭澍不但没逃，而且堂而皇之地与唐生明等人来往！

　　戴笠对陈恭澍的任用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历届特训班学员无一不是从情报员、行动员或者局本部内勤干起，唯独陈恭澍，从洪公祠特训班一毕业就被提到了北平站站长的职位，等于一步跨入了军统“高干”的行列；

　　尽管陈恭澍在北平曾弃职逃跑，可一年半后归来，戴笠也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一下就让他官复原职了，也仅仅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

　　河内刺汪失败后，尽管将陈恭澍晾了一段时间，尽管对他已不够信任，戴笠最终还是派他出任沪一区区长，结果将整个沪一区赔了进去；

　　陈恭澍叛变后在伪政府报纸上连载《蓝衣社内幕》，曾让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可抓捕军统叛徒时，仍将陈恭澍排除在外。

　　戴笠一次次对陈恭澍宽容、忍让，一次次对他手下留情，重新重用，在军统所有下属中绝无仅有。

　　在上海指挥肃奸时，戴笠有一次去唐生明家中，与陈恭澍不期而遇。

　　对戴笠来说，去唐生明家跟进自己家差不多，既不用事先打招呼也不用通报，一步就迈进了客厅，一眼就看到了正与徐来和张素贞聊天的陈恭澍。

　　唐生明赴汪伪集团卧底之前，与陈恭澍并无交集；陈恭澍叛变后，两人成了伪政府中的同事；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开始出入唐公馆，企图粉饰自己落水投敌的真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偶遇戴笠，陈恭澍难免尴尬，适才还谈笑风生，霎时噤若寒蝉，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平心而论，他巴不得与戴笠握手寒暄，毕竟对方主宰着他的未来命运。但他自知已不够资格，从戴笠见到他之后鄙夷的神态看，即便他伸出手也是自讨没趣。

　　其实戴笠根本没有正眼看他，当时正忙着肃奸接收，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处置这个在他心中不同于其他人的军统叛徒。

　　仅仅是片刻的冷场，徐来与张素贞便都争相与戴笠寒暄起来，以避免陈恭澍过分尴尬。陈恭澍赶紧知趣地站起来告辞：

　　“戴先生，我先回去了。”

　　他并没有指望戴笠回应，戴笠却意外开口了：

　　“听说你已经人财两得了！”

　　虽然言语中带着讽刺，却也说明戴笠对陈恭澍一直是关注的，而此话也并非空穴来风。陈恭澍在汪伪集团中属于李士群派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家常客。李士群被毒杀后，陈恭澍出入李家比以往更加频繁，与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往来密切。

　　后来陈恭澍再去唐家，徐来对他说：

　　“你们老板说你人财两得，你知道指的是谁吗？”

　　陈恭澍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倒打一耙说：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小报告，不谈正经事，专从这些小地方找毛病！”

　　对这种落水汉奸来说，有什么正经事可谈？而戴笠绝不是“从小地方找毛病”，他还不至于闲到关心陈恭澍的私生活，他关心的是李士群搜刮的万贯家财去了哪里！

　　陈恭澍却故意向徐来问：

　　“你倒是说说看，他指的到底是谁？”

　　“当然是叶吉卿啊！”徐来呵呵笑起来。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说：“如果说叶吉卿善意地帮我排忧解难，事实俱在，当然不容我否认。”只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李士群已经去世，叶吉卿有什么能力帮他排忧解难？至于钱财，他只承认“李士群在世的时候，曾有形无形地资助过我”。

　　事实上戴笠不过敲打他几句，两天之后就给他下达了手令，指派他担任上海区第三站站长。虽然职务由区长降为了站长，显然他已躲过了蹲大牢的命运。

　　也就是说，戴笠并没有打算以汉奸罪对陈恭澍实施制裁，可见军统肃奸的权力之大，除了像周佛海、汪时璟、王克敏这样的大汉奸需要呈报蒋介石外，一般小汉奸的命运全凭戴笠定夺。不仅吴泰勋因与戴笠的结拜关系可以掩护好友，杜月笙也因此掩护了多名落水的杜门弟子。

　　而无论是出任伪职或依靠日伪从事经济活动的杜门弟子，还是军统、中统叛徒乃至其他投靠汪伪的汉奸，很多人都是脚踩两只船，一边为汪伪出力一边与重庆暗通款曲。军统被捕人员叛变后一旦恢复自由即与军统联络者也是大有人在，如被“七十六号”处死的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钱是真叛变真投降，给军统造成了严重损失，被释放后又想将功折罪；王天木、陈恭澍则属于叛变后一条道走到黑。但相比王天木，陈恭澍更善于交游，抗战胜利后与原下属多有联系，粉饰自己为假投降，在回忆录中更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脸上贴金，只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归根到底，陈恭澍的粉饰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争一点面子，免得在昔日同僚下属面前过于尴尬。虽说特务工作是保密工作，可即使像钱新民真投降后真悔罪，也只有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重庆方面工作才可将功折罪。而陈恭澍从未与重庆方面有过联络，又何来假投降之说？何况《蓝衣社内幕》的发表已将他的真投降昭告天下。

　　不可否认的是，戴笠对陈恭澍的“偏爱”的确超过了一般部属，不治罪也就罢了，且又重新启用，虽说降了一级，却在组建东北办事处时又想到了陈恭澍，看来非给他恢复军统高层身份不可。

　　在北平肃奸过程中，戴笠曾在12月初回渝汇报平津抓捕汉奸方案及名单，遄返北平途中，在上海停留一日，特地指示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通知陈恭澍即刻准备行装，翌日与他一起北上。

　　这次，陈恭澍让戴笠彻底对他失去信心。

　　陈恭澍已将家眷送回北平，就任站长后就住在站部——忆定盘路九十九号，即使临时有事外出，夜里也应回来睡觉。而这天不仅白天无人知其去向，晚上也是彻夜不归！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并未说明这天去了哪里。夜不归宿，可见非赌即嫖，甚或真的得到了好友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

　　直到第二天上飞机仍无陈恭澍的消息，戴笠被彻底激怒。

　　北平肃奸和护卫蒋介石，对戴笠来说是两场硬仗，直到送走蒋介石，他才腾出手来处理陈恭澍。

　　1946年1月下旬，戴笠下令上海区，以汉奸罪将陈恭澍送进了监狱。随后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因戴笠意外离世，陈恭澍在提篮桥监狱仅服刑一年半，就被郑介民与毛人凤释放，在中央训练团励志班培训一个月，即以上校大队长身份被送上了华北战场。

　　对陈恭澍彻底死心后，戴笠在北平宣布文强、陈旭东为军统东北办事处正副主任，对外则以东北行营督察处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做掩护。东北办事处辖东北各省及热河，并首先在南满、北满、承德设立了情报站。

　　招待“当朝一品”

　　1946年1月下旬，戴笠再次飞往北平，部署对宋子文的警卫工作。

　　宋子文的北平之行，是为接收敌伪资产而来。

　　北平的接收工作较京沪杭的接收要混乱得多，在接收计划委员会派出接收大员进驻北平之前，率先进入北平的拥有交通工具的军事机关与前线部队包括北平行营、十一战区司令部等，便开始了大肆抢收，抢夺了大量现金、物资、设备、仓库和房产。军统虽未公开组织接收，却有特务捷足先登，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敌伪资产据为己有。

　　而隶属于行政院的许多部门，则要求将一切涉及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划归行政院负责，不愿意受陆军总部接收计划委员会辖制。

　　于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请蒋介石批准，将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划归行政院负责，即由行政院负责接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日伪资产；陆军总部负责接收军事方面的日伪资产。

　　随后，行政院成立了“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河北平津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设在北平，宋子文亲临北平，正是为了处理北平的接收事宜。

　　元月末，宋子文飞抵北平。戴笠派出警卫蒋介石的原班人马对宋子文实施暗中保护。

　　相比保护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警卫工作轻松了许多，毕竟宋子文不参加公开活动，更不会到民众中去，所接触的都是北平党政军头头脑脑。戴笠所做的主要是对他生活方面的安排。

　　宋子文的行政院院长临时办事处设在海关，下榻何处戴笠颇费了一番心思。宋子文是洋派人物，下榻之所既要中西合璧，又要有休闲娱乐功能。考虑再三，戴笠选择了吴泰勋在北平的公馆。

　　吴公馆不仅场面气派，风格中西合璧，而且有中西餐厨师、豪华舞厅和舒适的客房，还有吴泰勋的年轻漂亮、善于应酬的小老婆。经常出入吴公馆的权贵名流皆称吴公馆为“香巢”“安乐窝”。

　　为让宋子文住着舒心，玩着开心，吃着满意，戴笠又派英文秘书黄天迈陪宋子文住在吴公馆，以便有什么需要随时沟通。

　　宋子文在北平公干一周，正赶上1946年春节，戴笠在吴公馆举行盛大除夕舞会，到场者非富即贵，还特地请来不少名媛佳丽伴舞。

　　这一晚戴笠和宋子文玩得十分开心。舞会间隙，两人品着红酒，开怀畅谈。谈到军统的未来，戴笠不无感慨：

　　“多亏了你老兄拔刀相助，不然军统的半壁江山已经被撬了。”

　　所谓“军统的半壁江山”，即指军统的别动军。

　　抗战胜利后，从国共和平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从未停止，《双十协定》签订时，国民党已同意取缔特务机关。就在国共和谈结束不久，11月初，陈诚率先提出取消别动军的要求。他知道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不会取消特务组织；但是他也知道，蒋介石对军统的五万多武装部队耿耿于怀，尤其这些部队都接受过美军严格训练，配备了最精良的美式装备。陈诚的要求正中蒋介石下怀。

　　11月7日，戴笠上呈一份报告，要求撤销交通巡察处，成立交通警察总局，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系统，将军统的武装部队除留一部分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外，其余会同军统所属交通巡察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等，合并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但是，戴笠的报告不能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需要“走程序”——递交到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由第六组签批，然后递交军政部，由军政部酌情核呈。

　　侍二处六组负责情报工作，组长唐纵，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唐纵由戴笠举荐到侍从室工作，又是军统局帮办，照理应对军统的情报“网开一面”，起码在排序上向前提一下，其实非也。

　　正如沈醉所说，“唐担任六组组长后，在处理军统和其他特务机关的问题上是相当公正的”，绝不会偏袒军统。“当时唐是想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在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意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的，并尽力讨好CC等派的头子，联络宪兵，巴结政学系……”

　　也就是说，戴笠的报告需要按部就班地向前走。

　　就报告内容而言，唐纵看后说，“彼能了解委员长之心理与适合委员长之需要”。显然，蒋介石发动内战，离不开交通运输的畅通与安全，戴笠的报告将使蒋介石面临的难题迎刃而解。

　　但即使到了军政部，还面临一道关卡——此时军政部部长正是陈诚！

　　时间不等人。与此同时，宋子文呈请调用别动军至秦皇岛、开滦之间护路。毕竟宋子文贵为“当朝一品”（戴笠常在熟人或下属面前戏称宋子文为“当朝一品”），且理由充分，不仅蒋介石照准，陈诚也不得不就此闭嘴。

　　戴笠的危机又一次解除，但形势仍不容乐观，宋子文说：

　　“你那个合作要是不落到实处，这半壁江山还是很难保住。”

　　宋子文说的“那个合作”，就是美国海军援建海军陆战队的新合作。

　　“我正在督促柯克抓紧办。”

　　“对了，透漏你个秘密。”宋子文忽然压低声音说，“这是绝密，眼下还在秘而未宣阶段。”

　　见宋子文一脸的严肃，戴笠赶紧凑过去洗耳恭听。

　　“何敬之将被派往联合国任职。”

　　“到联合国任什么职？”戴笠一脸的惊愕。

　　“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这个消息令戴笠目瞪口呆。

　　何应钦是蒋介石打天下时期的“第一功臣”，虽曾配合桂系逼宫，也曾是西安事变中的主战派，但此后多年追随蒋介石兢兢业业，也算“将功补过”了。而刚刚胜利就将其逐出权力中心，显然太过于小肚鸡肠，睚眦必报！

　　“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去联合国做一份闲职，可战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换了对手！”

　　戴笠对蒋介石此举颇有些愤愤不平。他知道共产党军队的厉害，认为蒋介石将何应钦撤职外派无异于自挖墙脚。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不仅搬开了何应钦，诸如白崇禧等反对过他的非嫡系将领，似乎均被任命一个位高无权的职位而投闲置散。

　　“这下陈辞修满意了。”戴笠的语气里不无揶揄。

　　“陈辞修想扳倒的远不止一个何敬之。”

　　“这倒是，本人早有领教。”

　　其实，陈诚的对手不仅有何应钦、戴笠，还有胡宗南、汤恩伯，甚至宋子文。陈诚联合孔祥熙倒宋，宋子文心知肚明。

　　“任命公布之后，你早点去见何敬之，请他在美国协助斡旋。”

　　“好！”

　　无论如何，何应钦“被逐”都让戴笠有种兔死狐悲之感，看来蒋介石要急不可待地卸磨杀驴了！倘若不是有中美所的成功先例，有与美国海军新的合作项目在洽谈，军统的武装部队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了。

　　送别洋大人，后院起波澜

　　2月3日是大年初二，从下午开始，北平东四弓弦胡同十四号便人来车往，络绎不绝。戴笠也早早出现在大厅里，为迎接一位重要客人做准备。

　　这位重要客人就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

　　早在戴笠到青岛见柯克时，柯克就曾告诉他，自己不久将回国述职，定为援建海军陆战队一事尽力说项。为此，趁春节休假之际，戴笠特地邀柯克到北平游玩。

　　对这位洋大人，戴笠的招待方式既不同于招待普通客人的中式宴席，亦不同于招待洋派宋子文的除夕舞会，而是举办洋人所热衷的鸡尾酒会。

　　为讨这位洋大人欢心，戴笠不仅自己身着美式戎装，还要求部属们一律换上美式军服，佩戴军阶、勋标。按戴笠的设想，一旦海军陆战队正式组建，将全部着美式军装，配备最新美式装备。

　　有洋人做依靠，蒋介石对戴笠自然会手下留情，毕竟海军是国军的短板；而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依靠，就是美国人的军事援助。从柯克本人来说，则想利用戴笠控制中国海军大权，使中国海军成为美国的附庸。

　　鸡尾酒会由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黄天迈等人亲自监督操办。原定下午六时开始，军统方面人员与所请客人、舞伴等均在五点半之前已经到场。

　　六时许，酒会主宾仍未出现。

　　按照鸡尾酒会的仪节，被邀请的客人可以随到随吃，但中方除了军统人员外，其他客人皆为作陪而来，自然不能抢了主宾的风头，只好在宴会厅里恭候这位洋大人。

　　这时等候在门外的副官进来通报，戴笠立即带着一大群部属迎出门外。待轿车停稳，戴笠正要亲自上前迎接，不料车门打开，下来的却是一位挂着金闪闪绶带的上尉副官！

　　洋副官神气活现地告知戴笠等人，他要去接柯克上将。

　　过了一个小时，柯克终于来了，宴会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做过介绍之后，戴笠举杯为柯克敬酒，并致欢迎词，酒会正式开始。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戴笠端着酒杯，与柯克随走随吃随聊。黄天迈跟在两人身后，不时为两人充当着中英文翻译。

　　接着，柯克又跳了两圈舞，然后说另有约会，匆匆告辞，一共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为筹备这个酒会，马汉三等人春节前便开始忙活了，准备酒品、食品，布置宴会厅，挑选前来捧场的客人和舞伴等等，结果主角倒像是来客串一般。虽说北平亦有美军驻扎，又值春节，柯克另有约会可以理解，可为这个酒会戴笠早就和他定了这个时间！

　　将柯克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上车离去，戴笠才不满地嘟哝一句：

　　“来得迟，去得快，是什么作风！”

　　牢骚归牢骚，第二天，戴笠仍照原计划陪着柯克畅游北平，当然少不了名媛佳丽陪游，这一陪就是一周，游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

　　一周后送走柯克，戴笠返回重庆。他心里盘算着时间，待柯克回国述职之后，何应钦也该启程去美国了，两人里应外合，援建海军陆战队一事应该就敲定了。

　　不过，戴笠高兴得太早了。在一个月之后（1946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正式提出“战后海军助华法案”时，国会认为抗战已经结束，没必要再与中国开展新的合作，仅同意以少量护航舰、驱逐舰（包括已登陆中国的军舰）协助中国。

　　也就是说，美国海军对军统援建海军陆战队一事，被国会否决了。

　　即使戴笠至死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形势对他来说也已经十分紧迫。随着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戴笠的死对头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为“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推波助澜，加大对军统的攻击力度；而戴笠信任的军统局帮办唐纵，也凭借多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便利，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使戴笠本人的去向也变得微妙起来。

　　戴笠刚一回到重庆，毛人凤便来到了曾家岩公馆。

　　自从1944年戴笠升为军统局局长、郑介民由主任秘书升为副局长，毛人凤这个代主任秘书就从此去掉了“代”字，成为军统名副其实的内当家。

　　毛人凤一向沉得住气，如此急如星火地赶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尽管有思想准备，毛人凤说出的话还是超出了戴笠的想象范围。

　　“唐乃键将出任内政部次长。”

　　话音未落，戴笠手里的杯子已经掉到地上，“砰”的一声碎了，热水洒了一地。他本人也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重重地说了一句：

　　“真是人心隔肚皮！”

　　原来早在1月18日，蒋介石便在黄山官邸召见戴笠，要求他本人拿出一套具体方案，即在取消军统局后，挂靠其他系统另设一机关，他不负责，但实际控制该机关。说到底，就是名义上取消军统局，实际是改头换面之后冠以其他名目出现，仍履行军统局职责。第二天，戴笠便约来毛人凤、潘其武、李肖白等军统局“高干”和军统局帮办唐纵，商谈改组方案。

　　由于在《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就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撤销后化整为零，让他早作部署。戴笠提出成立交通警察总署的设想，只是解决军统武装部队除海军陆战队以外的另一个去向；而军统局本部及遍布各地及海外的军统组织将如何安排，戴笠考虑了几个出路。

　　第一，改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将军统局所属军事情报业务单位包括派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谍报参谋，全部划归该系统，借机合法化地控制该系统。

　　第二，将内政部警政司扩编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这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个去向，除安排军统局原主管的警察行政业务方面人员外，可以最大限度安置军统内勤人员，以便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乃至教育。

　　将这两个设想说出后，大家都认为可行，可以作为军统化整为零的去向。

　　由于内政部警察总署是主要分流去向，戴笠需要亲自在内政部任职才可掌控该机构。经过商量，大家认为戴笠应出任内政部次长。这其实正是戴笠的想法，而且他已经想好了内政部警察署长人选，直接宣布：“警察署长就劳烦乃键兄兼任吧。”在大家无异议的情况下，该方案很快形成文字呈报。

　　其实戴笠保荐唐纵也是为了买好唐纵本人，这将是唐纵首次出任某一方面主管官，对他来说远比内政部次长重要，可他为什么偏偏看上了内政部次长？既如此，何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与戴笠相比，他毕竟是近水楼台！

　　“这个内政部次长当不当倒不重要。”戴笠显然非常生气，“重要的是，唐乃键不该背后挖墙脚！”

　　毛人凤对戴笠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的确，这个次长他可以不干，面子却不能不要。偏偏唐纵作为下属直接打了他的脸，让他吃了个烧鸡大窝脖。如此爱面子的一个人，接下来让他如何面对这个多年的下属？

　　事已至此，毛人凤只好婉言相劝：

　　“唐乃键正在蹿红，各方面关系都摆得四平八稳，这事就算了吧。”

　　“不算了怎么办？”戴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这倒让毛人凤有些意外，这么大的事戴笠竟然这么快就接受了。在军统的下属中，也只有唐纵像软棉花团，戴笠就像一把斧子，砸上去完全没有脾气。

　　接着谈起军统首脑机关的去向，戴笠说：

　　“我有个初步想法，就是在司法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调查室，以此为掩护，作为军统局机关首脑部分，统领军统各部。”

　　两人就此事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由毛人凤起草报告呈报蒋介石。

　　后来因中统局争夺，该计划未能落实。戴笠离世后，军统局机关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

　　其他化整为零方案，除海军陆战队因美国国会未通过此方案而搁浅，其他均按戴笠的设想得以落实。

　　上海“诀别”华妹

　　继国共和谈与政治协商会议之后，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将在重庆召开，并预定该会议闭幕后，于3月下旬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以贯彻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毫无疑问，接连召开的两大会议将与军统命运直接相关，那就是加速军统局的分化解体。

　　即将召开的会议仿佛成了戴笠的催命符，他已不愿在重庆多做停留。当然这些会议本身与他并无关系，继1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闭之后，军统局本部的工作也面临结束，戴笠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等地。

　　2月20日，戴笠飞往上海，仍下榻唐生明公馆。翌日，蒋介石也来到上海。也就是在这天，戴笠觉得应该由蒋介石给唐生明一个说法。于是当着唐生明的面，亲笔写了一份报告，请求蒋介石接见唐生明。还好，蒋介石总算给面子，当即批准，第二天晚上便由戴笠陪同去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为奖励唐生明在沦陷区抗日有功，蒋介石发给唐生明特别经费200万元。

　　要知道，周佛海一次就划拨300亿伪储备票给唐生明，名曰碰头会经费，可在戴笠赴沪前的短短几天内碰头会能开几次？相比之下这区区200万，实在是九牛一毛！难怪唐生明说蒋介石的奖赏，让他感到“啼笑皆非”，“只能买到几两黄金。不过从他当时给上海市警察局100万元的犒赏费来看，这还是很大的手笔”。

　　这一天是2月22日，戴笠已经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他本人也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料理着“后事”。尽管只有200万元奖赏和一些貌似关心的客套话，戴笠对邀请唐生明卧底一事总算有了交代。

　　此时胡蝶就住在唐生明家中，尽管戴笠心事重重，在胡蝶面前却从不谈自己面临的困境，正如在唐生明面前总是展现他春风得意的一面一样。

　　金屋藏娇近三年，他的确也该给胡蝶一个交代了。离沪前，他与杜月笙商量好，下次回来即为胡蝶办理离婚手续。但离沪前的最后一天晚上他没回唐公馆，而是去了陈华的住所。

　　其实胜利后第一次到上海，戴笠就首先去见了陈华。香港沦陷后，陈华因戴笠的关系被捕入狱。戴笠虽有耳闻却不知详情，急着想听到陈华亲口讲述那段经历。

　　珍珠港事变后，正是陈华在香港协助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营救与杜门相关的所有人的。她陪伴姚玉兰死守柯士甸道住所，使之成为杜氏门人危难时刻的联络中心，直到徐采丞的专轮驶来，将杜氏门人与相关的各界知名人士陆续送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

　　但陈华没打算离开，最后送走姚玉兰后，她正想喘口气休息几天，会会朋友搓搓麻将，不料日本宪兵找上门来，劈头就问：

　　“你叫陈华？”

　　“不错！”

　　陈华的回答十分干脆，她虽然帮戴笠做过不少事，与军统很多人熟悉，可她毕竟不是军统的人，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只是凭着本来直率的个性甚至带点女侠的豪气，直接回答日本人的问话。接着她被推上汽车，押进了香港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的回答也是十分干脆：

　　“你是不是蓝衣社的人？”

　　“不是。”

　　“蓝衣社有多少人在香港？”

　　“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蓝衣社的人？”

　　“认得一个。”

　　“谁？”

　　“戴笠。”

　　事实上，军统从没有“蓝衣社”这一名称。“九一八”事变之后戴笠创建特务组织，最初称“密查组”，即为“十人团”；1932年4月正式成立复兴社“特务处”，时为秘密组织；同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特务处有了公开身份——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8年特务处扩大并晋升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由于特务处早期的神秘性，亦主要开展对日军情报活动，在上海一带被称为“蓝衣社”，也成为日伪组织对军统的专用称谓。

　　陈华据实回答，却回答得非常明智，因为戴笠是日本宪兵恨得咬牙切齿而又看不到抓不住的人。但为这四句回答，她挨了那个日本宪兵四记耳光，每一记都打得她眼冒金星嘴角流血。接着再换一个日本宪兵，问完再换。直到所有宪兵都问过，她回答的仍是那几句话，也因此挨遍宪兵队所有人的耳光。

　　尽管问不出什么，日本人仍将她作为要犯，用专机押到广州。

　　在广州，负责陈华一案的是一位叫花田的日本中尉。花田的招数更绝，连问案都省略了，直接一通拳打脚踢，直打得陈华遍体鳞伤。他以为这个下马威会让陈华开口，不料陈华反而闭口“绝食”了！

　　当时日本宪兵以为凭陈华与戴笠的关系，可以将沦陷区的蓝衣社组织一网打尽。所以花田担心陈华绝食身亡，只得逼迫她吃饭，逼迫的方法仍然是拳脚，一边打一边问：“吃不吃？招不招？”

　　陈华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连日来粒米未进，虚弱得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更遑论回答花田的拷问，只是随着他的拳打脚踢在地上滚来滚去。

　　从中午断断续续打到下午四五点，花田打累了，一把抓住陈华的头发将她从地上拎起来，再次喝问：

　　“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吃不吃？招不招？”

　　这次陈华终于开口了，她乜斜着眼看一下花田，有气无力地挤出一句：

　　“你打得累不累呀？”

　　不料，花田竟“扑哧”一声笑了。这一笑，陈华的待遇从此改变——花田由暴力改用“怀柔”了！

　　陈华被带进军官餐厅，大鱼大肉摆了一桌子。花田还在担心陈华会不会继续绝食的时候，陈华早已狼吞虎咽吃起来。她哪里是绝食？黑乎乎脏兮兮的囚食，她看一眼都想吐，哪里咽得下！后来陈华在回忆录中说：

　　“至今想想当年的日本宪兵也真笨，偏偏想不透我是养尊处优，天天山珍海味吃惯了。我不是不吃东西，而是味道不好宁可不吃。”

　　吃完饭，陈华提出买几件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花田自掏腰包，七拼八凑凑了一百港纸，带陈华上街。见他如此寒酸，陈华告诉他说：

　　“在香港，在上海，我的钱都大大的有，只要你们把我放出去，我马上还你。”

　　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后，手头还有不少钱，当时荔枝刚刚上市，陈华把剩下的钱全部买了荔枝。花田搞不明白了：

　　“买这么多荔枝做什么？你想光吃荔枝呀？”

　　“不是，到你们队好几天了，队上的人打也打熟了，买点荔枝请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以后下手可以轻一点。”

　　但是，花田的“怀柔政策”仍然没有收获，日本宪兵队决定将陈华押解上海。上海是陈华的“老巢”，蓝衣社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她不会不知道。

　　到上海后，陈华仍被关在日本宪兵队。正是由于上海是陈华的“老巢”，各方面亲朋好友实在太多，日本人又实行“怀柔政策”，陈华被关押在宪兵队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前来探监的访客川流不息，囚室里整日都是欢声笑语，各种吃的穿的源源不断地送进来，陈华自己吃用不完，就都送了难友，反倒在狱中成了大善人。

　　到1942年年底，日本宪兵队已摸清陈华的底细，不过前有一个杨虎，后有一个戴笠，这两人都远在重庆。而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早已被汪伪破坏，日本宪兵队便“宽宏大量”，让陈华交保，然后开释，不久又撤了监视网，陈华最终恢复了自由。

　　陈华在回忆中说：“两年多来平静的心里只有两件事，其一是抗战早日胜利，其二是戴笠翩然归来。”可见她对戴笠的感情有多深，尽管名义上她仍是杨虎的太太。

　　戴笠对陈华的感情亦是非同一般，或许是长期的默契使他们彼此成为亲人，亲近到可以在对方面前原形毕露，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将对方变为不良情绪的发泄对象。而戴笠对胡蝶却总是展示光鲜靓丽的一面，从不把工作中的烦恼向她倾诉。

　　戴笠此次来到陈华的寓所，正是为了排解心中压力。在将自己的处境告诉陈华后，他又郑重地说：

　　“华妹，老头子（蒋介石）若不要我，我就去死。”

　　正是这句话，让陈华在戴笠离开后一直惴惴不安。

　　蒋介石的“催命符”

　　戴笠这次北飞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查处军统人员在肃奸与接收中的贪腐行为；二是完善华北、东北特务组织并督导对中共的情报工作。正如许多人所说，戴笠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思；戴笠要做的这两项工作，正是蒋介石所需。

　　战后国民党在各沦陷区的接收已达历年来贪腐之最，深受舆论诟病，蒋介石既然无力惩治腐败，总要抓几个倒霉蛋出来应对舆论压力。戴笠既要取悦于蒋介石，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的人。对军统立有大功的魏大铭到上海后，私自接收了敌伪房屋，戴笠接到举报后经查证属实，将魏大铭扣押。直到戴笠死后魏大铭才被释放。对于平津特务私自接收敌伪资产，戴笠也早有耳闻，只是一时没有腾出手来采取措施。

　　同时，戴笠也清楚，虽然经“三人军事小组”调停，国共于1月10日签订停战协议，于1月13日夜12时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正是借此机会调动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准备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而“用兵必须审其虚实而趋其危”，情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布置一张强大的军事情报网络，就等于吊住了蒋介石的胃口。

　　总之，戴笠的策略就是在新形势下增强实力，使蒋介石不至于卸磨杀驴，起码看到他拉的这盘磨还大有用场。

　　然而，尽管他一到北平便马不停蹄地召见马汉三、文强、陈旭东等北平及东北办事处负责人，听取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但局势的变化还是让他措手不及，再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原计划的工作中。

　　首先是3月1日传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交通警察总局宣布成立，辖18个交警总队6.4万人，以吉章简为总局长，戴笠保荐的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原别动军司令兼中美所参谋长徐志道为副总局长。也就是说，军统的大部武装部队去向已落实；接下来，只要军统的首脑机关能够操控这些部队便可万事大吉！

　　不料，接踵而来的却是当头一棒：蒋介石电令戴笠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讨论军统局的改组问题。

　　在军统化整为零去向尚未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开会，明摆着是让戴笠措手不及！再看八人小组名单和排列顺序，更让戴笠火冒三丈：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明明是军统改组，却把戴笠放在了局外人的后面！

　　在这八人中，有四人来自特务组织，除军统三人外，另一人是来自中统的叶秀峰。中统是戴笠多年的劲敌，眼下也在被“取消”之列，叶秀峰在八人小组中势单力薄，对戴笠暂时构不成威胁。

　　戴笠的威胁来自前四位，前四位都是警界大亨，其中主要是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十多年的李士珍。

　　李士珍也是浙江（浙江宁海）人，出生于1896年，虽仅比戴笠年长一岁，资格却远在戴笠之上，不仅是黄埔二期的老大哥，而且曾赴日本警察大学深造，并赴欧美考察警政。正因这个经历，1936年4月就任高等警官学校校长后，很想大干一场，即向蒋介石建议，将高等警官学校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时隔不到半年，1936年9月中央警官学校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同时宣布兼并浙江警官学校。

　　浙江警校是戴笠的天下，在其兼任警校政治特派员最初的一两年中，便将从校长赵龙文、教务主任鄷裕坤，到训练处主任、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全部调换或吸收为特务处人员，将浙江警校变为了特务处的特工培训学校。如今合并到中央警校，戴笠又喜又忧，喜的是特务处的特工培训学校升了一个档次，忧的是中央警校的半壁江山已被李士珍坐定，而他还不曾有一个名分！

　　当然，他要的不仅仅是名分，更重要的是实权。

　　他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校长蒋介石特派的上层机构。当时戴笠正得蒋介石宠信，这个建议很快被批准。而蒋介石之下的校委会，显然是凌驾于教育长之上的。尽管教育长李士珍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但戴笠的主要干将赵龙文、酆裕坤等人都在其中，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正是戴笠——主任委员！

　　如此一来，戴笠成了凌驾于教育长之上的实权人物。他利用校务委员会，很快将特务处的人分派到政训处长、总队长等重要岗位上。李士珍手下无干将，空有资格、资历，只能眼睁睁看着戴笠将中央警校把控手中。

　　戴笠还指使赵龙文、鄷裕坤召集对警察学理论有研究的人，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在全国警界网罗人才，让李士珍这个有着警政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恨得牙根疼，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谁让他势单力薄呢！

　　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后，如日中天的戴笠盛极而衰，隐忍十年的李士珍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他要借助这张网络将全国警界收入囊中！

　　在数日前唐纵打来的电报中，戴笠已得知李士珍通过其后台老板戴季陶，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递到蒋介石手中，并由戴季陶力荐，由李士珍执掌战后建警大权。戴笠与戴季陶虽早在上海交易所时期便有往来，但在追随蒋介石之后，因戴季陶一度失宠于蒋，戴笠便与戴季陶渐行渐远；且戴季陶一直任考试院院长，与军统素无工作交集，两人便断了往来。

　　李士珍这一举措令戴笠倍感惶恐，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在抢军统的饭碗，而是要吃掉军统，砸掉他的饭碗！

　　当然，仅凭戴季陶的举荐尚不能对戴笠构成威胁，关键是李士珍的“盟友”宣铁吾乃至黄珍吾！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老大哥，不仅两度出任蒋介石的侍卫长，而且与蒋经国称兄道弟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莫逆之交，又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风头正劲。

　　黄珍吾也是黄埔一期老大哥，且是郑介民的同乡，原先与戴笠关系也不错，戴笠曾在抗战爆发后保荐他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但后来黄珍吾走了陈仪的路子，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福建“剿匪”司令官；又走了蒋经国的路子，任职三民主义青年团，后任青年军二○八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夺得首都警察厅厅长之职。至此，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

　　如此三位警界重量级人物纠集在一起，其来势汹汹可想而知！

　　蒋介石十万火急的催归电报是由毛人凤转发的，在电报后面，毛人凤特别标注称：“李、宣等在捣鬼，谨防端锅。”

　　李、宣、黄等人的确是戴笠的强硬对手，可是仅凭他们几人“捣鬼”，真的能将军统端锅吗？

　　他们强得过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吗？强得过皇亲国戚孔祥熙吗？“三陈”加“一孔”都没有扳倒戴笠，更何况早已成为戴笠手下败将的李士珍，尽管他与宣铁吾、黄珍吾结盟！

　　那么，戴笠怕他们什么？

　　归根到底，是怕他们身后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以往一直站在戴笠身后的人。

　　倘若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李、宣、黄三人是捣不了什么鬼的，即使捣鬼也难以得逞。怕的是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若假三人之手卸磨杀驴，戴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封电报让戴笠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他也曾想过效法蒋介石，蒋先后两次下野（第三次下野在1949年元月），每一次都使他摆脱困境，甩掉一批“政敌”，归来之后神清气爽，面对全新的局面。可以退为进这个想法萌生多时，不到万不得已他实在不愿走这条路。

　　毕竟，他的处境不同于蒋介石，他一旦离开，辛辛苦苦带出来的十余万人的队伍等于拱手让人！就算归来，庞大的军统局已被肢解各有归属，他还能得到统领这支队伍的权力吗？

　　可事到如今，除了退出，他还有其他路可走吗？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没有海阔天空，与其等着被人下套勒住脖子，也不如自己早点把脑袋收回来。

　　何况，他手里有两张王牌！

　　第一张，反共坚决的戴笠最能理解蒋介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不过是缓兵之计，内战打起来，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便即刻凸显出来，放眼整个国民党从事过特务情报工作的，无一人可与戴笠相提并论。

　　第二张，蒋介石要打内战，就要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美国有过成功合作经验的军事团体唯有军统，虽然美国海军援建军统组建海军陆战队一事杳无音讯，其他军援同样可以谈。毕竟戴笠在美国海军方面威望很高，甚至连前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在开罗会议期间，向蒋介石提出见一下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军统掌门人。

　　凭借这两张王牌，戴笠决定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赴美国一游，一方面避开风头，一方面借机与美国海军拉拉关系，纵使蒋介石电召，也绝不轻易回国，一定要借机抬高身价，不在这场较量中大获全胜绝不归来。

　　复电：讵料煮豆燃萁

　　做好了赴美考察的思想准备，戴笠开始安排“后事”，以便归来接手时能最大限度保持军统局原有队伍的完整。

　　首先要做的是给蒋介石回电，推延返渝时间。

　　当时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从锦州返回北平，戴笠命随行的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打电话召文强到什锦花园密谈。当时已是晚上，文强直接来到戴笠办公的房间。

　　戴笠如此信任文强，主要在于文强丰富的工作经历。文强虽然比戴笠年轻了整整十岁，却毕业于黄埔第四期，比戴笠早了两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而他不仅当过林彪的班长，还追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他因受到上司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结果不仅没找到周恩来，反而造成他本人自动脱党。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他加入了特务处。

　　戴笠向来反共，却欣赏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对加入特务处的文强特别赏识，抗战中曾先后委任他为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中美所第三特训班副主任、北方区区长等。抗战胜利后，又将打入东北的重任交给文强，每次到北平都会电召文强，一同研究东北地区的工作，在北平遇到什么问题，也习惯听听他的意见。

　　见文强如约而至，戴笠就将那封亲译的加密电报交给他。看过电报，文强知道形势对军统对戴笠都十分严峻，唯有以退为进，耐心等待，方能挽回败局。

　　文强的想法与戴笠不谋而合，戴笠无可奈何地表示：

　　“看来也只有暂时隐退了。观涛兄，你为我拟定一封复电，说我在平津沪宁的肃奸案件尚未结束，事关重大，不能耽搁，请容我延缓半月再回渝报到。”

　　说完，他忽然情绪有些激动，回过头问文强：

　　“观涛兄，曹植被曹丕逼迫七步成诗，那首诗你还记得吗？”

　　“记得。”文强随即背诵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好！”戴笠双手一拍从沙发上站起来，“你在电文中写上最后两句，要让他们知道，我在外辛苦奔波，一心为校长解忧，他们却在背后算计我，要端我的锅。大战在即，还要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

　　其实，戴笠真正想要说的，是要蒋介石念他在接收、肃奸中所做的贡献，放他一马；是要蒋介石知道，大战在即，不可自毁长城。但他不能说出口，不能流露出对蒋介石有任何的不满。

　　即便如此，文强仍感到十分为难。如若真写上七步诗的最后两句，激怒的不仅仅是宣、李、黄，说不定还有蒋介石，戴笠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又退一步说：

　　“可以变换一下措辞，尽量写得委婉些。”他特地叮嘱文强，“此事除仙舫外，不得让任何人知道，包括马汉三！”

　　听到最后一句，文强愣住了。要瞒住马汉三，这让他深感意外。在文强看来，戴笠对马汉三的宠信绝不亚于对他本人的倚重，这正是他及许多军统高层干部的不解之谜。而这重要信息却要瞒住马汉三，文强百思不得其解。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见文强发愣，戴笠问。

　　“戴先生一向器重马汉三……”

　　照军统纪律文强不该多问，他说了半句就停住了。下半句不用说，戴笠已经明白：

　　“很多人看不上马汉三，认为不该重用他，你也是这个看法吧？”

　　文强点点头。

　　“马汉三天生斜眼，五官眸子不正，命相学上称此类人心术不正，我不是不相信命相，但我是更注重现实。”

　　现实是怎样的呢？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河北大兴（后为北京大兴）人，生于1906年，早年弃文从武，投奔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的部队，当了一名学生兵，1930年中原大战后投蒋，其后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

　　也就是说，马汉三是杂牌军出身！

　　戴笠一贯重用黄埔同学，关照同乡旧友，对杂牌部队出身的人多有提防，即使一时利用，也很快弃之如敝屣，更遑论反蒋阵营出身且沾了“倒戈将军”门风之人！唯马汉三例外！这当然也是“注重现实”的结果。

　　“军统局百分之九十的成员来自南方，北方人能独当一面者没有几个，而北方自古是外患边乱之源，用熟悉情况的北方人远胜于用南方人。马汉三不仅熟悉反蒋的西北军将领情况，也由于长期在口外活动，对蒙疆伪政权了如指掌，这样的人弃之不用岂不是舍近求远？”

　　正因为如此，西安事变后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下辖三个站，除了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外，另一个是察绥站，戴笠任命马汉三为察绥站长。抗战爆发不久，又晋升马汉三为北平区区长，嗣后又先后任命他为军统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华北实验区区长，直至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统高级干部！

　　戴笠对马汉三如此委以重任，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实力。

　　“马汉三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媚日卖国的情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古、外蒙古的侵略阴谋活动的情报，都是很详尽很有价值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冯部竟无察觉；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汉奸所发现。他不但对内外蒙古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内蒙王公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交情深厚，还通过内蒙古打进外蒙古，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

　　戴笠又举了一些马汉三所做“贡献”的实例，均为文强闻所未闻，也让他不得不对马汉三刮目相看。

　　尽管如此，戴笠对马汉三仍不能放心，可以说是既重用又多有防范，何况机密事件本应有保密范围，与对某人信任与否无关。

　　说完马汉三，文强按照戴笠的要求草拟了一封复电，与龚仙舫研究修改一番，翌日一早交到戴笠手中。电文云：

　　校座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宁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

　　戴笠审阅后将复电发给了毛人凤，由毛人凤转呈。

　　与此同时，龚仙舫经与文强商量，悄悄另发一电致毛人凤，要他注意情况，相机转呈。毛人凤一向谨慎，一旦情况不妙定会设法补救，甚至会扣下电文请戴笠重发。

　　布局，马汉三死于谁手

　　申请延期南归后，戴笠安下心来按计划料理“后事”，首先打电话叫来了王蒲臣。

　　王蒲臣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胶济铁路警务处处长，尚席未暇暖，又被派往北平任军统驻平津总督察。这个任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暗中监视马汉三并调查其贪腐行为。因为马汉三任北平办事处主任不久，戴笠就发现他趁肃奸接收之机大肆敛财，遂决定暗中调查，一旦抓住证据，绝不姑息。

　　同样是在晚上，王蒲臣接到电话后，来到戴笠下榻的弓弦胡同十四号。戴笠首先询问对马汉三贪腐行为的调查情况。王蒲臣说：

　　“马汉三利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不仅暗中向汉奸们收受钱款及各种珠宝首饰和文物，公开接收的一些钱财也都进了他个人的腰包。他一到北平就盯上汪时璟，和他的秘书刘玉珠劫收了伪银行的大宗钱款。”

　　“有证据吗？”

　　“很多人可以证明。”

　　“捉贼捉赃，最好能查到物证与这些钱财的去向，弄到行贿人的口供。”

　　“就算都查到了，制裁他也不容易。”王蒲臣说，“马汉三是只老狐狸，既然敢侵吞敌伪资产，就会拉上保驾的。他整天四处烧香拜佛，该进的庙门都进过了，到时候会有很多人为他说话。”

　　这一点戴笠没想到，既然没给他本人“烧香”，那么在军统给谁烧的呢？只能是郑介民。郑介民时任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正在北平。而北平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难不成也烧到了李宗仁的庙门上？

　　如此一来，戴笠只能暂时放马汉三一马，因为他没有时间了。他叮嘱王蒲臣继续调查，包括马汉三都拜了哪家的庙门，务必一一查清，终究有一天会用得着。

　　最终，王蒲臣成了马汉三的掘墓人，他的调查成了压死马汉三的最后一根稻草。遗憾的是，这个结果戴笠没有看到；而真正致其死命的原因也并非贪腐，而是军统改组后保密局的内斗。

　　正如王蒲臣所说，马汉三与刘玉珠贪污最大的一宗来自汪时璟。戴笠死后不久，马、刘用这笔钱在前门开设了一家金店。即便如此，由于他把所贪财产很大一部分分给了郑介民，又行贿李宗仁，政治上有了靠山，不仅没人敢动他，而且野心勃勃，暗地里搞起了小组织，连军统老资格的乔家才也被他拉了过去。

　　乔家才是山西交城人，与戴笠是黄埔六期同窗，毕业于警宪班，作为外勤中的骨干多年来活跃在山西、陕西、北平等地，抗战胜利后主持山西肃奸工作，后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这一调任，又与马汉三在北平相遇，为此险被连累招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的小组织最初以华北特务为主，后发展到其他省份，已达50多人，主要目的是在郑介民与毛人凤的争权夺利中拥郑反毛。王蒲臣与毛人凤是同乡，自然站在毛人凤一边。他亲自到南京，将搜集的马汉三的小组织名单交给毛人凤。

　　恰逢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中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命令，不仅要投孙科的票，还要为孙科拉票。但有一人违反了此命令，这个人就是马汉三。马汉三不仅投了李宗仁的票、公开为李宗仁拉票，而且出资帮助李宗仁竞选。

　　这一条最为重要，毛人凤立即将签请严办马汉三的报告面呈蒋介石。投李即反蒋，对蒋介石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可马汉三是国大代表，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是批了“准予扣押讯办”。

　　讯办就讯办，先扣起来再说。毛人凤亲自赶赴北平，扣押了马汉三、刘玉珠、乔家才，抄没马、刘金店和家产，并勒令马的小组织成员写悔过书，检举马汉三的不法活动。

　　马汉三等人被押解南京后，根据王蒲臣搜集的大量罪证与其口供，毛人凤再次签报蒋介石处决马汉三。

　　贪腐证据确凿，正是借口，这次蒋介石没有犹豫，大笔一挥，批准处决马汉三、刘玉珠。乔家才虽是马的小组织成员，因未参与劫收日伪财产，亦未在副总统竞选中与蒋介石对抗，因此逃过一劫。

　　后来马汉三之所以闻名遐迩，皆因有人无来由地将他与戴笠坠机联系在了一起；对于马汉三最终翘辫子，也是言之凿凿，说是毛人凤为戴笠报仇所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送别，一语成谶

　　当晚谈完工作，戴笠又十分鲜见地与王蒲臣拉起了家常。关于王的家庭情况、王的姐姐王蕉梅的情况，甚至于一些生活琐事，他都问得非常仔细，一一叮嘱，让王蒲臣既感到亲切温暖，又有些意外。戴笠最后对他说：

　　“你跟我十多年来，也够苦了。一个人是没有几个45岁的，时间是丝毫不会放松我们的啊，你要留心！”

　　这一年王蒲臣44岁（虚岁45），戴笠49岁。王蒲臣在回忆中说：“‘时间是不会放松我们的’，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部属的关心，十分感人。”但在当时他并不理解戴笠为什么会发出这些感慨。

　　也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戴笠对每个下属的报告以及一文一电，都批得非常详细，甚至对每一件事情的办法，也不厌其详地逐条指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默默做着离去的安排。

　　3月10日上午，戴笠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主持总理纪念周，参加者数百人皆军统在北平的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强调，军统以效忠国家、效忠领袖、服膺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我们个人无主张，一切唯有秉承领袖蒋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他并不回避军统将被改组，但“团体工作是少不了的。因为我担当领导任务，因此必须告诉各位干部同志，不是人家打倒我们，是我们如何才不被人家打倒”。他指出军统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精神颓靡，生活腐化，意志容易动摇”等，要求“干部同志们觉悟，担负起责任”。

　　最后对华北工作作出详细指示，“华北必须掌握几个都市，如北平、天津、沧州、济南、保定、石家庄”；要求他们针对共产党开展活动，保证道路畅通，交通安全；“必须在同志中选择思想能力优良者，将他们安置进去”。

　　这是戴笠最后一次发表长篇讲话。

　　3月12日晚，戴笠赶到吉兆胡同郑介民的住所，与郑介民做最后“诀别”。在商讨解决东北方面的问题后，特意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单位的家底——从人员到资产以及军统改组进展等，一一向郑介民做了详细交代。

　　郑介民一向不愿介入军统内务，一听戴笠谈这些就连连摆手：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不管你感不感兴趣，都要掌握军统情况。”

　　以往戴笠从未对郑介民谈过军统内务，也不希望他介入，今天的反常表现，让郑介民一头雾水。

　　“军统内务有你掌管就行了，没必要跟我说。”

　　见他执意不听，戴笠只好说出实情：

　　“我早就想过出国考察，现在时机到了。杰夫兄，军统这个摊子只能交给你了。”

　　“啥叫时机到了？”郑介民似信非信，疑惑地看着戴笠说，“就算你出国了，我也未必担得起这个责任。”

　　“担得起担不起你都得担。”

　　戴笠执意将军统家底细说一遍，最后交代了一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

　　“这些年，为解决抗战中死难同志遗属的生活问题，我们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现在好了，我们有足够的财产和资金解决这些遗属的生活问题了。这件事你一定要想着，按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用……”

　　戴笠所说的“足够的财产和资金”，就是军统在接收中截留的日伪资产。

　　或许是由这些死难者联想到了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戴笠表情凝重，语调沉痛。

　　郑介民一边听，一边不时看看戴笠的脸。他觉得戴笠太反常了，就像临终之人在做最后的交代。

　　第二天是戴笠离开北平的日子，临行前，戴笠最后一次在什锦花园召开工作会议。散会后，他准备去机场，王蒲臣等与会者要为他送行，戴笠不肯，大家再三坚持，戴笠最终妥协，说：

　　“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好，最后一次。”王蒲臣随口应着，却一路上莫名其妙地想着“最后一次”这四个字。

　　不料一语成谶，此次送行果真成为最后一次。

　　暴雨中专机误撞岱山

　　3月13日是戴笠最后一次到天津，随从人员有龚仙舫、金玉波及副官、卫士等。戴笠仍下榻吴泰勋家中，仍借用睦南道张学铭住宅办公。

　　戴笠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布置调查天津军统特务在肃奸中的贪污行为；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忙到15日，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称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已入住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准备做手术割去左肾，建议他前去探视，以利于东北办事处工作的开展。戴笠当即遄返北平，到中和医院看望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老大哥，虽比戴笠年轻几岁资格却远在戴笠之上，两人相识多年并无工作交集与私人交往，戴笠的突然造访让杜聿明既意外又不无惊恐。

　　戴笠是蒋介石治下首屈一指的大特务，贸然造访，杜聿明以为他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换将。戴笠自知冒失，经过一番解释，杜聿明才放下心来。

　　询问病情之后，戴笠言归正传，希望杜聿明支持军统工作，推荐文强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并决定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杜聿明见戴笠说得诚恳，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的工作。

　　3月16日，戴笠一行人飞往青岛。在召见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后，当晚宴请柯克，商量借用驻青岛美国海军军舰协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及给养事宜。晚宴后，戴笠下榻青岛警察局局长王志超提供的龙口路二十六号行馆。

　　17日上午，青岛大雾。由于临时召见军统鲁南站站长杨可僧与素有临沂王之称、时任临沂行政督察专员的王洪九，戴笠将启程时间推延了几个小时。

　　11点30左右，戴笠一行人来到青岛沧口机场。此时云低雾重，浓雾夹着雨丝，青岛笼罩在烟雨迷蒙之中。这样的天气实在不适合飞机起飞，梁若节等送行人员都劝戴笠改日再走。

　　但是，戴笠18日必须赶回重庆，回重庆之前要去南京见何应钦，商量何赴美之后敦促美国海军援助之事，并请何在自己出国考察一事上施以援手。同时，他还要回上海与胡蝶见面，与唐生明、杜月笙落实一下胡蝶离婚事宜。也就是说，17日他必须赶到上海或者南京。

　　当机场工作人员报告“上海天气恶劣”“南京天气尚好”时，戴笠告诉飞机师多给飞机加油，以备上海不能降落时转飞南京。他乘坐的这架飞机是航空委员会派拨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在4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性能安全可靠，戴笠也因此没有在意天气问题。

　　11点45分，飞机起飞。飞到上海上空，正逢大雨滂沱，机场无法降落，只好按预定计划改飞南京。不料，这时南京上空也是雷雨交加。飞行员与南京机场联系，一再请求降落，机场只好勉强同意。

　　可是，南京机场同样不具备降落条件，不仅雷阵雨下得猛烈，而且云层极低，能见度极差，飞机穿云下降时，已经越过机场上空，飞到了江宁县，先是撞到板桥镇南的一棵大树上，接着紧急攀升，却又撞上高不过200米的岱山。

　　随着一声巨响，机毁人亡。

　　机上13人，除戴笠外，还有军统局本部人事处长龚仙舫，帮会工作专家金玉波，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卫士曹纪华、何启义，通讯员李齐，译电员周在鸿，飞行员冯振忠、张远仁、熊冲，机工长李开慈，还有戴笠的一位重要客人黄顺柏。由吴泰勋说情免了牢狱之灾的黄顺柏，没想到在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美梦中驾鹤成仙了。

　　就在戴笠等人撞机身亡的时候，上海办事处及上海区的军统负责人李崇诗、王新衡、邓葆光、王一心等人还等候在上海龙华机场。

　　这个时候，陈华也在等着为戴笠接风。

　　戴笠在16日已电告李崇诗，17日中午到机场接机。王新衡在17日上午打电话给陈华，说戴笠正从青岛飞往上海，邀她一起吃午饭，为戴笠接风。

　　陈华在中午之前赶到王新衡家，可是，去机场接机的王新衡却迟迟未归。后来，王新衡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就说：“飞机没接到。”

　　陈华未假思索，脱口而出：“飞机摔掉了？”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陈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勉强支撑着走出王家大门，乘车离去。

　　谁去寻找老板

　　下午四时，上海方面仍未接到戴笠的专机，赶紧与南京、重庆联系，询问是否因为上海大雨戴笠的专机已转飞他处；又联系北平、天津、青岛，并请美军飞机沿途搜寻，均无结果。

　　在局本部，毛人凤已陷入极度恐慌之中。以往戴笠每到一个地方，动身之前与抵达之后都要最先与他联系，告知行踪。可这次，从上午接到他即将启程的电报，从此便石沉大海。中午一点的时候，毛人凤就询问有无“老板”的消息，电讯台说未收到“老板”的联系呼叫，当时毛人凤心里就“咯噔”一下。由于以往戴笠也曾在抵达目的地超过两三个小时才联系，当时毛人凤还没有太在意。

　　到下午四点仍无音讯，加上上海、南京等地来电询问，毛人凤慌了，亲自跑到电讯总台，让电讯人员与沿途各地军统外勤单位联络，呼叫了整整一夜，也没打听到戴笠的下落。

　　这个夜晚，毛人凤在办公室等了一夜消息。

　　山城雾重，黑夜愈发漫长，直到早上七点浓雾依然遮盖着初升的太阳，毛人凤等不及了，急匆匆驱车赶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

　　对毛人凤这么早赶来，蒋介石显然有些吃惊，料定有什么急事，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戴笠乘坐的专机失联了！

　　蒋介石虽想借改组军统之机削弱戴笠的实力，却并不想置戴笠于死地。毕竟戴笠多年来对他的效忠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戴笠与美国海军的关系无人可以取代，而争取美援是蒋介石向中共开战的重要保障；同时，一旦开战，戴笠在谍报方面的作用也是他人不可替代的。

　　蒋介石什么都没说，伸手抓过电话，拨通了航空委员会，询问222号飞机的情况。航委会称，222号飞机曾先后到达上海、南京上空，因两地都在下大雨，无法降落，但飞机坚持在南京降落，让机场做好准备。飞机在13点06分与地面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再无讯息……

　　这个结果令蒋介石愈发紧张，他当即下令航委会主任周至柔，马上派几架飞机沿途搜索，弄清222号专机降落地点，随时报告。放下电话，对六神无主的毛人凤说：

　　“你回去派一名将级干部，带上电台、报务员、医生，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共区上空寻找，发现这架飞机后，如不能降落，要跳伞下去，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局长！”

　　显然，相比戴笠坠机身亡而言，降落共区更令蒋介石紧张。虽然在反共这一点上戴笠与蒋介石高度一致，也多次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制造与共产党的摩擦，但截至目前，多年来以中共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是中统而非军统。也就是说，戴笠为共产党利用也不无可能，那将使蒋介石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毛人凤回到局本部，立即召开将级干部紧急会议，通报戴笠专机失联情况。

　　这个消息无异于重磅炸弹，在这些军统“高干”的头上炸响。多年来，他们视戴笠为军统的灵魂，视个人命运与戴笠息息相关。他们虽然有时也会因某种不公或戴笠的暴躁脾气背后发牢骚，但已经习惯了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戴笠那句“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口号，也确实让他们心甘情愿服从于戴笠这个“家长”的权威，而从未想过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怎样。

　　然而，当毛人凤传达蒋介石的命令，派一名将级干部前往共区寻找，必要时在共区跳伞时，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与会20多名高级干部，竟无一人站出来表态。

　　这是毛人凤始料未及的，这些追随戴笠多年、被戴笠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军统高级干部，表面个个对戴笠忠诚无比，怎会一转脸就人走茶凉呢？

　　本来戴笠失踪已让毛人凤悲痛不已，这些人的畏缩更让他感到心寒，他含着泪带着哭腔几乎是声泪俱下地说：

　　“委员长特别强调派一个将级干部去，如果大家都不肯去，岂不显得我们军统的干部都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亲自去找老板，绝不麻烦大家！”

　　这一次毛人凤没有失望，少将总务处处长沈醉站了出来：

　　“我去！”

　　沈醉这两个字一出口，毛人凤顿时如释重负，几步跨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么多人只有你站出来，老板没有看错人……”

　　说完，毛人凤即刻拉着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要求沈醉带着报务员与医生练习一下跳伞，然后拿出一张印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的空白信笺，在上面写了几句话：

　　“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中正。”

　　蒋介石特别吩咐沈醉：

　　“如果发现失踪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你们就立刻跳下去，见到当地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局长，立即和我联系，一切都不成问题。”

　　蒋介石这番话表明，他已肯定戴笠的飞机迫降在共区，否则根本用不着手令，在国民党的任何区域都不会有人敢扣留戴笠。

　　然而，当沈醉等人刚刚练习了跳伞还没来得及出发，19日晚上222号飞机便有了下落。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打电话给毛人凤，说发现一架军用飞机在南京郊区坠毁。

　　困雨沟的“黑炭棒”

　　由于222号专机失联前是准备在南京降落的，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和陆军总部调查室主任李人士商量后，分京杭、京芜两路向郊区深山处寻找可能已经坠毁的专机，当时他们还抱有老板可能生还的希望。

　　刘启瑞一脚微跛，不便于远行，但他不愿假手于人，只得由太太陪他外出寻找。跟随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此次因故滞留南京未与戴笠同行，听说专机失踪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陪同刘启瑞从南京出发，前往郊区寻找。

　　由于连日降雨，道路泥泞，加上山路崎岖，很多地方需要下车查看，找到江宁板桥镇的时候已近黄昏，加上一路奔波劳累，刘启瑞已疲惫不堪，一行人便下车到区公所暂作休息。

　　偏偏事有凑巧，当几人说明来意后，区公所工作人员说，两天前确实有一架飞机在附近的岱山撞山爆炸，并拿出在现场捡到的一支手枪和一枚图章。贾金南打眼一看便失声痛哭，边哭边说：

　　“是老板的手枪。”

　　刘启瑞不认识谁的手枪，但图章上有字，拿起一看，是龚仙舫的，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刘启瑞顿时泪如雨下。

　　这时天色已晚，刘启瑞坚持让区公所的人带他们去岱山。区公所人员只好点上火把带路。由于都是山间小路不能乘车，又天黑路滑，一出门刘启瑞就摔倒好几次。贾金南和刘太太知道他是一定要去现场的，只好一边一个搀着他往前走。板桥镇距离岱山约五公里，他们走了约两个钟头。

　　爬到半山腰，举着火把一看，到处是七零八落的飞机残骸和残缺不全的尸体，贾金南与刘启瑞夫妇当即放声大哭，带路的人也都跟着哭起来。

　　当晚，刘启瑞赶回南京向局本部报告，贾金南不肯离去，区公所人员只好陪他在现场守了一夜。清晨天一放亮，贾金南就开始寻找戴笠的尸体。由于装了足够的油，飞机撞山后爆炸，引起大火，所有人全被烧成了黑炭，肢体四分五裂，根本无法辨认。

　　戴笠左臼齿上镶有六颗金牙，贾金南将所有尸体的嘴掰开查看，最后在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山沟里找到了戴笠的遗体。其实这具遗体只是一截烧缩了的“黑炭棒”，右手和两条小腿已不知去向。能证明这截“黑炭棒”就是戴笠的证据，除了六颗金牙，还有左臂腋下尚存的衣服残片。

　　跟随戴笠多年，贾金南对戴笠的生活习惯、个性特点甚至身体特征，比其家人了解得还清楚。戴笠之死给贾金南带来的悲痛，并不亚于他的家人。

　　上午，刘启瑞带来了白绫。贾金南将戴笠的残骸用白绫仔细地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在当天下午乘坐卡车返回南京。

　　当天，南京的军统特务均赶往岱山收尸，沈醉也在这天飞抵南京料理后事。

　　当晚，李崇诗等人从上海买了一具楠木棺材运抵南京。在装殓时，因戴笠的面部已经烧毁，由殡仪馆技师按照他生前的照片做了一副面具戴在头上。

　　追赠中将，尽享哀荣

　　专机失事半个月后，军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蒋介石亲临会场主持对戴笠的悼念活动。

　　6月11日，国民政府对戴笠颁布褒扬令，“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戴笠生前是中将军统局局长，但其中将只是头衔，是任职官阶，任官官阶为少将，故追赠中将。

　　次日，蒋介石在南京为戴笠举行公祭。

　　这天淫雨霏霏，蒋介石偕白崇禧、邵力子、宋子文、陈诚、陈立夫等官员，由中山路军统办事处护送戴笠的灵柩到紫金山灵谷寺暂厝。送葬队伍万余人，在凄风苦雨中缓缓行进。

　　蒋介石亲自题赠“碧血千秋”挽额，并致赠挽联：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公祭开始后，蒋介石又以高度评价戴笠的功绩、充满亲切和哀痛的祭文悼念戴笠，讲到伤心处，甚至痛彻心扉地直呼：

　　“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眷念时艰，深哀吾党，惟君之死，不可补偿。忠勇足式，益以谦光，以此策勋，宜垂史章……”

　　何应钦、汤恩伯、孔祥熙、谷正纲、陈立夫、黄杰等文武官员皆致赠挽联。

　　胡宗南的挽联为：

　　祖帐舞鸡鸣，浩浩黄流，更谁奋击渡江楫；

　　春风生野草，滔滔天下，如君足惧乱臣心。

　　应该说，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中，唯章士钊所题挽联颇令人玩味：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同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蒋介石偕宋美龄由毛人凤、沈醉等人陪同来到紫金山灵谷寺。进入戴笠的灵堂后，蒋介石摘下草帽拿在手上，站在戴笠的遗照前久久凝视，一言不发。

　　从灵谷寺出来，他扶着宋美龄向后面的山上走去，准备亲自为戴笠选一块墓地。由于宋美龄穿着高跟凉鞋，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实在吃力，走到半山腰便再也走不动了，蒋介石只好作罢。

　　几天后，蒋介石单独由毛人凤、沈醉等人陪同，再次登上灵谷寺的后山。他拄着拐杖边走边察看，一直走到山顶，又转到烈士公墓的山头，然后顺着公墓山道向下走，停在一个小水塘的附近，察看一番后对毛人凤说：

　　“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安葬时要取子午向。”

　　原来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一个迷信风水的“阴阳先生”。当时天气炎热，蒋介石能头顶烈日、耐心细致地为戴笠挑选墓地，令在场的军统特务无不为之感动。

　　倘若戴笠不死，蒋介石会对他这般爱护吗？或许人没了才会想到他的好，失去了才会觉得珍贵；抑或用人之际才会想到此人的重要。

　　1947年3月，戴笠被安葬在灵谷寺的后山上。

　　戴笠死后，军统很快化整为零，由于军事委员会被撤销，军统首脑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缩编后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除各地情报组织外，特务武装与所辖各公开单位分为了四大块：

　　——交通部警察总局，由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交通巡察纵队及三个支队以及各公路运输处警卫稽查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等组成。

　　——内政部警察总署，由军统掌握的内政部警察司扩编而成。原军统局在各省市掌握的警察局及警察教练所，皆由该总署接收指挥。唐纵最终成为警察署署长。

　　——国防部第二厅，军统掌握的军委会邮电检查处中一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另建邮检组，负责邮电检查工作。第二厅厅长为郑介民。

　　——兵工署稽查处，仍由军统局掌握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原班人马组成。

　　表面看来，军统局已被分为几大块，但实际不过将军统局换为了保密局，将上层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换成了国防部，分出去的几部分亦如军统时代掌控的各种深入到军队、警察、邮电、缉私等等的业务，除忠救军、别动军由直属局本部挂到了别处，其他并无差别。总之，这些分出去的机构，仍由保密局统领。

　　戴笠在世时，蒋介石担心尾大不掉；戴笠不在了，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没有人能全盘统领这个庞大的摊子。

　　尽管只是变换了一下名称与形式，却正如蒋介石所担心的，军统无一人可统领全局。

　　军统很快分裂为三大派——郑介民的广东派，毛人凤的浙江派，唐纵的湖南派。蒋介石先是任命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但郑介民志不在此，不愿介入军统事务，只想以军统为跳板升官发财。

　　副局长唐纵一向小心谨慎，没有大刀阔斧主掌全局的魄力，且蒋介石最终按戴笠的举荐，任命他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他关心的只是如何从军统多捞些财产，尤其戴笠死后，军统接收的财产和中美合作所遗留的资产怎么分配，全凭他与郑介民、毛人凤做主。

　　副局长兼主任秘书毛人凤，一直是戴笠的内务总管，戴笠也曾向蒋介石特别推荐毛人凤，但他黄埔军校辍学，论资历无法与郑、唐相比。但只有他最熟悉军统事务，一心想继承戴笠留下的家业。

　　三人同床异梦，除毛人凤想保全军统家业，郑、唐巴不得立即将军统家业瓜分，即使分解的几个机构，郑、唐也巴不得让他们各自归属名义上所属的各政府部门，不再作为局本部的外延机构。

　　与此同时，局本部及各地情报组织缩编也成为无法扭转的趋势。

　　缩编就要裁汰一些人，裁汰、保留的标准为，保留“核心人员”和“基本人员”，裁汰“一般人员”。

　　“核心人员”，指特务处时期加入团体的资深军统分子；

　　“基本人员”，指抗战期间加入军统并在内勤机构工作的，或军统各特训班毕业的，或由军统保送中央训练团、中央军校毕业的军统分子；

　　“一般人员”，指公开吸收和私人介绍参加军统的特务，与一直在公开机关工作的特务。

　　最终将“一般人员”两万多人裁汰，送往重庆、西安、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军官总队，等待机会予以转业或抽调。

　　尽管戴笠生前特地交代郑介民，要好好照顾军统上千名“因公殉职”的特务遗属，郑介民仍在改组中与毛人凤、唐纵达成一致，对这些人来了个一次性处理，甩掉了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同年秋，又将军统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祥所主持的“三友公司”。

　　最终，毛人凤接过了戴笠的衣钵，于1947年年底就任保密局局长。此时的原军统家业仅相当于抗战爆发前特务处时期的规模。

　　戴笠死后，胡蝶又回到丈夫潘有声身边，移居香港，终老加拿大。

　　陈华也在戴笠死后不久赴香港定居，开了一家理发店谋生，最终老死香港。

　　考虑到戴笠的母亲蓝月喜年事已高，毛人凤和戴笠的晚辈对她隐瞒了戴笠的死讯，谎称戴笠已出使英国，并由交警总局副局长马志超派一个大队到江山护卫戴家。为避免戴母生疑，毛人凤每月伪造两封戴笠的电报向戴母问安。1948年5月戴母73岁寿辰之际，毛人凤又以戴笠的名义为其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

　　蓝月喜直到1949年5月逝世，不知儿子已先她而去。

　　戴笠的弟弟戴春榜与儿子戴藏宜，因处理戴母丧事未及时逃走，被人民政府镇压。

　　1953年年初，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将戴笠的后人从大陆接到台湾。毛人凤派人潜回上海，与潜伏特务联系，于1954年年初将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和长子、次子接到台湾定居。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