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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各路人马到沪

　　戴笠在8月12日给周佛海发出电令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周佛海对他的任命十分不满。

　　“上海市行动总队队长”，这个职务与原先的伪财政部部长，伪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等职务显然极不相称。当然，周佛海并不是因为这个职务太低，而是这个职务不便发号施令。

　　看过电报后，他打电话叫来了亲信罗君强、徐肇明（军统潜伏人员）。

　　几人都觉得这个职务确实太低，毕竟事关重大，名不正言不顺。可直接问又显得斤斤计较，一个过渡职务而已。最后徐肇明提议将错就错，将“上海市行动总队”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让戴笠报告军委会。

　　当时戴笠还在昌化县，看到回电中这个小小的改动，也觉得原先的任命欠妥，就按周的意思报请军委会备案，同时给周佛海复电，特意说明上海市水陆军警由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

　　接到电报的当晚，周佛海便到上海无线电台发表公告，称受军事委员会电令，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维持上海临时治安。同时在全市张贴布告，严禁聚众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布告落款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署名总指挥周佛海，附署秘书长程克祥。

　　虽然普通市民不清楚程克祥的身份，对大汉奸周佛海的名讳却是如雷贯耳，所以布告一经贴出，便有不少被市民撕毁或吐口水。但周佛海的一些措施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却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成立后，周佛海在日军的配合下，调集由他指挥的所有伪军，加强上海周边及上海至杭州地区的警卫，抵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京沪杭等地的接收；并将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六个总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作为重点防护，以确保万无一失。

　　15日上午，周佛海由上海赶往南京，于16日下午与陈公博召开伪政府临终前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伪政府解散。

　　出发前，周佛海指派其妻的堂弟杨佐华扩编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并开赴南京，交由南京区行动总队总队长周镐指挥。

　　周镐是老牌军统特务，是戴笠在策反周佛海后于1943年夏派到南京的，由周佛海安插在伪军委会，以便联络并策反伪军。他所带领的行动总队共800人，是伪财政部警卫队的武装。

　　杨佐华带领的特务大队15日抵达南京后，即归周镐统一指挥，其中一部直接冲入伪中央警官学校，与周镐的部分人马对该校学生实施镇压。该校学生正在酝酿向人民武装投诚，被冲击后，学生总队长刘纯铮在混乱中离开，其他学生大部分逃离现场，一些没有走掉的学生被逮捕。

　　特务大队的另一伙人将同情这些学生的伪陆军部部长肖叔萱从其住宅中拉出，说他要逃往苏北投奔新四军，在其大腿上打了一枪。由于流血过多，肖叔萱最终死于医院。伪内政部部长陈群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吓过度，在家中服毒自杀。

　　周镐随即在南京接收伪党政机关，逮捕伪政府要员，将他们送到指挥部所在地中央储备银行，甚至准备对陈公博实施逮捕。陈公博闻讯，调伪中央军校千余人，准备进攻中央储备银行和周佛海位于南京西流湾八号的住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南京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周佛海担心南京一旦混乱，会受重庆方面责问，只好电令周镐停止行动，同时与陈公博约好，亲自登门解释，火并事件始得平息，周佛海才得以返回上海。

　　在依靠汉奸维持秩序的同时，军统的各路人马开始进入上海，第一支到沪的忠救军是8月15日抵达上海近郊的阮清源部。

　　阮清源在得知距上海市西15公里的七宝镇驻有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后，立即联合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连夜赶到七宝镇，偷袭新四军顾复生部。新四军支队只有二三百人，阮清源带去了2000多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新四军支队被迫突围后撤离。

　　由于日本人不同意阮部进入市区，而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都佩戴着“卫”字臂章，周佛海赶紧为他们准备臂章，同时慷慨解囊，为阮部赠送十亿伪钞解决给养。

　　接踵而来的是忠救军郭履洲部。郭部奉戴笠之命首先进占崇明岛。当时岛上驻有新四军几个团的兵力，双方激战三四天，郭部始终拿不下崇明岛。后来军统海上行动总队赶到，内外夹击，才得以占领崇明岛。之后留一部分人驻守岛上，其他人马开到了浦东。

　　8月18日，周佛海在上海霞飞路盛老五（盛怀宣第五子）府上设宴，为先期抵达的军统各头目接风洗尘。这些人除阮清源、郭履洲外，还有刘方雄、徐展等人，另有抵达上海的汪伪集团外围人员罗教植、孙家良、申屠鸿等。作陪的除了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杨惺华、熊剑东等人外，其余主要是军统潜伏人员，如唐生明、程克祥、彭寿、徐肇明等。另有一人尤为引人注目，他就是落水汉奸陈恭澍。

　　陈恭澍是军统在上海被捕特工中投敌最快、出卖沪一区最彻底的一个。也是由于其身份特殊，所知军统内幕颇多，仅仅一个月就写出《蓝衣社内幕》在伪政府报纸上连载，成为他此后千方百计粉饰投敌事实却无法抹掉的铁证所在。

　　与这些原先的同事尤其论资历论职位原先远不如他的军统干部坐在一起，不知陈恭澍心中作何感受。

　　在这个接风宴中，唐生明提出一个建议，他说：

　　“各路人马陆续汇集上海，为便于相互之间互通情况，应该成立一个汇报机构。”

　　“这个点子不错。”罗教植首先表示赞同，并对唐生明说，“我看在你家碰头就行，不过需要点费用，看怎么筹措。”

　　罗教植所说的费用，是指碰头时需要的用餐与烟酒糖茶咖啡之类的费用。徐肇明是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参谋长，他随即表态说没问题，可由总指挥部拨一笔特别费用。唐生明随即对他耳语说：

　　“说老实话，明天零用钱都没有了。”

　　徐肇明心领神会，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将一亿元伪储备票送到了唐生明手中。

　　对于这个汇报机构，罗君强和熊剑东都带头表示赞同，周佛海也就无话可说，毕竟他的总指挥部不能指挥到沪的军统部队与人员。

　　8月19日，军统上海特务工作汇报会在金神父路唐生明的公馆举行。

　　两天后，军统局东南少将特派员、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毛森也率部抵达上海；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军统及中美所东南办事处部分人员（包括一些美国人）及一个支队也相继赶到。

　　随着到唐生明公馆参加特工汇报或碰头的人数增多，唐生明与程克祥等人商量，让周佛海从上海市总指挥部划拨300亿元伪储备票作为活动经费。

　　作为掌管着汪伪政府钱袋子的“大管家”周佛海，时至今日，袋子里的钱一分都不能再进入他本人的腰包，早晚都是要移交，交给谁对他来说都一样，交给某人还能落个顺水人情，所以周佛海识趣地乖乖奉上300亿。

　　300亿元伪储备票由程克祥交给唐生明，由唐生明交给太太徐来，由徐来和张素贞保管。拿到这笔钱后，唐公馆更是门庭若市。军统大小头目到上海后，都要到唐公馆汇报工作，了解情况，更少不了吃喝玩乐。

　　戴笠是否了解这300亿不得而知，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面临重新洗牌，上层忙着争权夺势，下层忙着各寻出路，再无人提起或者追查这笔巨款。

　　欢聚上海，盟兄出状况

　　安排好京沪杭的接收工作，戴笠返回重庆汇报，布置国共谈判期间的警卫工作。

　　9月2日，戴笠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飞往上海。

　　前来接机的除了汇集而来的各路军统头目，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唐生明。戴笠的赴沪电报就是直接发给唐生明的。一下飞机，戴笠就一把抱住了唐生明，那个亲热劲堪比久别重逢的同胞兄弟。

　　几位军统头目已为戴笠准备了几处豪华住所，当询问他愿意住在哪里时，他兴奋地拍着唐生明的肩膀说：

　　“还能住哪里？当然是住唐公馆！”

　　一上车，戴笠就一个劲地说唐生明辛苦了，称赞他配合得好，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唐生明一直乐得合不上嘴，他虽然有过几次遇险经历，可相比在重庆，他这几年过得实在太舒服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的“福将”，不仅能处处逢凶化吉，而且总能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他并不想留在军统，赶紧抓住机会交差：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接收与逮捕汉奸等等的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没问题，你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可过了没几天，戴笠就要求唐生明帮忙整编忠义救国军。唐生明很不情愿，早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声明不搞特务工作，不给戴笠当下属，这个卧底只是帮忙，是“友情出演”。如今“演出”结束了，为什么又要帮忙？他担心的是弄假成真，真的被拉入特务行列。

　　戴笠则兴奋地大笑起来：

　　“放心吧，只要是军统的特务武装，就不会让你参加。”

　　“好，一言为定！”

　　“问题是，整编后的忠义救国军就不是军统的特务武装了。”

　　“不是特务武装是什么武装？”唐生明显然不相信，“你总不会把自己的队伍拱手让人吧？”

　　“当然不会。”

　　戴笠并不是卖关子，与美国海军合作组建海军陆战队的事截至目前并没有发生变化，而组建海军陆战队首先要改编现有军统武装，统领这个改编任务的人选非唐生明莫属。在海军陆战队中任职，对战后的唐生明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向，其实戴笠早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唐生明了，他说：

　　“是将特务武装改编成海军陆战队。”

　　“哦？”唐生明盯着戴笠，边笑边说，“几年不见，雨农兄的道行越来越大了！”

　　“这叫什么道行？战争结束了，这些人总要有个去向吧。”

　　戴笠嘴上这么说，心里对唐生明的话还是很受用的。他将中美所结束后与美国海军合作组建海军陆战队的事对唐生明大体说了一下，然后问：

　　“你来出任海军参谋长，怎么样？”

　　“这个嘛，倒是可以干一干。”

　　见唐生明答应了，戴笠开怀大笑：

　　“你一直都不想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就不能不当了！”

　　“你这个家伙，绕来绕去就把我绕进去了，千方百计要高出我一头。”

　　后来蒋介石到上海，戴笠陪唐生明去贾尔业爱路九号蒋介石的寓所晋见，蒋介石称赞唐生明与戴笠配合得很好，完成任务很好，又特地叮嘱他，以后多多帮助戴笠做些更重要的工作。

　　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组建海军陆战队。当时无论蒋介石还是戴笠，都没想到美国人会出尔反尔，使援建海军陆战队之事泡汤。当然，这是后话。

　　抵达上海第二天，戴笠到湖南路周佛海家中，打电话叫来徐肇明，询问上海伪军的情况，问点验这些部队需要多少时间。徐肇明说：

　　“现在部队都在上海市区内，连同海军大概四五天可以点验完毕。”

　　戴笠又拨了两个电话，叫来了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和别动军参谋长尚望，指派这两人组织点验组，与徐肇明接洽，从次日开始点验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所属部队。

　　同时，戴笠指示军统人员在杜美路七十号筹建中美所驻上海办事处、军统局上海办事处与军统上海区区部。

　　杜美路七十号是杜月笙的一幢大洋房，此前被汪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戴笠到上海后，从周佛海手中接过这幢房子，本打算归还杜月笙，杜月笙却表示无偿借给军统使用。

　　杜月笙也是8月29日离开淳安的。8月20日，他的得意门生陆京士与从重庆赶来的另一名杜氏学生子吴绍澍等人先一步启程，从淳安乘船返沪。在得知陆、吴等人安全抵达后，杜月笙乘坐新下水的交通船“健飞十七号”启程，同行者30人，除杜氏门人朋友外，还有军统人员八名和武装卫队。

　　然而，本应先于戴笠回到上海的杜月笙，却在戴笠抵达上海后还停留在杭州。杜月笙与丁默邨是老朋友，停下来宴饮游玩也在情理之中，戴笠并未多想。可当他离开周公馆返回唐生明的寓所时，杜月笙的电话打了进来，告知他已抵达上海，住在爱文义路顾嘉棠家中。

　　戴笠觉得不对劲，照理说杜月笙应该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公寓四太太姚玉兰的寓所居住，或者回杜氏的大宅——华格臬路杜公馆。杜家有好几处宅子，没有理由住到别人家去。

　　“为什么住在顾公馆？”戴笠当即追问，“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就是告诉你一声。”

　　放下电话，戴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立刻驱车前往顾公馆。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客厅里坐满了杜氏门人，个个脸上挂着霜。杜月笙倒是和平时一样，笑着对戴笠说：

　　“我这儿真没什么事，你现在正忙，忙过这一阵我们再叙。”

　　“都让人家给打倒了，还没什么事？”顾嘉棠在一旁反驳说。

　　“给谁打倒了？”戴笠听得一头雾水，回过头去问杜月笙。

　　“是杜门出了叛逆，说起来也是杜门不幸。”杜月笙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他不想这个时候打扰戴笠。

　　杜月笙与学生子的事，戴笠的确没必要过问。可连家都不敢回了，可见这个弟子的能量非同一般。

　　说起来，杜月笙虽是一介平头百姓，但八年抗战中为国民政府做了不少事，从参与组织苏浙别动队、杜门弟子参加淞沪会战，到受命出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将日本人圈定的“汉奸对象”解救到香港；从杜门留沪弟子协助军统在上海锄奸，将高宗武、陶希圣及其家属从上海秘密接出，使《汪日密约》得以曝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营救陷落香港的重要人物；从与虎谋皮在上海为重庆方面抢运棉纱，到组织杜门弟子协助军统接收上海，杜月笙所做的工作有目共睹。如今荣归故里，哪个敢把他打倒？

　　顾嘉棠是个直脾气，火暴性子，一肚子的怒火根本控制不住，他对戴笠说：

　　“还能有哪个？还不是头上长着反骨的吴绍澍！”

　　吴绍澍？戴笠对此人不是很熟，却印象深刻。早在淳安时他就提醒过杜月笙，这个人“不可小觑”！

　　小弟子的下马威

　　吴绍澍字雨生，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生于1905年，肄业于上海法科大学。

　　顾嘉棠说他头上长反骨，是指他数次“背主求荣”。他早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在上海“清党”时被通缉，旋即投靠陈果夫、陈立夫，却又与改组派暗通款曲。为打开工作局面，请吴开先、陆京士居间介绍，拜在杜月笙门下，成为杜月笙的恒社弟子。

　　吴绍澍被派往汉口后，在1935年汉口市党部改组中落选。由于他曾与改组派有往来，转而返回南京投到周佛海门下，任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处处长。抗战后该委员会撤销，吴绍澍被派往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工作，第六部部长为陈立夫，吴绍澍又回到老上司身边。

　　1938年陈立夫改任教育部部长，吴绍澍谋教育部工作而不得，与陈反目。

　　1939年三青团上海支团成立，吴绍澍因缘结识康泽，通过康泽推介给张治中，被任命为三青团上海支团书记。

　　直到这时，吴绍澍又想起了他的“先生”杜月笙。杜门在上海留有潜伏人员，且与军统潜伏人员往来密切，吴绍澍要潜伏上海，离不开杜门的帮助与掩护，于是前往拜见师门。又通过在汉口时认识的军统干部王新衡，由王新衡介绍拜见戴笠。

　　听说杜月笙的一个学生子要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戴笠热情地接待了吴绍澍，请他到曾家岩公馆吃饭，邀王新衡作陪，为他饯行。并特地告诉他，已通知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有什么事可直接找阮清源帮忙。

　　再见师门就到了1945年8月。

　　8月初，吴绍澍突然来到淳安，戴笠当时就有种预感，他非拜见师门而来，而为刺探“情报”而来。国民党派系纷杂，眼看日本战败在即，各派都想在上海分一杯羹，因而吴绍澍赶到淳安，戴笠一点都不意外。

　　此时戴笠、梅乐斯、杜月笙齐聚淳安，不仅杜月笙热情款待吴绍澍，戴笠对他想知道的上海方面的情况、接收准备情况也毫无保留。但戴笠还是提醒杜月笙，对此人当防范。

　　遗憾的是，杜月笙并未防范。

　　杜月笙一行是9月1日在杭州登陆的，从上海赶来迎接的杜门弟子徐采丞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为迎接杜月笙荣归故里，杜的门生弟子与亲朋好友在上海北站附近的通衢大道搭建起一座座七彩牌楼，准备发动上海民众9月2日聚集北站，举办盛大欢迎仪式。

　　尽管对这个盛大欢迎非常期待，杜月笙还是不能无所顾忌。他很清楚，以前能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全是凭借法租界势力，各派各界到上海都要拜他的码头。如今租界没了，上海滩成了国民政府的天下，他没有官方正式任命的头衔，以什么名义把场面搞那么大？将来中央大员陆续到来，该怎么欢迎呢？

　　所以他决定延迟一天赴沪，正好与老朋友丁默邨叙叙旧。但他也不想悄无声息地回上海，七彩牌楼已经搭起来了，欢迎仪式当然还是要有的，只不过动静小点而已。

　　不料，还没到上海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吴绍澍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作为“先生”，弟子高升本应高兴，可这个弟子近来的表现让他不无担忧。吴绍澍自返回上海便音讯全无，与所有杜门弟子断绝了联系，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更坏的消息还在后边。

　　当杜月笙乘坐的专车驶入上海市，抵达梅陇镇后，忽然减速停车。杜月笙正在狐疑之际，两名恒社弟子上来对他一阵耳语。

　　原来，有人在北站周围散发传单，同时贴出不少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搭好的牌楼也被全部拆掉。

　　这个幕后指使人就是吴绍澍。

　　为避免尴尬，杜月笙只好按照恒社弟子的安排，改为西站下车。

　　随行的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不说，大家也不便问，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

　　西站站台上冷冷清清，只有临时赶来的几个杜门弟子接站。杜月笙已顾不上在乎这些，只想尽快躲进顾嘉棠家中，以免被吴绍澍暗算当众出丑。与随行人员住到顾公馆之后，杜月笙与众人闭门数日，研究吴绍澍究竟居心何在，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行动。可吴绍澍初晋新贵，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杜月笙怎么防范都只有挨打的份。

　　戴笠奇怪的是，与吴绍澍同时被任命的还有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警察局局长宣铁吾，而要打倒杜月笙的为什么偏偏是吴绍澍？

　　虽说上海没有了租界，可杜门势力、帮会势力短时间内不会消减，尤其帮会的头面人物都与当局政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绍澍本应借助师门力量站稳脚跟，却为什么急不可待地要打倒杜月笙？

　　戴笠决心为杜月笙出这口恶气：

　　“月笙哥，你放心，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这阵子你先忍耐一下。”

　　话虽如此，要想报复吴绍澍，必须抓住他的把柄，而且要快，趁他立足未稳，一举将他从“政治暴发户”的位子上拉下来。

　　离开顾公馆，戴笠来到杜美路大厦。上海办事处已搭起一个初具规模的架子，包括总务组、人事组、情报组、行动组、司机组、特务队等，上海区也已在这里安营扎寨。

　　此时，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及中心城市（属于沦陷区的）的肃奸委员会，也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相继建立。上海肃奸委员会就设在杜美路大厦军统办事处，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李崇诗兼任，他与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等负责人及一些工作人员都吃住在办事处。戴笠也从唐生明府上搬出，住进了杜美路大厦。

　　戴笠召集相关下属，安排情报人员和正在接收日伪资产的特工，秘密调查吴绍澍的情况，只等他往枪口上撞了。

　　而杜月笙一心想在上海滩暂时销声匿迹，以免再受吴绍澍打击。但他既然回到了上海，又怎能瞒得过以往的亲朋好友？他们千方百计打听他的下落，很快都涌向了顾公馆。结果爱文义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白天各界友好川流不息，夜晚有落过水当过汉奸的悄悄登门。他们都知道杜月笙与戴笠关系密切，恳求杜月笙为他们出出主意，说说好话。于是顾家门庭日日爆满，杜月笙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命几位得力门生代为迎宾送客。

　　顾家门庭若市，更激怒了吴绍澍。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攻击杜月笙犹嫌不够，更利用创办的《正言报》，发表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有计划地逐日发表攻击杜月笙的文章。

　　为缓和关系，杜月笙也曾亲自到市政府拜会吴绍澍副市长，吴绍澍避而不见，过后来到顾公馆，杜月笙还以为是回拜，却不料吴绍澍完全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态度倨傲，居高临下，下令杜月笙一众闲杂人等不得再去他的机关衙门。

　　吴绍澍“光临”顾公馆，显然是公然挑战，杜门中人个个义愤填膺，大骂吴绍澍欺师灭祖，要求按帮规给予处罚。但当杜月笙打开保存拜师帖的保险箱后，却独独少了吴绍澍的拜师帖。原来他早已买通内线，偷走了那张拜师帖！

　　就在杜月笙与一众门人弟子怒不可遏的时候，杜美路七十号传来了好消息：吴绍澍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吴绍澍撞到枪口上

　　吴绍澍要打倒杜月笙，说到底还是担心杜月笙抢了他的风头。

　　上海滩是一个帮派林立五方杂处的混乱地界，杜月笙与这个混乱地界早已血脉相连。多年来杜月笙长袖善舞，不仅在工商界、金融界呼风唤雨，在军政界也结交广泛，朋友众多。尤其抗战八年，杜月笙所做的工作有目共睹。尽管租界没了，可杜月笙的势力早已渗透到上海滩的角角落落，不是走马灯似的政府官员可一时匹敌的。

　　吴绍澍也是一朝得志被冲昏了头脑，以为只要把杜月笙打得在上海滩不敢露面，杜门势力就会消失，连站在杜月笙背后的戴笠都不屑一顾。眼见着军统的办事机构全部住进了杜月笙的杜美路大厦，竟然没想到戴笠会为杜月笙出气，依旧整日开着保险汽车，前呼后拥，招摇过市。

　　说起来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打定主意拿杜月笙开刀，吴绍澍却在抵沪之初向杜门总管万墨林借用了一辆保险汽车。杜月笙被打压之后，万墨林气得跳脚大骂。吴绍澍在沪潜伏期间，万墨林作为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对他多有关照，没想到他竟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在杜门上上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终于等来了出口恶气的日子。

　　在上海的所有汉奸中，最富有的汉奸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担任敌伪统税局局长多年的邵式军。抗战胜利之后，邵式军弃家出逃，从爱棠路的豪宅中神秘消失。爱棠路那幢美轮美奂豪华无比的邵家大厦，则成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

　　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主任委员，正是吴绍澍所兼任。

　　将敌伪资产作为办公场所无可厚非，问题是，邵式军仓皇出逃，他的亿万家财绝无可能随身携带。那么，他的家财哪里去了？

　　抗战胜利之初，吴绍澍率先进入上海。他既然一眼看中上海最大的汉奸并接收了他的豪宅，又因何让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走呢？

　　戴笠下令李崇诗，无论如何要找到邵式军的家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崇诗与王新衡发动各路人马，查找各种线索，终于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向她查询邵家财产去向，邵夫人有所顾忌，担心走漏风声受到生命威胁。在调查人员的一再保证下，邵夫人才说：

　　“家里的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和皮毛衣饰，全部是吴绍澍先生一手接收的。这些暂且不算，光装满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便有四只，也都悉数被吴绍澍先生接收了。”

　　邵夫人开出一张家财清单，特地写明四只保险箱里装的品类和数目：第一只保险箱，黄金若干条……第二只保险箱，美钞数百万……第三只保险箱，钻石珠宝各若干，价值数亿……第四只保险箱，日本老头票及为数极巨的日本国家债券。

　　财产有了去向，邵式军是怎么逃走的呢？邵夫人说：

　　“吴先生和我家先生讲好，送我家先生到安全的地方，保他活命，家里财产全部由他接收，不得泄露。”

　　戴笠获报后决定速战速决，当夜便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八十号，命令毛森等人进入邵氏豪宅，彻查上海市党部。果然搜出四只巨型保险箱，其中三只已被破坏，里面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全部不翼而飞。只有第四只保险箱箱门紧锁，没有被破坏。

　　毛森命人接通电流，炸开了第四只保险箱的箱门，将里面一沓沓日本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与邵夫人开出的清单数额分文不差。而这些东西如今已成为废纸一堆，吴绍澍自然不会费力打开这只保险箱。

　　由此可见，前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部被吴绍澍悉数取走，据为己有。

　　这天夜里，吴绍澍就睡在这幢豪宅的一间卧房里。当他被楼上的动静惊醒时，连声招呼警卫人员，却没有人回答，但他分明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壮着胆子爬起来从窗户里向楼下看去，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楼下暗影里，尽是持枪走来走去的人。

　　他认定这些人是军统特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敢侵入他的地盘。好在戴笠还没想要他的脑袋，否则他早已在睡梦中成了军统的刀下鬼。

　　他吓出一身冷汗，躲在墙角里再也不敢出声。既已猜出是军统，那么军统的目的已是显而易见。被戴笠抓住把柄，哪还会有他吴绍澍的好日子过？

　　仿佛一个跟头从云端里栽下来，吴绍澍被摔醒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太小看了戴笠和他的军统。倘若戴笠一个报告打到蒋介石那里，他的辉煌前途岂不成了一场黄粱美梦！

　　他纡尊降贵，乘坐保险汽车亲自到杜美路七十号杜氏大厦求见戴笠。戴笠抓住了他的把柄，自然要让他好好品尝一下受打击的滋味。

　　多次求见都吃了闭门羹，吴绍澍也使出一招：放言去重庆走关系。戴笠这才允许他进入杜氏大厦。

　　戴笠见他，不过要借势压压他的嚣张气焰，给杜月笙出一口恶气。他喊来众多军统重要人员助威，在一楼大厅里摆出阵势，使吴绍澍一进门就清楚地意识到：“谈和”绝无可能。但他还是东拉西扯了一些理由，要求戴笠免予究办。戴笠则毫无情面地说：

　　“像你这种贪赃枉法、欺师灭祖之人，留着你继续害人么？”

　　“既然这样，我只有飞重庆向上峰自行请罪了。”

　　话虽如此，吴绍澍本人也不能断定重庆之行会否有效，毕竟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见蒋一面恐怕都很难。戴笠也担心他到重庆给自己添乱，使出更绝的一招：

　　“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出得了上海市，恐怕没有航空公司会卖给你机票。”

　　吴绍澍不得不承认，军统的势力远在他这个副市长之上。

　　与此同时，杜月笙的爱徒也抓紧了倒吴活动，主要干将就是陆京士。

　　陆京士，名少镐，字京士，江苏太仓人，生于1907年，上海法学院毕业后考入上海邮政局，先后任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中国劳工协会主席、国民党社会部组训处处长等职，是从上海工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工运干部。

　　吴绍澍投靠杜门是由其本家吴开先介绍给陆京士，由陆京士引荐的。吴开先是杜月笙的密友，但非杜门中人，素有上海“党皇帝”之称。当初吴绍澍想借助杜门势力打开工作局面，却因利益之争很快与吴开先、陆京士反目成仇。

　　因而在打击杜月笙的同时，吴绍澍千方百计抵制陆京士担任社会局副局长。但陆京士掌握着大批工运干部，他以军委会工运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人骨干，拉起了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随后又拉起一支“护工队”，其成员遍布全市各工厂，使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人无法开展工作。陆京士还组织大批失业工人和要求涨薪的工人，成群结队到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生弟子的授意下，拒绝与吴绍澍合作。

　　在此情况下，吴绍澍的工作处处受阻，难以打开局面，一开始的万丈气焰渐渐被熄灭，索性很少再到社会局上班，一应事体全部交给副局长葛克信处理。

　　为摆脱困境，他秘密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乘飞机飞往重庆，拜见朱家骅和蒋经国，想通过二人安排晋见蒋介石，却碰了个大钉子，不仅未能如愿谒蒋，反而受到斥责。

　　事实上，在戴笠关于吴绍澍侵吞邵式军巨额家财的报告打上去后，原本无多少根基的吴绍澍已在蒋介石面前失去信任。

　　蒋介石最痛恨贪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各路人马相继涌入上海，各派各系都想分一杯羹，或为本集团利益或为一己私利劫收敌伪资产者大有人在，蒋介石巴不得抓住一二人杀鸡给猴看，吴绍澍却不失时机地送上门来，不拿他开刀更待何人？

　　何况还有人“敲边鼓”，这个人就是已经辞去本兼各职的孔祥熙。

　　正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已经失势，孔祥熙的话仍非无足轻重，毕竟孔某人背后有一个坚强后盾——宋美龄。

　　尽管戴笠与孔祥熙“不对付”，杜月笙与孔祥熙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为杜月笙解围的边鼓正敲在点上。

　　自1945年年底开始，吴绍澍先后被免去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

　　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立刻对吴绍澍展开全面攻击，杜氏门徒也大搞暗杀，企图置吴绍澍于死地。戴笠担心事情闹大，杜月笙才下令弟子们就此打住。

　　周佛海结束使命

　　在军统利用日伪汉奸维持京沪杭治安并接收日伪资产的同时，美军开始为国民党向华东地区空运部队。9月2日，汤恩伯部被运抵南京、上海，月末已完成对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及建立政治机构。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成立了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由陆军总长何应钦兼主任的接收计划委员会，该会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六个接收小组。各小组接收特派员及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纷纷飞抵各沦陷区。

　　9月25日，周佛海奉命结束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工作，按照戴笠的指令，将所有伪警察与军队移交军统，同时将该指挥部、伪税警团、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资产包括黄金、白银、美元等等，移交中央接收大员。

　　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结束后，军统潜伏人员程克祥、彭寿调军统上海办事处汉奸财产清理委员会任副主任，加紧了清理和移交敌伪资产的工作。

　　在先后进入上海的国民党各派系各机构及各部门中，无疑是军统抢到的资产最多。军统接收的敌产中有家日本人办的东方渔业公司，该公司拥有40艘轮机渔船，这些渔船后来被毛人凤弄到了台湾；日本海军在江湾新建的俱乐部被军统接收后，不久在此办起了中美上海警察训练班；早年德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宝隆医院被军统接收后，安置了中美所美方提供的一千张床位的医疗设备。为讨好蒋介石，戴笠将医院名称改为“中美医院”，并称，这一方面是纪念中美合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校长（蒋“中”正）和夫人（宋“美”龄）的尊敬。

　　军统接收的最大的一笔资产是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工总部的全部不动产，及大批汽车和附设的监狱、大型锯木厂、三夹板工厂、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东方图书馆。

　　除此之外，军统接收的十多个仓库的物资及大量建筑材料，尽管其中很大一批做了移交，所剩物资仍十分可观。

　　军统是特务组织，抢收这些物资有何用途？

　　从1932年4月1日成立（特务处）之日起，军统过的就是经费严重短缺、四处找米下锅的日子。随着机构与人员的直线上升，经费问题更成为戴笠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到抗战期间军统的顶峰时期，已有内勤人员五万左右，直接在军统局编制内领薪水的，后方有1.7万多人，沦陷区有6000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另外2.5万人是派到各公开单位的，如各战区调查室、军法执行分监部调查室、外事处、混城队，各地卫戍司令部稽查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关省份的行营第四科与保安处第四科，及内政部警政司、铁道警备司令部的军统人员，他们的薪水由对方支付。

　　尽管如此，军统还有大批编外运用人员，包括各外勤单位自行聘用的人员，这些人的薪水需要局本部或外勤单位自己解决；而迅速发展壮大直至五万人之众的军统武装队伍，庞大的开支更是入不敷出，戴笠每每外出都要为忠救军筹措经费及武器弹药。

　　解决庞大的资金缺口的来源，主要出自军统把控的各个油水丰厚的部门，诸如军委会邮航检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税务署、盐务署、货运管理局，兵工署警卫稽查处、航空检查所缉私署、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等等；并从事经营活动，如在重庆开办裕民米店（五家连锁），储藏军统积存的军米，粮荒时抛售，既可防饥民发生抢米暴动，又可趁机赢利。同时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对面开设飞虹照相馆、支持并参与杜月笙创办港济公司，在重庆、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从事经济与情报活动；此外，为扰乱汪伪政府金融，戴笠曾进口美国设备，大量印制沦陷区假钞，秘密运往沦陷区使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统经费缺口。而外勤单位的“创收”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走私贩毒。

　　戴笠很清楚，军统的各种牟利机构与特权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使军统一夜暴富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将宣告结束。抢收这些物资、工厂，正是为了以后开展经营活动，弥补经费缺口，维持十万之众的团体正常运行。

　　对日伪资产接收工作基本结束后，9月26日，抓捕汉奸的工作正式展开。

　　为配合军统顺利抓捕汉奸，周佛海奉命给沪宁地区大小汉奸发信，让他们到军统上海肃奸委员会投案自首。由于汉奸们大多在上海安家，一时间，军统接收的和抓捕的汉奸使“七十六号”的监狱爆满，不得不在南市再设立一个新的看守所。

　　对于像周佛海、丁默邨等这些在特殊情况下为国民党出过力的大汉奸怎么处置，平心而论，戴笠是不希望对他们实施制裁的，尤其是周佛海，抗战后期给予军统工作极大支持，也曾为中国军方与美军提供军事情报。但是，抓不抓这些人不是戴笠说了算，即便是蒋介石，恐怕也抵不住舆论的压力。

　　显然，抓捕这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是大势所趋。

　　为防意外，周佛海曾致电蒋介石，“请求赴渝报到或筑庐墓”。“筑”为贵阳的简称，周佛海的母亲病逝后葬在贵阳，他因此请求去为母亲守墓。

　　为达成周佛海的心愿，戴笠特地飞回重庆，当面向蒋介石请示，结果“赴筑”被否，而是“赴渝报到”。戴笠很清楚，所谓“报到”，不过将周佛海等人暂时送到重庆软禁，是否交法庭审判，只能看形势发展。

　　但是，怎样传达蒋介石的意思，才能使周佛海等人心甘情愿飞重庆，而又不致因“食言”招致骂名？对戴笠来说的确是一件难事。

　　返回上海当天，戴笠再次来到周佛海家中。

　　从抗战胜利后戴笠来到上海，就成了周佛海家的常客。对戴笠来说，是接收与肃奸的需要；对周佛海来说，戴笠是他确保平安的一根救命稻草。从私人感情上来说，抗战后期军统对周佛海母亲的照顾，以及周母病逝后戴笠代替周佛海披麻戴孝守灵，都无疑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以致戴笠在周公馆留部下用餐时，说“周先生和我是同庚兄弟”，及与周的亲密互动，让在场军统特工都觉得他们胜过同胞兄弟。

　　对此次戴笠的到来，周佛海是充满期待的，期待蒋介石对他的未来有一个好的安排。

　　戴笠进门，仍像往常一样亲热，看不出任何不祥征兆。他清楚周佛海急于想知道蒋介石的态度，在楼上客厅里坐下后，就直接说：

　　“佛海兄，眼下京沪地区流言很多，说我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流言既无法阻塞，就不能不防。委员长考虑你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想请你和罗君强他们一起去重庆避避风头，休养一段时间。”

　　尽管戴笠说得很轻松，周佛海却是非常敏感，急不可待地问：

　　“是不是委员长顶不住舆论压力了？”

　　“话不能这么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何必要硬碰硬呢？迂回一下总归有好处。”

　　“贵阳可否去？”

　　“舆论汹汹，还是不要单独行动的好。”见周佛海仍不放心，戴笠进一步说，“去贵阳不在这一时，休养一段时间也不迟。到重庆你可以亲自向委员长请示。”

　　听说可以晋见蒋介石，周佛海不再说什么。

　　戴笠离开后，周佛海电话叫来了他的几个亲信罗君强、杨惺华、丁默邨三人，向他们转达了戴笠的意思。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特意强调这是蒋介石与戴笠为保护他们的权宜之计，眼下京沪乃是非之地，也只有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想到京沪大汉奸除陈公博逃亡日本暂时未被抓回外，其他人差不多都被送进了监狱，三人很痛快地同意了这个决定。

　　戴笠点名与周佛海同去的就是这三人，但事后马骥良（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处长）知道了也要求同去，周佛海与戴笠商量，戴笠表示同意。

　　但周佛海心里还是不踏实，说是去“休养”“避风头”，可去了就身不由己了，会不会被软禁呢？会不会最终被送回南京公审？事到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但他相信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至于掉脑袋，起码戴笠与军统的人会为他作证。

　　也就是说，必须抓住戴笠这根救命稻草。

　　当天晚上，周佛海让罗君强等人筹集了一些黄金、美钞，装进保险箱，派人抬到杜美路军统办事处，送进戴笠的办公室，说是要求代为保管重要文件。以周佛海的想法，收人钱财为人消灾，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戴笠受此重贿，必然会千方百计保护他们。

　　可他哪里知道，戴笠刚刚惩治了吴绍澍，对这大笔的黄金美钞，他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

　　戴笠打眼一看，就明白了周佛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当众让人把保险箱打开，清点里面黄金、美钞的数目，准备上交中央银行。

　　这对周佛海来说，无异于一瓢冷水兜头浇下，原本放下的心倏然又提到了嗓子眼。尽管如此，他面前也只剩了这一条路。

　　“保护”五汉奸

　　沪宁的大小汉奸差不多都被抓进了监狱，远在广东的陈璧君与褚民谊也未能幸免。

　　原来在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璧君料理完后事不久，就带着一群亲信回了原籍广东。伪广东省省长兼伪保安司令正是她的妹夫褚民谊。

　　褚民谊在汪精卫死后，因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发生激烈冲突，经周佛海斡旋调和后调到广东出任伪职。

　　戴笠在主持京沪肃奸的同时，也在遥控指挥广东方面的肃奸工作。考虑到陈璧君在广东的势力，决定以诱捕的方式对陈、褚实施抓捕。

　　他以蒋介石的名义给褚民谊写了一封信，请他邀陈璧君一同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褚民谊看过信后，不敢相信蒋介石会既往不咎，就与陈璧君分析此信是否有诈。陈璧君倒是没有怀疑，毕竟昔日曾一致反共，她知道蒋介石反共态度坚决，在蒋介石眼里，惩治汉奸不过做做样子，只要对反共有利，什么罪名都可以被洗白。而她不仅掌控着广东的财政大权，还有三个师的“铁杆”伪军做后盾，这自然是可资利用的资本。

　　褚民谊在回信中表示愿意赴渝，戴笠立即派专人赴广州见褚民谊，称奉委员长之命前来接洽，只要他们愿意合作，共同磋商广东善后事宜，中央即派专机来广州迎接他们赴渝。

　　其时广州城内到处都在抓捕汉奸，汉奸伪军们都惶惶不可终日。陈璧君十分清楚，她那三个师的伪军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海，哪里还顾得上保护她？既然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她哪有不接的道理？

　　然而，当他们跟随护送的特工乘车前往机场的时候，广州的潜伏特务早已埋伏在珠江桥两边。汽车一到，特务们一拥而上，将陈、褚两人当场逮捕，押上早已停靠在桥下的小船，顺流而下，躲过广东伪军的视线之后，才用军用飞机将他们押往南京。

　　随着两名汉奸巨头的被捕，广东境内其他大小汉奸及伪军纷纷缴械投降。

　　陈璧君、褚民谊被诱捕的这天是9月12日。

　　截至9月下旬，汪伪政权中的大汉奸除了周佛海等五人外，只有一人仍未到案，这个人就是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后，陈公博于8月25日逃亡日本，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抓捕归案是早晚的事。

　　这些情况，周佛海十分清楚。尽管有疑虑有担忧，他仍然认为自己的命运与那些被关进大牢的汉奸不可同日而语。

　　9月29日晚，戴笠收到蒋介石“秘密来渝”电报，即通知周佛海等人，次日起飞。

　　9月30日上午，戴笠亲自护送周佛海等五人（另有周的两名副官与看护小姐）飞往重庆。

　　抵达重庆后，军统的小汽车早已等候在机场。按照事先安排，戴笠将周佛海等人送到了缫丝厂附近的杨家山戴公馆。

　　这是一栋一排五间的平房，中间一间是堂屋，左手边第一间是会客室，第二间是戴笠的办公室兼寝室。右手边第一间是休息室，第二间是浴室。戴笠有每天洗澡的习惯，浴室必不可少。

　　这栋房子右侧，通过走廊有一间餐室，是平时戴笠用餐的地方。

　　餐室后面有一排五间的平房，住着佣人、警卫、勤务兵。

　　在日军对重庆轰炸最严重时期，杨家山公馆成为戴笠日常居住与办公的场所，胡蝶在搬到神仙洞之前也曾在这里居住。但同时住进五个大男人，即使会客室、休息室都用上，也还是不够一人一间，所以一进屋戴笠就说：

　　“佛海兄，战时的重庆条件有限，无法和上海相比，好在一般的生活用品还不算少，接下来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周佛海哪里顾得上考虑临时住所的条件，他担心的是未来命运。

　　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则不同，他们完全相信周佛海的话，是来避风头和休养的，因而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屋里的设施，虽说不是很满意，可门卫、保镖、厨师、佣人都是现成的，餐室、卫生设备也有，每个房间里都放上了床，除了周佛海之外，其他四人要住双人房间，总之还算说得过去。

　　晚餐摆了一桌酒席，算是戴笠为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周佛海却是忧心忡忡，晚餐后就向戴笠提出晋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西昌，戴笠表示：

　　“我明日飞西昌晋谒，可以代为转达。”

　　周佛海想的是，只要蒋介石肯接见他，他这一伙人的未来就有了保障，牢狱之灾也基本可以免了。为了急于知道这个结果，他特地修书一封，托戴笠专呈，信中称：

　　“职于昨日偕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谨来渝投案，静候处分。此次回渝一似堕落子弟回家，实无颜以见家长，辱承钧座宽大为怀，特予爱护，虽粉身碎骨，亦无以报宏恩于万一。惟共党策动一部外国记者时发异论，职决不愿为职等之事，使钧座难以应付，其余一切由雨兄转呈，专此敬叩钧安。”

　　尽管周佛海以“堕落弟子”自称与蒋介石套近乎，又以“家长”尊称蒋介石，但即使蒋介石有恻隐之心，也不可能冒激起众怒之险予以庇护。因而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接见周佛海，更不会给他什么承诺，这一点戴笠十分清楚，只是周佛海还寄希望于曾将功抵过。

　　第二天是10月1日，戴笠从西昌返回重庆后，直接来到杨家山公馆，告诉周佛海说：

　　“委员长得知你已到重庆很高兴，叮嘱你在这里安心休养，不要有其他顾虑。”

　　周佛海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接见，戴笠只得推说需要蒋回渝后才能安排。当时周佛海胃病复发，戴笠顺势说：

　　“我明日去上海，要不要接嫂夫人来照顾你？”

　　周佛海也希望夫人在身边，就点头同意了。

　　10月2日，戴笠飞往上海。这一天，周佛海被送进军统的“四一”医院。

　　听说周佛海病了，周的太太杨淑慧立刻答应去重庆。10月4日，戴笠将杨淑慧及其儿子周幼海、女佣文蕴及马骥良的妻子，一起送到重庆。

　　为了便于照顾周佛海，也便于几人“休养”，戴笠安排杨淑慧等人住在“四一”医院后山松林坡白公馆，并将丁默邨等四人搬了过来。10月23日周佛海出院后，直接住进了白公馆。

　　白公馆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位于歌乐山松林坡山腰处，左有瀑布，右有高峰，前可远眺嘉陵江，后可漫步松林，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公馆是一幢明三暗六的二层楼房，有一个不大的庭院，掩映在茂林深处。与杨家山公馆一样，这里也是警卫、厨师、佣人配备齐全；每餐六菜一汤，餐餐佳肴美味，比勤杂服务人员伙食要好得多，生活待遇上无可挑剔；所有工作人员对他们都是恭敬有加，小心服侍。

　　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自由仅限于白公馆内，或者到山间散步有时任其自便，超出这个范围是不允许的。特别是有30多名宪兵与军官看守，名曰保护，所有人都明白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看管。

　　死刑犯等来特赦令

　　周佛海历来在紧要关头不忘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千方百计为自己留后路，最初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如此，背叛蒋介石投靠汪精卫一道叛国投敌如此，眼见小日本及汪伪穷途末路再次投蒋亦如此，如今见蒋介石迟迟不肯接见，自然就想到另辟蹊径。

　　周佛海投日前与陈布雷关系密切，考虑到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的分量，遂向戴笠提出与陈布雷见面。

　　这个要求显然让戴笠出乎意料，从指挥周佛海等人协助接收，到护送五人飞渝软禁，每一步都是奉蒋介石之命，没有蒋介石允许怎能让他与他人见面？

　　戴笠委婉拒绝说：

　　“陈先生因侍从室取消，所有业务为吴鼎昌吸收，此时心情不佳；再者陈果夫兄弟高唱严办汉奸，若布雷先生与渠兄接近，恐有不利。”

　　对戴笠的拒绝，周佛海十分不满，后来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戴笠的一种托词，实际上是不愿别人插手，而要一手独揽。

　　其实，将来能救周佛海的唯有戴笠，只有戴笠有证据证明他被策反后所做之事。开始时戴笠只要在渝，每天必去白公馆与周佛海聊天，但随着时间的推延，戴笠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少。

　　1946年1月戴笠回重庆时，曾到白公馆与周佛海晤谈五个小时，对周佛海担心的未来命运，戴笠答复说：

　　“你不必担心，委员长到相当时期必有办法，预计须到九、十月份。”

　　由于此前戴笠曾安慰周佛海，“时机一到，主座（蒋介石）必有办法”，而几个月过去迟迟不见动静，周佛海认为此乃戴笠的托词，所以对“九、十月份”持怀疑态度。后来周佛海等人果然在9月被送到南京，10月份公审。

　　作为犯人被关进看守所送上法庭公审，这个结果周佛海不是没想过，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落不到那一步，毕竟他为重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为上海、南京的顺利接收立了大功，理应将功折罪。因而在重庆被“保护”期间，无论他本人还是家人，都对戴笠的种种做法表示不满。

　　当时，由于发现来往信件被检查，周佛海开始怀疑戴笠对他的“诚意”，并怀疑戴笠接杨淑慧到重庆并非为照顾他，而是为了调虎离山，便于调查他的家产。他在日记中说：“余一向不治家，家中一切均淑慧主持，雨农知之，以为余家财产均在淑慧手中，恐其在沪分散藏匿，故接其至渝。”

　　这一点周佛海猜得不错，戴笠调开杨淑慧，正是为了调查其财产并防止藏匿，以便日后查收。如此第三大汉奸不可能因为他在穷途末路之际协助国民党做了些事情，就会让他保全汉奸逆产。戴笠允诺要“保护”他，这个“保护”与周佛海的理解显然有很大出入。

　　1946年3月中旬戴笠坠机身亡，周佛海闻讯后悲伤不已。无论如何，戴笠是唯一全部掌握他为国民政府所做一切的证人，特别是戴笠对他有“保护”的承诺，也是唯一能保护他们安全的人。

　　戴笠在年初便知九、十月份是周佛海等人的“相当时期”，对他们最终被送上法庭显然也是心中有数。至于他们的最后结局，显然也与戴笠在世与否有着直接关系，尤其对周佛海本人。

　　从4月初开始，陈公博、陈璧君、梅思平、林柏生、褚民谊等大汉奸陆续受审、判刑，继陈璧君于4月下旬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从5月到10月间，缪斌、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先后被枪决……

　　周佛海等人在重庆享受的是贵宾级待遇，除了行动受限制，其他一切自由，看报纸听广播必不可少，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噩耗频传，对周佛海来说更是一日三惊。

　　9月16日五人被送往南京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军统人员特地说明，由于军统局已改组为保密局迁往南京，周佛海等人也曾要求在国民政府还都后将他们迁往江南乡间，所以在南京附近乡下布置了住所，现在就将他们接到南京乡下。

　　起初周佛海半信半疑，但见服侍他们的勤杂人员全部同行，也就信以为真。当飞机降落在明故宫机场，周佛海在机舱门口看到多名武装警察列队站在机舱门两旁，机场周围亦布满岗哨，霎时如五雷轰顶。

　　他担忧的不仅仅是被公审，更有判决结果。他也曾想过最严重的后果，可他不相信，戴笠说过蒋介石“必有办法”，所以11月7日上午在南京高等法院，当他亲耳听到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对他宣判死刑时，登时吓得魂飞魄散。

　　倘若戴笠为周佛海出庭作证，后果应该大不相同，起码可直接免死，周也将最终明白戴笠所谓“保护”的真正含义。但是戴笠死了，周佛海以及其他一些被策反的汉奸所做的工作已无从查证，即使程克祥等潜伏特工愿意出庭作证，也难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人微言轻。

　　蹊跷的是，虽然杨淑慧的上诉、抗诉被先后驳回，已必死无疑的周佛海却迟迟未被执行死刑。事实上，周佛海到南京后，说起来是真正下了大狱，但他仍然享受着不同于其他犯人的优待，从这一点看他或许不会死。

　　虽说戴笠不在了，可时机一到，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特赦”。周佛海最终被减为无期徒刑。

　　从“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周佛海又“还阳”了，欣喜若狂之际，甚至希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赠诗庆贺的同案犯汉奸口吐狂言称：

　　“苟能恢复自由，誓必于余生中竭尽全力，对国家为人民为刍荛之贡献，以为朋侪出一口气，扬一扬眉也。”

　　只可惜，他并不知自己早已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被“特赦”将满一年的时候，1948年2月28日他因心脏病瘐死狱中。

　　送走胡蝶，准备北飞

　　1945年9月22日，是梅乐斯回国的日子，也是戴笠深感失落的一天。

　　戴笠的失落，不仅因为与梅乐斯相处三年多彼此配合默契不舍对方离开，更由于与美国海军的新合作尚未有具体进展。而中美所结束在即，梅乐斯却因种种原因先行回国，这让他顿觉失去了倚靠，合作之事似乎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尽管梅乐斯曾就此事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接洽，并将戴笠介绍给柯克认识，然而柯克与梅乐斯不同，同样是美国人，梅乐斯对中国人起码对戴笠是一种平视、平等的态度，柯克则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戴笠从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戴笠亲自前往机场为梅乐斯送行，亲眼看着他登上飞机舷梯。梅乐斯在机舱门口回过头挥手的镜头，永远定格在了戴笠的脑海里。

　　这天戴笠没有去白公馆，在周佛海最初到渝的这段日子里，这天是个例外。

　　他直接回了神仙洞公馆，那里有等候他的准太太——胡蝶。

　　胡蝶不喜欢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以往戴笠推说军统有家法，抗战不胜利不能结婚，不能带头坏了规矩；现在抗战胜利了，戴笠还是顾不上给她一个名分，所以一见面胡蝶就不无幽怨地问：

　　“以前，你一走就是几个月，现在胜利了，交通比以前方便了，你走得更频繁了，我们的事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很快就办，现在就安排你回上海。”戴笠赶紧赔着笑脸，安慰胡蝶说，“先送你回去，过段时间平津的事处理完了，就请月笙哥和季澧兄出面，帮你办理离婚手续，然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结婚了。”

　　与胡蝶结婚，是戴笠梦寐以求、期盼已久的事情，如今一切将水到渠成，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什么原因呢？

　　在事业的顶峰时期他得到了胡蝶，他以为他会更上一层楼，以自己最好的状态迎娶胡蝶，让她过得光鲜体面，让她的后半生风风光光。不料计划不如变化快，美方援建海军陆战队之事尚未落到实处梅乐斯就被迫奉命离开，让他顿觉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一旦失去美国这个后盾，他的未来显然不容乐观。可在事业的低谷迎娶胡蝶，他觉得委屈了胡蝶心有不甘，还要最后一搏，为自己为胡蝶搏一个最好的结局。

　　胡蝶并不知戴笠的工作状况，对戴笠让她自己回上海不无意外。

　　“你是说，让我自己回去？”

　　“是啊。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季澧夫妇会去机场接你，你暂时先住在他们家。”

　　胡蝶与徐来都是旧上海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两人关系一向很好。让胡蝶暂住唐生明府上，一来不至于寂寞，二来戴笠也需要时间为胡蝶准备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军统在上海抢占了不少日伪资产包括地产房产，戴笠可任意选择什么地方安家。但他深知蒋介石向来痛恨贪腐，那么容易就将吴绍澍拉下马也正因如此。收复区贪腐已呈不可控趋势，他可不想这个时候往枪口上撞。军统局抢占的资产再多，大不了“吐”出一些；作为他个人，确实需要考虑怎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

　　胡蝶倒是不在意暂时住哪里，但她希望能与戴笠同行。

　　“你三天两头飞上海，不能陪我一起去吗？”

　　“这边还有一些事要处理，现在上海的肃奸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广东和河北还毫无进展，那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像上海南京完全在掌控之中……”工作上的事，戴笠不愿多说，他拉起胡蝶，话锋一转，“不说这些了，我陪你出去走走，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

　　“是难得你心情这么好。”胡蝶娇嗔地看着戴笠说。

　　“心情好？哈哈！”戴笠的笑声里不无自嘲。

　　胡蝶挽着戴笠的胳膊，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

　　环顾院中景色，戴笠不无感慨：

　　“说是神仙洞里住神仙，真是可惜了，我们这俩神仙一起住在洞里的日子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你这一个神仙孤苦伶仃地打发时光。”

　　“别说得这么可怜。”

　　话虽如此，胡蝶眼里已经有了泪光，戴笠的细心让她很是感动。

　　其实胡蝶在重庆朋友并不少，只是她不愿以这种尴尬身份与友人相聚，戴笠也不想她这个时候抛头露面，这个昔日红极一时的影星，只能在重庆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好在没人打扰，寂寞中倒也自由自在。戴笠对她的家人也是照顾有加，比照顾余淑恒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更为周到，让胡蝶深感安慰。

　　几天后，戴笠将胡蝶送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10月初，戴笠也开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北飞。

　　北飞的最终目的地是北平，戴笠计划将平津两地汉奸聚集到北平，采取突然袭击行动一网打尽。但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华北作为日伪汉奸的老巢，情况更为复杂。

　　早在1944年前后，戴笠曾亲自指挥平津潜伏特务策反伪军头目，又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时间，以蒋介石的名义致电并发表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但门致中显然不像周佛海那样横跨军政两界，在日伪汉奸中也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充其量只能对所辖伪军发号施令。

　　戴笠同时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为山东先遣军总指挥，但当伪华北绥靖军总部电台转发对王铁相的任命时，王部电台已无法接通。原来王铁相部已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全歼。

　　宋子文也曾通过军统电台致电北平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荫泰协助维持秩序，保护物资；军统平津特务组织也掌握一些被策反的及主动投靠的汉奸，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像周佛海那样有能力统领平津两地汉奸。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军统在平津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作为内应的人。

　　由于平津情况复杂，两地汉奸、伪军并不甘心俯首就擒，仍以观望者居多，甚至不乏伺机抵抗蠢蠢欲动者。而且平津外围绥西冀东的八路军声势浩大，苏联红军也曾一度进到张北。这不能不令戴笠对平津地区肃奸工作小心翼翼。

　　在戴笠赴北平之前的9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与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先后运抵北平、天津，门致中部改为华北先遣军第九路军，门任第九路军总司令，仍驻原地。美军亦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并于10月上旬进驻北平。

　　但是戴笠北飞的第一站既非北平亦非天津，而是青岛。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