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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朔迷离箱尸案

　　在特务处时期，戴笠最重视的外勤组织，除了华东的上海特区，便是华北的北平站、天津站。

　　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是戴笠一手栽培，不次拔擢，已初步显示出不俗才干的特情人员。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正值春秋鼎盛，治理一个天津站更是若烹小鲜，处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平、津两站联合刺杀张敬尧后，于当年秋同时成立了行动组，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由王天木兼任，组员有七八人，全部是王天木在河南收编的地方武装及民团中亲信，这些人文化不高，却个个都是神枪手。

　　就暗杀行动来说，天津站的实力远在北平站之上。

　　1934年，在戴笠接到暗杀史量才的指令时，同时接到对爱国将军吉鸿昌，反水汉奸石友三、张璧等人的“制裁”令。这几人均在天津，这一系列“制裁”行动，本应由王天木负责完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天津站突发意外，王天木莫名其妙地卷进一桩迷雾重重的案件中，转瞬之间锒铛入狱。

　　王天木究竟犯了什么事，因何进了大牢，官方一直讳莫如深，除王天木本人、戴笠、蒋介石外，其他人均无从探寻真相。

　　就连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对此事也是一头雾水。

　　而在事发之初，戴笠也完全被蒙在鼓里。

　　事发于1934年春，蒋介石突然责令戴笠，立即抓捕王天木归案。这个消息对戴笠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在万分惊异的同时，又如坠五里云雾。

　　了解案情后，戴笠一方面为王天木用人不察对下属太过纵容，痛心疾首；一方面为蒋介石欲对王天木进行严厉制裁，万分担忧。

　　戴笠将约见王天木的地点选在北平，想先听听他本人的解释，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误会。他亲自发电报给北平站长陈恭澍，让他预订一个房间，并叮嘱他绝对保密。

　　戴笠只身北上，连一个随从人员都没带，让接站的陈恭澍深感意外。陪同戴笠来到预订的东长安街中央饭店，两人随便吃了点东西，便来到四楼的房间。

　　戴笠一直阴沉着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进屋后也是来回踱步，不时自言自语：

　　“人家为谁辛苦为谁忙嘛！”

　　陈恭澍知道他有事，却也不敢多问，只好看着他在屋里徘徊。直到他终于停下来，坐在沙发上，陈恭澍才长吁了一口气。他猜测戴笠要说出召他前来的目的了。不料，戴笠却突然问：

　　“天木兄最近可曾来过北平？”

　　“半月前来过，随后去了张家口，现在还没回来。”

　　陈恭澍很是摸不着头脑，戴笠要找王天木，尽可以直接问天津站，为什么要来问北平站？

　　戴笠又询问天津站的情况，对行动组那几人显得特别“关心”。陈恭澍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向戴笠做了介绍，最后戴笠说：

　　“等天木兄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事要和他商量。什么时候离开北平，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直到离开中央饭店，陈恭澍仍不明白戴笠此行所为何事。

　　其实戴笠通知陈恭澍，只是出于保密的目的，由他亲自接送站并安排住所，以免走漏风声事情闹大，对王天木不利。

　　第二天王天木便从张家口赶回北京，走进了中央饭店四楼戴笠下榻的房间。对戴笠所指案件，王天木供认不讳，尽管是下属所为，他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表示愿意随戴笠赴京，向蒋介石请罪。

　　仅仅时隔不到一天，陈恭澍便接到了戴笠的电话，通知他去送站，令他惊诧不已。他想不出戴笠是如何与王天木取得联系的，又如何使王天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返回了北平。当他赶去送站时，蓦然发现，王天木就在戴笠身边，而且与戴笠同时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这一切，看得陈恭澍呆若木鸡。

　　陈恭澍不知戴笠与王天木商量了什么，更不知王天木因何赴京，直到王天木一去不归，陈恭澍方知天津站出了大问题。

　　其时，北平一桩“箱尸案”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来陈恭澍才得知，天津站及王天木竟然被卷入其中。

　　据称，有天晚上王天木带下属外出冶游，在八大胡同一青楼喝花酒，一名部下醉酒后情绪失控，与一名嫖客发生争吵。该部下顺手抄起酒瓶向那个嫖客砸去，酒瓶在那人头上开了花，那人当场倒地，气绝而死。

　　闹出人命，该部下酒醒了一大半，只好求助于王天木。

　　王天木对部下一向宽容，对这些从河南带过来的部下更是视如兄弟，当下便找老鸨要来一只大木箱，将嫖客尸体放进去，出门叫了辆黄包车，抬上箱子，直奔城门。

　　原打算运出城外，扔进护城河了事，不料此时城门已关，当天已无法出城。几人在黄包车后面一商量，索性扔下箱子走人。于是，几人悄悄溜走，直奔火车站，当夜逃回了天津。

　　后来车夫发现箱子的主人不见了，打开箱子一看，这才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报警。

　　此案在北平风传一时，还有人以该案为蓝本，出了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

　　然而，此案却疑点颇多，特情人员向来心思缜密，做事不留痕迹，尤其王天木老谋深算，怎能将一桩命案处理得如此草率？如此不计后果？何况他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怎会没有一点反侦察常识，并让媒体迅速得知，大肆炒作？

　　一份决定生死的报告

　　事实上，当年北平侦缉队很快侦破此案，其结果显示，所谓“箱尸案”，实乃一桩假案。

　　未几，又有传闻，称王天木的行动组人员在天津意租界闯祸，绑架了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孙女，向汤家敲诈五万银洋，因而激怒天津众多下野政客、达官显贵。蒋介石得知此讯愤怒不已，勒令戴笠严查此案。

　　究竟是案发北平青楼，还是案发天津意租界，如今已随着当事人的作古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争的事实是，王天木的天津站闯了大祸。

　　只是赴京途中，王天木并未想过，蒋介石的严惩将严到什么程度。他乐观地认为，无论怎样，戴笠都会保他性命无虞。

　　以戴、王的关系，以戴笠的为人，以戴笠对手下弟兄对外的一贯袒护，这一点毋庸置疑。

　　自“十人团”开始，王天木的贡献在特务处有目共睹；而就在半年前，戴笠还与王天木议做儿女亲家，只因儿子戴藏宜执意不愿娶王女为妻，此事方才作罢。于公于私，王天木都有理由相信，戴笠会全力保他生命安全。

　　问题是，戴笠的“全力”再大，也大不过蒋介石的“权力”。

　　戴笠知道，蒋介石这次是真的动了怒气，只有“全力”顺应蒋介石的“权力”，巧妙化解其中“症结”，方有峰回路转之机。

　　回到南京，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接见王天木，而且对戴笠严加训诫：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情报部门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尤其要有铁的纪律。你回去拟订一个处罚方案，对所有涉案人员必须严惩不贷！”

　　蒋介石这番话，吓得戴笠额头直冒冷汗。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王天木的性命也不能不救，如何才能两全呢？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简单吃了点东西，戴笠便坐到办公桌前，开始绞尽脑汁书写这份决定王天木生死的“处罚报告”。

　　他亲自研墨，端笔恭书，写了一遍又一遍，扔了一次又一次，一遍遍地斟酌内容，一遍遍地遣词造句……

　　初春的气温，乍暖还寒，夜里寒气袭人。加上戴笠一向生活简单，屋里不铺地毯，只铺了几张芦席，越发透出丝丝寒意。

　　毛秀丛心疼丈夫，亲手做了姜汤送进屋来，却被他一声呵斥：

　　“端出去，不要来打扰我！”

　　这个晚上，他特地嘱咐副官贾金南，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办公室。但对毛秀丛，贾金南不好阻拦，何况，他也担心戴笠着凉。后来见毛秀丛流着眼泪退出来，他也很难过。

　　在鸡鹅巷五十三号后院——戴笠的工作区兼生活区内，所有人都知道，每当戴笠遭遇压力，首先受“株连”的就是身边人和家人，无论谁“招惹”了他，都会成为他的出气筒，且以贾金南与毛秀丛首当其冲。

　　每当戴笠大为光火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出面可以扭转局面：一个是戴母蓝月喜；一个是结拜兄弟胡宗南。

　　蓝月喜一现身，必会成为受训一方的保护伞，戴笠只有保证下不为例；胡宗南一上门，戴笠会立刻转怒为喜，一场“光火”弹指间烟消云散。

　　今晚对毛秀丛的“呵斥”，他自己根本没意识到，因为他满脑子里都是这份报告。这数百字小文，整整折腾了他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黎明，这篇“处罚报告”才总算写完。

　　报告中内容，先简明扼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然后写了王天木的才干与功绩，最后提出三点处罚意见，请蒋介石定夺。这三点意见的排序，戴笠也是煞费苦心：

　　第一，处死刑；

　　第二，处无期徒刑；

　　第三，戴罪立功。

　　第一条是为了迎合蒋介石“严惩”的要求。以当时蒋介石的愤怒之情，大有不杀王天木绝不罢休之势，这第一条不得不写。如若戴笠顶风而上袒护部下，必会更加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第三条根本无此可能，其作用意在冲淡第一条；

　　第二条才是戴笠的希望所在，前后两条一折中，正是第二条的结果。

　　戴笠希望的，是为王天木争取到一个无期徒刑的惩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王天木一条性命，日后就会有翻身之日。

　　报告上交后，戴笠度日如年。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考虑太久，很快就做出批示，正是戴笠希望的第二条！

　　戴笠大喜过望。都说戴笠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王天木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即特务处监禁违纪特工的“丙地”。事实正如戴笠所料，王天木实际服刑仅两年多，在1936年对日形势日趋紧张、特务处急需用人之际，戴笠报呈蒋介石并获批准，释放王天木，允其戴罪立功。

　　王天木下狱后，涉案的天津站书记即王天木的助手，不久被“护送”到京归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或受处罚或另行安置，整个行动组无形中遭遇解体。

　　王子襄之死

　　王天木入狱后，天津站站长出现空缺，戴笠考虑再三，选择了一位与黄埔军校、力行社、复兴社毫无关系的医学博士，出任第二任天津站站长。

　　这位医学博士名叫王子襄。

　　王子襄的家世颇有些背景，即使算不上簪缨世家，却也称得上朱门绣户。戴笠看重的，虽非王子襄的家世出身，而结识王子襄，却是因了这个背景。

　　王子襄于1904年出生于北平，毕业于北平协和医科大学，在天津英租界执照行医。相貌英俊挺拔，潇洒飘逸，年届三十，尚单身一人。

　　当时在北平上流社会，有四位出色的名媛闺秀，她们出入各类社交场合，以不凡的才貌气质备受瞩目，在北平社交界风云一时，被封为“四大金刚”。这其中之一，便是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

　　戴笠为帮助陈恭澍打开局面，每到北平，便有意带陈恭澍参加一些上流社会活动，结交权贵名流。在随结拜兄弟、东北“四公子”之一吴泰勋参加的聚会上，戴笠结识了王玉梅，成为颇谈得来的朋友。

　　王子襄时常在周末回北平度假，也会随妹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在这样的聚会上，戴笠、陈恭澍等人由王玉梅介绍，与王子襄相识。

　　随着交往日渐增多，王子襄对陈恭澍等人的“团体”逐渐有所了解，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向往。这个情况，很快引起戴笠的关注。

　　戴笠爱才，在特务处尽人皆知。由于他本人仅读过几个月初中，军校第六期亦未正式毕业，因此对各类饱学之士，不遗余力力求纳入“彀中”。其麾下不乏各类大学学子乃至各类留洋“海归”，前三期老大哥更是不知凡几，但医学博士不曾有一人。

　　医学，尤其西医，在特务处大有用场。

　　经考察，王子襄忠诚可靠，性格沉稳，做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戴笠特批王子襄加入特务处天津站；又逢王天木下狱，戴笠爽性直接任命王子襄为天津站站长。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站相继接到对吉鸿昌、石友三等人的“制裁令”。考虑到王子襄初来乍到，素无情报工作经验，且天津站行动组尚在重建之中，戴笠便将这一系列暗杀任务，交由北平站负责，天津站予以协助。

　　戴笠特地嘱咐陈恭澍，多与王子襄交流，帮助他打开局面。

　　陈恭澍抽调北平站行动组组员王文，参加到天津站的暗杀行动中；天津站则以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此案的侦察工作，由老情报员、庶务吴萍予以配合。

　　陈恭澍一人主管平、津两站，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可开交。王子襄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与配合，多次留陈恭澍住在他的家中——位于英租界的诊所。

　　由于没有家室之累，王子襄工作、住宿都在诊所，一切都很随意。只是陈恭澍不愿过多打扰，最后还是请王子襄帮忙，在“小白楼”租到一间公寓式的小房间。

　　小白楼位于天津特一区，该地区是德租界旧址，隶属天津市政府管辖，仍保留了若干德租界原有形态，其显著特点便是聚集了众多无国籍的外国人。出租这类公寓式房间的，主要是犹太人与白俄。他们往往租下一幢房子自己住，将多余的房间分租出去，雇用一名中国佣人，负责楼内卫生、烧饭等杂务。

　　租住这样一个房间，不仅比住旅馆便宜许多、有佣人照顾饮食，更重要的是，房东不问客人姓名、身份，无须登记，只要付清房租，来去自由。

　　尽管陈恭澍住在“小白楼”，王子襄仍经常将他接到家中，一起探讨行动方案。

　　王子襄的诊室也是会客室，每次进到会客室，陈恭澍都会看着靠墙那几只玻璃柜若有所思。里面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总让他想到南京特务处乙室研究的那些暗杀工具——毒药。

　　这是特务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比手枪用起来更为便利。

　　又一次站到玻璃柜前，陈恭澍向王子襄请教说：

　　“有没有这样一种药物，无色，无味，入水即化，不留痕迹，只需一点点，放进茶里、汤里，喝下去，立马让人翘辫子？”

　　王子襄会心地笑了：

　　“有一种药物很接近这些特点，是一种白色霜状粉末，只是还不够完美，稍稍有点杏仁的味道。”

　　“效果怎样？”陈恭澍兴致勃勃。

　　王子襄拿出一小瓶白色粉末交给他说：

　　“你可以拿小猫小狗试验一下，效果不错的。”

　　陈恭澍接过药瓶，忽然想到王子襄有“试药”的习惯，心中陡然一紧，赶紧叮嘱说：

　　“你以后不要再拿自己做实验，太危险，而且容易被人误会，不知情的，以为你给自己打吗啡呢。”

　　王子襄听后只是笑笑，并没有往心里去。

　　王子襄的“不经意”和作为一名医生的敬业，为他的罹难留下了隐患。

　　这时陈恭澍已报特务处批准，将第一个暗杀目标锁定为吉鸿昌，吕一民的情报组正围绕吉鸿昌的住址、行踪，展开侦察。

　　转眼到了9月，月末的一天，陈恭澍正在北平，王子襄出事了！

　　这天傍晚五点半左右，吴萍来到诊所，发现王子襄躺在二楼会客室的沙发床上，原以为他在小憩，却看到旁边凳子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支针筒。他知道王子襄经常“试药”，便轻轻喊了几声，王子襄毫无反应。

　　屋里光线昏暗，吴萍打开台灯，近前查看，只见王子襄脸色煞白，双目紧闭。伸手去摸他的脉搏，感到胳膊冰凉，脉搏还有，只是微弱得几乎觉不出来。

　　吴萍吓坏了，惊慌失措地跑到门口，朝楼下大喊：

　　“不得了啦，老郭！老郭！”

　　老郭是负责烧饭的佣人，他听到喊声从厨房里跑上来。两人将王子襄抬到楼下，抬进王子襄的车里，由吴萍驾驶，火速赶往距离最近的马大夫医院。

　　起初医院不肯收治，好话说了半天，又言及患者本人也是医生，才被抬进急诊室。医生护士忙活一阵子，终告回天无术，不治而亡。

　　事发当天，戴笠刚刚从上海返回南京，走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机要秘书毛万里便“闯”了进来。戴笠诧异之余，锋利的目光一下落到他手中那一纸电文上。

　　“王子襄意外殒命……”

　　这一行字，足以让戴笠如遭五雷轰顶。

　　王子襄，一个尚未进入角色的站长，既不会得罪什么人，也不会在行动中遇险，怎会意外殒命？

　　尤其，王子襄那样品学兼优的人才，那样年轻有为，亲和正直，怎会猝然离世？

　　如今阴阳两隔，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戴笠难抑心中悲痛，不由得泪眼模糊。

　　电报是天津站庶务吴萍发来的，戴笠让毛万里马上通知陈恭澍，遄赴天津，调查事情经过，料理善后。

　　陈恭澍赶到天津后，方知王子襄是为研究暗杀毒药“试药”身亡，睹物思人，更是痛悔莫及，自责不已：“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王子襄死后，王玉梅认定其兄之死，是吴萍延误抢救时机所造成。

　　10月中旬，戴笠正在杭州部署暗杀史量才事宜，王玉梅亲赴杭州浙江警校，向戴笠状告吴萍。

　　王玉梅不怀疑王子襄因“试药”身亡，那几个药瓶与针筒里的剩余物，经化验已证实有毒，王子襄因公殉职已成定论。但她认为，倘使吴萍及时送医，王子襄不至于殒命。

　　这一点，戴笠虽不敢苟同，却不能不安抚死者家属。无论如何，王子襄是因为加入天津站而导致英年早逝，戴笠与王玉梅也是私交不错的朋友，于公于私都应满足家属的要求，只好委屈一下吴萍了。只是“制裁”吉鸿昌的行动已经启动，正值用人之际，对吴萍的“处罚”只能延期到“吉案”结束。

　　一年之内，天津站两任站长接连出事，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站长一职只好暂时悬空。天津站下属“情报组”和两名“直属员”，暂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统一指挥，其他人员由南京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

　　关键的“运用人员”

　　“制裁”吉鸿昌，与行刺杨杏佛、史量才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万一“处置”不当，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戴笠对陈恭澍反复强调。

　　而谋刺吉鸿昌，面临如“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吉鸿昌在哪里？

　　吕一民的情报组侦察数月，一直未寻到吉鸿昌的行踪。倒是王文找到了剪除石友三的内线。考虑到吉鸿昌的影响力，陈恭澍仍决定先针对吉鸿昌展开行动。

　　吉鸿昌，字世五，出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初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从士兵逐渐升至军长。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兵败下野，西北军被中央军收编，吉部被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任总指挥，被调往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

　　由于吉鸿昌对“剿共”持敷衍对策，1931年8月被撤职，9月奉命出国考察。1932年2月，在未得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吉鸿昌返回国内，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之后潜入湖北宋埠联络旧部，策动起义，被国民党军队镇压而失败。

　　此后，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结束后，吉鸿昌按照中共的决定，转入河北，组织抗日讨蒋军，但军事行动再次遭遇失败。随后吉鸿昌潜回天津法租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协助下，联络下野军人，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吉鸿昌知道自己上了复兴社特务处的黑名单，因而小心防范，行踪不定。

　　其实，吉鸿昌在天津的固定住所只有两处：一处称为“红楼”，位于法租界花园道一号，是红砖砌墙的三层楼房。另一处在英租界四十号牛津别墅三号。

　　北平站情报员范行曾提供情报称，“吉某以大红楼为基地”，而吕一民的情报组一直没有侦察到吉鸿昌的宅邸，因而对“大红楼”茫然无知。

　　事实上，吉鸿昌先是住在法租界红楼，不久搬到英租界牛津别墅。为安全起见，又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作为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联络之所。

　　这一切，吕一民的情报组一无所知。

　　南京特务处本部虽未给平、津两站限定实施“制裁”时间，但数月时光倏忽而逝，连行动目标都不曾寻到，戴笠终于沉不住气了，一次次询问和催促进展。

　　也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吕一民的视线中，给此次行动带来决定性的转机。

　　这两人就是曾出任过高级军职的郑恩普与傅丹墀。

　　郑恩普是河南人，与吉鸿昌是同乡，早年曾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1930年出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傅丹墀是河北人，曾任襄樊镇守使。两人服职军政多年，均在河南时间较长，均有旧部、旧属散落在河南各部队乃至草莽中。

　　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吉鸿昌的统战对象。

　　而吕一民注意到他们， 正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与吉鸿昌有联系。

　　此时这两人均赋闲在津，住在法租界，虽不急于谋个差事找个饭碗，却也是以旧部为资本，处于寻寻觅觅之中。

　　吕一民在法租界找到他们，在试探性的交谈中，郑恩普无意中透漏说：

　　“前几天在旅馆和吉鸿昌接谈过一次。”

　　这个消息令吕一民喜出望外，后又经过几次谈话，了解到吉鸿昌有意邀请他们去豫北、冀南一带策动旧部，从事抗日反蒋军事活动，因而这段时间与二人来往密切，经常会面。

　　在这种情况下，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面，会会郑、傅二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为保密单位，郑、傅只知吕一民是为南京政府服务的，具体属于哪个部门、什么组织并不清楚。陈恭澍自然也不会说出“复兴社特务处”这一具体名称，但对吉鸿昌“背叛中央”的种种行为，陈恭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作为站长，陈恭澍的嘴皮子功夫还是不错的，做起人的工作，也是能言善辩，能说会道，而且“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直说得吉鸿昌这两位“故旧”面面相觑，连连表示，愿意效命于“中央”。

　　为了争取郑、傅，陈恭澍特地向戴笠请示，在天津成立一个“军事组”，由郑、傅两人负责。其基本任务，类似于联络民间武装力量、策动伪军反正等。而当时这类工作并无议程。只是因郑、傅二人不屑于从事情报工作，才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是个名义而已。

　　戴笠清楚陈恭澍的意图，很快回复批准，并将“军事组”暂交北平站统一指挥。

　　11月8日，郑恩普告诉陈恭澍：

　　“吉约我与丹墀兄，明天下午三点在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要介绍我们认识两位新朋友，研究有关出发前后的问题。”

　　陈恭澍并未将“制裁”吉鸿昌的行动计划告知郑、傅，二人对此是否有所察觉也未可知，但二人无意去冀南、豫北却是事实。陈恭澍由此推测郑恩普所言属实，于是问：

　　“新朋友是哪位？”

　　“没说。”

　　“哪个房间？”

　　“四三七号。”

　　陈恭澍立即召集吕一民、吴萍、王文等人开会，做出行动部署：由王文负责执行暗杀，吴萍掩护与接应撤退；由情报组女联络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保持联系，随时传递消息。

　　来了“一家三口”

　　王文，原名王文翰，生于1909年，天津宝坻人，是吕一民的表弟，熟悉天津情况。陈恭澍特地将他从北平站调来，参加此次行动。

　　王文曾在西北某干部学校受训，当过下级军官，1933年秋北平站扩大编组时，加入行动组，在白世维手下任职。“吉鸿昌案”是他特务生涯中的第一个行动。

　　当晚，王文与吴萍入住法租界交通旅馆，秘密侦察位于五楼的四三七号（一楼不设客房，客房号从二楼始，依次上排）。然而这一夜，四三七号悄无声息，仿佛无人居住。

　　第二天，即11月9日下午二时半，按事先安排，陈恭澍来到交通旅馆附近的紫竹林咖啡室，这是预先商定的联络枢纽，他本人在此坐镇指挥。

　　咖啡室与交通旅馆在同一条街上，中间只隔了十来家门店。

　　此处位于天津繁华的闹市区，下午与晚上正是万人活跃的黄金时段，这个环境十分有利于撤退。但为了预防遭遇巡逻警，之前陈恭澍通知吕一民临时增加一个人，到交通旅馆附近巡视，专门负责监视巡逻警。

　　吕一民增加的这个人，是联络员杨玉珊的亲弟弟，名叫陈国瑞。陈过继亲族，因而姐弟为异姓。

　　陈国瑞长得高大粗壮，皮肤黝黑，看上去浑身是劲。他这个特点，在本案中派上了大用场。也是因为这一点，这个一向不喜欢念书的小伙子，极向往特务工作。吕一民希望他锻炼一下，事后能向上级推荐加入“团体”。

　　这个时候，陈国瑞早已到了交通旅馆附近，正在人流中巡视。陈恭澍透过窗户，就能看到陈国瑞的身影。

　　最紧张的是王文与吴萍。两人躲在交通旅馆五楼四二二号房间，从门缝里盯着斜对面的四三七号，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甚至房门从未打开过一次，就连郑恩普、傅丹墀的身影也一直没有出现。

　　下午三点已到，四三七号仍房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光临。

　　三点二十分，四三七号仍悄然无声。

　　王文与吴萍沉不住气了，两人找到茶房，以同住一间房不方便为由，要求再开一个房间。由于五楼已无空房，便单刀直入，直点四三七号为空房。茶房无奈地表示：此房虽无人入住，但已收了人家的定钱。

　　两人由此确定情况有变，遂由王文在此守候，万一有情况亦可见机行事；吴萍则去咖啡室向陈恭澍报告。

　　直到这时，陈恭澍方知策划失误，当初若派人跟踪郑、傅，绝不会断了线索。

　　正无计可施时，吕一民与杨玉珊来了，告知郑、傅二人已于四点回到家中。

　　原来，郑、傅如约赶到交通旅馆，刚要上电梯时被一陌生人拦住，带到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二楼一三八号房间。当时里面已有一屋子人，吉鸿昌将他们带入套间，与一位四十来岁的矮瘦子见面。两人离开时，其他人均未离开。

　　这正是亡羊补牢之机，机不可失。陈恭澍一眼看到杨玉珊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那是她的外甥女，杨玉珊带着她就是为了作掩护。

　　陈恭澍当机立断，由杨玉珊与其弟陈国瑞带小女孩扮作一家三口，入住国民饭店，侦察情况。

　　吴萍立即返回交通旅馆，通知王文速来咖啡室，伺机行动；然后吴萍再去把停在劝业场后面夹道里的汽车，开到国民饭店门口，负责接转陈国瑞的侦察信号，同时做好接应撤退的准备工作。

　　吕一民则再去傅家，牵绊住郑、傅二人，以防节外生枝。

　　众人分头行动之后，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吉鸿昌是否还在国民饭店，是否还在一三八号，尚未可知。

　　未几，国民饭店迎来一户三口之家，男主人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手提包，女主人牵着女儿，女儿抱着一个玩具皮球，一家三口登上二楼，住进一三〇号房间。

　　这一家三口，正是杨玉珊姐弟与他们的小外甥女。

　　一三〇号与一三八号房间距离不远，杨玉珊正要近前观察，忽见三三两两的人转入对面走廊，赶紧示意陈国瑞跟上去。她自己带着孩子，拍着皮球，向一三八号靠近。

　　一三八号房门紧闭，里面阒然无声。用皮球朝门上拍了几下，里面仍无反应。

　　证实一三八号无人后，杨玉珊带着孩子回到一三〇号。这时陈国瑞也已转了一圈回来，告诉杨玉珊那些人进了一四五号。杨玉珊对陈国瑞说：

　　“我去一四五号看看，如果他真在那里，我直接带孩子下楼，你跟着下去，不要和我说话，按照规定信号，去通知门口汽车上的吴先生。”

　　吴先生就是吴萍。这个时候，吴萍已经将汽车停在国民饭店门口，等候传递信息。

　　随后，杨玉珊哄着孩子走向一四五号，未到门口，便听到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麻将撞击声。可是，怎样才能知道里面有没有吉鸿昌呢？

　　这有两个难题：

　　第一，怎么打开这扇门，向里看看？

　　第二，开门的一刹那，怎样确认哪位是吉鸿昌？

　　事实上她根本来不及考虑，就已经带着孩子来到一四五号门口，且不能在此久留。情急中一抬头，看到房门上面的气窗是开着的，她一弯腰抓起孩子手中的皮球，一抬手，将皮球从气窗里扔了进去。

　　室内，搓麻声骤然停止，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杨玉珊立刻伸手敲门。少顷，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出现了一名大汉怒气冲冲的脸。

　　杨玉珊拉着孩子的手，忙不迭地道歉：

　　“不好意思，小孩子贪玩，把皮球丢进您房里了。”

　　或许是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屋里的人放松了警惕，门缝一下子被拉大，大汉将皮球扔了出来，随即关上了房门。

　　从开门到关门，前后不过几秒钟，且开门之初只是拉开一条缝，并被一个大脑袋堵着，杨玉珊在赔礼道歉的同时，如何能看清屋里的情况呢？

　　何况，她从未见过吉鸿昌！只是听郑恩普说过，吉鸿昌是高个子，大胡子。

　　国民饭店的枪声

　　作为情报组的联络员，杨玉珊没有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然而她所表现出的机敏、机智，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特情人员。几秒钟，对她来说已经够了；高个子，无论站、坐，都会比别人高出一截。即使扫一眼，也能看清那个“大胡子”坐在哪个位置。

　　杨玉珊果然看清了房内的情况：除了开门的大汉，屋里还有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坐在左边的一个男子显然比其他人高出一截，四方大脸络腮胡子，不正是吉鸿昌吗？

　　杨玉珊拉起孩子的手，向楼梯口走去。

　　陈国瑞见状，紧跟着下楼，出了饭店。

　　这时杨玉珊朝北走，陈国瑞反其道向南，来到吴萍的车前。

　　吴萍摇下车窗，听陈国瑞说完，便下车检查轮胎。这是给咖啡室里陈恭澍与王文发出的暗号。

　　与此同时，陈国瑞顺原路返回饭店，准备接应。

　　随后，王文若无其事地从咖啡室走出来，又若无其事地向国民饭店走去。

　　在饭店大厅，陈国瑞见王文走进来，径自转身上楼，来到二楼一四五号门口。

　　王文紧随其后，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陈国瑞使个眼色。

　　陈国瑞的作用，不仅仅是将王文引到一四五号门口。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这关键时刻，也会骤然明白，王文需要他这个助手，而且他的作用相当关键。

　　试想，由王文一人开门、踹门、射击，这一连串动作很难在瞬间，甚至仅仅数秒钟之内顺利完成。很可能，在他踹开房门尚未看清里面的人时，对方的子弹已经飞了过来。

　　陈国瑞上前扭动门球，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随即退后一步，飞起一脚朝门上踹去。到底是身大力不亏，动作干脆利索，脚落门开。

　　王文一步跳进房内，高喊一声：

　　“吉总司令！”

　　只见其中的高个子抬起头来，王文举枪便射，“砰砰砰”连发三枪，眼见高个子与另一人应声倒下，王文认为任务已经完成，立即跳出房间。

　　王文举着枪飞奔下楼，被惊动的客人与茶房纷纷躲避。

　　跑出国民饭店，因担心被人盯上，暴露吴萍的车牌，王文没有乘坐吴萍接应的汽车，而是混入人流溜走了。

　　陈国瑞在踹开房门后，早已迅速离开。

　　成功射杀，顺利撤退，不留痕迹，令陈恭澍喜不自胜。这是他出任北平站站长以来，第一次成功组织的暗杀行动。当晚，报喜的电报便发到了南京特务处本部。

　　岂料，第二天一看报纸，陈恭澍傻眼了，死者只有一人，却不是吉鸿昌！而是前来参加“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代表刘绍勷！吉鸿昌只是受了点伤。

　　案发后，吉鸿昌与另外三人被法租界捕房带走。由于吉鸿昌肩部受伤，随后被转入天主堂医院治疗。

　　另外三人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另一骨干人物任应岐。任应岐与吉鸿昌一样，也是原国民革命军将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结果，戴笠显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迅速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联系，由北平军分会出面对吉鸿昌采取“制裁”措施。北平军分会与天津法租界交涉，于11月14日将吉鸿昌、任应岐由法租界引渡到天津市公安局，于22日押解到北平。23日，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任应岐进行“军法会审”。

　　审判中，吉鸿昌坦然承认：“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

　　会审结束，吉、任二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

　　24日临行前，吉鸿昌口占五言绝句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岐则在遗书中称：“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

　　事后，王文为自己的失手自责不已，为挽回影响，很快与“制裁”石友三的内线取得联系，以期在“石案”中扳回一局。

　　而陈国瑞那一脚，在踢开吉鸿昌房门的同时，也如愿以偿踢开了特务处的大门，被保送到南京接受培训。

　　杨玉珊作为情报组联络员，抛开政治立场不说，就情报业务而言，她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冷静、随机应变，都使她不失为一名出色的特情人员。

　　她当时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经此一案，与郑恩普在接触中互生好感。郑恩普年逾不惑，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两人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不久即缔结良缘。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时，因种种原因，郑恩普赴台，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从此牛郎织女隔海相望。郑恩普不久剃度出家，直到1980年，以近九十岁高龄“圆寂”；杨玉珊则不知所终。

　　吕一民作为天津站情报组长，是为本案唯一“买单”之人。新中国成立后，吕一民和由他介绍加入特务处天津站的侄子吕问友（比吕一民小八岁）一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3月31日执行枪决。

　　吴萍，作为天津站的内当家，在“吉案”结束后，很冤屈地被关禁闭一个月。他本人倒没感觉冤，王子襄那么出色的人才，无缘无故地死了，总要给家属一个交代。他很理解戴笠履行对王玉梅的承诺，他是天津站庶务，只能由他来承担。

　　然而这一个月的禁闭，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命运。

　　为酬庸他的无端受罚，在一个月期满后，戴笠特意将他留在南京，介绍到行政院总务科工作。他在天津站原本也是处理内务，也算是从事本行，但从此由暗转明，离开了特务工作这个行当。

　　1939年，吴萍在重庆升任行政院总务科长，1949年赴台后仍任原职。

　　出乎意料的是，到台后仅仅两年，正值四十余岁盛年之际的吴萍，不意遭遇三轮车过桥翻覆车祸，身负重伤而辞世。

　　王文“另辟蹊径”

　　“吉案”总算落下了帷幕，戴笠虽不满意，却也没说什么。他相信这对陈恭澍是一个历练，期待在对石友三、张璧的“制裁”中，陈恭澍能出手漂亮，挽回影响。

　　与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相比，“制裁”石友三、张璧，没有政治影响的压力。石友三正与日本人打得火热，张璧也已反水投敌，做了日本人的走狗，制裁这两人均属名正言顺。

　　不料，戴笠在未接到任何侦察报告、行动报告的情况下，于1934年12月下旬，突然接到陈恭澍发来的紧急电报，称毒杀石友三失败！

　　戴笠惊诧万分，因为他对此次行动一无所知！

　　国民饭店枪击案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戴笠在没有得到任何报告的情况下，以为平、津两站对石友三的“制裁”尚在侦察之中，万没想到陈恭澍未曾报备，便擅自行动，并旋即失败！

　　在“吉案”结束之后，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对行刺石友三进行策划部署。虽说“制裁”石友三名正言顺，但难度却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老牌“倒戈将军”，石友三多年来防范严密，行踪诡秘，狡兔三窟。没有周密严谨的计划与随机应变的能力，极有可能满盘皆输。但从陈恭澍陈述的本案过程中，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在整个过程中，陈恭澍都没有去过天津一次；而陈恭澍提出的三项请求，更令戴笠无法接受。这三项请求分别为：

　　一、对先鸿霞、褚某，生则尽力营救，死则从优抚恤；

　　二、保送史大川赴京受训；

　　三、准予执行本案已支付的各项费用实报实销。

　　这里面涉及的三个人，戴笠闻所未闻。而这三个人，恰恰是毒杀石友三的“行动人员”！

　　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让三个与特务处毫不相干、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并不是很知根底的人，单独执行特务处的命令，这样的成功率能有几何？

　　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水汉奸，是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生于1891年，吉林长春人，出身行伍，初投吴佩孚，后在冯玉祥麾下由马夫升至军长。冯玉祥本有“倒戈将军”之称，石友三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后多次在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以及日本人之间改换门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后来甚至联共又反共，把“有奶便是娘”这一混蛋逻辑演绎到了极致。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日租界，随即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接洽，与张璧等人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指使，组织汉奸武装，在冀东一带活动。

　　1934年，石友三参与土肥原筹建华北伪政权活动，准备为伪政权组织军队“定武军”。

　　实际上，“制裁”石友三原本有一个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那就是王文找到的直通石友三身边的内线，这个内线就是陈恭澍报告中提到的先鸿霞。

　　先鸿霞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

　　而王文与先鸿霞，既是小同乡，又是好朋友。因此当王文得知先鸿霞在石友三身边当差时，几乎对这次暗杀行动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因刺杀吉鸿昌失手，王文耿耿于怀，“吉案”甫一落定，即向陈恭澍请缨，要求前去联络先鸿霞。

　　有如此直接的内线，对比当初对吉鸿昌连一点线索都寻不到，石友三案似乎一开始就光明一片，陈恭澍岂有不同意之理？

　　王文遄返天津，很快与先鸿霞见面。先鸿霞深明大义，愿意参加到剪除汉奸石友三的行动中，并向王文详细介绍了石友三的情况。

　　石友三住在天津日租界秋田街东头，那一带都是深宅大院，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平时街上异常安静，连商贩都极少涉足。

　　石宅更是高墙垒筑，黑漆大门终日紧闭，大门内有两个门房，一个是警卫室，一个是传达室。往里走是二门，二门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东厢房住着两名日本宪兵，西厢房住着五名侍从副官，先鸿霞便是其中之一。

　　正房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是石友三与家人的住所。

　　楼后面是一个小院，佣人、厨子、车夫等都住在后院的房子里，后院的小门上着锁，从未见过开启。

　　石宅来访客人极少，石友三也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是当时通知司机与侍卫，汽车启动后才指示司机行车路线，从不告知目的地。而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日租界，华界从不敢涉足。

　　石友三的五名侍从副官，可以说个个都是亲信，但只有一位姓贺的参谋平时不离左右，其他几位包括先鸿霞在内，都是随时喊来跟随外出，因此想在外面实施埋伏射杀，机会几乎为零。

　　在石宅行刺，可行性也极小，一方面先鸿霞很少有单独接触石友三的机会，即便有，他一个人势单力薄，没有接应，纵是刺杀成功，也绝无可能逃脱。

　　根据这个情况，先鸿霞与王文商量后，决定再从石友三周围吸收一名搭档，这个人就是史大川，也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

　　先鸿霞返回石府后，很快说服了史大川。但与史大川商量来商量去，仍觉得对石友三实施枪杀成功几率极小。

　　首先，只有石友三同时带他们二人外出，其中一人实施暗杀，一人对付贺参谋，才有可能成功逃脱，而这样的机会极少；在石府，两人同时接近石友三的机会也极少。

　　因此，先鸿霞又想到一个办法——毒杀。即拉拢烧饭的厨司务老禇，在石友三的饭菜里下毒。先鸿霞将这个方案告诉王文，王文不置可否，返回北平向陈恭澍汇报。

　　在先鸿霞策动史大川时，王文曾回北平报告情况，陈恭澍要求王文拿出一个较为具体的行动方案。王文在讲了石友三的特殊情况后，用先鸿霞的话说，石友三防范太严密，事先很难制订行动方案，只能随机应变。陈恭澍对这个“随机应变”很是担忧，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如今王文拿回一个“毒杀”措施，仍没有具体行动方案，陈恭澍心中更是没底。

　　首先，陈恭澍对“毒杀”并不十分赞成；其次，将一个如此重要的“制裁”行动，交由三名没有经过特工训练的非“团体”人员，即交给三个“局外人”去执行，总感觉有些不靠谱。

　　因此，陈恭澍提出见见先鸿霞，对这个人亲自做一番考察，王文表示返津之后安排这次会面。考虑到先鸿霞已经联络了他的同事史大川，陈恭澍拿出2000块钱交给王文，作为此次行动的活动经费。

　　照理，陈恭澍应该与王文一起或者随后赴津会见先鸿霞、史大川，制订行动计划，坐镇指挥。但此时陈恭澍头脑一热，将王子襄给他的那瓶白色粉末状药物拿出，交给了王文。

　　却不料，这瓶毒药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也使陈恭澍错失了去天津会见并考察先鸿霞的机会，正所谓大意失荆州。

　　毒杀石友三，搞砸

　　陈恭澍将那瓶白色粉末交给王文的时候，潜意识里显然存有侥幸心理，说不定王文没有行动方案的“随机应变”，也能像白世维一样出其不意，因此特地叮嘱王文说：

　　“这个东西我没用过，并没有把握，你先在猫狗等动物身上试试，不行再另想办法。”

　　这句话，是王子襄给陈恭澍药物时说的，陈恭澍没有做这个实验，王文拿到药后也没有做这个实验，直至毒杀石友三失败，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药是否真能毒死人。

　　王文接药的时候表示：

　　“我联系好后，三四天之内回来复命。”

　　这不能不说是陈恭澍的失误，既然要等王文回来复命，就不该把毒药交给他。正因为王文拿到了这瓶药，三四天之内未能回来复命，整个“制裁”石友三的行动，也因此骤然逆转。

　　王文再次来到天津时，先鸿霞已成功策动了第二个“搭档”——厨司务老禇。

　　老禇提出的条件是，事成之后给他凑点本钱，开一家小餐馆，这是他一生的心愿。具体什么时候行动，要看机会。

　　王文毕竟不像白世维，读过军校，正经带过兵，打过仗；更不像陈恭澍，既读过军校又正式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充其量只是个有基层部队经历的毛头小伙子，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听先鸿霞如此一说，便乐观地认为，即将大功告成，当下便将那瓶药交给了先鸿霞，并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与先鸿霞的见面地点，是天津西“三益成”杂粮店。店主是王文的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老乡，店里大管事刘兆南是老掌柜的亲侄子，也是王文从小在一起念过书的同学，两人与先鸿霞都是年龄相仿、关系不错的小老乡。王文为本案每次来津，都是住在店里。

　　说好第二天见面，但先鸿霞爽约了。

　　第三天，第四天，仍不见先鸿霞的踪影。

　　本来应三四天之内回北平复命，不见先鸿霞，如何向陈恭澍复命？

　　第五天，先鸿霞依旧没有出现，王文已预感到大事不好。

　　第六天，一个与王文年龄相仿的陌生青年来到“三益成”杂粮店，点名要找“王文翰”。柜上伙计将他带到王文的房间。王文一见到他，凭直感，脱口而出：

　　“你是史老弟？”

　　“是我，文翰大哥！”

　　陌生青年这一声呼叫，可谓声泪俱下。他果然是先鸿霞的同事——石友三的另一位侍从副官史大川。先鸿霞果然出事了！

　　先鸿霞拿到毒药后，当天回去就交给了老禇。老禇看看药瓶说：

　　“如果今晚趁手，今晚就干。”

　　先鸿霞也没料到，老褚真的就在当天晚上行动了。老禇平日里胆小怕事，或许是为实现他一生的梦想破釜沉舟了。

　　晚餐时分，老褚把毒药下到火锅里，就给石友三端了上去。

　　虽然下毒时老禇不假思索，颇有气势，但当他端着火锅走进正房一楼大厅时，却不由得双腿发抖双手颤动起来，火锅在他手上摇摇晃晃，汤汁随之晃荡出来，泼洒在托盘上。

　　石友三何等警觉，立时看出不对劲，随即拔枪怒吼：

　　“你想干什么！”

　　老禇被这一声怒吼吓破了胆，以为事情败露，腿一软瘫倒在地，石友三用枪口顶着他的脑袋吼道：

　　“说，谁指使你干的？”

　　见老禇哆哆嗦嗦已说不出话，石友三朝门外大吼：

　　“贺参谋，把他们都给我带过来！”

　　他们，指贺参谋以外的四名侍从副官，包括先鸿霞与史大川。

　　五名侍从副官所住的西厢房，距离一楼大厅只有十几步远。贺参谋走在最前，进入大厅，另外四人排成一队，齐刷刷站在大厅门口。

　　一见摊在地上的老褚，先鸿霞与史大川都惊呆了，两人都没料到老褚竟弄得如此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石友三举着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一副随时准备开枪的样子，对着老褚吼道：

　　“是哪一个，给我指出来！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脑袋！”

　　老禇哆嗦着抬起头，向排在门口的四人看去，似乎就要举手指认。

　　先鸿霞见状，伸手去拔插在腰间的手枪，但他仿佛迟疑了一下。

　　正是“死生之穴，乃在分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先鸿霞一愣神的刹那间，让贺参谋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捕捉到破绽，抓住先发制人的千钧一发之机，飞起一脚，狠狠踢在先鸿霞的要害部位。先鸿霞一声闷哼，顷刻间被制服。

　　先鸿霞和老禇被捆起来，拖到东厢房。

　　东厢房住的是日本宪兵，贺参谋说先鸿霞与老褚是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让日兵宪兵把他们带回宪兵队，严加审讯。两人最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由于一直是先鸿霞一人与老禇接触，老禇并不知史大川也加入其中，史大川因此逃过一劫。在石宅苦苦挨过数日之后，史大川终于寻到机会，逃出石宅，直奔津西“三益成”杂粮店。

　　听完史大川的叙述，王文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纵是他有过不祥预感，也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尤其好友先鸿霞，转眼之间生死未卜，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却又想不出任何营救办法，只好决定先回北平，向陈恭澍汇报。

　　他将史大川安排住在杂粮店，告诉他已在柜上存了2000块钱，需用时可向刘兆南支取，其他一切，等他从北平回来再做安排。

　　王文回到北平向陈恭澍汇报后，陈恭澍让王文带司机陈国治开车去天津，先将史大川接到北平，然后再设法了解先鸿霞与老褚的情况，可能的话再实施营救。

　　王文返回天津后，陈恭澍这才想起向特务处本部打报告，提出三点善后要求。他压根没有想过，戴笠对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事件将持什么态度，更没想到结果会怎样。

　　陈恭澍吓跑了

　　看完陈恭澍的报告，戴笠大失所望。陈恭澍是他一手栽培，不次拔擢，已初步显示出不俗才干的特情干部，没想到竟如此缺少组织观念，如此处事草率。

　　刺杀汉奸绝非儿戏，作为指挥官竟躲在另一个城市遥控，在无具体行动计划的情况下，让几名与特务处毫不相干的人员相机行事，岂有不败之理！

　　何况，王文与史大川素不相识；在“史大川”所言未查实之前，这一切都是“雾里看花”。

　　戴笠未作任何批示，便将陈恭澍的报告转交相关部门，照一般事例按规定做出回复，大意是：

　　“所称各节，查无前案可稽，希检具实证再核；可酌发史大川旅费来京报到。”

　　这个回复，等于让北平站提交证据以资证明。可陈恭澍到哪里去找证据呢？正在大伤脑筋之时，又一个节外生枝的变故接踵而来——史大川失踪了！

　　当王文再次回到天津，赶到“三益成”杂粮店后，史大川不见了。刘兆南告诉他说，史大川从柜上支走2000块钱，一去不归。

　　这话让王文真假难辨，毕竟他与史大川素昧平生，倘若史大川为钱而来，那么他所叙述的整个毒杀石友三失败经过，都将另当别论。

　　然而令王文心生疑窦的，恰恰是刘兆南。自打这次走进“三益成”，他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热情，更忘了同乡之亲、同窗之谊，对王文总是躲躲闪闪，说话吞吞吐吐。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晚上王文坐在柜房迟迟不肯离去，对刘兆南旁敲侧击。恰巧史大川打来电话，王文率先拿起话筒。史大川原是找刘兆南的，一听接电话的是王文，张口便是一通指责：

　　“好你个王文翰，我提着脑袋来给你报信，你反倒诬陷我是日本人的奸细，要把我抓起来送军部！先鸿霞真是瞎了眼，相信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他白白为你送了命！”

　　史大川这一番痛斥，让王文恍然大悟：刘兆南嗜赌，肯定是他赌输了王文存在柜上的2000块钱，然后骗走史大川，让王文查无对证。

　　再与刘兆南理论，刘兆南爽性撕破脸，直接对王文下了逐客令：

　　“我们开的是杂粮店，不是杀人的指挥站，你若还念同乡之情，就不要把小店拉进杀人的勾当中，你现在就给我走，以后不要再来！”

　　刘兆南翻脸，再追问无益。要想弄清真相，做好善后，只有将刘兆南带回北平。王文与司机陈国治商量后，决定当夜启程。那部“老爷车”性能不算太差，夜间行驶，三四个小时便可抵达北平。

　　汽车就停在离柜房不远的院子里，王文去柜房向刘兆南辞行，说着一些表示歉意的话。刘兆南不好意思地送出来，并亲自为王文打开了车门。却不防陈国治从背后突袭，瞬间便将他拖进车内。

　　汽车一路通达驶回北平，驶进位于西城卧佛寺街的北平站。

　　这里是北平站新租用的站址。随着1933年秋扩大编组，1934年上半年陆续增加一些新成员，北平站内外勤已有20多人，北长街的房子已不敷使用，便改作联络处，另租这一处四进大宅门院落办公兼住宿。

　　宅院大门临街，进大门后过二门，进了二门才是第一进院子。

　　第一进院子有四间北房（正房），三间南房，陈恭澍结婚后和妻子住在北房，其中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兼餐厅，一间最大的做办公室，一间最小的住女佣。白世维一家四口住在南房。这一进院子中另有东厢房三间，用作两家的厨房与储藏室。

　　从西边的甬道往里去，是第二进院子。院里只有四间北房，住着戚南谱夫妇与岳家。

　　第三进院子里也是四间北房，住着北平站的其他成员，包括交通员陈国栋、司机陈国治和大司务李怀章等人。

　　第四进院子也是一排房子，只堆放了一些杂物，没有住人。

　　王文将刘兆南带到北平站后，安置在第四进院子的一间空房里，既没捆绑，也未将房门上锁，更没有派人看守。

　　王文本意是把他带回来说明情况，以便能找回史大川，了解事发经过，设法营救先鸿霞与老褚。事已至此，陈恭澍本应立即审问刘兆南，一方面要摸清情况向特务处本部提交证据，一方面要制订善后方案。却不知为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陈恭澍仍未提起重视，将刘兆南放在后院便不予理睬了。

　　王文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此深宅大院，纵是刘兆南插上翅膀，谅他也飞不出去。

　　却不料，刘兆南原非等闲之辈，高墙深院挡得住他的人，却挡不住他与外界的联络。由于地处偏僻，宅院里没有自来水，用水全靠外面送水的人用手推车送进来。刘兆南瞅准机会，悄悄写了一封求救信，托送水人带了出去。

　　陈恭澍、王文尚在高枕无忧之中，完全没料到，一场衔橛之变正在降临。

　　时值寒冬腊月，屋外的气温已是滴水成冰。这天早上七时许，陈恭澍正要起床，忽闻外面响起一片嘈杂声。他一骨碌爬起来，抓起一件皮袍子裹在睡衣外，光着脚趿拉着一双布鞋跑出去查看。刚出门口，迎面走来一个陌生人，劈头就问：

　　“你姓周？”

　　陈恭澍一听，料定大事不妙，因为他此时所用化名就是“周仁风”，于是随手一指保姆的房间说：

　　“姓周的住那儿。”

　　那人果然去了保姆屋里，陈恭澍乘机向后院奔去。在二进院与三进院之间有个小跨院，院里围墙较矮，他一翻身跳了出去。

　　跑出胡同，他叫了一辆洋车，直奔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

　　王云孙是在北平建站不久，由特务处本部王兆槐推荐加入北平站的。他负责在办公室处理文牍，即任书记工作。

　　王云孙家住按院胡同，与北平站很近，坐洋车约五分钟路程。陈恭澍赶到时，王云孙已穿戴整齐，正准备到站里办公。见陈恭澍光着脚踩着单鞋，穿着睡衣裹着皮袍，赶紧出去买回一套棉衣。

　　陈恭澍穿戴整齐后，又去了东四牌楼北大街“德元成”棉花店。该店的刘老伯是陈恭澍的父执，也是其兄长的岳父。陈恭澍的姨妈有2000块钱存在这里，陈恭澍自认为有难，已打算出逃，取出了姨妈的2000块钱。

　　做好这一切，他给王云孙去电话，得知王已被接到北平督察室。

　　这时特务处已全面建立督察制度，北平督察室与北平站平级，实为监督北平站而设。陈恭澍一向反对督察制度，与特务处派来的督察王平一接触甚少。

　　电话打到督察室，接电话的正是王平一。王平一一听是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让他马上去督察室，说有人检举他绑架勒赎，到北平站搜查的便衣是北平侦缉队和宪兵三团的人。刘兆南已被他们救出，白世维、王文以及陈恭澍的妻子都被带走了。

　　作为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情人员，陈恭澍应该立刻明白，这一切均由刘兆南引起；作为北平站负责人，他有责任前去澄清事实，保出被带走的下属，带回刘兆南，为“石案”善后。

　　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误会，消除这个误会非常简单，却不知陈恭澍出于什么想法，竟然如惊弓之鸟，放下电话便直奔火车站，当晚便登上火车，一头扎到归绥，投奔他的家兄陈恭治去了。

　　王平一久等不见陈恭澍前来，只得向特务处本部报告。

　　回归，患得患失

　　如果说陈恭澍在“刺石案”中所表现出的目无组织、处事草率，已令戴笠大失所望，那么在“刘兆南告密事件”中的拖沓怠惰、不负责任、无担当，则令戴笠及所有知情人大跌眼镜！戴笠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直看好并精心栽培的外勤干部，竟会做出如此弱智之举。堂堂北平站站长，在同为兄弟单位的军警面前仓皇出逃，不啻天方夜谭，令特务处贻笑天下，颜面尽失！

　　震怒之余，戴笠下令王平一，即刻动身赶赴归绥，追拿陈恭澍，带到南京归案！同时电令绥远站站长高荣，对王平一予以配合。

　　之所以认为陈恭澍必在归绥，是因戴笠知道陈恭澍的兄长在归绥任军职。归绥地处偏远，是逃亡的理想去处。

　　不过戴笠最终还是失望了，陈恭澍不知从何处听到风声，在王平一赶到归绥，刚刚与高荣碰面后，陈恭澍便望风而逃，去了更偏远的乌兰华。

　　事已至此，戴笠遂决定放弃陈恭澍，命王平一返回北平。

　　与此同时，戴笠与宪兵三团取得联系，将刘兆南、王文、陈恭澍的妻子押解到南京。为优待陈妻，将其关在“甲地”，将王文、刘兆南关进了“丙地”。

　　又调白世维、王云孙到南京受训，调戚南谱赴天津站工作，调杨英进入天津电信局。北平站只剩下直属通讯员范行和在北长街看门的老尹。

　　接着对北平站进行重建，并成立北平区，由复兴社骨干、华南区负责人张炎元出任区长，戴笠的机要秘书毛万里出任区书记，北平站改由北平区直接领导，站长由范行代理。同时派吴赓恕出任天津站站长。

　　在北平区工作进入正轨之后，戴笠也将不愿回归的陈恭澍抛到了脑后。

　　却不料，1935年10月，一封从邮局投递来的平信寄到了鸡鹅巷五十三号，收信人直接是“戴雨农先生”。由于涉嫌泄密，特务处严禁任何人从邮局投递信件，也从未有人敢违反这项规定。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冒大不韪？

　　抽出信笺一看，落款竟是陈恭澍！信中称：

　　“我愿意回来接受处分，唯一的要求，是请派连谋兄到北平接我。如蒙允诺，良顺兄抵平后，在《世界日报》上登一小启即可。”

　　陈恭澍自然知道，戴老板是绝不容许犯了错误的部属接受处分前还要讲什么条件，尤其是指定报纸公开登广告，以及违禁邮寄信件且不留地址等等。他猜想会惹戴笠生气，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写这封信给戴先生，实在斗胆之至……可是我终于作了一次尝试。”

　　之所以斗胆尝试，是他的处境已十分艰难。逃匿一年半，整日无所事事，精神无所寄托，生活断了来源，囊中“弹尽粮绝”，靠亲友接济过日子，与乞讨无异，其落魄窘状可想而知。但是贸然赴南京请罪，又担心遭遇不测，所以要求派连谋到北平接他。

　　连谋是陈恭澍的福建同乡，与陈恭澍同龄，也是生于1907年，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连谋字连顺，又名连良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由陈恭澍推荐加入特务组织，被派往福建，任闽南站站长，不久前被调至武汉警备司令部任职，极受戴笠器重。

　　陈恭澍点名要连谋赴北平，就是想知道戴笠将给他何种处罚，万一被处以极刑，相信连谋会对他网开一面。

　　放眼整个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局，有哪个犯了错的下属敢与戴老板提条件、讲斤斗？唯独陈恭澍！

　　即使穷途末路，也不能铤而走险，却又不舍放弃，只有斗胆一试。

　　其实戴笠就是不怕“叫板”，叫板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凡事都有例外，也算陈恭澍幸运，因为戴笠爱才，尤其对他眼中的青年才俊，更多了一份偏袒和呵护，对沈醉如此，对陈恭澍更是如此。尽管陈恭澍的一系列表现使他在戴笠心中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却并未影响戴笠对他的偏爱。

　　戴笠本人曾打流十年，深知流落社会的艰辛，而逃匿，将更加艰难。他完全能想到陈恭澍眼下的处境，若非山穷水尽，也不敢冒违禁之险从邮局寄信。

　　戴笠几乎没有考虑，就通知连谋回京，作过一番交代之后，连谋只身北上。

　　而陈恭澍在“斗胆一试”之后，又陷入了患得患失的煎熬，生怕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直至过了八九天，在《世界日报》看到连谋发布的小广告之后，仍然在疑神疑鬼。广告称：

　　“仁风兄：弟已抵平，现住花园饭店，盼速来晤，良顺。”

　　周仁风，正是陈恭澍的化名。陈恭澍在兴奋之余，又担心是有人冒名顶替，于是打电话到花园饭店，一听果然是连谋的声音，这才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往花园饭店。

　　关押“乙地”无惊险

　　在得知无性命之虞后，陈恭澍跟随连谋乘坐蓝钢列车来到南京。

　　走进鸡鹅巷五十三号，陈恭澍恍如隔世。当初走马上任北平站站长，戴笠在这里为他摆酒饯行，不过时隔两年余，竟落得如此狼狈而归，让他如何面对一手提携他的戴老板？往日的种种担惊受怕、担忧顾虑，全部一廓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羞赧愧疚，无地自容。

　　低头垂手站在戴笠面前，他在等候一场暴风雨般的痛责。

　　但是没有。戴笠脾气暴躁，大多是对身边勤务兵、副官以及老婆孩子；对一般下属，多是不怒自威，恩威并施；对外勤人员，更是极少动怒。

　　他像往常一样招呼两人坐下，脸上不喜不愠，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其实想听陈恭澍说点什么，起码对“逃跑”这个愚蠢的懦夫行为做出一点解释。

　　陈恭澍却认为，事到如今，一切已不容自己置喙。

　　陈恭澍不说，戴笠也不询问，更无责难，只是平静地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团体，必有它维系存在的团体纪律，这个纪律，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然后吩咐说：

　　“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倒令陈恭澍大惑不解了。这么大一个“连环案”，自己为此逃到大西北，颠沛流离一年半，受尽磨难，这么几句话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地去找刘乙光报到？

　　刘乙光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陈恭澍知道找他报到是一个并不严厉的惩罚。

　　刘乙光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3年，师范毕业后，入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入“洪公祠特训班”，时任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长。

　　特务队是特务处的便衣警卫队，除负责处本部及戴笠本人的安全外，并专设行动人员，执行秘密行动任务，同时监管犯错误的同志，即看守“甲地”和“乙地”。

　　特务处对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特务，惩罚手段是关禁闭，令其“反省”。禁闭地点有三处，分为“甲地”“乙地”“丙地”。

　　“甲地”条件最好，处罚最轻，关押的是犯错误最轻的“同志”及“要犯”家属，实行家庭式管理，除了不允许外出，其他均可自由，生活上亦能得到特殊优待。陈恭澍从北平站逃跑后，他的妻子被押到南京就关在“甲地”。

　　至于“甲地”地址，诸多军统资料及军统特工回忆录均少有言及，也有特务称“甲地无固定场所”。陈恭澍关到“乙地”后，常由看守给其妻传递纸条，由此看来，甲乙两地相隔不远。

　　“乙地”设在南京羊皮巷一所平房院落中，关押案情较轻、刑期一般不超过一年的违纪人员。这里的处罚较“甲地”严厉许多，禁忌较多，被关押者以代号相称，不得互通姓名。戴笠给陈恭澍指定的关押地点就是“乙地”。

　　甲乙两地都设在特务处单位内部，唯丙地例外。

　　“丙地”设在南京老虎桥三十二号老虎桥监狱内。老虎桥监狱为“江苏第一监狱”，特务处在监狱内专辟牢房，特派看守，羁押特务处重刑犯。这里的惩罚最严厉，是名副其实的蹲大牢。王天木、王文、刘兆南都先后关押到这里。

　　也就是说，陈恭澍所受的惩罚不轻不重，关押时间不会超过一年。

　　说起来也是陈恭澍头大无脑，对他的戴老板几乎就是不了解，尤其他的“小心眼”，用在戴老板身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戴笠对他的偏爱暂且不说，戴笠的护犊子，在特务处无人不知。莫说只是个误会，是刘兆南倒打一耙、栽赃诬陷，就是陈恭澍真犯了什么大事，也还轮不到北平侦缉队和宪兵三团乱插手。戴笠能在蒋介石盛怒中救王天木一命，陈恭澍这点事，谁敢把他怎么样！

　　直到这时陈恭澍才明白，这一年半的逃亡生涯，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完全是他自找苦吃，自作自受。不仅如此，还让下属以及他的老婆都受到了牵连。

　　从戴笠的办公室出来，陈恭澍的肠子都悔青了。

　　这时刘乙光已等在门外。老同学在这种场合相逢，令陈恭澍十分尴尬。

　　岂知，更尴尬的还在后边。

　　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时发展的一名情报员侯子川，因身份暴露，被推荐到特务处本部工作。当陈恭澍被带到“乙地”羊皮巷的时候，站在门口迎接他的，正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乙地”看守长，刘乙光的下属。

　　而侯子川手下的一名看守，正是陈恭澍保荐到南京接受培训的陈国瑞，培训结束后，陈国瑞被分配到“乙地”做了看守。

　　尴尬归尴尬，有这么多熟人在，陈恭澍的禁闭生活处处得到关照，不仅能时不时地被带到办公室撮一顿，还能偷偷给关在“甲地”的妻子递纸条。

　　实际上，陈恭澍只被关了五个月零七天，便于1936年夏初被释放，同时被派往天津，出任天津站站长。他的妻子本是受牵连被关押的，也被放出跟他一起去了天津。

　　复职之初，陈恭澍首先想到要回他的两员爱将——白世维与王文。白世维在南京受训后已返回北平站，陈恭澍与北平站协商，将白世维调到了天津站。王文仍在“丙地”蹲大牢，陈恭澍请示要人，戴老板立即下令释放。

　　至于王文的同乡——“三益成”杂粮店大管事刘兆南，只有把牢底坐穿了。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