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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报，福建要“出事”

　　特务处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一项最基本的重要任务，即分化瓦解各反蒋派武装实力，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单枪匹马深入战争前线跑情报之时，便已开始了战场策反工作。特务处成立后，人员、设备等各方面实力增强，这项工作做起来愈发得心应手。这一时期表现最为突出的，即参与敉平“闽变”与“两广事变”。

　　1933年10月，一封绝密情报传进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正在上海的戴笠闻讯，火速回京。情报是潜伏在十九路军的情报员发来的，内容极其简单，却足以令南京政府为之震惊：

　　十九路军有异动。

　　十九路军原驻防京沪一带，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还击。第五军、教导总队等附近部队驰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在上海各界人力物力等强有力的后勤援助下，抗击日军优势海空猛攻和武器装备优越的四个师团，长达40天之久，始终胜负互见，成为近代以来对日作战绝无仅有的战绩。

　　十九路军由此声名大振，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成为世人瞩目的民族英雄。

　　战事结束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整训，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同时，蒋光鼐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不久蔡廷锴兼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十九路军的早期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素以反蒋而著称，因而戴笠对十九路军早有戒心。特务处成立之初，他便有组织地派员打入十九路军充当中下级军官，在十九路军中安插眼线；并利用中央军校举办军官训练班之机，在十九路军派来受训的年轻军官中物色人选，吸收加入复兴社，有的甚至接受特工培训。这些人返回十九路军后，便成为特务处的秘密情报员。

　　此时特务处的电讯系统已有快速发展，随着无线电制造厂的开办，新制作的2.5瓦袖珍发报机与由普通收音机改装的袖珍发报机，先后配发各地派出机构，南京的总台同时在魏大铭的主持下建立，并随着各地电台的增多而扩大。

　　正是由于无线通讯网的建立，戴笠及时得到了十九路军异动的情报。设于上海的无线电侦收单位，也侦知李济深密派代表，持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署函件，与江西苏区红军联系合作，订立反日反蒋协定。

　　各方面情报皆显示，福建要“出事”！

　　在向蒋介石汇报以上情报后，戴笠即指令设在福建的特务处情报组织——以连谋任组长的厦门直属组和以郑寰雄为组长的浦城直属组，加强与十九路军内线的联络，密切关注十九路军动向。

　　当初连谋被派往福建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及与粤、桂的联络动向，其次为刺探中共情报。连谋的直属组设在鼓浪屿虎巷，已发展张嘉福等人加入“团体”，并将他们保送南京或杭州接受特务培训，如今这些人都派上了用场。

　　与此同时，戴笠令电讯科长魏大铭选派得意门生姜毅英等人，秘密潜入厦门，登陆鼓浪屿。为躲过严密搜查，姜毅英等人将携带的小型通讯器材拆散，藏在内衣或饼干盒里，终于在鼓浪屿成功建立秘密电台。从此，福建政府与十九路军每天的一举一动，源源不断地传入南京。

　　戴笠这才知道，十九路军这个“异动”非同小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此次反蒋行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他们是要另立政党、另建政府，甚至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果不其然，11月20日，李济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福州为首都；撤销孙中山遗像，摘掉青天白日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的新国旗。

　　“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冯玉祥的代表）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当天，戴笠及时得到了有关“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建制、部队番号及其军事部署等情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派郑介民前往福建，坐镇指挥对十九路军的策反工作。

　　郑介民的粤籍身份为联络十九路军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特务处派入十九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通过他的同乡关系得以进入十九路军的。如今由他坐镇福建，通盘指挥，自然比戴笠出面更为直接与便利。

　　此时郑介民尚在北平，戴笠急电将他召回南京。

　　然而，听完戴笠对“闽变”的情况介绍，郑介民沉默良久，迟迟不肯表态。

　　郑介民一向被誉为“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由于注重理论研究，注重仪表，讲求风纪，每日军装笔挺，面带微笑，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却又滔滔不绝，且时不时来几句小幽默，郑介民又素以“博学多才”“老成持重”而著称。

　　但事实上，这位一如北方彪形大汉的海南岛（原属广东）人，持重有余，胆魄不足。与戴笠雷厉风行、不怒自威的军人作风相比，郑介民更多的是谨言慎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与郑介民相处日久，戴笠了解他的个性，并不急于催促。而且戴笠也清楚，郑介民一直不甘心屈居人下，亦认为特务工作层次低，几次找蒋介石要求调动，数次碰壁之后才不得不安下心来。

　　对这样一位重要下属，戴笠也只能做出适当迁就。

　　郑介民终于为难地说：

　　“在十九路军，认识的粤籍军官确实不少，说起来便于工作，实际也是把双刃剑。这几年陆续介绍过去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一去便石沉大海。这些人态度不明，不利于开展工作……”

　　戴笠终于明白，郑介民担心被这些人出卖。

　　如果说长城抗战中郑介民不敢上前线，是担心子弹没长眼，那么去福建，虽说是“敌后”，会有一定危险，但无论如何是躲在隐蔽处，只要注意防范，断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凡事不好勉强，何况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的纰漏都将影响全局，戴笠当机立断：

　　“这样吧，你留守本部主持工作，我去福建。”

　　“这样也好。”

　　“你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可利用关系，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戴笠如是说，是因为派去十九路军的人已被清洗掉不少。事变前夕，陈铭枢无意中发现了两名特务处内线，这两人正是参加过军官训练班的下级军官。陈铭枢举一反三，大为震惊，立即在全军进行大清洗，将参加过训练班的军官清除了一大批，特务处的秘密情报员被清除不少。

　　两人核对情况后发现，郑介民安插在十九路军的人均安然无恙。

　　制订好策反方案，戴笠挑选了几名特工，带上贾金南与两名枪法精湛的警卫，经过一番化装，登上了开往厦门的游船。

　　鼓浪屿神秘来客

　　初冬时节，北方已是寒气袭人，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鼓浪屿，依旧是“暖风熏得游人醉”。在这个神奇的岛屿上，掩映在热带亚热带林木中的洋房别墅，鳞次栉比，风格异彩纷呈，洋溢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悠扬的琴声伴随着浪击礁石的叮咚声，萦绕在大街小巷。

　　如同上海的租界，这里也是一片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化外之地”。

　　11月下旬，一群内地“客商”登上了小岛。他们有的身着长袍，貌似席丰履厚，身家不菲；有的一身洋装，貌似小开；有的身穿蓝布短袄，似是佣人随从。

　　一行人住进一栋当地大茶商建造的花园洋楼。

　　脱去长袍，一身普通藏青色布衣的戴笠，露出庐山真面目，一如在特务处总部或外出任何地方公干，戴笠的着装总是简朴随意、整洁干练。

　　厦门直属组组长连谋早已等候在此，他给戴笠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拿到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对所属部队（主要为十九路军）及对外联络的专用电报密码本！

　　这就意味着，十九路军的任何军事动态、军事行动，全部掌握在了特务处之手，也就是全部掌握在了蒋介石手中。

　　获取密电本，绝不是中下层军官可以做到的事，戴笠询问详情，连谋说：

　　“这次多亏了范汉杰！”

　　“范汉杰？”

　　对这个名字，戴笠早已如雷贯耳，他是唯一一个早于胡宗南升任师长的黄埔军校生。

　　范汉杰生于1895年，广东大埔人，早年出身粤军，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仍回粤军任职，1927年一度调任浙江警备师师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十九路军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福建事变”后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

　　尽管范汉杰与胡宗南一样，同为“天子门生”，并早于胡宗南升任师长，但范汉杰所在部队，不仅非嫡系，而且为反蒋派所掌握。

　　作为范汉杰本人，身为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在李济深、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他将选择谁呢？作为粤籍将领来说，答案显而易见。然而连谋说：

　　“范汉杰赞同十九路军的抗日主张，但不满上峰背叛中央，另立政府，另组新党，联共反蒋，认为这是置十九路军于死地。”

　　“抗日主张？”戴笠冷笑一声，“内乱方殷，何谈抗日？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掩盖他们推翻政府争夺天下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戴笠早已渗入骨髓，执行得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这也成为他衡量反蒋与否的标尺。

　　“是黎庶望联络的范汉杰？”戴笠又问一句。

　　“是的。”

　　“黎庶望这次功劳不小，耀全兄（郑介民字耀全）眼力不错。”

　　黎庶望正是郑介民安插到十九路军总部的秘密情报员，在范汉杰身边任上校参谋。他与范汉杰都是郑介民的粤籍同乡，这也是策反工作顺利的因素之一。

　　“人民政府”成立后，主要军事力量就是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于1930年8月由蔡廷锴的第60师与蒋光鼐的第61师组成，如今有四个基本师，分别是第60师、第61师、第78师、第49师。

　　此外，十九路军还收编了福建地方杂牌军和地方民团，这部分兵力有四万多人。人数虽不少，却各自为政，并不真正听命于十九路军。戴笠知道，这些人有奶便是娘，只要给他们委任状，拨给军饷，他们会立刻调转枪口。

　　策反这四万人的任务，便交给了福建直属组的连谋、张超、何震等人。他们都是闽籍，由他们策反这些闽地杂牌军与民团，自是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做好一系列部署，戴笠启程赶赴漳州，登门造访漳、厦警备司令黄强。

　　黄强出生于1887年，广东南海人，曾任十九路军参谋长。

　　会见黄强，目的不仅在于策反黄强，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黄强策反十九路军的几位重要将领。

　　事实上，戴笠与黄强并不认识，不过他手握一张王牌，这张王牌足以作为“敲门砖”，打开漳、厦警备司令部这扇大门。

　　这就是与他同来的特工周昭琼。周昭琼是黄强的妻侄，黄强是他的亲姑丈。

　　戴笠携周昭琼、贾金南及警卫人员，来到漳州警备司令部，通报后果然顺利放行。戴笠将贾金南与警卫留在门外，与周昭琼进入警备司令部。

　　策反十九路军

　　虽然是突然造访，黄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周昭琼在南京从事秘密工作，尽管与戴笠素不相识，对戴笠的身份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在周昭琼引见后，戴笠自报名讳：

　　“在下戴雨农，久仰黄司令大名，今日不揣冒昧，贸然登门，还请黄司令海涵。”

　　“哪里哪里，戴先生不必客气。”黄强也是爽快人，开门见山地说，“戴先生此番前来，想必是为了福建另立政府一事吧？”

　　“不错。”戴笠坦诚地点点头，巧妙地问，“以黄司令看，中央军打过来，十九路军的胜算有多大？”

　　“这个答案，戴先生心中自然有数。”

　　其实这正是黄强所担心的。他何曾不记得，1929年各反蒋势力轮番与中央军开战，还不是先后败下阵来；1930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强强联手，实力何等强大，声势何其壮观，结果怎样？“四九小朝廷”诞生之日，就是阎、冯灭亡的开始。如今一个区区十九路军的兵力，就敢另立政府与南京抗衡，结果不言而喻。

　　尤其在十九路军内部，许多高级将领不同意摘掉孙中山遗像，不同意更换青天白日国旗，不同意组建“生产党”，甚至连蒋光鼐、蔡廷锴对此也持有异议。

　　戴笠抓住要害直言相劝，句句都砸在黄强的软肋上，又有周昭琼在一旁敲边鼓，把原本疑虑重重的黄强说得心慌意乱。经过一番策动，黄强答应对中央军绝不抵抗，并在适当时候相机举旗归顺“中央”，但不能公开背叛陈铭枢。

　　第一个目的达到，戴笠进一步要求，会见第61师参谋长赵锦雯，这让黄强十分为难。因为不知赵锦雯持何态度，贸然让他与南京方面的人相见，黄强担心闯出大祸。

　　戴笠见状，十分肯定地说：

　　“黄司令尽管放心，我若没有十足把握，怎敢让您涉险？再说，万一发生问题，我自会承担一切后果。”

　　黄强定定地看着戴笠，那张面相肖马的脸不彰自刚，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与凛然之气，双眉微皱，却遮挡不住和煦目光中透出的那股犀利与稳健的光泽。这张脸透露出的信息让他觉得，这个人有担当。

　　黄强接受了戴笠的要求。

　　第二天，赵锦雯从泉州驻地如约来到漳州。他只知有朋友要见他，并不知是哪位朋友。当黄强向他介绍戴笠的时候，一听说“戴先生”三字，他恍然大悟，立刻上前握住戴笠的双手，一迭连声地说：

　　“不知戴先生大驾光临，失敬失敬。去年到南京时就想随卫华兄拜访您，因来去仓促未能成行，不想今日有缘识荆。”

　　赵锦雯所说的“卫华兄”，即特务处执行科科长邱开基。赵锦雯与邱开基同为云南老乡，两人既有乡党之谊，又有手足之情。发生在邱开基身上的一件事，使他对戴笠充满敬佩。

　　那是特务处成立不久，有次邱开基出差回到南京，收到来自云南景东老家的一封信，信中内容让他既震惊又万分悲痛：他母亲已于两个月前去世！两个月了，为什么他刚刚知道？只见信中又写道：

　　“多亏你寄回的2000块钱，解了家中燃眉之急，母亲的后事办得很体面……”

　　邱开基更是如坠五里云雾。两年前他不过二十七八岁，2000块钱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就是倾家荡产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那么这笔钱是谁冒名邮寄的呢？

　　他带着信来到戴笠的办公室，寻求答案。戴笠扫了一眼信笺，并没有细读，而是说：

　　“你当时外出，任务艰巨，不得脱身。云南山高水远，交通不畅，来回起码两三个月，我怎能给你准假？既然不能回家，告诉你实情只能影响你的工作情绪，于事无补。我知道你家中并不富裕，此时正是用钱之际，就以你的名义汇去两千块钱，并替你发了电报，这样处理，你不会有意见吧？”

　　邱开基听后感激涕零，哪还会有什么意见呢？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的好友赵锦雯知道这件事后，认为戴笠一个铁血男儿，竟有如此侠骨柔肠，顿生识荆之意。

　　而戴笠此番前来，不仅带来了邱开基写给赵锦雯的亲笔信，更掌握一个重要信息——赵锦雯是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的人。由于他与第61师师长毛维寿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窗，何应钦特地将他安插在毛维寿身边，以便随时掌握十九路军及第61师的动态。

　　由于这个信息，戴笠敢肯定，赵锦雯必定会站在他的一边，因为他是代表南京政府而来，代表蒋委员长而来，而何应钦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嫡系将领。

　　果然不出所料，赵锦雯很痛快地答应了策反毛维寿，并在返回驻地几天后便大功告成，紧接着由毛维寿出面，相继说服第60师师长沈光汉、第78师师长区寿年、第49师师长张炎等人。

　　1934年元月初，蒋介石调集部队，兵分三路攻入福建。他本人亦乘机飞往浦城，指挥各部队沿闽江急进。

　　在强大军事攻势下，中央军很快占领延平、水口、厦门、古田，于16日攻占福州。

　　与此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撤往闽南，准备据守泉州，再作反攻。而陈铭枢、蒋光鼐等政府主要领导人已秘密潜往香港，只留下蔡廷锴独撑危局。

　　蔡廷锴虽知败局已定，但十九路军并无大的损伤，“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拼个鱼死网破。但他很快发现，属下四位师长已不听从调遣，无奈之下，只好黯然出走，乘夜色悄然离泉州而去。

　　1月21日，十九路军主要将领毛维寿、沈光汉、区寿年、张炎联名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

　　至此，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告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戴笠与他的属下特工折冲樽俎，为南京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

　　副总领事丢了

　　也是在这一年，戴笠的特务处还成功破获“藏本事件”，为南京国民政府又立一功。

　　1934年6月7日，日本公使有吉明从上海乘火车赴南京，拜会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并于6月8日晚返回上海。

　　然而就在有吉明刚刚离京赴沪之后，即6月9日上午九时许，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气势汹汹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直闯部长办公室，指着汪精卫的鼻子一通咆哮：

　　“在你们国家堂堂的首都，竟会发生驻南京副总领事失踪这样的丑闻！你们必须尽快找到藏本英明，给我们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否则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这一通劈头盖脸的指责，让一头雾水的汪精卫终于弄清一个事实：

　　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了！

　　这个事件非同小可，日本凭借强势国力与军事实力，处处寻衅滋事，企图加速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倘若在中国首都丢失一个日本副总领事，恐怕弹指之间，日寇的铁蹄就会踏遍南京的土地。

　　汪精卫震惊之余，甚至忘了计较这个肆意践踏外交礼仪的“小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

　　与此同时，日本公使馆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照会，限国民政府48小时内寻获藏本。

　　也是在这一天，日军舰队迅速集中到下关江面，包括从沪、汉调来的“出云”“律岛”“苇号”“对马”等军舰，所有军舰均卸去炮衣，炮口对准南京城，摆出一副随时炮轰南京的架势。

　　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1931年的“中村事件”。中村中尉莫名其妙地失踪，成为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今日又一个日本人“失踪”，而这个失踪者由“中尉”上升为“副总领事”，日本人的阴谋不言自明！

　　一时间，国民政府人心惶惶；藏本失踪事件成为各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为避免事态扩大，使日本人无所借口，首都军警宪奉命紧急出动，首都警察厅、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通力合作，分别奔赴南京市的大街小巷乃至各个角落，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拉网式大搜索。

　　然而，要在偌大的南京地区寻找一个与中国人相貌无异、讲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日本人，无异于大海捞针。24小时后，搜查毫无结果。

　　照常规，发生在南京地面的“治安”事件，属于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的管辖范畴，处在暗处的特务处不宜插手。只是这个事件非同一般，戴笠在事发当天上午便派出得力特工秘密察访，同时指示出任公开职务的下属——首都警察厅调查科长赵世瑞，与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的卧底联系，尽快查清事情真相。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当蒋介石的指令由南昌行营传到特务处时，戴笠已通过日本领事馆的卧底和在藏本家中做勤杂的线人传递的情报，了解了藏本的基本情况，包括相貌特征、个性为人，以及失踪前的行踪等。

　　藏本英明，时年42岁，日本奈良县丝代郡小田村人，携夫人丽子及一子二女住在南京鼓楼阴阳营六十二号，从事中日外交工作，在中国居住时间长达20年。

　　有吉明在6月7日到南京后，入住日本领事馆，6月8日赴国民政府外交部拜会汪精卫。当晚外交部因新厦落成举行外宾招待晚宴，有吉明参加宴会后回到日本领事馆，向总领事须磨、副总领事藏本做过一番部署后，离开领事馆前往下关赴沪。

　　藏本在随后离开了领事馆，返回鼓楼阴阳营六十二号家中。但他并不是回家休息的，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坐立不安。

　　这是一个天低云暗的夜晚，阴晦潮湿的空气闷得人喘不过气来。藏本原本性格忧郁甚至不乏懦弱，在这个时候愈发显得犹豫纠结。彷徨徘徊了好一阵子，最后，他向夫人丽子告别。丽子一向不过问丈夫公务，无奈丈夫这个晚上的反常举动让她充满担忧，在藏本就要迈出家门的时候，她忍不住问：

　　“这么晚了，能不出去吗？”

　　“必须要去。”藏本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这个词显然深深触动了藏本，他停住脚步，回头望着昏暗灯光下的丽子。只是定定地望着，仿佛要把这一刻的影像刻印在脑子里。然后他避开这个问题，淡淡地说：

　　“睡吧，不要再等我。”

　　藏本终于迈出家门，丽子虽然担心，却也以为丈夫是外出公干。

　　了解了这些细节，戴笠暗自庆幸，好在藏本没有被直接藏匿或者杀害，如若那样，一切都将无可挽回。既如此，事情就有可能寻得转机。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藏本不会走远。如果他是准备自杀，那么也没必要走远，而且也不可能选择在城内……

　　戴笠的目光投向城外四郊及近郊至镇江、芜湖以及苏州方向的交通要道，他一面调遣特工对这些地区进行搜索；一面指派在首都警察厅侦缉队任队长的特工方超，立即带人对紫金山一带山区进行重点搜查。

　　紫金山位于南京市中山门外，山势蜿蜒起伏，似巨龙盘卧在南京之东，古人用“虎踞龙盘”形容南京地势之险峻。“虎踞”指石城，“龙盘”即指巍巍紫金山。紫金山方圆20多公里，林木繁茂，苍翠葱茏，在这里藏匿个把人，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方超带着数名侦缉队员，在紫金山搜查数日，一无所获。

　　此间，日本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大造舆论，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篇累牍指责中国政府无诚意，称中国宪兵对日本官兵极尽压迫与侮辱，甚至映射藏本为中国宪兵所杀害。

　　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一次次令须磨向国民政府及外交部施加压力、发表通告。

　　13日，《每日新闻》更是捏造事实，公然刊登所谓藏本失踪“真相”，称：

　　“在藏本事件之背后，有当首都警备之冲、负保护外人责任之宪兵司令部内的多数宪兵，实堪惊异。……由领事馆至藏本宅，其间有40丈之谱，一边为荒野，一边为桑园。犯行之地大概在此。据当局之推定，藏本通过此地时，由背后现出一穿中山装之巨汉，该巨汉最近一星期曾跟随藏本之后，或将藏本绑去，或予以不意之打击，而使之倒地，并巧妙地将一切形迹湮灭。该处常有宪兵站立。关于此事，宪兵绝无不知之理……”

　　这篇颠倒黑白的文章送到戴笠办公室之后，戴笠登时怒发冲冠，立刻吩咐联络方超，抓紧在紫金山山区的搜查。

　　藏本的“无奈”

　　就在联络方超的电话刚要打出之时，方超的电话打了进来：

　　“戴先生，找到了！”

　　这句话让戴笠满脸的怒气一扫而光，急问：

　　“在哪里？”

　　“就在紫金山明孝陵附近。”

　　戴笠来不及详细问，赶紧叮嘱方超严守秘密，带到警察厅后不要久留，应尽快送往外交部，以免日本人听到风声，混淆视听节外生枝。

　　事后，戴笠根据藏本在警察厅所讲出走过程和赵世瑞等人所调查的藏本寻食的情况，详细了解了藏本自离家出走到被寻获的全过程。

　　原来，藏本离家后，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紫金山。但车到中山门时，由于天色已晚，车夫说什么也不肯出城了。藏本只好下车，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沿着陵园大道，向中山陵方向走去，最后上了紫金山。

　　这一夜，藏本就睡在了山上。天快亮的时候，他在饥渴中醒来，想到在山上无法解决饥渴问题，就朝着一条崎岖山路走去，准备下山寻找水源。走着走着，迎面看到一块平滑的岩壁，岩壁上刻着几行字。这时天已大亮，岩壁上的字迹已十分清晰，只见上面写着：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

　　藏本是居住中国20年的中国通，他知道陆游当年曾游定林寺，并在旁边岩壁上题刻，而下定林寺原址就在紫霞洞附近，看到这行字，就等于找到了紫霞洞！

　　藏本如释重负，因为紫霞洞内常年瀑布泉水不断，饮水问题可以解决了。然而当他走进紫霞洞之后，竟听不到一点他渴望的天籁之音——流水声或者滴水声。也就是说，泉水断流了！

　　他绝望地走出紫霞洞，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山间寻找食物，最终只好采摘野果充饥，夜里就在山上露宿。从8日晚间上山到10日下午，终于忍不住饥渴折磨，第一次下山吃茶，这一次未被发现，安然返回山上；11日又下山到一家小面馆吃面，因身上没钱，将衣服上一只金纽扣解下付账，面馆老板说这样贵重的东西，不能收，先生既忘带钱，下次来时再给就是了。藏本说不会有下次了，坚持用扣子付了账；13日早上再次下山，到总理陵园管理处讨水，这一次暴露了行踪。

　　方超曾派人到管理处查询，特地留下了联系方式。管理处人员见藏本可疑，立即打电话报告。当方超等人赶到时，藏本已离开总理陵园管理处返回山上。在管理处一位工人的带领下，方超等人很快在明孝陵后山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背靠大树假寐的藏本英明。

　　根据这些情况，戴笠分析，假若藏本真想自杀，完全可以自行了断，到了山上无论上吊、跳崖乃至饥渴而死都很方便；既然三番五次下山寻水觅食以求苟活，就说明他并不想死。既如此，如若不是受人胁迫，肯定早就下山回家了。

　　再者，倘若不是事先安排，藏本夜间外出，除了其家人之外，其他人不可能会知道。须磨只能在第二天上午发现藏本没有上班，而了解原因需要时间。偏偏须磨在上班后第一时间就出现在外交部；其次，日方同时调兵遣将，摆出一副随时炮轰南京城的架势。若不是心中有底自以为稳操胜券，日方怎敢如此兴师动众，大造声势？

　　戴笠断定，这是日方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以借机挑起事端，嫁祸中方，乘机扩大对华侵略。

　　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卧底”称，藏本“体弱多病，性格怪异，意志消沉”，或许这正是日方选中他做牺牲品的原因。

　　藏本被带到警察厅稍作休憩并进食之后，虽讲了自己进山之后的情况，却始终不肯说出为何出走或试图自杀，仅表示：

　　“我此行意义，我不愿谈，回领馆后亦不愿发表。我不愿回南京，因贵厅人员言辞诚挚，我为所感动，故随之归来。我当时自思我一身存亡于帝国及贵国均无关系，我今重回，贵国无负于我，我亦无负于贵国。问我何为出此，我甚不愿说也（言时泪下）。”

　　外交部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率先召集中外记者，发布寻获藏本的消息，并公布寻找经过。做完这一切，才通知日本领事馆，前来出据领人。

　　日本的《每日新闻》刚刚公布了捏造的“真相”，藏本便被中国政府寻获，这当头一棒不仅使日本对中国的一切指诬不攻自破，而且令日本人颜面尽失。大概日本外相广田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都没有想到，选一个懦弱无能之人做牺牲品，真是大错特错了。

　　藏本由须磨领回领事馆后，由领事馆派人送回家中。藏本见到丽子，如同生离死别后意外相逢，两人抱头痛哭。

　　五天后，有情报显示，藏本英明于该天上午九时许，出现在黄浦江码头上。他看上去神情落寞，面容愈发憔悴，由几个神秘便衣“搀扶”着，登上“上海丸”轮。在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年轻的日本女子和一男二女三个孩子……

　　藏本被押送回国，等待他的是什么结局，不得而知。

　　而有吉明等人精心策划的这又一“中村事件”，也随着藏本的被寻获而彻底失败。

　　唐纵捅了马蜂窝

　　在破获藏本事件中，戴笠将特务处那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运用得得心应手。

　　毫无疑问，安插在首都警察厅的侦缉队长方超与调查科长赵世瑞，在破获藏本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笠对这两人也愈发重视。

　　然而令戴笠出乎意料的是，藏本事件不久，赵世瑞却给特务处捅了一个大娄子。

　　1934年秋，戴笠赴河南公干，事没办完，特务处的紧急电报便追到了河南，竟然是赵世瑞与唐纵被扣押！

　　有谁敢扣押特务处的人呢？

　　赵世瑞的公开身份是首都警察厅调查科长，若说他在外面闯了祸被扣押，倒也情有可原；唐纵是在特务处本部主持内务工作的，虽说郑介民是特务处二把手，但由于郑介民经常外出，特务处本部的工作很难插得上手，每逢戴笠外出，特务处的主持工作便落到了书记长唐纵头上。

　　唐纵一向谦逊谨慎，处事稳重，又足智多谋，素有“智多星”之称，他主持特务处内务，从未出过大的差池，且在明知他身份的情况下，有谁敢与戴老板过不去？

　　何况，戴老板护犊子是出了名的，手下人违犯纪律，关起门来怎么整治都可以，就是不能容忍外人“代劳”，所以一见电报，立刻急如星火，匆匆赶回南京，这时赵世瑞与唐纵已被关押了三天。

　　戴笠一进特务处，负责情报工作的徐亮就跟过来汇报情况。

　　事情由赵世瑞引起。

　　赵世瑞，字涤尘，出生于1905年，浙江诸暨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参加过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副官、少校参谋，1932年参加“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与陈恭澍、赵理君为同期学员。

　　与陈恭澍、赵理君不同的是，陈、赵特训班结束后分别被派往外勤单位——北平站与上海区，从事秘密工作；赵世瑞则被派到了公开单位——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并很快由普通调查员升任股长、组长、科长。在陈恭澍、赵理君相继“立功”后，赵世瑞感到自己同受戴笠器重，却一直未能有所建树，心里暗暗着急。

　　正急于立功之时，有天得到下属密报：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座宅院中，有十多名反蒋分子正在举行秘密集会。照常规，赵世瑞应进一步查实这些人的身份，弄清这些人属于哪个反蒋派系。如需抓捕，应报警察厅由侦缉队实施抓捕。

　　但赵世瑞立功心切，在没弄清这些人背景的情况下，直接将电话打进特务处，要求唐纵派行动人员予以配合。

　　唐纵从未处理过这类事情，听说反蒋分子秘密集会，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抓捕，立刻派出行动科人员，跟随赵世瑞赶往集会地点，将与会人员悉数抓获。

　　本以为立了大功，不料当天晚上，忽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电话，严词命令特务处彻查此事，立即释放被抓捕人员，拘押肇事者。

　　唐纵听着电话那头的严厉口气，拿着话筒的手不禁瑟瑟发抖。

　　唐纵虽毕业于军校，但身上更多的是文人气质，一副白金框架近视镜架在白皙的面庞上，看上去更像一介书生。

　　其实唐纵早年毕业于长沙群治法政学校，军校毕业后也曾任《文化日报》《建业日报》编辑，其行事作风也与文人更为贴切，似乎永远面带微笑，说话慢条斯理，态度冷静谨慎。正因为此，处理情报文牍、主持特务处本部内务，处处井井有条。

　　然而处理突发事件，明显缺少历练，缺少担当能力。适才这个电话，将他着实吓了一跳，原来行动科抓捕的反蒋分子，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成员。

　　蒋、汪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便组织“在野”反对派，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也是与蒋介石集团明争暗斗最为激烈的一个派系。

　　汪精卫为此跑到蒋介石官邸大吵大闹，将屎盆子直接扣到蒋介石头上，指责蒋介石下令抓走了他的人，令蒋介石百口莫辩。

　　蒋介石正在江西苏区“剿共”，难得回京一次与宋美龄小聚，夫妻二人正在“中西合璧”的餐桌上共进午餐，被汪精卫如此一闹，蒋介石心头怒火难捺。只是面对汪精卫，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将惯用的“娘希匹”三个字骂出口。

　　时值江西“剿共”形势好转，倘若在这个时候后院失火，势必顾此失彼，得不偿失。任汪精卫私底下怎么活动，只要他不公开跳出来反蒋，蒋介石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因此，对特务处那个不识时务、捅了马蜂窝的肇事者，必然要严惩不贷。

　　唐纵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如此心惊胆战，赶紧喊来徐亮，让他给赵世瑞打电话，立刻放人，并火速赶来特务处。两人一起由徐亮关押起来，然后回报蒋介石侍从室。

　　听完徐亮的汇报，戴笠没有马上去为这两人求情，让他们多关押几天也是好事，一来可以缓解蒋介石的怒气，二来也好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下，弄清特务处的职权范围。

　　唐纵只知戴笠平时指派行动人员用秘密逮捕的办法对付反蒋势力，不知行动科或外勤行动人员每次抓人，乃至杀人，都是奉蒋介石之命，且大多是在警宪管辖地域之外，即租界。像刺杀张敬尧、杨杏佛，乃至其后在天津国民饭店行刺吉鸿昌，无一不是如此。

　　发生在首都地面上的反蒋集会，特务处侦察属实，只能将情报上报，没有命令不得采取行动。特务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搜集情报，这是特务处每一名成员都十分清楚的，唐纵与赵世瑞怎会头脑发热？

　　在军警宪戒备森严的首都，除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其他任何反蒋势力都不敢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公开活动，这是首都警察厅与宪兵司令部以及警备司令部人所共知的，连军警宪对他们都无可奈何，特务处岂能去捅这个马蜂窝！

　　无论如何，唐纵、赵世瑞的出发点是好的，蒋介石何曾不明白这一点。但是，不给他们一点处罚，汪精卫那边难以摆平。戴笠将他们保释后，不得不按蒋介石的旨意给予两人撤职处分。

　　不久，复兴社干事会书记酆悌出任德国大使馆武官，唐纵被重新起用，任副武官，跟随酆悌一起赴德去了；赵世瑞也被重新派任他职。

　　经此一事，戴笠深感特务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连唐纵、赵世瑞这样独当一面的佼佼者尚且不知特务处职权范围，何况普通人员与外勤特工！

　　翁光辉“挖墙脚”

　　其实，早在特务处草创之初，违犯纪律的事便时有发生，只是当时工作千头万绪，戴笠尚无暇顾及。

　　第一件令戴笠恼火的“违纪”事件，发生在上海第一任区长翁光辉身上。

　　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出生于190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与赵世瑞、陈恭澍、赵理君等人，同为“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同窗。

　　鉴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务处成立伊始，戴笠就首先在上海建立外勤机构，并一经成立便比天津站、北平站高一个档次——上海区，任命翁光辉为区长。

　　由此可见，翁光辉受戴笠之器重，并不亚于王天木与陈恭澍。

　　而翁光辉上任没几天，便干出一件“违纪”大举措，其性质与唐纵、赵世瑞的“违纪”大相径庭，谁都不会想到，他干的竟然是一件“挖墙脚”的勾当，想越过他的戴老板，直接邀功于蒋介石，企图一步登天。

　　事发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获一处中共地下党机关，搜查出红军在江西的部署、装备等情况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情报人员、华人探目范广珍，意识到这份材料十分重要，便将材料交给了区长翁光辉，由翁光辉上交特务处。

　　翁光辉同样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一时异想天开，认为将这份重要军事情报直接呈递蒋介石，将是立功的大好机会。

　　不知他是否想过，作为被戴笠委任的上海区长，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量如何能超得过他的戴老板？无论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归根到底只是一份情报，且既非他本人所获取，又是违规递送，怎见得能博取蒋介石欢心？

　　但无论如何，翁光辉主意已定，并想好了怎样去庐山。北伐时期他曾在海军一艘军舰上当舰长，军舰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交通工具。经打听，正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他很快疏通了关系，乘此军舰，溯流而上，直驶九江，准备从九江登陆，再上庐山。

　　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政治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然而翁光辉并没有如愿登上庐山，他乘坐的军舰刚离开上海，戴笠便得到了消息。

　　这件事令戴笠大为震惊，放眼特务处上上下下，连蒋介石信赖的特务处负责人郑介民、邱开基等人，元老一级的王天木、周伟龙、唐纵等人，都无人敢挑战戴笠在特务处的绝对权威，更无一人敢与戴老板争高下，倒是戴笠本人精心挑选培养的“晚辈”，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大包天。此风一开，特务处岂不天下大乱！

　　戴笠乘飞机从南京直飞九江，当翁光辉驾驶的军舰入港时，戴笠携带的特务队已经恭候在码头上。

　　翁光辉还在美滋滋做着春秋大梦，不料一出船舱，等候他的竟是特务队乌黑的枪口。翁光辉登时傻了眼，乖乖交出范广珍给他的材料，束手就擒。

　　回到南京后，翁光辉被撤职，同时被监禁。上海区长一职由余乐醒接任。

　　事实上翁光辉并没有被关押多久，毕竟是戴笠最器重的爱将之一，又值此用人之际，戴笠怎会与部下一般见识？且翁光辉也是聪明人，受此惩戒，必然会接受教训。不久戴笠就将他放出，并升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抗战爆发后又先后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大队长、副处长，第十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等职。

　　但翁光辉违纪事件并未引起戴笠的高度重视，惩戒之后也就抛到了脑后。一年多后箱尸案案发，戴笠这才真正感到痛心疾首，因为王天木所犯的事，远远超出了他的制裁权限。随后，又相继发生了唐纵、赵世瑞“违纪”事件，以及陈恭澍“畏罪潜逃”事件。

　　应该说，翁光辉、王天木、唐纵、赵世瑞、陈恭澍这几人，都是特务处内外勤工作中一等一的“大腕”，连这些“大腕”都会闯下如此大祸，其他人员的法律法规观念与纪律性就可想而知了。

　　为惩戒严重违纪，或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同志”，戴笠也曾采取过措施，那就是关禁闭。按照各自的错误程度，分别关在甲、乙、丙三地，让他们在禁闭中反省。

　　但这种惩戒毕竟是亡羊补牢，治标不治本。为改变现状，戴笠于1934年年初便开始酝酿建立督察制度，对外勤人员予以监督制约与引导。

　　当然，这种督察制度不是每个区长、站长都欢迎的，譬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对这一制度便相当抵触。

　　对戴笠来说，发愁的是能担此重任的人才。“督察”一职的政策水平、法律观念要远在各区长、站长之上，才可发挥督导作用。一员员“大腕”的相继倒下，已令戴笠深感人手不敷使用，又何来可担督导重任的人才呢？

　　都说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在1934年秋季，戴笠偏偏遇到这样一桩好事，一块足够大的“馅饼”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结结实实“砸”在了他的头上，让他的用人困境迎刃而解……

　　邓文仪“马失前蹄”

　　1934年夏秋之时，特务处有内外勤人员670人。那块“馅饼”之大，近乎特务处内外勤人员的两倍。

　　这就是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成立于1933年春夏之际，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兼任科长。此前邓文仪曾兼任“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科长，由于第三科在鄂豫皖“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昌行营改组之后，邓文仪建议并被批准在南昌行营秘书处成立调查科，将武汉三省总部第三科的工作发展扩大。

　　蒋介石对南昌行营调查科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犹如戴笠的特务处，说起来只是一个“处”，其触角却是四通八达；邓文仪的“科”不仅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小小一个“科”的实力与能量，完全不是戴笠的“处”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主要由邓文仪的个人条件与所处位置决定的。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905年，比戴笠年轻八岁。

　　论学历，邓文仪早年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蒋经国的同窗；后又毕业于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并被授予香港世界大学文学名誉博士。

　　论经历，邓文仪早年参加过东征，担任过军校第三期中尉区队长、师政治部主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少将代理主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作为复兴社发起人之一，任复兴社干事会干事、书记兼组织处长等。

　　相比之下，戴笠只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未毕业的资历，在邓文仪参加东征的时候，他还在竹山田园中寻寻觅觅，苦等着“遇雷雨”的机会。而他这个特务处长，也是由编外情报员做起，出生入死跑单帮闯出来的，说起来就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出身。

　　尤其，邓文仪的“科”是公开单位，虽也是特工性质，却是名正言顺，招兵买马及开展工作等均占绝对优势；戴笠的“处”是秘密单位，人们历来对属于秘密行业的特务存有偏见，认为情报工作乃至抓人、杀人等秘密行动，均属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勾当，不屑与之为伍，因此戴笠罗致高级人才就有了相当的难度。

　　由于这种种差异，尽管邓文仪在南昌行营的“科”比戴笠在南京的“处”成立时间晚了整整一年，但一经成立便势头强劲，其人员构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在特务处之上。

　　调查科除了科本身的庞大机构，在“剿匪”区域内各省政府的保安处，均设有调查科与调查股，作为直接下属机构，俨然一张组织严密的特工情报网；同时在华中地区及东南各省设有外勤机构与特派员。其主要任务，除汇总本系统情报外，同时将徐恩曾主持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情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特务处）的情报汇总在一起，研究推断，加以整理，供统帅及幕僚长参考。或可说，该调查科也是蒋介石的三级幕僚机构。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邓文仪风头正劲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骤然降临。

　　1934年6月的一天中午，南昌机场突发大火，一架正在修理的飞机被大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附近数十间营房。

　　邓文仪奉命调查此案，调查结果为“自然起火”，调查报告显示起火原因有三：

　　一、失火前一天，该飞机曾用若干汽油洗刷全机；

　　二、失火时间为正午，酷暑盛夏，中午空气温度过高；

　　三、隔墙有一帮人在修理房子，为焊接铁管，用木炭发火，并用一个大风箱鼓风助燃，火星随风飘到隔壁飞机上，引发大火。

　　然而，调查报告递交之后，邓文仪被撤销本兼各职。

　　当时各报纸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众口一词，称此案系人为纵火，目的为焚毁机场附近老营房中财务室报销单据，掩盖航空署高级官员在购买飞机中的贪赃行为。

　　邓文仪认为，这是“毫无凭证”的猜测，是居心叵测之人煽风点火所致。而最终“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他因此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被指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即使被撤职，邓文仪始终坚称调查报告情况属实，并称军委会长官调查核实此案，对他多有嘉勉。

　　就邓文仪人格而言，收受贿赂纯系子虚乌有。退一步讲，即使他有心袒护航空署高官，也无胆量接受其贿赂。

　　最可靠的说法是，因此案牵涉到航空署两位重要人物：宋美龄与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邓文仪担心引火烧身，遂隐瞒真相。蒋介石随后派另一位心腹干将——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调查此案，杨永泰据实呈报。蒋介石最忌下属不忠，邓文仪恰犯此忌，只得请辞，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无论何种说法，邓文仪被撤职是不争的事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块大大的“馅饼”，便不偏不倚落到了戴笠口中。

　　特务处接管“调查科”

　　有道是“福之来也，人自成之”，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论学历、资历，戴笠不及邓文仪；论拼命精神、以项上人头“作押”对蒋介石的效忠，邓文仪不及戴笠。

　　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无论涉及任何人，他都不可能出于自保而隐瞒实情，后来在抗战期间力促诛杀孔祥熙的义子林世良，从此打破“孔大财神”不可动摇的神话，便是例证。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却也是义无反顾。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接管了调查科及调查科那张庞大的特务网络。昔日的望洋兴叹、自愧弗如，转眼间化为乌有，世界在戴笠眼前瞬间翻了个个儿。邓文仪手下1200人的庞大特工队伍，且大多“海归”及黄埔老大哥等高级人才，并入他670人且不乏“土著”与“草根”的队伍中，戴笠大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感慨。

　　戴笠仔细分析了调查科的人员构成，“海归”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以留日生与留苏生居多，尤其“四一二政变”之后脱党转入国民党阵营的留苏生，虽然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但共产党人一贯的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生活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变。

　　戴笠虽加入了从旧军阀转化而来的国民党队伍，站在反共的阵营中，他本人却也是出身劳苦大众，有着劳动人民的本质，因此对共产党人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无赞赏。

　　个别原共产党人加入后，为戴笠最为头疼的反共工作带来转机，于当年底破获上海江湾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又破获了中共江苏省委，此后又相继在汉口、唐山等多地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这些并入特务处的原共产党人包括李果湛、王新衡、谢力公、程一鸣、陆遂初等。其中，原调查科第一课课长李果湛出任特务处书记长，旋调北平区任区长；王新衡被派往武汉行营任第三科科长兼特务处武汉区长；程一鸣、陆遂初等人被派往浙江警校担任特训班教官。

　　原调查科主任秘书张毅夫（又名张严佛），是邓文仪的湖南醴陵小同乡，也是从小的同学，在调查科属于二号人物。戴笠对他非常重视，前后两次任命为特务处书记长。时逢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公开身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对特务处的工作过问减少，张毅夫遂成为特务处实际上的“二把手”。

　　一直准备建立的督察制度，也在接收调查科后很快建立起来。“督察”一职，虽与“区长”或“站长”平级，工作上却处于指导监管地位。出任各地督察的，几乎为清一色的原调查科人员，如王平一、吴赓恕、谢力公、王立生等。

　　在国民党内部，任何单位任何团体似乎都存在派系之争、畛域之分，因此，很多人担心戴笠如此重用原调查科人员，会引起特务处元老不服气，后来证明纯粹是杞人忧天。

　　在特务处时期乃至后来的军统时期，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归根结底，一是戴笠重视人才，“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二是压得住砣，即使有人以特务处老资格自居，对后来居上者不满，也只能压在心底。

　　对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这顶桂冠，戴笠十分受用，非常愿意人家称他为“戴科长”，一直到他遭遇空难，蒋介石对他的称呼都是“戴科长”。

　　这个“科长”给特务处带来的更大实惠，是公开身份。

　　此前特务处控制的公开机构，包括浙江警校、杭州警察厅、首都警察厅侦缉队、首都警察厅调查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等，主要是京沪杭警界。合并调查科以后，该科设在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的调查科、调查股，以及徐州行辕调查科、设在武汉三省“剿匪”总部的第三科、禁烟密查组等，都成为特务处的公开机构。

　　随后，戴笠利用新获权力，设立和扩大在军警宪的特务机构和增加派遣人员，在十多个省直辖市派遣警察局（厅）长，在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派遣警察署长，并在一些重要城市派员担任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与侦缉队长，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在宪兵团、营派遣政治训练员。

　　合并了调查科，特务处原有的办公场所已远远不够，戴笠的结拜兄弟张学良将洪公祠一号一幢老式花园平房交给戴笠使用。

　　这是一幢高墙深院的老式花园平房，占地面积达60亩，院内有两个大厅和大小100多间房，东西各有一个面积开阔的大广场，四周高墙，唯一的门朝北，可谓壁垒森严，与世隔绝。

　　随后，特务处本部由徐府巷二号迁入洪公祠一号。抗战爆发后，即1937年11月特务处迁往长沙，这处宅院交与南京区长钱新民保管，不料在当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

　　毛人凤加入“团体”

　　纵然是“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实际上，身边的人还是知根知底用起来得心应手，毕竟陌生人相互熟悉了解需要一些时日，特务处工作千头万绪，容不得慢慢来。

　　曾经的患难之交王孔安、王兆槐、周伟龙、王天木、东方白等人，都被先后外派委以重任，留在特务处本部的，只有徐亮、张冠夫、胡子萍等人，戴笠每每用人之际总觉得捉襟见肘。

　　这几人与戴笠，都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哥们儿，但戴笠也清楚，这几人忠诚可靠有余，胆魄才干不足。张冠夫管管钱袋子还行，徐亮在书记室负责情报工作倒也应付裕如，胡子萍处理人事交通也能胜任，若再提升一级委以重任，恐难以独当一面。

　　戴笠需要的，是学问能力在他之上，能为他出谋划策，互为长短，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江山同窗好友。

　　姜绍谟出仕最早，现已居行政院秘书高位，戴笠自然不敢做非分之想。亦如当年他不愿投靠姜绍谟，从心里也不愿将这位有恩于自己的挚友变为下属，以致抗战期间姜绍谟投身军统，戴笠始终待之为上宾。

　　另一位入仕较早的同学姜超岳，虽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却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早已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机要科长，戴笠亦不敢打他的主意。

　　其实戴笠并不知道，姜超岳对他成见颇深。当年他与姜超岳同时报考衢属五县联合师范，他以第二名高分被录取后，放弃入学跑去杭州当学兵，被姜超岳视为反复无常的浪荡子。以致长城抗战期间，身为北平行营机要科长的姜超岳，对特务处情报经常任意扣压与推延。

　　当时特务处尚未建立电讯网络，南京方面有令，由北平行营代发电报，有次戴笠得到一份紧急情报，为争取时间，特地去找姜超岳，姜超岳却将情报一连扣压好几天，还在北平行营传言说：“这个戴某人来路不明，有乱党嫌疑，不要给他发电报……”

　　戴笠经历过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艰辛，自知特务处工作在北平行营挂不上号，并不知姜超岳从中作梗。

　　如是，只剩下三个人选：毛人凤、周念行、王蒲臣。

　　自从听了毛人凤那句“革命的希望在广州，革命的朝气在黄埔”之后，与毛人凤悦来客栈一别，戴笠考入黄埔军校，毛人凤却一去不归，迄今已有八年之久。

　　直到毛人凤写信请戴笠关照其弟毛万里，戴笠才从毛万里那里，断断续续知道了毛人凤的一些情况。

　　毛人凤回家奔丧那年，留日归来的同窗周念行南下参加北伐战争，随军打到湖北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时，主动留下出任黄陂县县长，随即邀毛人凤前往黄陂，任县政府股长。之后毛人凤又出任过浙江温岭县政府股长、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浙江崇德县政府科长等职。

　　还是在收编南昌行营调查科之前，1934年春末夏初时节，毛万里还在特务处本部任机要秘书，有天来送文件，戴笠由毛万里又想到毛人凤，随口问：

　　“善馀兄还在崇德县政府吗？”

　　“是的。”

　　“若请他到这里来，他会来吗？”

　　毛万里一听，立刻回答：

　　“戴先生让他来，他当然会来的。”

　　“好！你现在就去给他发电报，邀请他参加特务处。”

　　毛人凤早已从毛万里那里听说了特务处的情况，对这个充满朝气的“革命团体”十分向往，只是没有戴笠的邀请，似乎也不方便不请自到。

　　用今天的话说，特务处无论怎样也是中央直属机构，戴笠无论是“处长”还是“科长”，也是通天人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毛人凤自然也不甘心在小县城里待一辈子，接到电报后，立刻辞去科长一职，遄赴南京，前往鸡鹅巷报到。

　　自文溪高小一别，这是21年来两人第二次见面，戴笠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却慨然豪爽之气未变，在这位曾“指点迷津”的同窗好友面前，犹如当年带领同学畅游仙霞岭的“孩子头”，一脸喜兴，眉开眼笑，畅所欲言。

　　倒是毛人凤，言谈举止谦和恭谨，反倒让戴笠觉得很不习惯。在处于优势位置的时候，面对曾在关键时刻给予自己帮助的同窗好友，戴笠那套做朋友便做不了下属的理论早已被抛掷脑后，他也从未想过将毛人凤变成纯粹的下属。怎奈八年政府公务人员的经历，已将毛人凤原有的棱角磨平，对官场上的级别辈分，远比戴笠体会更深，既投靠昔日同窗，无论过去怎样，都会摆正自己作为下属的位子。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毛人凤作为戴笠的心腹成为军统内当家，并在戴笠遭遇空难不久出任保密局局长；而姜绍谟在投身军统后，不仅戴笠待之为上宾，他本人也始终以朋友身份出任各种要职。所以后来毛人凤说：“我们都是戴先生的部下，只有姜绍谟先生是他的朋友。”

　　结果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如乔家才在《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一书中所言：“纯属部下也好，纯属朋友也好，姜绍谟在军统局，或许就吃了这种‘既不纯属部下，又不纯属朋友’的亏。”

　　正因为毛人凤清楚自己的身份位置，因而无论是与戴笠单独交谈，还是在气氛热烈的接风宴上；无论是对戴笠，还是对特务处其他“同志”，都是谦逊恭敬，彬彬有礼。

　　戴笠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胆魄与豪气，大刀阔斧，铁血柔肠；甚至耳朵根子发软；甚至急躁、莽撞，感情用事。毛人凤却是谨慎有加，心思缜密，思虑周全，处事稳重，与戴笠的个性刚好互补，所以后来戴笠在人才济济的军统，选择毛人凤主持军统内务。

　　时值王孔安调任浙江警校政训处书记长兼政治指导员，戴笠即派毛人凤出任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成为戴笠这个特派员的全权代表。抗战前，毛人凤曾先后调任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特务处处长办公室书记等职。

　　邀来两位故旧

　　在戴笠的文溪高小好友中，学历最高、学问最大的是周念行，戴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将这位留洋才子收入帐下。只是文溪高小毕业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周念行一直在安徽黄陂、贵池等县任职，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殊不料，一个偶然的机会，戴笠竟在庐山旅店与这位昔日同窗意外相逢。

　　特务处成立之初，便已担负起保卫蒋介石的重任，曾特派邱开基率员专程赴武汉，负责保卫蒋介石在汉期间的安全。1933年7月，特务处又精选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一个随节组，以黎铁汉为组长，专负保卫蒋介石之实责，以后又扩大为特别警卫组，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别警卫组”，亦称“侍从室警卫组”。

　　1934年7月初，以蒋介石亲任团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警卫组赴庐山牯岭保护蒋介石安全。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亲自率领浙江警校特训班毕业班学员，前往庐山，负责蒋介石的外围警卫。

　　但凡戴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必然事必躬亲，事无巨细亲自安排与检查。他首先要求牯岭一带旅店在此期间，必须将旅客情况详细登记在册，然后每天数遍巡查，以避免1931年庐山刺蒋事件的重演。

　　就在一天早上的巡查中，戴笠在九江旅馆的登记簿上发现一个名字：周启祥。

　　这不是周念行吗？

　　周念行字树美，又名周启祥。尽管远在安徽某县城的周念行没有理由下榻庐山某旅店，同名的几率极大，但接下来的几行字，让戴笠对这位同窗的身份确定无疑：

　　籍贯江山，年龄37岁。

　　不是周念行又是谁呢？

　　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此机缘巧合，不期而遇，让戴笠登时大喜过望，赶紧向店老板询问周念行的房间号，得知周念行一早就外出了，于是留下一张字条，约定翌日上午前来拜访。

　　第二天上午，戴笠急匆匆赶到旅馆时，周念行已等候在房门口。他身着一袭长衫，一副温文儒雅的乡绅派头。

　　“哈哈，念行兄！”戴笠紧紧握住周念行的手，感慨万千，“要是在大街上遇到，我还真不敢认了。”

　　“是啊，一眨眼21年过去了，都说红颜弹指老，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念行兄还在贵池县（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吗，怎么有机会到庐山来？”进屋后，戴笠便迫不及待地问。

　　“说来话长，我这个县长干了七八年，也不见长进，有朋友给我指点迷津，说手里有部队就会有出头之日，劝我收编湘西陈渠珍部，我就是为这事来请示校长的。”

　　戴笠听了，深感这位仁兄呆气十足，难怪作为留洋高才生，七八年了还在县长的位子上徘徊。

　　“念行兄，既如此，北伐时为何不留在部队？”

　　“你也知道，我这人天生不是带兵打仗的料，所以就离开部队到地方了。”

　　戴笠知道，周念行自小就是不招人不惹事的老实孩子，总是少言寡语，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也正因为戴笠是那种呼风唤雨的“孩子王”，周念行才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没想到多年不见，周念行的书卷气越发浓了，或者说越发书呆子气了。

　　如此书生气，不擅周旋应酬，在地方上自然难以得到晋升。这对戴笠倒是好事，特务处缺的就是这样满腹经纶的高级人才，正好借机挖过来。

　　“念行兄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周念行显然没想过“跳槽”，他那副吃惊的模样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确耳目闭塞，对戴笠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这时才想起，忙问：

　　“徵兰兄在哪儿高就，怎知我在这里？”

　　戴笠将特务处的情况及此次为蒋介石警卫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说：

　　“陈渠珍的队伍要是能收编，委员长早就派人收编了。陈渠珍是湘西有名的江湖匪首，连委员长都不想收编，你怎能收编得了？就算你收编了，你老兄连带兵打仗都无兴趣，又如何驾驭得了他？”

　　听戴笠这么一说，周念行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在文溪老同学中，你读书最多，学问最大，何不到南京来，我们一起干？”

　　“可是，我既打不好枪，也不会溜墙根挖情报……”

　　戴笠一听“哈哈”大笑：

　　“老兄，说哪儿去了！玩枪杆子的，溜墙根、挖情报、盯梢、抓人的，特务处多的是。特训班一拨一拨培训的，大多是这类人才。缺的，是你这样的饱学之士。”

　　“好，只要能用我所长，我就去。”

　　就这么三言两语，周念行摘下戴了七八年的“县太爷”的乌纱帽，来到南京特务处报到。戴笠果然不食前言，派周念行出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又调任戴笠的办公室秘书。戴笠离世后，毛人凤担任保密局局长，周念行又成为保密局局长办公室秘书，直至1949年去台湾。

　　但在特务处时期与军统局时期，周念行这个秘书的主要任务，是充当戴笠的文化教员。戴笠只要有空，便请他讲解《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的职务虽无大的升迁，却有大把的时间研究学问，这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抗战胜利后，周念行与军统其他“有为”特工一起，晋升国民政府陆军少将。

　　在江山同乡中，戴笠的目光不仅盯着昔日同窗，其他素不相识的有识之士，亦通过各种渠道先后被发掘。如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的周养浩，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的何芝园，毕业于江山县立师范的刘方雄等。

　　倒是文溪高小的小学弟王蒲臣，在江山同窗故旧中进入特务处较晚。

　　自1927年戴笠加入胡靖安的情报联络组，与王蒲臣上海一别，到1935年已有八年之久。12月5日这天，戴笠外出归来，刚进到书记室查看文件，张冠夫便笑吟吟地走进来，递给戴笠一张名片，戴笠一看，王蒲臣！不由得哈哈笑起来：

　　“这个小老弟，终于来了！”

　　王蒲臣的姐姐与戴笠的妻子毛秀丛是干姐妹，王蒲臣与戴笠的妻子和母亲也很熟，这时正在后院与婆媳俩说话。

　　戴笠来到后院，在他的办公室与王蒲臣相见。同样是身穿长袍一副乡绅模样，王蒲臣与周念行相比，却是消息灵通人士，对戴笠的每一步发展都了如指掌。

　　老朋友相见，自是相谈甚欢，感慨良多。

　　对王蒲臣的情况，戴笠也略知一二。王蒲臣的堂兄王学素，是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的秘书，王蒲臣每到南京，也短不了去陈公馆走动，因了这层关系，又有姜绍谟、姜超岳等四位颇有身份的人物联名函荐，王蒲臣先后出任浙江省江山县、庆元县、武义县教育局局长。

　　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一直没有邀请王蒲臣到特务处工作。

　　如今王蒲臣主动登门，戴笠料到王蒲臣的情况有变。详细一问，果然如此。王蒲臣说：

　　“已经卸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到南京来，是准备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谁知教育厅长是周佛海，一向不喜欢这个人，还是决定不去了。”

　　戴笠笑了，认为将王蒲臣拉进特务处的时机到了，但是王蒲臣说：

　　“我是特地来辞行的，看看你就准备回江山了。”

　　“你现在没有事做，不能留在这里帮忙吗？”

　　王蒲臣愣了一下，摇摇头。

　　“你不是国民党员吗，你不要革命吗？你为什么摇头？要知道很多人求之不得的。”

　　“不是我不要革命，是你的这种革命，我实在是外行，我没念过这种书，干不来。”

　　“就为这？”戴笠哈哈笑起来，“蒲臣老弟，我何曾念过这种书？”

　　“我没读过军校，不会打枪。”

　　“衮甫（张冠夫）也没读过军校，主管记账拨款不是干得蛮好？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来了还怕没你事干？”

　　这次轮到王蒲臣笑了。

　　中午，戴笠设便宴招待王蒲臣，由张冠夫作陪。饭后，王蒲臣正式上班，被派在甲室处理机要文件，月薪100元，这在当时算是高薪了。王蒲臣在教育局局长任上，月薪不过50元。

　　从拜访到上班，不过三四个小时时间，王蒲臣一头扎进办公室里，足足六个月没有出过鸡鹅巷五十三号大门。

　　后来王蒲臣到台湾后，著有《一代奇人戴笠将军》，其中用很大篇幅介绍戴笠的用人和戴笠领导下的工作特色：拼命精神。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