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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杀手亮相

　　尽管招抚失败，王亚樵出走后果严重，但这次，蒋介石并没有责备戴笠。因为这一阶段，特务处南北大开杀戒，为蒋介石除掉了数名心腹之患。

　　特务处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情报工作，从单纯的情报工作过渡到付诸“行动”，戴笠仅仅用了一年时间。而首先迈出这关键性一步的，是平、津两站。

　　也就是说，特务处的开山第一枪，是由平、津两站联合打响的。

　　北平站建于1932年11月，站长陈恭澍，福建龙海人，出生于1907年，自幼生活在北平，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曾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由此被选入“洪公祠特训班”接受训练，同时担任班长。半年受训期满后，被指定为北平站负责人（站长），与同期学员戚南谱、杨英被派往北平建站。

　　陈恭澍时年25岁，能在众多军校生中脱颖而出，得到戴笠的器重，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一步登天，成为北平站（北平站为大站）首任站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个人的推荐。

　　这两人，一位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张炎元，一位是第一期毕业生黄雍。

　　张炎元为“十人团”成员；

　　黄雍虽非“十人团”成员，却在特务处招兵买马之时出力甚多。

　　中原大战结束后，为查找战争中因部队被打散而散落社会的军校学生，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特设“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黄雍。

　　黄雍在密查组时期以及特务处成立后，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并为特务处推荐多名人选，唯他本人，始终没有加入特务组织。

　　陈恭澍由如此两位重要人物引荐，必然引起戴笠的重视。戴笠向来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经考察，陈恭澍机智多谋，忠勇兼备，在戴笠看来，确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陈恭澍离京北上之前，戴笠特地为他举行饯别聚会，由徐亮、胡子萍、张冠夫、林桓等人作陪，目的是让他熟悉几位内勤主管，以方便日后与本部联络。

　　宴罢，戴笠将一支勃朗宁手枪赠予陈恭澍做纪念，同时叮嘱他先去天津拜访王天木。其目的，就是让他向王天木学习。

　　戴笠同时要求王天木，对陈恭澍这位小老弟，多给予帮助与提携。

　　王天木，天津站首任站长，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生于1891年，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浮槎东渡，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获法学学士，回国后曾出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也曾在河南一带收编地方武装及散兵游勇自任司令，在中原战场与戴笠相识，两人遂成莫逆。

　　这样一位“海归”人才，且官至省级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在1931年11月密查组成立时，因有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当然也是出于对戴笠的信任，遂投身戴笠麾下，成为“十人团”成员、特务处早期骨干、后来军统著名的“三大杀手”之一。

　　1932年4月特务处成立之初，王天木被派往天津，建立北方第一个特务处外勤组织——天津情报站。

　　作为老大哥，王天木的经验对陈恭澍毫无保留，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了陈恭澍更为重要的帮助。

　　告别王天木，陈恭澍来到北平，在北长街十八号租下一所房子，以“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名义，与戚南谱、杨英一起在此安营扎寨，开展情报工作。

　　几个月后，即1933年春，正值长城抗战如火如荼之际，戴笠亲临北平，部署华北战地情报工作。之后驻扎保定，通盘指挥。战地情报工作告一段落后，戴笠返回北平，以“大老板”身份下榻北平饭店，约平、津两站站长前来述职。

　　然而，北平站除招收了几名内勤人员，并与华北区长郑介民取得联系外，其他工作均未捋出头绪。陈恭澍的汇报，也因此变得吞吞吐吐。不等汇报完毕，早已涨得满脸通红，急得额头冒汗，然后惶恐不安地站在一边，等候戴笠训斥。

　　在南京特务处本部，戴笠的严厉有目共睹。莫说训斥，只要他脸一沉，立刻会令所有在场的人噤若寒蝉。当然，对做错事的下属，训斥是难免的，尤其对年轻特工，训斥起来毫无情面。然而对陈恭澍、沈醉等年轻人，他历来爱护有加，及至后来陈恭澍为他闯下一连串祸端，他甚至没有对陈恭澍说一句狠话。

　　眼下，戴笠将目光转向了王天木。

　　王天木年过不惑，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与陈恭澍初出茅庐的青涩相比，王天木完全是一副雍容闲雅世事练达的绅士派头，即使汇报工作，也是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对戴笠一口一个“雨农兄”，看上去既熟稔亲近，又十分融洽。轻松谈笑间，处处显示着对天津站的治理得心应手，措置裕如。

　　天津站工作开展顺利，早在戴笠预料之中。之所以任命王天木为天津站站长，正是因为他在平、津一带路子广，可以说上至庙堂人物、权贵名流，下至闾巷布衣、店员商贩，乃至八大胡同的姑娘，几乎都有他的熟人，他都搭得上话。

　　以陈恭澍的年龄阅历，自然无法与王天木相提并论，尽管他在北平长大，充其量也只是有几个发小，工作进展慢，也在情理之中。

　　为此，戴笠决定在北平多留几日，帮陈恭澍打开局面。为了节约开支，戴笠在东城区栖凤楼胡同租下一处民宅，一行人暂作停留之所。

　　王天木的家眷在北平，这段时间他便留在北平，随时听候戴笠差遣。

　　戴笠趁此机会，偕王天木与陈恭澍，拜访军政高层、社会名流，为平、津两站搜集情报拓展关系。拜访对象包括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参加长城抗战的军事长官关麟征、黄杰，以及东北“四公子”之一吴泰勋等。

　　同时，召集两站相关人员，部署开展对日反间谍活动，加强对汉奸叛逆活动的监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关于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投敌的情报，送进了戴笠租住的民宅。

　　情报显示：

　　“皖系军阀张敬尧，已在津接受原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700万元活动经费，于4月底潜入北平，秘密联络策动旧部，企图配合日寇行动，在平、津发动武装暴动。侦得张敬尧已潜入东交民巷。”

　　白世维毛遂自荐

　　在谒见何应钦时，何曾提醒戴笠，旧军阀张敬尧、孙传芳等，均有投敌之嫌，一定要密切监视，防止他们充当日寇傀儡，在华北建立伪政权。

　　事关重大，戴笠不敢耽搁，立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命令：剪除首恶，以儆效尤。

　　戴笠指定由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指挥此次行动，并与郑介民研究决定，由平、津两站合作执行此项任务，随即召集王天木、陈恭澍等人研究行动方案。

　　行刺、充当杀手，对北平站的陈恭澍来说，既深感意外，又茫然无措。他原以为情报站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没料到还有暗杀行动，一时不知从何处入手。

　　倒是王天木见多识广，成熟老练，当即分析说：

　　“既然张敬尧进了东交民巷，不如先乔装入住六国饭店，摸清他的住所和行踪再做打算。”

　　东交民巷亦称使馆区，是当时北平的“化外”之地，六国饭店便坐落在这个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特殊地带，又因受外国势力庇护，即成为一些达官贵人、身份特殊之人，乃至寻求临时庇护之人趋之若鹜的下榻之所。

　　然而张敬尧是否入住六国饭店，不得而知。但王天木认为：

　　“张敬尧在东交民巷可以藏身的地方，无外乎两处：一处是六国饭店；一处是日本公使馆。六国饭店更便于遮人耳目，如此看来，藏身六国饭店的可能性大些。”

　　戴笠对这个分析表示赞同，郑介民亦无异议，戴笠强调说：

　　“万一张敬尧不在六国饭店，到时可见机行事，另作安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第一步，可从六国饭店开始。”

　　最后决定，由王天木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买办的名义，携八大胡同的姑娘——韩家潭清吟小班“莳花馆”飞龙作掩护，一同入住六国饭店，侦察张敬尧行踪；陈恭澍则负责物色行动人员。

　　安排好北平锄奸事宜，戴笠启程回宁。临行前，将代人购买的一辆二手别克车暂时留在北平站，这部车在不久后的锄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此时陈恭澍深感压力巨大，由于当时没有执行暗杀任务的准备，平、津两站均未成立行动组，临时寻找杀手，无异于大海捞针，一时间急得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就在陈恭澍一筹莫展之际，在北长街十八号北平站驻地，加入北平站不久的白世维走进陈恭澍的房间，毛遂自荐，主动请缨：

　　“让我试试吧。”

　　“你？”

　　陈恭澍大为错愕。他把目光投向外界，却忽略了眼皮底下的自家人，更没有注意到这位加入北平站不久的资料员。

　　不错，白世维在北平站做的是资料整理工作，可他也是响当当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白世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与戚南谱、杨英同期。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洪公祠特训班”，而比“特训班”收获更大的，是他有着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历练，接受过血与火的洗礼。

　　白世维，字子廉，出生于1909年，山东蓬莱人，在北平落户多年，自幼习武，黄埔军校毕业后，曾被派到河北省抚宁县从事党务工作，兼临榆、抚宁民团教官，也曾组织1000多人的民团，袭击长城沿线日军，又当了八个月无粮、无饷、无补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路军司令。

　　白世维父母健在，父兄经商，本人已婚，其妻为前总统曹锟的长孙女。在一次回北平期间，白世维与同窗戚南谱不期而遇，由戚南谱介绍加入北平站，临时负责情报资料的整理工作。

　　白世维主动请命，陈恭澍自然求之不得。白世维镇定自若的表情，也给了陈恭澍足够的信心。但他还是叮嘱说：

　　“这不是执行一般任务，不可小觑。”

　　“我知道。我虽没受过专业训练，不过枪法还行。”

　　白世维枪法极佳，又有武术功底，人也沉稳机警、有胆有识，陈恭澍将这一情况做了汇报。经与郑介民、王天木商量，决定让白世维以随从身份，与王天木一起入住六国饭店。

　　又一名爱将登场

　　北平的暗杀锄奸进入侦察阶段后，戴笠明显感到，暗杀，也将在华东地区拉开序幕。果然不出所料，他刚从北平回到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蒋介石的指令便已秘密到达：

　　剪除杨杏佛！

　　一听“杨杏佛”三字，戴笠的头“嗡”的一声涨大了。

　　杀杨杏佛，绝不同于北国锄奸！

　　杨杏佛，名铨，字宏甫，江西清江人，出生于1893年，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赴美国学习。1924年以秘书身份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后，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宋庆龄为会长，杨杏佛为副会长兼总干事，总会设于上海。

　　该组织以反对独裁、维护民权为宗旨，以营救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为己任，以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为目标，调查和披露监狱内幕、政治犯待遇，公布剥夺民权的事实，以期唤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因此，同盟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也是从同盟诞生之日起，戴笠便奉命在上海区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法租界情报组，专门负责监视同盟主要领导人的动向。

　　而同盟一经成立，便连出重拳，为营救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的进步教授许德珩等人，杨杏佛亲赴北平，迫使当局释放许德珩。长城战事开始后，杨杏佛再次北上，视察华北地区，所到之处，或参加示威游行，或发表演讲，抨击政治黑暗，呼吁保障民权，宣传抗日救国。一时间，平、津等地抗日热情高涨，抗日民主爱国运动如火如荼，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

　　戴笠在北平谒见何应钦时，何应钦对杨杏佛在北平进行的反蒋抗日活动不无抱怨。

　　紧接着，同盟强烈抗议和谴责上海市警察局逮捕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等人亲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杨杏佛亲自为廖承志聘请律师，巧妙掩盖廖的真实身份，并为营救关押在北平的共产党人薄一波、刘澜涛等人奔走呼号。

　　为营救政治犯，同盟组织成立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一时间声势浩大，反响强烈，令蒋介石陷入被动之中。

　　“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在横扫国民党内部各反蒋军事集团后，最大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而同盟为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不遗余力，令蒋介石忍无可忍，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杀一儆百。

　　选定杨杏佛，蒋介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杀掉杨杏佛，可得一箭双雕之功效。

　　作为杨杏佛本人，早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前，便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报道宣传，违反了国民政府禁令；出任同盟总干事后，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杨杏佛四处奔走呼吁，宣传抗日反蒋，对当局形成巨大压力。

　　因此，除掉杨杏佛，少了一个反蒋先锋；杨杏佛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中坚力量，没有他，同盟将陷于瘫痪，从此名存实亡。

　　然而，暗杀杨杏佛，对戴笠来说，实在是一项棘手的任务。

　　首先，杨杏佛与张敬尧不同——

　　张敬尧作为反水汉奸，可谓人人喊打，天下共诛之，若暗杀成功，必将得到国人一致喝彩。

　　而杨杏佛是爱国进步人士，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作为民权保障的倡导者，他一旦被暗杀，必将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若行动失手或露出蛛丝马迹，将严重损害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威望。这一后果，绝不是戴笠本人身败名裂所能弥补的。

　　戴笠何尝不知“攘外必先安内”不得人心，但“唯领袖之命是从”，是他追随蒋介石后至死不渝的信条。他也能“体念领袖苦心”，理解蒋介石为何制定这条“国策”。因此，无论来自何方影响“安内”的活动与宣传，特务处都有责任奉蒋介石之命令予以制止，对当事人予以制裁。

　　他面临的困难是，如何执行这一命令，如何将这一暗杀行动，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滴水不漏！

　　特务处成立以来，一向以情报工作为主，即使涉及行动，也不过是盯盯梢、秘密抓个把人而已，暗杀这一行从未干过，特训班迄今为止也从未培训过杀手。而且，也不是每个特工都可以充当杀手的。

　　杀手，不仅需要技术、经验，更需要过人的胆量与机智。

　　无论如何，培训杀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是华东区开山第一枪，已迫在眉睫，如何才能在缺少杀手的情况下成功打响呢？

　　正在设想行动人选之时，贾金南敲门报告：

　　“戴先生，沈醉求见。”

　　戴笠眼前一亮：

　　“叫他进来！”

　　沈醉，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出生于1914年，1932年在长沙读中学时因参加学潮被开除，由其姐夫——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推荐，加入上海特务组织，初任交通联络员，不久前提升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带领七八个比他年长的组员，专门负责监视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

　　见沈醉进屋，戴笠说：

　　“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了解一下同盟那边的情况。”

　　沈醉愣了一下，说：

　　“同盟那几人，无异常情况。”

　　“杨杏佛有什么动静？”

　　“最近一直在上海，似乎很忙的样子。”

　　见戴笠点点头没有说话，沈醉又说：

　　“戴先生，我来是为了胡继业的事。”

　　“胡继业有什么事？”

　　沈醉拿出一封信递给戴笠：

　　“这是区长让我带来的。”

　　信是余乐醒写的，详细报告了胡继业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并住进千爱里附近日本人居住区的情况。看完后，戴笠问沈醉：

　　“胡继业是在你那个组吧？”

　　“是的，区长让我请示，怎么处置他？”

　　“向日本人出卖情报，是汉奸行为，你既是他的组长，就由你来处置吧。”

　　“怎么处置？”

　　沈醉显然没明白戴笠话中的含义，在他看来，胡继业向日本人出卖情报，是不能继续留在组里了，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开除。

　　但是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戴笠已经做出一个决定，既然要开杀戒，既然要培训杀手，那就先拿汉奸练练手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让这位十九岁的情报组长历练一下也好，以他的才干与机智，说不定会成为一名不错的杀手。

　　戴笠用手在脖子上轻轻一划，对沈醉说：

　　“对汉奸的处置，只有这一个办法。”

　　沈醉显然吓了一跳，瞪大双眼望着戴笠，额头上浸出细密的汗珠。戴笠拍拍他的肩膀说：

　　“放心，用不到枪，我知道你打枪不行。不过，这一课要尽早补上。”

　　戴笠写了一张条子交给沈醉：

　　“你拿着去乙室技术股，他们会告诉你怎么行动。”

　　乙室，即设在徐府巷二号的特务处本部，技术股、情报股、译电股等均设在这里。以往，技术股主要负责研制书写情报的隐、显形药水，不久前又增加一项任务：配制暗杀用剧毒药物。

　　沈醉来到技术股时，股长已经接到戴笠的电话通知，身穿蓝大褂的工作人员从沈醉手中接过戴笠书写的字条，转身取过一把竹刀，小心翼翼地交到沈醉手上，说：

　　“刀尖上有剧毒，只需刺破一点皮，就能置人于死地。”

　　沈醉接过竹刀，抽掉牛皮套，看了看刀尖，果然锋利无比。虽是竹片做成，却打磨得光洁锃亮，小巧精致。

　　将竹刀装回牛皮套，沈醉朝“蓝大褂”点点头，转身离去。

　　胡继业，意外的靶子

　　戴笠虽然看好沈醉，有意栽培他，可他毕竟只有19岁，而且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更不用说暗杀方面的培训。这次行动能否成功，戴笠并无把握。

　　这个时候，北平锄奸已呈十万火急之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已下令平、津两站，限于七日之内剪除投敌之汉奸张敬尧。可王天木、白世维入住六国饭店后，一直未寻到张敬尧行踪。

　　上海方面，虽已设立行动组，却苦于无暗杀经验，行动进展仍停留在侦察部署之中。上海的行动比北平的行动更为重要，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闪失，因此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南一北，南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催促，北有北平分会何代委员长的限令，倘若华东区、华北区迟迟打不响第一枪，特务处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

　　虽火烧眉毛，戴笠却如老僧入定，稳坐鸡鹅巷五十三号办公室，淡定遥控全局。不经意间，忽然在上海的一份小报上，看到了胡继业遇刺身亡的消息，不由得为之一振：

　　“好一个陈沦，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沦，是沈醉的化名。沈醉仅仅比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年长一岁，看上去还是个大孩子，表现出的能力却远在同龄人之上。否则，也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由交通员升任情报组长。

　　或许因为沈醉与戴藏宜年龄相仿，戴笠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尽管他初中肄业，与军校无缘，戴笠却相信，他的能力不在一般军校生之下。

　　正所谓“智者睹未形”，沈醉的处事干练，言必信，行必果，都曾让戴笠为自己的识人慧眼自鸣得意。而如今的谋刺成功，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沈醉的能力。换句话说，沈醉才是特务处始“开杀戒”第一人，只不过胡继业本为无名小卒，又是内部人员反水，此事并不为局外人知晓而已。

　　后来沈醉未能名居军统“三大杀手”之列，纯属工作需要使然。他从事情报工作不久，很快转做公开工作，又同时兼任一些培训班教官，并在后来成为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十多年后，戴笠终于把这个辍学中学生，成功培养为一名国民党少将。当然，此为后话。

　　眼下，戴笠的思绪正停留在特务处“开杀戒”这“第一刀”上，贾金南进来报告说，沈醉来了。

　　戴笠放下报纸，抬头看到了出现在门口的沈醉，不由得大吃一惊：

　　不过七八天时间，沈醉活脱脱变了一个人。原本偏瘦的他，如今又瘦了一大圈。那双闪着虎虎生气的眼睛，全无了往日的光彩，整个人蔫巴巴的像遭了霜打的茄子。

　　“怎么搞成这样？”

　　沈醉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使劲揉揉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

　　戴笠没再追问，他完全理解这几天之间，沈醉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对一个单纯的19岁青年来说，突然让他去杀人，他所承受的沉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正是如此。尽管那把竹刀小巧灵便，对毫无防范的熟人出其不意地刺一下皮肤，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毕竟是杀人，而且是杀一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熟人，他如何下得了手！

　　尽管这个人是汉奸，沈醉仍无法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去杀掉他。

　　整整两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抱着头，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

　　两天后的清晨，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门，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只得前往千爱里附近胡继业的住所，以看望胡继业为名，进到他的家中。

　　胡继业还没有起床，尚在睡梦之中。

　　走进胡继业的卧室，看着那张熟悉的脸，沈醉知道这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竹刀很小，从腰间抽出这把小巧的竹刀却仿佛费了千钧之力。握着竹刀，沈醉的手在发抖，其实他的整个身体都在筛糠般地瑟瑟抖动着。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胡继业随时可能醒来，沈醉不敢再犹豫，伸出一只手倏地掀开胡继业身上的薄被，另一只手举起竹刀向胡继业的屁股刺去……

　　眼一闭，竹刀刺进胡继业的肌肤。

　　“嗷——”的一声尖叫随之响起，沈醉吓得一激灵，撒腿就跑，连竹刀也忘了拔出来。

　　逃出胡继业的家，沈醉跳上一辆洋车，直奔火车站。他一刻都不敢在上海停留，直到坐上开往南京的列车，才感到双腿发软，胸口“突突突”狂跳不止。

　　来到南京住下，沈醉仍在心惊肉跳中不能自拔，走到哪里都感觉有人在跟踪，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视着他。直到稍稍整理好情绪，才赶来谒见戴笠。

　　此时离暗杀行动已过去两天，沈醉的脸上仍流露着受了惊吓后的惶恐不安。戴笠知道他还未走出首次杀人的阴影，填了一张100元的支票，递给沈醉说：

　　“你去杭州玩几天，放松一下心情。不过，时间不能长，就两三天吧，要尽快回上海归队，情报组的工作不能耽误。”

　　正说着，情报科长徐亮兴冲冲赶来，将一纸电文递到戴笠手中：

　　“戴先生，好消息！”

　　戴笠一看，果然是好消息，只见电文云：

　　“张氏归天，家人平安。”

　　“太好了！特务处的第一枪终于打响了！我们成功了！”

　　戴笠激动得哈哈大笑，又拍着徐亮的肩膀说：

　　“为彬兄，你把乙室的弟兄们都喊来，中午聚餐，我们好好庆贺庆贺！”

　　接着吩咐贾金南通知厨房，又对发愣的沈醉说：

　　“陈沦，你还不知道吧，平、津两站合作，除掉了大汉奸张敬尧，你除掉了小汉奸胡继业，今天是双喜临门，你先别走，留下来一起庆贺。”

　　听戴笠如此一说，沈醉沉重的心情登时轻松了许多。

　　张敬尧，未见子弹飞

　　戴笠一直有个疑问，王天木与白世维一直未侦察到张敬尧下榻何处，怎会突然一举刺杀成功？

　　待北平锄奸经过的详细报告发过来，戴笠终于恍然大悟：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也是白世维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的结果。

　　在何应钦下达限期令的时候，王天木与白世维尚未寻到张敬尧的行踪，连张敬尧是否下榻六国饭店都不得而知。尽管郑介民从北平军分会得到确切情报——张敬尧就住在六国饭店，但一连三日，两人在六国饭店始终未寻到张敬尧的蛛丝马迹。

　　直到第四天，仍未寻到突破口。

　　中午时分，两人正在六国饭店楼道里“闲逛”，忽然门口闪进一个熟悉的身影，王天木赶紧凑过去打招呼：

　　“应老板，好久不见，近来可好？”

　　“托您的福，一切都好！”

　　这位“应老板”，是东四南大街应元泰西服店的掌柜，王天木是应元泰的老主顾，在这里遇见老熟人，应老板也显得很热情。见他手里拿着包袱，王天木随口问：

　　“这是给哪个大主顾做的呀？”

　　“三楼，一位从天津来的大老板，要订做两套西装，今儿来试试样子。”

　　“天津”二字，令王天木蓦然一惊，随即佯作漫不经心地问：

　　“天津的大老板，没听说啊，说不定还是老朋友呢！”

　　应老板笑笑没说话，用手在上唇和下巴上比画了一下。

　　这个动作表达的意思显然是：八字胡、下巴上一撮黑毛。

　　这不正是张敬尧吗？

　　在天津的时候王天木见过张敬尧，印象深刻，当然不会有错！

　　此处不是说话之地，王天木没有细问下去。告别应老板，两人出了六国饭店，直奔北长街十八号，将这个情况转告陈恭澍。

　　在北平站吃过饭后，三人一起来到东四南大街应元泰西服店，装作要做西服的样子与应老板闲谈起来，得知那位天津大老板名叫“常石谷”，50岁出头的年纪，身材高大，长方脸，当然还有极富个性的八字胡和下巴上的一撮黑毛。

　　各种特征都与张敬尧相吻合，王天木悄悄朝陈恭澍、白世维使个眼色，陈、白心领神会，大喜过望。

　　据应老板介绍，张敬尧住在三楼的二三三号房间，他的参谋长和副官、保镖住在二三一号和二三五号。

　　回到北平站，三人又做了详细研究，认为张敬尧一共开了三个房间，说明保镖人数不多，对付起来应该问题不大。问题是，日本人不可能不对张敬尧实施保护，那么日本保镖住在何处呢？

　　返回六国饭店，经过一番查访得知，三楼东厢的12套客房全部被日本人包下来了，张敬尧及其随从只住了其中三套，另外九套住的都是日本人。也就是说，张敬尧置身于日本保镖的层层保护之中。

　　不仅如此，六国饭店是一座凹形的四层楼房，东厢的12套客房，紧挨着日本兵营和日本使馆，打开任何一扇窗户喊一声，都会惊动楼下兵营中的日本士兵。

　　此外，日本兵营的大门，就在六国饭店大门的东侧，六国饭店门口发生任何事，日本兵营门口站岗的士兵都能看到。

　　如此戒备森严，固若金汤，日本人自然认为万无一失。正是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下，张敬尧以天津商人“常石谷”之名，在六国饭店深居简出，与一些前来造访的神秘人物接洽、密谋。

　　考虑到张敬尧的日本保镖人数众多，万一发生冲突，白世维一个人应付不过来，王天木提议将他的朋友——河南人老侯找来，给白世维做帮手。

　　为了安顿老侯，也为了便于行动，5月7日上午，王天木和白世维决定在三楼或者四楼再开一个房间。由于三楼四楼均已客满，只好订了二楼一个房间，随后两人跟着茶房去看房。

　　新订的客房在凹形建筑的正中间，也就是连接东西两厢的正面走廊上，看完房向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半敞着窗户的房间，王天木扭头向里看去，一个人正面对窗户坐在床沿上，低头摆弄着什么。

　　长方脸，八字胡，下巴上一撮长长的黑毛——仅仅是打眼一扫，这张脸便过目难忘。

　　正是张敬尧！

　　本想在三楼开房，以便靠近目标，无奈三楼无空房，却在二楼歪打正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王天木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朝跟上来的白世维使个眼色，低声说：

　　“就是他。”

　　白世维朝屋里瞅了一眼，同时握住别在腰里的勃朗宁手枪。在入住六国饭店之前，陈恭澍将戴笠赠予的勃朗宁手枪和六发子弹交给了白世维。

　　白世维示意王天木马上离开。王天木迅速撤退，快步走向楼梯口。

　　白世维拔出手枪，对准张敬尧的胸部，“砰砰砰”连发三枪。

　　眼看张敬尧向地上倒去，白世维扭头朝楼梯口跑去。途中遇到一个茶房迎面走来，白世维举举手枪，茶房吓得立马躲到一边去了。

　　楼下是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大厅，大厅里聚集着三三两两衣冠楚楚的客人。白世维冲下楼来，直奔旋转大门，将一厅人惊异的目光甩在了身后。

　　这个时候，王天木已经跳上一辆洋车，扬长而去。

　　早在王天木与陈恭澍入住六国饭店之初，陈恭澍便与戚南谱开始了接应的准备工作：侦察和选择撤退的最安全路线，随后将戴笠留下的别克车停在六国饭店对面隐蔽处，由戚南谱与司机在此恭候，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因此当王天木从饭店出来时，戚南谱立刻迎上去，王天木却对他置之不理，看都不看一眼便径自走了。戚南谱料到情况紧急，准备进大厅查看。饭店门口有十几级台阶，戚南谱正沿着台阶向上走，就见白世维从旋转大门里面冲了出来。

　　白世维一眼看到戚南谱，二话没说，拉起他就向台阶下冲去。

　　别克车已经缓缓开了过来，两人一左一右跳上汽车，疾速撤离。

　　汽车经过日本兵营大门口时，白世维将勃朗宁手枪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对付日本士兵。然而，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仿佛并未听到六国饭店的枪声，也未发现饭店门口有什么异常，依旧在岗哨位置上笔挺站立，一动不动。

　　就这样，汽车安全驶出了东交民巷。

　　当晚得知，张敬尧被击中两枪，并未当场毙命，随后被送往德国医院，于下午三时不治身亡。

　　而张敬尧之所以在二楼另开房间，据推测，因其素有烟霞癖，且烟瘾奇大，并嗜好小古董，当时坐在床边摆弄的，就是一件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儿。正是为了有这样一片自得其乐的小天地，警惕性极高的张敬尧可谓千虑一失，为此招致灭顶之灾。

　　事后得知，张敬尧在北平的活动已非一日，不仅联络到一些军阀旧部，且在北平最高军政机关及作战部队中，拉拢到不少高级官员与军事将领，准备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发动武装暴乱。

　　张敬尧的适时被剪除，使一场祸事消弭于无形。其时，与张同谋叛乱的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已入住六国饭店，见张遭遇不测，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悄悄溜走，返回天津。

　　用陈恭澍的话说，诛杀张敬尧，“不仅镇压住反水汉奸丧心病狂者制造暴乱的企图，而且粉碎了代表日本军方的板垣征四郎所拟订的阴谋计划。本案影响所及，立即缓和了极度紧张的华北局势，同时也稳定了平、津民众的惶恐心理。对未来四年得以从容部署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经此一案，北平站的白世维脱颖而出，令戴笠赞不绝口：

　　“处变不惊，当机立断，是个人才！”

　　确实，与沈醉行刺胡继业相比，白世维诛杀张敬尧，从心理素质到行动质量，完全表现出一个职业杀手的成熟与老辣。但白世维也只是在事后描述当时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以后就很少再提此事，甚至不愿再谈及任何行刺过程。

　　毕竟是杀人，白世维也有“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

　　陈恭澍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郑重地强调一句，千万不能忽视‘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这项因素，因为这才是动力。”

　　当年秋，北平站扩大编组，增补武器装备，正式建立行动组，擢升白世维为行动组长，组员有王文、张逢义等人。

　　上海滩的密谋

　　平、津站成功锄奸，使特务处及华东区全体特工受到极大鼓舞，华东区的开山第一枪也开始从策划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6月初，戴笠亲赴上海，租住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一幢二层楼寓所中，并在此召集区长余乐醒、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等人开会，商议暗杀行动人选，部署行动计划。

　　上海行动组共有特工十余人，组部设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内，副组长王克全与其他组员均住在这里；组长赵理君单独一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

　　戴笠从行动组中挑选赵理君、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五人，组成行动小组，由赵理君、王克全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赵理君，字丽君，四川浦江人，生于190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特务处的经历，与陈恭澍、戚南谱等人基本相同，先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经选拔进入“洪公祠特训班”，特训班结束后被派往上海区，以“陶士能”“赵士俊”等化名，从事情报工作。行动组成立后，出任行动组组长。

　　赵理君行动敏捷，处事果敢，临危不乱，是戴笠麾下又一员深受赏识的爱将，也是后来与陈恭澍、王天木齐名的军统“三大杀手”之一。

　　王克全的出身则不相同，他是作为共产党的叛徒，加入复兴社特务处的。

　　王克全出生于1906年，安徽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出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加入特务处上海区。

　　当然，王克全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后来名列军统“四小杀手”，与白世维齐名。

　　他最大的特点是心思缜密，做事滴水不漏，给赵理君做副手，正可互为长短，相得益彰。

　　行动小组人选确定后，戴笠在行动组组部召集相关人员开会，沈醉作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被通知参加会议，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杨杏佛的近况及行动规律。

　　杨杏佛原住霞飞坊五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搬出原住宅，寄居在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内。他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马厩中养了两匹良种马，每逢周日都会早早起床，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锻炼一至两个小时。

　　根据杨杏佛这一生活习惯，赵理君认为，趁杨杏佛外出骑马之机，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埋伏刺杀，下手机会多，成功把握大，也便于撤退。

　　戴笠也认同这一方案易于成功，但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分析说：

　　“大西路、中山路属于华界，虽易于得手，易于撤退，却不易善后。姓杨的身份非同一般，在华界发生问题，各界必然会追究政府责任，警方对这个案子是破还是不破？无论怎样都不好向舆论交代。”

　　赵理君不得不承认，戴笠的考虑不无道理：

　　“如此看来，只有在租界动手，不负破案责任，才能干净利索地抽身。”

　　“是的。其实在中央研究院附近动手，机会也很多，成功把握也不小，只是行动要干脆利落，撤退要快，否则一旦惊动巡捕，被纠缠住，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戴笠的想法，经过行动组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在法租界中研院附近执行这次暗杀行动。

　　6月17日晚，戴笠再次来到行动组组部。按事先安排，屋里已挂上蒋介石的肖像，戴笠用威严冷峻的目光将大家扫视一遍，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意义”，然后话锋一转说：

　　“请大家记住：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我们的行动对象身份特殊，他不是人人喊打的汉奸，而是打着民主、抗日旗号的亲共分子，他的所作所为，是以另一种形式破坏安定，制造混乱，严重损害了党国的利益，是一种反国家、反政府、反领袖的行为，对这种人，必须严惩不贷！”

　　嗣后，全体人员起立，面朝蒋介石肖像，举手宣誓：不成功则成仁，如若被捕，立即自杀，绝不泄露机密。

　　杨杏佛遇刺身亡

　　6月18日是星期日，清晨六时许，行动小组悄然出发。

　　此时租界的繁华地带已是熙熙攘攘，亚尔培路中研院一带却仿佛在睡梦中尚未醒来，偶有行人走过，也是脚步轻轻，越发衬托出清晨的静谧。

　　行动小组的轿车徐徐驶入亚尔培路，在向马斯南路的拐角处缓缓停下。车上下来四个人，随即分散走开，走向中研院大门附近的不同位置，分别埋伏在大树后或墙角等隐蔽处。

　　这四个人就是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组长赵理君则留在车上，负责指挥接应。

　　几人在中研院门口埋伏等候了足足两个小时，八时许，杨杏佛终于出现在院中。

　　他身着鹿皮上衣、骑马裤，头戴灰色呢帽，身边跟着一个男孩，是他正在大同大学附中读书的儿子——14岁的杨小佛。

　　杨小佛是昨晚被杨杏佛接到中研院的，今天的骑马路线也因此改变，不再是大西路、中山路一带，而是西郊丰兆公园，父子俩准备到公园骑马。

　　当时院中停着两辆车，杨杏佛先是带儿子登上一辆道奇牌轿车，等了一会儿不见司机福生的踪影，又换乘一辆篷车。

　　父子俩上车后，杨杏佛指示司机祥度去大西路马厩。

　　当汽车缓缓开出中研院大门时，埋伏在大门周围的行动人员从隐蔽处跳出，分别举起手中的驳壳枪，从不同的方位同时向车内猛烈射击。

　　司机祥度身中两枪，推门而逃。杨杏佛为了保护儿子，第一时间扑倒在杨小佛身上，身中三枪；杨小佛仅右腿被击中一枪。

　　枪声惊动了法租界巡捕，尖厉的警笛声随之响起。

　　王克全见杨杏佛倒在血泊中，立即招呼大家撤退。

　　赵理君已发动汽车，做好接应准备。

　　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飞奔着跑过来，跳上汽车。过得诚却在慌乱中跑错方向，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赵理君在车上急得大喊：

　　“混蛋，往这边跑！”

　　当过得诚调转方向，朝汽车方向跑来时，荷枪实弹的法国巡捕已经包抄过来。

　　来不及了！

　　赵理君瞬间做出一个决定，用力踩下了油门，汽车随之开动。身后传来过得诚声嘶力竭的喊声：

　　“等等我！等等我！”

　　赵理君蓦然回身，一抬手，朝着过得诚“砰”地甩出一枪，迅即驾车离去。

　　然而，这一枪并未击中要害，仅打在过得诚的右臂上。过得诚甚至没有停止狂奔，并在情急中跑进一条弄堂。

　　法国巡捕已经追踪而至，过得诚自知在劫难逃，只得“杀身成仁”，举起手枪朝着自己扣动了扳机。但这一枪仍未击中要害，他随即成为法国巡捕的俘虏，被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救治。

　　与此同时，枪声惊动了中研院对面利威汽车公司的俄国职员贝柯克，他从楼上看到了敞篷车上血淋淋的一幕，立时飞奔下楼，跑到敞篷车前。

　　当时杨杏佛尚未气绝，但已不能说话，他示意抢救被压在身下的杨小佛。

　　贝柯克立刻登上汽车，直接驾驶汽车开往广慈医院。杨杏佛终因伤势过重，于上午9时20分离世，杨小佛则在父亲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应该说，戴笠对这次行动总体是满意的，毕竟行动目的已经达到。遗憾的是，行动不够利索，撤退留下了尾巴，为法租界破案留下了“活口”。

　　过得诚在特务组织内化名高德臣，经抢救当天下午已苏醒，在巡捕房的审讯中，过得诚坚称与本案无关，他是路过此处被流弹所伤。虽未透露实情，但说出了他的化名高德臣。

　　这一消息，及时传到了枫林桥戴笠的住所。

　　行动前，戴笠组织行动人员宣誓，目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如今过得诚落入巡捕之手，却不肯“成仁”，成为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不仅会将特务处炸个稀巴烂，更重要的是，会伤及政府，伤及最高领袖，戴笠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戴笠当即下令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

　　“通知范广珍，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范广珍是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目，由杜月笙介绍给戴笠，加入法租界情报组。他多年在巡捕房供职，人际关系广泛，眼线众多，接到指令当晚，便以巡捕房华探身份进入医院，用一包毒药，助过得诚“杀身成仁”。对外则称，过得诚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过得诚一死，“刺杨案”断了线索，成为永久“悬案”。

　　事后，戴笠为抚恤过得诚的家属，除拨付一笔可观的抚恤金外，还从此由特务处及后来的军统局担负起对过得诚儿子的养育之责。军统成立后，戴笠又将过得诚树立为“杀身成仁”的特工典范，并特地将重庆“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道路，命名为“过得诚路”。

　　枪口瞄准史量才

　　在监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的同时，戴笠还奉命派沈醉的情报组监视一名非“同盟”进步人士，即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所以监视史量才，这和他风生水起的报业“生意”以及与“同盟”成员的密切往来有直接关系。

　　史量才，名家修，字量才，出生于1880年，江苏江宁人，后移居松江（今属上海），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时报》主笔。

　　1912年，史量才以15万银洋与张謇合资，盘下上海申报馆，出任总经理。经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申报》销量扶摇直上，很快跻身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报行列。1927年与1929年，史量才又相继购买了《时事新报》《新闻报》大部股权，他本人遂成为上海报界最大的资本家。

　　史量才有自己的办报“生意经”，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民众说些话，才能站住脚”。因此，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史量才对政府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不敢公然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一下”。

　　随着史量才在报界地位的上升，尤其购买《新闻报》股权后，成为报界权威的他，自恃其报业机构设在租界，南京政府对它奈何不了，开始愈来愈大胆地与南京政府对抗。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的政治态度趋向进步，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开提出“安内必先攘外”。并在《申报》上全文刊载宋庆龄关于《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学潮，《申报》在如实报道学潮起因后，又特地发表《中大学潮平议》，称“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实为学潮之根因”，在批评教育日益败坏的同时，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的黑暗。

　　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分别向蒋介石报告了《申报》种种危害党国的行为，蒋介石遂下令“申报禁止邮递”。

　　蒋介石奈何不了租界的申报机构，却能在上海华界与其他地区封杀《申报》，这是史量才始料不及的。

　　租界弹丸之地，“禁邮”等于置《申报》于死地。史量才毕竟是商人，经济利益不能不考虑，于是赶紧托人，向蒋介石缓颊。

　　蒋介石提出“解禁”条件，史量才答应撤换总编辑陈彬和，坚决不同意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编辑和发行。

　　对此，蒋介石没有坚持，总算放史量才一马，《申报》“禁邮”35日后被解禁。

　　但史量才并没有屈服。1932年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在《申报》上广为宣传，极力拥护其政治主张，并发表同盟领导人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人支持抗日与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言论，反对蒋介石“围剿”苏区红军。此后，又详尽报道了杨杏佛的华北之行，以及宋庆龄、杨杏佛在南京营救政治犯的活动。

　　也正因为史量才与同盟关系密切，戴笠在奉命监视同盟主要领导人时，史量才也被列入其中。当时也只是监视而已，蒋介石并未打算除掉史量才。最终令蒋介石动了杀机的，是有情报显示，史量才不仅同情共产党，而且曾对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予经济援助。

　　杨杏佛遇刺一年后，即1934年夏初，戴笠得到暗杀史量才的指令。

　　然而史量才不同于杨杏佛，他不仅行踪不定，难以掌握其生活规律，而且出门必坐防弹保险汽车，身边跟随保镖，警惕性极高。

　　史量才处处提防，开初并非防备政治暗杀，而是防备因财而遭报复；直到杨杏佛遇刺，才开始对南京方面有了防患于未然的准备。但对因财而结下的仇家，一直未敢放松警惕。

　　提起史量才因财结仇，还要从清末官员陶保骏说起。

　　陶保骏，江苏镇江人，上海光复前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革命时，携贪污所得巨额军饷数十万逃到上海，寄居于名妓沈秋水处。未几被沪军都督陈其美逮捕枪决，沈秋水顺手牵羊，拿走了陶保骏带来的巨额财富。

　　岂料，沈秋水妇道人家担不得事，还没来得及享用这天上掉下的馅饼，便因担惊受怕搞得寝食难安，一日数惊。她将此事告诉了往来密切的史量才，史为保护沈秋水，纳她为如夫人，史量才也因此瓦块翻身，有了购进《申报》的巨额资金。

　　再说陶保骏，其家中有一兄一弟，兄为津浦路南段局长，弟为军官，他们很快发现陶保骏的巨额钱财落入史量才之手，扬言要找史量才算账。史量才得此讯息，处处小心提防，甚至为此学习拳术、技击，以防不测。

　　纵使多年来陶家兄弟并未成功付诸行动，史量才仍不敢掉以轻心，尤其随着陶保骏的儿子长大成人，史量才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

　　鉴于史量才的高度警惕与防范，以及“刺杨案”的经验教训，考虑到史量才在上海的影响，戴笠接受任务后格外谨慎，并不急于行动，只是寻找机会，以求一举成功，不留痕迹。

　　沪杭路，赵理君出手

　　“刺史”行动小组由“刺杨”原班人马组成，由于没了过得诚，又增加了行动组组员许建业和司机张秉午，仍以赵理君与王克全为正副组长。

　　最初的行动方案，仍将暗杀地点定为法租界，首先在申报馆和哈同路史量才宅邸周围布控，但一直寻不到下手机会。

　　10月初，一个人的出现，给这次行动带来转机，这个人就是史量才的司机黄锦才。

　　通过上海帮会的关系，行动小组结识了黄锦才，黄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信息：史量才因患胃病将去杭州私宅——秋水山庄度假疗养一个月。

　　10月6日，史量才果然携家眷乘坐保险汽车前往杭州，入住秋水山庄。

　　戴笠随机应变，与行动小组同期抵达杭州，经过一番勘察后认为，在秋水山庄附近动手，成功几率可为百分之百，只是会给省会警察局带来麻烦，尤其警察局长正是特务处成员赵龙文。

　　赵龙文在出任浙江警校校长不久，即被指派兼任杭州警察局长。他是特务处打入警界以及其他公开机构最早的人员之一，也是特务处利用公开身份掩护秘密行动的开始。赵龙文出任局长后，很快将整个警察局几乎全部收入特务处囊中。

　　在赵龙文的辖区实施狙击，赵龙文破不破案都将不好交代。

　　最后研究决定，将暗杀地点选在远离杭州市区的返沪必经之路——海宁县（今海宁市）博爱镇附近。这里非杭州管辖，又地旷人稀便于行动，且附近便是特务处控制的杭州笕桥机场，万一发生不测也便于接应。

　　在杭州布置好一切，戴笠先行返回南京。

　　11月13日下午三时许，在沪杭公路上，一辆黑色轿车从杭州向上海方向行驶。车上坐的正是五十多岁的史量才。他看上去面容瘦削，精神略显疲惫。

　　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如夫人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泳赓及其同学邓祖询，开车的是他最信任的司机黄锦才。

　　当汽车行驶到海宁县境内博爱镇附近，距翁家埠两公里的地方时，被一辆老式别克敞篷汽车挡住了去路。敞篷车挂着京字七十二号车牌，仿佛失控抛锚，横在公路中央。有人在检修，有人在一旁静候。

　　看到史量才的汽车驶来，有人示意司机减速。

　　史量才的汽车随即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眼看离抛锚汽车越来越近，突然，围在车边的人齐刷刷拔出手枪，并有人向史的座驾射击，一枪打爆车胎，汽车立时失控，像喝多了酒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六名男子对着汽车玻璃一阵猛烈射击，他们使用的是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手枪，似乎专为射击保险汽车所配。

　　前面厚厚的玻璃被击透，司机黄锦才与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当场被击毙。

　　后门的玻璃与钢板一时未被击穿，史咏赓打开车门，用车门挡住密集的子弹，与其父史量才一前一后狂奔出逃。

　　杀手误以史咏赓为史量才，立即有三人紧随其后，穷追不舍，边追边开枪射击。好在史咏赓年轻体健，在学校又是一名运动健将，跑起来有如“飞毛腿”，三名杀手连发20多枪都没有击中，史咏赓最终从田野中逃脱。

　　史量才则不然，他原本瘦削体弱，又年过五旬平时缺少锻炼，跑起来跌跌撞撞，慌乱中闯进附近一家农舍，眼看后面两名杀手追踪而至，又赶紧从农舍后门逃出，躲进屋后一个干涸的池塘中。

　　处于低洼处的池塘岂是藏身之所，他早已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另一个人的目光之下。这个人正站在池塘前方的大路上，居高临下，对他举起了手枪。

　　这个人就是此次暗杀行动的负责人赵理君。

　　“在这里！”

　　赵理君看到行动小组成员李阿大已从史量才后面追过来，一边对李阿大高喊，一边对准史量才扣动了扳机。

　　史量才头部被击中，霎时血流如注，当即倒地。

　　李阿大随后赶来，对史量才头部又补了一枪，确定死亡后，方转身离去。

　　任务完成，赵理君招呼另外五人，跳上敞篷车，呼啸而去。

　　案发现场只剩了史量才的如夫人沈秋水与其侄女沈丽娟。在史量才父子跳车逃跑之后，两名女眷也相继跳车逃生，好在两人不是杀手目标，除受到惊吓外，沈丽娟的腿被乱弹击中受伤，但无大碍。

　　史咏赓逃脱追杀后，在当地乡民的帮助下赶到航空学校，向航校相关负责人诉说被袭击经过。航校当即派人赶到案发地点，用专车将沈秋水与沈丽娟送回杭州。又联络杭州市政府，派车将史量才、邓祖询、黄锦才的遗体运回杭州。

　　案发后，举国震惊，这显然又是一起无法侦破的“悬案”，唯一可查的线索肇事车辆京字七十二号车牌根本就是伪造的。毫无疑问，该车正是特务处的二手别克牌敞篷车。案发前10月底，该车从南京开抵杭州，一直停放在浙江警官学校车库内。11月13日行动前，该车挂上伪造车牌，在成功刺杀史量才后，于当天深夜驶回南京，在进入南京前换回原有牌照，在夜幕掩映下悄然驶进鸡鹅巷五十三号。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